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在川南民族史上，僰人悬棺的主人“都掌蛮”是最引人注意也是讨论最多的一支族群。有关“都掌”的汉文记载始见于唐，历宋、元、明各代，史不绝书。以史迹推之，都掌蛮乃晋代“僚人入蜀”的产物，是壮侗语民族中的一支。唐代之“都掌”不过泸州所属14个羁縻州之56个羁縻县之一而已，力量微不足道。至于明代，“都掌蛮”却以势力最大的少数民族族群的面貌出现在泸叙地区，且与明政府周旋斗争了二百多年，时叛时服，让明朝政府大伤脑筋。都掌如何从弱小发展而为强势的？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揭其转机，在于北宋。宋神宗和徽宗时期，都掌蛮（都党）部两次配合宋军作战，一次针对乌蛮部，一次针对僚人部，均得到宋朝政府的扶持而壮大。

    元明推行土司制度，羁縻统治更加“制度”化，都掌蛮部由元之“大坝都总管”，到明代部分山都掌的“太平长官司”。明代都掌蛮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不仅包括都掌“土蛮”，也包括主动逃入或被掳获的汉民，甚至还包括部分苗人。万历年间（1573-1620），明军对“都掌蛮”发动了最大一次镇压行动，都掌蛮最终被剿灭。明朝政府对征服的以都掌蛮为代表的僚民采取了“以夏变夷”的种种措施，分与田地，变名易服，厉行教化，都掌蛮最终“消失”了。然而，“文化”不会消失，这支葬行悬棺的族群，不仅留下了国内最为集中的悬棺葬群让人们去探寻，也用那令人深思的奇风异俗和传奇故事，给后世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都掌”族群的来源及其势力的发展

    “僰人悬棺”的主人“都掌蛮”是古代活动在今四川泸叙地区的一支势力强大的族群梁大同十年（544）在僰道县地立戎州，北宋末政和四年（1114）戎州改名为叙州，时人习惯并泸州称该地区为“戎泸”或“泸叙”，略当今四川泸州、宜宾两市。，从北宋后期至明代万历年间雄踞一方达五百年之久。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学界对有关“都掌蛮”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发表的论文达数十篇之多。但是，对都掌族群的来源看法仍存在很大分歧，对其如何发展壮大的历史也少人谈及。本文拟对晋唐至宋代川南的民族演变和“都掌蛮”的早期历史进行考察，以弥补研究中缺漏的重要一环。一、“都掌蛮”源于“僚人入蜀”

    自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来，巴蜀地区逐渐融入了中原文化系统。秦汉时期，“县有蛮夷曰道”，在僰人聚居区设置“僰道”（治今四川宜宾）。同时以僰道为起点，修筑南下的五尺道。这些开发活动必然会给当地原住居民带来冲击，一些僰人去而之他，或移徙偏远山地。正如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记载：高后六年（前182）曾筑僰道城，致使僰人因“汉民多”而“渐斥徙之”。然而据唐宋史籍所载，当地却是众多非“汉民”的聚居地，不仅族类不一，而且活动频繁。例如《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下》载：“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令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南宋淳熙十年（1183），当地官员称：“叙州既外控蛮夷，而城之内外，棘（僰）夷葛僚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一〇一。人多而杂，当地官员已不能详分当地民族的种类了。早在北宋嘉祐四年（1059）苏轼途经戎州（今宜宾）时，就曾写下《戎州》这样的诗句：“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这里显然已是“群蛮”聚居之地。这种状况，与西汉前期僰人被“斥徙”时的民族状况已经大不相同。

    不独戎泸之地，南朝以至隋唐时期，这种被称作“僚人”（“僚”原作“獠”）的民族在巴蜀的分布都相当广泛。《水经注·漾水》说是其“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八“漾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永乐大典》本，1954年。，《北史》卷九五《僚传》则谓“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南齐政权（479-502）在巴蜀“开拓夷荒”，曾在“僚人”集中的地方设立了若干“僚郡”，以统辖当地“僚民”李宗放认为，一些“僚郡”之“僚”可能是泛指当地民族，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此当另论。见李氏撰《凉山昭觉博什瓦黑石刻的族属为白族考》文，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显然，包括戎泸在内的巴蜀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这是值得重视的。

    我认为，这与成汉政权时期（302-347）发生的“僚人入蜀”这一重大民族迁徙事件有关。这次事件在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以及唐修《晋书》、《北史》，宋初《太平寰宇记》等史籍上均有记载，比较详细的要算宋代郭允蹈在《蜀鉴》卷四“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蜀李寿从牂柯引獠入蜀”条下所记：

    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傍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柯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宋］郭允蹈：《蜀鉴》卷四，《丛书集成》据守山阁从书本排印。其下又云：“《北史》不载李寿纵獠，而言獠自出。未知首祸之因。赖李膺《益州记》详著其始，惜司马公不及此也。”有关李寿“引獠入蜀”的记载较多，详略不一，也不尽相同，郭氏乃据诸篇删修。文中言“蜀本无獠”未得其实，蒙默先生在《“蜀本无僚”辨》有详论，足资参考，文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西晋末年，巴蜀大乱。成汉政权历时不久，连年用兵，未能对巴蜀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原居南中地区的僚人在复杂多变的民族斗争中大量北上涌入巴蜀。对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都带来了长久的冲击和影响，直到唐代，“僚乱”不止仍然是当地政府头痛的一桩大事。正如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所指出：此事件“为汉、唐间西南民族之一大事。……于西南历史关系至大。”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页。由于当时政府失去了对一些州县的直接控制，唐宋史籍多记为“没于夷僚”，或以此地“空废”视之。

    如此众多的南方民族北入巴蜀地区，应有足迹可寻。譬如，四川地区古代有多处“竹王祠”，最接近泸叙地区的是荣州（今荣县），宋初《太平寰宇记》卷八五载荣州旭川县：“土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庙。岁必祀之。”这个难以磨灭的祖源记忆长久地留存在竹王后裔的心中。另在邛州（今邛崃）、丹棱（今丹棱）、嘉州（今乐山）均有竹王祠的遗踪。《后汉书》和《华阳国志》等史籍均载有夜郎古国“竹王”的故事，传说竹王被汉朝官员杀死后，其部众为之建祠祀奉。后来在四川以及黔、云、鄂、桂诸省均有竹王祠，但夜郎古国的疆域不可能有如此之大，应是夜郎居民竹王后裔迁徙所致，在四川者则主要是“僚人入蜀”的产物。另如铜鼓，本是中国西南和岭南民族的礼仪重器，是权威的象征，也是其精神所系，在族群迁徙时，它往往会随之而传播。四川是现今全国发现铜鼓较多的地方之一，而所发现的铜鼓大都集中在四川南部特别是在泸叙地区。从时代来看，四川已发现铜鼓基本上都不是早期类型，也未发现过古代铜鼓的铸造点，四川不是铜鼓的始创之地李伟卿《关于铜鼓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指出：“大渡河两岸恐非铜鼓滥觞之地，因为四川铜鼓集中于川南一带，而且多是晚期之作。稍早的，只有会理罗罗冲出土一鼓，也非早期形式，故殊难视为铜鼓始创之地。”载《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2页。。泸叙地区的铜鼓使用频度极高。宋代富顺监（今富顺）“始姑镇夷人家有铜鼓，子孙传秘，号为右族”［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十月丁亥。。《长编》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二月“晏州夷斗望”为宋军败后，“纳牛羊、铜鼓、器械”［宋］李焘：《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壬午。。熙宁七年（1073）正月淯井监（今属长宁）“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被熊本荡平时，也“纳铜鼓、枪牌乞降”［宋］李焘：《长编》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甲子。。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罗、胡、苟姓”归附宋朝军队时，亦累次各以铜鼓等物“衔草乞命投降”［宋］李焘：《长编》卷二九四，元丰元年十一月丁亥。。与此相应，泸叙及相领地区留下有许多关于“铜鼓”的地名。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唐宋典籍的记载，有如铜鼓山、铜鼓镇、铜鼓滩、铜鼓铺、铜鼓崖、铜鼓箐、铜鼓溪、铜鼓岩等地名，广泛分布于成都至重庆一线及其以南地区。汉晋之世，四川地区没有关于铜鼓的记载，有关铜鼓的地名显然也系“外来”。再如悬棺，秦汉时代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近人的考古研究也表明，泸叙地区存在的大量悬棺葬均是宋明时代的遗物李复华：《略谈珙县“僰人悬棺”的族属问题》，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总4期，1979年；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僰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

    如果再从语言特征来看问题会更清楚。唐宋时代的泸叙地区，有许多带有如“思”、“都”、“罗”等字（音）的地名。《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载，泸州贞观元年曾“以夷僚户置思隶、思逢、施阳三县”，另有：泸州所属思娥洞、思晏江和羁縻思峨州、羁縻思晏县等。《元史》卷六〇《地理志三》载叙南地区有46囤“蛮夷千户所”，其中有22囤都带有“落”音，如落魂、落昧下村、落岛等等。《太平寰宇记》卷八八载，泸州羁縻州下有都善县、哆楼县、哆冈县、都宁县、都掌县等地名。“多”字头或为“都”字之异写。带有共同特征地名比例如此之高，显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有关。语言学家认为，以“都、思、罗”等字为冠首字者，均与壮侗语有关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六章第六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在今壮侗语使用地区，唐宋时期就颇多以这些字为头首的地名，如《太平寰宇记》载宜州（今属广西）所属羁縻县就有洛富、洛回、洛都、洛巍、罗遵、都恩、都邦、多灵、思龙、都陇、都伊、思寮、多梅、多奉、思恩、都亮等。这些地方都是古今壮侗语族民族稳定的聚居住地，其与唐宋时期四川中部、南部的地名有着惊人的相似。《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泸州都督府”下的羁縻县地名，十四个羁縻州五十六羁縻县，其中有或接近上述四字的竟占约三分之一参见本书另文《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僚人入蜀”再研究》。。今存《永乐大典》所述“泸州”残卷，载有泸州以及所属江安县和合江县村镇地名，其中带有上述壮侗语或接近壮侗语特征的地名不少《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至卷二二二九述“泸州”，今存前两卷。。

    “都掌蛮”使用铜鼓和葬行悬棺，这是该族群明显的文化特征。如果说宋代史料尚泛言“泸夷”铜鼓的使用的话，那么明代“都掌蛮”反抗斗争失败后，被明军缴获大量铜鼓，都掌首领阿大见铜鼓而泣则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宋初《太平寰宇记》卷八八记“泸州风俗”也仅泛言当地“夷僚”死而“葬之崖穴”，明代“都掌蛮”行悬棺葬却是有大量明确记载，此亦不必赘言。虽然都掌并不一定就敬奉“竹王”，但其以北不远的荣州僚人就供奉竹王，必属北徙者所为。应该指明的是，两晋以降，作为民族称谓的“僚”使用很广，是汉文献中对西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通泛称谓。或如持民族史边缘理论学者的观点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对此有深入的阐述，可参考。王著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把它看作是区别“汉”和“非汉”族群的边界，在这里也是可以成立的。近世民族调查和研究表明，被汉语学者称为僚人的广大居民中，只有少部分人如仡佬人自称为“僚［láo］”芮逸夫：《僚（獠）为仡佬（犵狫）试证》，引自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1948年。。入蜀之“僚”并非是某单一民族，就是同一民族，也有不同的支系，或者说是有众多的族群，故反映在习俗或语言上存在差异，是很正常的事。关于都掌蛮的族属，学界认识长期存在分歧，或者认为它是秦汉“僰人”的后裔，或者认为它并非僰人（明代的都掌蛮又被称为“僰人”）而实为僚人。我赞同后一种意见，进而认为，“都掌蛮”是“僚人入蜀”的产物，其称谓本意现虽难以稽考，但系壮侗语民族的语译则是可以肯定的。二、宋代“泸夷”的构成

    宋代习惯把泸州与叙州（戎州）之南的非汉民族群总称为“泸夷”，即“泸州夷人”之省，或称之为“泸南夷人”，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当地“僰夷葛獠”和“乌蛮”的合称。也就是说，宋代的“泸夷”是对具有多种成分族群的合称。在这里，“僰夷葛獠”有时又径呼为“獠”，实则包含有若干族群。

    虽然如前所述汉王朝政府的开发使当地汉民增多而僰人被“斥徙”，但史载晋代以降，当地却并不在中原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而僚人依然十分兴盛。如唐代《元和郡县志》载戎州：“李雄窃据，此地空废。梁武帝大同十年（544），使先铁讨定夷僚，乃立为戎州。”又谓泸州并属县，晋时亦“为獠所没”，或言“李雄乱后，没于夷獠”等［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一“戎州”条、卷三三“泸州”条。。这个地区是“僚人入蜀”的通道，僚人北上，必有大量滞留此地，年长月久，不复细辨民族之别，以致宋人以“僰夷葛獠”呼之了。

    “僰夷葛獠”是散居在泸南的农耕居民，夷落相望，唐代在此设立了许多羁縻州县。羁縻州县彼此似无明确的辖属关系，直至宋初尚无统一的大酋领。在北宋时与王朝政府不时发生冲突，较大的有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的“泸夷之叛”和“斗望行牌率众劫淯井监”，熙宁六年（1073）“晏州六县种夷”的反叛活动，元丰（1078-1085）初江安县“罗苟夷”的反叛活动，政和年间（1111-1117）“晏州夷”卜漏率众上万的反抗斗争等。虽然这些斗争在宋朝大军的残酷镇压下都归于失败，但显示了当地僚民已具有很大的力量。

    汉代以来，作为彝语支民族先民的昆明人（一般以“乌蛮”视之）不断东向或北向发展。晋唐时期，乌蛮诸部已大量入居今云贵川三省相邻地区。在乌蛮迁徙扩张时，与被他们称之为“濮”的原住居民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并战胜了后者。这便是持续时间甚长的“彝濮之战”，《西南彝志》等彝族典籍对此有大量的描述，此不赘述。唐初，昆明人已在戎州（今宜宾市）西面和南面有了相当的势力。《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下》载：咸亨三年（672），有“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以安辑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总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余里，近三百里”，实际已逼近泸叙地区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泸州当局向朝廷报告，说是除本州管下溪洞羁縻十州之外，当时还有“乌蛮所居族盛，旁有旧姚州，废已久。乌蛮累使人诣州，愿得州名以长夷落”，宋朝政府遂“以泸州乌蛮王子得盖所居为姚州”。后有谏官余靖说，得盖等因“朝廷赐以郡印而不与其官，由是怨望。今者得盖作过，为朝廷忧”［宋］《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一月甲午；卷一四九，庆历四年五月乙酉。所谓“旧姚州”未详所指，地在今贵州西北。唐代曾置姚州（治今云南姚安），是唐至南诏的交通要站。。乌蛮势力此时已经伸入到了泸叙地区，其在边境“作过”，使宋政府颇感棘手。后来得盖子号“罗氏鬼主”，并世袭其号。泸叙地区的民族构成更趋多元，民族斗争也呈复杂化。

    泸南乌蛮另有两支势力强大的族群即宴子部和甫望个恕部，至宋神宗熙宁年间（1067-1075），已发展成为宋朝泸南边境“外蛮之强者”（王安石语）。《宋史·蛮夷传四·淯水夷》谈到乌蛮二酋领晏子和甫望个恕时说：“二酋浸强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纳溪二十四生夷。夷弱小，皆相与供其宝。”僚人不管自愿或不自愿，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把这些无偿赋税看成了一种“义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其时乌蛮部落“常赋”晏州、纳溪等地的“生夷”［宋］《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己亥。亦即向后者征收赋税，均表明乌蛮已成为当地僚人的统治者。泸南乌蛮势力的强大给宋王朝在当地的统治造成了新的威胁。

    李焘《长编》载庆历二年（1042），“乌蛮王子得盖居姚州为刺史，得盖死，其子窃号罗氏鬼主，鬼主死，子仆夜袭其号，仆夜稍不能令诸蛮，其部有甫望个恕，晏子二酋为最强”。又有载：“沙取禄路者，晏子之子也。乞弟，斧望个恕之子也。”［宋］《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乙未；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己亥。据此可知，“泸夷”中的乌蛮有三部，各部的血缘承袭关系为：得盖—罗氏鬼主—仆夜；晏子—沙取禄路；甫望个恕—乞弟。

    得盖、仆夜部居今黔西北地区，离泸州地最远。得盖虽曾被称为“泸州乌蛮王子”，并授为羁縻姚州刺史，但其势力并未深入泸州内地，甚至远在泸州管下羁縻十州之外，所以与宋朝政府的直接往来并不多。元丰时，其部罗氏鬼主未能直接与宋泸州地方政府联系，只得辗转通过宋南平军（治今重庆南川）的官员表示已发誓不助乞弟。其所居地在乞弟部之南，故有时又被称之为“后蕃”［宋］《长编》卷三二五，元丰五年四月戊辰。。

    晏子之后称为“吕告蛮”；甫望个恕之后称为“阿永蛮”。《长编》载：“晏子距省地绝近，犹有淯井之阻。甫望个恕近纳溪寨，舟下泸州不过半日。”［宋］《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己亥条。《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还说：“晏子所居，直长宁、宁远以南；斧望个恕所居，直纳溪、江安以东。”吕告蛮自宋以来一直聚居在南广河的河源地带，实即今之云南东北威信，镇雄两县一带。阿永部则长期雄踞在纳溪河源和上游地区，即今四川叙永、古蔺等地晏子－吕告部即后世彝族土司芒部（芒布、茫部）先世，甫望个恕－阿永部即后世彝族土司永宁先世，这是后话，此不论。参本书《吕告蛮、阿永蛮考述》一文。。

    由上可知，僚与乌蛮无论从祖源或文化特征上都是差异很大的两类民族，它们又分别包含有若干支系或族群，都掌族群仅是“僰夷葛僚”中的一支。弄清这一点，是理解宋代川南地区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和都掌蛮势力壮大的重要前提。三、“都掌”族群势力的发展

    有关“都掌”的汉文记载始见于唐，历宋、元、明各代，史不绝书。在唐代，“都掌”族群势力不过一羁縻县，力量微不足道。《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泸州都督府下有十四羁縻州共五十六个羁縻县。其中纳州所辖八县，包括：罗围、播罗、施阳、都宁、罗当、罗蓝、都□、胡茂。“都□”原缺一字，以《新唐书·南蛮传下》所载如下史料推断，为“都掌”无疑：“上元末，纳州僚叛，寇故茂、都掌二县。”胡、故二字也应是传写之误。唐代羁縻州每州一般只有数百户不等， 羁縻县当然就更小了。但至明代，“都掌蛮”却成为泸叙地区势力最大的族群，与明政府周旋斗争了二百多年。显然，都掌族群有一个发展壮大的历史。而其发展的转机，正在北宋。

    北宋时期，“泸夷”与宋朝政府的矛盾冲突不断，且不断升级。据《长编》记载：熙宁六年（1073）四月，该地区的“（羁縻）晏州六县种夷”不满宋政府在盐业中实行的压迫政策，“结集夷众”造反。宋朝政府剿抚并行，一方面以“故长宁州土刺史斗盖子斗辣为长宁州土刺史，陇厉村首领斗始该为巡遏使”，同时力图使乌蛮首领甫望个恕、晏子等接受宋王朝的羁縻统治。另一方面，前往“体量措置”的宋朝官员熊本支使部属于是年十二月诱杀“三里夷人斗设”等九十余人，次年正月又率领五千兵士深入夷界，捕杀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荡平其地”，进而讨伐“尝助水路夷抗官军”的羁縻晏州柯阴县夷人。 最后终于把造反的“夷众”镇压了下去。事后论功行赏，宋王朝分别封赐乌蛮罗氏鬼主仆夜知羁縻姚州，甫望个恕知羁縻归徕州，沙取禄路，乞弟并为把截西南蕃部巡检［宋］李焘：《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元年四月乙酉。。很显然，在镇压“六县夷”过程中，乌蛮三部助宋有功而得到了不薄的赏赐。

    几年后的元丰元年（1078），因江安县官吏处理夷汉冲突不当，激起“罗苟夷”的聚众反抗，宋政府派大军前往镇压。在这次事件中，宋军得到了乌蛮酋领乞弟的支援，事平后却毁约不予赏赐，乞弟愤而率六千余人直逼江安城下，以索取旧税为名，围攻已在宋政府控制下的“熟夷”。恼羞成怒的宋政府决心要“覆其巢穴”，派四万人骑进讨。宋政府采取“以夷攻夷”策略，对乌蛮乞弟部进行夹攻，成功地诱使都掌蛮协同乌蛮沙取部攻灭了乌蛮乞弟部。《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二九载有一段关于这一史事的重要材料，揭示出了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和“都掌蛮”崛起壮大的秘密，值得充分重视，今录于下。其载元丰四年（1081）八月二十二日：

    诏中书降敕榜曰：西南蕃罗氏鬼主下蛮首领沙取以状来言：令落莫部已与沙取议乞弟投降事。其有都掌，已遣人往谕。降人称：“我止依十州例与我税赋，更不以兵随乞弟。”及沙取令蒲城等密来言：“若乞弟不降，即领都掌等往掩杀。”今沙取若能谕乞弟早降，朝廷当厚加爵赏。如未肯降，沙取能掩杀，赴官与逐处部族都大头领悉加重赏。委沙取抚谕都掌等部族头领早出投降，即依十州例，令输税赋及厚赏锦袍银彩等。

    如前所言，宋代“泸夷”的民族构成包括乌蛮三部落和散居的“僰夷葛僚”两类民族。居今滇东北角的晏子——沙取禄路为乌蛮三部之一。北宋时期，宋政府与“泸夷”之间发生多次冲突，生活在乌蛮与宋朝政府两大势力之间的僚人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宋政府诱使乌蛮罗氏鬼主部和沙取部并争取当地僚人配合夹攻乞弟部。于是在当地僚人村落中已有一定势力的都掌（显然已比唐代仅为一羁縻州县强大）等成了宋政府竭力争取的对象。上段文字三提“都掌”，正缘由于此。所谓“十州例”，是指熙宁八年（1075），夷人得个祥等献“淯井监山前山后”长宁、晏、奉、高、薛、巩、淯、思峨等十州，宋乃隶之于泸州淯井监［宋］李焘：《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成为宋泸州之下的羁縻州。而唐代羁縻纳州之下的都掌县入宋以来尚被宋朝政府摒于羁縻州县范围之外。都掌人所要求的，正是希望同十州一样，得到羁縻州的待遇。

    宋王朝采取“以夷攻夷”政策，利用乌蛮各部间的矛盾，导致了乞弟部的迅速失势。元丰五年（1082）七月事平，宋政府将原乞弟土地赐予罗氏鬼主。乞弟逃窜之后，神宗下诏令泸夷各部乘势追讨：

    会合掩袭，所获夷户，令自为主［宋］李焘：《长编》卷三二八，元丰五年七月癸卯。。

    亦即允许任意掳掠，包括都掌在内的降附宋朝各部必然趁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元丰七年（1084）底，宋政府完成了对泸南“新收生界”的收编工作：“随夷情团结”组织为三部“夷义军”，总共为三十一指挥，其中“罗始党生界”为八指挥，“都党十九族”团为八指挥，“长宁管下山前后九州等”团为十五指挥，义军总人数为一万六千多人［宋］李焘：《长编》卷三五〇，元丰七年十二月己丑。。如此，都掌蛮（都党）已经成为泸南地区主要的族群势力，其夷义军成为属于宋朝管辖下的僚人（僰夷葛僚）三军之一，这显然是宋政府“以夷攻夷”政策的结果。

    都掌蛮势力的再次壮大是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羁縻晏州多刚都大首领卜漏团结上万夷众反抗宋王朝的压迫政策，分兵四出，攻围诸寨堡，连连获胜，蜀土大震，都掌、罗始党等相与为援。后在宋政府的威逼利诱下，都掌、罗始党等先后转而助宋攻卜漏。史载：政和五年（1115）四月，晏州三县三十五村并罗始党诸族一百三十五村“节次来降”。九月甲午，宋泸南招讨使赵遹数遣人“招谕罗始党贼首领失胄归顺”。是日，失胄诣江安县降，被授以承信郎，冠带靴袍供给以及“券历并旗号”等，失胄遂“归约诸囤”。十一月，

    都掌族首领特苗、罗始党族首领失胄皆诣赵遹献所获夷级。特苗自言：“强壮者悉已斩献，余老小乞留作奴婢。”遹许之［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讨卜漏》。该内容《长编》原文佚。。

    经过这场战役，“都掌族”等显然再一次壮大了自己。

    夷义军三部，属“长宁管下山前后九州等团为十五指挥”居住地分布在“山前后九州”之中，比较分散，正如史籍所载，“至如萨、定、巩、奉、浙六州，隔在山后，有远去五日程者”［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六六《长宁军》。。更由于淯井盛产食盐即所谓“牢盆之利”， 中原王朝势力深入远在唐宋之前。政和年时，又在这一带设长宁军，牢固地掌握了“长宁管下山前后”的统治大权。因此，这里的僚人与汉民族的融合发展进程也较迅速，以致宋代以后不再呈集团性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都党十九族”和“罗始党生界”两部，宋王朝的统治势力未能深入其内部，故后来能长期保持相当的独立性。

    经北宋后期元丰、政和年间两次发展，都掌族群势力迅速壮大。处在宋朝疆域边缘的都掌蛮被纳入了宋王朝的管理系统，接受间接统治，南宋时期相安无事。到元代，属于僚人的都掌蛮和属于乌蛮的阿永蛮发展成为泸叙地区最有力量的两支族群。至元十五年（1278），都掌蛮归附元朝政府，其首领被封为“都掌蛮安抚使”，号“大坝都掌”；至元十七年，“授以大坝都总管”《元史》卷三九《顺帝本纪二》。。 整个元代，降服不定，显示出相当强盛的力量。紧邻泸叙地区之南的茫部、乌撒、水西、东川、易良州等地乌蛮诸部亦时叛时降，都掌蛮等常与之相结，使元朝当局时常处于穷于应付的状态。至于明代，都掌蛮更与王朝政府长期周旋冲突。对于这样一支在西南古代民族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族群，值得予以足够关注。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西南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都掌蛮”研究二题

    ——明代“都掌蛮”的构成和消亡自20世纪30年代中美学者披露四川南部“僰人悬棺”这一历史疑案以来，对于悬棺主人“都掌蛮”的研究一直是治西南民族史的热门话题，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学者们对“都掌蛮”的有关问题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讨1981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印了《民族论丛》第1辑《悬棺葬研究专集》，1982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4辑也以讨论悬棺葬及其民族为主题。稍后则有屈川《川南“都掌蛮”的反明斗争》，丁天锡《川南岩葬及有关问题》，分别载《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和1988年第4期。。笔者曾对“都掌蛮”在早期（主要是宋代）的活动及其势力崛起的原因等进行过探寻参见本书《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1987），《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1995）等文。。为了对“都掌蛮”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对其在明代的构成状况和消亡原因做一深入剖析是很必要的。本文论证两个问题：明代“都掌蛮”融入了大量汉民，其民族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都掌蛮”与明朝统治者斗争的失败及其消亡乃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奉行强迫同化民族政策之一典型例证。前一问题长期被人忽略，后一问题则有待深化。一、明代“都掌蛮”的构成

    明代的“都掌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明斗争，持续时间长达两百多年。万历初年镇压都掌的明军统帅曾省吾说：“山都介在川贵间，汉府土司周遭布漫而蛮独陆梁其中。往代无论，明兴二百年间，盖十有一征，而最大者无如天顺、成化之际。至烦大司马提兵出合三省汉土官军十八万，越四年，仅克大坝。盖其地去九丝不二十里，竟厄塞难进，以故遗患至今。嘉、隆间猖獗甚矣。”明代“都掌蛮”主要力量聚集于凌霄城、都都寨和九丝城一带（今兴文、珙县）。明官员估计“九丝城之蛮虽极多不过一万”；或云“蛮虽多，男妇不过二万”；或估计：“周遭各寨，已尽行攻夺据之，蛮俱奔上九丝拒敌，约二万有零。”［明］曾省吾：《确庵先生西蜀平蛮全录》（下称《平蛮全录》）卷一〇《功宗小纪》，卷一三《与刘将军四八》、《与安总兵四》，卷一一《寄内阁吕老先生书三》。本文所引《与刘将军》并见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二、一三。曾省吾《平蛮全录》共十五卷，是关于明代“都掌蛮”最直接也是最丰富的史料，其中内容仅少部分另见于《明实录》、《明史》和地方志等史籍。今人论述，笔者仅见《四川通史》第5册《明朝对都掌蛮的军事镇压》（柯建中先生撰）一节中对该录有所引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平蛮全录》载《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九，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人数并不多，但却能长期与明朝大军抗衡，其间原由，令人思索。通过对“都掌蛮”构成的剖析，我认为，明代“都掌蛮”的构成已趋多元，这是其能长期进行有效抵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居此地的“都掌”、逃往此地的汉人“亡命”或其他一些汉人、被都掌人掳获的汉人、为都掌所用的其他民族，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地方势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斗争已经不是一场纯粹的民族斗争了。以下对其民族构成分别予以条析。

    第一，都掌“土蛮”

    明初，都掌人成为明政府的编户。如曾省吾说：“山都六乡之蛮在国初已为编户，隶戎县羁縻矣。”［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一》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之《凌霄、都都寨、九丝诸蛮列传》（下称《凌霄诸蛮传》）也说：“凌霄者，阿苟之所按据也。苟之先，在国初为编氓，隶戎县。”［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五《凌霄、都都寨、九丝诸蛮列传》。这个阿苟，“独为四乡雄长。阳顺阴逆，每蛮反出，则苟为之部署。……蛮中称苟为得居王，得居乡名，苟内寨得居，外寨凌霄为两窟”。又有载：“山都蛮王阿苟、蛮长阿肉等豺狼异类，久负固于凌霄，枭獍凶资肆，凭陵于僰道。”［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〇《征蛮杂录一一》，卷一《破凌霄城报捷疏》。本文所引《征蛮杂录》均见《平蛮全录》卷一〇。又如：“阿熊么，属蛮也。每每交通勾引，其罪甚于叛蛮。一妻一妾皆阿花之妹。”［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二《与刘将军十六》。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载：“（都掌）僭号称王者数十人，至嘉、隆而极矣。嘉靖时蛮首称骠桀者，阿大、阿二、方王。”且注云：阿大阿二“皆土蛮”［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二《都掌》，明万历刻本，收入《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虽然所记竭尽污蔑之能事，但说明明代“都掌蛮”中的主体乃是世居当地的“都掌”人，当无疑问。都掌人“夷落”相望，各踞一处，互以为援，进行了持续的反明斗争。

    第二，逃入汉人

    明代的“都掌蛮”中，有大量汉人融入在内，有的甚至成为“都掌蛮”的首领。如《征蛮杂录八》：“近日汉人亡命，悉逋逃于中，黠者遂为谋主。”曾省吾说：都蛮自成一区，且“蜀中亡命大盗又悉逋逃其中虎而翼之”；又说：“山都之役，非地所堪。……积案大盗悉逋逃其中。”［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六》、《答肖甫张中丞书二》。逃入其中者包括《檄文三》所提到的“未获强盗、脱逃军犯、内地人民先年逃入在寨”三类汉民。

    正因为如此，时任成都知县的于鹤才认识到“都蛮”今昔之不同：“近年以来，生齿日繁，而虏亦众矣。侵疆日辟而地亦广。逋逃日聚而党益植矣。……则今之都蛮非昔之都蛮也。”［明］于鹤：《平蛮凯旋序》，载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五。这种状况的形成也是由来已久，曾省吾说：山都“以据险称雄，而逋逃咸入其薮，滋蔓难图，渐成尾大，为日久矣”。汉人亡命者在“都掌蛮”中占有相当比例：“昨据解到凌霄擒斩各贼，大抵蛮居其半，余多亡命强盗。”［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孙肯堂侍御书一》。

    汉人亡命最著者有方三、阿幺儿等。瞿九思《凌霄诸蛮传》说：“九丝之蛮以万数，阿大、阿二、方三最剽桀。”其中方三乃一“逋囚”，或言“方三系高县百姓”，其“义父”乃“首恶阿祖王”。又有“仁寿大盗阿么儿者，脱罪至凌霄，为苟义子，勇而枭，蛮众亦畏之”［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二《都掌》；曾省吾《平蛮全录》卷六《檄文七二》；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三《荡平都蛮叙功疏》。。《征蛮杂录一一》也说：“有阿幺儿者，仁寿大盗，逋逃凌霄，为苟义子，勇而黠。”方三、阿幺儿等人与都掌人结为义父子关系，表明“都掌蛮”与汉人在文化上已不再完全隔膜。

    曾省吾说：“蛮得日耕获于其中而又勤杀掠于外，六县百姓以为莫我救也。其不胥而为蛮者几希，所以昔年蛮少而今日蛮多，其故可想矣。”［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破凌霄城报捷疏》，卷一一《报内阁揭》。《征蛮杂录三〇》：“邻近百姓以都蛮积威所劫，恐事不成而害益甚，反窜入蛮砦，共敌官军。”可见一些并非所谓“逋逃”的汉民也融入“都掌蛮”之中。

    第三，掳获汉民

    除了一些汉人自己跑到僰人地区以外，“都掌蛮”还掳略了为数众多的汉民为其效力。都掌本处“山险林深”之中，曾省吾说：“都蛮陆梁于中，久之不问，不惟土官慢易，已包藏祸心。而汉官所治之民，其不化而为蛮者无几矣。”冯成能在万历甲戌（1574）述曾省吾的“功绩”时称：“异时僰蛮称乱，暴戾恣睢。叙泸以南，老稚接踵而死于蛮者数十世矣，士女群虏胥衣冠之俗而夷之者数百里矣。”［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一》，卷一五《先刻征蛮奏议序》。《檄文七》说都掌“近年猖獗尤甚，长驱江、纳，几薄叙、泸。……所掠军民，或卖或囚，尽化为剪发凿齿之异族。”这些话充满了统治阶层的民族仇视心理，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都掌势力在明代不断扩大这一事实。

    《征蛮杂录八》：“隆庆五年（1571），阿大、阿二领蛮数千纵劫，初至长宁县。封民结一寨御之，名曰宝瓶寨。相持五日不破。后阿苟从凌霄率众助攻立破之。其中男妇老幼三百五十余名口，仅幼小三四十口以生掳得全，余尽为戮鬼。”《寄内阁吕老先生书五》：“二百年来，六县生灵虏县杀者不知其几千万矣。而近益恣，长驱之势，即叙州、泸州、江安朝不保暮，间岁一至江安，所掠男女千七百余名。一望室庐煨烬。乃有司莫以闻也。”又《寄孙肯堂侍御书一》说在凌霄战捕获的俘虏中，“及审幼男女子，多系每年掳进南六县及江安泸州之民，有口称一次而掳至七八百名者”。

    都掌人在与明政府的斗争中，利用了本有的穿耳凿齿习俗，《平蛮全录》卷八所载的一则公文说：“其功级虽以穿耳凿齿为准，但闻蛮近狡猾，自不穿凿，反穿凿掳去汉人，使之当先。”《檄文二三》也说：“审得被擒王正朝等三名，原系戎珙良民，被虏入寨。候查明另议等因，并解各犯到院。又该本院复审，王正朝执称：‘夷俗将掳过汉人剪发打齿，不穿耳。若临时势穷，或斩或擒，送出搪抵。’……今后功次，俱要阵前擒斩真正凿齿穿耳者，解赴该道审验明白，方准照格议赏。”

    第四，其他民族

    《檄文三六》称：“访得各蛮雇令苗兵五六百名，在于得穵口地方扎寨，挑沟以待我兵。若有游兵巡警，岂容苗兵公然交通出入。”《凌霄诸蛮传》也载，万历元年六月后的都都寨之战，“（诸蛮）乃募苗兵六百人，从恶泪坎直走得穵口挑战。”可见有部分苗民曾助都掌人进行反抗斗争。《檄文七》说：“或土司、水都虑其危而坚唇齿之助。……自逆蛮作孽，不分汉民、苗民，或被掳胁从，或交通煽诱。”又说邻近土府、土司“乃至与蛮结亲，声势相倚”，造成了先前征调的失败。《檄文四一》也说“邻近土司，因其世结姻亲，潜相党护”。邻近土司多为彝族先民，可见“都掌蛮”中，也有部分苗民甚至彝民融入。

    至今流传的珙县《九丝之战》故事中，哈二王（阿二王）曾说过与“汉民弟兄、苗民弟兄”一起斗争，“印把山苗寨弟兄二千人马来援救都都寨，内官、黄土寨的奢崇清等十二路绿林英雄，分别带八百汉族弟兄，分二路声援九丝城。”兴文县《玉冠洞和苗寨姑娘》也讲述了明代“苗家几十个寨子”起而造反的故事珙县和兴文县文化馆1980年分别编印了《僰人悬棺民间故事选》和《兴文石海洞乡民间故事集》。另有晓帆等搜集整理的《悬棺之谜》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这些传说自然不会是空穴来风，应当是“历史”留下的回响。二、“都掌蛮”的消亡及其原因

    万历初明政府对“都掌蛮”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之后，活动了上千年的“都掌蛮”便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学者对此有种种推测和研究，较早如林名均《川南僰人考》载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原刊于1941年《文史教学》创刊号。一文推测“僰人衰灭”的原因有三：一为明曾省吾所剿灭，二为明季流寇所屠戮，三为苗族所排挤。明季“流寇”指张献忠的农民军，《庆符县志》卷二一《边防志》说：“明季兵燹频仍，僰、羿、苗、猓之属，亦罹屠戮，所存无几。”这种说法出于对张献忠军的偏见，并不可靠，今人也多有辨之，此无需多言。

    有一则苗族传说言其祖先迁来此地时，“原有土著体量高大，四肢有力，善治田地”。苗人思以抑之，乃借风水之说谓若能葬其亲属于山巅，其后必将强大，当地土著果如所教而行，遂乃一蹶不振林名均《川南僰人考》记其亲闻之于苗族青年。另《珙县志》卷一四认为：“相传有罗因者，以僰人尝灭其宗，乃教以悬葬岩上，子孙高显。”（美国）葛维汉《有关僰人（白人）的历史文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8卷，1936年；陈宗祥译文载《悬棺葬资料汇集》）一文记此为“川苗关于僰人的传说”，谓教此种葬者为汉人术士罗因所为。。这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虽然苗族迁入此地，与当地原住居民发生某些冲突是可能的，但悬棺葬是广泛存在于我国南方民族的一种习俗，川南悬棺葬乃其一分支而已，不可能因一巧辩之士可致，此传说必是讹传。如前所述，当地的一些传说中，苗族和僰人是友好的，苗民曾参与了僰人哈大王等领导的反明行动，前引《檄文三六》也可证实。

    近有学者对川南僚族消亡原因做了如下的基本估计：“虽然僚汉间有过长期的民族战争、民族压迫及因此而发生的强迫同化，但由于民族战争的日益减少，日益发展的民族融合便不可能是强迫同化所能造成的。”韦清风：《略论四川南部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载论文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这一从抽象概念出发得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民族消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虽然明代川南民族融合的步伐正在加快，但“僰人”亦即以都掌为代表的僚人迅速消亡的真正原因，不仅在于林名均先生所谈到的明朝政府对都掌进行的严酷镇压，更主要的正是其所推行的强迫同化政策，这在我国古代民族史上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下面对都掌蛮消亡原因做一具体分析。

    第一，实行“雕剿”，残酷镇压。

    明朝动员了十多万大军对人数约两万多的“都掌蛮”进行了疯狂地镇压，先行重点打击的“雕剿”政策。曾省吾说：“今方先为雕剿，即于半月之内，擒获元凶及捣破凌霄城险寨，渐图九丝，当势如破竹矣。”又说自隆庆六年（1572）刘显任总兵以来，“选兵设隘，防御即严，相机雕剿”［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覆勘将官疏》，卷一一《寄内阁吕老先生书一》。。《檄文二一》云：“大抵大举者，雕剿之结局。雕剿者，大举之张本。”《檄文五》云：“目今雕剿，悬赏为先。……以蛮攻蛮为上，以兵攻蛮次之。许降不许抚，许真降不许假降。”可见“以蛮攻蛮”是明军既定策略。又如《与刘将军三五》也说：“若早令二乡与四乡先且仇杀，策之上者也。”

    都掌被镇压之后，许多都掌人遭到了杀戮。《两朝平攘录·都掌》载：郭成与蛮有大仇，破九丝后，“与蛮有大仇”的明将郭成“即以所获首级，易别将所获生蛮”，并己部所擒者共120人，“乃缚置父墓前树上，亲率家人妇子，设祭奠告墓。令刽二十人剖蛮腹，剜其心，以百二十红盘盛之，大鼓吹祭父灵”。据《荡平都蛮叙功疏》，大量被生擒者，则于军前酌行处决尸，并将所获首级“发枭”各地。“京观”是古代专制统治者炫耀武功也是其残暴本性的见证，《檄文》称：“九丝破后，狐鼠就戮者，其数颇多，事竣亦应仿此。……将阵前斩过尸骸，尽行收聚，用土高厚掩瘗，立石标名。”曾省吾致刘显说：“坑蛮寨，或招或剿，随将军处置，不必固执。若系良善非惟不可杀亦不必动兵。若系叛蛮留在后日，果否有患无患，此将军之责矣。”终于造成“山都之地为之一空”的后果［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七《檄文一一〇》，卷一二《与刘将军七二》，卷一一《寄大司马二华谭公书六》。。

    《檄文一二一》称：“九丝虽破，工夫全在搜山。搜山尽绝，方称荡平。”《檄文八八》：“攻克九丝之后，选委精兵札定并已降设官外，余即分遣官兵搜剿箐林，务在尽除首恶。”万历二年（1574）四月戊午，兵部言：“九丝都蛮遗匿山箐尚多，及谷炮寨、卜落明等处残蛮苗兵争竞厮杀，及今不剪，滋蔓难图。”要求“严督官兵尽行剿绝”，“务将深箐以次督兵砍伐，若再有漏匿鼠贼，严行搜捕尽绝，以保无虞”《明神宗实录》卷二四；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三《荡平都蛮叙功疏》。。据《明神宗实录》卷二〇，万历元年（1574）十二月戊辰兵部总计所谓“征剿都蛮捷报”云：“是役也，克寨六十余处，擒斩俘获共四千六百一十五名，内称王酋首阿大、阿二等三十六名，招安二千三百八十一名，拓地四百余里。”可见统治阶级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

    第二，强迫同化，“以夏变夷”。

    事实上，在万历初镇压都掌蛮之后，明政府在此间推行了强迫同化的政策。曾省吾上《经略平蛮善后十事疏》，对“善后”之事做了周密安排，总的政策就是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即所谓“以夏变夷”。《西蜀平蛮碑》记载了曾省吾的“功绩”：“当蛮既平，或谓宜稍稍树其种落勿绝之。公曰：弦不易则音不调，根株不拔，拱蘖将复生。遂决荚埽更瑕窳之习，一以中国郡县文法存定之。”分别见曾省吾：《平蛮全录》卷八、卷一四。罗其大者有如下几项：

    1．改易地名，“以新耳目”。在万历年镇压都掌蛮之后，明政府将当地带有都掌印记的地名纷纷改名，企图抹去对都掌人的记忆，“以新耳目”。

    《平蛮全录》卷四载曾省吾《经略平蛮善后疏》说，参伍汉夷之俗，条为十事。包括有：其一改地名：“县名改做兴文，所名建武，驿名都宁，仓名恒裕。”又以“各寨旧名多恶，宜更换以新耳目。权将九丝城呼为平蛮城，凌霄城为拱极城，印靶山为文印山，吊猴山为降蛮山，鸡冠岭为金鸡岭，内官寨为武宁山，都都寨为都守寨”。

    《檄文九五》载：“荡平各处山寨，宣更定美名以新耳目。……黄土城改名荡蛮坡。其余应改者，该道径自定改。”《凌霄诸蛮传》亦载：“初，戎县以都蛮得名，御史中丞以都蛮既破平，当易名。乃请于上，易戎县曰兴文。已，赐驿名曰都宁，仓名曰恒裕，并易九丝日平蛮，凌霄日拱极，都都曰都定，印靶曰文印，钩猴曰降蛮，鸡冠曰金鸡。”

    2．变名易服，列为编户。《征蛮杂录三三》：“都蛮既平，所有降者共老幼妇女千余，亦既变姓名易冠服，列为编户矣。”变名易服，是明政府强制同化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

    《平蛮全录》卷九所载的《公移·批申二》载：对“降蛮幼小”者一一改变姓名：“林院改林顺，林常改林悦，罗嘉向改罗嘉恩，周吼改周享，周章改周民，熊惹改熊稳，熊行改熊止，熊加翁改熊加畏，熊喷改熊守，熊省改熊伏，熊雕改熊驯，熊森改熊柔，何烦林改何敢负，胡闹改胡宾，王倒政改王者政。”一些并未“出劫”的都掌人也同样遭到强迫同化的命运。《檄文一三一》说：“其水都四乡虽未出劫，亦系党恶。……其于四乡，何以改其冠服，何以变其语言，何以移其心志，何以一其视听，保甲有无可设，社学有无可建，田地有无可清，差徭有无可复，务要施为得缓急之宜，举动有张弛之节。”

    3．变卖入官，分投安插。对本为汉民的“被掳民妇”一般送还原处，而将大量俘获的都掌妇幼“变卖入官”是其主要的手段。在凌霄刚破而九丝未下时就已制定了要将“俘获贼属男妇变卖入官，被虏人口给主收领”这一政策。都掌平后，曾省吾再次强调：“俘获老幼贼属妇女，应变卖者变卖入官，不堪变卖者远行安置。”一则批文明确指示：“首级分发枭示，幼男妇女变价入官。”［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破凌霄城报捷疏》，卷三《荡平都蛮叙功疏》，卷八《公移·批申一》。

    对降者则以“分投安插”为主。《两朝平攘录·都掌》载：“凡新拘留被掳民妇，各蒙亲属认领还家。至于降蛮老幼妇女数千余人，各变姓名，易冠服，配去远方卫所安置。于是九丝一空，都蛮尽平。”曾省吾说是要将“大小夷蛮妇女罗万良等二千二百五十四名口畏死投降愿为百姓”者，“分投安插”。又说“今遂幸而荡平矣。所余投降者，仍当散而置之，稍恶者付刘帅陆续审处”［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二《破都都寨报捷并分布官兵疏》，卷一一《寄内阁吕老先生书五》。。

    4．招抚“降蛮”，厉行“教化”。“剿”与“抚”并用是古代专制统治者对付人民反抗一贯的伎俩，在镇压都掌人事件上也不例外。《两朝平攘录·都掌》载：攻打都都寨后，招谕“被掳良民及土夷情愿投降者”，“于是村寨小民，及旧所掳进民妇，自投辕门者，日以千数。官为各查乡贯，给还原籍”。《与刘将军五九》说：“老者、幼者及妇女万分传谕勿杀。”

    一些降者给以“冠带义官名色”，《檄文一二三》：“速将降蛮某人应授与某项官职，某人应收为某处百姓，各与安插。”《平蛮全录》卷八所载的一则批文说：“兵巡下南道呈议行刘总兵及行叙州府将降夷罗万良给与冠带，阿惹、阿寅俱立为把事。……批：罗万良首先投降，准给冠带义官名色，阿惹、阿寅准立队长名色。”但此类史料所见甚少。

    当地设立“社学”，一些幸存者被迫接受强制“教化”。《檄文一二八》：“送院投见小蛮二名并查各街民领到小蛮有堪教训者，俱发社学。责令教读，用心训教读书。”《经略平蛮善后疏》中说：“用夏变夷，莫先教化。……令新集之民，朔望赴学听讲圣谕。其后生子弟送学训教诗书，渐变夷风，归依大道。”《平蛮全录》卷九《公移·批申二》载：一些幼小者“俱聚社学选过教读谕令，用心训化。首以圣谕六条，先令演习成歌，随讲解大义及跪拜迎送应对洒扫之节。仍每学，画与孔明一像悬挂瞻礼。冠履衣服，宜稍变易之，有不给即官为措赏申请动支。资质果有可进，或一年二年后，另请优异，务在变夷为夏，以为兴礼乐之张本”。

    第三，瓜分田地，建置设防。

    川南地区，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这也是“都掌蛮”能够长期自立的重要原因。如曾省吾说：“拓地环数百里，田尽膏腴，可称上上。而茶树成园，楠木成林，自成都沃野之外，此可称小益州。独其不远邦域之中，山势险恶，风气隔绝，遂自为一区。”又说：“约田地亩，盈十万米谷，所产者甚饶。”［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六》；卷三《荡平都蛮叙功疏》。因此，剥夺都掌人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田土，成了明政府镇压都掌人之后的当务之急。

    1．瓜分田土。瓜分都掌人的田地是明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刚破凌霄城时，就已预定要将“叛蛮田地，一面踏勘，有功效文武等官，通候大征九丝完日，并叙军勇土兵照格给赏”。后称：“九丝已破，招复流移，使之安生乐业，乃今日第一要务。”正如曾省吾说：“初欲设府，但以焚烧杀戮之后，止存荒山茂箐。即选官来，民不成聚。……必待分田受土，建堡设墩可以为郡县张本。”［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破凌霄城报捷疏》，卷八《公移·批申一》，卷一一《寄大司马二华谭公书七》。其实，正如张居正说：平都掌之后，蜀中士大夫“皆欲窥其土田而有之”［明］张居正：《答蜀抚曾确庵计都蛮善后事》，《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七《张文忠公集四》。。事后曾省吾上《经略平蛮善后疏》言“理疆土”说：

    四面界限已经守巡道同总镇委官清查明白，竖立石碑以杜侵争。其见在田土一面委官丈量，分别上中下三等。上田每亩起科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造册收查。一面广行招集附近军民，有情愿受廛为氓者，各委官就籍名在册，分定某处住居，量其人力众寡，拨给田亩即为世业。仍分别某人上中下田粮各若干，新造黄册，注定某里某甲，每年止征本等额粮。本折各半，一应驿传盐钞丁差杂泛俱行免派。其高山深谷不便耕种者，分拨近住居民樵牧，俱免起征。内有茶利者，仍丈量亩数，官佃与官民采摘，每亩征银一钱。

    又规定，田地税粮二年之后始征；拨给总兵至百户每员田地各80亩至10亩不等，“永不起科”。后宣布，无论军民，凡“系相近土著人等，有愿种者，许赴守巡二道告领拨给田。不作屯人不作军，但立保甲以相守”，亦即完全按编户齐民的方式进行生产。一些无法安置的旧兵也“正好分种田地，就作百姓”［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七《檄文一二七》，卷一三《与郭总兵一〇》。。总计“斥境四百余里，腴田沃野十八万有奇”，其中原占民田还给原主36800余亩，丈出蛮田并地148000余亩［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〇《功宗小纪》；《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万历三年十二月庚辰。。《凌霄诸蛮传》称：“均田授氓，籍氓为伍，僰笮之间，巍然一大都会也。”曾省吾说：“今蛮田膏腴，所收子粒数倍于腹里，何不作速招人认种，寓兵于农，且耕且守，以免外面转输。”又说：“所喜厥土上上，环以汉夷四塞其中，内地民争欲得而耕之。将搜索区画既备，数年间或当成聚，可变夷为夏。”［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三《与刘将军七四》，卷一一《答松谷陈老先生书》。充分说明瓜分田土是明政府在当地施行“变夷为夏”的重要手段。

    2．建置设防。地方政权的建置更作为明政府所谓“善后”的长久之计。九丝都蛮刚被荡平，当局就以设立衙门为急务，“先该本院通行道镇等衙门集议及牌行首清疆界，去后今照目前经理如清界限、勘田土、修城池、建衙门、立墩堡、开道路。”继而下令：“斟酌古今之宜，参伍汉夷之俗，要害作何控扼，官军作何营屯，田土作何区分，衙门作何建立，降夷作何钤束，污俗作何消溶，务在用夏变夷。”总之是“一一务为长久之计”［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七《“檄文”九十、一一二、一一三》。。曾省吾说：“善后之图，必于就近卫分迁二千户所据而镇之，乃无后患，此其最要最要者……数年之后，必与中土无异，更无可虞。即镇雄、永宁、乌蒙皆可坐制。”又云：“若处置不得宜，就杀绝了，后日不免生出人来，依旧是叛蛮。若处置得宜，如九丝城上、凌霄、都都、鸡冠岭等所在作何设立衙门，务相照应。”［明］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大司马二华谭公书八》，卷一二《与刘将军六七》。《檄文一一七》：“作速议报其善后事宜，张官置吏、设立衙门、区分田地。”曾省吾《经略平蛮善后疏》提出的“善后”措施，包括复兵道、设府佐、建城垣、移守御、理疆土、扼要害、起民兵、通道路、设社学、恤民困等十项，举措不小。如武宁山城垣周围计900丈，营房1200间；建武所城周482丈，房屋440间。

    第四，逃往他乡，融入当地。

    《平蛮全录》卷二《破都都寨报捷并分布官兵疏》说：“捌月初玖日，各营直逼九丝城下。有蛮阿二王、方三王等率蛮贰万有余上城据守。”九丝城被攻破后，明官方的报告多次说是斩获共4615人，大量的都掌人“下落不明”。《檄文一二二》询问道：“据诸将平日口称及揭报者皆云九丝城上有数万叛蛮，不愁获功不多。今访得擒斩尚不及二千名颗，余蛮作何下落？”《檄文八一》载：“访得九丝叛蛮围困已急，多有偷路从天蓬六寨、洪岩、落下逃去者，此一路系往镇雄地方。”镇雄本彝族陇清部所在，檄文云：“此前门驱狼，后门走虎，非陇清之责乎？”《檄文一〇九》载：“天蓬六寨、水都四乡尚候裁示进止等因，到院簿查。先该本院看得各寨叛蛮系奉明旨悉力尽剿。今母猪寨、吊猴岩、都得金叛蛮逃于天蓬六寨，落武、落抝、印杷山、丁丁白所者逃于水都四乡，互为容留，法应并剿。”《檄文五五》：“九丝城上虽寨房数多，恐精壮者别行逃躲，而守寨房者乃被掳老弱之辈。”《与刘将军六一》也说“水都收藏逃匿”，强令交出。《与刘将军六三》问道：“落五、落抝等处当作何处？逃入水都者又作何处？”表明当局深为都掌蛮的逃匿所困。

    《檄文四四》：“即令各蛮不肯出降，又行潜遁，不过往水都及邻近长官司收留容隐。”下令水都四乡并各长官司众夷知悉，遇有各蛮逃入者，须“及早引出投降”，或“设法擒斩来献”。《檄文八二》载：“（山都叛蛮）虽经已破巢穴，但尚多逃入水都四乡容留藏匿。”《檄文一一九》：“照得母猪寨、都得金叛蛮原系陇清收降，郭总兵差官坐领，已有专责，自不容诿。落抝等处原系宣抚奢效忠收降。……又各处深林茂箐，尚多藏匿叛党。”

    可以肯定，“都掌蛮”有相当部分逃往他乡，且最后融入了当地居民之中。如《檄文一〇一》说，永宁宣抚奢效忠报称攻下落武、落抝蛮寨后，搜山擒斩功级72名（颗），受到质询：“此地二千余蛮，岂是七十余功可以搪塞？”说明有相当部分逃跑或在彝族（永宁为彝族一部）中隐藏了下来。既为逃逸，必很分散，史料记载自然就不会很多了。

    前引张居正文云，“众蛮残孽”降服之初，将其分而遣之甚易，但“今已一年余矣，彼既恋其故土，又曾许以抚怀，乃一旦欲别处之，祸萌当自此生矣”。由此可见，有部分都掌人实际上未被遣散而在当地存活下来，最终融入当地汉民之中，虽然这个过程十分缓慢。直至清代后期，当地仍有“土獠”的存在：珙县“此夷颇少，惟上罗计、落表以南间或有之，亦多改汉妆，更其旧俗”。在高县者“能说汉话，衣冠尽同。……高邑上下四乡俱有，近来有教子弟读书者”清同治《珙县志》卷七；光绪《叙州府志》卷四三引《高县志》。。这些当是逃脱被屠杀或强制同化命运的“都掌蛮”之幸存者，此时离明万历元年已约三百年，说明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当地百姓至今还有“何家挂岩子”的传言，是说“何”（系“阿”改）姓者为行悬棺之“僰人”后裔参芮逸夫：《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载《悬棺葬资料汇集》，原刊于1947年《中央周刊》第9卷第11期。沈仲常：《“僰人悬棺”岩画中所见的铜鼓》，四川民族研究所《民族论丛》第1辑。。而当地至今流传着的民间故事充满着对以阿大、阿二、方三为首的“僰人”反明斗争的巨大同情和热情歌颂，应当是早已融入当地汉民的“都掌蛮”后裔在文化心理上的一种曲折反映。

    （原刊《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一个消失民族的史诗：“僰人”民间传说试析

    “僰人”是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在“僰人”聚居的川南泸叙地区汉武帝时置犍为郡，下设僰道（县），治今四川宜宾。梁大同十年（544）在僰道县立戎州，北宋末政和四年（1114）戎州改名为叙州，古代习惯并泸州（治今同）称该地区为“戎泸”或“泸叙”，略当今宜宾、泸州地区。，自汉以来就被认为是“僰国”故地。万历元年（1573），“僰人”在明朝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而终致消失，在当地（集中于今四川珙、兴文两县）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僰人悬棺”。四百多年过去了，“僰人悬棺”之谜却远远未能揭开。由于“僰人”问题涉及西南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从不同角度予以审视。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一般原理，民间传说总是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相联系着，并反映出那个社会深层的思想观念。20世纪30年代，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显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前往川南泸叙地区搜集了“川苗关于僰人的传说”。中国的民族学家也不断有人前往川南泸叙地区，“僰人”的传说遂不胫而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珙县文化馆和兴文县文化馆分别搜集整理了《僰人悬棺民间故事选》和《兴文石海洞乡民间故事集》，前者包括有4则故事，后者有13则。1986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晓帆、范仲成搜集整理的《悬棺之谜》民间故事集，共33个故事，虽然其中许多与前两本小册子重复，也颇有可取者以下所引，珙县和兴文县搜集整理者分别另冠以县名，未冠县名者则出于《悬棺之谜》一书。。杜品光先生撰《从民间故事看川南悬棺葬的族属》一文对其族属为僚人做了旁证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4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可惜对“僰人”民间传说进行类似民族学分析的文章还太少。

    传说内容丰富，有表达对美好生活和淳朴爱情的向往，有对爱财如命财主的鞭笞，也有对斩妖除害英雄的讴歌。透过它们折射出的“僰国”史影，可以反映出民间传说含有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些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有关“僰人”风俗习惯如悬棺、打牙的来历；二是围绕“僰人”领袖哈氏三王等人的传奇故事。奇风异俗传神

    葛维汉在《有关僰人（白人）的历史文献》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8卷，英文。陈宗祥先生译文载中国县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第12期。一文中，记载了一则传说，标题叫《川苗关于僰人的传说，川苗地区早先的居民称为“艾子”》，内容有如下几点：

    1.今川南三省交界一带的居民古称“艾子”，后来苗族和彝族迁到这里居住。艾子好斗，被称为“屠天”。他们夏天穿皮衣、烤火，冬天却穿得很薄。他们勤于垦地，日子富裕。双亲死后，修建石墓以葬，墓地集中。

    2.一个叫罗因的秀才想出让他们子孙不昌盛的诡计，散布谣言，让“艾子”把祖先的尸骨丢入海中，后来又让他们把祖先的尸骨挂在岩上。“艾子”们说：“起初有人说把尸骨埋在海里，子孙昌盛，我们已照着做了。今天又说我们把死者像星星、月亮一样高高挂起，我们将会统治全世界。”于是招请石刻工人，把本族使用过的弓箭以及骑过的马、马鞍和图案都刻在岩上。族人死后，就把遗体悬葬在石岩上。

    3.一个叫李义把的苗人禀报官府要在石梯寨定居垦地，另一叫陶义瓜的人也禀告打算在草场坝垦荒。汉人后来夺走了兴文县附近苗区九丝城。当时哈大王、哈二王叛乱了。据说哈大王能用扫把当尾巴，腋上夹着两个簸箕飞翔。万历二年（1574），哈二王被杀，他的两个簸箕落在建武城下，此地就叫簸箕峡。

    葛维汉说：“我从川苗朋友处得知，艾子［Ngai Ntzi］是‘矮子’一词的讹音，意指矮小的人和民族。”《说文》谓“西南僰人僬侥从人”，又释僬侥乃“长三尺”之短小人。民族学家郑德坤先生有《僰人考》郑德坤：《僰人考》，载《悬棺葬资料汇集》，原刊于《说文月刊》1944年第4期。，进而引证僰从棘从人，棘本小枣，僰乃其人种矮小之称。

    珙县《罗因与僰人悬棺》与葛氏所记略同：僰人首领叫酋长，管理寨子的人叫“土官”。由于僰人被迫上缴的税粮越来越多，于是激起了他们的反抗。他们称自己的部落为“僰国”，把酋长改称为王。皇帝在僰国四周设立了许多都司府和总爷府，并委派这些部落的头头为“土司”、“头人”。有个王都司总想设法要使僰人衰弱下去，秀才罗因说，只要耗尽他们的精力钱粮就行了，于是便到僰国散布“将棺木岩上挂，不但高棺（官）显赫，还要称帝中原”的谣言，僰王上当，出现了人世间罕见的悬棺葬。

    此一传说林名均先生也曾亲闻之于珙县苗族青年，小有差异。其谓五百年前苗族自他处迁来时，原土著善治田地，苗人乃“思有以抑之”，最后想出了这个办法林名均：《川南僰人考》，载《悬棺葬资料汇集》，原载于《文史教学》1941年创刊号。。其实，乾隆《珙县志·附录》中，早有类似记载：“相传有罗因者，以僰人灭其宗，乃教以悬葬崖上，子孙高显，于是争挂高崖以趋吉。其祖父遗骸，被风吹落，后嗣俱绝，此悬棺之所自也。”可见此传说由来已久，在流传中产生了一些歧义。虽然苗族迁入此地，与当地原住居民发生某些冲突是可能的，但某种习俗的形成不可能因一巧辩之士可致，此传说必为讹传。从以下可以看出，当地的一些传说中，苗族和僰人是友好的。

    兴文县《僰人悬棺的故事》中，讲述了兴文县曹营乡苏麻湾悬棺的来历：僰庄中原住眷个姓何的老猎人，有两个女儿，大女何翠姑，勇敢坚强；二女何亚姑，温柔美丽。僰人们不交租不纳粮，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皇帝派官吏管理，指令按期交租纳税。僰人们选出以老猎人为首的十位长老，顺流而下到叙府找官府评理，反被官府痛打。老猎人临终前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讨还血债。大家推翠姑为首，亚姑为副，全庄退守僰庄西北部的苏麻湾山寨。叙府总兵曹镇蛮率数千官兵扑向僰庄，扎下营盘，把僰庄更名为曹营。并烧杀抢掠，掘地暴尸。傍晚，僰人们冲进曹营，收拾好亲人的尸骨，且战且退。为了避免官军再次糟踏，僰人们商定把棺木悬葬在山寨的峭壁之上。经过艰苦的劳动，终于完成了“僰人悬棺”这件大事。

    悬棺葬在泸叙以南至于滇东北昭通的存在相当普遍，这是我国目前崖葬遗存最为密集的地方之一。最早记载这一地区崖葬的，是《太平寰宇记》，此书卷八八“泸州风俗”说：“其夷僚则与汉不同……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崖穴。”元初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记遍及“叙州南、乌蒙北”的“土僚蛮”说：“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之千仞巅崖之上。”《马可·波罗游记》中“秃落蛮州”中也有类似记载，此不赘述。清代地方志有关记载就更多，如乾隆《珙县志艺文》：“僰棺崖，县南上下罗计诸山中，僰酋悬棺之崖甚多，世代姓名皆无考。”光绪《兴文县志坟墓》：“古僰人墓，建武一带，凡悬崖峭壁上，凿岩为穴，置棺其中，重叠相望，今其棺尚有存者。”本地人称其为“僰子洞”、“蛮洞”、“挂岩子”等，数量不少。

    兴文县《人鱼与悬棺》，讲述了一对恋人的动人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力量，鞭笞了欺压百姓的“僰国”统治者：天泉洞往西有座高耸的石山，对峙的悬岩绝壁上悬挂着一具具棺木。早先这小河两岸曾有个僰人部落，格西从小失去了父母，和石匠爷爷一起为国王打悬棺上的石槽谋生，住在小河东边的曼格寨。后岩的小山洞里住着拉妮和她的阿娘，娘俩也在国王的领地上种麻织布。格西和拉妮从小要好。后来格西爷爷从悬岩上滚下摔断了腿，临终时对格西说：“大石槽打了50年啦，你爹和拉妮爷爷都是在那摔死的。你哥和拉妮爹说了几句：‘未必把棺木挂在悬岩上真能升天，吸来灵气高棺显神’，就被国王抓去修天宫，生死不明。”格西为给爷爷报仇，刺死曼格头人的老婆，住进拉妮家的山洞。后来拉妮被曼格头人交给国王，送去当了宫女。格西和拉妮采得两朵能治百病的金菊花，为了不让得了怪病的王后夺去，就将金菊分别吃进肚里，结果变成了鳞甲金灿的“人鱼龙”，掀起狂风巨浪，席卷了僰国都城，淹没了国王家族。惟有僰国的百姓被“人鱼龙”驮到了石海洞乡一带的石林溶洞里住了下来。

    以上这些传说谈到的如下内容是很有意义的：僰人先居于此，苗、彝是后来迁来的；他们是农业民族；他们死后行悬棺葬；苗人明代在当地发展；汉人最后征服了“苗区九丝城”。这与当地民族的变迁历史是基本符合的。故事透露出，悬棺是僰人酋领在“升天”观念支配下所为，这也是学术界认同的一种观点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15-29页。。

    上则故事中，格曼头人要求格西在半年内把国王的棺槽打好，并缴纳一百张斑花虎皮才能免死，拉妮也要进贡一百匹麻布给国王，说如此可替他们“敲祭门牙”。僰人风俗，凡婚嫁男女均敲掉门牙两颗为记。“打牙”又叫凿齿，是古代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民俗，如被称作“僚人”的仡佬族中有一支系就叫“打牙仡佬”。

    《僰人打牙的来历》载：珙县孝场北面5里处有个“岩塘湾”的地方，四百多年前，出了个红帐子妖精，专门用红帐子罩人致死，弄得方圆几十里没了人烟。阿大驾簸箕云看见此状，便到玉泉洞向女神仙求助，最终锄掉了女妖。大家采来草药熬成汤，但昏迷的人牙齿咬得紧紧的，只得挨个敲去一颗牙，把药灌进去。后来人们怕中了红帐子瘴毒后不好灌药，便在十三四岁时左右各凿去一颗牙齿，形成习俗。如此，打牙习俗起源于避邪。从民俗起源的一般原因探讨，避邪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南方在古代有所谓“瘴气”流行，部分民族用并不科学的方法如“打牙”避之，则是有可能的。兴文县《人鱼与悬棺》说：“僰人风俗，凡婚嫁男女均敲掉门牙两颗为记。”打牙在未成年时进行，衍化成婚嫁前的必做功课，亦为顺理成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九“戎州风俗”记其“蛮僚”与汉俗不同，“椎髻跣足，凿齿穿耳”。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也记此地“土僚蛮”：“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明代镇压当地的“都掌蛮”当地“僰人”明代又被称作“都掌蛮”，语义不可晓，显系其民族语言的音译，此当另论。，俘获者中就有不少为“凿齿穿耳”者，且以此来区别“真蛮”与“假蛮”。明军在一条“军令”中特别提到：“官兵获到功次，务要真正穿耳凿齿者方准算功。其有穿凿不全者，不得一概拟赏。”［明］曾省吾：《西蜀平蛮全录》卷五《檄文七》，北图古籍珍本丛刊。

    考古资料证明，“僰人悬棺”的主人有此打牙习俗。1972年夏，四川省博物馆人员在珙县洛表区麻塘坝邓家岩和白马洞两处共取下悬棺十具运回博物馆研究。秦学圣先生对其中的十具人骨进行了分析，概括出如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有生前“打牙”的习俗，打牙者男女均有，年龄在20岁以下。哈氏三王传奇

    有关明代僰人领袖哈氏三王等人领导的斗争故事的传说很多。有趣的是：几乎在所有的传说中，史籍所载的汉人“逋囚”方三详见本书另文《“都掌蛮”研究二题——明代“都掌蛮”的构成与消亡》。衍化成了聪明、美丽而敢于率领僰人与明朝官兵作战的巾帼英雄阿芳，显见这位“逋囚”已经成为后人对僰人领袖深情怀念的寄托。

    兴文县《九丝城》故事讲述了著名的九丝城战役，其中说：僰族人的祖先住在富饶的内地，因为讲的话与皇帝不同，又反对皇帝的苛捐杂税，于是遭到了残暴的镇压，被迫退进了大山之中。青年头人哈大王和哈二王勇敢地站出来，带领他们劈山开垦，刀耕火种，修筑了城堡，叫九丝城，逐渐地过上了好的生活。皇帝后来又派兵前来攻打，僰人用擂木滚石打退了多次进攻。冬去春来，官兵围住城堡却不退兵。哈大王带领大家，勒紧裤带，坚守在九丝城中。这时，城中一个叫王维的汉族读书人动摇了，他曾当过县官，因官场失意而流落到僰人中。他用笛子向官兵递暗号说，只要用柴捆把后方夹槽填起来，就可以打上山来。在明军围攻面前，哈二王让大家顺着长带一个个地滑下山去。最后哈大王和哈二王点燃了九丝城，骑上白马，提着避箭的簸箕，雄狮般地冲下山去。后来乡亲们在哈二王牺牲的地方拾到了主人的簸箕，在哈大王跳下的谷底发现了白马的遗体。人们便称这两个地方一个为簸箕峡一个为白马崖，哈大王、哈二王世代受到崇敬。

    这个传说有如下几点与史料上的记载是吻合的：僰人原先居住在平地，后来被迫迁进了山里，僰人九丝城中，有官场失意的汉人混杂其中，官兵采取围困的战术，僰人突围失败。

    珙县《九丝之战》所述九丝之战更为详细。一些情节则与上述兴文县《九丝城》稍有不同，其述说：在戎县、珙县和筠连一带活跃着一支以僰人首领阿虎、阿马和阿幺妹率领的少数民族武装。明嘉靖年间，旱虫水灾不断，人们起来抗租抗粮，拥立阿虎为大王，阿马为二王，阿幺妹为三王。以年长大哥苟文仲这个人称苟矮矮的汉族弟兄为军师。短短几个月，队伍由六七千人扩展到六七万。川南人把“阿”字叫成“哈”。因此，民间就把阿虎兄妹三人叫成“哈大王、哈二王、哈三王”了。哈大王在阿家岩修筑了“皇城”，还修建了六十余座重寨。命堂兄阿苟带上汉族弟兄胡大汉、义子幺儿等镇守凌霄峰，哈二王等镇守都都寨，自己和三王哈幺妹镇守九丝城。明军中参军李之实原先与阿苟交情很好，便用苦肉计跑到阿苟处获取了信任，劝说阿苟夜袭官营。结果阿苟中计被擒。明军刘挺部下一个叫刘祥的家丁（后化名白鹤）和其他20人假称是苦力，因而被哈大王收留。刘祥想方设法和哈幺妹接近并最终骗取了她的欢心，预定在九月初九僰国赛神日这天与哈幺妹成婚。当夜，众人都醉倒，白鹤却同另20个“奸细”拿起了唢呐，向明军传出了信息：“都里都都寨，九里九丝城，前门去不到，后头有道门，每人顶栅草，就把坑填平。”明官兵听到暗号，便兵分几路向九丝城进攻。

    印把山苗寨弟兄两千人马来援救都都寨，奢崇清等12路绿林英雄分别带八百汉族弟兄，分两路声援九丝城，均被截回。都都寨和九丝山先后被攻破。刘显下令追剿杀绝阿氏一姓，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将军长宁三江人陈迅，放走了5个尚为幼童的阿氏后代，并把“阿”字改成“何”字。阿氏人有的逃往他州异县，隐姓埋名，另求生路；有的逃往深山，隐身丛林终生不与世人相通。只有这5个小娃儿定居于珙县，后来同汉人开亲，把阿家岩改为何家岩。

    这则故事表明，“僰人”的斗争不但得到了汉族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苗族兄弟的帮助。这与明代汉文史料是相符合的。传说中的许多人物如哈氏三王、阿苟及其义子幺儿、汉人胡大汉、叛徒李之实等，史籍上均确有其人，不过描述有所不同罢了。如史载李之实为一武举，曾受命“设间”前去凌霄城下将“蛮王阿苟”等6名首领骗至城下将其擒获［明］曾省吾：《西蜀平蛮全录》卷三《荡平都蛮叙功疏》，卷六《檄文》第二六。。

    同这则故事一样，兴文县《僰人悬棺的故事》中都谈到僰人的最后失败是因为他们内部出了叛徒，并述明官员杀害与前往会面的僰人首领：僰庄中姓何的老猎人除两个女儿外，还有一个养子叫李海棠，原本是个汉人，父母双亡后流落到僰庄，老猎人收留了他。李海棠在一次侦察行动中被明军抓获，禁不住严刑拷打和名利诱惑，成了内奸。在僰人欢庆悬棺安放完毕的那天晚上，李海棠用唢呐吹出了预先定好的暗语：“僰人氏，醉如泥，今夜来攻寨，正是好时机。苏麻湾，寨子顶，前面来不了，后面有道门。”曹蛮兵包围了熟睡的僰人，攻占了山寨。姊妹俩杀死了叛徒，跳下崖去，形成两座石峰，叫美女峰。曹蛮想毁掉悬棺也未成，自己也滚下悬崖。

    同以上簸箕峡、白马崖等一样，“僰国”故地有不少关于地名来历的传说，寄托着人们对僰人领袖的深切思念。另如当地地名九颗印、九盏灯、白马洞、珍珠伞、狮马岩、老鹰岩等，无一不伴有关于“僰人”的美丽传说。兴文县《卧虎岭》故事讲述了卧虎岭地名的来历，斥责了叛徒的出卖：早先在蜀南建武一带，聚居着勤劳勇敢的僰人，日子过得乐乐呵呵。僰人中有位英雄哈大，曾在狮口中救出幼虎，养大后成了他的坐骑，叫啸天虎。大家推他做了领袖，称为哈大王，僰人举行了反抗暴政的民族起义，最后退守九丝山。一个贪生怕死的叫哈福的僰人被捉住后，把僰人醉酒的秘密告诉了李显。原来，每年五月五日，是僰人氏祭奠祖先的日子。这一天，不管男女老幼都要跳舞饮酒，直到醉倒方休。由于李显围而不攻有半年时间，僰人氏渐渐放松了警惕。五月五日夜，官军倾巢出动，趁僰人酒醉后，进行了大肆屠杀。哈大王醉意朦胧，骑上啸天虎腾空而去，不幸中箭而死。啸天虎守着主人尸体，最后化为石虎，雄踞在峭壁之上，人称卧虎岭。

    珙县《石船》讲述了阿氏兄妹与妖怪斗争的故事。哈氏兄妹被赋予了神力，征服了作怪的水妖，解救了被水淹困的人们：麻糖坝最里面有个地方叫僰昌沟，住着一户人家，十一二年前才从阿家岩搬来，主人叫阿老，五十多岁。妻子勤劳美丽，大儿子阿虎、二儿子阿马和小女儿阿方，拜了神仙作师父，个个武艺高强，能驾簸箕云。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是个虫旱兼并的荒年。一天下午，突然下起大雨，到处汪洋一片。三兄妹急忙从僰昌沟飞出来，去救那些被水淹困的人们。最后阿虎乘着师父指示的石船镇住了水怪，方雨过天晴。麻糖坝九盏灯下；点将台前那只反扣着的石船，至今还完整无缺地伏卧在那里。

    有关哈氏三王的身世有不同的说法，珙县《麻糖坝阿君配龙女》故事中，三王是龙女的后代：珙县洛表山区有个平坝叫麻糖坝，原先是个无名的山乡。这匹岩上从前住了个僰人汉子，叫阿老，四十多岁了，还是个光棍。人们叫他住的岩为阿家岩，现在叫何家岩。这一带的地头蛇叫游溪笠，人们把他叫做毒性很大的山蜂“游七里”。游七里横行乡里，老是想方设法欺侮阿老。一个捏面的老汉十分同情阿老，给他捏了个仙女带回家。49天之后，仙女化成真人，自称父亲是龙王，是何仙姑为媒，把自己许配给了阿老。二人成亲几年后，龙女生了三子：阿虎、阿马和幺妹阿方。就是川南民间至今还广为流传的哈大王、哈二王和三王哈幺妹。

    当地民谚：“游倮倮，范苗子，何家挂岩子。”是说游姓者为倮倮，范姓者为苗人，何姓者为原僰人。《九颗印和九盏灯》这则故事讲述：游七里家的长工阿墨的爹妈被游七里之子游果打死，游七里仗着官兵的势力镇压了造反的长工。阿墨与长工们联合阿大、阿二、阿幺妹和僰人兄弟，打败了官兵，杀了游氏父子。长工中苟文仲是个汉人，为长工们报仇出了不少好主意。北宋以来，乌蛮（大体属彝语支民族先民，其中部分后称倮倮、罗罗）在川南地区长期处于强势地位，“僰人”曾长期受制于乌蛮或倮倮势力详见本书另文《宋史“泸夷”社会的演变》。。《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载乌蛮部落“擅劫”远至长江边纳溪“生夷”。明代史籍记载，山都掌所在之地，属罗罗永宁宣抚司所辖。虽然在明朝大军的镇压行动中，“都掌蛮”曾多次与永宁等罗罗各部“交通”并得到蔽护。但万历初在明朝军队的威逼利诱下，罗罗诸部中的永宁奢氏、水西安氏、茫部陇氏等有数万兵力参加了明军对僰人的围剿行动。所以笔者以为，关于“游氏”传说同样曲折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状况。

    总的来说，“僰国”故地的民间传说充满着对僰人反抗斗争的深切同情和对哈大王等僰人首领的热情讴歌，应当是早已融入当地汉民的“都掌蛮”后裔在文化心理素质上的一种曲折反映。例如，如今已融入当地汉族群众之中的“何”（系“阿”改）姓者为行悬棺之僰人后裔，不但得到史料的佐证，也得到了民族学资料的证实芮逸夫：《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载《悬棺葬资料汇集》，原刊于1947年《中央周刊》9卷11期。沈仲常：《“僰人悬棺”岩画中所见的铜鼓》，四川民族研究所《民族论丛》第1辑《县棺葬研究专集》，1981年。，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

    古代僰人没有文字，在消失了四百多年后，其故事仍然如此顽强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口口相传下来。这些民间传说，从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折射出史影，沉淀下来，不断地衍化，表现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大量的传说中，哈氏三王被神化了，或者被赋予了某种神力，这正是僰人古代社会走向英雄时代的反映［明］《万历武功录·凌宵都都寨九丝诸蛮列传》载：当时其首领已经“衣鳞衣，拟王者出入。拥大盖，策驷马，所至用鼓吹响呼，夹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传说是僰人的英雄史诗，虽然它们尚不成熟。试想，如果当地“僰人”未致泯灭，他们对自己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描述难道不会更富有传奇色彩吗！民族史诗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演化和逐渐完善的漫长过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原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失落的文明

    ——川南悬棺葬墓葬习俗是民间文化最具特质的表象之一，在世界各民族众多的葬俗中，把棺木置于峭壁外木桩上或半置于峭壁山穴中的“悬棺葬”这种奇特的葬式尤其引人注目。人们发现，这是一种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葬物富于特色、民族成分复杂的葬俗。四川南部宜宾、泸州地区，是今存悬棺葬遗迹最为密集之地，在她身上总是笼罩着许多神秘的色彩。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个“失落的文明”受到了中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专论川南民族及悬棺葬的著作主要有两部：刘复生《僰国与泸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巴蜀书社，2000年）、屈川《都掌蛮 —— 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另有陈明芳著《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1992年）对中国悬棺葬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稍早则有四川民族研究所1981年编辑出版的《悬棺葬研究专集》和中国民族学会1982年编辑出版的《民族学研究》第4辑两本讨论悬棺葬文化的论文集。，其间蕴含着的丰富文化内涵吸引着人们，她的神秘面纱正在一步步被揭开。这是四川地方文化的宝贵遗产，同时也与中华文明以至亚太地区文明密切相连，值得深入研究和发掘。

    一、分布与时代

    悬棺葬俗中外都有，主要分布于亚洲和大洋洲。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南方的三个地带：一是闽赣二省的武夷山区，二是湘鄂二省西部以及相连的重庆三峡和涪陵地区，三即前言提到的四川南部泸州宜宾地区的“僰人悬棺”；其他如贵州、云南东北部、广西左右江流域以及浙江、台湾等省区均有其遗迹。国外则主要分布于东南亚诸国以及太平洋上的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等岛屿。如此广阔地区的同一葬俗是巧合，还是由于传播？若是传播，它的源起地在哪里？又是如何传播开来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人们做出科学的解答。

    就时间来讲，在我国以福建武夷山悬棺葬为最早。科学测定数据的时间为距今三千八百多年至三千三百多年之间，略相当于夏商之时。由于悬棺年代久远，山崖之上，若隐若现，故古代的记载一般充满了神秘色彩。宋代大儒朱熹已慨叹其渺不可追，在《九曲棹歌》中呼之为“仙灵”。三峡中的悬棺葬，悬于“石壁千万仞，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也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人棺椁”［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三〇，中华书局，1983年。其他如江西贵溪悬棺葬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湘西等地悬棺葬为唐宋时期；较晚则为川南泸州宜宾地区的“僰人悬棺”，可查证的时代大致在宋明时期。由东向西，年代递减，这可能与它的传播方向有关。

    在明代后期，“僰人悬棺”的葬主“都掌蛮”（自唐代以来即有此称）因反抗明朝政府的统治而遭致镇压，最后失败，终致消亡，这是最后一支盛行悬棺葬式的聚居民族。若以此为标志，那么悬棺葬的基本消失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了。但这并不等于悬棺葬俗的最终消亡，19世纪前半世纪，科学考察者在台湾雅美族地区，发现仍有葬行“悬棺”的情况，其尸骨用麻袋包扎盛于木棺中，曝置于悬崖之上。由于不经风雨，考察者亲见新旧遗骨散乱于山冈岩间。印尼中部的苏拉威西岛之托拉查族人和莫里族人也还流行这种葬俗参见凌纯声：《中国东南亚之崖葬文化》，原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转引自中国悬棺葬讨论会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我国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还有着类似的葬俗。所以悬棺之存在时代，不可一概而论，各地的差异是很大的。或许此处消失了，另处又盛行起来，文化习俗的传播往往并不经意，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二、悬棺主人

    悬棺葬主人的族属问题历来争论很大。有古代的越族、濮族、僚族或苗瑶民族等多种说法。但是，对于古代越、濮、僚三者之间甚至其与苗瑶民族的关系问题，并未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若论其起源，一般认为它是起源于南方“百越”民族的一种葬俗。现今研究表明，分布范围如此之广、延续时间如此之长的悬棺葬俗并非某一民族所独有。葬主有的属汉藏语系民族，有的属于南岛语系民族，民族差异很大，很难解释成有共同的起源。同一语系中，又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即使是同一民族，也可能有的支系流行此葬，有的支系却并无此俗。由于历史的变迁，就是同一地点的悬棺葬，对其族属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现今谈论悬棺葬主，最好做一些具体分析，笼而统之论其族属，往往顾此失彼，使人不得要领。

    有关悬棺葬的记载，最早是三国时期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其中有记闽浙一带的“安民之家”父母死亡，作四方函盛尸，悬于高山岩石间。此之“安家之民”可能属于当时生息在此地的“瓯越”族。与之相连的闽赣武夷山区悬棺，有彭祖族（彭祖是传说中帝尧或商代的贤人）、闽越、闽濮、苗瑶等多种说法。这里古代是干越（越族的一支）的故地，故又被认为是干越的葬式。然而汉晋古籍关于“干越”的记载十分零散，且无直接悬棺的记载，所以其族属尚待进一步探索。

    唐宋以来，有关悬棺葬的记载多了起来。唐朝张《朝野佥载》卷一四记湘西“五溪蛮”父母死后，在临江高山“凿龛以葬”。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载简州（今四川简阳）有“獽人”遭丧，使尸体干燥后，装入木函并置于山穴中。又记泸州“夷獠”，“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崖穴”。又载会川县（今四川会理）深岩中多“仙人葬”，莫测其来。元初李京《云南志略》记滇东北部之“土獠蛮”，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马可·波罗行记》对此地的“土獠蛮”也有类似的记载。明代田汝成撰《炎徼纪闻》记黔中仡佬族，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关于仡佬行悬棺的记载散见于西南各地的地方志，湘西“五溪蛮”包括苗、瑶、僚（读作［lǎo］，旧作“獠”）、僮、仡佬诸族，不会尽行悬棺葬。结合后世史料来看，恐怕湘西行悬棺者主要是仡佬族。但各地的葬主族属不同，简州“獽人”非蜀地原住居民，可能是从今三峡地区之东迁入的古代“獽人”（瀼人）。川南“僰人悬棺”的主人是先秦时代就在此居住的“僰人”，还是晋代以后入蜀的“獠人”？学界也还存在着争议。

    悬棺葬极费人力财力，又是在社会经济较落后的民族中盛行。因此，行此葬者不是一般平民力所能及。五溪蛮之悬棺葬乃“尽产为棺”，倾大量财产用来制作棺材，当是有产者所为。武夷山的悬棺葬又称为“蛮王墓”。明清川南珙县、兴文县等地方志多记悬棺乃“僰酋”所为，或直呼之为“僰酋悬棺”。当地民间传说中也有为“僰酋”或国王打凿置放悬棺的石槽的故事。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有的悬棺葬中随葬品丰富，殓装裹有数层布或绸褶裙，有的腰裙上绣着“王”、“卍”等精美图案，均可说明这一点。贵州仡佬人在放置悬棺时，还要旁立“木主”（木刻人像），这也不可能是人人可以享用的。但一些悬棺葬也相当简陋，故其葬主的社会地位也不可一概而论。三、悬棺如何升置？

    古人是如何把悬棺升置于峭壁之上的，这似是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掌握高科技的现代人。最早的有关记载是《朝野佥载》卷一〇四所记的湘西“五溪蛮”的悬棺葬，“于临江高山半腰，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祠祭”。这被称为“悬索”之法，需要山顶要有一个相对平缓的走道。但有的悬棺山顶却几乎无法行走，更不要说把沉重的棺木抬上去了。台湾雅美族人悬棺葬是分别将人和棺抬上山冈，至葬地时再置尸于棺中。

    为了探索悬棺升置之秘，1989年6月由中美学者组成的“中国悬棺研究”课题组，在江西贵溪县龙虎山，利用仿古工具及方法，将一具文物棺木送到了悬崖洞穴中，认为是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升置悬棺的壮观。但有的学者对此升置法表示怀疑，认为古代利用这种机械技术的可能性很小。除唐人所说的悬索法外，今人考察得知尚有栈道法，搭置临时栈道搬运棺木，事后则将栈道撤掉。有的学者对地貌的变化情况做了考察，认为川南僰人盛行悬棺葬的时代，水位比较高，那么棺木置放的高度也不会如现在看到的这样高峻陆敬严：《悬棺之谜》，《科学》1990年第1期；陈明芳：《中国悬棺升置技术刍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这个思考是有道理的。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对今人来说已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更不用说古人了。以下两例将棺木送至山崖安葬的民族学调查资料，可供我们参考。

    一个多世纪前的1895年，在英属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世界第三大岛）东海岸，一位英国学者亲历探访到一处崖葬，这位学者记述说：我们虽预备好梯架，但因山壁垂直有一处甚至倒悬，所以爬到洞口仍遇到许多困难。我们猜不到，棺木如此大而沉重，至少四个土人才能抬得动，如何能运到半山峭壁洞穴。与此洞门相对尚有一入口，约3米高，2米多阔，离地亦约20多米，有一物似船下堕于地。这或可说明棺木由此洞口用绳索自山下拖上来的。后来听当地酋长说，从前是凿有盘旋或之字路通到洞口，现已毁坏无踪了凌纯声：《中国东南亚之崖葬文化》，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

    1985年，中国学者在贵州紫云县目睹了将一苗族妇女的柩木送至山穴安葬的经过。由8人抬棺，67人拉着绳索，在鞭炮和唢呐声中离开丧家，向葬地走去。遇陡坡时稍停，拉绳索者则加大气力向前拖拉。葬所洞口有一堵2米多高的石崖，抬棺者、拉绳者每呐喊一声，便使一次劲，每使一次劲，也最多向前移动5寸。约过40分钟，才将棺柩送入洞穴。从出殡到安葬结束，行程4华里，整整花了4个钟头罗康隆：《悬棺葬安葬过程目击记》，载《贵州省博物馆刊》1987年第4期。整个过程是相当费力的，或可供今人研究悬棺升置技术作一参考。四、为何悬棺？

    悬棺葬俗是如何形成的？促成悬棺的原因何在？这是难以简单地回答的。一种观念或风俗形成之初，一般并无文字予以记载，悬棺葬俗尤其如此。前述唐宋“五溪蛮”悬葬死去的父母，三年而葬，打鼓踏歌，“弥高者以为至孝，终身不复祭祀”，大概认为越高越接近“天国”。《马可·波罗游记》记滇东北土僚蛮行悬棺葬，“人兽均不能侵及”，这可能是行此葬的目的，但也可能是其结果。《云南志略》则记此之悬棺，“以先堕者为吉”，显然受到某种宗教观念的支配。

    从民族调查资料来看，悬棺的动机不是单一的，各地各民族的差异很大。追求灵魂不死，求吉免灾等都有。据20世纪40年代的调查，台湾雅美人行悬棺葬，是将村中无近亲的垂死者缚而送至悬崖，葬毕取田中芋煮熟祭鬼，并祝祷不要受害。这是避邪。在川南流传至今的“僰人悬棺”传说，对于悬棺的来历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因为上当；二说是为保护亲人遗骨；三说是受“升天”观念的支配。

    20世纪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学者葛维汉调查的《川苗关于僰人的传说》中说：今川南三省之界一带的古代居民叫“僰人”，双亲死后，修建石墓以葬，墓地集中。他们勤于垦地，日子富裕。随着僰人的不断强大，官府总是想设法要使僰人衰弱下去。有个滥秀才罗因对献计说，只要耗尽他们的精力钱粮就行了，于是便到僰国地区散布“将棺木岩上挂，不但高棺（官）显赫，还要称帝中原”的谣言，僰王由此上当，就出现了人世间罕见的悬棺葬。这一传说广泛流传于当地民众之中，又有谓五百年前苗族自他处迁来时，原土著善治田地，苗人乃“思有以抑之”想出了这个办法。清代以来的当地地方志对这些传说也多有记载。但我以为，虽然苗族迁入此地时与当地原住居民发生某些冲突是可能的，但某种习俗的形成不可能因一巧辩之士可致，此传说必有讹传之处。

    四川兴文县文化馆在70年代末收集编印的《僰人悬棺的故事》讲述了本县曹营乡苏麻湾悬棺的来历：僰人们不交租不纳粮，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地方官吏强令交租纳税。僰人找官府评理，反被官府痛打，有的致死。僰人们拿起武器，讨还血债。因寡不敌众，退守僰庄西北部的苏麻湾山寨。数千官兵扑向僰庄，掘地暴尸。傍晚，僰人们冲进曹营，趁其混乱之际，收拾好亲人的尸骨。为了避免官军再次糟踏，僰人们商定把棺木悬葬在山寨的峭壁之上。经过艰苦的劳动，终于将排排棺木悬放在木桩上或长形岩穴中。

    另一则《人鱼与悬棺》故事，也讲到悬棺的源起： “人鱼龙”格西从小失去了父母，和石匠爷爷一起为国王打悬棺上的石槽谋生。格西家后岩的小山洞里住着另一条“人鱼龙”拉妮和她的阿娘。格西爷爷在悬岩上滚下摔断了腿，临终时对格西说：“大石槽打了50年啦，你爹和拉妮爷爷都是在那摔死的。你哥和拉妮爹说了几句：‘未必把棺木挂在悬岩上真能升天，吸来灵气高棺显神’，就被国王抓去修天宫生死不明。”故事透露出悬棺是僰人酋领在“升天”观念支配下所为，这也是学术界认同的一种观点参见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15-29页。

    五、川南“僰人悬棺”

    川南泸州宜宾地区是我国现今悬棺遗迹最为集中的地区，且时代较晚，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有丰富的材料，若欲了解悬棺葬，“僰人悬棺”最富参考价值。如前所言，唐宋元时代的史籍已对此地的悬棺葬有了丰富的记载。地方志中称之为“僰棺崖”、“僰酋悬棺”、“僰人岩葬”、“古僰人墓”等，本地人称其为“僰子洞”、“蛮洞”、“挂岩子”，数量不少。现今悬棺葬遗迹遍及“叙南六属”（习惯指清代兴文、高、筠连、长宁、珙、庆符六县），四川其他地方如江安、合江、纳溪、叙永、古蔺等均有其踪。虽经风雨的侵袭悬棺存者日益减少，但至今仍有许多遗迹可寻。高县、长宁县崖穴墓数量相当多，宜宾也有上百座被称为“蛮洞子”的岩穴墓，时代均在宋明。紧邻珙县的雷波县也发现有上百座明清“土僚”岩葬遗迹。云南东北部诸县也都有崖葬的遗迹，有的还相当密集，如民国云南《昭通县志》载县南豆沙关岩际“有棺垒垒，路人且睨且指，传为僰人古迹”， 曾取一棺作为陈列品在当地展出，其棺刳木而空其中，长六尺有奇，宽尺有二寸，中贮葬骸，零星不全。

    宜宾秦汉时叫“僰道”，是“僰人”聚居的地方，又被称为“僰国”，悬棺也就称为“僰人悬棺”。《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有载：“戎泸间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宋初《太平寰宇记》记泸州“夷僚”有岩穴葬的习俗，故悬棺葬主当属“葛獠”无疑。葛僚也即仡佬，又称为土僚，宋明时代又往往沿秦汉以来的习惯，称之为“僰人”。明代万历元年（1573），“僰人”在明朝军队的残酷镇压下，斗争终至失败。明政府还实行强迫同化、“以夏变夷”的政策，使当地僰人最终消亡。但直至清代后期，当地仍有“土獠”的存在，如珙县一些地方“间或有之，亦多改汉妆，更其旧俗”，在高县者“能说汉话，衣冠尽同”［清］同治《珙县志》卷七、光绪《叙州府志》卷四三。这些当是逃脱被屠杀或强制同化命运的“都掌蛮”之幸存者，此时离明万历元年已约三百年。在当地的一些河岸山壁上残留至今的大量“僰人悬棺”，似乎在永远诉说着无言的怨恨。

    1928年至1929年间，宜宾城在加宽城内街道的建设中，一块明代大石碑引人注目地展现出来。这是胜利者炫耀武功的纪功碑，也是悬棺主人悲惨结局的历史见证。类似碑刻陆续在兴文县、高县、长宁县、珙县等地发现。中外学者纷纷前往考察，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世界终于被打开了！数十年来，人们对她的热情不减，总想了解她的更多秘密。

    清代后期，在悬棺最为集中的珙县麻塘坝邓家岩石壁上，有人题下了这样的诗句：“谁家棺木挂悬岩？善良姊妹痛心怀。雪霏芜草山呈孝，风吹松柏哭哀哀。白日花开陈祭礼，夜间星斗照灵台。孝子贤孙今何去？停到而今还未埋。”悬棺葬与汉族人死后“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不相符合！谁是“僰人悬棺”葬主的后裔，也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何家挂岩子”是当地百姓至今还常道的传说，是说“何”姓者为行悬棺之“僰人”的后裔。明代僰人首领阿氏兄弟反抗斗争失败之后，其后裔把“阿”改作“何”以避免官军追捕。麻塘坝悬棺里面曾发现有“阿旦沐”、“阿光冀”字样，可证其“阿姓”不误。解放前，尚有何姓家族到麻塘坝陈礼祭奠。而当地至今流传着的民间故事充满了对以阿大、阿二、方三为首的“僰人”反明斗争的巨大同情和热情歌颂，应当是早已融入当地汉民的“都掌蛮”后裔在文化心理素质上的一种曲折反映。

    （原刊《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一辑，巴蜀书社，2008年）附：地方民族史研究的新篇章

    ——屈川著《都掌蛮 —— 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读后“都掌蛮”是古代活跃在今四川宜宾、泸州（古合称“戎泸”或“泸叙”）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出于个人的专业兴趣，我对这个课题十分关注，读到新近出版的屈川先生著《都掌蛮——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屈川：《都掌蛮——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下称《都掌历史》），自然特别高兴。读过全书，以为这是一本资料丰富，具有新意的地方民族史著作，这里略作评述，并乐意向大家推荐。

    全书从族属源流、社会演进、民族消亡、悬棺葬俗、铜鼓文化、岩画史诗六个方面对泸叙地区都掌蛮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附录有对建武城崇报祠明碑的考述，一部民族史面貌已灿然大具。宜宾在秦汉时期为“僰道”，也就是僰县（“县有蛮夷曰道”）之意，这里当是古代最大的僰人聚居区，也是众多民族南北流动的走廊通道。自此直至明代万历（1573-1619）初年，这里的少数民族活动都非常频繁，又有僚、苗、倮、羿等多种民族出没其间，这就使泸叙地区的民族历史显得非常复杂，加之都掌蛮已经消亡了四百多年，梳理起来自然有许多困难。作者生长于此，借地利之便，不畏艰难，经过长期的探索，终获硕果，值得庆贺。

    图文并茂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书前共有29幅彩色照片，除一些新的悬棺照外，还有一些珍贵的考古发掘文物照片，有一些是首次披露，这很难得。作者自摄的“手掌形木雕板”尤为引人注意，这令人想起1946年民族学家石钟健、芮逸夫在叙南调查时曾发现过的“指掌形木雕板”。石钟健认为，这个“指掌”形木板可能是用来识别死者的特殊身份的。1994年在麻塘坝悬棺上取下了完好的“大掌”木雕，《都掌》作者在2002年考察珙县悬棺的维修加固工程现场也有发现，“有的悬棺端头曾经钉有一块形如‘大掌’的木雕装饰，似巨掌打开，又似五峰耸立”，当地人称为“火焰板”（第19页）。认为“大掌”和“都掌”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还认为，今现宜宾的“都长街”，“长”应该读作zhǎng，而不应如一般所读的cháng（第22页），皆言之成理，给人启发。“都掌”一词的语源一直是个谜，作者的研究无疑为“都掌”一语的破译提供了新的思考。

    铜鼓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具有颇多文化内涵的传世之物，得到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对铜鼓文化的重视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也为我们了解铜鼓文化提供了新的内容，书中附有好几幅新发现的铜鼓照。据作者统计，泸叙两市现藏铜鼓有十八面，这是目前对泸叙两地收藏铜鼓最完整的统计，而中国铜鼓学会编的《中国古代铜鼓》中国铜鼓学会编《中国古代铜鼓》，文物出版社，1988年。一书收录的只有八面。泸叙地区古代铜鼓的使用广泛，数量很大，但其来源（无外乎当地铸造和由外传来两种）却不甚明了。《都掌》作者通过研究赞同系当地自铸的这一观点，并推论认为应是都掌蛮自铸（第141页），这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民族学家对古代民族留下的岩画一般都十分关注，对都掌蛮岩画的研究也不乏其人，但岩画中有一种“圆点符号”却被人忽略了。这是一个用橙红色颜料绘制的实心圆，与岩画人物图像的人头大小相等。作者通过与其他岩画图像的比较分析，认为它包含有重要信息：“这些抽象的圆点符号本身有着象征意义和现实来源，它们是僚人重要活动中‘猎头’杀祭习俗的记录。”（第175页）“猎头”现象在古代中外民族中并不少见，它在民族学研究中有重要意义。我国古代史籍所载部分“獠人”（僚人）就有这种习俗，但缺乏深层次的发掘。1982年，考古学家沈仲常曾将悬棺崖画中的两幅图像分别释为“用足踢球”（地宫庙岩画）和“用手击球”（狮子岩岩画）的“球戏”，《都掌》则认为图像所表现的，一是手托人头以祭祀鬼神，一是在人头旁“鼓舞祀之，以求福利”的“头祭”（第177页）。我以为这个分析很有见地，原始宗教在少数民族生活中的影响非比寻常，古代岩画中多有反映，这里也不应当例外，它是难以被其他什么东西取代的。作者把都掌蛮的岩画当作“史诗”，剖析深入，再现了都掌蛮的生活面貌，富有民族学价值。

    明万历元年都掌蛮被镇压之后，主持镇压的四川巡抚曾省吾把有关文件汇集一书，名《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曾省吾：《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共15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这是研究明代都掌蛮最直接也是最丰富的现存史料，但遗憾的是利用的人很少。该书影印出版后，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都掌》从该书中对现存“兴文县建武城崇报祠明碑”进行了稽考，不仅使崇报祠已经毁缺的碑文失而复得，还对地方志所录但已残缺或被篡改过的几块碑文恢复了原貌，原存之八块碑文乃成完璧，为都掌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这是《都掌》一书的又一贡献。

    若干年前我曾进行过相关课题的研究，“都掌蛮”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刘复生：《僰国与泸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巴蜀书社，2000年。关于僰人或都掌蛮，我们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例如，认为“僰侯国”在古代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僰国”之“国”，是代表部落组织的方国之意（第6页）。明代都掌蛮的反抗斗争，“已经不是一场纯粹的民族斗争了”（第78页），等等。我曾经论证，都掌蛮消亡主要是明朝军队的残酷军事镇压和推行强迫同化政策的结果，屈川进而强调，明王朝对该地区强迫推行改土归流而导致了都掌蛮的强烈反抗斗争，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们之间（其实远不是我们两人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我认为：“都掌”一词来自壮侗语族的古代语言，语义今不可晓；“都掌蛮”是晋代“僚人入蜀”的产物而与秦汉时代的僰人不是一码事；铜鼓是“外来”的；等等。中国西南古代民族情况十分复杂，看法的不同自然是很正常的现象，由此展开讨论更是一件好事。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问题几乎涉及了西南民族史上的各个重要方面，不但具有代表性，也具有特殊性，许多问题都需要也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都掌》作者屈川之名我并不陌生，早在1987年就曾拜读过他在《民族研究》上发表的《川南“都掌蛮”反明斗争考述》一文。这些年来他又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我也有过多次引证，从他的研究中吸取了不少营养，这是我早该向他致谢的。屈川先生生活在当地，有更多的感性知识和实地调查材料，此为我所欠缺（虽然我曾数度到该地调研）。直到他去年再次来四川大学访学时，我才相识了这位相知已久的同道，乃得以共享切磋之乐。我为他十多年来对“都掌蛮”问题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所感动，对他通过不懈努力而增添的这一地方民族史研究的新篇章而由衷高兴。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后记后记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关于“巴蜀西南外蛮夷”的不朽文字，至今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西南古代民族的基础和出发点。司马迁所述的“西南夷”，主要分布在今云南、贵州和四川甘孜、阿坝和凉山三州地区。尽管我们现在可以批评司马迁所述的种种不实，但“西南夷”的这种分布格局，两千年来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值得我们深究。如徐中舒先生以四川为例所言：“至于川边民族，自秦汉以迄于今，尚有保存其原始住地及状况者。”古代四川文化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且“多萌茁于本土而不必待于中原文化之浸溉”，“至于川边民族，自秦汉以迄于今，尚有保存其原始住地及状况者”（《四川古代文化史》）。

    与司马迁所记的“西南夷”不同，蜀开明王朝在公元前316年被秦灭之后，很快地融入了中原文化系统。而此前的蜀国，却被看作是“南夷”且为“夷狄之长”的。当代学者研究认为，虽然古代的“巴蜀文化”自成一独立的体系，但其与中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其能迅速融入中原文化的体系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密切交流作为基础。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值西汉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开疆拓土，以巴蜀为据点，对西南进行了大规模的开拓，先后将夜郎、滇、邛都、冉、徙笮都、白马纳入到了汉朝的统治范围之内。而司马迁仅吝以“伐蜀，灭之”等数言述及两百余年前其祖先司马错率兵灭蜀的“荣光”，对“古蜀”没有更多的描述，令人遗憾，也很值得思索。今日论西南民族史，自然不应将古代的巴蜀摒之于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这里主要指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地区），居住着全国种类最多的少数民族。从历史上看，除了云、贵、川、渝四省市外，与之山水相连的西藏、桂西、湘西、鄂西等地亦皆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彼此间的交往和流动密切。这就是说，治西南民族史，其范围应该以史实为根据，不应受云、贵、川、渝四省市的行政区划的限制。一部西南古代地方史，几乎任何时候都与“民族”分不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一部中国西南地方史就是一部地区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史。

    1982年春始，我在硕士生阶段跟随蒙默教授学习西南民族史，蒙老师严谨的学风让我备受教益。虽然后来我没有专门从事这项研究，但对西南民族史的偏好一直保持至今。本书所集，可算作是这种“偏好”的一段总结。1996年，我曾申请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至13世纪中国西南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虽然于2001年顺利结题，但我觉得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离自己最初的设想相距甚远，因而没有交付出版，只是将自认为“成熟”的内容先行发表以求得指正，也幸而当时没有“大干快上”的要求。我始终以为，史学研究不是一项“急功近利”的事，前贤所言“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不会过时。10至13世纪的中国西南地区，因与中原王朝缺乏更多的沟通，史料严重缺乏，造成我们对这段时期的西南民族史地的了解至今仍然很不充分。本书所集，希望对此有所补益。其中的主要内容，也就取自我那项课题中先行刊出的部分，因而这本小书也是这项课题中的成果。原单篇论文之间有一些重复，做了部分删减，但仍保留了若干，以保持论述的完整性。对原刊论文特别是其中的注释内容作了技术上的订正或必要的补充，以期更加符合现在的学术要求。按内容分为六个部分，各部分补作“题记”以揭示其主旨，少数“似不着边”者附于相近部分。

    出版社的编辑建议将“部分”改作“章”，这样似乎更能显示内容的连贯性，也就接受了这项改动。顺此谢谢编辑潘伟娜女士和巴蜀书社朋友们的辛勤工作。在整理过程中，研究生陈希丰同学付出尤多，不仅核对史料，也纠正了若干错误，这是应该向他致谢的。也真诚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赐教指正。

    刘复生川大双流江安居

    2011年9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