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子贡——孔子高徒成商界奇才
孔门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人。在孔子门下这七十二个最有成就的学生当中，子贡最为富有。他是中国最早的儒商之一，因此被尊称为“儒商鼻祖”。当然，子贡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商人而已。作为孔门七十二贤士中的佼佼者，子贡在宣扬儒家学说上下过很大的功夫，出了很大的力气，所以后人说子贡有“亚圣之德”。“亚圣”这个头衔我们并不陌生，那原本是属于孟子的。不过，司马迁这位惜墨如金的大史学家，在《史记》中记载孟子仅用了215个字，而记载子贡竟用了近5000个字，由此可见子贡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而这样一个大学问家竟然还精通商道，在当时的商业领域叱咤风云所向披靡，聚敛起足可敌国的财富，我们这些后人恐怕也就只有敬仰的份了。
背景身世
子贡是春秋时卫国人，祖籍河南省鹤壁市浚县，那里因“古有仙鹤游云洪水，栖之南山陡壁”而得名。子贡本姓端木，名赐，由于是卫国人，因此亦称卫赐，又名子赣，到了30岁时方取名为子贡。子贡l8岁的时候，到鲁国游学，拜于孔子门下求学6年，并且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子贡出于商业世家，对经商有先天优势，加上经常跟孔子周游列国，得以开阔视野，这也为其以后打拼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在师从孔子之后，又返回吴国去做官，并在曹、鲁两地从事商业经营，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堪称人杰。
发家秘史
富足不忘求学，经商亦需名师
旧时，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作为自己商业生涯的写照。“陶朱事业”中的“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而“端木生涯”中的端木指的则是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从许多意义上来说，如今的商人确实应该视子贡为榜样。子贡是中华儒商始祖，被历代商人尊崇为经商楷模，在中国民间至今还流传着“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属子贡贤”的名联。
有一次，子贡问他的老师孔子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你说我是应当把它放在盒子妥善保管呢，还是应当找一个识货的人，把这块美玉卖个好价钱？”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因为这不仅仅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基本理念，更是子贡一生从商的最根本的动力。这个典故太有名了，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成语“待价而沽”就是出自于这个典故。
孔子曾说过：“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贷殖焉，亿则屡中。”“回”就是孔子的另一个杰出弟子颜回，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过得穷困潦倒，甚至连饭都吃不上。而“赐”指的正是子贡（子贡名叫端木赐），孔子说子贡是一个不大安分的人，他喜欢去做那些囤积居奇的投机之事，但是他猜测市场的行情，却几乎每次都能猜中。如果按照古代的社会阶层来看，正所谓“士农工商”，颜回是“士”，子贡虽然也是“士”但却偏要去做低贱的“商”的行当，自然是不肖之至。但是孔子却正大光明地将子贡与颜回并列，这不仅直接说明了子贡在孔子心中的地位，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子贡在经商方面确实有过人的才华，否则，古代可是没有商学这门学科的，子贡若非天生就是当商人的料，又怎么可能能够如此准确地预测市场行情呢？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多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了他对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子贡靠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为孔子及其门生周游列国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堪称以文促商、以商养文的成功典范。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当时的交通和服务行业也远远比不上现在，因此在当时进行一次旅行的话，其中的花销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就更不必说率领大批弟子进行为期十几年的周游列国的行动了。事实上，要是没有子贡所提供的经济方面的支持，单靠孔子的财力是绝不可能去周游列国的，儒家思想也绝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流传数千年却依然兴盛。
口才是财富人生中的杀手锏
如果在现代社会组织一次民意调查，让人们票选出经商过程中最重要的实用技能是什么的话，那么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口才。没错，经商是一种依赖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作，要想成为杰出的商人，聚敛起巨额的财富，没有口才是万万不行的。《论语·先进》中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由此可见，口才正是子贡最大的强项。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并不强大的鲁国遭遇了空前的危机。鲁国强大的邻国齐国准备兴师伐鲁。鲁国和齐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如果鲁国想不出一个很好的办法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就要就此而被齐国吞并了。孔子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便对弟子们说：“我们居住在鲁国，喝的是鲁国的水，吃的是鲁国人民种出来的粮食，鲁国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现在父母有难，国家有难，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国家尽一份力！”子路、子张、子石等弟子纷纷自告奋勇，但孔子并不认为他们具备化解鲁国目前所遭遇的危机的能力。但是当子贡前来向孔子请行的时候，孔子却非常高兴地同意了。
得到孔子的同意之后，子贡立刻打点行装离开了鲁国。子贡的第一站是即将出兵攻打鲁国的齐国。到了齐国，子贡想办法见到了当时齐国的权臣，同时也是出兵伐鲁的倡导者田常，对他说：“我有一席话说给您听，想要纠正您即将犯下的错误。”田常知道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听他说出这话，马上来了精神。子贡见状，对田常说：“我私以为，您兴兵伐鲁并不是一步好棋。鲁国的城墙薄而低矮，鲁国的土地狭而浅薄，鲁国的君主愚蠢而不仁，鲁国的大臣虚伪而无用，鲁国的人民厌恶战争，这样的国家是不值得讨伐的。在我看来，如果您能够放弃鲁国，兴兵伐吴的话，却是一个巩固您的地位的好办法。吴国城高而厚，地广而深，兵甲坚而新，将士精悍，武器装备精良，这是最适合您去讨伐的国家。”
田常一听，气得脸色都变了，说：“先生不让我去讨伐容易攻打的鲁国，却要我去招惹强大的吴国，这是什么用意？我知道先生的老师是鲁国人，先生不会是为鲁国来做说客的吧！”
子贡回答道：“我听说，忧在内者攻强敌，忧在外者攻弱敌。现如今在齐国，就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您田大将军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威胁。我听说您曾三次要求升官最后都因为有大臣反对而失败了，在齐国国内，您早已经不能一手遮天。如果齐国吞并了鲁国，那么齐国的疆域会扩大，国君的威望会大增，那些反对您的大臣的地位会更加巩固，而您却毫无功劳可言，国君会日渐疏远于你，您要是想保住自己的地位，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我认为伐鲁不如伐吴。吴国强大，伐吴不胜，损兵折将，大臣内空，如此一来，国君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您，您的地位也就稳固了。”
田常一听，觉得子贡的话的确非常有道理，便问道：“可是我们已经决定要讨伐鲁国了，如若我忽然转而主张伐吴，大臣们岂不是要怀疑我收受了鲁国的贿赂？到那个时候，我可就百口莫辩了。”
子贡说：“您只要想办法让伐鲁的事情暂缓就可以了，我会去吴国说服吴王兴兵伐齐，这样一来，您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跟吴国开战了。”田常大喜，连忙向子贡道谢。
子贡第二站是吴国。见到吴王夫差之后，子贡说：“不知大王您是否知道齐国意欲兴兵伐鲁的事？”夫差表示自己知道这件事。子贡接着说：“如果齐国吞并了鲁国，那么必然会实力大增，到时候就会对您的吴国构成威胁。因此，如果我是大王您的话，我一定不会让鲁国被齐国吞并的。大王您不妨先下手为强，联合鲁国主动向齐国发动进攻。鲁国现在有亡国之忧，听说大王您准备和他们联手，必然会倾尽全力帮助您的。吴鲁联手，就算不能灭亡齐国，也可以让齐国大受损失。这样一来，大王您抗衡强晋，成就霸业的理想不就实现了吗？”在子贡雄辩的口才之下，吴王夫差又被说服了，他开始积极准备进攻齐国，并且向鲁国派出了使臣。
但是，吴王夫差还有后顾之忧，那就是他生怕兴兵伐齐之后，跟吴国有世仇的越国会趁虚而入。子贡又自告奋勇前往越国，说服了越国的国君暂时放下仇恨，派兵随吴伐齐，解决了吴王的后顾之忧。
子贡游说三国，达到了预期目标，这下鲁国已经没有灭亡的危险了。不过，子贡转念想到吴国战胜齐国之后，定会要挟鲁国，鲁国只不过是暂时逃过亡国之忧，并且依附的强国从齐国变成了吴国罢了。于是在回鲁国的路上，子贡顺路去了一趟晋国，向晋定公陈述利害关系，劝晋国加紧备战，以防吴国进犯。晋定公自然是很高兴地听进了子贡的劝告。
吴王夫差并没有令子贡失望，他亲自挂帅，率领10万精兵及3000越兵攻打齐国，鲁国也依照约定，派兵夹击齐国。齐军中了吴军的诱敌之计被吴王夫差打得大败，只得向吴王夫差请罪求和。夫差战胜了齐国之后，骄狂自傲，立即移师攻打晋国。晋国因早有准备，给了吴王夫差迎头痛击。子贡充分利用齐、吴、越、晋四国的矛盾，在四国之间巧妙周旋，借吴国之“刀”，击败齐国；又借晋国之“刀”，灭了吴国的威风。这样一来，齐吴两国自顾不暇，自然也就没有心思再去攻打鲁国了。国小力弱的鲁国这才算是真正得脱大难。而事实上，这一切都源自于子贡杰出的口才。子贡轻易地鼓动如簧之舌就可以将这些强国的首脑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当时市场竞争并不激烈的商业领域自然就更加如鱼得水了。
发家感悟
当我们提到儒家学说的时候，我们最经常提到的人往往是孟子、颜回、朱熹等等。但实际上，司马迁在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时候，对子贡所费笔墨要比孟子和颜回多得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可见，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更是后世的商人们所衷心敬仰的“儒商鼻祖”。
虽然在古人的眼里，子贡这个人的“爱好”有些奇怪，他竟然喜欢去从事经商这种低贱的事情，这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子贡在后人眼中的形象。但后世也并没有彻底把子贡抛在脑后。唐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追封子贡为“十哲”之一，并追封其为“黎侯”。北宋时，宋真宗加封为子贡为“黎阳公”。明嘉靖九年，嘉靖皇帝改称子贡为“先贤端木子”。到了清朝，康熙皇帝赐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遗庥”匾额一块，并把他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袭罔替。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封子贡为“十二哲”之一，与朱熹并列，并将子贡的塑像移到孔庙大成殿内，与孔子同受后世儒生的朝拜，子贡终于在中国文化领域得到了和他在商业领域一样崇高的声誉和地位。
2.沈万三——躬耕起家的超级富翁
提到沈万三，人们最先想起的一定是那神奇的聚宝盆的传说。当然，聚宝盆的传说虽美，也仅仅是个传说而已。但是，沈万三却的的确确是中国历史上在民间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最具传奇色彩的巨商，在几百年来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沈万三已经成为了超级富翁的代名词。既然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那么就让我们走近沈万三，解开笼罩在他身上的历史疑云，揭开盖在他脸上的神秘面纱。
背景身世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生于1330年的元明宗统治时期。沈万三的父亲是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的沈祐。沈万三还有一个弟弟名叫沈贵，字仲华，不过人们更习惯于称呼他为“沈万四”。
沈万三除了本名沈富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沈万三秀，而沈万三只不过是“沈万三秀”这个名字的民间简化版而已。沈富之所以又叫沈万三秀是有缘由的。所谓秀，是因为明洪武初年，经过多年的战乱，中原百姓流离失所，户籍管理也变得异常混乱。朱元璋推翻明朝当上皇帝之后，重新整理户籍，进行人口普查自然是一件需要优先进行的大事。明代的编户齐民制度沿袭自元朝，把老百姓分为哥、畸、郎、官、秀五级，哥是最下级，秀为最上级，每级之中又各有一二三等，每家颁布发给“户由”（相当于今日的户口本），巨富者谓之万户，沈福是万户巨富，又被评为秀级三等，因此被称为沈万三秀。
至于沈万三的籍贯，在史学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南京人，因为董谷的《碧里杂存》中有关于沈万三的记载，说他是“故集庆（元时称南京为集庆）富家也。赀巨万万，田产遍天下，余在白下闻故老言。”《五杂俎》也说：“国初金陵有沈富者，字仲荣，富甲天下，人呼为沈万三。”也有人说他是浙江人，因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说他“本湖州南浔人。父沈右，始徙苏之长洲东蔡村。”《明史·马皇后传》亦记载沈万三是“吴兴（今浙江湖州）富民”。更有人说他是江苏苏州人，因为孔迩的《云蕉馆纪谈》说他是“苏州吴县人”，而《明史·纪纲传》也说他是“吴中（今苏州一带）故大豪”。
其实，关于沈万三的籍贯众说纷纭的原因很简单。沈万三是一个大商人，商人的特点就是逐利而走，哪里有利可图，商人就向哪里聚集。说他是南京人是对的，说他是浙江人是对的，说他是苏州人也是对的，因为他在这些地方都经过商，都留下过足迹甚至房产。但他真正的祖籍在哪里，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
发家秘史
生逢乱世，沈万三大发其财
民间传说沈万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巨商，富可敌国，是因为他有一只聚宝盆。这只聚宝盆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可以复制金属。向盆里放进一枚金钗，聚宝盆就能复制出整整一盆一模一样的金钗；向盆里面放进一只银元宝，聚宝盆就能复制出整整一盆一模一样的银元宝。因此，只要沈万三的这只聚宝盆还在，他的财富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富甲天下。
一只盆子可以复制金属，那自然是无稽之谈，沈万三也自然不是因为有了聚宝盆才富起来的。沈万三之所以能够暴富，靠得是他作为创业者的努力态度和作为商人的独到眼光。
沈万三的父亲沈右年轻的时候由湖州南浔迁至周庄东垞居住，沈万三也是在周庄这个地方长大的，也一直将周庄当做自己的故乡，当做自己的立业之地。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古镇周庄当中还有“沈万三故居”和“沈万三水底墓”这样的景点存在。当然，沈万三当年住过的房子现在已经不可能存在了，这些景点都是后人按照史籍的记载和当时的建筑风格重建的。
事实上，沈万三的父亲沈右并不富有，他只是一个靠种地养活全家的农民，在富饶的江南一带，沈右这样的人甚至已经算是穷人了。沈万三长大成人之后正赶上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天下大乱。沈万三就是靠着这个机会，再加上周庄北端白蚬江（古称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北经浏河出海，是理想的天然水上通道，交通便利这些有利条件，当起了投机商。他走南闯北，贩卖大宗货物，利用河运和海运运费低廉的优势赚取其中的差价，由此而迅速富了起来。
沈万三是一个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在元朝末年，海运相对发达但是风险极高。关于海运，元朝政府曾设立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最盛时拥有贸易海船15000多艘，在元朝政府的鼓励之下，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布日本、南洋、中亚、非洲等地。但是，大海之中风大浪高，一不小心便会连人带船都葬送海中，而且海中常有海盗出没，又没有官兵保护，被海盗洗劫过的商人也并不在少数。但是，沈万三并不在乎这些风险，在沈万三眼里，海运利润巨大，便有些许风险也是值得的，做生意，又哪有不冒风险的呢？据《蕉馆纪谈》记载，沈万三“曾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当时的沈万三利用江南通都大邑的丰富资源，将中国的商品运送国外，将外国的商品引进国内，其中的利润之巨大可想而知。便利的运输条件加上沈万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冒险精神，使得他以极短的速度聚敛起了大笔的财富，迅速成为了“资巨百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
严格考核，用人不疑
成为了富可敌国的“江南第一巨富”的沈万三在用人管理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对人才的选拔、考核以及使用。
沈万三发家之后，不断有人慕名而来，准备投靠于他。对于掌握着庞大资产的沈万三来说，有人投靠于他本是好事。但是如何对这些人进行考察和评价，做到人尽其才却让沈万三颇为头痛。在沈万三看来，每一个投奔者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特长与能力，有的会吟诗，有的会管账，有的曾经当过兵，上过战场。这些人都希望靠着自己的本事在沈万三这里谋求发展。但是，沈万三所需要他们的，却不是这方面的能力。
当投奔者来到沈府之后，沈府就会派专人出面接待，然后让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并且展示自己的特长。然后，沈万三会根据他们的能力，将他们安排在沈府做事。新近加入沈府的人会很小心地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但等过了几个月之后，当他们已经成为沈府的“资深员工”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流露出本性来。这时候就会有人在沈万三的指使下刻意去接近这些人，与他们交朋友，拉着他们去喝酒。那些自我控制力不足的人往往就会酒后吐真言，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来。喝过了酒之后，沈万三会让人带着他们去花街柳巷，看看这些人好不好色。如果这些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的话，沈万三便会在的心里给他们盖上不可以信任的图章，从此将他们打入另册，不让他们接触到自己的核心利益。
这些人还要面临第三轮的考验，这一次，沈万三布下了一个赌局。喜欢赌博喜欢刺激是人类的天性，无论一个人是否好赌，但有机会总是会去赌一赌的，沈万三自己当年发家，也是因为他敢在海运上面赌自己的身家性命。在沈万三的心里，真正值得信任的人不仅要有足够的意志力抗拒赌博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被考察者还要通过这一关证明自己的直觉判断能力，也就是说，如果被考察者看不穿这是一个考核的话，他是几乎不可能抵挡得住试试手气的想法的诱惑的。
民间传说，沈万三针对人的欲望设下了这三轮考核，但是，数年时间都没有一个人能够令沈万三完全满意。后来，终于有一个人通过了沈万三的考核，这个人貌不惊人，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花匠，而他之所以能够进入沈府也是由于他善于种植花木的缘故。但是，对于这个花匠，沈万三知道他绝不止善于种花而已，在沈万三心里，对这个花匠是寄予了殷切的期望的。
后来，正在前线与元军交战的张士诚秘密遣人来到南京，向南京富豪请求资助军费并运往前方战场。推翻元朝的统治，这是沈万三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件事。但是，出资可以，运送却难。要想找一个能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把巨额的银两，穿越元军与各方面的武装势力的控制范围安全地运到义军大营的人，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时候，沈万三想起了老花匠，就决定让他去走一趟。当时就有人反对说，那个老头老得路都走不动了，怎么可能做得了这样的事？还有人说，把这么多白银交给一个老头，他要是私拐了银两，逃跑了怎么办？但是，沈万三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第二天，老花匠就押送着巨额银两出发了。三个月后，老花匠将银两安全地运到了义军大营，送完银子之后，老花匠本人也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沈府。
这个故事来源于野史和民间传说，无法断定是否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故事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万三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做事情的方法。一方面，他多疑，另一方面对于他信任的人，却又不存丝毫的疑心。也正是这些特质铸就了沈万三前半生的辉煌。
插手政治，为家破人亡埋下祸根
沈万三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把财富积累到顶峰之后，便开始把眼光从市场转向了官场，开始插手政治，走上了那条险峻的红顶商人的不归之路。
元朝末年是一个群雄四起动荡不安的时代。张士诚，泰州人，这个名字至今还被江浙普通老百姓挂在嘴边。他青年时代以贩卖私盐为生，后与兄弟起事攻泰州，破兴化，占高邮，趁着元末天下大乱的“革命”形势，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成为了元朝末年颇有实力的一路诸侯。1365年，张士诚把平江府改名为隆平府，正式登基，过起了当皇帝的瘾。
当上了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的张士诚心知肚明，自己这个皇帝的位子，这个“大周国”虽然名号响亮，但实则脆弱得很。如果没有以沈万三为首的那些江南富豪强绅的大力支持，他这个小小的大周王朝根本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当时，张士诚领兵起义需要大量的财物，作为江南首富的沈万三是出了不少力的，他带头支持张士诚，捐钱捐物资助张士诚起义，从而使张士诚的军队越来越壮大，最终才有了张士诚的今天，以至于在当时流传着“友谅最桀，士诚最富”的说法，“友谅”指的是陈友谅，而士诚自然就是张士诚了。所以，张士诚也一直信守着他当初起兵时的承诺，不管沈万三这样的大地主大商人有多富，他都不去动他们一根毫毛。而对于沈万三来说，这种官商结合，给沈万三的事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而他的政治伙伴也心存感激，使沈万三在乱世之中获得了相对安稳得多的赚钱的环境。
后来，当过讨饭和尚的朱元璋的势力日益壮大。他攻打苏州时，张士诚依靠苏州城的兵精粮足，城池坚固，固守苏州达八个月之久。张士诚之所以能坚守苏州这么久，多半得益于以沈万三为首的苏州富豪在财力上的支持。
但是张士诚这个人目光比较短浅，最终还是被朱元璋消灭了。朱元璋对苏州富民及当地百姓怀恨在心，出台了一系列的报复性政策，而沈万三的事业也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发家感悟
沈万三的一生的确极具传奇性色彩，也难怪民间会流传着如此之多的关于他的传说。可以说，沈万三这一生就是赌徒般的一生。
他成于赌，他敢在海运这个极具风险性但也利润极高的行业当中堵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赌赢了，因此他成为了江南第一富商，拥有了就连一国之君朱元璋都为之眼红的财富，他发家之速使得老百姓误以为他得到了一个可以凭空生钱的聚宝盆。
但是他也败于赌，他发家之后涉足政治，但是他在政治领域的眼光显然远不如在商业领域。结果他站错了队，他选择支持张士诚，但张士诚最终被朱元璋消灭了，这也是他日后屡次受到朱元璋的打压的直接原因。而后来，虽然沈万三百般讨好朱元璋，朱元璋还是找了个借口抄了他的家，把他流放到了云南，令他客死异乡。
3.伍秉鉴——国际贸易促成的世界首富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便是其中之一，与成吉思汗、和珅、宋子文等人并列，而伍秉鉴也是这6个入选的中国人当中，唯一一个纯粹的商人。在伍氏怡和商行的巅峰时期，伍秉鉴所积累起来的财富是惊人的。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且，伍家在珠江岸边的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一个商人之家竟能有如此的风光，这在中国古代绝对是极其罕见的。
背景身世
伍秉鉴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为了封锁台湾而施行海禁政策，任何商人都不得出海经商。伍家是经商世家，当康熙末年康熙皇帝开辟广州作为大清国唯一一处通商口岸之后，伍秉鉴的先祖于便从福建老家移居广东，借助广州所享受的政策优势做起了海外贸易。事实上，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商人的命运都是随着政策的改变而起起伏伏的。生于封建集权统治最为稳固的清朝的伍秉鉴自然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他一生的商海沉浮并不能完全由他自己操控，哪怕在经商才华方面，他也是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当中最好的。
发家秘史
广东十三行与伍秉鉴的崛起
清代历史上共出现过三个极具实力的商业群体：两淮盐商、山西晋商、广东行商。山西晋商因为一部名为《乔家大院》的电视剧而名声大振，成为了现代的经商者们学习的楷模，而这三大商业群体当中，广东行商恐怕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但就是这个被忽视的商人群体，曾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当时，这些中国商人被西方认为是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广东行商又称“广东十三行”。1684年，康熙废除禁海令，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与外界通商。但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无力接待外来商船。1686年，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13家商行便被称为“广东十三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的“十三行”变成了一个统称，所指的也已经并非是最初的那13家商行，而是成为了清朝时期在广东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行的总称。这些商行多时可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四家，“十三行”只是一个习惯性的称呼罢了。
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日，而十三行则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可以说，“十三行”是当时清王朝的“外贸特区”。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加上行商的努力经营，十三行得以迅速繁荣起来。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此后的100年间，广东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十三行逐渐被称为“天子南库”，因此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富商。
当年“十三行”的繁荣可用“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来形容，据地方志记载，1822年，十三行集中的那条街上发生了一场大火，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出了一二里地，形成了一条壮观的由十三行中的银子汇聚成的河流。这场大火总共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而这些财物只不过是“十三行”财产当中很小的一部分罢了。由此，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十三行”当年是多么地富有。
在盛极一时的“广东十三行”中，为首的四大商行最为富有。这四大商行分别是：潘启官的同文行、卢观恒的广利行、伍秉鉴的怡和行、叶上的林义成行。而在这四大商行当中，最杰出的则是伍秉鉴的怡和商行。
怡和商行成立于1783年，创办人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伍国莹不仅仅创立了怡和行，而且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同怡和商行一起被他的儿子伍秉鉴继承了过去，成为了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中对于伍秉鉴是这样评价的：“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正式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怡和行的业务。伍秉鉴是一个远比他的父亲出色得多的商人。自伍秉鉴接手以来，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怡和商行的资产开始呈指数增长，很快成了全广东最大的对外贸易商行，而伍秉鉴本人也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
伍秉鉴是个商业奇才，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在他经营怡和行时，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东印度公司、英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在怡和商行最鼎盛的那段时间，伍家与英商、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高达数百万两白银，任何人都难以想象，如此巨大的营业额竟然是由一个封建社会时代的家族式商铺所创造的。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为了便于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殖民统治而开设的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便会向伍家借贷，因此，伍秉鉴的怡和商行同时还是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伍秉鉴在经商方面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他也因而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商德，伍秉鉴赢得中外尊重
伍秉鉴不但经营有方，十分富有，他还是一个慷慨的人。据说曾有一个来自于美国波士顿的商人与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在这项生意中，伍秉鉴的资产占了大部分，而主要经营者则是那个波士顿商人。有机会与伍秉鉴合作本是那个波士顿商人的荣耀，而且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赚大钱的机会。但是，这个波士顿商人自己不争气，他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这桩生意最终亏了本，他本人不但因此而破了产，进而还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
破产之后，这个波士顿商人已经是一无所有了，不仅毫无偿还这笔欠款的能力，甚至连回美国的船票都买不起了。伍秉鉴知道此事后，并没有为难他，而是当着这个波士顿商人的面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他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你只是不走运罢了。”说完，伍秉鉴就把借据撕个粉碎，并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在得知这个波士顿商人已经连船票都买不起了之后，伍秉鉴还主动帮他承担了归国的路费。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可实际上，伍秉鉴并没在这艘船上投过一分钱，是他的商德打动了美国人。
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国。8年前他前往中国时，还是不名一文的学徒。在中国，福布斯以贩卖茶叶为生，还认了一个义父———当时的商界领袖伍秉鉴。这层关系让他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元的投资。福布斯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并成为了当时全美最大的建筑承包商。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买有美国的证券，向美国的铁路建设投资。多方面的投入为他换来了更多的收益。“天下第一大富翁”伍家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以外，同英国行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在伍秉鉴做成的无数的生意当中，伍秉鉴从来没做过任何一次失信于人的事，也从没欺骗过任何一个他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诚信，这是伍秉鉴在经商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的不变原则。美国商人亨特在自己的自传写道：“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伍氏怡和行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伍家的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随着怡和商行虽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伍氏商德的源远流长，“怡和”这个名字甚至成为了许多商人崇拜的对象。1832年英国人威廉·贾尔丁和詹姆斯·梅色森借用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号，创办了“怡和洋行”。鸦片战争之后，香港成为了英国殖民地，“怡和洋行”的总部便由广州迁至香港，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英资财团，对香港早期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现在，香港人口中还流传着“未有香港，先有怡和”这句话。时至今日，英资的怡和洋行在香港仍然维持相当的业务，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华东方酒店、香港空运货站、香港货柜码头、惠康超市等等，员工总数超过十万。
伍秉鉴与鸦片战争，怡和行的盛极而衰
在西方的商人眼里，伍秉鉴是一个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的人，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但与此同时，英国人心中也很清楚，伍秉鉴同时也有着“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这一弱点。
从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谋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一方是朝廷官府，一方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然而，伍秉鉴这一念的懦弱却为伍氏怡和行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前一年，满清名臣林则徐来到广州，主持禁烟运动。林则徐一到广州，就把矛头指向了“十三行”的商人们，说他们在私底下帮助洋商贩卖鸦片，毒害国人。为了息事宁人，伍秉鉴派自己的儿子伍崇曜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但是，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3月23日，林则徐派人锁拿伍崇曜等人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林则徐并没有证据来证明“十三行”和他伍家真的参与了鸦片交易，但是，懦弱得伍秉鉴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却坚决地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经过此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斯文扫地。林则徐此举实际上是杀鸡儆猴，对外表明他禁烟的决心，但倒霉的伍家却成为了替罪羊，做了禁烟运动的牺牲品。
林则徐在推行禁烟运动时所使用的强硬手段彻底激怒了英国人。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当伍秉鉴听说英国人派军队打过来了的时候，他当时便“被吓得瘫倒在地”，因为，他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表面上是因为林则徐的强硬，但实际上的根源则是因为不满“十三行”的垄断贸易，想要在中国打开更多的通商口岸。在这场战争当中，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包括他伍家赖以发家的对外贸易垄断地位将会彻底丧失。
伍家，甚至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战争甫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他们衷心希望清政府能够打赢这一仗。但是事与愿违，清军在战争当中全线溃败。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十三行”中惯与洋人打交道的商人们前往调停。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崇曜与英军统帅义律展开了谈判。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涂上了“汉奸”的阴影。英国人所要求赔偿的这600万元巨款，清政府勒令“十三行”商人承担其中的三分之一，其中，作为“十三行”首领的伍秉鉴所出最多，达到了110万元。但是，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却也终究难以抹去他们“勾结洋人，毒害中国”的恶名。
发家感悟
在古代中国，身为一名商人是悲哀的。因为在中国，素来讲究“士农工商”的等级排行，商人就算再有钱，有了钱之后就算再造福乡里多做义举，也会被那些道学先生们扣上唯利是图的帽子。
不仅如此，中国的封建政府对于商人的盘剥也是极其严重的。与伍秉鉴同为“十三行”中的巨商的同文行行商潘正亨曾经说过：“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广东十三行”虽然盛极一时，但是在清政府的眼里，这些商人却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财富宝库。除了需要缴纳高额的商税之外，一旦国家发生灾难、战争，皇帝和权贵们家里办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员向上级讨好，十三行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赠。仅仅是据官方史册的资料统计，从1773年到1835年他们的捐款就达508．5万两白银。悲哀的是，虽然商人们一直不断地将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财富贡献出去，却也还是得不到丝毫的尊重，作为中国古代的商人，他们永远要仰官府的鼻息，在政策的夹缝当中艰难求生。
这就是作为一个古代商人的悲哀。
4.雷履泰——开创历史的传奇晋商
晋商，这是一个中国商业史上不可回避的名词。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流传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而作为票号的开创人——雷履泰，则在众多晋商中展现出了精明实干、诚实守信的气质。他生于商贾之家，却不幸遭遇家道中落；他从事颜料行，却创造了票号行业。甚至，连清王朝也对他感激有加。人们不禁要问，他有何等能耐，可以在风云变幻的清末打造属于自己的财富传奇？若想觅得答案，我们不妨走进雷履泰的传奇一生。
背景身世
作为晋商代表人物，雷履泰在清朝的商界可谓如雷贯耳。雷履泰是平遥县细窑村人，祖籍平遥城内。从曾祖父一代，移居细窑村。来到细窑村后，老大雷中以务农为本，老二雷禄以经商为业。相传雷中到中年时，已骡马成群，有牲畜70余匹。当雷禄经营贸易繁忙时，雷中便安排人马直接参与运输货物，因此雷家日渐富有。雷禄生有七子，其中老七雷金库为雷履泰的祖父。
随着几代人的努力，到了雷履泰出生时，雷家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然而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话：富不过三代。年幼时，雷履泰家境颇丰，谁知他的父亲却突然去世，导致家道陡然落魄，几代的财富顿时化为乌有。迫不得已，雷履泰只得放弃读书，到平遥城内的商号当学徒，学习做买卖。也许是吉人自有天相，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这个落魄的“公子哥”，竟在生意场上走出了一条更加宽广的路。
发家秘史
小掌柜起步，开创中国“票号”第一人
弃儒从商的雷履泰，正处于清朝嘉庆年间。他到平遥城内的商号当学徒，学习做买卖，先后进过几个商铺，积累了不少的商业知识。雷履泰决心要创出一番事业，否则随着年龄渐长，属于他的黄金时期就要一点点消失了。
当时的山西平遥县，有一家名叫“西裕成”的颜料行。这家颜料庄是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达蒲村设有规模不小的作坊，在县城西大街、北京崇文门外草厂九条和天津、汉口、重庆等城市设有分庄。“西裕成”颜料行的东家名叫李大全，他与雷履泰的相遇，则充满了传奇色彩：
嘉庆末年，李大全和一位以算命为生的朋友在平遥城皇庙赶庙会，突然朋友指着一位后生说：“李老爷你若能把这后生收下日后定大发其财。”李大全问为什么？朋友答：“这后生实是怀才不遇的奇人，他人不知且难供这后生开销，只有像李老爷你这样的财东才能供起后生的开销，李老爷要信得过鄙人，年后定金银无数。”李大全听后说：“那我就养活他一年看这后生是什么奇才。”朋友又说：“李老爷，鄙人有话在先，这后生想去什么地方、想做什么你都要答应他。”李大全稍作思考后说：“只要他不犯王法。”
随后二人便把后生召唤过来，问后生叫什么，家住哪里，想做什么？得知后生叫雷履泰，家住细窑村，想去京城。李大全见雷履泰颇有学问，为人机敏，心中不免大喜，因此便委任其为汉口分号执事，几年后又调任北京分号负责。
成为小掌柜，志向远大的雷履泰自然不满足于此。因此在掌管颜料行期间，他开始格外注意当前的经济形势。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由于晋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起镖运现款，不仅运费高，而且风险屡出，常有丢失。于是，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大掌柜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起初不过朋友、亲戚，两相投兑，无汇费和手续费。以后乡民感觉此法方便保险，皆求拨兑，并愿付一定汇费。
雷履泰很讲义气，因此，要求雷掌柜帮忙划拨银子的人越来越多。在互利原则下，雷履泰也开始收取一定的手续费。1819年，汇费的收入竟然超过了西裕成当年的颜料经营总收入！老板李大全自然颇为赏识，于是将雷履泰调回平遥总号，委任他为商号大掌柜，统筹全局。
雷履泰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汇费的收入让他眼前一亮，认为此乃生财之道，大有发展的必要。雷履泰注意到，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他亲笔签名的那封书信。有了这封信，就可以在北京和平遥两个地方异地取钱。那么，这种书信的形式如果规范化了，是不是就有可能代替中国几千年来笨重的现金交易的方式呢？
精明的雷履泰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开始进行详细的调查。公元1823年，雷履泰总结了唐代“飞钱”以及商业汇兑经验，研究了账局、钱庄、典当各金融业的利弊，集采众长，与东家李大全商妥，投资白银30万两，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及存款、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
说起雷履泰为何把商号取名为“日升昌”，这里还有一个典故。相传，有一天傍晚，雷履泰吃过晚饭在铺号内溜了一圈，回到房内靠着铺盖卷就躺下了，忽然见铺面斜对门的木器厂内着了大火，他急忙赶到木器厂前，原来竟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院，正在雷掌柜目不暇接之时，忽见东方朝霞里两轮红日喷薄而出，那金辉与宅院相映，异常壮丽。雷履泰一觉醒来，才知道做了一个梦，梦中意向分明是一个飞黄腾达的吉兆，这些情境，立刻在他的脑海里汇聚成这样几个字——日升昌（二日并升光照大地的情景）。
日升昌票号建立后，雷履泰的激情被进一步激发，在经营、管理上大下苦功，生意很快越做越大。日升昌做的是汇兑买卖，就是把银子交到它的柜上，拿上一张由商号开出的汇票，到别的地方的日升昌分号就可以凭票再把银子取出来。因此，当时人们把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号叫票号。
由于雷履泰信用可靠，因此，很多晋商都愿意与他合作。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他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起运银钱亦有诸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庄。
随着自己的名气越来越大，日升昌票号的生意版图也进一步扩张，就连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雷履泰走出的这一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展现出了晋商精明的商业头脑，更为自己的进一步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诚信经营，雷履泰展现顶级商人品质
由于雷履泰管理得当，因此日升昌票号的生意越做越火，在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纸风行”。
其实，自从日升昌票号建立之后，建立票号之风已经在全国迅速蔓延，大大小小不下数十家，为何日升昌能够长久不衰呢？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升昌票号“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精神。各票号对雇员中怠慢、欺诈客户而影响业务经营的言行从不姑息，轻则批评训诫，重则减薪辞退。久而久之，日升昌票号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说法：“诚则通人性，诚则可信。互相信任，才可以长期交往。在经商活动中长久地坚持诚信为本，胜过无数次欺诈性广告。”
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可以说就是由雷履泰提出的。山西人崇尚信义，主张义利相通，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敬奉同乡关羽，将其尊为财神，因为他重义气。身为山西人的雷履泰，自然恪守这一理念，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雇主。这份义结同心、以义制利，成了雷履泰从晋商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不仅是对于客户，即使管理票号内部，雷履泰也格外重视，在选拔人才时十分谨慎，其首要的条件就是人品好。首先，财东全面考察经理人选，一旦选定就绝对信任，真正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帮账人员的选拔上，他的要求也十分苛刻，一要人品好，二要脑筋灵，三要写字好，四要出手快。就连票号招收练习生也有严格规定，不但要有保人，还要查祖辈，试其品性。
有这样一个典故，更能表现出雷履泰对于诚信的看重：光绪年间某日，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来到日升昌，她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交到小伙计手中。小伙计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张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面值12000两的汇票。他不敢做任何表示，赶忙拿上汇票去找柜头。柜头看看汇票，再看看老妇人，也不知道该作何处理，只好安顿老人先等一等，自己径直向大掌柜张兴帮请示。张兴帮接过汇票仔细端详，认定这是30年前从张家口分号开出的汇票，不论款式、用印、纸质都没有问题，甚至字迹也是曾经见到过的，看来票据不会有假。后来经过询问得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藏在身上，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着丈夫唯一的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到这张汇票。张兴帮在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通过这件事，日升昌声名大振，业务愈加红火。这个故事，说明了雷履泰在管理日升昌的过程中，将诚信牢牢植入了票号“骨髓”，从而一举奠定了自己的顶级晋商的地位。
果断决策，清廷尽知“日升昌”
清朝末年，尽管中国商业蓬勃发展，但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中，商人还是需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学会察言观色，懂得与官场打交道。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中大乱，北京城中许多王宫贵族、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出逃，这些人连家中的金银细软都来不及收拾，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日升昌票号的几张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去兑换银两。
这个时候，日升昌票号也不好过，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抢劫一空，连账簿也被八国联军给烧了。没有账簿，雷履泰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没有办法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
面对这种情形，雷履泰本来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诉说自己的委屈，向其说明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做不仅合情合理，还可以避免自己的损失。但是，雷履泰没有这么做。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来面对这场变故，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有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所有人都知道，雷履泰的做法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有人在票号中做手脚，混入兑现的风潮中，后果将不堪设想，有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很多人也劝说雷履泰不要如此冲动。但是，雷履泰并没有就此而妥协，毅然将票号兑现。他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感叹，他不考虑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雷履泰清楚地看到，来日升昌票号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也是无奈之举，为国难所致。当灾难过去后，他们又会重新活跃在京城。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从长远看，票号虽冒一定的风险，但有可能在将来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而机会要靠现在去把握。
雷履泰的这次选择，可谓是一次博弈，让很多人担心日升昌未来的发展。不过，日后的事实证明，雷履泰的判断是准确的。当慈禧带着逃亡的贵族回到北京之后，当日升昌票号在北京的分号再次开业时，不仅普通百姓将积蓄放心地存入票号，就连朝廷也将大笔的宫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票号开始掌管国资的流动，可见其生意之兴隆。
有了皇室的青睐，日升昌自然名气大涨。虽然当时的票号继起者甚多，但没有一家敢与之匹敌，唯有日升昌始终居于领军地位。时间一长，日升昌票号也得到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之称。由于雷履泰在号中日夜操劳，功绩显赫，同仁在祝其七十大寿时特赠金字牌匾一块，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赞美他的才华与业绩实为“晚清晋商第一人”
发家感悟
纵观中国古代商人，有雷履泰一般成就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像他一般开创一个行业、建立一套行业体系的商人却少之又少。日升昌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的源头，大都起自雷履泰。当然，雷履泰也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依赖于晋商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常规习惯。
当然，晚晴时期的雷履泰自然不会想到这些。他能够成为一代富豪，关键就在于“诚信待客，信誉为本”，视诚信为生命的理念。“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这是雷履泰一生的经营理念，充分表现出了“以义制利”的观点。经商之人，不能贪一时之利而目光短浅，不能在利益面前丢失了为商、为人的根本。由此可见，“义”实际上是获利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经商的天道。
雷履泰的发家之路，深刻阐明了晋商为何能享誉四海的关键所在。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雷履泰的发家之路，对于如今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创业之法，他的管理模式，成为了中国商业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教材。
5.乔致庸——一介儒生成商业大亨
纵观中国历史，弃笔从戎的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弃文从商的儒生却少之又少。一代晋商乔致庸，正是这样的少数派。他的出现，为晋商带来了一股醇厚之风，让尔虞我诈的生意场，充满了一丝水墨典雅之气。乔致庸的出现，延续了晋商一贯的务实、诚信作风；乔致庸的出现，让晋商在飘摇不定的清末时期，展现出了更加夺目的光芒。富可敌国、宅心仁厚……这些词汇，仿佛正为乔致庸量身定做一般。也许，没了乔致庸，晋商的风采就会大打折扣。
背景身世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他的家族，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当时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
凭借着伙伴的信任，乔贵发的生意越做越好，三年后还清欠款，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此时，已是嘉庆年间。乔贵发的诚信，为乔家赢得了美誉，并把这个传统遗传给了后人。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乔致庸自然继承了前人的优点，这为他将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发家秘史
弃文从商，一介儒生商场初显老练
乔贵发的开拓，让乔家的资本渐渐雄厚，又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当乔致庸出生时，乔家的财富在当地已经数一数二。乔致庸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长大。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因此，乔致庸并没有走入商界，而是专心致志地读书，努力在科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然而，就在乔致庸沉浸于四书五经之时，家里却出现了大波动。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很难再管理家族事业。
见到大哥病倒，原本一身儒气的乔致庸，不得不丢下书本，开始接手家族生意。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乔家将会就此没落下去。毕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怎么可能游弋于尔虞我诈的商场之中呢？
不过，虽然很少接触生意场的乔致庸略显稚气，但他却爆发出了令人瞠目的商场智慧。在接手家族生意后，乔致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关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旅途的艰苦和危险，让精明的乔致庸突然意识到：票号非常重要！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
在乔致庸的身上，除了一种天生的儒家之气，还带着书生少见的气质——果断。当他决定在票号行业一展拳脚后，并没有过多犹豫。公元1884年，即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将家族事业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这个决策，对于乔家来说可谓是里程碑的决定。也正是凭借着这次准确的判断，乔致庸让自己逐渐跻身于当时的富豪之中。
笼人才，重信誉，乔家成就非凡事业
建立了大德丰票号后，乔致庸开始在新的平台展露拳脚。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他深知人才的重要，因此格外提倡“不拘一格用人才”。在乔致庸破格重用的人才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要数马公甫。马公甫本来是包头一家小杂货铺的记账先生，他感到待在小杂货铺里做一辈子记账先生不会有前途，于是就想方设法结识了复盛公的大掌柜，跳槽来到了复盛公，在复盛公字号里做了最一般的伙计。由于他言辞伶俐、见解深刻，常能一语中的，而且又有独创性的观点，因此颇得大掌柜的赏识。
有一天，大掌柜因为自己有事一时脱不开身，便派他到祁县乔家汇报经营情况。结果，这次汇报给了他一次脱颖而出的好机会。见到乔致庸以后，马公甫条分缕析、侃侃而谈，不仅把包头的经营状况、市场分析汇报得有条有理、无懈可击。而且还在汇报中谈了许多他本人对于未来市场行情的剖析和预测，显出了他对商业的诸多独到见解和真知灼见。
马公甫的各种建议，让乔致庸对眼前这个人不禁刮目相看。通过进一步了解，他感到马公甫是个不一般的人才，当即便破例为他加到分红八厘的待遇。不久，复盛公的大掌柜告老还乡，乔致庸便让马公甫继任复盛公的大掌柜。马公甫对乔东家的慧眼识珠至为感激，自然也是竭力尽忠。他执掌复盛公之后不久，便把复盛公经营得大有起色，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复字号的生意，使得复字号的效益更上一层楼。乔致庸的这次“选将”，在当地传为美谈，并给包头商界留下了一句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
除了马公甫，阎维藩同样是被乔致庸破格录用的。阎维藩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要银两时，阎自行做主为恩寿垫支白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乔致庸闻知此事，立刻派自己的儿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维藩。因为乔致庸深知，阎维藩是个不可多得的商界人才！他命其子景仪等人一连等了几天，这才等到阎维藩。
回乡的途中，原本心情低落的阎维藩见乔景仪盛情迎接，心中不由大吃一惊。当乔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维藩感动不已，决定为乔致庸效力。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维藩乘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阎维藩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维藩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当阎维藩来到乔致庸的宅院前，发现乔致庸早已得到消息，在家门口等侯多时。乔致庸亲自把阎维藩迎入屋内，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维藩，见他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大掌柜。
乔致庸的热情款待与推心置腹，让阎维藩大为感动，决心报答乔家知遇之恩，愿为乔家商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从此，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长达26年。由于阎维藩身怀雄才大略，善于经营，使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能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荡，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维藩主持有方，每逢变敝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此外还有高钰等人，都是由乔致庸一手提拔，并对乔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乔致庸的慧眼识人才，让他的财富事业飞速发展。
除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乔致庸的成功还有一点：讲义气，重情义。身为山西人的乔致庸，将“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作为生意座右铭，从不欺诈顾客。有了客户的信任，他的票号自然发展迅速。光绪三十年为了扩大再经营，“在中堂”又独立资本，在包头增设了“复盛全”、“复盛西”。咸丰以后，又增设了复盛菜园280亩及复盛协、复盛信、复盛油场等，统称“复字号”，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
乔致庸的生意版图越来越大，不仅使自己的身价水涨船高，同时促进了包头的市场繁荣，对包头城的形成和建设起了推动作用，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而“在中堂”则凭借包头这些发祥地，垄断、操纵内蒙古市场，进而把商业字号陆续延伸至平津、东北直到长江流域各大商埠。
当然，身处半殖民半封建的清王朝，乔致庸也不可免俗，必须依靠官府的力量，为自己提高地位。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尤其是结识了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当朝一品官员，更为自己的生意提供了便利。
据史料记载，光绪年间，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大哥票号支持。见左宗棠对自己颇为欣赏，乔致庸也趁机请其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有了左宗棠的青睐，乔致庸得以结识了更多的达官贵人。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幅字：“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
有了左宗棠、李鸿章这二人的“保护伞”，乔致庸在商海中更加游刃有余。甚至在1900年之后，他还与慈禧太后做起了生意，为清政府国库贡献巨大。因此，有人也把他称作是“中国唯一个与慈禧太后做生意的商人”。
懂得笼络人才，诚信对待顾客，与官府交往密切，凭借这三个手段，乔致庸成了晋商中的首富。遥想光绪十年，大德通票号每股分红是850两，仅仅四年，就增长到3040两。到1908年，即光绪三十四年，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让他建立起了一个让人咂舌的“乔家帝国”！
发家感悟
后人评价乔致庸的发家之路，经常会用到这样一个词：儒气。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处世中庸，加上饱读诗书，以儒家思想指导商业经营，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了“尔虞我诈”的商业，因此为晋商阶级带来了一股文化之风。乔致庸虽为商人，但他不离史书，哪里有灾难，就在哪里挺身而出赈灾，他的内心是“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这种精神在他的血液里流淌，并延续到子孙后代的心里。这种态度，让他赢得了众人的好感，因此自然会受到客户的青睐。
更重要的是，乔致庸在创造财富的路上，始终没有忘记晋商一直坚持的“诚信”二字。诚信，这是晋商长盛不衰的保障。如今，诚信经营已经是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商人始终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信条。企业要想做大做活，就应该始终以诚信为本，将诚信摆在利润的前面，先坚持诚信再获取利润。这正是我们尊崇晋商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现代商业社会最为匮乏和呼唤的东西之一，也是乔致庸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感悟。
6.王炽——大清王朝的金融巨鳄
一个人能被称作“钱王”，必有惊人的财富。这个人，就是清末年间的王炽。到底他有多少财产，没有确切的文字统计记载，但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左右整个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了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而他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贫苦出身、杀人犯、一品红顶商人、慈善家……历史上的王炽，究竟是何等面目？
背景身世
公元1836年，王炽出生于云南弥勒县虹溪镇东门村。他在家排行第四，又称老四。相比其他家庭，王炽的童年堪称不幸：三位兄长夭折，父亲早早撒手人寰，使他年少时就开始过上了祸不单行的日子。
小时候的王炽酷爱读书，被人称作“幼而颖异”，但因为家庭的变故，他不得不早早就离开私塾，从小就跟着大人做起了小本生意，以贴补家用。为了生存和发展，王炽变卖了母亲所有值钱的首饰，筹得了10两银子，成为他创造人生的唯一的本金。但也正是凭借着10两银子，他开启了另一道大门——财富之门。
发家秘史
从跑马帮到杀人犯，王炽艰苦的创业初期
王炽靠着变卖母亲首饰的钱，走上了创业之路。但在创业初期，他不过是个跑马帮。所谓跑马帮，就是穿街走巷、翻山越岭，通过调剂各地物品的有无、多寡，赚取微薄利润。跑马帮可是一件苦差事，再加上云南多是山地，深沟峡谷，山峦陡峭，常人根本无法从这里行走，而带着货物的马帮更是无法想象的艰难。有时，来去一次就要四五十天，远的一次就要半年左右。
尽管这份钱挣得很不容易，但王炽并没有浅尝辄止。他明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他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了心里，脚踏实地、坚忍不拔，一次又一次超越自己意志的极限，坚强地与崎岖坎坷的山路做斗争。就这样，王炽白手起家，辛勤劳作，在蜀、黔、粤等地建立了良好的信誉，终于积攒起一份家业。于是，他扩大经营范围，组织马帮，往返贩运土杂百货于临安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丘北之间。及至王炽20岁时，他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
王炽原以为，通过这样的不懈努力，自己终究会实现财富梦想。但就在此时，一个灾难，打得自己措手不及。清同治初年，已小有名气的王炽回乡后，素有积怨的表哥与他发生冲突。一怒之下，他指使家人杀死表兄。
年纪轻轻便成为杀人犯，王炽的慌张可想而知。但是，他不愿意在牢狱中度过下半生，于是几经波折，避祸于重庆。
初到重庆，王炽被这里的商业气氛感染了。他见此地商业鼎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便萌生了设庄做贸易的想法。他认为，单纯靠马帮贩货赚取微薄利润是在为别人作嫁衣裳，于是便租得临街铺面一问，挂出“天顺祥”商号，贩卖马帮运来的货物。不过，由于当时王炽手头有限，因此，他想方设法与当地颇有实力的旅渝滇商合作，由合伙人出资扩大经营，而王炽则组织马帮在重庆购买烟、盐、土杂贩卖到云南，又将云南的皮毛、药材购运到重庆。
凭借着重新组建的马帮，王炽又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他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亦购亦销，边贩边买，获利颇丰。而一次意外的经历，让他的名声也在当地传开。
有一天，王炽带着马帮从昭通南行，不到数里，他们遇到了一群拦路土匪。赶马人见此情形，吓得四散逃亡。这时，王炽却表现得镇定自若，指名要见大头目。结果，王炽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不但保住了自家的性命，还保住了一半的川货和全部马帮。这次经历，让王炽名声大振，生意愈发兴隆。他抓住机遇，分别在叙府、昆明等地增设分庄。
不过，王炽并没有满足“小富即安”，他决定再次扩大自己的事业版图。王炽亲自赶马运货到滇，又由滇抒货运渝。正是这种坚持，让他逐渐克服了创业初期的艰难，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
诚实守信，“天顺祥”走出关键一步
随着王炽的生意越做越好，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义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天顺祥”钱庄的信任。
就在王炽有些着急之时，机会出现了。清光绪九年，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当时，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可见效，因而不愿担此风险，没人愿意借银给官府。
这件事传到了王炽的耳朵里，他开始有些心动。他权衡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10天内凑足10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于是，王炽冒险应承10日之内凑足白银10万两。
结果，王炽果真不出10日就凑足了银两。为了传播自己的名声，他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而这个行为，也让唐炯对他产生好感，委托他承办汇兑票号。
“天顺祥”的一炮打响，使王炽身价飞涨。更重要的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随后，王炽与合作伙伴分伙独自经营，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而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很快，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贵阳、广州、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设置，鼎盛时期在香港、海防亦设有办事机构。随着自己的事业越来越大，他的积蓄也越来越多，渐渐被人称作了“钱王”。
不过在这个时候，王炽并没有骄傲自大。他明白，如今票号越来越多，想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让人们建立对自己钱庄的信任，重视自己钱庄的信誉。在彩云之南的昆明，还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清末的一天，昆明下起了雨，王炽正在同庆丰钱庄总号大店之内。这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的花甲老者，携着一个六七岁的黑衣孩童走了进来，并递上一枚铜钱。柜前，一个衣着光鲜的小伙计笑了，说：“要饭的吧。”老人说：“我活不了几天了，膝下只有一孙儿，恕给他存点儿钱，等我一死，好让他还有几天饭吃。”小伙计声称：“一枚钱太少，存多时再来吧。”老人道：“钱庄为什么不让人存钱呢？你们行行好，就当可怜我们吧！”但是，不管老人怎样低声哀求，小伙计就是不答应。无奈，老人与孩子伤心流泪，望着大厅正中的“言义天下”四个浓浓的墨字黯然离去。
这件事，很快在当地传播开来，同庆丰顿时谣言四起。同庆丰的客户们也恐慌不已，对钱庄产生了可怕的信任危机，于是纷纷涌到同庆丰提现银存到别家钱庄。
面对这样的情形，王炽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明白了这件事的原委。他痛心疾首：“人无信不立呀。”他毅然决定，开除那个触犯钱庄约法的小伙计，扣发主管人员半年薪水，并让下人全城搜寻行乞的爷孙两人。王炽亲自出马，率领钱庄全体人员在大门前将老人孩子迎进店中，向他们诚恳道歉，为他们那一文钱设立了一个特殊账号，开出了票据，并给了高出别人十倍的利息，以示诚意。
王炽的这个行为，立刻引起了百姓的好感，票号收入顷刻翻了数番。就这样，王炽的钱庄很快在南方发展壮大起来。当时人们称北有“晋昌源”、南有“天顺祥”。同时，他又在“天顺祥”、“同庆丰”逐步设立了一套已具民营企业特色的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天顺祥”、“同庆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自此，王炽从贫家之子开始腾飞，向着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
慷慨捐资，一品红顶商人就此诞生
中国古代素来重农抑商，因此，无论家资如何丰厚的商贾，都无法摆脱官场的欺诈与剥削。到了清朝末年，这种风气更是愈演愈烈。不同于其他商人，王炽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须寻求政治上的靠山。所以，他开始积极寻求官场上的靠山，以期能探寻一条官商结合的发迹之路。
据史料记载，王炽曾捐银兴建弥勒境内盘江铁索桥两座，重修广西直隶州城孔庙，出资修筑虹溪街道，铺设昆明城至碧鸡关石板路，在昆明建盖弥勒会馆，划拨“兴文公当”资金馈赠本省举人赴京会试费用。这个行为，令昆明政府颇为欣赏，因此王炽在当地也有了强力的保护伞。
到了公元1883年，即光绪九年，法国侵略越南，朝廷诏命提督鲍超会同云南巡抚岑毓英统兵援越抗法。当时，清军军费紧缺，王炽垫白银60万两。战后，岑、鲍班师回国，遣散兵勇又需军费，王炽又垫银相助。岑、鲍甚为感激，岑赐“急公好义”、鲍赐“义重指国”匾额以旌表。后经岑保奏赐王四品道员职称，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封典三代一品。
王炽明白，尽管这些钱不在少数，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危，为了票号的稳定，这些钱不得不花。因此在公元1900年，陕西、山西两省大旱，王炽再次捐银2万两赈恤，获朝廷旌表。同年，英、美、法、德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出逃。到达西安后，国库亏空发生财政困难，请西安天顺祥援助，王炽也一口应承，并提出：“太后人马所经之地，‘同庆丰’分行须全力资助！”二十八年，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天顺祥一如既往资助清廷。
王炽的慷慨捐资，让慈禧太后对他更加赏识，曾下旨召见，只因其有病未果。朝廷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赏云南弥勒绅士“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并建坊旌表。
当然，王炽本身也是一位乐善好施的慈善家。见虹溪书院损坏，即捐资扩建；见地方无救荒之粮，便设义社以备赈灾；士子乡试无住宿，捐虹溪试馆以供住宿；见有的举子无钱进京赶考，就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一切开销；为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王炽联合当地富绅筹办“兴文公当”（后更名为“兴文银行”），将之作为“基金库”，以捐助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云南经正书院、今云南大学都曾得到资助；开创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婴儿免受疾病之苦；兴建昆明第一家电灯公司、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发电机，建成我国第一个水力发电站——石龙坝水力发电站……
凭借着慷慨捐资和乐善好施，清廷对他褒奖有加，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光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许在紫禁城骑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
有了清廷的支持，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至光绪中后期，票号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的大中城市，号称“南帮之雄”。有人曾给“同庆丰”、“天顺祥”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万余两，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他缔造的以金融票号业为主干的商业帝国享誉一时，就连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也将其列为西元19世纪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这样一位一品红顶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王炽也被誉为“中国商界第一人”！
发家感悟
从一个穷苦的孩子到杀人犯，再到钱庄老板、“钱王”乃至一品红顶商人，王炽的发家史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成功的商人不是在艰难困苦中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身出商场，心计当然重要，但是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地去做，实际上更加关键。
不过，也有人对王炽的发家史评价不高，认为他巴结官府，显得毫无骨气。虽然王炽的确出现此种行为，但这是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下不得已而为之，所有商人概莫能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正如胡雪岩、盛宣怀等。与同时代的商人相比，王炽更显出了难能可贵的公益之心，他一生多善举，为云南当地做出了不少贡献，时至今日依旧受当地百姓的敬仰。尤其是他的“商道”，对现在依旧有启迪作用：“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坚持不懈、热心公益，相信这才应当是这位红顶商人一生的最佳注脚。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