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与巫术文化
巫术是在原始社会产生的，中国汉代还很盛行。汉武帝时期，宫廷中就发生了三次与巫术有关的重大事件。一次是陈皇后利用巫术诅祝卫子夫，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导致陈皇后被废。二次是有人诬告卫皇后姐夫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诅祝汉武帝，公孙父子死狱中，族诛全家。受牵连的武帝与卫皇后所生两位公主也被诛。三次是治巫蛊的官吏江充诬蔑太子刘据诅祝汉武帝，结果导致长安城中激烈的武装冲突，死者以万计，皇后与太子自杀。这三个事件都是震惊全国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探讨董的天人感应说与巫术文化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巫术有消极巫术与积极巫术，可以服务于个人，也可服务于社会。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后，为江都相时就把巫术用于求雨、止雨。《史记·儒林列传》说董为相后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汉书·董仲舒传》的记载与此相同。董与阴阳家邹衍的学说关系密切，所以用阴阳学说指导求雨、止雨。《春秋繁露》卷16载董求雨、止雨的文章，各篇载有求雨、止雨时举行仪式的祈祷情况。今以春季求雨为例加以说明：县邑祈祷社稷山川，家人在户中祭祀。祈祷时有巫、祝，祝因要向神灵陈告，所以是从清洁、善言辞的巫中选拔出来的。祝、还有小童八人、田啬夫，都要斋戒三日。此外，要在邑的东门外，筑通四方之坛，方八尺。祭祀时用酒、肉浆、肉块、鸡、猪等财物。祝陈告求雨时，还要用长八丈大龙一，各长四丈的小龙七，龙与龙之间相距八尺，皆东向。并挖沟修池，池方八尺，深一尺，内置虾等，又具酒肉。在邑的北门、市中都要放置三年以上公猪焚毁埋掉。幸而得雨，用猪酒盐黍报答等等。董这样用巫术求雨、止雨动用的民工多、时间多、花费的敬神财礼也不少。从春秋后期开始，经战国秦汉修大的水利工程灌田、运输已是常见之事。在此情况下，董用巫术求雨、止雨，企图通过神灵治理水旱，这能说是先进的办法吗？
董仲舒用巫术求雨、止雨决非偶然，而是因为巫术与其天人感应说关系密切。巫术又称为交感巫术或感应巫术。它与董构建天人感应说的原理是一致的，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英国人类学家詹·弗雷泽指出：巫术的思想原则之一是相似律（也叫顺势巫术），相似律的原理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相似律所犯的错误“是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而这一点正是董仲舒构建天人感应说的理论基础。董在《春秋繁露》卷13《人副（符合）天数》一文中说：人“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
胸中达知，象神明也。”又说：人体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与一年的日数相符合。大骨节十二，与一年的月数相符合。内有五脏，与五行的数相符合。外有四肢，与一年春夏秋冬四时的数相符合等等。董就是抓住事物数目与某些现象的相同就说它们是相同的事物。所以，在《春秋繁露》卷12《阴阳义》中说“天……与人相副（符合），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这就把天、人说成是同一的事物。所以，相似律的原理是董构建天人感应说的理论基础。同样，相似律的原理也是董牵强附会解释五行说的理论基础。如五行是构成天地的重要元素。在《春秋繁露》卷13《五行相胜（克）》中，董以五行配物，如以五行配五官，说木者、司农，火者、司马，土者、司营，金者、司徒，水者、司寇。董就是这样以“五”这个相同的数来把这些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并找出其相同之处。又以五行相胜（克）的原理说代表木的司农失职由代表金的“司徒诛之”，五行相胜（克）说就是这样推演出来的。
其二、巫术的另一思想原则是接触律（也叫做接触巫术）。接触律所犯的错误“是把互相接触过的东西看成为总是保持接触的”。而在实践中，接触律与相似律“经常是合在一起进行的。”这会导致，把互相接触过的东西说成是一直保持接触的同一的东西。董仲舒也是如此，在《春秋繁露》卷13《同类相动》中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其去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同类）则应，其验敫然也。试调琴瑟而试之，鼓其宫（五音之一）则他宫应之，鼓其商（五音之一）则他商应之，五音比（同类）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董的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一是“百物其去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这点是做不到的。因世界各种事物都有其特有的本质，如去掉特性，共性也无法存在。所以同是存在于异中的。如人与高等动物马牛等都有同与异，怎么能去掉其异保留其同，而使马牛与人相同呢？二是，“鼓其宫而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同类）而自鸣。”古代的五音是吹拉弹奏各种琴瑟等乐器所发出声音，怎么可能自鸣？所谓自鸣乃声音因空气流动声波折返所发出的回声。至于马鸣、牛鸣所引起的回应，道理与此同。董当时因不了解这个道理，就认为这是同类相动所发出的声音，并且是永远如此。这样董就认为以类相同、天人感应就得到了证明。所以，董接着就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帝王之将兴或将亡，就可分别得到美祥或妖孽。董在这里主要是通过声音的传播来说明事物的以类相召、天人感应。但也说明了他的天人感应与巫术的接触率的原理是一致的。
总之，董仲舒在不同事物的求同上有两个两个基本点与巫术求同的两个规律的原理是相同的。而这两点正是天人感应说产生的理论基础。所以，巫术原理就是天人感应说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说天人感应说是原始社会的巫术民俗文化长期蕴积发展的产物。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内容与遭遇
西周灭亡以后，社会上出现了重民轻天的思潮。春秋时，儒家创始人孔子虽没有否定天（神），但他在《论语？雍也篇》说“敬鬼神而远之”，《述而篇》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在此同时，他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有高道德素质的人，在《雍也篇》当着季康子的面盛赞仲由（子路）、端木赐、冉求有当官理政的才干。所以，孔子是位试图通过人治实现理想的人。
然而，到西汉中期作为儒家学者董仲舒在战国齐人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又提出天人感应说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据《汉书·武帝纪》载这一理论是在元光元年五月举贤良对策时提出的，其具体内容有两点：
其一，符瑞，或称祥瑞、符应等。它是天（神）决定朝代更替、国家兴亡的一种表现或暗示。所以有符瑞降临，就表示受命于天。《汉书·董仲舒传》载董在《举贤良对策》引周武王伐纣时“‘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这种“受命于天”的思想是从古代的传说中发展而来的。邹衍五德终始说鼓吹天（上帝）是朝代更替的主宰，董则鼓吹天子要受命于天才拥有治理国家的权力。所以后来凡要兴起的帝王就说自己拥有受命于天的符瑞。
其二，灾异。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仅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从董仲舒上述对于天人感应说的表达看，他把“天”置于皇帝之上，天对皇帝的施政不满，先以“灾害”来谴告他；如不改正，又出“怪异”使他警惧；如再不改正，就会“伤败乃至”。这样，“天”就成了皇帝的监护者、惩罚者，成了督促皇帝改过自新的上帝。灾异的种类繁多，有水灾、旱灾、风灾、火灾、地震、星相的变化等等。
祥瑞、灾异说的出现应是很早的。后经邹衍、董仲舒的发展，终于形成了天人感应说的治国理论。它的内容就是要国家、民众服从天、敬畏天，把祥瑞、灾异视为天的意志的体现。至于天人感应说的鼓吹者及学说的遭遇与命运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看出：
董在对策后任江都相，“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因建元六年（前135）辽东高庙、长安长陵高园便殿失火，他著文讥刺朝政，认为应诛诸侯谋反者和朝中大臣与诸侯有勾结者。主父偃看到其草稿，未经董同意把草稿交给了汉武帝。武帝征求儒生意见，董的学生吕步舒不知是其师所写，就说是“下愚”，3于是武帝令下吏治罪，当死。后被武帝赦免。此后，董“不敢复言灾异”。这就是他生前的处境。《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记载了讥刺的内容，说灾异应验在元朔六年（前123）淮南王谋反案，田蚡与淮南王交往有逆言。然而此案是在灾异发生十二年后才发生的。这些记载，说明了董这次讥刺朝政，以失败告终。
昭帝时又发生了一件以天人感应影射朝政的案例。据《汉书》卷75《眭弘传》载昭帝时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枯柳复生。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认为这是当有“匹夫为天子者”的征兆。眭弘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所以，他上书要求“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朝廷认为这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眭弘及其同伙“皆伏诛”。但是，新天子即位后，为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的天子，又要利用它。所以，五年后宣帝即位，又征召眭弘之子为郎。
董仲舒认为天意是任德不任刑，任刑为“逆天”。宣帝时“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司隶校尉盖宽饶奏事说“方今……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宣帝以其“怨谤”，下吏治罪，被判大逆不道，后自杀。
以上事例，都说明董的天人感应说和一些治国的理念，不利于社会安定与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屡遭打击。《汉书》卷75眭弘等传《赞曰》中说：
“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贡犹云：‘夫子的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深浅，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这段《赞曰》的大意是说：深明神事，通合天人之道，没有不记载于《易经》、《春秋》的。然而，子贡还是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之。”（《论语？公冶长篇》）汉朝兴起以后，推论阴阳而谈灾异的人，武帝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时则有眭弘（字孟）、夏侯胜等等。而且，这些人中每一个时期都有犯罪与被处死的。武帝时仲舒下吏治罪、夏侯胜囚禁，昭帝时眭弘遭诛戮，哀、平时李寻被流放敦煌郡，此学者之大戒也。至于元成时的京房，学易，本为区区郎官，不知深浅，以灾异危言讥刺，结怨权臣石显等人，犯罪不知退缩，亦因不慎密而被处死，悲夫！
总之，董的天人感应说鼓吹祥瑞、灾异都没有真实的事实作为根据。帝王一般喜欢祥瑞。但迷信祥瑞也有失误，如武帝生昭帝刘弗陵时有祥瑞出现，于是武帝想废立太子，结果导致严重失误。讲灾异帝王常常不愿意听，因为灾异有不利社会安定与统治者、当权者的一面，所以常常招致犯罪或杀身之祸。因此，从董仲舒开始几乎历代都有因讲阴阳灾异而受害的学者。所以归纳出推阴阳灾异，“此学者之大戒也”，以作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末成帝即位，“天人感应”说竟然成了外戚王氏，打击迫害异己与正直朝臣的专权篡汉的工具。有人则靠讲天人感应讨好外戚王氏谋求私利，使天人感应说红极一时。外戚王氏则利用水灾、日蚀等灾异现象，陷害丞相王商致死与成帝许皇后致死、逐成帝之弟定陶恭王回封国、陷害正直大臣王章致死等等。到王莽，则编造祥瑞、天命，制造舆论，欺骗民众，终于篡汉立新。天人感应说充当了外戚王氏改朝换代的工具。
东汉时，由于光武帝、章帝的支持，尤其是白虎观议五经异同，章帝亲自称制临决，班固奉命把讨论结果编为《白虎观》一书。董的天人感应说及谶纬神学都被列为国家与社会的指导思想。这是继西汉末以后的天人感应说的第二次大红大紫。从曹魏始，几乎历代对天人感应说基础上的谶纬神学都加以禁止。包括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北魏也均如此。有的朝代，如隋代曾焚毁其书。究其原因，是因为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有危害社会安定与统治阶级统治的一面。以上这些，就是董天人感应说的遭遇。
三、关于天人感应说的评价问题
天人感应神学，与儒家学说不属同一思想体系。从学术渊源上来考察，它与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学派和秦汉方士的神学思想应属于同一思想体系。由于它打着儒家的招牌，所以在儒生中也流传了起来。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西汉末又出现了谶纬神学，东汉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从曹魏始几乎历代禁止。虽然如此，也很难不让它发挥作用。如隋文帝取代北周前，就“利用谶纬来表示天命所归”，当皇帝以后，又下令禁止谶纬流传。
唐柳宗元曾尖锐指出天人感应说对人是一种欺骗。他说“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班子固，皆……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类淫巫瞽（目盲）史，诳乱（欺骗、迷惑）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这段话意思是说：不只董仲舒一人，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其子班固，皆……推古祥瑞事物说是天命，这种话类似求神的巫祝闭着眼睛说瞎话，欺骗、迷惑后人，怎能知道圣人立最高准则的根本。如要贯彻最好的德治，显大功，则甚失旨趣。这就是柳宗元的评价。
前文已说，巫术的原理已渗透到了“天人感应”之中，对巫术研究多年的英国学者詹？弗雷泽（1851——1941）说：“总之，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上述两人，一位是一千多年以前中国唐朝学者，一位是上世纪的英国学者，二人对董的天人感应神学与巫术的评价，惊人的一致。这种评价的观点是不应忽视的。
那么，应怎样客观地评价天人感应说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为迷信有时也起好作用。詹？弗雷泽对巫术有过客观的评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供人们参考，他说：
“为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人类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进入较为广阔自由的生活，巫术确实作出了贡献。对于人类的裨益决非微不足道。当我们更进一步想到巫术还曾为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如果说巫术曾经做过许多坏事，那末，它也曾经是许多好事的根源；如果说它是谬误之子，那么它也是自由与真理之母。”在原始社会中，巫术能给人以战胜困难的信心、力量、方法与勇气。所以，马林诺夫斯基在谈到科学与巫术的区别时说：“科学所根据的信念，是说经验、努力、与理智为真实；巫术所依靠的信仰，乃是说希望不会失败而欲求不会骗人的。知识底理论是因逻辑而来，巫术的理论则因联想受了欲求的影响而来。”这说明科学相信的是客观真实，而巫术信仰的是希望、欲求、联想。因为原始人类没有科学观念，所以要以神灵为工具，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不仅靠逻辑推理，而且要靠客观事实的证明，这样才能说是科学真理。与科学真理相比较，巫术与天人感应说都是伪科学。因此，詹？弗雷泽的上述评价也适应于天人感应说。所以，天人感应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干预政治的神学、是改朝换代的神学。它的出现是以封建社会民众愚昧无知与封建专制为前提的。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三国时魏文帝因为当时“叔（末）世衰乱，崇信巫史”，所以在黄初五年（224）十二月，诏曰：“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这就是说，从下诏令时起，敢有设置非法的祭祀，传播巫、祝之言，用巫术惑乱人心，都以左道论处，著于法令典籍。这里所谓左道，即邪道。《礼记？王制》：“执左道以乱政，杀。”郑玄注：“若巫蛊及俗禁。”又《三国志》卷23《魏书？常林传》注三引《魏略》说曹魏时令“科禁内学（谶纬神学）、兵书”，有关书籍都要上缴，“匿不送官”的坐罪。上述这两件事，说明曹魏政权，对巫术害人与谶纬神学的态度、比两汉进了一步。
董仲舒的学说与巫术的关系，可能首先是研究巫术的学者加以重视的。胡新生先生在其研究巫术的书说：董仲舒“本人就是一位巫师气味很浓的思想家”。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作者感到史学研究也应加强科学性。所以写了这篇文章，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参考。如有错误，恳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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