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浏醴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先声，是中国同盟会领导的最早的一次起义。孙中山在《革命源起》一文中称赞道：“今得湘赣之役，则昆阳雷雨，共见实行家之精神……故此次醴陵、萍乡之役，谓为1878年巴黎劫武库之役可也。”从此以后，革命风潮激荡华夏大地，更为前所未有。
一、革命风潮涌动
孙中山早在1897年8月至1898年8月间，就为寻找一个合适的起义地点而感到苦恼，他在与日本的宫崎寅藏的笔谈中就提到，现在全国有志于革命者到处皆是，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个最适合发难的“起点”，并表示“有一起点，即如一星火于枯木之山矣，不必虑其不焚也”。萍浏醴地区因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从而成为率先发难之地。
首先，萍乡地区拥有较为发达的教育，加上身为“人口稠密，商贩云集，五方杂处”之所，从而也成为具有革命思想或维新思想知识分子的活跃之地。1901年至1911年的十年间，萍乡先后改设或创办的学堂，据《昭萍志略》记载，计有公学16所，乡学47所，共63所。其中中学堂1所，女学堂1所，小学堂61所。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1911年，芦溪地区有私塾73所，上栗地区有22所，湘东池区有31所，萍乡地区（今城关地区）有15所。本县县学招考时，每有数百人参加，多的时候有两千余人应试。
在江西萍乡，具有革命思想或维新思想的有志之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外留学的本籍人士。从1903年起，有一批萍乡学生赴日本留学，如汤增璧、钟震川、贺国昌、黄季飞、肖菁茂、文群等。钟震川是同盟会江西支部长，而赣籍会员所办的《江西》是由汤增璧主办。因萍乡与湖南醴陵毗连，两地同时留学日本者达数十人。钟震川与醴陵人宁调元共同倡导并组织萍醴公益社，以联合两邑人士投入革命，清廷侦知，通令缉捕倡导者并责成萍乡知县及家长限期交人。以后经萍乡籍同学黄季飞等向清朝驻日本公使李家驹反复解释，才取消缉捕通令。
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总部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相当于副总理），孙中山不在时，黄兴履行总理职务。以后刘揆一任同盟会总部庶务长，刘道一被推为担任书记干事等职，早年就读于湖南，后东渡日本的江西萍乡籍的蔡绍南则列为“分任联络防营，部署会党”的十九人中的第二位。
蔡绍南，谱名蔡源俊，约生于1875年。江西省萍乡市鸡冠山高田人。其父蔡永泉，以务农为业。绍南幼年入私塾，天资聪颖，少习举业，系萍乡县童生。稍长，身强体健，多才善辩，与同乡魏宗铨极友善，两人经常在一起“盱衡当世，探讨时务”。遂弃科举业，赴湘入新式学堂，后又毅然东渡日本，结识黄兴。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绍南旋被接受入盟。翌年夏，受东京同盟会本部派遣，偕刘道一、彭邦栋、覃振、成邦杰等人回国返湘策动革命。蔡绍南与刘道一等人回长沙途次，曾化装成富商，前往萍乡上栗市一带调查哥老会情况，并邀约萍浏醴各地哥老会头目会晤。
这批在外求学的知识分子，既有民族民主的革命思想，又在本土具有一定的声望，能与同乡下层民众打成一片。如起义前夕召开的第一次会议——长沙水陆洲会议时，刘道一在回长沙途中，约集同志蒋翊武、龚春台、刘重、刘崧衡等在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只船上秘密集会，到会38人。会上，刘道一传达了黄兴的指示，分析了当时湘赣境内军学各界及洪江会党的状况，提出宜以潜伏会党较多的安源矿场为“组合机关”，并与驻扎省垣的新军官佐取得联系，而且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多是学生出身，其中不少与维新人士有联系，运动较为容易，而巡防营头目虽然不如新军官佐那样容易发动，但是官兵中有不少洪江会党徒，于是再以洪江会同志游说，不难归顺。因而贯彻“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的上策是完全可行的。即就次策来说，就是以会党万人，组成整齐军队，率先发难于浏醴，而后直扑长沙，各军队反戈相应，之后占据省垣重地，继而光复全省，扩展到全国，这样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会员都表示赞同。会后进行了具体分工，于是蒋翊武、刘岳峙、覃振、刘承烈、成邦杰、易本羲、文斐等人负责运动新军；彭邦栋、蔡绍南、刘重、龚春台、瞿光炆等人则担负“联络防营，部署会党”的重任。一旦军队运动成熟，就约于阴历十二月底清吏封印时举事。根据会议的安排，蔡绍南回萍乡上栗市原籍，继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刘道一则留驻长沙，掌握起义全局，并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及各方面的联络。这次会议主要是把起义的策略方针、具体步骤和起义时间基本上确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这批革命知识分子提出了起义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与具有下层民众组织性质的会党的联络。
二是就在本土附近活动的，既有一定的声望、财力，又有维新思维的本籍人士。如出身殷富之家的萍乡本土人魏宗铨。
魏宗铨（1881—1907），字月辉，萍乡上栗市人。大父祖锡，承先人遗产，富甲一乡。宗铨五岁失怙，随母与伯父德照一起生活，聪敏异常，性喜研究新学。十九岁之时，学业初成，其伯父要他应试，宗铨说：“今之时，记诵不足以致用也，非攻科学不可。”遂请赴湘求学，在长沙明德学校结识黄兴、宁调元等革命志士。并与蔡绍南、邓坤、李金奇等“盱衡当世，探讨时务”。当时，黄兴在长沙策划起义，魏宗铨亦“醉心革命，拟请命回萍起事”。
魏宗铨具有一定的革命思想，与当地的会党又过交甚密。魏出资3000余元的“全胜纸笔店”便是华兴会与会党联络的据点。当时萍、浏会党派别甚多，自清光绪甲辰年（1904）哥老会举事后，人民排满思想稍稍萌芽。哥老会头目潜处上栗市内人员众多，其时姜守旦所率之洪福齐天党由浏阳来者，亦称洪福会，两会党处于接近地位，虽然没有明显的联合，但是以江湖口号相见，彼此互约各不侵犯。除两会党之外，又有5月13日地方俗习之盟会节，届期人民各自选择一个团体，三五成群，合二三十人同拜盟为兄弟，宴请庆祝。聚众最多的各武教师家，如龙人杰、陈仁初、饶有寿、万木匠、廖叔宝、沈益古等，各有门徒，自两三百名至七八百名不一。哥老会头目冯乃古之下的会党人员更是达一两千名，他们多是以传统祭拜、议事等名义聚合，因为地方旧俗与风土人情，一般官府不会干预。
1906年12月，清统领袁垣以巡防勇二哨的兵力突然开到魏宗铨家，搜劫财物，并下令族长限期交出宗铨兄弟。族长被迫无奈，即日调集族丁80名搜捕宗铨，并悬赏五百金购宗铨，三百金购宗铭。当时的萍乡县署也已悬银五百购捕宗铨，清哨宫王魁伍则奉令驻扎在宗铨家附近。12月9日，清哨官吴某领军四五十名把魏氏宗族的人全抓起来了，要他们交出宗铨母亲魏刘氏。当时宗铨、宗铭躲藏在大凹口姨母家的地下室，闻听母亲已被逼死，于是决定外逃。当夜他们沿山向醴陵逃走，准备从湘、鄂，再转走上海、香港，不料在醴陵西乡之邓家店为清军获得消息，被逮送到醴陵县，转而解往萍乡县署，非刑逼讯。宗铨不屈，1907年正月二十三日，就义于萍城大西门。
这类革命分子不但在本乡本土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对本地老百姓的亲和力，而且往往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为革命提供活动经费与场所等物质基础，为革命的产生准备条件。
其次，辛亥革命的另一主力就是会党，而江西、湖南交界的萍浏醴地区，是哥老会在长江中游的一支——洪江会会众活跃之处。作为湘赣交界处的萍乡，历来是会党活动的一个中心点。这个县的好几个乡镇就是由秘密会党控制的著名的赌博与娱乐中心。当地政府也无可奈何，也是听之任之。20世纪初，当安源煤矿在萍乡发展起来，成为汉冶萍煤铁联合公司一部分的时候，潜在的会党势力也在增长。为了把煤炭运到湘境，从萍乡到株洲的铁路线铺设起来了。顺着湘赣之间以往的商业路线，这条铁路不但带来了贸易额的增长，以及与贸易相伴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增长，而且便利了湘赣地方性秘密性社团之间的交流。
1905—1906年萍浏醴地区会党势力的急剧膨胀的原因，固然离不开太平天国运动后清王朝频繁的招募与裁汰湘勇，以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迫使本地区的自然经济破产而抛出大量无业游民，但最为重要且不可忽视的两个原因则应该是：第一，筑路开矿吸收、后又加以驱散的大量民工的存在。1903年萍醴铁路通车和1906年株萍铁路完工后，大批的筑路民工被遣散；安源的矿工、醴陵的泥工、浏阳的窑工，或因工厂倒闭，或因被矿主解雇而失业。这批人数众多的民工，大多来自本已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当社会再次将他们抛向街头巷尾而衣食无着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投向了会党组织而义无反顾。第二，自然灾害的侵袭。1906午春夏间，长江中下游各地淫雨连绵，洪水横流。江西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南部遭受水灾。湘赣两省接壤的萍浏醴地区灾情更重，官僚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致安源矿工的生活急剧恶化；贫苦农民的生活更因此举步维艰，对于地方官也是大为愤恨。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和矿工入会的急剧增多。洪江会党徒发展迅速，贫苦农民纷纷加入。不到几个月，就广布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醴陵数县。事实上，翻开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萍浏醴一带的自然灾害之多且严重数倍于往常，旱灾、涝灾、虫灾频繁地出现，各地方官有关灾情的奏折和电文如漫天流星，不胜枚举。时而虫蝗遍地，时而又汪洋一片，大批居民在灾害的驱赶下，流离失所，为了生存和求得一定的庇护，他们也是义无反顾地扑向各类会党组织，当局更是防不胜防。
早在清光绪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892年9月18日），萍乡、醴陵、宜春、万载、安福、莲花等县的哥老会聚集在萍乡县属的大安里，就举行了以“反清灭洋、铲富济贫”为宗旨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以邓海山、罗凤冈、李保山、黄仁伢等人为首领，聚众达八九千人。聚众之多，声势之大，威慑着满清朝廷。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多次降下谕旨给南方各省总督、巡抚，命派清军前往镇压。江西巡抚张德馨（满族）即从吉安派刚字营、从弋阳派吉字营、从南昌派振字营奔赴萍乡；湖南巡抚张煦飞调原陕西陕安镇总兵（清朝军衔，相当于现在的师长，统辖一省或几省边境的兵力）余虎恩复职，统带振字全军奔赴醴陵围剿哥老会众。起义军不畏强暴，英勇奋战，历时20多天，先后在芦溪、上埠、南坑、湘东、宣风、沂源等地与清军和地方团练交战10余次，终因武器低劣，军事素质差和叛徒出卖，使起义惨遭失败。但这次起义却展现了农民的力量及其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顽强精神，打击了地方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给后来反清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萍乡县大安里为哥老会邓海山起事之地。乱局平定之后，曾任江西巡抚的德氏就一再责成萍乡县令每年每个季度都要亲往偏僻村庄巡视一次，防患于未然。久而久之，成为该县县署约定俗成的惯例，以致此次麻石一带，聚集洪江会党，多至数千人，县令还是认为不大可能。及至10月21日，会党攻据上栗市（二十五日夜被清军占回），其势不可收拾，才匆忙电告省吏请速派兵，湖南省派了三营的兵力前往镇压，而此时已经是数日之后，起义部队声势渐强。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境况，湖南之醴陵、浏阳，江西之萍乡、万载等县更为湘赣两省哥老会党聚会之渊薮。江西萍乡安源地区聚集了不少煤矿工人和陶瓷工人，他们几乎都加入了哥老会党。如醴陵人马福益就在醴陵发展了一批防营兵士（马曾为兵弁）和陶瓷工人入会，并培养了一批骨干，日后成为码头官的李金奇、李香阁都是由他介绍入会并培养起来的。浏阳是会党头目龚春台、姜守旦的家乡，整个浏东和浏南，差不多80%的人入会了。姜守旦的老家云山更是武术之乡，人们终日弄拳习武、耍刀舞棍，荟萃了一批武艺超群的绿林豪杰。
会党首领马福益之死，成为起义的导火索。这一事实更加表明当地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会党的认可与依附。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洪江会首领马福益次年被清政府杀害，就义前慷慨陈词：“革异族命，为汉族复仇，死何所憾！”他的牺牲，大大加深了会党和一般老百姓对清朝统治的愤恨。会党群众誓死复仇，更加倾向革命党，继续伺机谋事。萍乡上栗市之会党首领饶有寿、龙人杰纠合姜守旦、龚春台、沈益古、胡有堂、吕光华、廖叔宝等欲为马福益报仇。恰好有游学日本暑假回家的蔡绍南也正在其间进行革命演说，李金奇等遂假以为名，自称为革命军。后为浏阳县知县所闻，会营追捕。李金奇落水溺死，饶有寿等希望姜、龚两股势力先行发动。同时写信给安源会党首领萧克昌，指望其率领工人党6000人接应。萧以还没到发动的时机为借口，没有答应。而湘赣边境，会党虽然不少，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不逞之徒，只是叫号附和而已。一时湘赣接壤之境，以白布裹头为标志的会党遍地皆是，是为李金奇戴孝之意，远近相传，号称数万之众。参与镇压的清吏也慨叹：“匪太多，兵力单，顾此失彼，颇为危迫。”
起义军举着“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的大旗，并且声称“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可比”，立志“必破除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这一宗旨、纲领在很大程度上较历代农民战争的“饥则起事，饱则远扬”起义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湘赣会党与革命党人的“联姻”
会党彼伏此起图谋举事之际，也是革命党的民族主义思想迅速扩大影响之时。两股势力的最终融合，也意味着起义时机的来到。早在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大会上，已经出现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哥老会头目公开结合的新转机，刘揆一与陈天华、徐佛苏、陈福田等军界、学界人士密会马福益于该地。马福益也介绍属下头目姜守旦、龚春台、冯乃古等一一见面。陈天华化名郑浩然自吉安来到醴陵，住在关家巷何家祠堂，督促本地同志参加普迹会议，与当地会党人员接触，同时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字的信给黄兴，陈述洪江会与华兴会的合作意见，交给醴陵人漆英等携往，后来的议决案在很多方面都参考了其中的内容。
而刘揆一为了表示与会党盟结友好，代表黄兴赠给会党领袖马福益长枪20挺、手枪40枝、马40匹。时下就有不少会党人员加入华兴会，革命党监督宣誓仪式庄严，旁观者也是人山人海，当时加入哥老会的人源源不断，会众很快达10万之多。
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祖籍湖南衡山，幼年入私塾，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其父刘方尧，太平天国起义时应募为湘军营勇，后充湘潭县衙刑房差役，和会党常有接触，同情他们“反清复明”的口号，刘揆一也因此和哥老会中人早有交往。刘揆一回国后，1903年9月，在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决定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针，首先在湖南发动起义。为便于联络会党，又建立外围组织同仇会，邀马福益等会党头目参加。1904年春，刘揆一、黄兴在湘潭县茶园铺秘密会晤马福益，共同制定了发动长沙起义的计划。他们决定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祝寿会场安放炸弹炸死到场文武官员，乘机攻占长沙。会后，刘揆一到醴陵渌江中学担任监督，暗中负责调度会党及联络军队。他和黄兴等还变卖家产，充作这次起义的活动经费。他们仿照日本军制，将会党编成革命军旅，黄兴以同仇会的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为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为少将，掌理会党事务。
黄兴、刘揆一、马福益在湘潭会晤之后，在进行全面部署、着手准备武装起义的同时，一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萍浏醴一带。他们具体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马福益派其党中的得力干将谢寿祺、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军队；二是由黄兴派遣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铭缙届时从内部响应；三是由马福益推荐熟悉军务之会党人士如刘月升、韩飞等数百人，陆续加入湘鄂赣军队；四是刘揆一则利用醴陵中学监督之职务，大力调度会党与湘、赣军队联合；五是确定在中秋节前夕，利用浏阳普迹市牛马交易大会，举行马福益的少将授衔仪式，承认马福益的合法地位，把哥老会成员组织到革命队伍中来。通过革命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策动，萍浏醴地区的革命运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而起义前的第二次会议——萍乡蕉园会议标志着革命党人与会党已成功融合。蔡绍南回上栗市之前，曾在长沙明德学堂学习过的禹之漠的学生魏宗铨，因父丧于是年春巳返故里。魏是蔡儿时的盟友，蔡绍南遂以魏宗铨等人在上栗市开设的“全胜纸笔店”为掩护，暗中从事宣传和组织会党的活动。其时，会党各派山堂林立，主要有三股较大的势力：一是以龚春台、李金奇、萧克昌为首的哥老会，各拥众数千人；二是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亦有徒众数千人；三是以龙人杰、廖叔宝、饶有寿、万木匠、沈益古为首的武教师会，各拥众数百人。这三派互不统属，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蔡绍南与龚春台、魏宗铨商量，为了将各派会党组织起来，在萍乡之蕉园洞欧阳满家中秘密集会，为了躲避清政府的盘查，以延请道士替亡故友人作冥寿为名，约集萍浏醴一带哥老会和武教师会首领共百余人，举行开山堂大典。即以湘、赣、闽几省分布较广的洪江会为基础，将哥老会其他派系和武教师会等并入，歃血为盟，统称“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并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分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为“内八堂”，又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号召同志入会，下则设立红旗、跑风各职。另在萍浏醴连界的麻石设立活动机关，以“全胜纸笔店”为接待会友和筹划经济之所。布置就绪，各路码头官分境开堂散票。入会者先由红旗介绍，告码头官许可，再由码头官监视行入会礼，饮雄鸡血酒宣誓，规定入会者必须宣读这样的口号：“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阵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入会者所发的布票票底另有四句话：“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这反映了组织中保留了若干传统会党的落后色彩。但在誓词中也称：“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并明确表示“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这反映出会党首领通过蔡绍南等人的宣传和发动，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
鉴于会党各派山堂分立，互不统属，誓词虽仍然保留了会党的传统和落后的形式，但却以“誓遵中华民国宗旨”的明确语言，表明当时的革命党人已开始向会党灌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力图把会党改造成从事民主革命斗争的有效工具。蕉园会议是继长沙水陆洲会议之后，由蔡绍南、龚春台、魏宗铨等人召集的又一次重要组织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于统一会党各派，使之纳入同盟会的轨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洪江会发展迅速。该会设在麻石的机关为会党大本营，常驻会友达两三千人。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得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清会党在三个方面的变化使其逐渐与革命党人交融，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一是会党成分的变化。像焦达峰、陈作新这样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既是同盟会成员又是会党首领，尽管这类人在会党中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他们经常是在会党中身居要职，从而或多或少给会党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与活动性质带来一定的变化。二是会党首领素质提高，组织、动员能力大大增强。这从起义进程中，义军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众的响应情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三是会党运动中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萍浏醴起义并没有走出传统秘密会社的“反清复明”、“铲富济贫”的窠臼，但是也不可否认，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会党思想觉悟上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其宗旨、纲领中可以看出。
总之，正是在华兴会等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思想宣传下，在会党首领的组织工作中，最终两股势力的汇合与交融，这场以会党为主力的萍浏醴起义一触即发。
三、廖叔宝扯起“大汉”旗
廖叔宝，字亲仁，1853年生于江西萍乡上栗市水源村横岭下。据1929年《萍乡横岭廖氏族谱》载：叔宝祖父华堪，生于1777年，聚妻郑氏，生子三，长钟材，次钟儒，三钟友。叔宝父钟友，字国士，生于1814年，授清登仕郎，配文氏，生子六：叔槛、叔虎、叔珊、叔乾、叔来、叔宝。叔宝最小，为父母及诸兄所疼爱。叔宝家是一个大家庭，以耕作为业，生活比较宽裕，是当时横岭村有名望的家庭。其父钟友亦是一个有名望的乡绅，地方及家族有事，均由钟友出面调处。
少年时代的叔宝，长得身体魁梧，为诸兄所不及，不爱读书，但爱习武，羡慕绿林豪杰，常背枪耍棍，以绿林豪杰自居。青年时代，拜名师卜名传为师。卜为当时武林高手，见叔宝生得魁伟，机智勇敢，非常器重，认真传教，叔宝亦能苦学苦练。数年后，功到艺成，善使双刀，能力敌数十人。除此以外，叔宝还学会了软功夫，精点穴术。好打抱不平，那时横岭廖姓有人在醴陵县城，开了一个小当铺。有一天，一个外来的强叫化，路过当铺门口，他拿了一件破旧的棉袄，往柜台上一丢，强行要当四串钱。掌柜认为这样一件破棉袄，怎能当那么多钱。可是那个强叫化蛮不讲理，竟将掌柜一拳打倒。恰巧叔宝在醴陵，知道这件事，急忙跑到当铺，问明情由，并向那人讲理。对方不但不听，反叫叔宝休管闲事。叔宝怒发，一拳将他打在角落里，坐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大家发了慌，叔宝笑了一笑说：“不要紧，我既能将他一拳打死，也能将他一拳打活。”说完又朝那人一拳打去，那人果然动了一动，睁开眼睛，慢慢地站起来。叔宝忙从身上搜出一粒药丸，倒来一杯开水，叫他把药丸服下，半小时后就痊愈了，连旧棉袄也没拿，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叔宝的武功，传闻四方，成为一个有名的拳师。在家乡一带，收徒授艺，拥有不少高徒弟子，在萍、浏、醴、宜、万诸县，享有很高威望。加上叔宝平时重江湖义气，喜交朋结友，不少武林名手，常慕名拜访。他为联络武术诸派，与龙人杰、陈仁初、饶友寿、沈益古等人，组成武教师会，带领门徒，以耍青面狮灯闯荡江湖。
1906年夏，廖叔宝结识了同盟会会员蔡绍南、魏宗铨等人，在他们的革命思想影响下，积极投入革命。他毅然与哥老会诸首领一道，参加蕉园会议，为了集中力量，将武教师会与龚春台等领导的哥老会合并为“洪江会”，叔宝成为洪江会的核心成员，积极开展反清武装斗争。
同年12月3日，龚春台、蔡绍南、廖叔宝、胡友棠等人，在高家台召集洪江会各路首领开紧急会议，商讨起义日期与战斗方略。会上廖叔宝等激进派，认为有会党十余万之众，可与清军决一胜负，坚决主张立即起义，反对龚春台、蔡绍南等认为军械不足、时机还未成熟，主张稍缓以待外援的方针。会上大家意见有分歧，各执己见，议论通宵，尚无法决定。叔宝对这种无休止的争论，内心非常焦急，连夜独自跑到麻石，召集两三千人，高举“大汉”白旗，宣布起义。
廖叔宝高高地举起了“大汉”旗帜，各路旧式会党于是接踵而至，酝酿已久的萍浏醴起义在12月4日全面爆发，比原定计划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洪江会麻石起义爆发。叔宝任起义军前营统带。他腰缠白巾，脚着草鞋，背插双刀，积极指挥他所领导的部队，从麻石出发，攻下金刚头，再克上栗市，攻浏阳，每战叔宝都亲临阵地，带头冲杀。
在廖叔宝占领麻石之时，龚春台也率部响应。即将高家台所储少数军械分给各部，并指定先占上栗市为老营。义军声威所播，风起云涌，浏阳高家头立即被义军占领。大军初起，会众齐推龚春台为都督，魏宗铨为副都督，蔡绍南为军师。龚春台对内只称“洪命督办民立自志社会总统全军谢”，采用“汉德元年”年号和“统领革命马步全军”的关防。翌日，龚春台部占领高家台。浏阳金刚头会众也是举旗配合，在当地会目肖传湖、汤子明的率领下，乘势占领了金刚头。12月6日，龚春台以萍乡高家台会众为主力，与麻石廖叔宝部，和醴陵东路瞿光炆的部队，分三路攻入上栗市。各自头裹白布，持土枪、土炮、长龙、大刀、鸟枪或木杆、竹尖、菜刀及赤手空拳者共两万多人同时并行，向上栗市进发。前排大号筒数对，大白旗两面，上书“大汉”字样；小白旗百余面，上书“官逼民反”、“灭满兴汉”等字样，声势十分浩大，随后将驻上栗市的清军巡防营两哨歼灭，生逃者仅4人，很快占领上栗市，屯驻万寿宫。并擒杀了当地清吏的帮凶王老五、肖七长子。宜春、萍乡等地响应的达四五千人。
起义军纪律严明，明确提出只集中打击清吏和地主豪绅。“所到之处，并不骚扰，唯索军械、粮食、白布，而所劫者，皆办团之绅董。”“他们只要官吏、当权人物及满洲人的性命。”“专烧杀向来办匪出力绅士人家，声言复仇。”当时国内外几乎都承认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义军纪律严明，“学界、商界均不扰害”，因此老百姓虽然有些不安，但基本上还各操其业，各地居民也是多表同情。日本报界承认：“此次革命党根蒂强固，举动文明”、“非寻常之暴徒，而为真正却要之革命军。”有的报纸“著论表示欢迎”，有的报纸根据龚春台的檄文“而以独立新兴国相待”。香港《中国日报》也盛赞“萍浏醴军蔓延甚广，其志愿不小”！贫苦农民、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起义军队伍。革命军因而发展迅速，12月7日，起义军乘胜大败清军，攻占宜春县的慈化。不到十天，起义军人数达三万多，攻占数县城，这是历代义师所没有达到的。
清王朝忙从湘、赣、鄂、苏四省，调集大军围击。由于敌我众寡悬殊，再加上清兵装备精良，起义军武器陈旧落后，以致失败。洪江会起义失败后，清王朝派兵进驻萍、浏、醴三县，大举清乡，并挟族捉拿义军首领，叔宝逃往醴陵、攸县一带。当时叔宝家被抄劫一空，弄得全家妻离子散，许多亲朋好友也受连累。第二年，叔宝不幸在醴陵潭宝家楼被捕，解至萍乡。虽经严刑审讯，叔宝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了挽救其他会员（如江右香，后保释），自己承担一切责任。1908年正月三十日，叔宝在萍城北门岭上英勇就义，终年55岁。
四、龚春台率部鏖战
龚春台，湖南浏阳人，喜欢喝酒，争强好胜，轻财仗义。得到浏阳、醴陵、萍乡会党的广泛推崇。春台年少时不爱读书，但能和朋友生死相许。1906年冬，聚集民众数千人，起事浏阳，自任中军首领，以身体强健者充当前锋，后军及左右军，互为声援，自称中华民国兵马大元帅（都餐）。起事之前，供奉谭嗣同、唐才常，杀牛羊，肆酒以祭。祭祀完毕，大飨士卒，酒数行，春台起立，众皆起，春台发话：“明日取民贼，复大仇，诸君何以教我？”众皆曰：“唯命是从。”春台拔刀击案曰：“与诸君约，纵敌者斩；掠者斩；退者斩。”众曰：“诺！”“杀敌者赏，死伤者恤其家。”众皆呼“万岁”。遂举兵与姜守旦为犄角。当时姜守旦亦号召数千人，驻守醴陵的庄浦。清吏命吴绍玲率师出击，姜守旦败北。龚春台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化装脱逃。清政府广为搜捕，不得其去向。多年后，辛亥革命事起，张尧卿从湖南的狱中出来，龚春台率士兵数百人跟从，自称北伐军。在长沙活动，但军饷、军械都很缺乏，纪律也松散。到南北和议之时，龚春台在汉口疾病发作，呕血数升而卒。
在廖叔宝起事的同时，龚春台命西路醴陵军总统领李香阁部及北路军总统领谭石基部，谋攻醴陵县城。当日晚四更，李香阁杀清军侦探宋发祭旗，率众起义。因北路军误约，未经发动，李香阁以自己经营的瓷厂工人为骨干，联络周围农民共千余人，督率左军统领殷子奇，右军统领廖玉山，在易家洲集结，涉过渌江，开向醴北的石子岭，作攻城准备。巡防队管带赵春廷遣人用油篓子运送灯油在城郊燃起大火，照得如同白昼，向石子岭开炮轰击。李香阁知孤军难胜，嘱“各奔前程”，其部下乃作鸟兽散。宜春慈化、萍乡桐木各有会众四五千人，由欧阳满、况厚维统率同时举义，很快占领桐木市。洪福会首领姜守旦亦遣人来告，彼已同时举兵响应，拟进占浏阳县城，直逼长沙，只是起义部队不受统一指挥，不能统一行动。
在指挥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决定暂推龚春台为“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廖叔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其制军为600人为一营，3000人为一军，旗号白地饰黑字，圆式，有“革命先锋”、“后军汉勇”、“革命左军汉勇”、“革命右军汉勇”数种，而各军均有随兵，旗帜写“汉命”或写“洪命”。并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发布檄文，主张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实现地权与民平均，深受群众欢迎，因而军威大振。
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
龚春台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岁次丙午十月吉日，中华民国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照得鞑虏原系东胡异族，游牧贱种。自汉、隋、唐、宋以来，久为我中华汉族之寇仇。有明末造，鞑虏逞其凶残悍恶之性，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据我中华，窃我神器，奴沦我同胞。我黄帝神明之胄，四百兆之众，隶于奴界，已二百六十年于兹！汉族为亡国之民，中华隶犬羊之宇，凡我叔伯昆仲诸姑姊妹，曷任伤心！太平天国起义师于广西，誓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雪灭国之耻。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盗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致使汉族得恢而复堙，胡氛将灭而又振。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于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特数鞑虏十大罪恶，昭告天下，以申挞伐！
鞑虏逞其凶残，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窃据中华，一大罪也。鞑虏以野蛮游牧之劣种，蹂躏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国，致列强不视为同等，二大罪也。鞑虏五百余万之众，不农不工，不商不贾，坐食我汉人之膏血，三大罪也。鞑虏妄自尊大，自谓天女所生，东方贵胄，不与汉人以平等之利益，防我为贼，视我为奴，四大罪也。鞑虏挟“汉人强，满人亡”之谬见，凡可以杀汉人之势制汉人之死命者，无所不为，五大罪也。鞑虏久失威信于外人，致列国乘机侵占要区，六大罪也。鞑虏为借外人保护虏廷起见，每以汉人之权利赠给外人，且谓“与其给之家奴，不若赠之邻封”，七大罪也。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八大罪也。鞑虏于国中应举要政，动以无款中止，而官中宴饮，颐和园戏曲，动费数百万金，九大罪也。鞑虏假颂立宪之文，实行中央集权之策，以削汉人之势力，冀固虏廷万世帝王之业，十大罪也。其余种种罪恶，不能尽书。特举大略，以昭天讨。
凡我汉族同胞，无论老少男女，农工商兵等，皆有歼灭鞑虏之责任。务各尽尔力，各抒尔能，以速成扫除丑夷、恢复汉家之鸿业。至现在为虏廷官吏者，宜革面反正，出郊相迎；若仍出会胡之故智为虏出力者，以鞑虏视之，歼杀无赦。现在为虏廷将弁营勇者，宜闻风响应，倒戈相向；若仍效湘军之故智，死力相抗者，以鞑虏视之，歼杀无赦。本督师建立义旗，专以驱逐鞑虏、收回主权为目的。凡本督师所到之处，即汉族恢复之处，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不稍有犯；外国人之生命财产，竭力保护，不稍有犯；教堂教民，各安其堵，不稍有犯。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利权；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凡我同胞，急宜竭力以扫除腥膻，建立乐国。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汉族者，世界最硕大最优美之民族。被鞑虏奴隶之，宰割之，天下之耻，孰有过于此者？况鞑虏用意险恶，自咸同以来，利用以汉人杀汉人之手段，当锋刃、御炮弹者汉人；论功行赏，握要权、执大政者则仍满人。我汉人何罪，当为？汉人何劣，当被鞑虏食其肉而吸其血？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用申大义，布告同胞，急急如律令！檄。
起义不久，浏阳南门对面南市街有会众数千正听候调遣。龚春台等遂决定挺进浏阳，期望与姜守旦部会合，再图进展。即邀宜春慈化、萍乡桐木各队堵截瑞州、万载等地之清军来路，并留沈益古、龙人杰、王霭亭、邓坤各队五六百人驻守上栗市，以为后防，堵截萍乡之清军来路。12月8日，龚春台率义军主力攻占浏阳文家市，并在文家市团防局整军誓师，然后分左、右两路军向浏阳县城进发。左路军由蔡绍南统率，经澄潭江到达枫林铺，长驱直入，右路军由龚春台、魏宗铨统率，经山枣潭，到达大圣庙，汇集了曾广皇的部分军队，即在大圣庙戏台祭旗誓师，出吾田市，至枫林铺，与蔡绍南统帅的左路军会师，与清军在牛石岭、南流桥交战。沿途来归者及报称举旗响应者有浏阳金刚头、醴陵官寮、潼塘、板杉铺等处，各集数百及两三千人不等。大军直抵浏阳城南的南市街，与清军梁国祯部相遇，经梁军袭击，龚军退走牛石岭。梁军复追至枫林铺，因天色已晚，梁军回驻浏阳城外南市街。起义军尾追至，将梁部包围，重创清军。正酣战间，恰好清军徐振岱领队至县迎剿，起义军陈绍庄受伤抬回，梁军始解围与徐军共同退回浏阳城内。龚春台部则驻扎在南市街。
早在龚春台所统大军攻占上栗时，由萍乡、安源开到的清军朱鼎炎、胡应龙两营闻上栗市义军数万，不敢轻进。后探悉龚春台部开向浏阳县城，管带胡应龙邀功心切，自告奋勇，于12月10日亲率步兵两哨，连夜出案山关，向上栗市进发。此路峻峭难行，于是起义军并没在此设防，以致清军直进无阻。次日凌晨，清军已经走出山峡离市区四五里之处，于是开始布阵开枪。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毫无准备，听到枪声则是乱作一团，仅少数起而抵御。清军则乘其器械不精，军容不整之机，命令队伍迅速冲锋。虽有沈益古、龙人杰、陈仁初等所带队的武门弟子奋勇迎战，但终因器械不如而败北，邓坤、龙人杰等七八十人阵亡。
上栗市被清军攻占之后，江西省常备军一标第二营管带刘清精率全营兵士取道临江、袁州开向万载。万载原有会众甚多，见清军过境，竟不敢动。慈化义军亦多徒手，且闻上栗市已失守，不战而散，吉安巡防队右营管带许登云督队一哨经宜春慈化，驰往萍乡桐木市，巡防营左军后营管带赵春芳亦前往进击。桐木的起义军与清军交战两小时，义军死四五十人，余众被击散入山，桐木失守。12月11日，清军乘夜突袭驻扎在南市街的龚春台、蔡绍南部洪江会义军。起义军猝不及防，再次退走牛石岭。当时恰逢上栗市起事的余众开到与其会合，于是起义军人数、士气都大增，而清军不过百人，面对如此之众，清军知道不能硬拼，只好退到近旁竹山，用枪射击。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刚好一颗子弹击中义军火药堆放地，顿时一声巨响，浓烟冲天，起义军惨死数十人，余众惊窜。敌军掩杀过来，以致败北，邓廷保等人死难，龚春台、蔡绍南化装脱逃。此时起义军在很大程度上是群龙无首，只有魏宗铨希望集合各路中坚分子，设法保持过去组织，以图后效，暗中潜返上栗市。但也因此时湘、鄂、赣、苏各军数万集中，分驻萍浏醴各城镇乡村，严防把守，宗铨也不得不亡命他乡。
总的说来，义军分三大股：在萍乡起义者多煤矿工人，在醴陵起义者多防营兵勇，在浏阳起义者多洪福齐天即洪江会党。安源属萍乡，距醴不过百里，火车两小时可达。煤窿工达万人，湘潭人萧克昌为总工头，会党中呼其为老龙王，久居安源，能左右窿工。如果萧克昌能率众起事，与上栗义军接应，直插安源防营，醴陵也很有可能是被义军迅速占领。当时安源方面，矿工们听到上栗市消息，莫不欣喜若狂，纷纷辞工前往上栗市，参加者数以百计，矿区原有江西巡防营左军前营胡应龙一营，左军统领袁垣又驻扎萍乡；矿局道员林志熙先于12月5日接到醴陵知县汪文溥的电报，一再强调“防安源者，防萧克昌而已”。12月25日，清方侦知萧克昌在安源小冲住家，乃由屯驻该地鄂军协统王得胜、标统李襄邻，会同赣军管带胡应龙，以宴客为名，将萧诱杀于八方井的水池侧边，致使人数众多的安源矿工未能执械起事。同时，力敌百人、手举千斤的冯乃古亦被清军诱杀，也始终未曾发动。
在浏阳西乡枨冲市亦有起义军千余人聚众起事。驻浏巡防队管带梁国祯部分两路夹击，起义军败散。12月12日，醴陵北路军总统领谭石基部见清军大举东出，乘机再举于官庄一带。醴陵知县汪文溥商请湘省常备军前三队队官赵春廷部拨队前往驰击，与谭石基部在芦福岭接仗，起义军死20余人。后军分统王开彬、粮台杨年丰、哨弁周青同等被擒遇害，谭石基兵败逃亡，余下的部队散至浏阳县境。此时湖南省常备军第一标统带吴绍璘率崔朝俊一营由省垣至醴，吴驻守醴陵县城，派崔朝俊督带一营驰赴官寮、麻石一带围剿，捕杀义军，并进据浏阳澄潭江，以防义军余部南来。
也就在龚春台所率大军同清军日夜鏖战的同时，姜守旦所统洪福会义军于12月7日在浏东永和市正式宣布起义。浏阳县令费小湘令巡防营蒋兴桂率队进剿，姜军投掷大桶火药，烧死来犯清兵数人，但是终因外围义军作战不利，只得退走大光洞休整。次日，姜守旦部听到龚军己进攻浏阳，于是遵守盟约，结集大旗山、大光洞、九鸡洞等地会众约万人进攻浏阳县城，挥师西下。翌日中午，途经三元宫，姜守旦信迷信，进庙求神问卜，问何时攻城吉利。卜准戌时，他竟深信不疑。等到戌时，姜守旦才指挥队伍进攻浏阳城，在洗药桥与清军大战。由于坐失时机，清军得以从容调兵布阵，姜部作战失利，退走大溪山的天岩寨，仅剩2000余人。姜整顿余部，在山寨设将台一座，借毛氏祠内藏火药军械，以图再起。经梁国祯部率队围剿，追踪北上，常备军队官王正宇、夏正魁分路合剿，起义军死数十名。姜部复往大光洞，拟北上平江从岳州出省，以图再起。12月20日，因迷途误走沙铺，平江巡防营统领陶廷梁带兵截击。清兵首尾夹击，姜军几乎全军覆没，守旦受伤遁走，进入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至翌年1月，逃往义宁州的姜守旦部遭遇赣、宁清军会堵截击散，姜守旦只身逃脱，不知所终。至此，湘、鄂、赣、苏清军云集，分驻萍浏醴各县城镇乡村，不下数万人。清廷复又颁布清乡章程，谕令萍乡、宜春、万载、浏阳、醴陵等地“同时并举，各清各乡”，经过近3个月的清剿，起义军在此残酷镇压与严厉防范之下烟消云散。
五、起义失败 影响深巨
萍浏醴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京城，清廷一片混乱，光绪皇帝连下“上谕”，急令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岑春煊、江西巡抚吴重熹，速派得力大员飞驰会剿，先后调遣湘、鄂、赣、苏军队前往镇压。地方团练、守土官兵倾巢而出，清方调遣的常备军、巡防队员均自称是“最得力”的部队，步兵、马队、水师、炮兵等各色兵种齐全；甚至连直隶总督袁世凯也参与了镇压起义军的斗争，袁世凯不仅从北方调派步兵四营、骑兵一营，南下助战，还动用了海军舰艇，先后调遣海圻、海筹、海容、海琛、飞鹰五艘进入长江，因九江水浅，又饬令飞鹰与南洋建威一艘，驶往驻泊，余船分泊芜湖、镇江等处，以资震慑。而赣、湘、鄂、苏四省出动的兵力大致如下：
江西方面：出动的清军有吉安巡防队左军统领袁垣，督率原驻萍乡、安源之巡防左军前营管带胡应龙，驻袁州之巡防左军后营管带朱鼎炎会剿。并由省派常备军一标第二营管带刘清泰由临江前往，原驻新昌县的常备军一标第二营管带董作泉，由瑞州向上高、万载前往，并特派巡防内河水师右军统领候补道张季煜，节制各军。清廷又复令臬司秦炳直亲往会剿，并带常备军一标第二营，而以标统刘槐森统之，继续征调驻瑞金巡防队左军后营管带赵春芳，驻吉安右营管带许登云，巡防队左营管带李国斌、常备军二标二营管带袁楚英，分途合攻。江西方面派往起义地点者计约四五千人。而当时江西全省共有常备军6营，每营500人，计3000人；巡防队16营，每营300人，计约4800人，分防14府、州，连马队1营，水师3营，总计不到10000人，调动镇压义军者将近半数。
湖南方面：有巡防队管带梁国祯、徐振岱两队，复加派常备队管带李文升、吴经武两营驰往浏阳；巡防营管带吴廷瑞一队，常备军标统吴绍璘督率管带崔朝俊一营、李振鸿一队驰往醴陵，协同原驻该县之巡防营管带赵春廷一队分别剿办，命令先前派往浏阳市的知府王寓生、通判刘钱随同筹防，电商长沙水师提督程文炳派拨舢板30号来湘，分布湘潭及近省一带扼要驻泊，合计湘省常备军6营，已经开去5营。据不完全统计，湖南方面陆续派往起义地点者亦有两三千人以上，并再三命令按察使庄赓良，会同在籍绅士新授法部左参议余肇康等举办长沙、善化两县各乡团练，共同进剿。
湖北方面：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饬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拣派第十五协统领王得胜，第二十九标统带李襄邻等督率部队三营，卓占标炮队二队；续派第三十二标统带白寿铭率参谋官叶丙勋、管带朱文友、黄弯鸣、李汝魁步队三营，并炮队一队；另派管带戴寿山一营，标统吴元泽率杨缵绪一营分赴平、岳等处驻扎，鄂省派出赴湘、赣兵力前后共计6000余人。
江苏方面：有第九镇统制徐绍祯为司令官督同第三十四标标统艾忠琦率步队三营，炮、工各一队，马队、辎重各一排，混成一支队，共计2000多人。第三十四标操练较久，标统艾忠琦人亦稳练，第九镇统制官徐绍祯曾在江西统兵，对萍乡、袁州一带情形较熟，是两江总督端方调派的最得力的部队。
清兵包括鄂、宁援军和湘、赣两省的常备军、巡防队共计达15000多人，加上湘赣两省地方团练总计不下四五万人。正如时人冯自由所云：“自洪、杨以来，清军出兵之众，以是役为最。”
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萍浏醴起义失败了，但其打响了共和的第一枪，其影响深远。同盟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东京同盟会本部会员“每日到机关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同盟会本部即行派员归国策应，五天之后，即12月17日，当宋教仁亲往黄兴寓所问及此事，黄兴答称“已派多人往各省经营”，所谓“已派多人”，实指杨卓林、宁调元、谭人凤、胡瑛、段书云、孙毓筠、权道涵、廖德璠、李发群等人。宁调元在岳州被捕；胡瑛等九人由于奸人郭尧阶的告密，先后在汉口被捕；杨卓林等三人在扬州被捕，权道涵等在南京被捕。杨卓林则为清吏惨杀，余则监禁。应清廷之请，孙中山因是役而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赵声、倪映典等人被解除军职，刘揆一、柳际贞、王胜等十多人以五百两至一千两赏金悬赏通缉。被监禁的有宁调元、胡瑛、权道涵、段书云等五十多人，在战场上牺牲或因此役被惨杀的同盟会会员计有刘道一、禹之漠、魏宗铨、杨卓林数十人，因株连被害的无辜群众逾万人。
不管怎样，萍浏醴起义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前所未有的图景：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时刻，激进的学生运动与农民武装暴动走到了一起。这两个团体显然起着不同的历史动力作用。由于官方排挤与镇压，学生们走到了统治者的对立面；而农民、工人则始终处于阶级矛盾之中。他们的反抗也许具有不同的渊源，但毕竟形成了带有部分相同观点与诉求的革命运动，这也是我们把它称为“辛亥革命前奏”、“共和第一枪”的主要原因所在。
萍浏醴起义对封建统治者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起义一开始，整个清王朝便乱了阵脚，急令端方、张之洞、岑春煊、吴重熹速派兵联合镇压；先后调遣的湘、鄂、赣、苏军队也是匆忙上阵；而地方官员更是乱作一团，驻地守兵都是倾巢出动，向清政府求援的函电一封接着一封。上自清朝皇室，下至各省的督抚大员，一直到下级的官兵，在起义大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一时都是手足无措。湖南省开赴萍浏醴的常备军有的甚至行军至中途大半都拖枪逃走，在参战的军队中，也吓得目瞪口呆，不敢交战。包括一些派往镇压的清军将领也是非常的惶恐，甚至连湖南省派往浏阳的道员俞明颐听到清军失败的消息也痛哭不止，标统吴廷瑞甚至在家哭闹着不肯赶往前线。
昔日那些声威显赫的督抚大员在起义大军压境之时，因为调兵失灵，争功诿过，引起激烈的争吵，出尽了洋相。大买办盛宣怀担心借有巨额股款的安源煤矿被义军占有，给自身的经济利益带来损失，因而心急如焚，频频发电报催军机处和各督抚迅速派兵镇压。江西省巡抚吴重熹却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湖南省巡抚，认为萍乡的起义军，实际上是那些先在醴陵、浏阳起事，后流窜到萍乡的。军机处训斥吴重熹“事前既毫无觉察，事至又意存推诿，尤为非是”。但吴重熹也不甘示弱，反复为自己辩解。他在致军机处的电文中说：“若果匪由萍起，则醴陵之矿局洋人，何以尚由醴陵避回萍乡安源？”吴重熹有几次竟闹到不通过军机处这条渠道而另请外务部向皇帝代奏的地步。同样，由于吴重熹坚持认为赣地没有“匪事”也引起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不快，他在给萍矿道台林志熙的电文中发牢骚说：“无匪则鄂军驻防萍境为多事，自不必以有用之兵，久居无事之地”，“鄙人性情向来尤专作费力不讨好之事”。由于吴重熹与军机处的要员和封疆大吏之间矛盾冲突，其结果造成了赣抚的频繁换马。
其实，远在京都的军机大臣和地处“九省通衢”的湖广总督又何尝知道一个兵员匮乏、坐在火山口上的督抚所面临的窘境。当时江西全省只有常备军6营，每营500人，巡防队16营，每营300人，连马队1营，水师3营，总兵力也是在10000人以内。巡防营不足5000人，分别防守在14府州。吴重熹本来还想增强防守的兵力，但又因为军饷等各项开支难以落实。当时只有从省城抽调兵力，而当时省城也只留守了常备军一营，若有不测，省城未免空虚。而臬司秦炳直虽然是由清廷直接指定率队赴萍乡督剿，但是由省垣至萍乡600里，山路崎岖，一路上又没有好安营扎寨之所，到萍乡至少需要七八天，而且江西省来的电报只通到临江府的樟树镇为止，通往萍乡的电报又是由湖南省接转，军队之间消息的传达一般得第二天才能到，而南京方面的军队要经九江换船至南昌，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在起义大军的沉重打击之下，清朝皇室及其官僚也预感到末日将临，只得埋怨自己的臣属镇压不力。这种恐惧的心理，驱使他们发出一道又一道指派下级官员的函电，一直到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仍向各总督下有“严查军器私运进口”的谕旨。正如上海的一家报纸所评论的：他们担心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伏匪”“蠢动”，“再起风潮”，“北京官员仍为之战栗不已”。起义军对清廷的打击之沉重，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这次起义对帝国主义的打击也是很沉重的。大军初起，在湖南的所有外国人皆避乱至长沙。他们虽然出动了大批军舰妄图一举消灭义军，但是却掩盖不住自己卑怯的心理。事后，《捷报》记者哈迪佐惠在给他的同僚们信里心有余悸的写道：“我刚好就住在发生暴动的地方，并且可以告诉你们，这次暴动比一般无关紧要的骚乱要可怕得多”，惊呼“事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一次地方性的骚乱。”他们甚至以讹传讹，说龚春台曾到过美国。的确，由于起义军来势极猛，打击目标明确，清室存亡未卜，因而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出现了一些新因素，对以后革命党人的活动影响深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克服了革命派社会基础狭窄、停留在知识界圈子内打转的局限。有鉴于此，江西革命党人在1907年以后，实行了学界、会党群众和新军士兵的大发动。在运动会党中，大力注意了对会党的改造；在运动新军时，纠正了只联络个别军官的片面做法，而致力于对广大新军士兵的发动；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发动，除了一般的革命宣传鼓动外，又着重对他们充当革命指导者的历史任务、运动会党群众和新军上兵等策略水平的提高。
二是建立了统一的、严密的秘密组织系统。严酷的现实教育使革命党人逐渐懂得了与黑暗、野蛮、残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进行斗争，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要取得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胜利，非建立坚强、严密的组织不可。此后，所有先后建立起来的革命团体，都明确规定“严守秘密主义，非洞悉人之肺腑，不得动以说词。如甲联络乙，乙联络丙，各以其最亲近者联络之，非知己者不得邀引”。根据这一精神，江西革命党人在新军各营中，设立了标、营、队代表制，逐级领导，单线联系；在学校等单位也推行了单线的代表制，非常秘密。正是由于组织上采取了上述措施，江西革命党人才能在任何变幻莫测的恶浪狂风中吹不散、打不断，坚持长期韧性的搏斗，使革命团体屡仆屡起，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
三是实施革命组织秘密会议的决议，全力运动新军，不轻率发难。“以运动军队为主，不轻率发难”，是江西革命党人一贯奉行的战略方针。之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住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中那种常见的急躁情绪和侥幸心理，置“外界之讥评”、“不名誉之耻”而不顾，坚持在新军中长期积蓄力量，待时以动，终于一举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1906年萍浏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华南和沿海地区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光复会还在浙江、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1910年2月同盟会又发动了广州起义，1911年4月27日发动了广州黄花岗起义，最终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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