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是江西的首义之地，在辛亥革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清宣统三年即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成立湖北军政府，九江率先于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二）积极响应，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接受军政府领导，公开竖旗，号称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声震海内外，为创建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功不仅在江西一省，实有大造于东南半壁。孙中山先生对此曾有高度评价，1912年10月，孙中山先生来赣视察途经九江，接见各界人士时十分高兴地说：“武昌起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
一、“七省通衢”一都会
九江港行政区划属江西省九江市。它北濒长江，南傍匡庐，上控武汉、重庆，下联南京、上海，中通省内各地，地理位置重要。不仅是江西省进出长江、联系沿海的咽喉，对外贸易运输的唯一口岸和客货运输的最大港口，而且是长江干线上十几个大港之一，上通鄂、湘、川，下达皖、苏、沪，并是全国交通运输业中水水联运、水陆联运的重要换装港，联系着赣、浙、闽、粤等江南广大地区。
九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首先，九江是江西的北大门，是赣江和鄱阳湖通汇长江的咽喉，水陆交通便利，地理条件优越。占据九江便可进而控制江西全省，而江西“米谷之饶，瓷器夏布之工，则又天下著名者也”，是当时全国富庶之区，对于赣地的商务开发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九江“北阻长江，南屏庐阜，上控武汉，下扼皖吴，截天堑之中流，据湓口为门户”，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将九江辟为通商口岸，不仅在商业上使长江各口交相连环，互为依持，形成链条式的商业贸易线，而且在军事上可以进保汉口，退护下游，作为军事基地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一个据点，也是非常理想的。再次，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一都会，鸦片战争以前就是江西的最大商埠。其港口航道顺直，水势平稳，江面宽阔，从航运的角度来说，其流量和流速都是很理想的，既可停泊一般的商轮，又可停泊较大的兵舰，是良好的商港和军港。
另外，九江在历史上商业一度兴盛。九江在明代商业颇盛，舟车辐辏，商贾云集。据同治《德化县志》记载：明正德十五年四月，一次暴风，“坏舟数百，溺死商人无算”。明朝在九江设有税课司征收商税。明景泰元年，在九江城西湓浦坊左设立钞关，征收来往船只的船税。明代九江生产布帛、丝、棉、茶、苎麻、白麻、笔、红花、蓝靛、蜜、蓖、龟板、无名土等商品。还有铜、葛、玄参、云母石、石斛、石耳、梅、栗、苎、鳙鱼等土产。
九江的鱼苗自宋以来运销本省和福建、浙江、安徽等地。明代，“人家池塘所蓄鱼，其种皆由九江，谓之鱼苗或日鱼秧，南至闽、广，北越淮泗，东至于海，无别种也”。征收鱼苗税的鱼苗厂就设在九江湓浦门外龙开河渡口。
清初，在九江设常关，按照明钞的关例，专门派遣户部司员管理征税。康熙五年（1666），将关税交地方官管理，九江关归九江道，九江关一度移往湖口。雍正元年（1723），移回九江，并设大孤塘分口。乾隆时，九江关税达354234两之多。“凡官商盐茶有征，客货除竹木外，皆无征，唯科船料。”嘉庆九年（1804），增定各关所征的数额，九江关定为367000两。道光年间，九江关收入较前短少。刘坤一说：“九江关额征正税计银十七万余两，而额外盈余银三十六万余两，较正税多至两倍有余。盖缘以前民丰物阜，船货流通，收税畅旺，递年加增。道光年间，渐不如前，历任监替征收，每有短绌之患。”道光年间，九江关税收减少的原因是对外贸易的兴起。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对外贸易唯一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最主要的输出商品是茶叶和丝绸。安徽、浙江、福建外销的茶叶集中到铅山县的河口镇，连同本地区的茶叶，沿信江西运，转入赣江，由赣江上行到大庾县，用人力搬运过大庾岭到南雄，再顺北江而南到广州。江西对外贸易的茶叶、瓷器等都由赣州关完税输出。
辛亥革命前夕至民国初年，九江的商业在省内也算是较为发达的。九江商业分四大帮，南昌帮：有钱庄、钱米店、五麈业米行、水路转运栈；九江本帮：有钱店、布店、洋货、南货、瓷器、糟坊油盐店、笔墨纸张、饮食及各种杂货业；广潮帮：有烟土店、钱庄、蜡烛肥皂厂、公司、茶栈；徽州帮：有钱庄、绸布、南货、茶栈、报关行。北外银楼、钟表、中药店，大部分是江苏、浙江和南京人开设。官办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民国银行（后改裕民银行），不在商会管辖范畴之内。以上各行各业均属商会组成部分。各商行经登记注册，为基本会员。商会之中无论大小行业，都没有官僚资本掺杂，福利一律平等，义务量力分摊。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商业也是日趋凋零，正如1898年的《见农学报》中所言：“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尔来仅存十余家。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利源日绌，可为慨然也。”
九江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自古为“来商纳贾”的都会，有“七省通衢”之称，曾是全国著名的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英、法等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天津条约》（1858年），强辟九江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25日，英国代表巴夏礼迫使江西官员张集馨订立《九江租地约》，首先开辟九江英租界。接着，美国也步英国后尘侵入九江。九江开埠后，英国在九江逐渐建立一整套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操纵海关行政权，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提供便利。各国商人纷纷在九江开设洋行，掠夺原料，推销商品，凭借“值百抽五”的关税和低额子口税，甚至走私漏税，把鸦片、洋纱、洋布、煤油和百货运销九江，或经九江销往江西腹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使九江及江西地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自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首先在九江设立轮船分公司后，英、日也相继侵入九江航业。1904年，英国迫使清政府地方当局订立《庐山草地坡等处议租地条约》，扩大了庐山租地。1908年10月，日本驻汉口领事高桥桔太郎在致日本外务大臣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称江西鄱阳湖、赣江流域“非常富饶，一旦铁路贯穿其中，将有开发获大利源之余地”。此后，日本便以贷款为名，插手正在修建的南浔铁路，从而加强了对该铁路及附近地区的控制。辛亥革命前，伴随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清政府对九江人民实行残酷压榨，广大群众不堪重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与此同时，清政府举办洋务运动时，九江出现了近代的邮电交通和新式工业。1873年，轮船招商局在九江设立分局，九江出现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1888年以后清政府设长江线以通汉口，九江在江西首先设立电报局。同年，续设江西线与广东相联络，长江的电报线在江西的干线是自安徽的殷家汇达湖口、九江，西通湖北，为东西干线，自九江而吴城，而南昌，而樟树，而吉安，而赣州，而南安（今大余县），南通广东，为南北干线。1896年，九江设立了江西最早的邮政局，江西邮政管理局也设在九江。1907年，南浔铁路开始动工兴建，后移江西全省铁路总局至九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九江的展现，为九江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1899年，官僚涂子良在九江创办荣昌火柴公司，生产双鹤牌火柴，这是江西最早的火柴厂，也是九江最初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西商绅提出“振兴实业”、“设厂自造”、“挽回利权”等口号，抵制洋商洋厂。1901—1905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兴办工业，这种妥协和让步，使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样，九江出现一个兴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小热潮。1902年，九江出现一家商办肥皂厂。1903年，张朝勋在修水创设生利樟脑公司。1906年，黄寿国在九江新坝创办火柴公司；宛锡庚等在九江城内开设制蛋厂；黄钧等在龙开河地方设修理小轮等项机器厂。这时期，九江、瑞昌还办起了铁矿，九江城门山铁矿年产量约为600余万吨。1906年，九江出现了以孙德茂为总理的商船公会等实业团体。次年又成立了九江商会。辛亥革命前，九江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初步的经济、政治力量，然其势力亦明显较沿海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但他们不乏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其中，如九江巨绅罗大佺、商人陈中瑞等人，积极参加该区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以及辛亥九江起义。九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为该地区民主革命斗争及辛亥九江起义，奠定了物质和阶级基础。
“七省通衢”的水陆交通，新兴阶级的兴起，商贾往来频繁，信息传播敏捷，这一切使九江成为赣鄱大地上的辛亥首义之所。
二、风云际会中的九江
清季革命潮流输入粤闽沿海流域，“九江居长江通衢，风气已开”，为长江流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较早地区之一。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九江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思想的传播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投降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爱国志士的无比愤慨，纷纷串联结社，酝酿着新的壮举。1902年，九江人蔡公时、张华飞、徐秀钧等人，在九江组织“慎所染斋”，明为讲学，实为传播革命思想，他们三人的革命活动，遭到清政府九江地方当局的压制，“慎所染斋”被迫关闭，蔡等三人于同年东渡日本留学，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1905年三人同时加入同盟会，以推翻清朝专制、建立民国为己任。学成回国后，蔡公时在南昌、九江一带活动，张华飞被派往北京秘密活动，徐秀钧回到九江活动。他们秘密联络同志，传播革命思想，建立革命团体，运动新军起义。
首先，在江西开风气之先的九江，已经有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创办书报社，广交同志，传播革命思想。在浔阳的知识分子又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本土的。九江本地土生土长的著名的革命知识分子除了蔡公时之外，就是徐秀钧。
徐秀钧（1879—1913），字子鸿，江西九江人，著名反袁烈士。1902年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攻读。与黄克强等人组织共进会，并参加同盟会，从此确立了以推翻清朝专制、建立民主国家为己任。1906年暑假，潜回九江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任法制局参事，1912年任总统府军事秘书，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和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二次革命后，在北京被捕，袁世凯将其押回九江杀害于岳师门，时年仅35岁。同为九江辛亥革命老人的罗惺予挽其曰：“褒而何荣，罪而何辱，平生果毅无前，应有千秋垂不朽；先死非悲，后死非乐，天下本基未奠，沧茫回顾欲谁依。”
徐秀钧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主要革命活动就是在九江创办日文速成班，亲自授课，并开办“益智书报社”，罗惺予开办“开化阅报社”，宣传革命思想。1909年，同盟会会员林森由上海调往九江海关任文牍，与吴铁城、罗惺予、陈中瑞等在城内化善堂（八角坊处），组织“浔阳阅书报社”。
二是客居的知识分子。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就开始在九江海关任职的革命志士、福建闽侯人林森，九江军政府成立时任民政长。
林森（1868—1943）字长仁，号子超，福建闽侯县尚干乡凤港村人。1870年林森随生父道炳迁居福州仓前山土地庙街，其父开设一爿皮鞋店。1881年毕业后就读于英华书院。1886年渡海赴台湾寻职，翌年到台北电报局任事。1897年再次赴台，在台北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899年潜回大陆。1902年考入上海海关工作。在上海，他进一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救亡思想更炽”。因此，他很自然地积极投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传播运动之中。他在海关任事九年中，“无日不从事于革命的宣传”，“每逢例假，则广购报纸，携赴近郊各地，举行通俗演讲，向民众灌输革命思想”。他生活俭朴，所得薪金多作为革命宣传之用，而自己“隆冬只仅着布袍，寒不可耐”，而不以为苦。福建学生会主要“通过介绍新书报和用通俗演讲等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另一方面，林森继续与南洋侨领黄乃裳、胡文虎等密切联系，凡“南洋各埠闽人所设学校延聘师资”时，也多由福建学生会为其物色适当的人应聘，借以灌输爱国思想。这样，不但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而且吸引了众多的革命青年投身到革命行列中来。当时闽籍优秀革命青年如林文、林觉民、方声洞、杨韵珂等都纷纷加入学生会组织。1907年林森由沪返榕，在榕的老同盟会会员黄乃裳等开会欢迎林森，黄乃裳致词对林倍加赞许，说他“组织‘福建学生会’，聚东西洋及省内外福建学界名人于一堂。共同研究政治、社会、文化事业，为改革中国之准备，其旨趣实堪为世人所崇拜”。可见当时林森在福建已有相当的号召力。林森以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在革命党人和民众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九江商会特制‘功在民国’的匾额表彰林森，一时轰动九江市。”1911年12月，他被江西军政府推举为江西省代表赴南京参加“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1912年1月，又被福建省军政府选派为福建省参议员参加临时参议院成立大会，1月28日被一致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首任议长。
再就是生于九江的辛亥革命志士、广东籍人士吴铁城。
吴铁城，自幼天资聪颖，因其父早年从原籍广东香山迁来九江经商而至九江，在九江受到中西合璧式教育，19岁进入美国教会办的九江同文书院就读。在学校内外都是活跃分子。曾最早在九江主演新话剧《浔阳江头》，轰动一时。曾主办甘棠湖赛船，胭脂山赛菊等盛会，九江人赞他为“骑马试剑比周郎”。他以商团名义成立军事训练班，争取新军，瓦解敌人，壮大自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林森、吴铁城、罗惺予等革命志士策划响应武昌起义。九江起义成功后，吴任九江军政分府总参议官，曾首先号召革命人员剪掉辫子。1911年12月，吴铁城以江西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国民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与吴铁城促膝长谈。1913年吴铁城参加湖口“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入明治大学学习法律。
1909年林森来九江从事革命活动，便与吴铁城结为挚友，并介绍吴加入同盟会，林森、吴铁城、张世膺等人开始策划九江反清革命活动，在九江八角石创办“浔阳阅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九江后，清政府官方报纸歪曲报导，诬为“土匪起事”。林森为让广大民众得知武昌起义的真相，急将武昌寄来的报纸贴在“浔阳阅书报社”门口，并将报上登载革命起义目的“推翻帝制，创造民国”的字样，画上醒目的红笔圈。当时江西巡抚冯汝骙奉清廷之命，派出军队企图前往武汉镇压起义军。这支军队途经九江等候乘船之时，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上街经过“浔阳阅书报社”门前，看到醒目的红笔圈报纸，又听到林森等人的宣传和介绍，得知武昌起义的真相。于是，官兵返回队伍后，一以传十，十以传百，全军动摇，激昂表示：“不愿登轮往汉。”冯汝骙无奈，不得不将军队撤回南昌。
由林森主持“浔阳阅书报社”的社务，吴铁城与宁波的俞仙根佐理社务，并且争取了很多外省籍商人、知识分子的倾力支持。旅浔革命党人如广东台山的李杏初、福建的邱予寄、宁波的何瑞昌等人，为书报社出钱出力很多。而福建旅浔革命党人林炳南，则专门负责社内的文字工作，社内的文件大多出于他的手笔。九江革命党人蔡公时、沈勘时、徐秀钧、张曦芝等亦多参与其间。并在读者群中吸收了商人、钱庄老板、教育界人士、缙绅、新军长官以及在各洋行做事的职员为社员，将革命势力发展到九江各个阶层。林森、吴铁城等人，还与上海、武汉等地的革命党人紧密联系，互通声气，并把外地的革命形势撰写成文，通过阅书报社介绍给九江人民，鼓舞斗争士气。实际上是九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同志、宣传思想、培养干部、酝酿起义的秘密机关。为辛亥革命中响应武昌起义，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2.九江的商会与商团
商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家为维护其营业利益组织的社会团体，旨在搜集国内外市场情报，调处工商业内部纠纷，介绍进出口贸易，并代表商人利益向政府陈述意见。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商会始于1903年，《大清商务总会章程》发布“劝办商会”，规定各府、州、县均应设立商会。其本意是，“立商部以总其机，设商会以为之联系，颁商律以之遵循”。但由于旧中国的特殊国情所限，《大清商务总会章程》“专在劝奖，尚无一定法律”效应，因此，各地在执行时，差异颇大，参阅九江有关商会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九江的商业组织非常繁荣。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四大商帮之外，有的只是下列三种商业团体：
会馆：起源与商帮相同，唯自理会址，颇具规模。会馆因乡谊而结合，各自以客籍商人为主，分别组织，但内部并无交易。开始基本上是商人集团，但渐渐的也有其他阶层非商人掺杂其中。各种同乡公会馆，多以省县分立，各不相谋。如九江之“湖北会馆”“江浙会馆”，徽帮在九江的同乡公会馆叫“新安会馆”等等。
公所：“公所者，集众日议，以定价目而已。”多以行业为主，如九江的钱庄公所等等。
茶会：是商人自发组织的另一种组织。多为中等以下商业之聚合场所，因自身无固定会所，往往借茶店谋同业之交易，如牙行业，经纪（掮客）等商业，其性质与商帮略同。
另外，九江还有“庄客”组织，起源与商帮相同，其性质系各地商业派驻大邑的代表，以沟通两地商情接洽交易。
由于帝国主义把持了当时中国关税特权，掠夺资源，倾销洋货，使中华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严峻的现实，唤起民族工商业上层人士的觉醒。首先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一些较大的民族资本家，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自身利益的保障，仿效西方工商社团，纷纷在原有行帮的基础上，成立商会组织。九江商会，成立于清光绪1903年。由徽州婺源（现属江西省）巨贾詹若棠牵头，地方富有声望的殷实绅商组合，以各大中商号及钱庄等为基础，自发组织成立，定名为“商务总会”。附设于轮船招商局内，继而改为“九江总商会”，组织形式为董事制。之后，商人集款数万，购地皮于孤渡埂，建造会址。内设会议厅、办公室、会客室等，颇具规模。面朝匡庐，门临甘棠湖，风景甚佳。一些中小店铺为了能获得其荫庇，皆向往入会而不可企及（因当时尚不存在同业公会），各手工业自不在商会范畴之列，仍然处于封建行会统制之下。
“光复”后的首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九江总商会手书“九府统宗”的匾额。九江总商会成立伊始即兴办学校（当时称之洋学堂），振兴实业，发行小额流通纸钞，集资开发滨兴洲，兴建学洲桥等地方公益事业，并协调洋人官厅与商民之间或行业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九江商会的主要职能是应付军差，维持地方教序，在保境安民中发挥了良好作用。詹若棠之后，继任商会会长者仍由徽州黟县人舒先庚担任。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九江商会的一些头面人物，在当时革命党人的策动下，或明或暗地参加或支持了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后，孙中山先生亲临九江视察，在九江各界代表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舒先庚以九江商民代表身份，地位显要，与孙先生侍坐，摄影留念。会后，同先生并步上兵舰送行。当时的九江商会，实质上是民主革命群众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九江钱商公呈关道议办商会条陈》中可以看出，设立九江商会的目的在于因“商家贸易习惯，不娴官场仪式，难悉公门体制，虽有商务禀陈，人人皆以见官为难”，若能成立商会就能使“在下者既能各抒己见，在上者利弊罔不知，由此官商同气，联络一体，事可商酌。人皆乐从，官既视商如手足，商无不视官如心腹，又何有隔阂涣散之弊乎”。
据1904年7月4日《申报》所刊载的《九江筹办商会》一文报道：“江西广饶南兵备道兼九江关监督瑞莘儒观察，以浔上为通商巨埠，宜开设商务总会，以联中外商情，特请招商局总办郑月岩观察为之提倡，某日在署设席柬请各商饮宴，计茶、土、钱典各业列一十七人，既定一切章程，随令将所举商董姓名、籍贯开报到道，存案备查。”可见九江商会筹划，于1904上半年已见端倪，《江府·商务》明确写道：“九江府为通商口岸，市缠栉比，商务繁兴。光绪三十年间，经开任九江道瑞，谕饬各业商人，按照部令，设立商务总会，公举招商局总办郑道官桂为该会总理，唯协理一职未举定，嗣由九江府暨同知德化县，督同各帮商董，仿照泰西投票选举之法，择得六品顶戴绸业商人卢元弼为该会协理。光绪三十三年四月，经本局造具总协理职务，并以九江地方为通商往来之场，华洋杂处，商业发达，援照上海、汉口、天津、烟台等处办法，详请抚宪瑞，转咨农工商部，设立总合，以便与部直接，奉命核准，奏请抚刊给关防，加札派充，而九江商会递以成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江商会于1903年开始筹划，1904年由官商共同筹办，按照当时的部章，由地方富有声望的殷实绅士组成，以各大中商号及钱庄等为基础，设立了九江商务总会，禀官报部后，于1907年，由官方刊给关防，加扎派充，遂正式成立，较之景德镇、萍乡为早，与南昌商会总会大体同期。按《大清商务总会章程》规定只有在较大集镇，著名商埠方能设立商务总会，足见九江在江西乃至全国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九江总商会有如下两点特征：首先，“官商合一”为主要特征。九江商会由官方倡导、官方串头，官方委派，官方任职（而不是像欧美及上海、汉口、天津等地那样，由商民自发组建），所谓“官方刊给关防，加札派充，遂正式成立”，是指沿用清制，当时清正规职官用正方形公章，称“印”，临时派遣的官员用长方形的官印，称“关防”，印用朱红印泥，关防用紫红色水。因此，当时九江商务总会实为官商一体的半官方组织。其次，九江商务总会以各商帮大中商号及钱庄为基础，而不是以同业公会为基本单位。商会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帮派势力为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尾巴，因此当时的九江商务总会也可以说是封建行帮势力与资本主义社会产物的“混合物”，再加上由清六品花翎品衔的绸布商任协理，更使创办伊始的九江商务总会，颇像一位身着西装革履，头顶瓜皮小帽，内披长袍马褂的滑稽丑角，而这些现象又恰恰是九江特有的复杂环境所形成的。
九江商务总会，内设总理一员，协理一员，以领袖会员，接洽官商，其产生是由众会董投票公举，择其“熟悉商务事理，兼谙商律公牍，才品贤能，名望素著者”，各业会董无明确定额，代表各业条陈意见，参议商务一切事务，条件是：“（甲）手创商业，卓著成效者；（乙）系行号股东或经理人；（丙）在地方经营商历五年以外者；（丁）其人为各商推重居多数者”。
当时，虽有《江西商务总会简章》及《九江商务总会简章》对商务总会总（协）理任期有明文规定，但执行时并不严格。九江商务总会总办郑官桂之任期，从1904年起直到1911年10月九江首义辛亥革命时，仍见其作用与活动，相关史料记载，“1911年10月23日，晚十时许……施道署火起，道台保恒不知下落，知府璞良由后园出走，其眷属七口，后由商会总理郑官桂保释”。1911年10月24日，九江军政分府成立，新任商会会长的舒先庚任九江军政分府之财政部长。舒先庚为徽州黔县人，在九江开设钱业，兼管粮、棉、土产出口，并创办了裕兴布厂，是徽帮在外埠经营最出色的企业家之一。在他任职期间（1911年冬—1918年春），正是九江商会最充满生机活力的时期。
大致说来，九江的商人、商会为革命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直接参与和支持辛亥革命九江首义。辛亥革命以前，九江民族资产阶级已具有初步的经济、政治力量，然其势力明显较沿海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为弱，但九江商会与政治相互融合的传统与商人从不缺乏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使得商会在九江辛亥首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中如九江巨绅罗大佺，商人陈中瑞等人，身体力行参加一系列革命活动以及辛亥九江起义。罗大佺利用其影响组织商团，吴铁城利用其父在九江商会中的地位（九江商会协理），联络新军和帮会力量，其他诸如招商局郑月岩、海关的林森、蒋群，九江商会的正副会长等等，积极响应武昌起义，为九江地区的民主革命和斗争及辛亥九江起义，奠定了基础。商会成为辛亥革命期间九江起义的重要活动场所，促使清海军归顺革命军政府、欢迎孙中山先生视察九江、九江军政府的军饷筹措等重大活动都是由九江总商会完成的。因此，“光复”后的首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欣然为九江总商会手书“九府统宗”，以彰九江商民光复之功勋。
二是为九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力量的增强做了很多工作。像裕兴织布厂、裕生火柴厂、机制蜡烛肥皂厂及各类股份有限公司大都在此期筹设创办。同时为开通商智，又举办商校，劝学所（俗称洋学堂）以开启商智，学以济之；发行小额流通纸钞，为开发九江市场经费；未雨绸缪，筹划经费开辟龙开河商埠，以适南浔铁路开车后，客货踊跃之势；以投资抽签之法，兴建滨兴洲，招商设店，以繁荣市场。并着手在甘棠湖畔兴建九江商会大厦。辛亥革命胜利之际，也是九江商会最为活跃之时，为九江军政府提供了理财人才与财力支持。
三是斡旋协调外商、官府与商民之间或行帮之间的关系与步调。创办商团，联络新军和帮会力量，着手武装斗争的准备。据吴铁城自己回忆，可谓是“广泛的周旋于一般商绅之间”。1909年4月，九江发生“余发程惨案”，九江总商会集会商民500余人，予以声援。九江总商会还针对各业向无行规，或有而不能整齐妥善，致损商业者，详定行规。对商务盛衰之原因，出进口多寡之理，以及原有之品之改良，未有之品之试办，何地销行何物及行情涨落的情况，随时互相咨访。布告会所，遵例按年列表，呈报农工商矿总局转洋，咨部察核保护。对外人“侵我利权或有人假冒作伪损坏名誉……捐税冤抑受累等情”，本会为之调处申诉。商会的这种维持秩序、保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在九江独立后也得以发挥作用。
四是在九江的广大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创办商团，建立革命武装。九江开埠后，帝国主义入侵者在九江开洋行、建货栈、办砖茶厂、办运输，使九江的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激起了广大工商业者的极大不满。九江革命党人紧紧把握这一契机，与商界积极合作，并谋划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商团。
3.新军运动在九江
清朝末年，曾有分期编练新军36镇的规划。江西先编练一个混成协，辖步兵五十三、五十四两标，骑兵、炮兵各一营和工兵、辎重兵各一连，分驻南昌、九江、萍乡等地，最后这些编练新军之地也成了江西境内较早的辛亥光复之所。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在全国得到响应，离不开两大力量：一是会党，一是新军。而新军较之会党更具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性。当时，在江西社会，运动新军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一是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二是新军选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当时正处于废除科举前后，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便“投笔从戎”，“秀才当兵”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知识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数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另一部分则从日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
作为开风气之先的九江在新军运动方面更是非常出色。随着江西武备学堂、陆军小学、测绘学校等新式学校的创办，以及李烈钧、欧阳武等留日学生的返赣，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其中有些人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在九江发展同盟会成员，组织革命队伍。据许德珩回忆，“19岁那年（1909年），我考进了九江中学（其前身为廉溪书院）。学校里有两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教师，一为地理教师杨秉笙（杨赓笙堂弟），一为图画教师王恒（是个举人，后来做了国会议员）。经他们的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并剪了辫子，立志改革”。在徐秀钧的影响下，湖口人杨赓笙（1889—1955，号咽冰，后为“二次革命”湖口首义讨袁檄文执笔者）也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利用一切社会关系运动新军，化敌为我。运动新军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且具有危险性。九江革命党人对此项工作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接近新军官兵，宣传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驻守九江的新军为第二十七混成协编第五十三标的陆军、驻守沿江地区的江防军。革命党人通过同乡、同学、熟人的关系和清政府驻浔新军、江防军联系，吸收同志。通过革命党人的运动，一部分新军官兵倾向了革命。如第五十三标第一营管带范增福、第二营管带黄焕章、第三营管带何文斌、队长刘世均等均站在革命党人一边。吴铁城通过岳父的关系，结识了九江炮台总司令官徐世法及其下属戈克安等人，经过艰苦工作，第五十三标新军中下级将士，几乎全部由倾向而支持革命。二是亲身参加行伍。1906年，江西组织新军，同盟会派了许多会员参加新军。同盟会会员李烈钧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派任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在该营士兵官佐中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李烈钧、欧阳武等打入新军内部的同盟会会员，后来都成了九江乃至江西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
九江首义，海军军官的运动就功不可没。当时，清廷孤注一掷，派海军统制萨镇冰率海容、海琛两艘巡洋舰和数艘炮艇、雷艇溯江而上，准备与荫昌率领的陆军在武汉会师。10月18日，清军各舰艇分别抵达汉口下游。水军一到，陆上清将纷纷要求舰艇开炮轰击长江上往来的革命军船队。但是，水军中同情革命的官兵很多，他们故意打歪，让炮弹落水，革命军舰没有一艘被击沉。不久，清朝陆军看出海军的心思，无人再要求他们开炮帮忙。其实，早在一年前，清廷害怕汉人士兵闹革命，很想把海军中的重要位置全替换成满人。可惜，满人中学习海军出身的人罕见，他们只得先把海容、海琛两个大舰上的管带先换人。海容舰的管带（舰长）是喜昌，帮带是满人吉升；海琛舰管带是荣续。九江独立后，清朝海军内的汉人官兵动员起来，齐推汤芗铭（汤化龙的弟弟，萨镇冰的副官），提出起义要求。萨镇冰（1859—1952）不是满人，乃元朝色目人大将萨拉布拉后裔。他船政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是个新派人物。甲午战争中，他在威海卫只率30名水手坚守刘公岛炮台，血战十天，成为英雄。在汉口，萨镇冰见清朝大势已去，对外称不忍见同胞互相残杀，就决定自动下野。他搭商船去上海，把舰队留下。
另外，九江革命党人在革命的准备过程中，从反清革命大计出发，善于联合商界、学界和军界人士一道进行斗争，开创了该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上述革命活动，革命知识分子、商民与新军力量的交融与汇合，为辛亥九江起义的爆发及胜利，作了扎实有效的思想、组织和斗争准备。
三、金鸡坡上炮声隆
金鸡坡位于九江市区的东北郊。传说很久以前，这里曾出现过一只勇斗妖孽、为民除害的金鸡，金鸡坡因此而得名。据《清史稿》第138卷载，江西省炮台分为四路：马当、湖口、金鸡坡和岳师门，而以金鸡坡地势最为重要，兵力也是最多的。马当在彭泽县东南岸，分设5台，置炮5具，炮勇60人；湖口炮台在县城北之东西岸，分设2台，置炮10具，炮勇70人；金鸡坡炮台在九江府10里外东西岸，分设3台，列东西北三面，置炮12具，炮勇200人；岳师门炮台在九江东门外，分上下两台，沿江岸建筑，置炮21具，炮勇70人。
武昌起义之前，驻九江的新军有南京派来的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和南昌派来的第五十五标两个营。江西武备学堂出身、江西新军管带同盟会的李烈钧是江西武宁人，他在第五十三标中有许多同学和同事，利用这种关系，他在外地频频联络策反。同盟会与九江新军密商后，决定在南昌、武昌同时起义。但1911年10月9日，九江同盟会和新军得知同盟会会员孙武在汉口配置炸药不慎爆炸，导致武昌机关被查后，遂不敢轻举妄动，继续等候南昌和武昌起义消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枪响之后，赣地最先得到信息的就是“七省通衢”的九江。林森、吴铁城与当地商绅罗惺予策动当时清军驻九江的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而九江警察所长李先曾早经林森联络成熟，决然倾向革命。这时蒋群又从武昌来到九江，与林森等密商决定，分头策动新军、警察、炮台守军及各进步社会团体，准备响应武昌起义。
10月22日，湖南响应武昌起义，九江新军奔走相告，加紧筹备。23日一大早，九江城内百姓传言“今夜新军将起事”，纷纷拥出城门躲避。10月23日晚10时，马毓宝率领第五十三标新军联合第五十五标一营管带范绍先、二营管带何振远、炮台总台官徐世法等揭起义旗。金鸡坡炮台营先在岳师门外金鸡坡放了号炮三声，城内新军各营闻声举火为号接应，官兵以臂缠白布为记，集中向九江道和九江府两署进攻。接着又是一排枪声划过夜空。九江城内的道署（道台衙门）卫兵知是起义信号，便点火接应，大开城门。此时，在枪声大作中，城内城外革命军个个荷枪实弹，臂上绕着印有“同心协力”字样的白布，攻向道署。九江道台来不及套上鞋袜，就匆忙躲进租界逃命去了。
道署、府署被攻下后，革命军士兵举着火把欲烧毁道府两署，马毓宝闻讯急匆匆赶到，夺了士兵手中的火把，并派人看守。午夜时分，革命军围住了九江府署，九江知府璞良和仆人手持棍棒稍作抵抗后被擒。九江知府璞良有血性，对革命军士兵说：“汝等排满，我为满人，当无生理。我世受君恩，义当死节。”革命军嘉其忠义，本想饶他一命。璞良坚持要殉“大清”，革命军索性成全他，赏他当胸一枪，算是全尸。凌晨1时，提法使张检在惶恐中溜出后门，趁夜爬上屋后的小船从南门湖逃了，其卫队40人全部归顺革命军。唯有驻在火柴厂的新军第五十五标第二营统带惧怕革命，逃得没了影踪。
第二天大早，九江城外秩序较为混乱，三个匪徒趁骚乱冲进大码头的协顺土店，抢了几千铜圆和银元后夺路狂奔，被闻讯追赶的革命军抓获并就地正法。此时，人们才发现，九江城随处可见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文告，并竖起三面起义大旗，城内警察纷纷响应，都在左臂缠上白布。数千年的帝王专制体制在九江灭亡。
九江独立后，革命军将九江道署改为军政分府，众人推马毓宝为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都督。两天后，李烈钧赶到九江，被公举为参谋部长。
此时，清朝政府还没放弃抵抗，受清廷之命的海军提督萨镇冰令海军司令黄钟瑛领3艘巡洋舰、2艘鱼雷艇、8艘炮舰增援武汉清兵。但他听到九江独立，担心燃料和粮草不济，慌忙驶向上海，不料经过九江时，被金鸡坡炮台的大炮一阵狂轰。无奈之下，黄钟瑛命部下打旗语表示合作。马毓宝、李烈钧知道舰上官兵多是福建人，便下令停炮，并派出也是福建人的参谋龚少甫上舰游说，各舰听后表示愿意加入革命军。
在商会摆设的欢迎宴上，黄钟瑛突然放下酒杯拍案而起，令同来的军官立刻回舰准备作战。原来是马毓宝趁海军军官赴宴，偷偷派金鸡坡炮台司令登舰拆了舰上的炮闩。李烈钧见气氛紧张，暗示龚少甫出面打圆场。就在海军怒气稍平时，炮台司令又盛气而来，李烈钧忙笑脸介绍双方，复入座。第二天，李烈钧派人将炮闩送回，海军也送来舰上的几十挺机关枪和步枪，事件平息。就这样，清廷的全部海军在九江参加革命，李烈钧成了海陆军总司令。
四、九江光复 万众欢腾
1911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二），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吴照轩、张鲁玮等联络军、学各界，剪掉了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的辫子，逼其下令全标起义，响应武昌，宣告九江独立。马毓宝为了活命，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要求，命令第五十三标起义，并规定了三条纪律，即“不扰害租界教堂”“不扰害人民”“不加害非敌对满人”等。接着，起义军很快就攻下道府两署，道台保恒、知府璞良闻声匿迹，不知去向。
从当晚9点至12点，起义新军相继攻占了道、署两衙，24日上午8时，起义军进攻坐镇九江的清提法使行辕，其卫队40人归顺新军，城内外的警兵同时响应新军起义。至此，九江道台保恒和九江知府璞良闻声携家眷逃走，其他零散清军，见大势已去，不敢抵抗，都先后加入起义队伍，这样九江起义就兵不血刃取得了胜利。清军在九江的江防、陆防、警界武装相继瓦解，九江城乡全部光复。革命军公举马毓宝为都督。25日，马标统移居道署，称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分军务、政务二部。军务部由马自己负责，政务部公推罗大佺负责。当时军政府官员共80余人。起义清军宣布脱离清政府，并照同盟会会章，升起青天白日旗。不久，九江军政府成立，公推马毓宝为九江都督，蒋群为帮办兼参谋长，林森为民政长。林森因“须主持同盟会方面的工作，没有就事”。不久李烈钧到九江，蒋群慨让参谋长一职给他。据1911年11月18日日本筱本警士向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报告的《九江事情》记载，当时军政府主要成员是：
驻浔军政分府都督：马毓宝
参谋处参谋总长：李烈钧
政事参谋官：蒋群、吴照轩
军事参谋官：潘世远、刘世钧、范增福、何文斌、唐作模、祚祯
宪兵部总部：廖柏琅
执法部部长：张宗林
运送部部长：张荣屿
筹粮局局长：顾英
军机局局长：柳国璋
联队统带：第一联队大队长：范增福（兼）
第二联队大队长：何文斌（兼）
第三联队大队长：李定魁
第四联队大队长：黄焕章
炮台统领：戈克安
水师统领：杨全标
财政局长：陈中瑞
外交官：黎成英、吴铁城、王成、黎宗岳
交涉课一等副官：卓仁机
江西各炮台水陆全军统制：徐世法
九江军政分府成立后，“即于招商局（今港口公寓处）码头竖立中华民国大旗，军学各界以及城中商店均悬挂白旗及欢迎民国之小红旗”。同时，布告民众，通电全国。革命党人将“浔军都督‘马’”的布告遍贴城区内外。布告曰：“大汉光复，万姓欢腾。义旗所指，首在安民。胡虏入关，各处屠城。我军宽大，不乱杀人，倘敢抵抗，有死无生。凡我同胞，戮力同心。解放束缚，再见光明。三呼万岁，革命功成。”
当时武汉的军事很失利，使九江方面也受到了不良的影响。马都督和他部下，有许多人似有悔惧的心理。隔了六七天，李烈钧从安徽太湖来九江。他是云南派来参观秋操的，武汉事起，秋操停止，他才到九江来。蒋群就介绍他见马都督，并且把参谋长让给他。驻浔军政府人员一致认为，南昌是江西的省会，安庆是安徽的省会，都有策动反正的必要，这样才可保九江的安全。否则九江孤悬江表，腹背受敌，恐难持久，所以决定出兵南昌和安庆的计划，由李烈钧和蒋群分别负责办理。后来湖北蒋作宾自武汉来九江，报告那边军情，危在旦夕，希望出师援鄂。那时候李烈钧要赴皖，参谋长一职，就请蒋担任了。所以这一时期，刚刚独立的九江军政府就面临着援皖、援赣、援鄂和统一江西内部等许多事件，在李烈钧、蒋作宾和蒋群三个人共同决策下，逐渐一一付之实行。
九江独立后，可谓是内忧外患。武汉国民军正在失败中，江西内地和扬子江下游都没有发动，九江实力有限，情势很危险，所以对于江防，他们不能不特加重视，上自都督，下到士兵，无不废寝忘食，严为戒备。扼大江中流、居江湖要冲的湖口马当炮台，都派重兵据守，对于截留北军水路接济，和捕捉敌探，发挥着重大作用。本来武汉北军的水路接济，必须经过九江，要制北军死命，必须隔断他们的接济，所以军政府规定每天自下午6时到次晨6时，无论何种船只，不准行驶，偷运的就完全截留。两个月中，所获北军的煤、米、枪、炮、弹药等不少。有一个粮台委员徐某，由下游运来军米一千五百多担，就被全部截获。还有假借外国旗子送军火的船只，因为驻九江的外国领事答应严守中立，也可以搜查扣留，没有阻碍。
至于北军谋探，他们也捕获多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献廷。马是江西的候补道，他在九江独立前，任督修九江营房委员，贪污受贿。光复后，他却假意投诚，到军政府来见马都督。马都督信以为真，委为办理税务。那一天，马献廷正在等候任命书，凑巧李烈钧和蒋群进去，察破他的隐情，驱之不走，李烈钧拔出指挥刀砍去，马受了重伤，蒋群就命卫兵交给军法庭去审问。哪知他罪恶贯盈，当时便在他身上搜出预备给北军的密信，信里写道：“九江民军都是乌合之众，只需少数援军来攻，就可成功”等语。再派人到他寓所搜查，果然搜出名册、枪弹、旗号等，并且已经招了许多人在等候着时机起事，所以当天晚上就把马献廷枪毙了。
五、首义之地 功不可没
首先，九江作为江西的首义之地，推倒了革命在江西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接着，在赣鄱大地上，独立、光复的势头风起云涌。10月25日，九江起义的捷报在南昌传开。《江西民报》大造革命舆论。清朝的江西参议官张季煜、陆军协统吴介璋等已有与民军联合之动机。江西巡抚冯汝骙战守无策，而地方巡警亦已罢岗。市民中亦有人在预制白旗，准备欢迎民军。1911年11月1日，南昌光复；11月3日，萍乡光复；11月4日，鄱阳、瑞州、临江、抚州、上饶等先后光复；11月17日，赣南宁都督分府召开成立大会；11月23日，宜黄、分宜相继光复。总之，九江光复后，省内各地及外省邻近地区尚未独立，因而都以九江为榜样。据《江西通志稿》第三册记载：“九江于九月初二、南昌于初十先后响应独立，全省各属靡然成风，不及一月，全省底定。”
辛亥九江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仅晚湖南、陕西一天响应武昌起义，在关键时刻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直接推动了本省及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
其次，九江光复的重要功绩，还在于直接支援了鄂皖革命斗争。九江独立后，李烈钧由上海到达九江，就任都督府总参谋长，并处决内奸马献廷，撤换金鸡坡炮台司令徐世法，改派戈克安继任。不久，李被举为陆海军总司令，改编两舰队，以黄钟瑛、汤芗铭分别为第一、第二舰队司令。安徽胡万泰来九江，请李出兵援皖，李即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援助安庆起义。同时，李烈钧任参谋长后，立即下令严密控制金鸡坡炮台，封锁长江，拦截上行船只，断绝了汉口清军的水路供应。这样，有力地支援了武昌革命军，使清政府大为震恐。
对于江西九江的光复，武汉军政府也是非常的重视。独立后一个月（11月23日），湖北黎元洪电马毓宝说：“浔江重镇，有我公在，可免他虑，尤为欣慰。”并在同一天决定“筹拨银六万元，官票六万张，明日由许君瑞解来。余款及枪械当竭力设法代办。”第二天再次电马毓宝言：“此次我公被举，不独皖省之幸，鄂中从此无东顾之忧矣。”1912年1月22日，黎元洪为请暂借电话材料以济军用致九江马毓宝电：“现鄂军北伐，第二军已占领黄陂、祁家湾一带，但电话不敷听用，故一切报告诸多阻碍。请贵处暂借多数电话材料，饬工程队运送阳逻，以济第二军之用，是所切祷。”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清政府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海军提督萨镇冰各统陆、海军进攻武汉，大有一举扑灭革命火焰之势。九江光复前，清海军十几艘舰船已陆续开到武汉江面。10月26日，清海军各舰炮击汉口造纸厂革命军阵地，击死500余名革命军官兵，致革命军阵地失守，使革命军颇受威胁。九江光复后，军政分府总参谋长李烈钧亲自指挥金鸡坡炮台封锁江面，使一些驶抵九江的舰船“被创而退，震动了全国，壮大了革命军的声威”，“是九江军政府立下的头一次大功”。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清廷为镇压武昌起义，调集海军第二舰队（计有巡洋舰3艘、炮舰12艘、驱逐舰1艘），由海军总司令官吴应科、海军司令部长黄钟瑛亲自率领，威胁武昌。其中有12艘因米煤盐缺乏，自汉口退至九江，陈中瑞（即陈蔼亭）与林森、吴铁城等登舰劝其合作，并负责筹发薪饷，慷慨陈词，诸舰将卒均被感动，遂加入新军。这样，清廷第二舰队海军全部在九江起义参加革命。11月19日，九江军政分府派遣的战舰及步兵两队抵达武汉下游青山前线，攻击三道桥的清军。击死敌兵约600余人，致清军受创甚巨。11月21日九江军步兵第四营又受命支援武昌，22日在青山一带攻击清军。27日九江援军约3000人抵达武昌参战，解除了武昌之危。当时，九江可谓是武汉地区的水上前哨，也可以说是武汉之屏障。
九江光复，开往上游大部分军舰相率归顺，迄镇江独立，则全部悬挂义旗。海军全属起义军，海军的威胁自然完全排除，清军在武汉又不能制胜。袁世凯无力以图江南，也是其停战议和的重要因素。可见，九江的光复对辛亥首义之地——武昌的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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