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南宋1130年—1200年）

    中国思想家中，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不过三五人，朱熹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起决定性的作用。

    ——著名学者任继愈

    朱熹是南宋时期最著名的理学家，也是中国古代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博览群书，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其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在哲学思想上，朱熹继承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他的理学，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也有很大影响。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也颇为流行。朱熹注意使学术研究和讲学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著述；他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对后代书院的发展、自由讲学风气的提高、学术研究空气的浓厚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这部书也简称为《四书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朱熹在其后半生花费了大量心血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经过40余年的研究探索，到70岁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一章的注释。

    朱熹的意义，首先在于把这四部书汇合在一起，由这四部书构成支持理学思想的一个经典系统；其次以这四种经典作为其“道统”系谱的文本，使从孔子经子思到孟子的历史得到著作的支持；再次是对四部书都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在《四书章句集注》的注释里融贯了理学的思想。明、清两代，《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也成了历次科举考试的标准。原本是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因为有了考试权力和仕途利益作为支持背景，从而成了通行观念进入生活领域，进一步成为风靡知识界的思想与学问趋向，并因此改变了文化的主流和基调，构建了以后几百年间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主要风景。

    朱熹是一位学问渊博的经学家，一生为编撰《四书章句集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称从30岁起便开始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下工夫，因此《四书章句集注》并不仅仅是关于字句的注释，这部书体现了朱熹的全部哲学体系。

    朱熹认为，《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这四部书完整地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他本人则是这一道统的继承和发扬者。因此，他耗半生精力为“四书”分别作了注释，给《大学》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还将四书作为一部“套书”刊行，“四书”之名由此始定。《四书章句集注》引用汉人以后注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15家，引用宋人及同时人之说有41家。朱熹尽量博采众长，较系统地反映了作为一名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

    《四书章句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统”学。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和做法，非常尊崇《大学》、《中庸》和《孟子》，让三者与《论语》并列。《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篇章，至宋代时被单独抽出。朱熹对二书加以注释，并都加了“序”、“序引”，每章之后都进行总括。尤其是《大学》一书，以程颐的《改正大学》为底本，将《大学》重新编排了章节。为了阐释理学思想，还按照自己的意思编撰了一篇《格物传》补入其中，因此称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对《论语》、《孟子》两书未曾改动，而是博览古今注释，择善而从，所以称为“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的编排次序，也颇具深意。朱熹认为，学习《四书》的顺序，应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他注解的《大学章句》内容丰富，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个条目，是理学之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重要著作，儒家世代相传的思想原则，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所以，《大学》和《中庸》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它们的地位可“至比六经”，甚至在六经之上。这一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书章句集注》很重视义理的阐发，是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朱熹学养深厚，学识渊博，他吸收前朝学者的思想精华，并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和阐述，为编撰《四书章句集注》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文字训诂方面，他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力求通达和洗练；在注释解析方面，他并不纠缠于繁琐的考据，而是从整体着眼，探求并掌握原著的思想精神，不受古人的束缚。因此，《四书章句集注》绝不仅仅是关于字句的注释，它反映了朱熹的治学风格，并体现了他的全部哲学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以后，《四书章句集注》所阐释的理学思想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明、清两代都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作为选拔政府官吏的标准。除了其学术影响以外，它还得到历代政府强迫性的灌输。读书人参加国家的各级考试，不能背离《四书章句集注》的观点，否则难以被录取，这也是《四书章句集注》流传久远的一个因素。

    《四书章句集注》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

    朱熹以毕生精力从事学术活动，讲学、著述达40余年。中国思想家中，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不过三五人，朱熹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起决定性的作用。

    《四书章句集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四书章句集注》吸收了唐宋以来的文化积累，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建立了完整的儒教体系，它把各等级的人排到一个被认为适当的社会位置上，建立了封建社会成员的全方位的岗位教育，对安定社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强化内心修养，涤除心灵杂念的儒教经典。把“正心诚意”、“主敬”、“守一”、“格物致知”、“存诚”作为人生修养内容，最终目的在于教人成圣贤，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人伦日用之中得到精神解脱。“极高明而道中庸”，贯彻“内圣外王”之道。

    第三，《四书章句集注》打破传统注释的旧模式。简明通脱，新人耳目。宋儒自称得尧、舜、禹的“心传”及文、武、周公、孔、孟以下千古不传之秘。朱熹的注解，有的有根据，有的根据不多，也有的直抒胸臆，不要古代书本的根据。它的特点是摆脱依傍，不受古人的束缚。

    司马光《论风俗诸子》中说：

    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识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司马光对当时的学风不满而发牢骚。其实不能责怪“新进后生”们，当时青年学者的这些疑古倾向，也是跟他们的前辈们学来的。疑古代经典在北宋已成为风气。疑《周易·系辞》非孔子所作的有欧阳修；疑《周礼》的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疑《孟子》的有司马光、李觏；疑《尚书》的《允征》、《顾命》的有苏轼；疑《诗序》的有晁说之；王安石贬《春秋》，他说《三经新义》，抛开旧传统，独标新解。南宋朱熹疑孔安国的《书序》是魏晋间人作的。

    第四，《四书章句集注》被指定为国家教科书，元明清各代用来开科取士，作为选拔政府官吏的标准。除了用它的学术影响以外，它还得到历代政府强迫性的灌输。读书人参加国家的各级考试，不能背离《四书章句集注》的观点，否则难以被录取，这也是《四书章句集注》流传久远的一个因素。

    如果汉代经学的前一时期称为神学经学，后一时期的经学可称为“儒教经学”。前一时期的经学以宇宙论的形式出现，后一时期的经学（儒教经学）以心性论的形式出现。中间经过魏晋南北朝佛教经学的补充，使儒教经学增加了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内容。它超越了宇宙论和本体论，上升到心性论的理论高度，它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学的高峰，同时也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学已走到了尽头，经学的历史使命已完结了。（任继愈）

    《四书章句集注》与儒家道统

    两宋时期，“退五经而尊四书”。尤其是《大学》、《中庸》之学，已从《礼记》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经典诠释学。宋儒凸显四书的地位，与其崇扬心性义理之学有关，他们实际上是以四书为其思想概念之渊源。

    两宋理学是以“新儒学”的姿态出现的，它的使命是恢复和赓续儒家之道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是开创了兼综训诂与义理的学风，二是贯彻了理学思想以建立新儒学的体系。因此，《四书章句集注》可以说是理学思想的载体。朱熹独具慧眼，发现四书实是其心性义理之渊海，其所倡导的各种观念都可从四书中找到源头。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论，将人心的思维之灵与天下之物的有理构成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而《中庸》的性、道、教诸范畴则是对理学实践的支持。

    《四书章句集注》编排的次第也能反映出理学思想之旨趣。朱熹确立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四书学体系逻辑顺序，《大学》定规模，《论语》立根本，《孟子》观发越，《中庸》求精微，构成了他的以复性为根本指归的理学体系的内在结构，不能移易颠倒。在他看来，《大学》主讲“德”，《论语》主讲“仁”，《孟子》主讲“心”，《中庸》主讲“理”，归根结蒂都是讲一个复归天理的善性，而“四书”学不过是一个复归性善本初的思想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既不像汉唐诸儒那样信古无疑，遵修旧文而无创新，也不像其他宋儒那样，空衍义理而学无根底，而是在继承传统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融合时代的精神，并将经学理学绾成一体，在训诂中包含着义理方法，在理学旨趣下贯彻训诂方法，使《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理学思想的主要著作载体，实践了经学与理学相统一的原则。

    南宋的四书学，是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以“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起到了学术范例的作用，成为一家显说，因其体制的高卓和学术的闳通而在当时被奉为典范，又因其典范价值产生的强大的凝聚力，引发了南宋四书学的潮流。在此之后出现的《大学衍义》、《中庸指归》、《四书集编》等著作，都是朱熹四书学学术活动影响下的产物，但其气象与规模、形式与内容均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朱子。

    （范立舟）

    朱熹字元晦，又字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江西婺源人。父亲朱松是进士出身，从小就教授他儒学经典，朱熹勤奋刻苦，长进很快，立志要钻研圣贤之学。不幸的是，他只有1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朱熹随母亲祝氏定居在福建。

    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考中举人，次年春天又考中了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聚徒讲学。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朱熹上书孝宗，力陈国事，提出了“定计、修政、攘夷”之策，主张抗金，并建议从与民休戚的高度注意选用人才。次年，孝宗召见朱熹，他重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孝宗颇为赞赏。但当时的议和派人物汤思退、洪适等占主导地位，朱熹的抗金主张无法实现。朱熹三次呈上奏章，等待他的却是并无实权，而且还要等着空额补缺的武学博士一职。朱熹非常失望，求得了监南岳庙的差遣。由于金廷议和条件苛刻，孝宗任命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希望再度抗战。为此，朱熹特意叩见张浚，提出了北伐中原的具体建议；还面见张浚之子张栻，要他说服张浚，决不能跟投降派合作，这才离开杭州回崇安。虽然朝廷几次召他做官，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都极力推辞，不肯就职。孝宗说他“安贫守道，廉退可嘉”，极力要他就职，但他还是推辞不就。从此他家居10余年，潜心研究学问，教授弟子，并经常和各地学者交游论学、交流心得。

    朱熹46岁时，浙东学派的大师吕东莱来探访，二人畅论学术，共同整理了北宋各理学家的著作，编纂成《近思录》。当时朱熹和江西的陆象山都是当代大儒，但自成一派，学问见解各不相同。吕东莱又与这二人都是好友，便邀请朱陆两位大师到江西信州的鹅湖寺，希望他们两位好好沟通交流，使学术界不致产生分裂。出席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除朱熹、陆象山、吕东莱外，还有象山的哥哥陆九龄。陆家兄弟对这次讨论会非常重视，兄弟俩在家便开始自行辩论，讨论了一整天。这次讨论会开了10天，朱陆各抒己见，中心议题是“本心”说，由于两人思想已经定型，最后还是未能达成共识。但他们相互切磋、各自争鸣，还游览了鹅湖风景、有诗唱和。虽然观点不同，却从此结为好友，使“鹅湖之会”在中国学术史上成为千古美谈。

    淳熙五年（1178年），宰相史浩推荐朱熹知南康军，朱熹屡辞不许，遂于次年赴任。到任不久，当地发生旱灾饥荒，他全力救灾，减轻了灾害的损失。还于任内倡导教育，重建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宋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朱熹亲自讲学，亲撰教规，体现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教育理念，成为南宋以后中国社会700年间书院办学的典范，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书院经常延揽著名学者来讲学，学术空气相当活跃。1180年，陆象山特来拜访朱熹，请他为其去世不久的哥哥写墓志铭。朱熹顺便请陆象山在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义，陆宏论滔滔，将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的听众有很多人都感动落泪。朱熹也深受感动，特意将陆象山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门。

    1181年，浙东发生饥荒，孝宗调朱熹到浙东救荒。朱熹在浙东救灾，成效卓著，贪官污吏都因惧怕他而自动离开。不久，朱熹见政局不良，又辞职居家，一心讲学。1188年他应召入朝，再度上书，说今日之中国已病入膏肓，从大脑到四肢，处处有病，劝孝宗正心以立大本，教养太子，选贤任能，振纲纪，变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孝宗接到朱熹的奏章时已是深夜，但却马上起床，点燃蜡烛，读完后再就寝。次日便要朱熹任官，但朱熹还是推辞未就。

    宋光宗即位后，朱熹因得罪权臣韩侂胄，遭到攻击陷害。朱子学被称为“伪学”，朱熹的门人也被株连成了“逆党”，他本人则被削职为民，史称“庆元党祸”。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牵连颇广，朱熹的大弟子蔡元定，就因为被牵连而遭贬，结果死在贬所。尽管如此，朱熹还是每天同弟子讲学，有人劝他关闭书院躲一躲，他却笑而不答。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朱熹卒于福建建阳考亭家中，享年71岁。他在逝世前两天，还在为弟子讲学，修改自己的著作，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时的大词人辛弃疾闻朱子逝世，特作祭文：“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谓朱熹的著作会永远流传，朱熹的声名将永垂不朽。

    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下诏，特赠朱熹“太师”称号，追封信国公，并提倡学者习读朱熹著作。从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成为中国的正宗思想体系。他被称为“朱子”，也是孔庙中供奉的“四配十二哲”之一。自元、明、清以后，更被尊崇为“绍道统，立人极”的“万世宗师”，成为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又一位儒家圣人。

    《四书五经》是古代中国社会正统文化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它所包含的内容可谓博大精深，涉及中国古代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形成了一个以天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几千年来钦定的教科书，而且还被西方学者誉为世界四大思想宝库（基督教思想、伊斯兰教思想、佛教思想、儒教思想）之一。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综合研究的一部专著。作者深入研究朱熹时代的历史世界，系统而全面地从直接史料中搜寻相关证据，重建12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文化史与政治史。《上篇》为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一个较广阔的背景，《下篇》则进入朱熹所活跃的历史世界的核心地区，细心地描述了孝宗与光宗、官僚集团和理学集团以及皇权三者的互动关系。本书为专业史学家重构历史的理想与努力做了最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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