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我认为两个东西最重要：第一个是理念、观念；第二个是领导力。所谓理念、观念，就是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体制、什么样的制度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助于人民的幸福。所谓领导力，是指什么样的人在领导着我们，他们有什么样的担当，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勇气、足够的责任心。

    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我认为两个东西最重要：第一个是理念、观念；第二个是领导力。所谓理念、观念，就是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体制、什么样的制度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助于人民的幸福。所谓领导力，是指什么样的人在领导着我们，他们有什么样的担当，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勇气、足够的责任心。当然，领导力也包括比较好的政治手段和操作技能，以实施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回顾一下过去三十五年改革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简单地说，改革的前二十五年，理念基本是正确的，而且有强的领导力。大家现在一讲到改革，总是说改革好难啊，现在既得利益者那么强大，你怎么去改啊！但我要说的是，其实改革从一开始就有很多既得利益的阻挠，改革不是今天才有既得利益的阻碍。

    任何体制下，都会有既得利益者。你要改变现行的体制，当然会有既得利益者反对。当年农村改革时，谁是既得利益者？原来那些生产队的书记、革委会主任就是既得利益者。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不会下地干农活，只会唱歌、跳舞，但是他们和下地干活的人挣一样的工分，现在包产到户了，这些人都得下地干活，自己养活自己，没有原来那么轻松了。当然还有好多意识形态的障碍。怎么能够搞包产到户，我们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吗？现在怎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这是观念上的一些障碍。但是，农村改革我们还是走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有新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包产到户改革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万里。万里在安徽搞农村改革，当时谁在领导着中国的农业？就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

    陈永贵原来是山西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大寨被树为农业集体化的典型，他的官当得越来越大，最后升职到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包产到户就是对集体化的否定，也是对他的政治地位合法性的否定，他主管农业怎么会同意农村搞包产到户呢？所以，万里面临很多的挑战，受到了很多的指责，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万里怎么回答？万里说，如果你非要让我在农民吃饱饭与你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农民吃饱饭，我不要你那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有一次，农业部开会专门批判包产到户，当时有一个农业部副部长当面指责万里走资本主义道路，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万里实在气得没办法，拍桌子质问这位副部长，说你看你吃得脑满肠肥，而农民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你还不让他们吃饱饭，你居心何在？这就是一种理念。他认为，只有走包产到户的路子、生产责任制的路子，中国农民才有积极性干活，才能吃饱饭。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的宪法也修改了，人民公社就解体了。我们原来没粮食吃，但到了1984年中国的粮食就吃不完了。那时候粮价就大跌，原来城里的人吃的粮食都是陈粮，不是新粮，因为国家粮库总是收进新粮卖出陈粮，现在城里人也能买到新粮了。

    后来自由市场来了，农副产品要啥有啥，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也就没有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广东的改革开放。当时广东和福建是前线，叫“一线”，国家对这些地方没有多少投资，大部分投资都放到了内陆地区的所谓“三线”。广东比邻香港，大家都知道，当时好多广东人偷渡去香港，而香港与广东之间是有铁丝网的，好多人在偷渡时就死在那儿了。1978年，习仲勋被平反之后，派给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广东当第二书记，当时第一书记是韦国清。那时候各省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第三书记，然后才是书记，如果你听说那个年代某某某是某个省的书记，那他大概是五六把手，跟现在不一样。

    但习仲勋作为第二书记是主持工作的，因为韦国清在全国人大有工作。习仲勋上任后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解决偷渡问题，当时会上有一个广东的局级干部站起来就说，原因很简单，农民在这边没白没黑地干活，一年到头仍然吃不饱饭，到了那边，干一年活，就要啥有啥。习仲勋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我撤了你的职。这个同志说，谢谢领导，我早就不想干了。会后习仲勋就下去搞调研，再找其他人谈，最后他自己认识到，那个同志说的话是对的。第二天又专门把这个同志请回来，向他道歉，挽留了他。然后习仲勋就思考怎么使广东的人民也可以通过努力吃饱饭，就采取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措施。当然，这里有中央的支持。

    对广东的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人是谁？任仲夷。1980年11月，任仲夷接替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我们知道，一开放就要引进外资，香港商人过来了，腐败就出现了。你想，香港人随便带一个电子手表什么的送给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就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给他办事了；不送，就不给你办。当然这是一部分人，不是所有人，当时的好多干部还真的有一种理想，跟现在不一样。

    伴随开放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走私。因为两个地方的价格相差太大，那时候好多人靠走私发财。腐败和走私很快就变成了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一些人反对开放政策的重要口实，不断有人向上面打报告，说任仲夷在广东走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回来了。任仲夷就不断被召到北京做检讨。有一次中纪委专门开会讨论广东的问题，任仲夷被批判得很厉害。按照规矩，如果开组织生活会，批判你，你就得装孙子，做检查，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任仲夷也违心地做了检查，但是他想：我回去以后怎么办？我怎么向广东的干部传达这个会议的精神？如果我实话实说，广东干部就会说中央政策要变了，开放不搞了；但如果我不讲实话的话，好像又违反了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所以他很犯难。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回广州之前他找了总书记胡耀邦，问耀邦同志，你说我应该怎样传达会议精神？耀邦笑着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你想怎么传达你就怎么传达。任仲夷心领神会。这就是一种领导力、一种理念。胡耀邦要保护做事的人，给他一定的自由。所以任仲夷回去以后，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了，反腐败要搞，反走私也要搞。你只要搞开放，就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绝对不能由于这个原因，就不改革开放了。

    再举一个例子：个体户、私营企业的出现。个体户出现一开始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因为我们有两千万的知青回城了，政府没法给他们安排工作，国有企业提供不了就业岗位，最后只好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办个体执照，自谋生路。但生意有它自身的规律，个体户一开始是自己干，干好了，你就要雇人，一雇人的话，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就变成剥削了，就与我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不相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阻力。为了克服这个阻力，有一位聪明的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资本论》里的分析，计算出一个结果，就是“雇佣八人以下不叫剥削”。有了这个护身符，小规模的雇工就合法了。但是问题是，有些个体户做得很好，消费者喜欢买他的东西，就突破了八人的限制，雇了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现在公安局问：要不要抓他？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芜湖的年广九，人称“傻子瓜子”。他是炒瓜子的，他的瓜子炒得好，服务也做得好，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雇了几百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当然是剥削了。地方政府官员想抓他，但又不敢贸然行事，最后只好报告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不要抓，一个年广九就破坏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很聪明，他也不说我们要大力发展什么私营企业，但他用否定的方式回答问题，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国家应该往哪儿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体制。这就是一种理念！

    当然，我们知道，还是有好多个体户被抓过。包括像温州，当时算是很开放的地方，也经常抓人。1982年温州有所谓“八大王”，什么纽扣大王、项链大王，政府以打击经济犯罪的名义去抓他们，一个逃跑了，七个都被抓住了，都判了刑，然后到了1984年又给他们平反，说他们是进步的力量。

    那时候我们国家就是这样，改革的阻力很大，但改革的理念和领导力也很强，所以就形成了所谓的“改革—保守周期”，通常是逢双年改革派得势，改革往前走，逢单年保守派得势，改革受阻。如果没有邓小平、胡耀邦这样一些有理念、有魄力的领导人，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1992年，邓小平88岁高龄的时候去南方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为什么？他看到1989年之后，改革停滞了，倒退了，这是了不得的事，如果不能扭转改革倒退的局面，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就前功尽弃。他之前在上海讲了两年没人听，邓小平的声音在北京也传达不出来了，而且《人民日报》还有文章批判他的观点（当然不敢指名道姓，只能指桑骂槐）。最后老人家觉得实在不行了，视察到了武汉，就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这句话很厉害的，很有威慑力。然后他到了深圳、珠海讲话，这个讲话是通过香港的媒体传播出来的，最后再传到中央，然后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后来90年代，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南方讲话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

    这个老人家的理念，了不得。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自己是77级大学生，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受惠者。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因为他认为教育、科技是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教育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都停办了，后来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讲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怎么招生呢？那时候“红”比“专”重要，学习好没用，重要的是思想要好，但是谁的思想好？鬼知道。所以上大学就靠推荐，从“工农兵”中选拔，形成所谓“工农兵学员”。

    当然，推荐这个体制，一开始还不算太离谱，推荐上的人也不是很差。其实好多坏体制一开始都不太离谱，但过两年大家已经找到它的漏洞，就开始利用它牟私利，就开始变坏了。邓小平说，上大学推荐，有些人小学毕业，连初中的东西都没学过，就上大学，这怎么行呢？邓小平决定要恢复高考，用考试的方式选拔大学生，然后让教育部门去办。但当时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很想得通，说毛主席决定的事我们怎么能改呢？那时候“两个凡是”还没有被否定。所以他们就尽量拖延，给邓小平汇报说，恢复高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需要长期的、认真的准备，今年（1977年）肯定来不及了，建议今年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推荐。

    邓小平怎么讲？邓小平说，你们能干得了你们就干，你们干不了，我知道谁干得了。就这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这就是领导力！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别给我找什么借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领导力，就可能说：“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希望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多征求专家的意见，待方案成熟后再实施。”但邓小平不是这样的领导人，你没有办法忽悠他。所以，77级高考是12月举行的，还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各省组织考试，有些省早，有些省比较晚。还有，当时纸张缺乏，没纸印试卷，邓小平批示说，把印毛选五卷的工作停下来，印考试卷子。这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你想想，他居然敢把本来印毛选五卷的纸拿去印考试卷子。这就是邓小平，他有理念，伟大的人物一定是有理念的。

    加入WTO也是前二十五年的一个重要决策，这是江泽民和朱镕基做的。我前面讲了加入WTO对我们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其实还有一点没讲，就是WTO也阻止了我们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倒退。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没有在2001年加入WTO，过去十年的体制倒退可能会更大。有了WTO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来自国际的约束力，你不能太不像话。但是加入WTO的时候，分歧很大，反对的声音既有来自观念的，也有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比如原来我们很多的国有企业，就是靠着关税和配额的保护，才能生存。靠关税来保护，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但是有利于一部分人（包括分配配额的官员），这也是一种既得利益。

    当然，有些人反对加入WTO，是观念、理念的问题。不管什么原因，阻力是很大的。所以朱镕基被人骂成是“卖国贼”，主持谈判的龙永图也被骂成是“卖国贼”。但是，江泽民、朱镕基他们当时很坚决，因为他们相信这一点：加入WTO对中国利大于弊。也就是说，像江泽民、朱镕基这样的领导人当时有这样一种理念，就是相信加入WTO、进一步开放会给中国带来好处。所以必要的时候多做点让步也没什么。据说争论激烈的时候，李鹏都说过这样的话：“管他呢，先加入再说。”这很了不起。

    总之，理念和领导力对一个国家的改革非常重要。没有邓小平、胡耀邦这些人的理念和领导力，怎么可能要去改革呢？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说法是：“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到90年代，江泽民、朱镕基这些领导人也是有理念的，也有比较好的领导力。

    但是很遗憾，过去十年我们的理念没有太大进步，有些方面甚至倒退了。改革前二十五前，我们相信市场，当然我们对市场的信念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一开始也不完全相信，后来等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我们真正相信市场了。有时候，市场的力量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谁能想到包产到户几年之后，中国就出现了粮食过剩？谁又能想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人的收入就开始翻番地涨？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但是过去十年，我们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市场了，我们越来越迷信政府了。我们制定了好多强化政府作用的政策，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产业政策”。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名义下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的权力。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政府部门是“计委”。本来，改革过程当中计委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小，但过去十年，这个计委的权力越来越大。当然它的名字变了，原来叫“计委”，2003年改名叫“发改委”，穿了个马甲，但是我们都还认得它。这个发改委现在相当于第二国务院，权力大得不得了，几乎什么经济活动都要经过它的审批，有些审批项目改名为“备案”，但本质上还是审批，甚至比审批还糟糕。但结果又如何呢？是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和投资浪费。2009年政府提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四五年过去了，我们知道，凡是政府要振兴的产业都一塌糊涂。最典型的是光伏产业，政府一折腾，问题就出来了。本来有些民营企业家按照市场的规律发展得挺好的，但政府一勾引他，给他各种补贴和扶持，就忍不住了，就开始膨胀，最后是产能过剩，资不抵债。

    改革前二十五年，我们越来越相信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降低，最后在一些竞争性行业基本上退出了。

    但过去十年，情况发生了逆转，从“国退民进”转向“国进民退”。现在国有企业又什么都做，全面扩展，原来退出的又进入了，并且强行收购民营企业。当年成立国资委是作为改革国有企业的一个机构，但国资委成立以后，变成了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一个机构。怎么做大做强？就是搞垄断、重组，欺负民营企业。

    改革前二十五年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矛盾要在发展当中解决，在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当中解决。但过去十年，我们不再讲发展是硬道理了，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本来，财富的分配公平不公平，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公平、公正，是不是机会均等。如果你的游戏规则不平等，你要有一个公平的分配是不可能的。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市场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导致不公平，所以需要政府进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然后使最终的收入分配变得公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初次分配为什么不公平？就因为政府权力介入太多，使得有特权的人可以做生意、可以赚更多的钱，没有特权的人就做不了生意、赚不了钱。中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些政府部门破坏市场导致的问题。最大的不公平是特权导致的不公平。现在国务院说要出台收入分配方案，动机良好，但如果思路建立在“市场本身是有问题的，只能靠政府解决问题”这样一个假设上，这个收入分配方案一定失败。一个国家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上，剩下的才是小问题。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市场本身也有许多再分配机制，包括民间的救济、慈善事业等，这些再分配机制通常比政府的再分配机制更有效。如果游戏规则本身是不公平的，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就像盖大楼一样，如果你这个承重墙本身是不行的，你把泥巴一层一层往上抹，抹得再厚，该塌的还是会塌。这是我们现在考虑收入分配时必须认清的一个问题。不要相信那些理论，说市场导致不公平。

    市场确实会产生收入差距，但如果这种收入差距是在机会均等（或者大致的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形成的，就是可欲的，不能说是不公平。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干预，市场上，收入分配在不断洗牌，今天的富人可能变成明天的穷人，今天的穷人也可能变成明天的富人。不像过去的传统社会，不洗牌，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市场每天都在洗牌，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以后，24小时都在洗牌，因为人们在网上买东西，你做得不好，随时可能完蛋。

    过去十年我们还有一个理念的倒退，就是法治理念的倒退。十年前，我们强调建立法治国家，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就不讲法治，结果是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什么样的社会最稳定？法治的社会最稳定。在法治社会，老百姓有问题，可以用司法的途径解决，无需用政治的手段解决。但在没有法治的社会，本来是法律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就要看谁的声音大，所以人们就把小问题闹成大事件，就出现了好多暴力事件、群体事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领导的关注。你不走到那一步，没人理你。

    法治倒退最典型的就是过去几年的“重庆模式”。薄熙来在重庆，以“打黑”的名义乱抓人，公检法联合办公，那已经回到“文化大革命”了。如果我们整体上没有法治理念的倒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不会。薄熙来的做法没有合法性，肯定被阻止了。出现了“李庄案”这样的事情，连律师的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老百姓的权利怎么得到保证？我们中国人有个奇怪的观念，好像为罪犯辩护就是坏人。为什么要律师？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为了给律师创造工作岗位。

    因为作为个体，我们是弱者，我们随时可能会受到侵害，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所以才有了对律师的需求。有一个故事很有讽刺味道，一个省的政法委书记被抓之前知道自己要出事了，就给一个在律师协会工作的朋友打电话，说：“我进去以后，你一定帮我找一个好律师。”朋友嘛，肯定要帮助，但这个朋友私下里跟我讲说：“当时我就很想问他一句，你现在想起律师了，你在位的时候是怎么对待律师的？”薄熙来可能也有这个想法，希望有一个好律师给他辩护，但他在位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法治原则破坏了，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了。

    过去十年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与两种错误思潮有关。第一种思潮出现在2004、2005年，就是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失败论。有人说中国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收入差距，看病贵看病难，上不起学，环境污染，地区不平衡，等等，都是新自由主义主导改革的结果，是市场化的结果。怎么办呢？就是要加强政府的干预，加强国有企业的力量。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就停了，其他的一些改革也停了，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失去了正当性。但到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我们的自信心马上来了。

    为什么前面说改革失败了，现在突然变得好了呢？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中国模式”，说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模式”，中国没有接受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没有走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道路。“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对经济的主导。这两种思潮表面上不同，前者说我们改革失败了，后者说我们改革成功了，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改革失败论是否定前二十五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模式论是反对今后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中国改革到这一步正好，之前的改革不能否定，但之后不能再往前走了。如果说改革失败论为2004年后的反市场化政策提供了正当性，中国模式论则为2009年后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国进民退提供了正当性。

    我们可以看到，错误的思潮，错误的理念，如何阻碍了我们的改革进程。如前所说，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市场化改革，这个理念应该得到重申，否则改革就会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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