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器历史悠久、工艺精湛,堪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代表。在中国文人的诸多雅玩中,它的品位极高。郑逸梅先生在《古代彝器留影识语》中言:“三代之物,垂之今日,足资证考者,钟鼎敦卣而已。至于玉瓷书画,非不可珍也,然肇始远在铜器之后,且易于毁败,一经灾变,炱朽裂损,往往荡焉无存,其寿命之修短,固有不可同日语者。而我又谓玉瓷譬诸美人,书画譬诸雅士,美人之婢如可亲,雅士之渊如可接,然一失之狎亵,一失之旷散,终不若铜器之俨然似正人君子。其端肃清峻,匣足以涤我滓秽,澄我浮伪,检束于身心之为得也。”(《郑逸梅小品》)他把玉瓷比做美人,把书画比做雅士,说铜器像正人君子,可见先生对古铜器似有偏爱,但其所见也不无道理。若从收藏的意义来讲,青铜器肇始于瓷器书画之前,寿命又长,且端肃清峻而高雅,确有其他玩器不可比拟之处。
古铜器早已为人所爱,以至常有人以家藏中拥有一件青铜重器而自豪。据史料记载,清代就有阮元、张廷济、吴式芬、钱坫等一大批古铜器玩家和研究者。如著名学者、文学家、乾隆进士阮元毕生搜罗钟鼎彝器,旁及石刻,一一考订。家中藏器有周虢叔大棼钟、格伯簋寰盘、汉双鱼洗等。他不仅珍藏铜器,还撰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著录铜器自商至汉共551件,摹录文字,附有考释,论述铜器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有关记载与出土情形、对于订正文献的作用。张廷济是嘉庆举人,屡试礼部不等,便结庐隐居,以金石自娱。著有《桂馨堂乐》、《清仪阁题跋》。凡金石书画无不搜聚,尤倾心于铜器。字句兵和先后用重金购得周史颂盘、孔璋钟、商代戊觯、商雕汉宜子孙镫、黄山第三镫、馆陶公主家镫等。张廷济筑清仪阁将古物藏之于内。吴式芬亦酷好金石文字。其《攈古录·金文》著录商周青铜器1324件,收集丰富,摹刻也精善。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收录商周青铜器29器,秦汉16器,其他4器,共计49器,铭文均钩摹原文,有的还有精到的考证,如对汉代铜虎符,还考出了它的源流。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有研究专著的青铜器鉴赏家就有270多位,至于没有留下著录的玩家和收藏者就数不胜数了。
精美的古代青铜器物是极为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尤其是青铜礼器、乐器等器物,更要多加留心,认真保护。据报道,山东省有一位少年在村边的高地上发现一青铜盘的边缘。他爬上山坡,挖出了铜盘等器物。有人想用金钱将这些器物买走,他严辞拒绝。
当他知道这是商代文物时,便毫不犹豫地献给了国家,得到政府的表扬。
喜欢古铜器,收藏青铜器,本来是件好事,但要适度,要符合国家政策。如果违反国家规定,一味着眼于私利,为走私提供方便,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哪些青铜器适合民间收藏?哪些青铜器不宜乃至不可在民间收藏呢?我认为,凡属一些小型兵器、古钱、玺印、日常用具如青铜镜、小带钩等,是可以在民间收藏的。例如兵器的戈、戟、矛、钺、矢镞、弩机等,器件不大,便于收藏把玩,又能增长古代兵器知识,又如带钩这种束腰于皮带一端的挂钩,虽然并不很大,却形状各异,十分精美,有鸭形、棒形、竹节形、琴面形、兽形等,颇具欣赏价值。
玩家出于研究和观赏,留心收集和保存这类青铜器物,是无可非议的。而一些青铜重器,如鼎、盘、罍、卣、壶等,大都属于国家一、二级文物,有的尚属国宝。这样的物件就不宜在民间收藏。
二、青铜器作伪面面观
几年前,笔者到江苏镇江金山公园,见公园展室内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鼎,鼎腹内壁上有铭文12行共133字。此鼎于清道光末年出土于秦中,原先只有铭文2行9字。可是,作伪者又在原铭文上加刻124字,以提高原器的经济价值,当时竟蒙蔽了许多收藏者和金石家。一位叫叶志铣的收藏家以300元购得此器,但经与原拓本对照,才发现鼎上后加的铭文。叶志铣十分烦恼,将鼎送与金山寺。这件事说明青铜器的作伪决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粗俗不堪,有时伪品也是颇有魅力的,并且作伪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金山寺的铜鼎不过是作伪方式的一种——增刻伪铭法。
青铜器规模型、专业性的伪造和经营,是与清朝中叶以来青铜器的收藏热和研究者对古器物的潜心追求紧密相关的。乾隆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和宫廷的倡导,一些身居高位的学者多方搜罗出土的青铜器,并开始步入系统化的研究。在这种风气的促发下,青铜器不仅作为历史实证和文化研究对象,而且被当作财富为人们所收藏,这样也就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古玩业。
于是,青铜器的作伪便成了一个专门的行道,并相继出现了几个作伪大本营。
山东潍县是伪造青铜
器的第一个大本营。潍县作伪的行当至少在清同治年间已初具规模。当时这里是金石收藏和考据家陈介祺(1813—1884年)的家乡。
陈介祺酷爱青铜古器,且有高(高文翰)、赵(赵允中)、杜(杜锡九)、马(马庆灏)四人专门为其奔走搜罗金石器物,故平生藏品甚多。陈介祺还收养一批精于伪造者,如胥芰泉、田雨飘、王西泉、何昆玉、何瑷玉等。“其乡能手尤多,有范寿轩、屏书堂、赵允中、王荩臣、李玉彬、李玉堂、胡廷贞、潘承霖、王海、李懋修等”,“盖士大夫好尚所趋,一时风气使然”(朱剑心《金石学》第二编《说金》)。潍县作伪者大多仿造陈介祺的藏器以蜡胎为模,翻铸铜器,而后埋于地下,使铜器表面生成绿锈或红锈,然后上蜡,作成“熟坑”,以冒充流传有绪的真品。这个大本营以真器为范本,又具备较为全面的作伪技术,他们伪造的青铜器颇能欺骗那些对真器见得少的收藏者。如舀鼎是一件十分著名的重器,上有铭文380多字,原器早年已毁于兵火,仅有拓本存世,作伪者根据著录伪造一件,并铸上铭文。不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是很难揭露其伪装的。
陕西西安是青铜器作伪的又一个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以伪造秦诏版和秦量为“拿手戏”。秦诏版也叫秦量诏版,上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诏书,或二世元年(前209年)诏书,版的四角有孔,用以钉在本制的量器上。秦量则是官方制定的标准量器。秦诏版和秦量均为宝贵的历史文物,多为世人历重,作伪者投收藏者之所求所好,专事伪造诏版和秦量。但由于本身存在弱点,也是经不起检验的。这个大本营曾伪造始皇二十六年诏的铜方斗一器,整体焊接而成,文字软弱拙劣,方斗表层已形成铜的腐蚀层,这绝非在短期内用化学方法所能形成的,可见作伪已有相当年份。
河南洛阳也是青铜器作伪的大本营。众所周知,洛阳是青铜器等古物出土甚多的地区。1928—1930年,该地区古墓被盗掘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被加拿大人怀履光劫往国外,后又将这批文物编成(洛阳古城古墓考),收器达500余件。此后,洛阳的古物更为国内外收藏者所注目。尤其是欧美、日本的古玩商,竟公然提出要求,征购花纹考究的青铜器具。洛阳的作伪者为迎合西方古玩商和收藏者的兴趣,大量伪造名为“法国装”、“东洋装”一类的铜器。他们往往在铜器上复刻花纹,或堆漆仿色,以增强器物本身的“艺术性”。有的还仿造金银器及鎏金银器,亦称“洋装”。这样一来,欧美诸国在掠取很多青铜器真品的同时,也收罗了不少中国人亲手制造的赝品。这种鱼目混杂的现象,曾长期困扰着东西方收藏家对青铜器的鉴赏和研究,时至今日仍是文物市场的一大忧患。
除以上几个大本营之外,还有“小打小闹”,专开作伪作坊的。
作伪作坊的主家多为修补青铜器起家,其作伪本领均经过特别训练。由于他们在长期修补中对青铜器较为熟悉,又具备一套“土洋结合”的技法,其伪品颇能“鱼目混珠”。据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说,济南胡麻子胡世昌,陕西苏亿年、苏兆年、凤眼张,苏州顾湘舟等辈,皆为青铜器作伪的强手。清末间苏州有个周梅谷作坊,伪造青铜器采用失蜡法,技巧精湛,铸造的精细花纹近乎殷墟出土的器物风格,其手法之高超已超过了素以作伪大本营之称的潍县。
1956年,上海博物馆曾处理一批周梅谷作坊的伪器,其中有一件仿商代的虎食人卣,引起一些专家的兴趣,当时竟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极其珍贵而重要的文物,后经反复鉴定,才证明它确是一件赝品。
北京的一些古玩铺也兼营青铜器作伪的买卖。他们伪造纹饰和铭文大多采用刻凿的手法。河北冀县人张济卿年轻时在北京东晓市万隆和修补黑铜器,后来学得一手修理青铜器的手艺。他能在青铜器上雕刻铭文,作伪锈,能将一堆破碎的古铜片恢复成原来青铜器的形状,外形看不出一点破绽。当初,天津有位古董商买了件缺腿的古铜鸭,经他整修后,完美无缺,卖给了北京古董商,用卖古铜鸭的钱,竟换回一家小古玩店的股金。
以上所言都是出于唯利是图而蓄意作伪,至于北宋以来对青铜器的复制和仿造则是铸造者出于对古器的喜爱,则应另当别论。
比如宋大晟编钟是依春秋晚期宋平公时代的宋公戊钟仿制的,传世的宋太和钟和蠕龙纹钟也是仿制的。元、明时代,也有铜仿制品,但铸作草率,更缺乏生气。这些器物虽不难识别,但与三代古器混在一起,对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同样是不利的。
当然,后世仿造的青铜器物也并非毫无收藏价值。笔者有位收藏界的朋友存有一套清代仿制的青铜器编钟,这套编钟大小不一,且有铭文,虽非商周所制,但制作亦堪精美,其经济价值也是十分可观的。
三、鉴别青铜器的“五辨法”
上文提到,青铜器早在宋代已有仿古之作,当时的仿制主要是迎合士大夫的崇古好古心理,并非有意识地骗取钱财。清乾隆以后至民国时期,古玩业兴起,外国人纷纷来华抢购古物,青铜器价格日益昂贵,一部分古玩商争相仿古作伪以牟取暴利,作伪之风愈演愈烈。有的伪器作得相当精巧、华美、逼真,往往能以假乱真。而古玩商和收藏家因辨不出真伪,受骗上当者大有人在。
民国时期,琉璃厂式古斋古玩铺曾花1万元买进一件提梁卣,是赝品,窝在手里卖不出去,由此导致店铺倒闭。有的人作了一辈子古铜生意也会走眼受骗。如上海人吴启周与美籍华人卢芹斋合办了一家美国最大的古玩铺,字号为“吴卢公司”,因吴本人年事已高,便由其外甥叶叔重做掌柜。叶经常从美国回到上海,又来北京购买古玩,同时在苏州与古铜匠刘俊卿开办了一家古铜作坊,曾伪造三四件殷墟铜器,其中有觥、卣等。1937年前后吴回国时,在上海以5万美元(当时合银元12万)从古董商洪玉琳手中将这几件铜器错当真器买下。后来叶叔重从美国回来,发现吴买的这几件铜器就是自己作坊造的伪器。吴自觉脸上无光,从此发誓不买古铜,并嘱托他故去后将这几件东西一起入葬。
行家认为,近现代青铜器的伪制大体有五种手段,一是新造伪器以充旧器法。近百年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等地都有用此法伪制青铜礼器和其他铜器的。二是冷冲法。遇有三代秦汉之器,或落一足,或坠一耳,出土时误为刃器所伤,则以铅补、冷焊、填饰,再点缀颜色,用黄泥调抹,使之成为新出土之状,是为此法。三是屑凑法。即有古器不完整者,或取其耳,或取其足,或取其凿,或取其腹,将各种古器的各部分利用其相似之处而和凑为一器。四是添镌款识。多按照古器合适之文字仿制,再磨熟刀痕,加以药饰,然后再作伪锈。五是补添镶嵌。秦汉以上的镶嵌祭器今日完整无缺者极少,作伪者多搜索古冢遗弃的环珮、珥瑱、珈璋、珌等物或其他出土珠宝玉器酌量补为镶嵌,或无镶嵌而照古器添加。当然,作伪的方法还有很多。这些只是提供收藏者作为识别各种青铜器物的参考。
如何鉴别青铜器的真伪?旧时古玩商和一些收藏者是在没有科学仪器的情况下,通过眼看、手摸、耳闻、鼻嗅、舌舐加以判断,来辨别青铜器的真伪的。他们总结出的“秘诀”概括起来主要是看锈色、辨手头和声响、观花纹与款识、察铜质与器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锈蚀辨伪、纹饰辨伪、铭文辨伪、铸造辨伪和器型辨伪,即所谓“五辨”。
首先是看锈色。凡锈色与器体合一,深浅一致合度,坚实匀净、莹润自然、美妙诱人,乃自然而生之锈,是为真锈。凡锈色浮于器物之上,绿而不莹者,称表皮锈。无论何种锈色,均不润而发出刺眼之色的,行话称“发贼”之物,均为伪制之锈。其次是辨手头和声响。用手掂量,是否过轻和过重:用手鼓击实物,声音清脆微细者,多为真品;铜声混浊者,就值得怀疑。至于花纹与款识,真品与伪作是截然有别的。且不说各代铜器纹饰的时代特征,就从铸作来看,伪品一般都有明显的破绽。因作假的花纹与款识大多是刻的,真器的花纹与款识是铸的,刻的再好,也不像铸的。察铜质与器式也是重要一环。凡在器物的某些部位露出黄铜的质地,都是近世伪造的。铜器的器式,各代不尽相同,同时,各代铜器器式形状虽然很多,但作工极为规律而匀整。而伪造之器,有的则不伦不类,有的则不合尺度,有的则模糊粗糙,其式样与作工是不能与真器相比的。
以上只是鉴别青铜器真伪的经验之谈。实际上,对青铜器的鉴赏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作为收藏者不仅要见得多,还要扎扎实实学习历史、文学和考古知识,掌握现代科学鉴定手法。不过,吸取前人的实践经验,既快而又明确地对实物的真伪作出初步的断定,对收藏者还是必要的。只要深入钻研青铜器的理论知识,广泛接触,长期积累,不管是大本营或小作坊的伪作,还是后世的仿造,大体都能看出个分晓。
四、千姿百态铜带钩
铜带钩是古人束腰皮带一端的挂钩,属于生活用品。它始于春秋,盛于战国至汉,南北朝以后喜用带扣,宋以后改用玉带钩。
带钩的基本形制是下端有钉柱钉于皮带的一头,上端曲首作钩,用以钩挂皮带的另一头,中间有钩体。其形状有棒形、鸭形、琴面形、竹节形、兽形。不管何种形状,钩首多作鸟、兽头形,钩首饰以华美精湛的花纹,有的还嵌有绿松石或错金银花纹。
铜带钩的工艺和造型,既有时代区别,也有地区差异。战国与汉代的带钩相比较,战国带钩背面的钮于后,且钮平呈钉状,汉代带钩之钮居中,钮呈菌状,时代越晚越靠前:带钩正面嵌松石者多为战国,嵌金银者多为汉代:战国带钩钩首的角度大,汉代带钩钩首的角度小,与钩近于平行。从地区特点来看,中原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江南楚地的带钩,形态也不尽相同。如楚地带钩大多错金错银,或镶绿松石,工艺水平较高,而北地一些带钩,其造型、纹饰有的则带有游牧民族的色彩。
目前在古物市场,各种形状的青铜带钩比较常见,价格并不太高。纹饰一般而又无错金银工艺的带钩,一只不过百元;错金银的带钩属精品,价格在数千元。笔者前几年在天津沈阳古玩市场的小摊上仅花150元就买了4件不同形状的青铜带钩。青铜带钩低价可得,一方面与这种藏品不得出口,非法者难以从中获取暴利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藏品的艺术价值和收藏意义尚未被更多的藏家所认识。这种藏品易得、所费不多的现状无疑为国内收藏者提供了购买的机会。
作为保值手段,购藏铜带钩当然以精品为宜。有的带钩工艺精美,且嵌松石或错金,即使价格高于一般藏品的数倍、数十倍,也值得投资购买。因为越是这样的藏品,增值便越高。铜带钩也有假货。古物市场小摊上兜售的赝品大都是用嵌铁片模仿错银的带钩,不但纹饰简单草率,不符合时代风貌,而且形体过大,笨重不堪,表面油黑光亮。战国至汉代的带钩作为生活实用品,是不可能如此粗大的。对此,藏家购买时一定要细心观察分析,以防上当。
五、青铜兵器的价格与行情
青铜兵器是古人用以狩猎和战争中用于进攻及防御的器具,常见的有戈、矛、剑,镞、戟、刀,弩机、铜(尊)等。
戈是一种进攻性兵器,戈上长条形锋刃部分叫援,其下端的延长部分叫胡,援的后段叫内。戈有直内戈、曲内戈和銎内戈三种形式。它盛行于商至战国,秦以后逐渐消失。矛是一种冲刺兵器,通常和盾配合使用。矛分身和骰两部分。它盛行于商至战国,秦汉以后已少见。戟为戈与矛合体的兵器,既用于钩击,又用于刺杀。戟在商周时很少见,故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戟始于西周。钺是古代横用的兵器或刑具,用于砍杀,形似大斧,多见于商至西周早期。剑是手持或佩戴而用于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之兵器,始于商,盛于战国,流行于秦汉。镞即箭头,主要形制为镞身由中脊分左右两叶,叶边缘呈刃状,向前为尖锋,向后成倒刺的后锋,镞后部有的延伸为茎或铤,可以接箭杆。镞在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时均有所见,只是形体上存有差异。弩机是古代利用机械力量远射的兵器。我国新石器时代即有原始的木弩、竹弩,而青铜弩机源于弓,在用手拉弓的基础上,采用机械,这样拉力大,射程远。
铸铜弩机始之于春秋、战国,盛行于汉晋。削刀既是兵器,又是生产工具,有大砍刀和三角形双刃刀两种类型,前者于商代最为流行,后者从商至战国皆用。尊是戈、矛、戟的饰件。
以上列举的青铜兵器,在古物市场均有所见。从市场和摊点上的销售品来看,无论是出口品还是传世品,凡上面不带铭文的,伪造的极少。这是因为一般的兵器过去是卖不上太大的价钱的,伪造无油水可捞。现在青铜兵器的售价仍然不算太高。在古物市场,一件不带铭文的青铜戈或青铜戟也就卖到300元至500元,青铜剑价格在千元以上。笔者曾买到一件战国时代的内刃戈,卖者要价为250元。西周时的戈基本也是这个价钱。青铜兵器,带铭文的,最有购藏价值,但价格比不带铭文的要高出许多。带有铭文的兵器,真品不多;有的则是在原器上后加的,藏家在购买时要认真辨别。
鉴定青铜兵器的真伪除了要看它的形制,还要看器物的锈色。
真器的铜锈,其表层经过氧化已浸入铜器的内里,有的形成晶莹透亮的包膜,有的通体翠绿,格外招人喜爱。这种自然形成的效果与人工作锈存有明显差别。这也是购买青铜兵器的藏家所要掌握的。
六、车马器及其他小型铜器
小件青铜器除各种兵器、带钩外,各种车马器、镜鉴、玺印、小型生产工具等也可为投资对象。镜鉴、玺印将在他文有所涉及,这里仅将车马器、生产工具和某些小件青铜器的收藏价值作一简要介绍。
车马器是古代车马上的饰件。车是王室贵族用来作战、狩猎的陆地交通工具,由车架、车舆、轮、轭四大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包括若干部件——辕、衡、轴及其饰件。车又是由马驾驭的。为了显示威武和保护战马,又于马首或马背等处装饰若干饰件——马冠、当卢、节约、衔、镳和铜泡等。车马器中,苦和辖是用于车轴两端的饰件:衔,俗称马嚼子;镳与衔合用,饰于马颊上,同衔的两端大环相接;毂在车轮的正中,为辐所凑集贯接之物;轭是辕前用以扼制车马之颈的物件;銮铃是轭或衡上的饰物;当卢是马的首饰,饰于马的两眼之间;马冠是系于马额上的饰物;节约是马络头上带与带相交的饰件;铜泡系为络头各种带上的串饰;盖弓帽为车伞上的饰物,辕首饰为车辕首端的饰件;轴饰为舆与轮间轴上的饰件;踵饰为车辕尾端的装饰物,与辕首饰相对应。这些车马器实际上都是些体积不大、造型灵巧的青铜器件,有的部件还有镂空、镶金、错银等工艺,有的镶嵌绿松石,有的饰以精美的花纹。它们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颇具收藏价值。车马器在古物市场亦有所见,一般器件售价只在百元以上。因车马器未被更多的藏家看重,尚属非抢手之物,眼下正是投资购藏的良机。
青铜生产工具有用作耕田的耜,挖沟掘土用的耒,挖土、锄草用的镢,铲土锄草用的铲,用于开垦的锛,用于收割的镰,切割工具的锯、砍伐工具、刮削工具、挖槽打孔之具、穿孔之具铜锥、垂钓之具鱼钩等等。青铜生产工具在古物市场偶有所见,大都无铭文,价格也不高,私人购藏一些,未尝不可。
此外,藏家若有经济实力,还可通过拍卖会出资购买青铜爵、薰炉、灯、符节一类的文物。这类青铜器虽为小件,只要是真品,更具保值功能。
从1992年10月举行的北京国际拍卖会上获知,国内外收藏家对高品位小件青铜器的竞价是相当激烈的。在这次拍卖会上,一件商代铜戈以400美元起价,经买主之间竞争,投买人遂以3000美元成交。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剑以800美元起价,经过买主十个回合的竞价,最终以1万美元成交。拍卖品中还有一件西周铜爵,估价为1.1万至13万美元。数家投买人在开拍之前已看好此物,所以拍卖会便展开竞价。拍卖师以4000美元起价,旋即升至12万、13万、14万至17万;此时买主仍互不相让,以19万、2万、24万、25万、27万竞价,最终一买主以28万获得此物。此番风云角逐提示藏家,小件青铜器的投资潜力的确不可忽视。
七、熠熠生辉古铜镜
镜子古称“鉴”或“镜”。宋代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的名讳,曾将“镜”字改为“照”,故铜镜也叫“铜鉴”和“照子”。我国商周时代的甲骨文中已出现了“鉴”字,字形像一个蹲坐的人侧面对着盆子照脸的模样。(孔子家语)中说:“明镜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进一步说明了镜的作用。
镜,在古铜器中属小巧古朴之品,而且又可在一个较小的空间展现出优美画像或纷繁有序的图形,故而颇受藏家喜爱。清乾嘉以后,金石考据学兴起,文人更倾心于古镜的收存与赏玩。江苏太仓有一位叫徐元润的文人,平生收集古镜精品百余面,多出自汉、唐两代。这些古镜,有的是他用自己的东西与朋友换来的,有的是他从古董商那里买来的。徐将其所存(少数为里人之物)分别注明尺寸、重量、铭文和其他特征,有的还与《宣和博古图》和《西清古鉴》相对照,加上自己的评价,著成《铜仙传》一书。书中对“透光镜”
形成的原理、为何唐镜呈银白色等,均有创解。此后又出现了《藤花亭镜谱》、《小檀栾室镜形》、《古镜图录》、《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簋斋藏镜》、《岩窟藏镜》等有关铜镜的私家著述。其中,尤以梁上椿的《岩窟藏镜》和陈介祺的《簋斋藏镜》为好。此外,冯云鹏与冯云鹓合撰的《金石索》中也把铜鉴作为《金索》中之类。
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铜镜的收藏和鉴赏已经成为一个专项。藏者中,有的在收集各种铜器的同时,兼收古镜;有的则专收古镜,并着力于古镜的研究,专擅古镜的鉴赏。天津画家梁崎平生喜爱文房用品,兼而收藏汉镜,平日摩挲把玩,深得其趣;臧泉家邱思达以收藏古钱为主,同时也收集古镜,两者相互增进,鉴赏能力益强。当年,天津女一中有一位叫陈述的先生则以收藏古镜为主。他的古镜大都黑漆古色,品相极好,他自己便自然成了鉴赏铜镜的专家。解放以后,由于出土铜镜不断增多,在考古学家的队伍中也涌现一批鉴赏铜镜的专门人才。如多年鉴定文物的程长新对古镜作过精深的研究,学有所长,并发表过专著。湖南的周世荣、浙江的王士伦,以及朱士诫、苏健、侯鸿军等人,均对铜镜有独到的见解。
今天,我们对古镜的藏玩可分别从“稀”、“精”、“全”上着眼。
所谓稀,是指传世和出土极为稀少的铜镜种类。除战国和战国以前不同类型的铜镜,汉代和汉代以后也有纹饰图案较少见的铜镜。凡这类铜镜都是收藏者渴望得到的珍品,自然出价也高。
比如,汉镜与战国镜相比,战国镜比汉镜稀见,汉镜中除极为特殊的品类,其收藏价值一般都不如战国镜。再比如,在收藏者看来,汉镜一般是品位很高的藏品,所以很多人热衷于搜罗汉镜。可是,汉镜也有稀见和常见之分。昭明镜、日光镜和规矩镜都是汉镜,但因流传在人们手中的太多了,因而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而变形四叶纹镜和以浮雕手法表现主题纹饰的神兽镜、画像镜因比较少见,比起前者来,便显得贵重得多。还有这种情况:同一类型的镜子,纹饰大略相同,但有的或纹饰复杂一些,或稍稍有所变化,这种铜镜也值得珍视。
所谓精,是指制作精美、纹饰美观、品相甚佳的铜镜。譬如唐镜,因处在大唐时代,一般制作较精,但精中之精之品往往是不可多得的。“精中之精”是说唐镜中纹饰最美、制作最为精良的品类。
其中不仅包括那些工艺考究的金银平脱镜、螺钿镜,也包括风乌透腿镜、双鸾衔绶镜等。这些铜镜均代表了唐代铸镜的最高水平。
如果纹饰清晰,镜面光洁闪亮,又没有破损,那就是唐镜中的上品了。宋、金、元时代本来是铸镜工艺江河日下的时期,但这几个朝代也有代表其工艺特色的铜镜上品。像宋朝的人物故事镜、金朝的双鱼镜都是很有特色的,如果品相好,又很完整,也是颇有收藏价值的。除了看纹饰,还要看镜背的铭文,特别是汉镜和唐镜,配以图案的文字越多,越为收藏者所喜爱。因此,从总体上看,战国、汉朝和唐朝的铜镜价值较高:从每一面铜镜的自身特点来衡量,同一时代的东西,价值也各不相同,对此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看待。
所谓全,是指铜镜的藏品不要单一,要力求丰富多样。在有眼光的收藏者看来,汉、唐的铜镜精品固然宝贵,但汉、唐的镜鉴毕竟是断代之物,要全面浏览中国铜镜的发展脉络和各代不同的风格,还要广泛收罗汉、唐之外不同种类的铜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在多而全上下功夫。汉镜、唐镜有不同的品类,其他朝代的铜镜也有不同的品类。如宋镜不仅图案题材广,而且亚字形、带柄形镜增多;明镜虽没有更多的创新,但有杂宝镜、云龙镜等代表这一时代的铜镜品类。这类铜镜留传于世的为数不少,却往往被人忽略,有时竟混在废铜之中,售价也很低廉。收藏者应设法把它们收集到手,以充一品。笔者十分喜爱铜镜,尤喜汉镜、唐镜。然而在收藏汉唐铜镜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收集宋、明各代不同纹饰的铜镜。现在我既有汉代的四乳七曜镜、四乳四虺镜,唐代的海兽葡萄镜、雀绕花枝镜等,也保存着宋代不同样式的缠枝花草镜、带柄的龟鹤齐寿镜,明代的状元及第镜、为善最乐镜、送子镜。金镜中既有代表其时代特点的双鱼镜,也保存着这个朝代并非招人注目的“长命富贵”铭文镜。此外,还有几面清代的铜镜。这样一来,我的铜镜收藏品类自然就丰富起来,并且从中也看到我国铜镜在各个朝代的发展变化。
古镜中除了铜质的,还有铁质的、铅质的,另外还有石镜,皆称镜中异品,也应在收藏之列。铁镜非以照形,制作中之所以改铜而用铁,大多用于殉葬,有时上面还贴有金片,皆临时饰观,浸剔即脱。笔者收藏一面铁镜,上有斑斑红锈,红锈之中偶有金光闪亮,大概也是殉葬之物。铅镜也作为明器,镜面与铁镜一样,也有五色花纹。作为镜中一品,藏者不可弃之不问。至于石镜,《拾遗记》、《浔阳记》、《述异记》中偶或谈及,现已极为少见。
八、如何鉴别古镜赝品
古铜镜除了唐宋以来进行公开的仿造,民国以来也有出于牟利的目的有意识制作赝品的。但是,这种赝品数量极少,在铸造伪镜上下本钱的古董商更是少见,即使有,也远不像伪造古代稀有钱币那样挖空心思。这是因为:(1)铜镜品类较多,而且同一品类的铜镜就有成百上千的真品流传于世,同稀有古钱相比,其稀罕程度要低得多。伪造出的古镜赝品即使有人当成真品也不会出更高的价钱去购买。(2)中国的铜镜虽镜体不大,但纹饰纷繁。在区区不足20平方厘米的镜背上,又饰纹又铸铭,而造出的古镜却远远不及一枚稀有古钱那样值钱,以赚钱为目的的古玩商是不会干这既费工费料又得不偿失的行当的。(3)铜镜的鉴藏比其他古物的鉴藏起步要晚,以往多年来还没有形成热潮,有时往往受到冷落,其“抢手程度”也不如古代钱币,因此在一些人眼里便显得不太值钱,古玩商们便也很少在伪造古镜上作文章了。
然而,古镜中毕竟有赝品。尽管数量极少,也要引起重视,才不致上当。尤其提起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古镜的收藏有“升温”的趋势。在这种新的信息面前,伪造古镜的行当也开始“升温”了。
新问世的古镜赝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铜质粗劣、纹饰模糊而略为厚重的一类;二是纹饰清楚、闪亮发光的一类;三是作沁作旧酷似真品的“高仿”。一些贩子以专门兜售假古铜镜为业,他们或专卖假货,或将赝品混在真品中,招摇过市,公开叫卖。据笔者观察,当今古镜的赝品以唐海兽葡萄镜及战国三山镜、四山镜等居多,其“高仿”大都是直径较大,纹饰特殊(如人、马、牛之类,或杜撰的图案),但论其价格,往往比真品要低,而且急于售出,心情迫切。
如何辨别古镜赝品?第一,从纹饰上看,真镜大都清晰,而伪品纹饰线条粗壮。如伪造的海兽葡萄镜,纹饰突出,摸起来圪圪垯垯挞,看上去很不自然。第二,从铜质上看,真镜铜质较纯,并且按一定的合金比例;伪品主要是黄铜,又比较粗糙,因此表面上光洁度极差,给人以兀兀秃秃的感觉。若轻轻敲击,真品与伪品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声微而清者真,声浊而哄者赝”(《贮香小品》卷一)。
第三,从锈色上看,真品大多清莹,尤其是传世的汉镜、唐镜,更是光鉴照人;有的古镜赝品属于“高仿”,因作伪者故意做出“黑漆古”,故也有光泽,但这种光泽是一种“贼亮”,看起来很不自然。真品有铜锈的多为出土之物,年远色滞;还有半银半青绿朱砂堆者,这主要是由于年深日久酿成青绿间或杂以红斑。古镜的伪品大多上着绿锈,但绿锈与镜体附着甚浅,浮而不实,用指甲使劲掐一下,就会刮落下来。
收藏古镜应尽量收集镜体完美的佳品。如果有破损或裂痕,就会降低古铜镜自身的价值。因此,收藏者在识别铜镜时还要细心观察其完美程度,是否有粘合的痕迹,听听发出的声音是否对头。有的铜镜出售者把破碎或缺损的铜镜焊粘在一起,甚至将缺损的地方用铜补上,再在补铜之处敷以铜锈,以次充好,对此收藏者不得不防。特别是对那些镜面不光滑、部分条块有绿锈的铜镜,一定要认真鉴别,看一看是自然生长的绿锈,还是故意添补的绿锈,这样才能“以质论价”。
九、古铜镜有仿品
50年代,铜镜鉴定家程长新到上海收藏家刘桂芝家购买铜镜。
从铜镜的造型、纹饰和年款铭辞上看,皆为汉镜特征,但从镜体的质色看,却是银白闪亮,又像唐镜。收藏家固执地认为,此为唐镜,并说:“唐朝是不会仿汉镜的。”程先生经与上海博物馆同志商议,又作了认真观察,断定为唐代仿汉镜。
这件事告诉我们,自唐代以后,宫廷、民间仿古镜开始盛行。
根据实物分析,仿古镜有各种样式,有的仿得逼真,有的仿得粗劣,这就为收藏者鉴藏铜镜提出了一个难题。
唐、宋以后各代为什么要仿照历史上流行的古镜呢?这主要是因为古玩收藏家或古玩店的老板嗜好仿古。他们欣赏古代铜镜别致的造型、精美的纹饰和各种吉祥的铭辞,不大喜爱当时铜镜流行的纹饰和造型,于是便请铸镜工匠按照古代铜镜的样式加以仿作,以供其使用、欣赏、收藏或馈赠亲友之用。这虽然与故意作假去赚取钱财的行为不能等量齐观,却也给今天的人们为一面古镜的断代带来了麻烦。例如有些古铜镜从纹饰图案上看纯属汉物,但从质地上看又与宋镜相似;有些古铜镜从铭文和铸镜工匠姓氏来看均为宋代之征,但从镜型、镜钮和黄中闪黄的铜质上看却为明代特征。所以,收藏者识别古镜必须谨慎从事,切不可麻痹大意。
怎样区分真品与仿制品呢?首先要从花纹、铭文和铜质上看。
宋朝以后的仿镜多用汉唐铜镜直接翻模,铸成的铜镜虽然镜型与汉唐相同,但纹饰、铭文模糊,线条不畅,缺少力度。即使纹理清楚,镜体的厚重、轻薄都不一样,铜质也不相同。一般情况下,“汉镜铜质银白闪灰,唐镜银白闪亮,宋镜铜质黄铜闪红,明镜黄铜闪白,清镜黄铜闪黄”(《铜镜鉴赏》)。除了用汉唐铜镜直接翻模外,还有借助摹本仿照制模,铸成与古镜纹饰、铭文大同小异的铜镜。
但与古镜的差异大都比较明显。如有的在纹饰上加一个、两个或四个十分显眼的楷字或行书字;有的在镜背上加刻边款、边饰或画押;也有的仿镜兼有两个时代的特征,自相矛盾,稍一分析,破绽就露了出来。笔者有两面铜镜,一面是仿汉规矩镜,不但镜体轻薄,纹路也显得板滞,而且呈明显的黄铜质地;另一面仿汉四乳四螭镜,纹路还比较清楚,但在左右各有一行书字。这些迹象明显地告诉我们,这两面镜子其实都是宋朝的仿镜。
区分真品与仿制品还要从铜镜的时代特征上加以分析。因为每个历史时期的铜镜都具有本时代所赋予的基本特征,其镜型、镜纹、镜铭和工艺水平皆有差别。在仿镜身上,既具备真品的一些特点,也摆脱不了本朝代的风格。如唐仿汉镜大多比汉镜厚重,有铭文的极少,铭文的内容与汉镜也不同,镜钮比汉镜略小。又如宋仿汉镜、唐镜,仿汉多为日光镜、昭明镜、清白镜和画像镜;仿唐多为花鸟镜、瑞花镜、双凤镜和八卦镜。不管仿得多么细致,但骨子里仍有明显的宋镜特征。宋仿镜一般为黄铜质,胎薄质软,纹饰模糊,镜钮比汉唐的镜钮要小。再如金仿汉、唐、宋镜,虽然各类镜型都仿,但边缘錾刻官府验记的文字和画押字样;此外,金仿镜一般比宋仿镜要厚重一些,型体稍大一些。元代仿镜甚少,只见有仿汉代“家常富贵”连弧镜、唐代花草镜和宋代人物故事镜的,但元代铜质粗糙,黑地子多,与汉、唐、宋镜截然不同。明清的仿镜各个种类都有。如仿战国的四山镜、蟠螭纹镜,仿汉日光镜、昭明镜、规矩镜、盘龙镜、青盖镜,仿唐海兽葡萄镜、花鸟镜、十二辰镜,仿宋人物镜、湖州镜等,但纹饰远不如汉唐镜精致,也不如宋镜。明清时皇家造镜虽务求精细,可是仿造的镜子镜缘直齐,棱角分明,缺乏生气,镜缘也比宋元仿镜宽厚,有的还作黑地子,酷似黑漆古,但比黑漆古发乌。
由于中国的铜镜各朝代的时代气息较明显,铸造技艺和铜镜的合金成分也不尽一致,只要用心观察,掌握其基本原则,善于比较,区分古镜中的真品和仿制品并不是十分艰深而难以做到的事情。
十、珠光宝色宣德炉
宣德炉一般是指明代宣德年间铸造的仿古铜炉,通常作为宫廷、庙堂、寺院和权势人家焚香之用。宣德炉以其造型精美,铸工精巧,加上真品传世稀少,成为极其名贵的古董珍玩,其价值甚至与三代青铜礼器不相上下。
宣德炉的合金成分与商周青铜器不同,据说是由暹罗国进贡的风磨铜加进金银等其他矿物精炼而成。《青铜器鉴定》一书称宣德炉有三绝:铸造之原料品种比其他铜器要多,除了铜之外,还有金、银贵重材料掺入,故而炉质细腻,呈暗紫色或黑褐色;宣德炉不仅质细,而且皆闪珠光宝色,因为炉料至少要4炼,至多要12炼,炼之繁,质即纯细,器即明;宣德炉器表或散鎏金色,有大有小,小者呈星点状,大者片状,或嵌金,即将薄碎金片镶嵌入器表,故宣德炉金光闪闪。
宣德炉给人总的感觉是“珠光宝色”,但在形状和颜色上也有所差异。其中仿宋烧斑色是最初的颜色,蜡茶本色是宣炉制造中间阶段的颜色,藏经纸色比蜡茶本色更淡一些,是宜炉制造末期的颜色。此外还有鎏金色、粟壳色、茄皮色、棠梨色等。宣炉的器型大多仿宋代《宣和博古图》和宋代古瓷的形制,宫廷、寺庙里摆放的主要是宝鼎、钟、彝之类,书斋里用来焚香的多是口径三寸左右的乳炉及石榴足、戟耳等各种小型彝炉。清代谷应泰《博物要览》认为:鱼耳炉、鳅耳炉、乳炉、百摺彝炉、戟耳炉、天鸡彝炉、方员鼎、石榴足炉、桔囊炉、香奁炉、高足押经炉,都是宣德炉中的上品观赏器物;而角瑞炉、象鼻炉、兽面炉、象头炉、扁炉、六棱四方直角炉、漏空桶炉、竹芦炉、马槽炉、台几炉、三元炉、井口炉、分裆素耳炉、太极炉,式样较为俗气,虽然也是宣德时铸造的,但属于不入流之物。
自明宣德炉成功之后,直至清乾隆年间,无时不有仿制品。其仿制之佳者,足可媲美宣器。仿制最早的是吴邦佐这个人。吴为宣德时参与铸炉之一员,宣炉停铸后,也照宣炉之法,雇用铸造宣炉的工匠,自行铸冶,故其所铸之炉与宣炉不分上下。与吴邦佐同时仿造的还有高氏、且闲主人等,所铸之炉亦甚佳妙。嘉靖初,有学道的仿制;万历、天启间,有施念峰的仿制;还有金陵之甘文堂、苏州之蔡家,均以仿宣而著称。其后,吴中之徐守素、周文甫及汤子祥等,也是仿宣高手。清初巴格之仿宜亦可比宣器。《古玩指南》称:“宣德炉综计不过五千余座,在当时深藏禁内,平人无从得见,幸赖仿制诸贤广为冶铸,使社会得开眼界,仿制伟绩不宜泯也。”
由于宣庙名器极其罕见,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的仿宣器物也堪为珍贵,价值不菲。北京征集到一件署有“大明宣德年制”的错金索耳炉,鬲形敞口,宽沿,方唇、束颈,分裆鬲足,器表呈黑褐色,通体错金花纹及波斯文字,口唇边为连续回纹,束颈上有团花八朵,肩部环错波斯纹一周,腹足部为三组单线番莲花纹和缠枝花灵芝纹。炉外底双圈及波斯文字,铜色淡黄。错金文、花纹高于铜炉表面,器底双圈内为年款,回历855年,相当于明景泰元年,可仿得相当逼真,雕饰绚丽,花纹纤细,是宣德炉传统。《中国文物海外拍卖图录》载有几件晚明和清初的宣炉仿品,都也十分精美。其中,明末清初的铜鎏金瑞兽纹双耳炉,径245厘米,有“云间胡文明制”款,成交价8625万港元;晚明铜螭龙纹香炉,高32厘米,有“大明宣德年制”款,成交价44万港元:清康熙铜四足冲耳长方香炉,有“大明宣德年制”款,成交价161万港元。
以上说的是明代中、后期和清前期的仿宣精品,至于清末和民国年间坊间的伪制宣德炉则是另当别论的。这种宣德炉赝品铜质粗劣,品格卑俗,毫无珍藏价值。旧时北京前门大街路东有两个挂货铺,即专以仿制宣炉为业。他们往往在市上收买大批破旧铜炉,磨去原来的颜色,再使其光亮如金,有的则敷上另一种颜色,如瓦块、猪肝、土红等色,以假充真,销往北京、内蒙古、上海与外洋,收藏者常为其所欺。此外,打磨场、东大市、炭儿胡同等处也有专门伪铸宣炉的。他们用普通的黄铜铸成香炉,再用颜料煮成各种颜色;稍佳者敷以金点,冒充金点炉,以获取高价。还有的作伪者将旧炉镀金,以充鎏金宣炉。由于民国以来市面上伪制宣炉大肆泛滥,收藏者害怕上当,无意购买,古玩店的宣炉生意竟也萧条起来。
现今,市面上销售的所谓宣德炉也多为民国时期的赝品。
鉴定宣德炉主要从造型、质地、重量、色泽、铭文等几方面观察。宣德炉真品造型古朴厚重,重量压手,铭文楷书字体笔画自然流畅。伪器造型笨拙,铭文楷字笔画死板而不自然,而且笔画较粗。凡底部为“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造”之十六字阳文款者,全部为伪品。真品色泽发黯,内含奇光,以火烧之,色彩鲜丽变幻。伪造者虽外表光彩夺目,但器物质地却枯槁,质地色泽虽黄却无真器金黄,而且重量较轻,无压手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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