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的迟缓发展

    东亚的伟大文明中，日本文明发展最晚。它的起源在大陆上，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对大陆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消化吸收。然而，日本落后于中国和印度数百年并且在借鉴中国文明的基础上才得到迅速进步的事实并不证明这些岛国居民缺乏才能和创造力。他们不仅在消化吸收外国因素并改造利用方面表现出令人瞩目的天赋，而且在历史的某些时期中，他们似乎比远东其他民族更具有首创精神。早期日本的落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它与亚洲大陆隔绝的地理环境。在跨洋商业没有十分发达时，日本列岛不可能随时受到大陆上正在发生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影响。这些岛屿与亚洲大陆的关系就像不列颠群岛和欧洲的关系一样。正如欧洲文明逐步从近东的中心向西经意大利传入北方各国，最后传播到不列颠一样，远东的文明也是由黄河流域向西、南、东北辐射式传播，必然最晚到达日本。实际上，日本比不列颠离邻近的大陆要远得多。多佛尔海峡最窄处只有20英里宽，而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距离最近处也超过100英里。

    地理上的利弊

    日本的地理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得天独厚的。在构成日本列岛的3，000个左右的岛屿中，只有600个有人居住，而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四个主要岛屿上。整个群岛位于温带，最大的岛屿本州，拥有日本人口的半数，处在与加利福尼亚几乎完全相同的纬度上。从热带海洋向北流来的黑潮缓解了冬季的寒冷；而有时是破坏性极强的气旋风暴使气温上下波动，二者都锻炼了人们的身体和意志。他们濒临大洋促使他们发展了航海并成为坚韧不拔的渔民。这一地区以它的海岸、山脉、火山和积雪的山峰而成为世界上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这无疑是形成日本民族敏锐的美学眼光的一个因素。同时，日本从大自然得到的并不全是恩惠；它也受一些不利条件的困扰。除了煤的储量相对丰富外，矿产资源贫乏；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大部分地区是山区或岩石地区，农田缺乏。虽然在历史上日本人是一个农业民族，但他们的土地只有百分之十六适宜耕种。这在人口较少和普遍安居乐业的条件下算勉强够用；但到了近代，它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日本的种族构成

    虽然日本的领土面积这样小（比加利福尼亚州略小一点）而且它相对与世隔绝，但从很早时就连续不断地有大陆上的各民族移民迁入此地居住。已知最早的居民是一个拥有新石器文化的原始民族。他们在许多方面还很原始但却以令人惊叹的设计精美的陶器和制作技艺精湛的武器而著称。他们今天以阿伊努人——一个皮肤白皙，脸孔较平，毛发浓重的民族——为代表，除了北海道和北方的千岛群岛外他们已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消失了。大部分日本人是自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跨海而来的蒙古入侵者的后裔，他们大部分经朝鲜进入日本。从秦朝起，日本人就掌握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知识，它们当时已渗透进了朝鲜。从公元前2至1世纪的墓葬中出土过铜镜、有雕刻的宝石和中国或蒙古式样的剑。到公元前1世纪末，日本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器和青铜器。

    日本社会的开端

    文化演进的主要中心在日本的南部和西部——靠近朝鲜的地区，移民主要从那里进入日本——而且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逐步扩散到北部和东部，这一点十分清楚。日本国家的真正核心是位于最大的本洲岛东南部的大和半岛，也许早在公元1世纪就有一个家族群从九州（正对朝鲜）迁入此地。当时日本社会十分原始。人们还穿着用大麻和树皮制成的衣服，尽管丝绸在当时并不完全不为人所知。他们只以易物方式进行贸易，也没有文字系统。社会的主体单位是氏族，一个家庭组成的群体靠血缘关系维持。每个氏族都供奉一些特有的神灵，他们被认为是氏族的祖先；但祖先崇拜尚未形成定规。氏族首领由一个特定的家庭世袭，这个首领既是军事指挥者也是祭司。在原始的日本社会中，妇女似乎占有较高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氏族首领有时是妇女，而且有证据指出早期家庭是母系的，即按母亲家族来安排世系——鉴于后来妇女的严酷的从属地位，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情况。但是，向父权制的过渡实现得很早。根据公元3世纪中国的记载，一夫多妻很普遍，尤其是那些地位较高的男人。各种工艺和技术被以成员资格世代相传的行会形式组织起来。每个行会依附于一个氏族并最终趋向于融入这个氏族，虽然有一些行会因为成员从事特殊职业，例如管理宗教仪式等而能独立存在并保持高贵的地位。另一方面，农业和手工业行会的成员实际上是农奴。社会是确定的贵族统治，身份都是世袭的，奴隶制仍然存在，尽管奴隶的人数相对较少。

    神道教的创立

    与其他原始民族的宗教相比，日本的宗教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基本上是万物有灵论的，是一种幼稚的，没有明确神性概念的普遍自然崇拜。一般来讲它是多神教，除了这个术语可能对神的种类、数量和意义有严格限制以外。日本人后来把他们的宗教命名为“神道（神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们需要把它与教义清晰而成熟的佛教信仰区别开来。虽然日本人承认一些伟大的神灵，把他们附着于日、月、土、谷和风，但他们并未被赋予明确的性格，也没有用神像来表现。崇拜的对象叫做“神”，这个术语意为“无上的”，但它被应用于几乎一切神秘或有趣的事物，范围从天象到泥沙以至于害虫。在自然与超自然、魔术与崇拜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死后生命的想法极端模糊，宗教十分缺乏道德内容。它包含许多禁忌，而且对礼仪的洁净十分注重，用净化仪式来排除污秽，但这种要求并不是基于道德上的考虑甚至不是总与健康有关。例如，不洁总是与生育、死亡和不管是否光荣的受伤联系在一起。为了取悦神，人们用恭敬的行动、祈祷和祭品来供奉他们。但献祭的酒食逐步被象征性的物品代替了，先是陶、木器，最后是纸制品。

    日本土著宗教的诱人之处

    日本土著宗教尽管松散、原始，但并不缺乏诱人之处。它反映了一种乐观态度和罕见的对自然的同情和欣赏。神不被认为是残忍和令人生畏的；甚至风神也被普遍认为是谦和的。总的来说，日本的宗教是一种“爱和感恩而不是恐惧，宗教礼仪的目的是颂扬、感谢，同时也是安抚和宽慰他们的神灵们”。如画的传奇和诗一般的用语，引起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自发的愉悦心情，这也给了这种宗教强大的生命力。

    统治大和平原的并逐渐取得对周围地区支配地位的氏族，可能来自九州并自称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这种宣称不算引人注目，因为所有重要的家族都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神。然而，当大和氏族扩展它的政治势力并试图使其他各氏族都承认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时，与天照大神有关的神话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由它派生出大和氏族的酋长是由神决定统治全日本的传说（尽管大部分地区还在土著居民手中未被征服）。据这个传说，天照大神派她的孙子琼琼杵尊来到地上，“皇孙……则引开天磐户，排分天八重云以奉降之。”他降落在西部的九州岛上，随身带着象征日本皇权的三种神器——一块玉，一柄剑和一面铜镜。琼琼杵尊的孙子沿着海岸来到大和地区，在那里他作为“第一个天皇”神武天皇开始了统治。日本国家的传统把帝国的开始定为公元前660年2月11日。实际上，大和国家迟至六、七百年后才建立；而且它当时决不可能是帝制的。天照大神及她的后裔的传说直到7世纪才成为日本国家崇拜的独特组成部分，而且直到近代才被别有用心地抬高成全民族的神灵，目的是为了向人民灌输一种狂热的不问是非的爱国主义。

    日本在好几个世纪里保持着与朝鲜的联系并连续从那里获得文化动力，这意味着它间接地受到中国汉代和以后各朝代的更古老、更丰富的文明的影响。公元369年，日本人侵入朝鲜南部并作为一个平衡的力量介入朝鲜政治，在当时朝鲜三国鼎立的时代里一会儿帮这个，一会儿帮那个。对日本以后的历史起最重要作用的是通过朝鲜引进的中国的文字系统（公元405年）和佛教（公元552年）。

    日本的文字

    由于文字对文明进步是有决定作用的，所以，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从中国引进文字是个不幸。如果他们能发展或引进一种表音或字母系统，书写他们的语言就会变得相对简单了。汉字——基本是象形的或表意的，与发音关系极不明确——已发展成一个复杂的体系并被用来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杰作；但它们表达日语却很别扭。与中文不同，日语是表音的，想用汉字写出日语就像试图用汉字写出英语一样困难。然而，日本人为此努力奋斗，终于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文字——准确地讲，是一套文字的两种形式。虽然原来的汉字被大量删减，而且在9到10世纪又统一了日语音节的音值，结果仍是十分麻烦。从那时起，学写日文——这个有48个音节符号和1850个不能取消的汉字的文字系统就成为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种文字系统与其口语的结构、屈折变化和其他特性的大相径庭严重阻碍了表达的清晰。为了弥补这些缺点，大量的汉字被采用进日文中，使它在词汇和概念上都极大地丰富了。由于中文的环境，一个希望受教育的日本人几乎必须学习中文，因为它是几乎一切文学名著的载体。在好几个世纪里，日本学者、官员和文人都用中文文言写作，这与中世纪及其以后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写拉丁文有点相似，但那些欧洲人也说拉丁语，而日本人说汉语的却很少。

    佛教在日本的立足

    6世纪中期，佛教开始在日本立足。据说第一个佛教传教者来自朝鲜；后来这种新信仰的传播者不仅来自朝鲜，也来自中国甚至印度。和在中国一样，大乘佛教由于它高深的理论和强调拯救灵魂而显得最为著名。正如在中国一样，许多新的教派时时刻在日本兴起。佛教在日本的出现引起了比它几个世纪前传入中国时可能大得多的震动。中国人至少通过道教比较熟悉了那些神秘的概念，但日本人以前从未有过无论是这种宣扬“来生”的宗教还是其他类似哲学的经验。佛教对日本人的号召力部分在于它的新奇。佛经提出了显然日本人以前闻所未闻的问题——例如灵魂，非物质世界的本质，死后的果报等——然后又以令人折服的雄辩来回答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为是否应该接受这种外来的信仰发生了尖锐的辩论（第一尊来自朝鲜的佛像在一种传染病流行时，被扔进了河沟）。然而，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苏我氏接受并支持佛教，并说服皇族也支持它，因此，到6世纪末，佛教在日本已经成功地扎了根。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成功归因于政治策略和权宜之计。苏我氏家族帮衬佛教是为了提高它自己的威望而且通过这种宗教超自然的力量来确立自己在与敌对家族的斗争中的优势。佛教在平民和贵族中迅速获得大批信仰者，而且发展得如此稳定；以至无论那些相互斗争的氏族势力如何变化，它的地位都是坚不可摧的。它的普遍流传也许是因为它被解释为一个神奇的保护者，使人在今生来世都避免灾难而不是因为它的哲学遗产。尽管如此，对佛教教义的不断熟悉激发了人们的知识活力，并有助于培养同情和仁慈的态度。

    佛教——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的最有意义的方面是它所表明的那样，是一种传播中国文化的最有效的媒介，尤其是艺术、建筑和文学。寺庙和神龛建立起来了，佛教的绘画和造像出现了，佛教的经典也积累起来了。贵族阶层中的信佛者经常去中国学习，开了眼界之后带着高雅的姿态回来。日本土著的信仰这时开始被称为“神道”，虽然没有被消灭，但它在与佛教的接触中显然受到很大影响。两种宗教之间很少有对抗。日本的佛教染上了民族传统色彩，而且对同一个神龛，两种信仰都认为是神圣的。日本的僧侣，无论是佛教的还是神道的，都和中国僧侣一样，没有建立一种对人民实行严酷统治的僧侣政治，尽管佛教寺院由于获得大量土地而在经济上显得十分重要。

    日本向中国求教

    在盛唐时代，中国文明对日本的影响达到了高潮，它标志着日本社会演进的一个转折点。这段时间日本人贪婪地向中国寻求教导，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唐朝头几个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文明最发达，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远东没有实力相近的对手。在整个7、8世纪，大和政府向大唐朝廷派出一系列的使节，很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搜罗科学、艺术和文学上的人才。结果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中国的医药、军事、筑路方法都被引进了；建筑风格、家具陈设甚至服饰都被照搬过来。中国的度量衡制度被采用了，铜钱也开始有限地流通，尽管几个世纪以后货币经济还没有完全取代易货贸易。许多艺术品很早就被引进和复制了，但这时日本的画家和雕刻家才开始展示他们的精湛技艺和创造力。中国的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被日本人认真学习，因为每一个教养好的人都要求熟悉它们。随着这些具体而明显的革新，一种按中国方式改变社会结构的尝试也开始了。新的强调家庭和睦和孝顺父母的理论出现了，它也要求祭祀祖先的责任。日本的统治者和知识阶层似乎已下决心照中国的样子再造他们的国家了。

    最全面的改革计划是按照唐朝的模式来改组政府。它是由一个被称为“大化改新诏书”的敕令宣布的。这个诏书是由大和的统治者在一个学者改革集团的督促下发布的。这个诏书，而不是公元前660年那个神话事件，标志着日本帝制的建立。从文化改新诏书的颁布起，统治者起的作用不再仅仅是一个氏族首领，而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尽管他还宣称遵守儒家准则。整个日本被划分成国、郡、里几级行政区，每一级由中央从民众中选拔任命的官吏来管理。改革者们忠实地仿效中国的样子，设立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选拔的标准不是对日本的问题是否熟悉而是对中国哲学和古典文献是否精通。为了给新的统治制度一个经济基础，也为了让它直接统治人民，改新诏书宣布，土地全归天皇所有，每六年在农民中平均分配一次。反过来，每个土地所有者都被要求直接向国家纳税（实物、货币或劳役）。

    日本政治制度的巩固

    总而言之，7世纪的改革是所有统治者进行过的改革中最有魄力和抱负的一次。它的目的是把一个文化发达、传统深厚的民族经过几乎一千年的发展而产生的统治制度嫁接给一个仍然相当原始的社会。与此相似，它还努力把日本一部分地区的政体推广到整个地区，而它的大部分还几乎没有走出新石器时代。在采用这种中央集权的家长式统治时，中国原型的一个侧面被想方设法地避开了；就是说，皇权是以公众幸福的增进为条件的，它可能被人通过造反这种最高形式来终止，如果它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话。大和统治集团试图使学者型官吏组成的官僚机构依附于一个由万世一系的家族统治的政府，它的最高统治者有不可冒犯的神格。为了加强天皇的威信，他是天照大神后裔这一神话被空前地强调。他被看成是“万世一系”的化身而且他本人即是神——与中国皇帝“受命于天”的有条件和暂时的神性迥然不同。除了中国和日本的这方面官方理论的根本对立外，对于政治权威的根基和限度，在实践中也有显著差异。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朝代，大多数是通过造反或篡权建立的；但当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他通常能够有效地有时是独断专行地治理国家，正如每一个主要朝代的开头几个皇帝的实践所证明的。而在日本，无论是社会内部暴力的或革命性的变化还是对外的关系，都没有改变和废黜过皇室；在皇家神性的偶像被精心维护着的同时，大部分实权都是被其他家族、机构和集团打着皇室的神圣旗号掌握着。自从日本企图照搬中国的统治机器以来，“间接治理”就成为一种制度而不是例外，只偶尔被几个名义上的天皇统治阶段取代过。

    改革计划的部分失败

    由于那些固有的困难，7世纪的改革计划没有完全成功是不足为奇的。新的统治制度只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正实行。以前只有有限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礼节性权威的皇族不能够强迫边远地区绝对服从它，而贵族传统过于强大，难于立即打破。天皇实行的是任命氏族首领为他们自己领地上的官员而不是派忠实的奴仆去取代他们。这样，那些当地的巨头们获得了新的头衔并保留了他们以前的大部分权力。那些渴望在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人们有了科举考试这一阶梯，而重要的职位几乎总是给贵族成员保留的，较低阶层的有才能者发现他们自己只能做下属和杂务。为了给统一的税收体系打好基础，宣布了“班田制”，它却是最令人颓丧的失败。它是在中国的社会利益在于土地这一思想的激发下产生的，这种思想谴责任何个人为了私利而霸占土地，指出土地应该在耕作者中平均分配。这只是一种中国的理论，在日本它是完全不现实的。后来大的土地所有者设法逃税，增加了贫苦农民的负担。有些人完全失望，弃家逃走。这样，可收税的土地越来越少，天皇又把土地赐给大臣或佛寺，更使这种状况加剧。再以后，这种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制度只在已开垦为稻田的地区实行，这是个相当小的范围。边远地区的氏族从土著居民手中征服的和开荒得来的土地被认为是私人所有，不计入向天皇纳税的比例。结果，经济的发展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土地。朝廷越来越依赖于皇室直接所有的土地上的收入而不是确保从税收中获得大量收入。

    皇室鼓励下的文化进步

    虽然中央政府没有完全达到它的目的，它却把文化水平成功地提高到一个令人钦佩的程度。世纪以前，即使在大和地区也没有一个全日本的固定首都，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城市。日本人为唐朝的首都——伟大的长安城所倾倒，他们决定仿照它建造一座城市作为皇家的大本营。从710年起他们在现在的奈良附近，忠实地仿效中国的样子建设都城。它也有宽阔的街道和整齐排列的方形里坊，不过它没有城墙，也比长安小得多。尽管如此，它比起城中的人口来还是太大了。794年，在京都建造了一座更加壮观的都城，从那时起它一直是一个重要城市。这两座在皇家主持下建成的城市有宫殿、庙宇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他们也使各种艺术发展起来。以历史著作、论文和文学为内容的学术事业在宫廷里也日益繁荣。不管官僚集团有没有真正的社会责任心，它的成员们都能从精心学习汉语文言、翻译佛经、绘画或按中国的相当严格和矫揉造作的格律去作诗中寻找乐趣和通过它们提高社会威望。对礼仪方面的修养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宫廷内的生活越来越颓废和浮华，但也给了一些艺术和知识方面的天才以优雅的环境。这一时期日本最好的文学作品都出自贵族和皇室妇女之手。她们的那些在10到11世纪显得卓越不凡的贡献主要是散文，特别是日记形式的，也包括一部相当著名的爱情小说（《源氏物语》）。这一事例表明，妇女，甚至是宫廷中的妇女，没有按男子的标准受教育是多么幸运。“当这个时代的男子自鸣得意地写着莫名其妙的中文时，他们的夫人们却以写优美的日文来安慰自己的缺乏教育；而且是不经意地创造了日本最伟大的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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