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废除秦暴政苛法内容概述
西汉初年曾多次下令废除暴政苛法，今据时间前后列述如下：
（一）、关于诽谤妖言与“除去秦法”问题：《汉书·高帝纪》载汉王元年（前206）冬十月，沛公还军霸上，十一月，“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已，诽谤（说人坏话）者族，偶（成对的人）语者弃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沛公这一段话指出了秦法苛暴，竟至“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焚书时李斯说“以古非今者族”、“偶语诗书者弃市”，沛公之言，当主要指此。所以要“悉除去秦法”。
（二）、关于藏书问题：《汉书·惠帝纪》载：惠帝四年（前191）春三月“除挟（藏）书律”。注引张宴曰：“敢有挟书者族。”秦曾颁布此法，此法至此明令废除。
（三）、关于除三族罪妖言令：《汉书·高后纪》载高后元年（前187）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注引师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就是所谓“除三族罪”。三族罪，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父族、母族、妻族；另一说法为父、子、孙三族等。犯这种罪的人，都要受极残酷的刑。惠帝、高后废除后，文帝时因方士新垣平谋逆，又“复行三族之诛。”所谓“妖言”据师古解释即所谓“过误之语”，实际上所谓“妖言”就是“欺骗、迷惑人”的言论。由于当时认为对妖言罪的处罚太重、太残酷，所以惠帝、吕后才把它与三族罪一同下令废除。
（四）、关于“除收孥诸相坐律令”：关于这条律令《汉书·文帝纪》的记载仅仅上述八个字，太简略。而《史记·孝文本纪》的记载却有近三百字，而且这条法令是经文帝与臣下的辩论后才通过的。《史记·孝文本纪》载孝文皇帝元年（前179）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人善也。今犯法已论，而使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孥，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有关机构都说）：“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治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忠厚），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孥诸相坐律令。”注引应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世。”《汉书》注引师古曰：“孥读与奴同”。在《匡谬正俗》卷二，师古又说：“孥戮者，或以为奴，或加刑戮，无有所赦耳。”总之，孥有两种解释，一为人子，一为奴。此处应当“奴”讲。
总之，从上述有关内容看，所谓“收孥诸相坐律令”，就是罪人的父、母、妻、子和同产的人都要没收为官奴婢。这是一条关于民众身份地位的法律。《史记》卷68《商君列传》载“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汉文帝元年公布的上述法令，就是为了废除这种“收孥相坐”的律令。其目的是把罪人的家属从官奴婢地位解放出来。
（五）、《汉书·文帝纪》：文帝二年（前178）五月下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诏曰：
“今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祈神降祸于人）上，以相约而后相谩（欺也），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在惠帝、高后时已经废除过一次妖言令，可能并未认真贯彻执行。文帝这次是第二次废除，有其自身的特别的含义。在文帝在诏书中指出：由于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讲话，所以使“上无由闻其过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招“来远方之贤良”呢？这是文帝要废除“妖言令”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民用“祝诅”的办法祈求神灵加祸于人，以此相约而后又互相欺骗，吏又认为这是“诽谤”。文帝认为这是“细民之愚”，由于“无知”，触及死罪，朕甚不取。所以规定，此今以后，有犯这种过失的人都不再治罪。总之，文帝废除妖言令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臣下无顾虑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便文帝加以采纳，治理好国家；另外，就是为了赦免那些“无知”的犯有过失的“细民”。这些，都体现了文帝的圣明。这条法律是关于民众言论是否有自由的法律，也关系到统治者是否能听到民众真话的问题。而诽谤妖言也是高帝指出要废除的秦的苛法。所以汉初的统治者一而再地下令废除。
此外，废除秦暴政苛法相对地保证了民众的人身、言论、职业自由，对社会发展有利。
二、汉初以法治国的历史特点：
西汉初年从一开始，就重视以法治国。《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溢削烦苛，兆民大说（悦）。”由于“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拾取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此后，汉初的以法治国有着明显的特点，其表现如下：
（一）、以无为而治为指导的以法治国：关于这一点，《汉书·刑法志》载：“孝惠、高后时，……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注引师古曰：“言以无为之法填安百姓也。”这里所说的国家以“无为之法”使社会安定，使民众“衣食滋殖，刑罚用稀”。这正说明汉代以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是“无为而治”。《汉书·刑法志》又说：
“及文帝即位，躬修玄默（沈静无为），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蓄）积岁增，户口浸（益）息（生），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从轻断），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重罪者也），有刑错之风。”这段记载是说：一是文帝即位后“躬修玄默”，也就是躬谨地遵循着“玄默”的原则。而所谓“玄”可理解为“深奥“；而所谓“默”，可理解为“不语”。辞书上解释“玄默”为“沈静无为”。这就是说文帝以“沈静无为”，也就是以清静无为的思想为指导，劝促免百姓尽力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也都是旧日的功臣，借鉴亡秦的教训，论议务在宽厚。
这使得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日益增多。二是文帝又选张释之为廷尉，犯罪有疑问的从轻断狱让民众满意，所以刑罚大省。以至于每年断狱四百犯重罪的人，所以人们称赞说“有刑错之风”。而所谓“刑错”，也称为“刑措”，就是“刑法搁置不用”。《汉书·文帝纪》赞曰：“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注引应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无所刑也。”这一记载，充分说明，文帝时以法治国取得了成功，同时，这也是无为而治思想指导的产物。
在中国历史上，治理国家好到“刑错不用”，是很少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西周初的成康时期曾出现过。《史记·周本纪》载：“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西汉文帝时期如西周初期一样，受到如此高的评价，说明国家治理的是相当好的。
（二）、皇帝也要服从法律规定：西汉初期是重视以法治国的。而以法治国的一个特点就是皇帝也要服从法律规定。这是以法治国的一个基本要求。这在商鞅变法的实践中与法家慎到的论述中都是很强调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汉初抄写的四篇古佚书，其中《经法》中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据唐兰先生说，这四篇佚文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这说明“黄老术”是非常重视以法治国的。西汉初期，汉文帝就是一位认真尊法的皇帝。
首先，汉文帝选择认真执法的张释之为廷尉。张释之为公车令时，就认真执法，一丝不苟。有次，太子与其弟梁王共坐一车入朝，到司马门不下车，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门”，注引如淳曰：“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所以，张释之弹劾其“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文帝三年（前177），文帝提拔张释之为廷尉。张在廷尉任上执法公平，即使对皇帝也是如此。据《汉书·张释之传》载，有次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注引师古曰：“属，委也。”也就是文帝委托廷尉处理这件事。释之调察这件事时，惊乘舆马的长安县人回答说：“听到天子经过时，自己藏匿在桥下。等久了，以为天子已经过去，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了解了情况后，上奏说：“此人犯跸，当罚金。”所谓跸，就是帝王出行，禁止行人通行。注引如淳曰：“乙令‘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所以，惊了文帝车驾的人所犯的罪，应当罚金四两。没想到听了廷尉的这一结论后，文帝发怒地说：
“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以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事也。’”上述引文的大意是说：“文帝听了廷尉的判决后，面带怒容地说：犯罪者惊吾马，全赖这匹马性情柔和，如果是其他的马，我肯定会受伤，而廷尉判罪却与罚金相当。”张释之回答说：“法者，是天子给天下立的公法。今法律如此规定，如果比规定处罚加重，就会使民众不相信法律。……况且廷尉是天下执法公平的象征，如其倾斜，天下执法官吏也以此为标准，民众该怎么办呢？请陛下考虑。文帝考虑“良久”后说：廷尉说的是对的。这件事说明，文帝是能接受臣下的规劝，改正自己的错误而遵守法律的。
《汉书·张释之传》载的另一件事是说：“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为吏所捕，文帝怒，下廷尉治罪。按照“盗宗庙服御物者”的有关法律治罪，廷尉上奏说：“当弃市”。文帝大怒说，“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所委任的廷尉，应当判其为族诛之罪，即本人及其父母妻子都被处死。而你张释之却以“常法”判为“当弃市”上奏，非吾所以恭承宗庙之意也。
张释之随即免冠叩头谢皇上说：按法律的规定判为弃市罪已足够了。……况且，根据法律的规定盗高庙玉环与双手捧走长陵一掬土，都是死罪。注引如淳曰：“俱死罪也，盗玉环不若盗长陵土之逆。”在此情况下，假令愚民盗取长陵一掬土，陛下应当怎样按照法律加其罪乎！后来“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即文帝与太后商量后，认可了廷尉对盗玉环者判的罪为正当。这正说明汉文帝是位能自省而按法律规定办事的皇帝。
从上述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汉文帝是位能虚心纳谏、以身作则而遵守国法的。这为以法治国，创造了一个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帝这种精神，是值得高度称赞的。
三、重视道德建设、关心民众疾苦：
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动乱、大转变过程中，社会缺乏道德建设。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同时，从春秋战国到汉初统一国家，战争频繁，对民众的生活、疾苦的关心也很不够。汉朝统一后，重视与强化道德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关心民众疾苦，这对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是无法忽视的。
（一）、尊奖孝弟（悌）力田与孝廉：《论语?学而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中的孝，就是孝敬或孝顺父母。其中的弟或悌就是敬爱兄长。据《汉书·惠帝纪》载，惠帝四年（前191）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复其身。”所谓“复其身”，就是免除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力田者的徭役。注引师古曰：“弟者，言能以顺道事其兄也。”既然对兄长强调了要以“顺道”对待，自然对父母的孝就更应当“顺从”了。正因为当时的“孝弟”的道德内涵强调了“顺从”，所以汉朝倡导“孝弟”勉励民众听父兄的话，好好“力田”，从事农业生产。《汉书·高后纪》载高后元年（前187）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注引师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其意思是国家开始设立孝弟力田二千石的高官一人，令其劝勉天下，督促民众从事农业生产。
奖赏孝悌、力田、廉吏：《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二年（前168）三月，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这次赏赐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至百石者，帛三匹。在同一诏书中又说：“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各令率其意以道民焉。”这就是说，要各地按户口数量，设置一定的三老、孝悌力田的固定名额，让他们引导百姓好好从事农业生产。
尊奖孝悌、力田等是西汉初期在道德建设方面的一项最基本的措施；同时也是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一项根本措施。不仅西汉初如此，而且每当社会动乱与大灾荒之后都是如此。如：
宣帝地节四年，诏：“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元康元年：“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同样，东汉明帝、章帝时也有类似的诏书。
另外，景帝时还提拔廉士当官。景帝后二年（前142）五月，诏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赀又不得宦。赀算四得宦。无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注引服虔曰：“赀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资算十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赀又不得宦，故减赀四算矣。”西汉时，有资万钱，纳算赋百二十七钱，为一算。有资十万，纳算赋十算，可以为吏。景帝后二年改为资算四，即家有四万钱，就可以为吏。这就大大降低当官吏的资产限制。按照当时情况，家有十万钱是个中等人家的财产，家有四万钱应算是个比较贫穷的民户。所以景帝的这一改革，使贫穷的士人也可以当官吏了。这有利于国家选拔人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二）、关心民众疾苦与改革肉刑：由于秦朝暴政苛法的影响，所以西汉初年，社会经济残破，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汉政权建立时起，就不断有关心民众疾苦的的措施出现，到文帝时就更为突出。如，文帝元年三月，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边沿）于死亡，而莫之省（视）忧。为民父母将如何？又议所以振贷之。”又曰：“……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有关机构奏请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并要求在县、道令、长“阅视”之后，由丞、尉送至。这一诏令说明，文帝对民众生活是很关心的。再如，景帝元年，春正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这两道诏书说明，西汉初期，文景时，新皇帝即位，首先关心的是民众的生活。
文帝除肉刑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人都把它作为文帝德政之一加以称颂。虽然除肉刑并不是很成功的改革，然而作为一位皇帝关心民众疾苦的仁慈之心却永远地留在了人间。所谓除肉刑指文帝废除了伤害人肌肤肢体的三种刑法。这三种刑法都是从周代继承下来的：一种叫黥刑，也叫墨刑，用刑时用刀刺人面再以黑色染料染之，在面部留下了永远的痕迹。另一种叫劓刑，就是割鼻子。第三种叫刖刑，就是砍断左或右脚。这三种肉刑，毁坏人的容貌，断去其脚肢使人终生残疾，永远无法恢复。
据《汉书·刑法志》载，文帝十三年（前167）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蓉，随其父到长安，上书说：“妾父为吏，……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这段上书主要说明：受刑后，“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想改过自新，也无法恢复到以前。所以自己愿为“官婢”，“赎父刑罪”。文帝见到上书后，下令曰：
“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由）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其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意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文帝在这一诏书中，指斥了这三种肉刑是“不德”的行为。并决定“有意易之”，即用别的刑法加以代替。并指出：“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据文帝的上述诏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讲到废除肉刑时说：“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趾）者，笞五百；当斩为右止（趾）者，……皆弃市。”从这一废除肉刑奏言看：原来用刀刺面用墨染之的黥刑改为“髡钳”；其中髡，是剃去头发之刑，钳是以铁圈束颈的刑。城旦舂根据学者的研究其服役期为五岁，从事男子筑城、女子舂米劳作。原来当割鼻的劓刑，改为“笞三百”。原来当斩左趾的，改为“笞五百”。原来当斩右趾的，改为死刑。这一改革经皇帝批准付诸实施后，发现这一改革是有缺点与过错的，所以《汉书·刑法志》说“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针对存在的问题，景帝时又作了两次改革。一次是：景帝元年（前156），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第二次是：景帝中六年（前144），又下诏曰：“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后又对“笞”的长短、大小、厚薄的尺寸，以及笞臀部等，都进行了规定。除肉刑的改革，到此才算告了一个段落。
文帝在诏令中曾说：“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这就是说，罪人除了受髡钳、笞打之外，在服刑期间还要服一定时期的徭刑役。根据东汉时卫宏在《汉旧仪》卷下的记载，汉代有五种有期徒刑，分别为五年到一年刑：（一）髡钳城旦舂，五岁刑；（二）完成旦舂，四岁刑；（三）鬼薪白粲，三岁刑；（二）司寇，二岁刑；（五）罚作或复作，一岁刑。近现代的学者沈家本、程树德、陈直先生均肯定此一意见。
总的来看，文景时期的刑法改革还存在着问题，如把斩右趾改为死刑，就加重了处罚。再如，宫刑也是肉刑，并未废除。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社会还有这种需要；另外，如果完全禁止宫刑，宫廷中的宦官从那里来。虽然如此，文景时期毕竟创造一个轻刑、刑杀少的辉煌的时期。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相结合，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而且，它与成康之治、贞观之治并列成了中国历史上理想的美好的时期之一，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骄傲。
四、初步恢复与发展学派文化
西汉初期在文化方面的一个贡献是初步恢复与发展了学派文化。在废除秦的“挟（藏）书者族”的法令之后，恢复了藏书自由，各种书籍纷纷出现。汉初最值得注意的是黄老术与儒家文化的恢复与发展。据《文物》1974年10期所载，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篇共一万一千多字；四篇“抄写年代当在惠帝或吕后时期，约公元前194年——前180年”。《文物》同期所载唐兰先生的文章《黄帝四经初探》一文论证了这四篇文章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四经》。这使遗失多年的《黄帝四经》得重新发现。唐兰先生在文中还论证了《黄帝四经》的内容应属法家。这无疑也是正确的。在《经法》一文中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些观点无疑可以说是法家学说中一些经典的观点。所以，有人称其为“道法家”。
马王堆出土帛书使人们认识发生的变化之一，是让人们认识到了“黄老术”的内容乃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结合。据说，新出土的《黄帝四经》是从长沙王相坟墓中发现的。这个事实说明，可能汉初郡守、诸侯王相以上的高级官僚中不少是拥有“黄老术”这类书籍的。
这对认识黄老类书籍的普及情况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秦在焚书坑儒之前设置有博士制度，汉初继承了这一制度，文帝时已有博士七十余人。博士的构成、作用与秦相似。对儒家经典的传承也很注意，到景帝时已设立了三经博士。这三经博士如下：
其一，《诗》博士的设立：鲁有申公、燕有韩婴。据《汉书·楚元王传》“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史记·儒林列传》“韩生（名婴）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史记·儒林列传》又载“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这样，诗博士已有鲁诗、燕诗、齐诗三家。
其二，《书》博士的设立：汉初治《书》以济南伏生最为有名。伏生乃秦博士，文帝时求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仅伏生能治，年已九十余，于是让太常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伏生的尚书在秦焚书时藏于夹壁墙中，汉初丢失几十篇，得二十九篇。伏生教济南张生与欧阳生。《史记》、《汉书》均载文帝时张生为博士。《汉书·儒林传》载，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儿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博士，高孙欧阳余地亦为博士，宣帝时曾在石渠阁论学。
其三，景帝时治《春秋公羊传》的学者以齐人胡母生与广川人董仲舒最为有名，景帝时，二人均为博士。
总之，在文、景时期，已设置了《诗》、《书》、《公羊春秋》三经博士。到武帝时又出现了一个搜求遗书的高潮，这为保存中国的各家各派的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汉初期，儒家、阴阳家等都很活耀。文帝时贾谊认为秦后当为土德，宜改正朔，易服色。文帝十四年（前166）阴阳家公孙臣上书说：秦为水德，汉当为土德，土德应在黄龙出现，“宜改正朔，服色上黄”。第二年果然在陇西成纪县（今甘肃东部）有黄龙出现，并陈述了五德终始说的道理6丞相张苍认为汉为土德，文帝十二年河决金堤，就是符应。文帝认为，汉为土德，但最后未定。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正朔”，建寅。所谓“正”是一年开始的时间，朔是一月开始的时间。秦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汉武帝以农历正月为岁首，这一改动两千多年未变，直到辛亥革命开始用阳历。其他尚有：服色尚黄，数用五等。制定的历法，为太初历。这一改制，从汉初开始，经一百多年，才得以实现。
在西汉初期，虽然以“黄老术”为指导思想，然而各学派的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是如此。如景帝时，齐治《诗》博士辕固生与道家黄生争论汤、武革命就是如此。辕固生认为：汤、武诛桀、纣，天下人心皆归汤、武，所以是正义的行为。黄生则认为：帽子虽破，还得带在头上；鞋虽新，还得穿在脚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上、下之分也。桀、纣虽失道，却是君上。汤、武圣明，却是臣下。以臣下诛君上，不是弑君吗？辕固生则说：按黄生的道理，汉代秦，也是臣弑君吗？景帝作结论时则说：“食肉不食有毒的马肝，不算不知味。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算是愚蠢！”如此的息事宁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引导双双不要去争论这种问题。给了学术争论以自由，这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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