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威廉姆森布朗公司后,市场就一直没有什么机会。一想起这一点,我就十分痛苦。我们就这样进入了长期不见赚钱机会的时期,整整4年,毫无机会,一个子儿的机会都没有。正如比利·安立奎(Billy Henriquez)说的那样:“这是连臭鼬放屁都弄不出味道的市场。”
我好像命中注定要遭此一劫,上帝似乎早就计划好要磨炼我一下,但事实上我并没有这么自大,需要跌个跟头才能清醒过来。那些交易者犯下的让其账户负债累累的投机错误我一概没犯。我没有做出任何菜鸟操作。我所做的事情——其实不如说是我感到应做而未做的事情——若是放在第42大街以北19世纪早期,纽约市为了禁止火车机车进入已经成熟的市区,规定脏乱不堪的机车停留在第42大街以北的地方。这里泛指纽约主商业区以外的地方。——编者注,将会受到广泛赞誉而不是指责。但在华尔街,这么做不但滑稽,而且代价沉重。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所带来的最坏后果是,它让人知道,在投机游戏中不能讲人性。
我离开了威廉姆森,到其他经纪商那里做交易。不管在哪里,我都亏钱。我真是活该,因为我试图强迫市场给我它不必给我的东西——赚钱的机会。我可以毫无困难地获得信用,因为认识我的人无不对我十分有信心。他们对我的信心坚定到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诉你,当我停止信用交易时,我已经欠下了大于100万美元的债务。
问题不在于我失去了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而在于在这悲惨的4年中,市场上根本不存在机会。但我仍然一头扎进市场,试图捞一笔资本金,结果只是徒然增加我的债务。后来我不再独立操盘,因为我不能欠朋友们更多的钱了,于是我开始靠替人操盘为生——不少人认为我精通投机游戏,即使市场沉闷不堪,我也可以战胜市场。作为回报,我将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如果有利润的话。这就是我过活的方式,唉,还是说这就是我苟延残喘的方式比较好。
当然,我也不是每次都亏钱,但我的利润从来没有多到能实质性降低我的负债的程度。最后,随着情况越来越坏,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觉得沮丧。
所有东西都在和我作对。我亏掉了几百万美元,亏掉了游艇,现在只能过极简的生活,但这些并不会使我怨天尤人。我不喜欢现状,但也没有自暴自弃。我不打算干坐着等待上帝让我不再不安,因此我开始研究自己的问题。很明显,要摆脱我的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赚钱。为了赚钱,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做成功的交易。我曾经成功地交易过,因此我必须如法炮制。过去我曾不止一次把一小笔本金滚成数十万巨款,市场迟早会给我提供机会的。
我让自己相信,不管哪里不对,都是我而不是市场出了问题。那么,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怀着在研究交易问题各阶段时所秉持的精神扪心自问。我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了结论:我的主要问题出在担心欠款上。我从来不曾摆脱过精神上的不安。我得多说几句,这绝不仅仅是知道自己欠着钱。任何做生意的人,在日常业务往来中都免不了会负债。我的绝大部分负债事实上无非就是普通商业债务,是因为业务环境对我不利造成的,和商人在反常的长期不景气时期所欠下的债务没什么区别。
当然了,时间在不断流逝,而我始终无法偿还债务,这使我在债务问题上失去了冷静。让我解释一下,我欠着不少于一百万的巨款,这些全部来自股市损失。绝大多数债主对我都很友善,从来不为这事儿打扰我;但有两个人却让我吃不了兜着走。他们无时无刻不紧盯着我。每当我赢了一点,他们就会冒出来,要求知道具体数目并坚持拿走属于他们的那部分。其中一个人,我欠他800美元,他甚至威胁要起诉我,冻结我的资产云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认为我在隐瞒资产,难道是因为我看上去不像是个走投无路的无业游民吗?
对问题进行了研究之后,我发现,这不是研读报价带的问题,而是认识自我的问题。我相当冷静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我心神不宁的时候,我是成不了任何气候的;同样明白的是,只要我欠着钱,我就会一直心神不宁。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债权人拥有着困扰我的权力,可以在我积累起一大笔资本金之前随时要求我偿还债务,从而打断我的东山再起大计。这真是再明显不过了,于是我对自己说:“我得破一次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舒缓我的心神呢?
这听起来既简单又有效,对吧?但我告诉你,这其实非常令人不愉快。我讨厌这样做,我讨厌把自己放在一个容易引起误会和导致误判的位置。金钱于我如浮云,我根本不会考虑这笔钱是不是值得撒谎的问题。但我知道,其他人可能并不这么认为。我也知道,只要我能重整旗鼓,还清所有欠款自是不在话下,当然前提是如果债务关系还在的话。但除非我能够按老路子来交易,否则我就无法偿还那一百万美元。
我鼓起勇气去见债权人。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我的私人朋友或是老熟人。
我直言不讳地和他们解释了情况。我说:“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不想还你们钱,而是因为,为了对你我都公平,我必须将心态调整到赚钱模式上。这个解决方案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但我一直无法鼓起勇气如此直白地告诉你们这一点。如果我早点鼓起勇气,那现在我们的状况都会好得多。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这笔债务令我压力重重,心神不宁,这样子我是绝对无法找回往日的自我的。现在,我决定做这件一年前就应该做的事。这就是我的理由,没有其他原因。”
第一个表态的人说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和目的。他是站在他的公司的立场上说话的。
“利文斯顿,”他说,“我们懂的。我们很体谅你的处境。我告诉你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给你喘息的机会,让你的律师按你的要求准备好文档,我们会在上面签字。”我所有的大债主都是这个意思。这体现了华尔街温情的一面。这不仅仅是没心没肺的善良天性和讲究公平的骑士精神,同时也是个相当精明的决定,因为这笔买卖显然是划算的。我既感谢他们的好意,也佩服他们的商业魄力。
这些债权人为我免去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债务,但有两个人是例外。他们不愿意在律师文档上签字,其中一位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借给我800美元的那位。另外,我还欠了某家已破产的经纪公司60000美元,该公司的破产受益人不认识我,一天到晚追着我索债。就算他们有意学习大债主的做法,我也不敢指望法院会让他们在文档上签字。无论如何,我的破产涉及金额只有10万美元,尽管如我所言,我的总债务高达100万美元以上。
这则消息见了报,真是令人难堪。以前我还起债来毫不含糊,如此新体验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知道,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总有一天能把所有人的债还清,但读到这则消息的人可不会知道这一点。看到报纸上这则消息后,我都不好意思出门了。不过这种感觉没过多久就消失了。在得知我不会再受到那些人的折磨后,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那些人永远不会懂得,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股票投机上获得成功的话,他就必须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事业。
现在,我的心灵已经得到解放,不再受到债务的羁绊,可以投入为成功而战的交易中去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筹集一笔新的资本金。从1914年7月31日到1914年10月中旬,证交所一直关门大吉,华尔街也陷入了一片萧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笔交易都做不了。我欠所有朋友的钱。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要求他们再帮我一把,因为他们已经待我不薄了,甚至可以说已是仁至义尽了。
搞到一大笔资本金是个艰难的任务。由于证交所一直关闭,我无法要求经纪人为我做任何事情。我试了好几个地方,但毫无用处。
最后,我又去找了丹·威廉姆森。时为1915年2月。我对他说,我已经摆脱了心中的债务梦魇,可以向往日一样交易了。你一定还记得,当他需要我的时候,不待我说他就给了我25000美元任我调用。
如今我需要他了,他对我说:“当你觉得有东西看来不错,想买它500股的时候,买就是了,没问题的。”
我感谢了他,然后离开。他曾经阻碍我赚取巨利,他的公司还从我那里赚了很多佣金。我承认,威廉姆森-布朗公司不肯为我提供一大笔资本金,这让我耿耿于怀。我打算一开始保守交易。如果我一开始能够以略大于500股的规模做交易,那我的财务复兴将变得更容易、更迅速。但是,无论如何,我意识到,我重整旗鼓的机会来了。
我离开丹·威廉姆森的办公室,研究了整体大势,并着重剖析了我自身的问题。这是一个牛市。不光是我,成千上万交易者都能明白无误地看清这一点。我的资本金只允许我买500股,也就是说,我受到严重的掣肘,根本没有回旋余地,甚至是最轻微的回撤也能让我万劫不复。我必须一开始就建立自己的资本金,我的第一笔500股买单必须赢利,我必须赚取真金白银。我知道,除非我有了充足的交易资本金,否则我是无法最好地利用我的判断的。没有充足的保证金,不可能带着冷静平和的心态面对投机游戏。这种心态必须有抵御几次小损失的能力做保障——我在开始下重注之前,总是会试探市场,此时出现小损失乃是稀松平常。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正处在整个投机客生涯中最危险的时候。如果那次再度失败,我实在不知道我还有没有重新筹集本金卷土重来的时候。很显然,我必须耐心等待,恰到好处地抓住最佳时机。
我再也没有靠近威廉姆森-布朗公司。我的意思是,我有意远离他们,踏踏实实地研究了6周的报价带。我担心如果我去了威廉姆森-布朗公司,知道自己能够买500股,那么我很可能会经不起诱惑,在错误的时间买入错误的股票。一名作手不但要研究基本大势,记住市场过去的走势,时时弄清外部公众的心理以及他们经纪人的缺陷,还必须了解自我,战胜自己的弱点。你不必为自己是一个人而懊恼。我已经领悟到,解读自己和解读报价带同等重要。我带着与我考察农产品大势或分析利润表时相同的情绪和心态来研究和思考自己在给定诱因或来自活跃市场的无法避免的诱惑下的反应。
就这样,日复一日,已经破产但急于恢复交易的我坐在另一家经纪商营业厅的报价板前——在那里我无法买卖哪怕一股股票——研究市场,不放过报价带上的每一个变化,等候着开足马力杀将进去的最佳时机。
在1915年初那段紧要关头,由于全世界都知道的原因,我最看好的便是伯利恒钢铁(Bethlehem Steel)。与往常一样,我非常确信它会上涨,但为了保证出手时万无一失,我决定等它突破面值时再动手。
我记得我曾告诉过你,我的经验表明,每当一只股票首次突破100、200或300,它就几乎肯定会一路上涨30到50点,突破300美元后的上涨速度会比100美元和200美元更快。我的第一次大胜发生在安纳康达身上,我在它突破200美元后杀入,并在第二天以260美元的价格卖出。我在一只股票冲破面值后马上杀入的行为可以追溯到早期投机商号中的交易生涯。这是一个古老的交易原则。
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渴望尽快恢复过去的交易规模。我渴望开始,以至于脑子里已经容不下其他事情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迷失自己。我看见伯利恒钢铁在上涨,每天都在上涨,越涨越高,与我所料的分毫不差,但我仍然在与奔赴威廉姆森-布朗公司并买入500股的诱惑作斗争。我知道必须首击必中,要像探囊取物一样稳妥才行。
这只股票每上涨一点,就意味着我错过了500美元利润。一开始的10点涨幅意味着,如果我早动手的话,现在就能加码了,我将不仅仅持有500股,而是可能已经加仓到了1000股。每涨1点,我就可以赚进1000美元。但我仍然稳坐钓鱼台,完全不理会希望和信念的聒噪,我只听见经验发出的冷静之声和常识发出的谆谆忠告。只要搞到了一大笔资本金,我就能承担抓住机会的代价了。但如果没有这样一笔资本金,抓机会,即使是极微小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6周耐心的等待后,常识终于战胜了贪婪和希望!
当伯利恒突破90美元时,我已经快把持不住了。想想吧,我极力看多,这意味着我少赚了多少钱啊!当它涨到98美元时,我对自己说:“伯利恒将突破100美元,当它突破100美元时,这个大顶将被抛进大西洋!”这一点可以通过报价带一览无余。事实上,它正在用高音喇叭向全世界播放突破宣言呢!我跟你说,当报价带上的数字还是98时,我已经在上面看到了100。而且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希望和心愿所发出的声音,而是我的报价带研读本能在呐喊。因此我告诉自己:“不能等它突破100美元了。我必须马上动手。它现在和突破票面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我奔向威廉姆森-布朗公司,下单买入100股伯利恒钢铁。当时市价为98美元。我的单子在98至99美元的区间内成交。接着它就开始了飞涨,我记得当天收在了114还是115美元。我又买了500股。
第二天,伯利恒钢铁的价格为145美元,我的本金筹集大计告成。这是我应得的。在杀入伯利恒之前的六周是我这辈子最紧张最疲惫的六周,但也因此收获颇丰。现在,我已经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大手笔交易了。区区500股的资金量永远成不了大气候。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做任何事业都是如此。伯利恒交易之后,我干得十分漂亮——漂亮到你都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在做交易。事实上,我确实已经不再和以前是同一个人,以前的我又疲惫又焦躁,错误连连,而现在,我身心放松,无往不利。没有了债权人的聒噪,也没有了因资金缺乏而对思考和经验的真理之音的骚扰,我简直战无不胜。
就在我迈向唾手可得的财富时,突然传来了露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击沉的消息。人嘛,总是时不时地会遭遇心绞痛之类的打击,大概这是上天在提醒他一个悲哀的事实——人类断无可能在市场上永远正确,能对亏损事件完全免疫。我曾听人说,职业交易者断然不会因露西塔尼亚号被击沉的消息遭受重创,他们还说,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远早于华尔街。我没有那么聪明,能提前收到风声溜之大吉。我只能告诉你,由于没能预料到露西塔尼亚号事件和其他一两件不利消息,我损失惨重。因此,到1915年底,我在经纪人账户上的余额只有14万美元。这是我实际赚到的数字,尽管我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战无不胜。
第二年我的表现就好多了。我十分兴奋,在狂野的牛市中极力看多。事情的发展都在我意料之中。除了赚钱,还能怎么样呢?这让我想起了已故的标准石油公司的罗杰斯(H.H.Rogers)的话。他说,有时候,你根本挡不住金钱送上门来,就像下雨天不带雨伞出门无法不淋湿一样。这是有史以来迹象最明显的牛市。每个人都能毫无困难地看出,协约国正在不顾一切地购买美国供应的所有物品,这使得美国成了全世界最繁荣的国家。我们所卖的东西别人根本拿不出来,全世界的金钱朝美国聚拢。我的意思是,黄金正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当然,通胀是难免的,这意味着所有东西都在涨价。
这一切在一开始就昭然若揭,因此激发涨势根本不需要操纵。这就是这一回的准备工作可以比其他牛市少如此之多的原因。这种“战争新娘景气”(war-bride boom)不仅发展得比其他繁荣更自然,而且给普罗大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赢利机会。我的意思是,1915年从股市中赚钱的人要远多于华尔街历史上其他任何一次牛市。至于公众没有将账面利润转化为真金白银,或者他们赚了钱后又没能保住,那只是历史在自行重复而已。说起历史,它总是毫无意外地频繁重复,没有什么地方比华尔街更能说明问题了。不信你可以读读当代关于繁荣和恐慌的著作,你会发现,令你印象最深的一定是股票投机、股票投机客与昔日绝无二致这一事实。投机游戏从来不曾改变,人性也是如此。
1916年,我依然顺势做多。当然,与此同时我也保持着开放的眼界。和所有人一样,我知道万事都有个头,因此我时刻关注着警示信号。我对猜测这一刻会在哪个季度到来没有什么兴趣,因此我不会盯着一点不放。我从来不会一根筋地站在市场的某一边,这一次也不例外。不管牛市给我的银行账户增加了多少数字,熊市对我有多慷慨,我都不会在获得出场警示信号之后还死抱着坚持做多或做空的理由不放。你不能永远站在多头一边或是空头一边。你所要考虑的是选择正确的一边。
还有一样东西你应该记住,那就是,市场不会在荣光万丈时达到顶峰,也不会在突如其来的反转中到达终点。市场可能,也经常在价格普遍开始崩跌之前很久,就走到了牛市的尽头。我期待已久的警示信号一出现我就注意到了,一个又一个曾经的市场领头股开始从顶部回撤好几个点——这是好几个月来头一回——并且没能回升到原来的点位。显然,这些股票的涨势正在结束,而这又是我应该改变交易战术的清晰信号。
就这么简单。在牛市中,价格趋势必然是上升的,不会迟疑,也不会逡巡。因此,当一只股票开始出现与大势不符的走势时,你会认为是这只个股出了问题。但这已经足以让交易老手感觉有地方不对了。他不会指望报价带变成明师。他的职责是聆听报价带,听它说“出场!”,而不是向它递交辩护状,然后干等着它批准。
我刚才说,我会关注大涨时期领头股停止上涨的情况。它们会从这个点位下跌六七个点,然后停在那里。与此同时,市场上的其他股票则会随着新标杆股继续上扬。公司本身并没有出问题,因此原因得从别处寻找。这些股票已经顺势上涨了好几个月。当它们停止上涨时,尽管牛市大潮依然强劲,但对于这些个股来说,牛市已经结束了。而对于其他上市公司,市场潮流依然是向上的,毫无疑问。
你不必因不知所措而按兵不动,因为潮流并未转向。当时,我对市场并未转而看空,因为报价带没有让我这样做。牛市的终点还没有到,尽管已经渐行渐近了。牛市行将结束之前,你仍然可以做多赚钱。因此,我只是对已停止上涨的股票转而做空。其他股票仍没有丧失上涨的推动力,因此我既有多仓,也有空仓。
我卖出已停下脚步的昔日领头股,每只股票我都卖空了5000股。接着,我又做多了新的领头股。我卖空的股票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我做多的股票涨个不停。当这些股票最终停止上涨的时候,我就把它们卖掉并反手做空——每只卖出5000股。这时候,我的空头仓位已经超过了多头,因为显而易见下一笔大利润将出现在跌势中。当我感到熊市已经启动无疑,而牛市尚未真正结束时,我知道现在做一只怒熊还未到时候。没必要当个比国王还忠心的保王党,何况现在时机还远未出现呢。报价带仅仅告诉我,熊市大军的先锋部队已经冲过来了,我得做好准备了。
我继续执行这种既买又卖的操作,一个月后,我已经建立了60000股的空仓——我卖空了12只不同股票,每只5000股。这些股在当年早些时候都是大众的宠儿,大牛市的领导股。这算不上很重的仓位,但不要忘了,市场也没有完全转熊。
有一天,整个市场显得极其弱势,所有股票的价格都开始下跌。我所卖空的12只股票每一只都有了4点以上的利润,我知道,这回我做对了。报价带告诉我,该是做空的时候了,因此我马上把仓位加倍。
我建好了仓。现在,我在熊态已显露无疑的市场上做空,我根本不用去推动市场。市场走势肯定跑不出我的五指山,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能拿住头寸了。在仓位加倍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做新的交易。大约在我满仓7周后,曝出了著名的“泄密事件”,股市应声崩盘。据说有人先人一步从华盛顿收到风声,说威尔逊总统将发布使欧洲快速恢复和平的消息。当然,“战争新娘景气”之所以得以启动和发展,全是拜世界大战所赐,因此和平显然是利空。有一位极聪明的场内交易员被指利用事先消息获利。他淡然回应道,他之所以卖出股票,绝非因为任何坏消息,而是因为他认为牛市已老。而我则在7周前就把空头仓位加重了一倍。
泄密消息一出,市场应声崩盘,我自然借此机会轧平了头寸。这是唯一可能的操作。当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时,你理所当然不应该错过命运对你的恩赐。一方面,面对如此崩盘,你将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市场,你可以借此机会轻松掉头,因此这是你将账面利润转换为真金白银的良机。即使是在熊市中,要平掉12000股股票空头仓位而不因此推高价格也是很难办到的。你必须等待让你能够买入如此大量的股票又不会让你的账面利润受损的机会出现。
我得说明一下,我从未料到股市会在这个时候出于这样的原因而出现这种程度的暴跌。但是,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30年的作手经验表明,这样的意外往往是顺最小阻力线方向的,而最小阻力线正是我建仓的依据。另一点也需要牢记:永远不要奢望卖在顶部。要在回撤之后没有出现反弹时卖出。
1916年,我在牛市时做多,在熊市开始后又反手做空,最终净赚300万美元。正如我所说的,你不能死抱着市场的一边,明明结束了还死抱着不放。
那年冬天,我和往常一样去南方度假,来到了棕榈滩,因为我很喜欢海钓。我卖空了股票和小麦,两条战线均战果辉煌。我没有任何烦心事,美美地享受着生活。当然,除非我去欧洲度假,否则我是不会失去和股票或商品市场的联系的。比如,我在阿迪朗达克山区(Adirondacks)的房子里就安装了直连我经纪商办公室的电报线。
在棕榈滩,我会定期到我经纪商的分部转悠。我注意到,我没有持仓的棉花势头很强而且在上涨。当时(1917年)我听到了大量威尔逊总统正在努力谋求和平的传闻,既有媒体号外,也有棕榈滩朋友们的交头接耳。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当前众多市场的走势体现了人们对威尔逊获得成功的信心。人们认为和平已唾手可得,因此股票和小麦应该下跌,而棉花应该上涨。我在股票和小麦上已经部署好了仓位,但对棉花,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动手了。
那天下午2点20分,我还一包棉花都没有。而到了2点25分,在和平就在眼前的信念的驱使下,我一开始就买入了15000包棉花。我打算按照老路子进行交易,即满仓买入,具体手法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个下午,收盘后,我们收到了德国“无限制战争”宣言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等第二天开盘。我记得那天晚上在格莱德利(Gridley)俱乐部,一位最伟大的美国产业巨头愿意以比当天收盘价低5个点的价格卖出任何数量的美国钢铁。在场的有好几位匹兹堡百万富翁,但没人接受这位大佬的卖盘。他们知道,次日开盘股市必然大崩。
毫无悬念,第二天早上,股市和商品市场的开盘一片混乱。有的股票比上一日低开了8个点。对我来说,这是回补获利空头头寸的天赐良机。正如我所说的,在熊市中,在突发信心崩坏时回补空头头寸准错不了。如果你的持仓量很大,那么这是你既快又好地将账面利润转换为真金白银的唯一办法。比如,光是在美国钢铁上,我就卖空了50000股。当然,我也卖空了其他股票。当我发现能够让我回补头寸的市场出现了时,我马上照办。我的利润加起来大约有150万美元。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前一天交易时段的最后半小时,我买入做多了15000包棉花。结果今天棉花低开了500点。这意味着一夜之间我就损失了375000美元。再明显不过,在股市和小麦市场,唯一明智的操作是借崩盘回补空头头寸,但在棉花市场上应该怎么做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以往,我一确信犯了错,就会马上斩仓,但那天早上,我不愿就此认输。接着我想到,我来南方是来享受钓鱼之乐的,不是让自己迷失在棉花市场走势中的。除此之外,我在小麦市场和股票上已经赚得了大把利润,因此我决定在棉花上认栽。于是,我认为我的利润就只是100万美元出头,而不是150多万美元。不过那只是记账问题——当你对推销员问这问那没个消停时,他就会这样对你说。
要是我没有在前一天开盘前买入那笔棉花,那我就能省下40万美元了。这件事情表明,即使不大的仓位,也能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输掉一大笔钱。我的主要仓位无比正确,虽然令我大受其益的意外和让我构筑股票和小麦头寸的考量是完全相反的。请注意,这里再次显现出最小阻力线对交易者的价值。价格如我预料的那般运动,尽管德国人的宣言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市场因素。如果事情如我预料的那样完全展开,那我的三个头寸将百分百正确,因为在和平的刺激下,股票和小麦将走低,而棉花将走高,我将在三条战线上大获全胜。不考虑战争与和平的因素,我在股市和小麦上的头寸是正确的,而这就是意料之外事件能助我一臂之力的原因。在棉花上,我的操作是基于某种可能发生在市场之外的因素的,也就是说,我是在就威尔逊的和平谈判能否成功下注。结果,德国军事领导人让我在棉花上栽了跟头。
当我在1917年回到纽约时,我已经还清了所有债务,总数高达100万美元以上。偿还债务对我来说是个愉快的任务。我本应该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它们还清的,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原因只有一个——我的交易既活跃又成功,因此我要把所有的资本都用来做交易。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我自认为是我的债权人的所有人,我都有义务好好利用1915年至1916年的美妙市场。我知道我会赚一大笔钱,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这些钱他们本已不指望能够收回,多等上几个月更是不在话下了。现在,我一下子就把这笔钱还清了。因此,当市场铆足了劲讨好我时,我所做的只能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来做大手笔交易。
我要支付利息,但所有在免债合同上签了字的债权人都断然拒绝了。我最后给钱的仁兄就是那位800美元债主,他让我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负担,一直在我耳边聒噪,扰得我无法交易。我把他晾在一边,直到他听说我已经偿还完了其他所有债主。最终,他拿回了他的钱。我想给他点教训,下次再有人欠他几百美元的时候不要这么咋咋呼呼的。
我就这样东山再起了。
在还清了所有债务后,我划出一大笔钱作为年金。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要让自己穷困潦倒、生活拮据,连笔资本金都拿不出来了。当然,结婚后,我还投了一些钱给我太太的信托。儿子出生后,我给他也投了点。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仅仅是出于担心股市可能卷走这些钱,还因为我知道人必定会把钱花光而后快。这样做至少可以让太太和孩子不为我所累。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不止一个人这么做了,但他们无不在需要那笔钱的时候哄骗太太签字画押,然后把钱拿走输个精光。但我把这笔钱固定起来,不管我和我太太想怎么样,这个信托都会拒绝。这个信托将对来自我俩的干扰完全免疫,对我的市场需求完全免疫,甚至对一位贤惠妻子的爱完全免疫。我绝不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