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破产，无力阻止又一波攻势！债台高筑又错误连连！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无不胜之后，在经历了实际上是在为更大的成功铺路的错误之后，我现在的境况甚至连刚刚开始在投机商号中起步都不如。我学会了很多关于股票投机游戏的东西，但对于人性的弱点，我知道的太少了。你找不到机械般的思维能让你时刻依赖，从不懈怠。现在我知道了，我不能奢望自己永远不受他人和灾祸困扰。
金钱上的损失从来不会为我带来半点不安。但其他问题会，而且确实让我心忧。我详细研究了我的惨痛失败，毫无困难地找到了我是从哪一点开始犯错的。我找出了精确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人要想在投机市场的交易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彻底了解自己。从犯下的荒唐错误中找出症结是漫长的一课。有时候我认为，一个投机客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去学会如何避免过度自大都是不过分的。许多聪明过人之士遭遇惨败，都可以归因于过度自大——这真是代价高昂的毛病，所有人在所有事情上都免不了要犯这个毛病，特别是当你成为投机客，身在华尔街时。
这种感觉让我在纽约浑身不自在。我不想做交易，因为我交易的感觉不好。我决定离开纽约，到别处去筹集一笔资本金。我想换个环境或许可以帮我找回自己。因此，我再次离开了纽约，带着投机游戏给我的累累伤痕。我比破产还惨，因为我欠了多家经纪商10万美元。
我去了芝加哥，在那儿筹集了一笔资本金。这笔钱数目不大，但至少可以让我有希望赢回我的财富，虽然花的时间要长点。一家曾经和我有过业务往来的经纪商对我的交易能力有信心，因此让我在他们的营业厅里做些小笔交易以证明这一点。
一开始，我十分保守。我不知道待在那儿会发生什么，但我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经历，也因此缩短了我在芝加哥停留的时间。这个故事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卢修斯·塔克（Lucius Tucker）的电报。他曾是一家证交所会员公司的营业厅经理，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他的，还和他做过几笔生意，但我早已和他断了联系。电报是这么说的：
速来纽约。L.塔克。
我知道，他是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儿知道了我的窘境。我肯定，他这是话中有话。与此同时，我也没钱做一趟毫无必要的纽约之旅，因此我并没有照他的意思做，而是给他打了一次长途电话。
“我收到你的电报了，”我说，“那是什么意思？”
“纽约某位大银行家想见你。”他答道。
“谁？”我问道。我实在想不出可能是谁。
“到了纽约我就告诉你。要不然说了也没用。”
“你说他想见我？”
“对。”
“见我有何贵干？”
“如果你给他机会，他会自己跟你说。”卢修斯说。
“不能书面跟我说吗？”
“不能。”
“那就简单说说。”我说。
“我不想说。”
“听着，卢修斯，”我说，“你只要告诉我，这是不是个圈套？”
“当然不是了。让你来是为你好。”
“你就一点风都不能透露？”
“不能，”他说，“这对他不公平。此外，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想帮你。不过，你最好听我一句，来纽约，尽快。”
“你确定他想见的是我？”
“就你，还能是谁。我跟你说，你最好过来。发电报告诉我你乘哪班火车，我去车站接你。”
“太好了。”我说，一边挂上电话。
搞得那么神秘让我有点不爽，不过我知道，卢修斯为人和善，他这么和我说一定有他的理由。我在芝加哥也没混到风生水起以至于不舍得离开的地步。照目前的交易进展来看，我得花好长时间才能积累起足够的资金做以往的那种大买卖。
就这样，我回到了纽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事实上，在旅途中，我好几次担心什么都不会发生，我会白跑一趟，浪费了车钱和时间。
卢修斯和我在车站碰了头，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他是受了丹尼尔·威廉姆森（Daniel Williamson）的急托来找我的。威廉姆森来自著名的纽交所会员公司威廉姆森-布朗（Williamson &；Brown）公司，他让卢修斯告诉我，他有一项提议，我肯定不会拒绝，因为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好处。卢修斯发誓自己对这项提议一无所知。该公司用名声担保不会要求我做不正当的事情。
丹·威廉姆森是这家由埃格伯特·威廉姆森（Egbert Williamson）于19世纪70年代创立的公司的资深合伙人。这家公司并没有叫布朗的合伙人，多年来也没有一位员工叫布朗。在丹的父亲手中，这家公司名声大振，后来丹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一大笔财富。他不太追逐外部生意。他们有位客户，一个人就抵得上100位普通客户，他就是埃尔文·马昆德（Alvin Marquand）。马昆德是威廉姆森的姐夫，除了是威廉姆森的客户之外，还是十多家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董事，并且是铁路局系统切萨皮克和大西洋铁路网（Chesapeake and Atlantic Railroad）主席。他是铁路界第二号传奇人物，仅次于詹姆斯·希尔（James J.Hill），也是实力强大的银行集团福特·道森（Fort Dawson）帮的主要成员兼发言人。他的身家估计在5000万美元到5亿美元——不同的人估计的数字也不同。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身家是2.5亿美元，都是从华尔街上赚来的。现在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客户了吧。
卢修斯告诉我，他刚刚接受了威廉姆森-布朗公司的职位——专门为他打造的职位。他的本职工作是招揽一般流通业务。威廉姆森-布朗公司正在开拓一般佣金业务，卢修斯说服威廉姆森新开了两家分号，其中一家开在市中心的一家大酒店里，另一家开在芝加哥。我据此推测，他们大概会为我提供一个芝加哥分号的职位，有可能是营业厅经理，这职位我是不会接受的。我并没有责备卢修斯，因为我最好等一等，待他们向我提出再拒绝不迟。
卢修斯把我带进了威廉姆森的私人办公室，把我介绍给了他的老板，然后匆忙离开，好像在竭力避免成为双方都认识的目击者。我已经做好了先聆听再拒绝的准备。
威廉姆森是个好人，是个十足的绅士，举止优雅，总是带着和善的微笑。我可以看出，他一定很善于交朋友，而且能够维持交情。为什么不呢？他身体健康，心情愉悦。他有的是钱，因此不会有人认为他动机可疑。这些因素再加上他所受的教育和教养使他能够轻松表现得不但彬彬有礼，而且和蔼可亲；不但和蔼可亲，而且助人为乐。
我什么都没说。我没什么可说的，而且在我说话之前，我总是让别人先说完。有人告诉我，已故的国民城市银行主席詹姆斯·斯蒂尔曼——顺便说一句，他是威廉姆森的好朋友——对于任何向他提起动议的人都会面无表情地静静聆听。当提议者说完后，斯蒂尔曼会继续看着他，就好像那个人还有话没说似的。这时提议者就会有一种压迫感，感到自己还得再说些什么，于是他会照办。光是凭着这手盯人和聆听的功夫，斯蒂尔曼就让不少提议者开出许多对话伊始时所不打算给的有利条件。
我不会仅仅为了诱使别人开出更优惠的条件而缄口不言，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希望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让对方把话说透，我就可以即刻作出决定。这是节省时间的好办法。这样能够避免争论和毫无意义的扯皮。对于几乎所有呈现在我眼前，要我考虑是否加入的商业计划，我都可以用“是”或“否”来作出裁决。但如果我没有看到完整的计划，我是没法说出“是”或“否”的。
丹·威廉姆森在说，我在听。他告诉我，他对我在股市中的操作已经耳熟能详了，对于我抛弃特长转战棉花并折戟沉沙，他表示十分遗憾。但他感谢我时运不佳，这给了他和我会谈的好机会。他认为我的特长在于股市，我就是为股市而生的，不应该离开股市。
“这就是我的理由，利文斯顿先生，”他友好地推论道，“我们之所以要和你做生意的理由。”
“怎么做生意？”我问他。
“当你的经纪人，”他说，“敝公司十分乐意和你在股市上有所合作。”
“我很乐意把生意给你们，”我说，“但我做不到。”
“为什么？”他问道。
“我一个子儿也没有。”我答道。
“这你不用担心，”他和善地笑道，“这由我来提供。”他拿出一本支票簿，写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填上我的名字，然后交给了我。
“这唱的是哪一出？”我问道。
“这是你的，把它存进你的银行，你就可以签发支票了。我希望你可以在敝公司做交易。我不在乎你是输是赢。如果这笔钱输完了，我会再给你一张个人支票，因此你不必把这张支票当回事。明白了吗？”
我知道，威廉姆森的公司富得流油，不需要任何人的生意，更不用说送钱给客户当保证金了。但他在向我提供这一切的时候又是那么和善！他没有给我经纪商信用，而是给了我一笔真金白银，因此这笔钱的来历只有他知我知。而他唯一的要求是只要我想做交易，就要在他的公司做。此外，他还承诺，我赔光了这笔钱他还会再给我一笔！尽管如此，他这么做一定是有理由的。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我问他。
“很简单，我们想找一位客户在敝公司交易，他必须得是个著名的活跃的大作手。人人都知道，你做空的仓位极重，这就是我特别看重你的原因。你是个闻名天下的赌客。”
“我还是不明白。”我说。
“和你直说吧，利文斯顿先生。我们有两三个十分富有的客户，他们买卖股票都是大手笔。我不希望每次他们卖出一两万股，华尔街就怀疑他们正在卖出做多的股票。如果华尔街知道你在敝公司交易，他们就不知道，到底是你在卖空，还是其他客户在减持多仓。”
我马上就明白了。他是想用我的赌客名声来掩护他姐夫的操作！确实，一年半前，我通过做空干出了我职业生涯中最漂亮的一票。毫无疑问，华尔街的流言贩子们已经形成了习惯，只要价格出现下跌，就说那一定是利文斯顿在搞鬼。
我根本不需要考虑。我一眼就看出，丹·威廉姆森在给我机会，快速东山再起的机会。我接过支票，存进银行，然后在他的公司开了个户头开始交易。当时市场很不赖，相当活跃，给不拘泥于一两只个股的作手提供了广阔的施展舞台。我和你说过，我已经开始恐惧，觉得自己已经丢掉了正确出击的魔力。但事实表明我没有。过了三周，我不但已能够还清丹·威廉姆森借给我的25000美元，还有了12万美元结余。
我跑去找他，对他说：“我是来还你那25000美元的。”
“不，不！”他一边说一边摆手，好像我给他的是蓖麻油鸡尾酒似的。“不，不，小兄弟。留着当你的本钱吧。现在还不着急。你现在才赚了多少钱啊！”
这是我在华尔街职业生涯中犯下的最大错误，没有之一。由于这个错误，后来我付出了漫长而痛苦的代价。我应该坚持还他这笔钱的。我正在东山再起，积累比我所输掉的更多的财富，而且进展神速。三周来，我平均每周赢利高达150%。此后，我的交易将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但我却没有把债务还清，我听从了他的话，没有执意要他收下这25000美元。当然，由于他没有取回他投给我的25000美元，我也就没好意思取出我的利润。我对他满怀感激之情，但由于个性使然，我不喜欢欠别人钱和人情。金钱可以用金钱偿还，对于人情世故我也必须报之以人情，而这种道德上的义务感通常会让你付出沉重代价。此外，道德义务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什么法令说明。
我把这笔钱放在一边，不去动它，一边继续交易。我的交易进行得十分顺利。我找回了沉着和自信，我确信，要不了多少时间，我就能恢复到1907年战无不胜的状态。此后，只要市场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我就能够收复全部失地了。赚不赚钱我并不是很在乎，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正在摆脱不停犯错、失去自我的顽疾。这几个月来，这一顽疾几乎令我万劫不复，但我已经吸取教训了。
就在此时，我转而看空并开始卖空数只铁路股，其中就包括切萨皮克和大西洋铁路。我记得在这只股票上我大概卖空了8000股。
一天早上，我来到市中心。开盘前，丹·威廉姆森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对我说：“拉里，现在不要动切萨皮克和大西洋铁路半根毫毛。你卖空了8000股，这绝不是好买卖。今天早上，我替你在伦敦回补并做多了。”
我很确定切萨皮克和大西洋铁路将下跌，报价带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这一点。此外，我对整体市场看空，虽然不是极端的、不顾一切的看空，但也足以让我安心地构筑些许空头仓位。我对威廉姆森说：“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我看空整个市场，所有股票都会下跌。”
但他摇头道：“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碰巧知道些关于披萨切克和大西洋铁路的你不知道的东西。我给你的建议是，不要卖这只股票，除非我告诉你这样做已经安全。”
我能怎么做？这不是愚不可及的小道消息。这是董事长妹夫的建议。丹不仅仅是埃尔文·马昆德的密友，对我也不可谓不和善慷慨。他已经拿出了对我的信任和对我所说的话的信心。除了心怀感激，我还能做什么呢？又一次，我的感觉压倒了我的判断，我退缩了。我的判断臣服于他的愿望之下，这也成了我毁灭之路的开端。感激之情是正派人士无法摆脱的感觉，但是作为一个人，你必须避免被这种感觉所俘虏。我所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不仅输掉了全部利润，还倒欠公司115000美元。我感到很沮丧，但丹对我说，别担心。
“我会把你拉出这个大坑，”他向我许诺，“我知道我会的。但你必须配合我，你必须停止独立交易。总不能我在那里为你忙死忙活，然后因为你的动作前功尽弃。你最好别管市场了，给我个机会替你赚点钱。好吗，拉里？”
我不禁又要问一句，我能怎么做？我感激他的善意，做不出任何会被认为是忘恩负义的事情。我渐渐地喜欢上了他。他和蔼可亲又与人为善。我记得，我从他那里听到的全是勉励之词。他总是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的。大约半年后，一天他跑来找我，带着一脸愉快的笑容，还给我捎来一张信用证。
“我说过我会把你拉出这个大坑的，”他说，“我做到了。”然后我发现，他不但把我的债务全部抹去了，还给我留了一小笔信用余额。
我以为我可以很轻松地凭此东山再起，因为当时市场走势正对路呢。但是他对我说：“我替你买了一万股南大西洋（Southern Atlantic）。”这是他姐夫埃尔文·马昆德所控制的另一条铁路，当然，这只股票的命运也掌握在他手中。
丹·威廉姆森对我不可谓不厚道，当一个人如此待你时，除了“谢谢”之外，你还说得出什么呢？不管你对市场的看法如何，你也许很笃定你是对的，但正如佩特·赫尔恩所说：“绝知此事要躬行！”而丹·威廉姆森在替我躬行——用他的钱。
呃，南大西洋一路下跌，而且一蹶不振，我的10000股也出现了亏损。亏了多少我忘记了，后来丹替我把它们卖掉了。我欠了他前所未有的数字。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更耐心的债主了，对我的欠款，他从来不会说一个字。相反，他一个劲儿地鼓励我，告诉我不必担心。最后，他又用慷慨而神秘的手法帮我了结亏损。
他从来不对我说个中细节，盈亏无非是账户上的数字。丹·威廉姆森只是对我说：“我们用其他交易上的赢利帮你搞定了南大西洋上的亏损。”他也告诉过我他如何卖掉了7500股其他公司的股票并获得了相当大的利润。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从来不知道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情，直到威廉姆森告诉我通过交易为我抹掉了债务。
这一幕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于是我开始思考，从不同角度审视自己的处境。显然，我被丹·威廉姆森利用了。想到这点我怒不可遏，但更令我生气的是我居然一直都没醒悟过来。在看清整件事情之后，我找到丹·威廉姆森，告诉他我不干了，然后扭头走出威廉姆森-布朗公司办公室。我没有指责他和他的合伙人。骂他们几句对我又有何用？但我得承认，我十分恼火，不光是对威廉姆森和他的公司，也对我自己。
亏钱从来不会让我懊恼。不论何时我在股市上亏钱，我都会认为自己从中吸取了教训。我失去了金钱，得到了经验，因此金钱实际上是我付出的学费。人必须学习经验，也必须为此付出学费。但丹·威廉姆森办公室的经历对我来说伤害太大了，而我的损失是丧失了一次大好机会。亏钱对一个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亏了还能赚回来，但像我当时所面临的机会可不是说有就有的。
你看，当时的市场很适合做交易。我是对的，我的意思是，我正确解读了市场。市场上有着赚取百万美元的机会，但我却让感恩之情干扰了我的操作，这等于是自缚手脚。我不得不做丹·威廉姆森用他的好意安排我做的事情。总而言之，这比和亲戚做生意还要令人不愉快。真是糟糕的买卖！
这还不是最坏的。这件事之后，市场上就找不到可供我赚大钱的机会了。市场开始了半死不活的盘整，情况一日不如一日。我不仅输掉了全部身家，还再次欠下了一屁股债——比以前任何时候的债务都多。我度过了一段漫长的艰难岁月，1911年、1912年、1913年，还有1914年。我赚不到任何钱。市场上根本没有机会，而我也是每况愈下。
亏点钱没什么好不爽的，只要那不是在你已经看准了前景的情况下亏掉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对这段经历耿耿于怀的原因，而且毫无疑问，这种情绪一直困扰着我。我已经知道，投机客容易出现的弱点万万千。作为一个人，我在丹·威廉姆森办公室里所做的事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投机客，这样做既不合适，更不明智。我怎么能被任何与自己的判断相悖的东西所影响呢？贵人应有贵格，但股市不讲这一套，因为报价带可不是骑士，更不会奖赏忠诚。我意识到，我不可以按别的方式来行事。我不能仅仅因为想在股市中交易，就迷失自己。生意总归是生意，作为投机客，我的生意就是支持自己的判断。
这真是有趣的体验，我得和你说说我的感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丹·威廉姆森真是十分真诚。只要他的公司在某只股票上买卖几千股，华尔街就会认为是埃尔文·马昆德在买卖。毫无疑问，他是公司里的大作手，也是公司唯一的客户，与此同时他也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最好的作手。至于我嘛，完全是用来当烟幕的，特别是在马昆德卖出的时候。
我到来后不久，埃尔文·马昆德开始感到身体有恙。他早早地就被诊断为罹患了绝症，当然，丹·威廉姆森知道这一点要远早于马昆德本人。这就是丹为何要轧平我的切萨皮克和大西洋铁路空仓的原因。他已经开始清除他姐夫在该股和其他几只股票上的投机仓位。
当然，马昆德死后，遗产清算也必须将其投机和半投机资产清盘。正当此时，我们进入了熊市。丹设法将我束缚住，这样对遗产大有好处。他说我是个惯于做大交易的大作手，而且当时对股市判断无比正确绝对不是夸张。我知道，威廉姆森肯定记得我在1907年熊市中的成功操作，因此让我放手干的风险太大，他承受不起。如果我按照当时的势头发展下去，那么等到他需要将埃尔文·马昆德的部分遗产清盘的时候，我手里已经有了很大一笔钱，足以交易数十万股了。我是个活跃的空头，难保不会对马昆德遗产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因为马昆德留下的遗产总共也只有几亿美元。
于是他们想出了廉价的一招，让我深陷债务，然后帮我偿还，这要比让我在其他公司活跃于空头市场好多了。大举放空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但从感情上来说，我不应该拒绝丹·威廉姆森的“好意”。
我一直把这段经历当成是我股票作手生涯中最有趣也最不幸的一段。为了这一课，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这段经历让我的东山再起推迟了好几年。我还年轻，等得起，千金散去，终会复来。但对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来说，5年时间可真是漫长啊。落魄的滋味可不好受，不管你是青年还是老年。没有游艇没什么大不了，但没有能让我重振旗鼓的市场太令人难熬了。曾经有一个一生难遇的机会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丹·威廉姆森真是个厉害角色，圆滑、远见、精明、果敢。他长于思考，极具想象力，洞悉所有人的弱点，并能毫不留情地加以利用。他经过一番审时度势，很快就想出了如何对付我的方法，让我对市场不再有任何负面影响。他没有从我那里赚半毛钱。相反，从表面上看，他对我不可谓不慷慨。他爱他的姐姐马昆德夫人，而且当需要他站出来保护她的时候，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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