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王在统一国家过程中道家思想的作用
刘邦在当汉王后不同学派的士人都去投奔他，当时还没有指导思想，但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张良、陈平两位谋士起了重要作用。所以，要探讨此问题就不能不从张良与陈平谈起。
（一）、张良的谋略与功绩：张良，字子房。其家祖、父五世相韩。索隐：“良既历代相韩，故知其先韩人”。《后汉书》云“张良出于城父”，城父县属颖川也。即今河南宝丰东人。从《史记·留侯世家》载其事迹有的地方颇为神秘，其师黄石公传授其《太公兵法》就是如此。张良对此兵法“常习诵读之”。黄石公与张良都是属于黄老学派的。高帝说留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所以从张良的谋略与功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道家思想的作用与影响。
其一，项羽入关后至鸿门下，想击沛公刘邦，因张良曾救过项羽季父项伯的命，项伯于是夜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想与张私奔。张说“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张对沛公谈此事后，沛公大惊，双方商量了有关问题。良引见项伯见沛公，饮酒为项伯祝寿，双方结为婚姻关系。让项伯回去说“沛公不敢倍（背）项羽”等等，最后化解了此事。
其二，项羽分封诸侯时，原计划只封汉王巴（巴郡重庆等地）、蜀，张良把汉王赐给自己的“金百溢、珠二斗”献给了项伯。汉王也让张厚赠项伯，请他让项羽把汉中地区也分封给汉王。最后汉王达到了目的。
其三，张良要汉王“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并把此事告项王，又写信对项王说“齐王田荣反”。项王于是“发兵北击齐”，使其不注意汉王。
其四，汉王已定三秦（今关中地区），又以良为成信侯，随汉王击楚，在彭城败归。有次，汉王问张良，谁可与我共同立下打败项王的功劳？张良回答说：九江王黥布、彭越、“而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有此三人，“则楚可破也”。于是汉王派随合说黥布、又使人联系彭越，并使韩信统兵击燕、代、齐、赵。后破项王者，果然“此三人力也”。
其五，汉王三年（前204），项羽围汉王于荥阳，儒生郦食其建议汉王分封六国后人，印已刻好，计划让郦带印前往分封。张良从外来见汉王，汉王问此事如何？张良说了八个不可，汉王说：“竖儒，几败我公事。”遂销去印玺，作罢。
其六、汉四年（前203），“韩信破齐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张良说服汉王“授齐王信印”，并派遣张良“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其七，这年秋天，汉王追项王“至阳夏南，……诸侯期不至。”张良说汉王，“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并指出：君王能自陈国以东到海的地方，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给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并立即派使者见韩、彭说明条件，二人同意，并“请今进兵。”这样，遂围项王于“垓下”，取得了消灭项羽势力的胜利。
其八，关于建都的问题：刘敬说高帝“都关中”。高帝有疑虑。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主张都洛阳。张良说：洛阳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地也。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辅。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起驾，“西都关中”。
其九，关于立太子问题：高帝原立吕后之子刘盈为太子，后又要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大臣多争谏，但无法解决此问题。吕后及其亲信建成侯吕泽无办法，就劫持了留侯张良，强要其想办法，吕后说：“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最后留侯曰：“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如留侯所说，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
高帝十二年（前195），击灭黥布军，病益甚，愈想易太子。张良、叔孙通谏，不听。在祝寿的宴会时，太子身后有四个老人陪同，四人年八十余，须眉皆白。高帝问时，四人各言姓名，并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四人走后，高帝召戚夫人说：我想易太子。有他们四人辅佐，“羽翼已成，难动矣”。人们评价说：高帝“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以上所述张良所提出九大谋略，都是关于秦灭亡后，汉王在兼并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的重大战略与策略问题。汉王采纳了这些谋略，所以取得了胜利。这些谋略对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汉王虽然没有明确以黄老术为指导思想，，但他多次接受了张良的意见，说明道家的思想与意见所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陈平的谋略与功绩：在张良之外，陈平也是汉王的一位重要的谋士。据《集解》、《括地志》等考订，陈平为汴州陈留县东北人，此地原属卫国，后属魏国。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太史公曰：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投奔高帝后，“常出其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智）谋孰能当此者乎？”陈平汉王二年（前205）投奔汉王，为护军中尉等职。其谋略与功绩主要有以下一些：
其一，汉王三年（前204），项羽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对陈平说：“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献反间计，汉王给陈平四万金，不问其出入。陈平在楚军行反间计，挑拨项王与亚父范增、锺离昧等人的关系。使项王怀疑范增等人。范增想迅速攻下荥阳城，项王不听。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还未至彭城，病发而死。
其二，汉王四年（前203），韩信破齐，自立为齐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从，踩汉王足，“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这使韩信能够迅速发兵随汉王灭项羽。因有此功，陈平又以护军中尉从汉王平定燕王臧荼。
其三，高帝五年（前202），灭项羽。后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这年二月，汉王即皇帝位，暂都洛阳。汉六年（前201），“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主张“发兵坑竖子耳”。高帝又问陈平？陈平说韩信知道此事吗？说不知。陈平说“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高帝说“莫及也”。陈平说：“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陛下……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陛下因而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依计而行，果然擒住韩信，回洛阳后，赦韩信以为淮阴侯。并封陈平为户牖侯。
其四，高祖七年（前200）高祖率大军击匈奴，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冒顿单于围困。高帝又用陈平奇计，以单于阏氏解围。“其计秘，世莫得闻”。
后陈平又以护军中尉之职从高帝平定淮南王黥布、代国相国陈稀的谋反，又出奇计。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在统一战争中“六出奇计”，为高帝统一国家立有大功。惠帝六年（前189），曾以王陵为丞相、陈平为左丞相。高后元年又以陈平为右丞相。孝文帝二年，陈平去世。陈平是一位与张良齐名的，为人们所关注的汉王的又一位重要谋士。
总之，从张良、陈平的上述事迹中可以看出，早在曹参、惠帝以“黄老术”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前，汉王就以张、陈运用“黄老术”提出的谋略，统一了国家。这正说明黄老术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黄老术成了汉王事实上的指导思想。
二、文景时期其他学派的作用与影响
刘邦为汉王之后，儒家学派的叔孙通、陆贾等人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文景时期是以黄老术为指导思想的。然而，其他学派也有其作用与影响，也不可忽视。今以贾谊、晁错为例加以说明。
（一）、贾谊的作用与影响：据《汉书》卷48《贾谊传》载：贾谊，洛阳人，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写文章）称于郡中”。并且，“颇通诸家之书”。因河南郡守吴公治理地方为“天下第一”，所以提拔为廷尉。文帝元年（前179）在吴公的推荐下，文帝召贾谊为博士。当时，贾谊年二十余，每有诏令议下，“谊尽为之对，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在一年之中，提拔其为太中大夫。贾谊还认为：汉兴二十余年，应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等，奏之。文帝曾议论任贾谊为公卿，但受到周勃、灌婴等老臣的反对。他们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文帝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在文帝七年（前173）贾谊在《陈政事疏》曾指出汉朝当时存在着迫切需要解决的四个的问题，《古文观止》称这篇文章为《治安策》。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四点：
其一，贾谊考察了汉初诸侯王谋反的事迹，认为“大抵强者先反”，韩信当楚王时最强“则最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贾谊认为：诸侯王的势力太大，有如“一胫（小腿）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大腿）”。其结论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无）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这样，就要求分大诸侯国为若干小国，小国又封其子孙为侯国。这样就会使“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其二，贾谊又认为“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无）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又说：“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其结论是对匈奴的侵掠应积极反击。
其三，贾谊认为：社会两极分化，商人太富。“今民有卖僮者，为之绣衣履丝偏诸缘，……是古天子后服，……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觳之表，薄纨之里，……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以被墙。”“今庶人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差错）也。”在此情况下，“欲天下亡（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饥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其四，贾谊认为：秦朝灭亡的教训说明，汉朝应以仁义、德治治国。在《过秦论》一文贾谊总结秦灭亡的教训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在《陈时政疏》中又说：“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光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公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无）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仇，祸几及于身，子孙诛绝，此天下所共见也。”贾谊在这里以秦速亡为戒，讲专用刑罚暴虐治国之害与以仁义教化治国的优越性，就是希望朝廷以儒家的仁义、德治治理国家。
贾谊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如文帝三年匈奴攻扰上郡，令灌婴领兵到上郡高奴县前往抗击，文帝随军前往，匈奴退走。文帝又去山西太原，济北王刘兴居听说后发兵造反，文帝急派柴武为大将军，统兵十万才平定了叛乱。这种情况决定了文帝只能以黄老术为指导治国，逐步发展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然而，贾谊的主张却符合了后来汉武帝的需要，汉武帝为纪念贾谊，曾提拔他的两个儿子为郡守。
（二）晁错的作用与影响：据《汉书》卷49《爰盎晁错传》载：晁错为颖川人。此地，在今河南中南部。原“学申商刑名”之学。《汉书·艺文志》把晁错所著三十一篇，列入法家类。文帝时，因“天下亡（无）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乃语太常，使人受之”。太常派遣为太常掌故（六百石吏）的晁错从伏生受尚书。此后，晁错因上书言事，被任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又上书言主上与太子知术数的重要性。据注家解释此处所说“术数”是指“刑名之书”与“法制”。文帝曾拜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于太子，太子家称其为“智囊”。史藉说“错为人峭直刻深”，具有法家的特点。
晁错常常上书谏言，有的意见对国家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如前述《汉书·食货志上》所载《贵粟疏》曾建议文帝令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又“令民入粟边”与内地郡县；到粮食储存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减免农民的田租，这一意见被采纳后，曾对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此外，下述意见也起过重要作用，如：
其一，晁错在《募民徙塞下疏》中指出：匈奴人（胡人）的生存特点是“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汉发兵防御“卒少则入，……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针对这种情况，晁错指出：“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是无法防御胡人的。所以，提出建议说：“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并主张对“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所以，对他们待遇一定要优厚，使其“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能如此，则“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戌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利施后世”。文帝“从其言，募民徙塞下。”其二，西汉初年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同姓诸侯王势力太大，如吴王濞有三郡五十三城。文帝时贾谊曾建议削藩，使诸侯王“国小而无邪心”。晁错在文帝时“又言宜削诸侯事”，文帝“虽不尽听”，然而，“太子善错计策”。景帝即位后，先后任命晁错为内史、御史大夫，晁错上书言“诸侯之罪过”，并建议“削其支郡”。景帝三年诏削吴豫章郡、楚东海郡等，吴楚七国就以“以诛错为名”反。爰盎进谗言说诛晁错就可使罢兵，然而诛晁错后，七国依然造反。这个事实说明汉中央政权与吴楚七国的斗争，是中央集权与以同姓诸侯王为代表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而决不是与某个人的矛盾。晁错则是位为解决此矛盾献出了生命的人。
从上所述晁错的事迹中，他的《贵粟疏》、《募民徙塞下疏》与削藩的建议，都被文、景二帝所采纳，对发展经济、抗击匈奴、削藩都有过积极的贡献。
总之，从本节所述内容看：刘邦从当汉王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但在当时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受谋士张良、陈平的影响最大，所以他在客观上受“黄老术”的影响为深。此外，他还在一些问题上受了儒家如叔孙通、陆贾、娄敬等人与纵横家、兵家的影响。从曹参当汉丞相并得到汉惠帝的同意、支持后，就明确了以“黄老术”为汉朝的指导思想，此后一直到文景之治时都是如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汉初期采取了一系列的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从各方面振兴国家的措施。在此同时，也发展其他学派的思想文化，上述儒家贾谊、法家晁错的建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注意与重视，就是其表现。这就为后来西汉中期国家的进一步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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