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二十五年的改革积累的改革红利使得过去十年成为经济增长最好的十年；而过去十年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是导致我们社会越来越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失去的十年要理解未来，我想我们得理解过去，至少要理解过去三十五年的改革的历程。这个三十五年的过去，我们可以有好多的划分，我的一个最简单的划分就是把过去的十年和之前的二十五年区别开来。

    我先从过去的十年（2003—2012）讲。对过去十年我有这样三个判断：第一，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讲，是过去三十五年里最好的十年；第二，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角度讲，是过去三十五年里比较严重的十年；第三，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讲，是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我对过去十年的基本的评价。

    我们先看经济增长。简单说，我们的GDP过去十年平均达到10％的增长率，并且没有大的起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我们的贸易出口增长平均达到20％，我们的外汇储备从2000亿美元增加到34000亿美元，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我们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的排名，从十年前的世界第五位变成了三年前的第二位。所以中国人现在觉得很了不起，有人预测再有二十年中国就超过美国了。

    但是看看我们的社会矛盾，比十年前要激烈得多。我感觉到，现在你要找一个满意的群体好像很难，到处都在抱怨，到处都在发牢骚，没有一个群体总体上是满意的。企业界人士，你去跟他们聊就会发现，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全感，所以好多人开始移民。穷人不满还可以理解，富人也不满，那就不好理解。老百姓不满还可以理解，但你发现政府官员也不满。各种各样的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官员、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政府和知识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我觉得，过去三十五年里，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普遍不满。现在政府遇到一个什么麻烦，好多老百姓当笑话看，似乎这个国家不是我的，这个国家是别人的，与我没关系，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再看体制改革，为什么说是“失去的十年”？过去十年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性的改革，反而有些方面出现了倒退。比如说，前二十五年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到90年代开始国退民进，但是过去十年逆转了这个趋势，变成了国进民退，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势，民营企业越来越弱势。十年前本来已经开始审批制改革，但现在需要审批的项目反倒比原来增加了许多。还有法治的问题。十年前，我们强调建立法治国家，但过去十年，我们已经不再这么强调了。我不需要举更多的例子，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切身的体会，过去十年在改革方面确实是没有大的作为。

    前二十五年的改革红利大家自然会问：经济增长依赖于体制改革，既然我说过去十年改革方面没有进步，那怎么能够取得高增长呢？我的答案是，过去十年的经济成长主要来自前二十五年积累起来的改革红利。

    我来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过去十年，尽管民营企业受到好多的压制，但是我们90％的就业都是由民营企业解决的，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在前二十五年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夹缝里生存，到90年代获得“正宗”地位（就是说，法律上承认了），我们怎么可能有过去十年的高增长？我稍微回顾一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个人做生意一开始只能当个体户，私营企业是不合法的，而后到了1988年，私营企业才变得合法，个人才可以在工商局注册成立私营企业。在这之前办的好多私营企业都是打着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的招牌，就是在法律上那样注册，戴一个“红帽子”，所以后来在90年代，有一个“摘帽子”的运动，就是原来非正式注册的私有企业变成了正式注册的私有企业。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好多的矛盾。当初人家给你戴一个红帽子也不能白戴，所以改制中出现了一些政府部门的敲诈勒索。但是，总体来讲，私有企业的份额不断增长。然后再到了十多年前，出现了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这个行业基本上都是民营的，是靠外资和民营资本发展起来的。当然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那时候不太懂这个东西。

    第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一开始是想在维持国有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放权让利”改善国有企业的效率，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好多都亏损，各地政府被迫出售一些他们控制的国有企业，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有些地方把国有企业整体打包出售，或者单个出售了。

    国企改革十几年前是很艰巨的任务。当时大量国企在亏损，资不抵债，使得银行也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从1994年起，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债务是一个大问题，出现了好多的政策建议，好多的论文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朱镕基总理下了狠心，把坏账问题解决了。我们现在说中国工商银行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很牛气，但大家想想，如果没有那个时候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可能渡过金融危机这一关？不用等美国金融危机我们自己就已经危机了。

    1998年一年，就有将近两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而这些下岗分流的职工，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非国有企业吸纳了。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中国的社会矛盾那时候就会非常激烈。当然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当中也有好多问题，有些遗留的问题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朱镕基90年代下狠心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国有企业的改制和重组，没有国有企业在一些竞争性领域的战略性撤退，没有“抓大放小”，那么我们过去十年不会有那么好的增长。

    第三个是WTO。我刚才讲到，2001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就2000亿美元多一点，当年我们加入WTO的时候好多人担心，中国这下子完蛋了。其实加入WTO之后，国际贸易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平均来讲，出口的年增长率是GDP的1.5到2倍。由此，才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也才有了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加。加入WTO使中国很好地利用了国际市场，尽管外国人也在利用我们的市场，但是总体来讲，这是双赢的博弈。人类过去五百年的进步就是来自相互利用，就是市场一体化、全球化导致的。

    全球化不是今天的问题，几百年前就开始了。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他的大臣马戛尔尼来中国，想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扩大贸易和交流，但我们不让他设。乾隆皇帝说，你们这个小英国，我大清帝国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与你们做生意，回去吧。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那时候让英国在北京开个办事处，中国也在伦敦开个办事处，那么，我想后来的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也许就不会有什么鸦片战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的愚昧、我们的无知、我们的闭关自大，导致了后来的一些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讲历史，脑子里不要有太多的感情色彩，动不动就是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如果我们聪明一点，也许就不会受那么多的欺负。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GDP占全世界的1/3，没有哪个国家敢轻易欺负我们。当然，这只是数字，不能说明我们当时就强大。事实上，当时中国已经是个衰弱的老人，西方是个茁壮成长的年轻人。他看起来身子没有你高、体重没有你重，但是他总要超过你的。西方经过了我之前讲的启蒙运动，后来才有了工业革命，而我们没有。

    我举这三方面的例子，想说明的就是前二十五年改革积累的这些制度资产，是我们过去十年取得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因素。

    社会矛盾激化源自改革停滞但是，为什么过去十年社会矛盾会走向激化呢？我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过去十年我们的改革停滞了，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尽管十年前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但是大家发现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这就是不改革的后果。

    以腐败为例，腐败是现在引起巨大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1992年我在英国的时候，曾与一位英国学者讨论中国的腐败问题，他比较悲观，我说我还是比较乐观，他问我为什么乐观？我说，一个国家，只要它的GDP的增长速度超过腐败的增长速度，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虽然老百姓对腐败不满，但是收入增长快，大家总体上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那就可能是大问题了。我的判断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上讲，腐败在增长，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没有GDP增速快。但过去十年，我觉得腐败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GDP增长速度了。如果政府官员的腐败变得如此严重，你怎么让老百姓觉得满意呢？怎么让企业家觉得满意呢？

    那么，腐败为什么越来越严重了呢？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政府官员的权力越来越大了。农民为什么不腐败？不是因为他们道德水准高，而是因为他们没权。我绝不贬低道德的重要性，掌握同样权力的官员有些腐败，有些不腐败，他们之间的道德水平是有差距的。但是，权力这个诱惑，对任何人都是存在的。现在我们的政府官员拥有这么大的权力，靠反腐败的措施能解决腐败问题吗？恐怕不可能。这就回到我前面讲的西方为什么几百年前就建立宪政，后来又建立民主制度，宪政和民主是约束官员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制度性手段。言论自由对约束政府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些进步，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了自媒体，人们表达意见更方便了，但是总体上我们的言论还不够自由。所以说，我们的社会矛盾激化是改革停滞的结果。

    十年前，改革是有正当性的，过去十年我自己觉得改革的正当性已经变得可疑了。2011年我有一篇文章说，好像整个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变化，指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也是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感受。从1999年开始，我在光华管理学院搞改革，觉得很有正义感，认为这是我的使命。头几年，尽管改革力度很大，也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仍然走出来了，因为大环境是改革，反改革没有正当性，所以即使反改革的人，也只能在私下发牢骚，不敢公开去跟你叫板。但是2003年之后，我觉得学校的改革越来越没有正当性了，反对改革的人可以公开跟你叫板，美名其曰“为了和谐”。这就是整个大气候的变化。

    我又想起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听说广州有些年轻人穿一个背心，上面写着“点背不能怪社会”，就是说，你活得不好只能怪你自己，因为社会给了你机会，你有赚钱的自由，你摆个地摊也行，如果你觉得待在政府或学校里穷，那你可以下海做生意去，不要再抱怨你生活清贫。现在完全变了，每个人都在怪社会。在政府管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不怪政府怪谁呢？在人们没有真正的自由的时候，怨恨一定聚集在心里，一有机会就爆发。政府办的慈善机构捐款中出现的问题也与此有关。

    什么样的社会人们最有慈善之心，最愿意做公益活动？一定是自由的社会、公正的社会。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是全世界大国里最自由的国家，而美国人的慈善活动是最多的，无论人均捐款数量还是志愿者服务时间，都如此。如果政府管得太多，人们就会认为出什么事都是政府的责任，不是自己的责任。私有财产制度下，每个人都会有责任心。政府管多了就谁都没责任心了，原来有责任心的人现在也慢慢没责任心了。

    正是由于过去十年我们改革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出现倒退，整个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变化，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大家才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愤怒。好多人犯罪，包括制造一些恶性爆炸事件，你仔细分析一下，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不公。我们必须分析清楚这些社会问题背后的原因。当然，个别人认为不公不一定是真的不公，因为有些人很古怪，你对他再好，他也觉得你对他不好，那没有办法，我们社会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个公认的正义标准。

    如果大部分人认为这个社会是公正的、正义的，好比做生意的人赚的钱，是辛苦所得，合法所得，老百姓其实也不会有很多的怨恨。我没有发现大家去怨恨李彦宏、马云、马化腾这些人，因为大多数基本上还是认为他们是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打拼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对房地产商，大家有这么多的怨恨？因为确确实实有些人赚钱，就是因为他们有关系能搞到廉价的土地，大家当然就会怨恨。

    那些做生意的人，你不要以为赚钱了他们就没有怨恨了。你想想，如果他老是求爷爷告奶奶，要给政府官员低三下四，最后即便自己赚钱了，也是一肚子怨气。我本来不需要这样的，我可以凭我的能耐、凭我的努力赚钱，但现在不是这样了，我心里当然不舒服。赚了钱的人有怨气，没有赚钱的人怨恨就更大。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穷的人不满，富的人也不满。我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公正规则，而如果规则是公正的，我穷也好、富也好，我认为是公平的，我就不会有那么多怨气。就好比我们上大学，凭分数录取虽然有弊端，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公平的制度。考上的、没考上的，大家都觉得是公平的、公正的。所以，即使我没考上，我也不会去杀老师，不会去杀那个招生的人。

    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前二十五年的改革积累的改革红利使得过去十年成为经济增长最好的十年；而过去十年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是导致我们社会越来越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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