王阳明（明代1472年—1529年）

    唐宋以前无论已，明兴三百年，名公巨卿间代迭出，或以文德显，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经纬殊途，事功异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气，所云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矣。

    ——清代学者马士琼

    作为士大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王阳明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的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非凡的人格魅力。他一生中先后被朝廷委以诸多的军国要职，功勋卓越，战功累累，无人可及；但他又的的确确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在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留下了极其闪亮的一笔。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阳明心学远祧孟子，直承象山，针对程朱理学越来越脱离人的生命而知识化、外在化的倾向，特别是其末流暴露出来的支离破碎的弊病，以更加简易直截的功夫与“先立乎其大”的入手方法，开辟了另一条与朱子不同的成德之学，拓宽了主体自立自主的精神价值世界，展示了道德自律与人格挺立的实践精义及具体路径。他强调的“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等理论主张，实际就是强调人的内心深处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知识论应该与活泼的生命相结合。

    王阳明是继朱熹之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发展高峰。对一个受传统理学教育多年的文人而言，能走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完成一次如此彻底的思想突破，不得不让后人叹为观止。人们开始从单一的理学体系中解放出来，并学会了用另一种方法来思考问题；明代的哲学思想，也从此多了一个参照系。自“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始终讲学不辍，弟子广布天下，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大学派。直到今天，在当代新儒家中仍具有着深刻的影响。

    王阳明一生著述很多，《传习录》是他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部书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书中阐述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心学观点，体现了致良知、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等思想宗旨，可以说是阳明学说的精华。

    王阳明深受先秦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又直接继承了南宋陆九渊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形成了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心即理”原本就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所以“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

    王阳明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他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伦理规范的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然不同。朱子认为《大学》的“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的“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而“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就是“良知”。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他的主张是以“心即理”为基础，所以同时又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的做法。“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能算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连的。

    在当时社会上、理学发展的过程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纠正时弊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

    总的来说，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就是本心的明白觉悟，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功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内心私欲的屏蔽。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具备较大的普遍性。

    《传习录》中还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越经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至善之心自然作用的体现。这是告诉人们，不要去执著于具体的善行，而要认识自己的本心。

    “四句教”对人心本体的界定，和宋代哲学家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

    《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作，总结了王学之大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而阳明学说作为中国儒学最后一个高峰和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其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越时空的。晚清许多志士仁人对王阳明礼赞有加：林则徐称赞王氏为“国家所祷祈以求”之才，魏源更直截了当地称颂王阳明是“百世之师”，左宗棠也称他是“卓然一代伟人”。在清末革命派中，宋教仁、陈天华等亦多“服膺”王氏之言，更有人将他抬到“亚圣”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仍有其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及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传习录》与阳明学说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其中有一段说：“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又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体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两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的概念，给予《大学》以形而上学的根据。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知道，《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又归结为一纲领：明明德。

    明德，不过是吾心之本性。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此心，此心相同，私欲并不能完全蒙蔽此心，在我们对事物作出直接的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总是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就是说明这一点的好例。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前进。因为如果我们要寻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这些指示，那就是对于良知有所增损，因而也就丧失至善了。这种寻找借口的行为，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

    据说，杨简初见陆九渊，问：“如何是本心？”不妨顺便提一下，“本心”本来是禅宗术语，但是也成为新儒家陆王学派使用的术语。陆九渊引《孟子》的“四端”为答。杨简说他儿时已读此段，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是本心。杨此时任富阳主簿，谈话中间还要办公，断了一场卖扇子的官司。事办完了，又面向陆九渊，再问这个问题。陆说：“适闻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本心。”杨说：“止如斯耶？”陆大声说：“更何有也！”杨顿悟，乃拜陆为师。

    另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天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这个故事没有说，通过谈话，这个贼是否发生了顿悟。但是它和前一个故事，都用的是禅宗教人觉悟的标准的方法。两个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缘故。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有做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冯友兰）

    王阳明的“心学”

    程朱理学在明初被树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后，一直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中叶。弘治年间，王阳明创立“心学”，标志着理学统治地位的瓦解，由孔子开创的儒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最重要的著作《传习录》中，阳明把“心”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他直截了当地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者，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斯举矣。”又进一步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这就是说，万物都是由人心派生出来的东西，只有用心去关照时它们才会真正存在。这样，“心学”就完成了对理学“天理至上”的颠覆。

    很多人以为“心学”与理学是针锋相对的，其实不然。例如阳明说：“心即理。”他并不否认理的存在。他也不反对格物穷理，他说：“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学”的产生是为了理学的振衰起弊。那么二者的根本区别在哪呢？《传习录》二云：“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可见，阳明认为，理是存在的，但必须由“心”里去求，也就是说，心先于理，按阳明的意思，心不仅先于理，心还先于万物。我们可以拿阳明论君臣伦理的话看出二者的区别。《传习录》云：“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就是说，有心才有理。而按照朱熹的话来说，则是“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的区别。

    那么，既然心是宇宙万物之立法者，人应该追求怎样的精神修养呢？阳明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从而把“心学”推向系统完备的理论阶段。《传习录·答陆原静书》云：“良知者，心之本体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又云：“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业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这就是“良知”的巨大作用，如果找到了自己的良知，治国齐家平天下，全都可以了。那么，良知到底是什么呢？虽然阳明说得玄妙，但我们也可从《传习录》中总结出主要的方面。比如，孝悌礼智信是最基本的良知，而其他更多的方面则需要人们努力寻找。

    阳明高举“心学”大旗，其重视个体价值的特点与晚明知识界精英们要求张扬主体意识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是晚明思想解放的开端。比如泰州学派的王艮、王学左派的李贽都与阳明之学一脉相承。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是一位把“心学”平民化的思想家。据说他曾经后车载以老母，身着战国时代的宽袍高帽在北京城里招摇过市，实是“心学”要求张扬个性的激烈表现。李贽则从心学重视主体的基点出发，提出“夫心者，人之私也”（李贽《焚书》）的大胆言论，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解放色彩。

    明清鼎革之际，王门后学空谈心性的学风颇为人诟病，遂兴起王船山等人的经世致用之学。而随着清统治者政权的日渐稳定，统治者大加提倡理学以稳固人心，理学遂再次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撼动的主流位置。虽有考据大师戴震等人试图对抗理学的努力，但与阳明“心学”相比，终显得力不从心。（佚名）

    明代心学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晚年喜爱越城东南的会稽山阳明洞，筑室而居，自号阳明子，因此世称阳明先生。

    阳明先生的生平带有不少传奇色彩。据说这位心学大师出生时，他的祖母梦到神人身着彩衣驾云而来，敲打鼓吹送来一个婴儿，惊醒后便听到孩儿啼声，因此祖父竹轩公将这个新生儿命名为“云”。又传说阳明由母亲郑氏怀胎14个月才出生，直到5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与邻家小童嬉戏，恰巧有一僧人经过，说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听后有所醒悟，便更改了他的名字，阳明便当即能够开口说话了。

    幼年的阳明已经显露天赋，聪颖过人，他开始学说话时，一日忽然诵出祖父平日所读过的书句，家人惊讶地问他是如何学得的，他说：“听祖父读时就已熟记下来了。”可见王阳明的记忆力非同寻常。

    阳明的一生，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在28岁以前，憧憬圣学，希望做天下第一等人，行天下第一等事。他本着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的热血和执著，以及那种自傲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坚持要对国家及社会人民有所裨益。从28岁举进士以后到44岁是阳明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宦海浮沉，遭受贬谪，来到偏僻的龙场。这一阶段阳明生活极端困厄，情绪抑塞沉郁，思想上则是印证的时期，也是他事业和学说成功的开始。从45岁到57岁病逝军中，是他建立事功和学术成熟时期，也是他讲学立教的极盛时期，这是第三阶段。

    阳明一生追求真理，并勇于实践，在朝为官多年，任劳任怨。他28岁在京师考取进士，观政工部，这是他进入仕宦之途的开始。但从此以后，他的职务所辖都是一些小而繁琐的工作，一直抑郁不得志。35岁时，武宗新登基，大家都对新皇帝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刘瑾等宦官乱政，以狗马鹰犬歌舞角抵以娱武宗，武宗便整日沉迷于酒色，废弃朝廷，正直的臣子纷纷遭到陷害排挤，当然包括王阳明。

    王阳明因上疏替忠臣戴铣求情，又痛陈刘瑾等人的罪行，这让刘瑾非常生气，于是想办法将阳明贬至贵州龙场，做龙场驿的驿臣。那是个蛮荒偏远的地方，王阳明却凭着自己的意志，在那种充满瘴疠之气的地方生存下来，并且教育那里尚未开化的居民，教他们架木开棘，居住生活。在这种环境下，阳明反而悟出了“心即理”之说，后来的“致良知”也是由此而生发。此后，他的心境慢慢转向坦然。38岁时在贵阳主讲贵阳书院，开始阐扬知行合一之学。由是贵州学风大盛，至今若到贵州仍随处可见“阳明洞”、“阳明祠”等贵州百姓纪念王阳明的遗迹。

    到了45岁，也就是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便开始一路升迁，替国家立下不少功劳。他巡抚江西、福建等地，剿平了四省边境多年扰民的顽寇；他平定了叛藩宁王宸濠之变，使东南半壁免于涂炭；他还征服了广西一带的土酋，开拓南疆，绥靖了边陲。这一期间，他仍然不停地上疏向皇帝进谏，并多次请求辞官返家，经过再三恳求，终于得到世宗的首肯。从50岁到55岁，他度过了6年家居的生活。这段时间是他思想的成熟期，四面八方来向他讨教学问的人也愈来愈多。与此同时，朝廷面对着纷乱政局无计可施，想起了立下许多汗马功劳的王阳明。56岁时，阳明又再度奉诏，到两广以及江西、湖广地区征讨。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艰巨得几乎不可能承担的任务，他却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阳明在回程的舟上与世长辞。家人询问他的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全集》收录了《王阳明年谱》、《传习录》、《王阳明文集录》、《杂著》、《王阳明书》、《王阳明诗集》等，是王阳明作品收集最为完备的一部著作。阅读这部书，会对王阳明的生平思想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宋代大儒陆九渊，字子静，自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他率先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经王阳明继承和发展，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影响极大。《象山全集》是保留陆九渊文学、哲学作品最详尽的著作，也是全面了解心学一派的必读书。

    当代学者张祥浩所著《王守仁评传》，全面而客观地分析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并对阳明学说的建立、发展和传承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本书语言简洁流畅，说理清晰透辟，资料翔实缜密，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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