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
1901年至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的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空前高涨，清王朝日益衰败。
一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强迫人民分摊巨额的赔款，地方官员又征收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加上灾荒严重，因而激起了连绵十年的抗粮抗捐运动和普遍的饥民暴动。到了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到处燃烧着群众暴动的革命火焰，使清王朝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中。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们的侵略野心不断膨胀，落后腐朽的清王朝终因不抵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赔款是这些丧权辱国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了筹集赔款的款项，清政府不得不将它们分派到各省田赋之中，江西也不例外。《东华续录》中记：1901年，户部奏请，由于近年赔款日多，政府各部门开销又大，国家财政赤字达1800多万两，因此将这1800万分派给各省，江西被派140万两。1903年，皇帝谕军机大臣谓：“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自光绪三十年始，责成各督抚，将该属优缺优差浮收款目彻底清查，酌量归公，并将房田税契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额数，源源报解。”江西分派定额为20万两。到1911年江西省被分派的赔款仍在增加，江西省财政说明书曰：“新定赔款，按此项赔款每年应解银二百万两。”
清政府分派下来的这些款项，主要加派在丁漕之上。张之洞在1902年正月初九奏稿《规复丁漕减征并加提平余酌抽契税凑解赔款折》中说：“近阅邸钞，江西现行丁漕办法，系地丁每两于减征复回一百文之外，再捐一百文，共二百文；漕粮每石于减征复回一百四十文之外，再捐一百六十文，共三百文。”
中央政府为筹集赔款而加在江西省的田赋加派已使农民不堪重负，而以地方自治为名加派的名目，更使“民间扶携老稚，哀泣求免”，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考功司主事的江西新昌人胡思敬上奏的《请免江西加征并缓办地方自治折》，对农民难以负担田赋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佃夫力不能支，相率逃徙而营他业。荒芜满目，道馑相望，盖亦极颠沛流离之苦矣”。
在田赋的征收过程中，地方官吏的勒折浮收，使农民负担的田赋又增加一层。1876年4月22日的上海《申报》报道，江西临川县每年共浮征钱、丁漕两项每年又浮收钱至二万一千数百串，“民力纵可支持，未免太行鱼肉，又况民力未必能支持乎。”以临川小小一县，每年官吏勒折浮收竟达二万一千数百串，折合白银达一万四千多两，民力肯定是难以支撑的。
除了地方官吏勒折浮收，豪绅地主又对田赋包揽侵蚀，使得田赋大量向农民转嫁。1880年的《江西通志》记，同治年间，“江西每年额征起运地丁银一百五十三万三千余两，漕米七十六万七千余石，向来地丁则银钱并收，漕米则本折兼纳，要皆浮收繁重，习为固然……又有刁绅劣监包揽完漕，名曰包户，向设绅户情米名目，皆完数极少，官为暗赔，每县一岁所需，亦与捐摊银数相等。此州县之困，由于耗费过多也”。江西省南昌县的田赋则是逐年增加。
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银价上涨导致农民负担加重的现象在江西是十分普遍的。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中对江西义宁州从乾隆到同治年间由于银价上涨而导致农民负担加重的现象记载十分清楚：“当乾隆年间，银价平减，每库平纹银一两仅易制钱七八百文……至道光二十八九年以后，银价极昂，每两易钱二千余文……赴官交纳，银价较乾隆年间增至一倍有余，以致佃户力不能办。”
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江西盐税日益加重的趋势也很明显。江西81县，行销盐区共有3个，赣南17县，行销粤盐；广信7属，行销浙盐；其余57县为淮盐引地，行销淮盐，地区占全省面积2/3。其实，淮盐因是海盐，出产之地盐价非常便宜，每市斤约一两文钱，但到光绪年间，江西盐价每市斤已达六七十文，盐商官、商贩盐利润高达30多倍，实在是不可思议之事，从中也可见江西盐税到这一时期已是非常之高了。
厘金是老百姓的另一重负。厘金的创设时间在太平天国起事以后，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所需兵饷大增，而盐引停运，盐税收入又大减，因此国家经费入少出多，日形支绌。1854年，雷以诚奏请在江苏各关卡抽取商贾厘金。次年8月，江西也被批准设卡抽取厘金。据《大清会典事例》记，咸丰五年（1855）时江西共设局卡65处，至辛亥革命前夕，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江西厘金已成为滋商扰民最大者，全省所设之局卡也由原来的65处翻了一倍，达130多所，为各省所未有。此外，江西的徭役这一时期也由于太平天国事起，清王朝加紧了对兵役与其他徭役的征发。如同治年间，贵溪县108都，每都都得抽调2至3名。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前，江西的田赋加派、盐税、新增之厘金以及差徭等赋税渐渐加重，名目之繁多，税率之增长，积重难返，已越来越让农民难以承担，这也是武昌首义能在江西率先得到响应的原因之一。
二是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为了缓和革命情绪，宣布要实施“新政”，企图以“新政”为幌子来掩饰自己腐朽落后的统治；1905年，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下，清王朝又宣布准备“立宪”；1908年后，民主革命已是大势所趋，清朝为了挽救自己的危亡，便在立宪派的支持下，积极进行“立宪”活动。所以，从1901年到1911年这十年的国内政治，一面是民主革命形势逐渐高涨，另一面是清王朝为了抵制革命而实行“立宪”，形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对立。而在很大程度上，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则成为“立宪派”左转的直接动力，革命派与立宪派“携手”揭开了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1900年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中国，义和团运动在中外联合剿杀下失败了，清王朝卖国的滔天罪行又一次暴露出来了。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逃亡到西安的清王朝，想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激情绪，除下“罪己诏”之外，还宣布要举办“新政”。1901年，设立了督办政务处（后改会议政务处），以奕劻及王文韶、鹿传霖等为督办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遥为参与，顽固派也在变戏法了。从1901—1905年的几年间，他们举办的所谓“新政”，即按照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要“整顿中法以行西法”的主张，想学一点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以缓和国内日益高涨的维新要求，稳定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新政”的内容主要有下列数项：废科举，设学堂，派遣留学生，举行经济特科；裁撤云南、湖北、广东三省的巡抚衙门，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增设商部、学部、巡警部及财政处等新机构；裁去一些绿营和防勇，增设练兵处，募练新军，又命各省设武备学堂。
新政的这些内容虽然与戊戌维新时改良派所提出的措施大同小异，但戊戌维新是有进步意义的，是经过一定程度斗争的政治改良运动，而1901年清王朝所颁行的“新政”，只是敷衍人民、缓和革命的官样文章。“新政”颁行后，清王朝宣布政务处、财政处、练兵处等机关，都归满族大员奕劻掌管，这样就更便利了皇族独揽大权。孙中山揭其真相说：“人人以为满族政府得此时机（义和团运动后），或遂更纪国政，然徒见夫朝旨旁午，屡言变革，而不知仅为玩弄之具文，聊以欺民之视听耳。”“新政”施行后，实际上除了废科举、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等几项有少许社会影响外，其他正如洋务派官僚周馥所领会到的，是“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不过设学堂、派遣留学生及编练新军，倒为晚清王朝准备了掘墓人，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武装起义得到了不少便利。
1905年，清廷内一些倾向维新的官僚，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宣传立宪为图强的不二法门，就是那些冥顽的士大夫也不能不因这种论调而彷徨。至此，君主立宪已不是几年前的“禁词”了，驻法公使孙宝琦首先奏请立宪，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等相继奏请立宪。清王朝感到立宪的形势已无可避免，问题只是在于如何用“立宪”来挽救其危亡，而不是禁止立宪了。所以这年9月，清王朝就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绍英、端方等五大臣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宪政。革命党人吴樾认为中国要想独立富强，必须实行“民族建国主义”，要先行“破坏”，才能建设；他认为清朝政府的“立宪”，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于是乘五大臣启程时，他在北京火车站向他们投了一颗炸弹，载泽、绍英受了轻伤，这是对“非驴非马之立宪”活动表示严重抗议。徐世昌、绍英被吓倒了，清王朝改派李盛铎、尚其亨补充前往，并下令要会议政务处筹议所谓宪法大纲，又设立考察政治馆。
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走马观花地在外国游历了一番就回国了。他们在美国对华侨“随时接见劝谕，戒以勿染习气，立党入会”；回国前又请住在日本的梁启超和杨度替他们写了考察报告，然后回到北京，各自表示仿行宪政。所谓仿行宪政，依照端方的意见，就是模仿日本的维新，载泽更明白地说：“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9月1日，清王朝下诏“预备立宪”，他们的“立宪”要求是“大权统之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想用“立宪”的招牌来维护“朝廷大权”和立“万年之基”；还要“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无异说中国人民仍然要做忠于清朝的奴隶。他们“立宪”是出于不得已，同时又深怕“立宪”会影响自己的封建统治权力，于是借口“目前官制未备，民智未开”，要先从“厘定官制”入手，用“预备立宪”来拖延时间以观局势。清朝统治者又想借改革官制，大大削减总督、巡抚的权力，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就不答应，清王朝乃改为先议中央后议地方，“中央”本来就只是一个侍候皇室的庞杂机构，如果要改革，许多人的地位和饭碗就会发生问题，因此又定下“五不议”，即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1906年11月，清朝政府才下了一道改革官制的“上谕”，作了如下的这些所谓改革：改变机构名称，如将户部改为度支部（掌财政）、刑部改为法部、巡警部改为民政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合并机构，如将兵部改为陆军部，并将练兵处、太仆寺（管马政）并入陆军部；太常（管祭祀礼乐）、光禄（管飨祭宴劳酒醴膳馐等事）、鸿胪（管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等事）三寺并入礼部；工部、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新设部门，设邮传部管理轮船、铁路、电线、邮政等业务。经过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原来的六部陆续扩大成为十一部（外务、吏、学、民政、度支、礼、陆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压榨人民的机构更加庞大了。军机处和各部的“大臣”“尚书”中，满洲贵族占十分之七八，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持满洲贵族统治的“万世之基”。
1907年6月，清王朝又宣布改革外官制。将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学政已于先年改为提学使），增设巡警劝业道，裁撤分巡分守各道，又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这项办法先由东三省开始实行，直隶、江苏两省择地试办，其余各省分年分地推行。于是将东三省易为行省制，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吉林、黑龙江将军为巡抚，表示取消满洲的特殊地位，以与内地一致。然而这也与中央的官制改革一样，只是一些名称的更动罢了。
清政府改革官制的目的，是想削弱总督、巡抚的权力，而这其中又主要是削弱汉族总督、巡抚的权力以加强满洲贵族的中央集权。当时总督、巡抚中权势最大的是张之洞与袁世凯，尤其是袁世凯，他原来握有新军六镇（每镇合一师），清朝统治者对他最不放心。1907年8月，清政府以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张之洞、袁世凯调京为军机大臣，名义是晋官，实际却是削权；并要袁世凯让出四镇归铁良（陆军部尚书）节制。所以清朝政府的借“预备立宪”以“改革官制”，实际上是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军阀权力的倾轧，清朝统治者想借此达到排汉的目的。
与“改革官制”同时，清朝政府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研究利用哪种最有利的“宪政”形式，来保持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1907年，清朝政府又派达寿往日、汪大燮往英、于式枚往德“考察宪政”，因日、英、德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同时宣称将设立资政院，作为中央议会的基础，并命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作为地方议会的基础，随后又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与议员选举章程。而作为议会的资政院和咨议局却是以“钦命”来决定的，这也就可以想见它与政府机关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从1905年到1908年，同盟会不断地发动革命起义，清朝政府为了应付这一日益严重的革命形势，所以采取了上述种种“预备立宪”的姿态来缓和人民革命情绪。但“立宪”之措最终跑不过“革命”之举。
二、此起彼伏的会党活动
严重加剧的社会矛盾，导致会党活动频繁。会党是中国秘密社会的一大系统，它的成员主要是职业极不稳定的游民无产者和贫穷的劳苦大众。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的队伍日益壮大，会党的势力也就相应的发展很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党的组织遍及全国，众多的劳动群众和游民无产者参加这种团体，把个人的生活前途，寄托在“兄弟急难，亲逾骨肉”的团体互助的基础之上。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会党就会团结起来斗争，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活跃力量。如辛亥革命前夕，雩都（今于都）农民反对调查户口，会党乘机组织暴动。赣南道率兵驰往镇压。当地钟姓人民遍贴反清揭帖，围杀官兵。起义群众后因势力薄弱，被迫解散。
辛亥革命前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自立军起义、萍浏醴起义等，无不渗透着会党的力量，活跃着会党的势力。反洋教斗争中，会党的作用更加明显。可以说，会党是中国近代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09年，“长江上下，到处皆是”会党。并且，当时江西的会党种类很多，仅见于记载的即有：洪江会、红帮、洪莲会、三点会、鞭刚会、义和拳、金华山会、卧龙山会、西梁山会、江炉山会、西真山会等多种。这一情况说明，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步高涨起来后，会党是一支有力的同盟军。当然，会党情况比较复杂，是一支不易处理的力量。
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会党活动正是这些现象的集中反映。会党是基于政治上反清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秘密结社，发轫于17世纪的康熙年间，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它的基本成员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劳动群众，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游民无产者，他们纷纷加入秘密会社，并成为其主要成分。
在近代中国社会，为什么游离出如此多的游民无产者呢？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因为外国侵略的深入，破坏了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城镇手工业，迫使大量农民、手工业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而成为游民无产者。这种状况早在咸丰、同治之际就有人记载：“山乡之民，中稔之岁，人不宿饱，一遇凶荒，流亡道路。”此种“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流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迨至19世纪末叶，海运的兴起、铁路的修筑、电线的架设，使一些原来依仗运河、驿站谋生的船夫、脚夫、驿卒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纷纷失业。
近代中国会党活跃的现象在南方的交通沿线更为明显，在由盛转衰的江西尤甚。原来南北交通要道的大庾岭——赣江——鄱阳湖一线向来繁荣兴旺，但五口通商后，中外交通和贸易中心从广州移至上海，江西通道随之衰落，正所谓“向之冲途，今为迂道。货不至，税大绌”。赣江航运贸易的衰落，又导致沿途码头萧条，吴城、樟树等地的商业也在衰退，至民国初年“比昔时减少七八”。这就直接导致大批运输工人失业，正是这些人成为江西会党的主体。
由此可见，游民无产者是一些失去土地和职业，不得不以不正当手段（偷窃、乞食、赌博、娼妓等）谋生的人。正因为这些人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生活贫困，甚至缺乏起码生活保障，所以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时，他们敢于“揭竿斩木”，铤而走险，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辛亥革命前夕，江西层出不穷的会党起义，正是会党强烈反抗性的反映。又因为他们大都居无定所，两手空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当然也不乏盲目性与破坏性。
在辛亥革命的酝酿和发动过程中，会党是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很多群众运动都是由会党组织或发动的。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夕，会党在江西活动十分频繁。会党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最活跃、最具影响的民间秘密团体，始终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支持、联合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之前，江西全省会党起义有20多起，其矛头直指各地官府，给其以很大打击。这个时期江西秘密会社起事，不仅人数多、范围广，而且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出现了有革命党人参加和组织的起事。如著名的萍浏醴起义，就是革命党人蔡绍南等联络会党领袖龚春台，于1906年12月4日在麻石起义，十天之内，扩展到宜春、萍乡、万载、醴陵等县，人数达到3万多，主要是各门派会党群众。
辛亥革命前夕的会党有些新的趋势。有些会党如天地会，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比较明显的、朴素的平等和民主色彩，不但与一般市民有一定的亲和性，而且使它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容易沟通。革命党重视与会党的联合，大多得益于会党的“反清”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满”的一致性。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会党作为一个团体，虽然不是农民组织，但在一定时期内却起到了联系农民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没有真正发动到民众，但通过会党的参与，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农民的一种特殊结合。
三、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
20世纪初，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继续在中国扩张其侵略势力，清王朝则成了“洋人的朝廷”。为此，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矛盾愈加尖锐。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全国各地普遍爆发了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江西人民的反“新政”、抗捐斗争
清政府欺骗人民，推行所谓“新政”，借此对人民进行搜刮，从而激起了一系列群众反抗运动。1909年，清政府实行户口调查，实质上就是为了抽取人口税、征派兵役和推行印花税，因此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如丰城县群众反对调查户口，起来暴动，数十村起来响应。此外，上高县沙梅乡李姓人民也因反对调查户口，起来进行斗争，县令蔡思千请兵镇压。
1909年，九江南浔铁路掘土工也因天下雨而无钱吃饭和包工头验收土方时用广尺不用英尺，吃亏太甚，群起而攻包工，并到兵营棚大闹。清政府派警察局巡兵前往镇压，工人才解散。因“新政”扰民而引起的反抗，还有1910年春天，永新和玉山农民为反对拔除烟苗的斗争。永新县农民曾“执械与官为难”，玉山县农民也“相率聚众抵抗”。但这两次斗争，结果都因清政府派兵弹压和邀集绅董进行所谓“劝谕”而瓦解。
抗捐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04年夏季夏廷宜领导的乐平人民的抗捐反教斗争。
1904年乐平起义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乐平人民本已受着厘金、统捐和淮盐认销三项残酷的剥削，而清游民又将庚子赔款的巨额负担转嫁到他们头上；二是外国传教士勾结官府豪绅，借口创办学堂“经费不敷”而加抽“靛捐”。
这次斗争以群众自发毁卡开始。接着，东北乡会党首领夏廷宜出来领导。夏廷宜，15岁入戏班学艺。武艺高强，膂力过人。1904年，参加鞭刚会，为首领之一。是年夏，乐平县知县加收青靛捐，引起西乡靛农公愤。同时，流氓地痞、土豪劣绅加入教会后，倚仗洋人势力，横行乡里，有恃无恐。7月21日，夏廷宜率数百人，冲入县城，夺取保甲局洋枪40余支。22日，率3000余人捣毁县统捐局、厘金卡和天主教堂。23日，夏廷宜率众拆毁缉私卡、盐卡，击毁护卡炮船，搜捕各卡委员。乐平抗捐、反教起义令清廷大惊，于8月1日派300余清军前往镇压，夏廷宜团结各乡民众，严阵以待。8月26日晨，率义军3000余人攻入县城，打死打伤清军60余人，焚毁了县衙，释放囚犯70余人，并打出“官逼民反”大旗，占据县城达20余天。清廷恐起义扩展，急调军队“围剿”。9月18日，夏廷宜率部转移至乐平、婺源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1907年10月7日，夏廷宜率数百人再次攻入县城，并捣毁厘金卡。
这次起义终因起义队伍内部的地主分子的破坏以及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夏廷宜本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清军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对乐平地方人民肆意蹂躏，人民损失惨重。在镇压了起义之后，清政府又向抗捐农民索银两万八千多两，作为“赔偿”被毁衙署和教堂之用。乐平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群众的力量毕竟迫使地方官答应在乐平缓建教堂，由县买房借给教士暂住。
2.新昌、南昌、赣南等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早在“南昌教案”之前，南昌、新昌一带就已有教案发生。自《辛丑条约》签订后，西方国家的一些传教士凭借侵略特权，广设教堂，大肆霸占中国百姓的田产，教会势力大有扩充。仅江西一省，天主、耶稣教堂就达300处之多。其中新昌（今宜丰），在19世纪中叶就有天主教的活动。到了清光绪年间奉教者日多，但乡里不少地痞、流氓为称霸乡里，欺侮民众，借势入教，以新昌天主堂法国教士王安之（Jean·Marie·Lacruche）为护身符，作恶多端。其中棠浦的一个叫罗检的，入教后伙同另一赖姓教徒强奸民女，该女之父告之县衙，县令杨国璋竟按王安之的要求将该民下狱，当地乡民对此无不愤怒。1904年5月的一天，罗检带着一伙教徒手捧天主教牌匾过棠浦石桥时，有位乡民避之不及，碰歪了牌匾，罗检当即从马上跳下来，扭住这个乡民殴打后，又抄刀将乡民砍得头破血流，然后骑马扬长而去。当地的百姓哄然议论指责，切齿衔恨。此事被爱打抱不平的乡民龚栋得知后，立即叫了几十个青年，把罗检揪下马捆起来，将他打个半死丢进棠浦河中，接着又抄了几个平时为非作歹的教民的家，烧了他们的屋。王安之得知此事后，立即到新昌县衙告状。知县杨国璋令守营宛春祥前往棠浦拘捕“凶犯”，宛春祥率领部属乔装行商来棠浦，在棠浦教民的协助下，把龚栋骗进烟馆灌醉而捕。龚栋入狱后，一些教民又到省城告状，要求还要捕几个人，龚姓人不服，于是以武举龚耀庭为首，聚集棠浦各村龚姓乡民，联络高家、陈家的群众，共数千人，打着“官逼民反”四个大字的旗帜，布阵五里，在山上安营扎寨。知县杨国璋束手无策，请求省里查处。省府于是委派候补知府曹树藩，会同杨国璋到棠浦调处，遭龚姓拒绝，便令统领廖铭缙带兵进村强行捕人。兵丁刚到离龚家三华里远的高家村时，就被组织起来的民众冲散，捉住了7个兵丁，其余的夺路而逃。到次年六月，省里传下话来，“大兵将至，血洗棠浦”。龚姓族绅乃派二人至南昌，请求惠政赫赫、秉公办案的南昌知县江召棠出面调解。江召棠得悉后，禀请上司和平解决，在江西巡抚同意下，8月21日，江召棠一面驰书曹树藩、廖铭缙，请暂缓进兵，一面单骑匹马独往棠浦，经他百般晓谕，龚姓泣服，便撤寨缴械，遣散民众，并将龚耀庭等三人交江召棠带回省城公断。江召棠将三人带回南昌，商之有司，各拟监禁三年。王安之见此事未达到其抬教抑民的目的，心中深恨不已。
1905年，王安之被调到南昌管理教务。他为了推翻已结之棠浦教案，遂于1906年正月二十九日，请江召棠至天主堂喝酒。席间，王安之逼江召棠重判龚耀庭等三人死刑，答应给教民赔款十万两，并强使签字。江召棠坚决拒绝这种无理要求，王安之即用餐刀猛刺他的喉部，又用剪刀戳之再三。江召棠立时流血昏倒。
王安之刺伤江召棠后，即往见江西巡抚胡廷幹，诬江召棠系情急自刎。南昌群众闻讯万分愤怒，二月初二，上高、新昌、新建及棠浦龚姓民众也纷纷相率来南昌。江西各学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表示抗议。南昌诸绅商又分电旅京旅沪的江西绅士请予声援，以主持正义，力争国权。二月初三，大雨，各县群众数万人齐集百花洲举行大会，誓为江召棠报仇。这时，有绅士文某起来演讲，要求群众“以公理力争，不可有野蛮举动”。群众以洋人擅杀官吏，藐视中国为不共戴天之仇，大骂演讲者为卖国贼、亡国奴！推翻讲桌，蜂拥至天主堂面质王安之。王安之竟向群众开枪，并一面于堂后自行纵火，以便将来讹索，一面开门逃走。群众见王安之便群起追赶，将他打死。这时，天主堂大火冲天，群众怒气益增，又击毙法文学堂教习6人及英国金教士夫妇2人，并捣毁法国天主堂2所、法文学堂1所、英国救主堂1所。事变当天，南昌邻近各村镇群众闻讯也纷纷举行暴动，表示响应。
事发次日，胡廷幹为向帝国主义献媚，除下令逮捕参加暴动的群众1600多人外，还备办朝珠礼服厚殓洋人尸体，并亲自叩头跪拜。清政府为了满足英、法要求，除又“查拿”群众70余人，并杀刘苟子、吴凤年等11人、判处徒刑27人外，还于4月29日，同法国签订了所谓《中法新定南昌教案善后合同》五条，其主要内容为赔款银共25万两，并在序言中首先承认江召棠为“自刎”。至此，“南昌教案”终于以丧权辱国而暂告结束。
1907年，赣南各县农民竞习神拳，清政府闻讯严禁。8月，南康县大窝里陈姓教民充当牛牙，勒买强抢农民耕牛，激起民愤。于是，黄太盛等领导当地黄、丘、谢、张、王等姓农民起来斗争，并率众进攻教堂，杀死教民，包围大窝里天主堂，打死法国教士江督烈。事发后，上下二百余里各村群众纷纷起来响应，“仇教毁学”，并焚毁许多教堂及教民房屋，杀死上犹县教育会会长李翘。19日，赣州城内群众也焚毁法国天主堂，20日又捣毁英国耶稣堂两处。接着，南康城内、崇义乡间群众又继续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22日，南康群众数百人，身穿黄衣，手执旗帜，去攻赣城，并分路去上犹、崇义各乡，焚毁扬眉寺教堂，其主力则前往围攻南安府城（今大余）。结果，清政府调来了广东、湖南兵力“围剿”，将起义镇压了下去，并逼使群众出巨款赔偿教民和教堂的损失。
3.赣北、赣中等地人民自发的反教、抗捐、抢米斗争
“南昌教案”后，江西人民的反抗斗争愈益普遍。仅在1906年4月至6月间，即在赣北、赣中地区发生了反教、抗捐和抢米等群众暴动多次。
4月，鄱阳县时山地方，数百名群众为反对洋教，创立秘密会社——洪莲会，推黄淑性为首，遍贴灭洋檄文与安民告示，竖旗起义。4月中旬，起义群众到浮梁洗马桥，杀死教民吴耀南的侄儿顺生，后又转入安徽建德县（今安徽东）境，拆毁、焚烧天主堂及教民房屋多处。16日，起义群众汪荣周等6人被清兵所俘，其余群众则回到江西浮梁的桃店，继续进行斗争。
江西瑞昌县因厘税分卡抽税苛细，洪下源姜、何、冯三姓乡民一哄而上将该卡捣毁。当兵差将姜姓三名犯事人拿获时，乡民不仅纠众将三人夺回，而且鸣锣出队约二百余人，开炮轰击官兵。
在都昌县，则有黄土嘴农民罗来委、江绍桂乘米贵民饥之时，组织群众入会，当时的景德镇窑工多数加入。他们在某夜聚会，定期入城起事。都昌县闻警往捕，先后捉获五人，起事群众被迫逃散。
在临川，由康星田等率众五六百人起义，竖旗鸣号，游行各市镇，并占据茅排山一带抗击清军，势力波及建昌县（今南城）境内，结果因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
5月，吉安清赋局在水灾之后农忙之际，派人到儒行乡征收旧欠丁漕钱粮，肆行敲索。群情激愤，打伤委员，并由马鞍山人欧阳亨衢鸣锣聚集各乡群众数千人，入城到府署请愿三日夜，要求撤去委员。15、16日，全县各地人民纷纷来城。知府胡谦派巡防军统领袁坦率兵镇压。群众被迫抵抗，死伤40余人，后又前往夺取军库、拆毁电线，继续斗争。江西巡抚吴重熹闻讯，派兵三百驰往镇压，并加委赣南道江毓昌前去查办。结果，欧阳亨衢被杀害，参加斗争的群众多被监禁。
同月，余干县（今余干）举办白土捐，碓户不满，因而有黄花墩缪坊村聚集数千人起来反抗。至六月初二，又有千余人加入。
此外，宣统年间，江西连续三年遭遇水灾，米价昂贵，广大群众纷纷开展反饥饿斗争，而这主要表现为抢米风潮及由此引起的反清暴动。
抚州，原是江西产米首区，因各地连年水灾，运出太多，1910年3月15、16日，米价一日三涨。17日，农民要求停运，米商不理。18日，农民数千人包围知府李某，要求禁运，一并连抢米行13家。次日，又鸣锣聚集一万人，将河东湾米店尽行捣毁。接着，为对抗清政府的迫害，群众愈聚愈多，知府惧怕，于是米价稍为平减。
同时，临江府所属的樟树镇及新喻县（今新余）也有农民聚众抢毁米店之事。九江府湖口县也有抢米传闻，清政府被迫拨用九江赈米五千石以资平粜。吉安有奸商将米囤积居奇，农民聚守河岸，凡米谷下河即抢，当地绅士被迫请求开仓粜米，并严禁米店涨价。此外，江西因米贵闹荒的地方还很多，各地农民都自行禁止运米出境。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江西群众反抗斗争表现出以下几个新趋势：
一是次数之多、分布地区之广、频率之繁都是空前的。有学者指出：“近代江西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反洋教斗争特别激烈。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却成为教案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居全国之首。”从次数来看，辛亥革命前十年中，江西每年都有群众的反抗运动发生。其中仅1902年，即发生了所谓“教案达数千余起”。从分布地区看，在这个时期，江西多数县都曾经发生过群众暴动。这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初江西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江西人民革命积极性不断高涨。
二是参加当时群众反抗斗争的阶层是相当广泛的。首先，农民是反抗斗争的主力，绝大多数群众暴动主要是由农民发动和参加的。其次，工人阶级力量崭露头角，他们也参加了反抗斗争。如1903年安源路矿工人起事，1905年萍乡煤矿工人反对洋工程师克扣工资的暴动，1909年南浔铁路掘土工人的反包工事件，都是当时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再次，手工业者与城市贫民是群众反抗斗争中的重要力量。如在1906年都昌县群众的反饥饿斗争中，就有不少景德镇的窑工参加，而同年余干县群众的反白土捐斗争则主要是当地的碓户发起的。更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更为激烈的南昌人民反洋教斗争，参加者多半都是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如后来因此案被捕和被杀的大都是木匠、厨子和推车、抬轿、挑水、帮工的，或者是失业的游民。此外，个别开明士绅和部分商人以及学生也曾经投入某些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
三是群众斗争一般都属于自发的群众反抗运动，大致都为官逼民反的反应型行为。正如1909年第10期《东方杂志》所言，这些暴动，“其为积忿已久，郁而莫遏，为乡民至可怜至不得已之举动，并非有‘纠众作乱夕之思想’”。也正因为此，参加斗争的群众往往随聚随散，还存在着不少宗教迷信色彩，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同时，各次斗争之间也缺乏相互的联络，以致不能汇集成为更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前江西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大大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打击了清朝封建专制政权，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其次，它和当时全国各地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以及各种群众运动一起，构成了革命普遍发展的有利形势，从而推动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再次，它充分发扬了江西人民的斗争精神。如在“南昌教案”中，贫苦佣工任起顺为免使清政府连累同胞，挺身而出承认洋人是他一人所杀，并大骂帝国主义侵略者。他这种慷慨无私和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对于今后的革命者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最后，各次群众反抗斗争的失败，一方面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动面目，从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促进了清王朝的灭亡，另一方面它又为后人留下了血的经验教训，是我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
四、新阶级 新思想
辛亥革命历次起义最显著的不同点，便在于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不再是旧式生产关系中的奴隶或农民，而是代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长的正常途径被中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自身的萌芽中成长起来，而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产生的。
从19世纪50至60年代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了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破产，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和市场，这就为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作了历史准备。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这首批企业大多是在洋务运动影响下产生，直接为洋务派军火工业服务的，性质大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
江西处于腹地，有些山区交通不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要晚些，封建自然经济保存得要久些。但是，随着外国商品在长江口岸的倾销及资本输出，江西的自然经济同样日趋瓦解。这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外国洋纱的输入，原来男耕女织、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瓦解了。瓦解的第一步，便是廉价的洋纱代替了土纱，纺织分离乃至耕织分离在许多地区成了普遍现象。第二，帝国主义大肆掠夺农产品做工业原料，促使江西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强。经济的分化，导致了新阶级的产生和新思想的孕育。
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既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又保持了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可见，外国侵略者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但是，自然经济的解体毕竟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进入20世纪后，江西社会经济终于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许多行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并在缓慢发展中。在此之前就有一部分士农工商者，他们迫于帝国主义的沉重压迫，又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敌不过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因而产生了改革生产方式、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他们力图从兴办近代企业、发展民族经济方面来抵制洋人的侵权夺利，改变完全被外国侵略者所攫取的局面。这种现象在江西地区表现也较为明显。
新阶级的产生首先表现为“振兴实业”的呼声。1892年，江西绅商各界曾上奏清政府，“亲请创办内河小轮、西式瓷器、蚕桑学堂，以扩商务”。1904年，黄大燻等绅商从“产纸张为江西出产大宗，近来洋纸盛行，销场已滞，而价值反日见增昂，愈难抵制。若不设法改良，利权恐将尽失”的认识出发，建议集股创办“江西机器造纸公司”，作为“当今急务”以期实现“振兴土产，抵制外商”的目的。同年，铅山县主事饶曾春等创设鼎兴织布公司，专门织造各种棉布，而且还被给予专利五等优惠条件。1905年2月，该公司有机匠20多人，织就各布，且有染色工序。赣东北还出现了同孚煤矿公司、生记滑石矿务公司、烂泥塘煤矿、呈山煤矿、维新矿厂、博厚公司、余干矿局等一批现代工矿业。
而1898年清王朝创办的萍乡安源煤矿，在1905年株萍铁路通车后，成为中国最早采用机械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为中国当时十大厂矿之一。这里，集聚的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一支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重要新兴力量。
随着江西传统的制瓷、造纸业的发展和煤炭业的兴起，全省各地陆续创建了一批新式企业。如丰城、乐平、彭泽、瑞昌等县广种棉花，扩大商品性农业，用以抵制洋纱，挽回权利；广昌县招股开设公司，收囤烟叶，以抵制信隆洋行抢购原料；南昌、九江等地广设轮船公司，以与洋商相抗衡；江西瓷器公司广集股份，以图维持地方、自保利权；等等。
上述事实表明，“振兴实业”、“设厂自造”、“挽回利权”，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西商绅（包括一些官僚）发展民族经济的口号并开始尝试。这是新经济形态——江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并由此诞生了新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民族资本主义在江西也有较长足的发展。江西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是1883年在南昌设立的罗新昌机器厂。据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十年，江西开办了19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投资总额达309万余元，约占同时期工业总投资的2/3，民族资本非常活跃。同全国的情况一样，江西的资本主义工业，无论是陶瓷业、纺织业、加工制造业，还是航运业、矿冶业，都属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和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这两个部分。现将江西各行业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概述如下：
实业的创办以设立工艺院为先。1900年，南昌县士绅曾秉钰，“独出万金，于城外设工艺局，专织各种洋布，广收艺徒”，“创开风气，成效可观”。1901年，江西巡抚李兴锐与新任藩司柯逢时“再四筹维，于省城设工艺院一所，并通告各州县就地筹款，各设一院”。1904年，鄱阳县成立工艺院，置买东洋轧花机数架，“每日一机能出净花二三百斤”，与土车“每日仅十余斤”相比，“力省工倍”，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果。1904年7月，泰和士绅萧绍渠，“独力捐建工艺院”，“收养游民四十名，雇用工师四人，常年用款，约一千四五百串”。
陶瓷业。瓷器业是江西近代工业的领头雁。1903年署理江西巡抚柯逢时上《开办瓷器公司折》称：“江西浮梁之景德镇，制造瓷器，已历数朝……然中国之销数日绌，而外洋之漫灌日多。揆厥所由，实缘窑厂资本未充，不能与之相竞”，故柯逢时奏调湖北候补道员孙廷林筹办公司，官商合办，官府筹拨银14万两（实拨1万两），以为之倡，余由孙道自行集股，于该年3月创办景德镇瓷业公司，资本额5.5万元，成为江西首家资本万元以上的近代企业。1907年，改为商办江西瓷业公司，“议集股二十万元，每股五元”。随后，“公司公举内阁中书康达为总理，一切文牍由总理出名代表，并拟添集股本二十万元”，商办江西瓷业公司成为“新政”时期江西乃至全国范围内资本最雄厚的新式瓷业公司。从1903年到1908年，江西先后出现8家万元以上新式瓷器实业。
纺织业。这是江西资本主义经济产生较早的行业之一。本省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纺织工业，出现于20世纪初期。1900年、1904年、1906年，曾秉钰、孙保辰、饶曾春等先后在南昌、清江、铅山分别创办了（南昌）工艺局、金凤有限公司、鼎兴织布公司，专门织造各式棉布。其中，以金凤有限公司的生产规模较大，拥有织机50余架，工人为清江本地妇女。官办的官僚资本主义纺织业，有省、县创办的工艺局、院、厂。这种纺织业由于地方政府提倡，故发展较快。几乎县县皆有，每县一个，因而分布广泛而均匀。但从生产规模和资金来说，都比不上商办的织布公司。以资本为例，最大者如由省臬司柯逢时1901年创办的工艺院，资金5000两，为商办公司的一半，小者如1905年创办的弋阳工艺院，资本仅150元，是商办公司的1/70。由此可以看出，纺织业中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大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加工制造业。20世纪头十年，由于日俄战争的关系，特别是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发展的机会。这期间，在江西先后兴起的一些加工制造业，是本省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近代江西社会由于新的生产方式、新阶级的产生，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表现出一些新的景象。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出现紧密相关的，便是辛亥革命前夕，江西产生了一批不同于旧式科举文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的产生，既和清政府推行“新政”，办学堂、兴游学有关；也与革命思潮（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书报）传入江西有直接关系，同时又是革命的动力。
清末江西地方当局，遵照当时中央政府诏令，从1902年起便以行政手段饬令下属各府、州、厅、县兴办各类学堂。由于政府的提倡，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富商、士绅也纷起效法，终于掀起了一阵兴学热潮。清代是教育更新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同治以后，江西新式学堂层出不穷。1862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九江租界创办埠阆小学，此为全省近代新式学堂之始；1902年，南昌豫章书院改为江西大学堂，1904年改名为江西高等学堂；同时，在南昌、抚州、赣州、九江、袁州、鄱阳、南城、吉安等10多个州县改设中学堂，在60％的县改设新式小学堂。全省第一次形成含有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的教育层次结构格局，并且第一次出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明确分工；这两个“第一次”出现的新局面，标志着全省教育事业的新进展。
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反映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又极不发达的经济发展状况。19世纪70年代起，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一部分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农民革命的刺激下，开始酝酿并提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变法主张，在社会生活中开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维新思想家提出的这些政治经济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进步意义；他们主张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一些改革，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他们的先进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这些思想的传播，对近代江西人民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起了开风气的作用，为辛亥风云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但是，这时的维新思想家们并不要求打乱封建政治制度，只是在承认封建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行一些改良；他们不仅不敢触动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反而提出什么“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荒谬主张；他们具有一定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对侵略者的本质认识不清，抱有极大的幻想；他们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不敢触及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关系；他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对农民采取轻蔑的态度。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与封建关系联系的疏密不一，便造成江西资产阶级上层与中下层政治态度的区别。这在江西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一再表现出来。
但是，无论是哪个阶层，他们与全国的情形一样，总是割不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资金、市场、技术、设备上的联系。特别是封建主义，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都与它有着血亲关系，这样便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
五、同盟会在江西
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开始被更多的爱国志士所接受。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活动中，江西是他们的重要基地。
1904年春，黄兴领导华兴会筹备长沙起义的时候，陈天华就从日本写信回湖南，建议游说江西巡防营统领廖铭缙届时响应。当时，廖与部队一起驻扎在吉安，华兴会即派了邹永成、易本羲等数十人带着《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等书到吉安。事后，廖铭缙即设立兴中会分部，与其他革命团体互相联络，极力提倡民族革命。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廖受清朝疑忌，被罢免了官职。与此同时，邹永成还运动会党领袖董福开，集合手下多人，成立了黄自强公司（秘密名称叫赣江堂），有的史料称“自强会”，“以联络（湘、赣）两省会党合谋革命”为宗旨，也是准备在那里作华兴会长沙起义的响应，萍乡、九江均有机关。直到华兴会起义计划败露后，这个组织才终止活动。
1905年东京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认为“湘、赣同心合作，相关密切，遂派黄格鸥、魏会英等回江西，在南昌赐福巷建立了同盟会支部，黄格鸥任支部长。魏会英是赣州人，因此，他又回赣州同张周垣、魏荇丹等成立了同盟会赣州分部，并创办了印刷厂、报纸、学校等，进行革命活动。在其他一些地区，如高安、宜丰、万载、铜鼓、峡江、清江、新余、丰城、樟树、临川、宜黄、崇仁、李家渡、棠阴、永新等地均相继建立了分部。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江西人民，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中受到启示和教育，他们革命意志昂扬，参加同盟会的人很多。有的竟全家刺血，加入同盟会。
同其他地区一样，江西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非常重视对新军的影响，不少同盟会会员被派到新军中去当兵。江西的新军，本来就是一支比较进步的军队，官兵中有不少富有革命思想的优秀青年。同盟会会员在新军中的活动进展很快。李烈钧曾有过这样一段追述：第五十四标一、二营士兵思想极为活跃。李当时任第一营管带，营中官佐彭克俭、士兵熊公福、黄再生、钟运均、欧阳伟、邓绍禹等，皆志虑忠纯，勇敢负气，先后纠合二、三营同志及省垣各学堂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达数百人。到江西光复前夕，江西新军几乎全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里。加上俞应麓领导的测绘学堂，彭程万领导的测量司，从而就形成了光复江西的基本军事力量。
同盟会会员们对革命运动是视死如归的。如张世膺在江西高等学堂时，就在同学中鼓吹革命，被清朝命令捉拿，逃往日本，改名张华飞，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返国，被聘为北洋六镇参谋长。辛亥革命时，清朝下令第六镇赴武汉，镇压革命，他联络镇统吴禄贞，在石家庄按兵不动，因而与吴禄贞一起，被袁世凯所杀。彭克俭为革命参加新军，在新军中做士兵工作，被清朝侦悉，下令缉拿正法，得李烈钧帮助，离开新军，改名彭素民，考入了闽江师范。1906年，萍浏醴起义，同盟会江西支部全力以赴，起义前夕，邓文翚从日本专程回国，与蔡锐霆组织了萍乡革命军，参加了战斗。起义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
1907年，焦达峰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了共进会，以联络各省尤其是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1909年秋初，邓文翚奉东京之命，由日本回国，到达南昌，联络易知社社员及各界进步人士，筹备江西共进会。南昌义务女校全体教职员报名申请入会，其中有义务女校校长蔡敬襄、监学周速波、蔡仲兰（即蔡蕙）、熊公福、漆艾新等。各地区的一些进步人士也先后申请加入。如峡江的曾堪宁、陈小真，安徽的汪建纲，宜丰的蔡党牖、漆士武、熊景奇，铅山的潘的恒，南昌的徐超，鄱阳的胡飞、李儒修，抚州的周作恭，吉安的欧阳宣、陈荣恪等。同年11月15日在义务女校召开成立大会。
会议推选邓文翚为会长，虞维煦、丁立中为副会长，蔡敬襄、洪熏琴、汪建纲、蔡锐霆、周速波等为理事。后因周速波有病不肯出任，乃改选蔡仲兰为理事。并互推虞维煦、丁立中兼任总务；陈荣恪、熊公福担任文牍；欧阳宣、蔡复灵担任宣传，李儒修、蔡仲兰担任联络；徐超、蔡锐霆担任机密。会费由会员分别量力负担。
江西共进会有严格的会规，其中最重要的有会员应服从本会宗旨，拥护本会政策，响应本会号召，忠于本会各种事业，会员应有坚毅的意志，不为利诱，不为威屈；会员不应想做官，即使有机会做官也要不忘本会宗旨，公平政治，不要以权势压迫人民，不图个人享受，应当亲民、爱民，会员不应想发财，即使有机会发财，也要公正理财，不能榨取他人利益，据为己有。应多做好事或办大小实业，或出资兴办学校，会员对全国人民，除当政权贵外，应一律平等。其主要任务是与湖北、湖南的共进会一起，联络长江流域的会党，为武装起义作准备。会长邓文翚亲自担任同洪江会、青帮会等会党的联络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向各学校，并利用农闲深入农村，根据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秘密宣传种族革命、推翻清朝的意义。同时，派同志应征新军，投考武备学堂及陆军小学，为推动新军、掌握军队、发动武装革命准备条件。据蔡蕙回忆，当时被派到武备学堂的有蔡复灵、蔡锐霆、黄再生等，派到陆军小学的有项某、陈某等。应征新军的，在南京有陈培之、蔡匡、邓九恩等，在南昌有熊公福、熊骥奇、漆艾新等。并与新军队官、哨官如董福开、卢左、蔡杰、蔡森、刘麒等取得联络，他们都在新军中运动军队，准备起义。后来，由于会长邓文翚赴日本，代理会长虞维煦又不久逝世，共进会一时处于瘫痪状态。但到武昌起义时，共进会会员又活跃起来了。蔡森在起义时，率先奋起，带领爬城队首先进入南昌城。理事蔡锐霆也参加了九江起义，后来又返回南昌鼓动起义，因为受吴介璋排挤，于是又返回宜丰，发动绿营起义，被推为袁、瑞、临三路都督。江西光复后，会员熊公福担任了江西都督府机要科长。蔡复灵担任文牍，陈培之担任团长。共进会的许多成员在光复江西过程中，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此外，辛亥革命前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江西还建立了“易知社”、“浔阳阅书报社”、“国民分会”、“共和会”和“赣学社”等组织。辛亥革命前期，以同盟会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江西深入学校、军队等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其宣传组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促进了江西人民思想的觉醒，唤起了一批有志之士，投身于革命运动，争取了一部分旧军队官兵，为武装推翻清朝政府准备了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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