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党人蓄势待发
首先是组织动员。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后，曾派黄格鸥、魏会英等人回到江西，筹备建立同盟会江西支部，黄到南昌后，即在赐福巷建立同盟会江西支部机关。当时南昌各阶层人民革命情绪很高，参加同盟会的人很多，组织发展很快。
1904年，在江西大学堂读书的邓文翚与有志之士彭素民、熊公福、蔡复灵、丁立中、周养浩、张维和、张维圣等创易知社于南昌，又立华群社于宜丰，开江西革命风气之先。
1906年江西组织新军，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参加新军活动。这年同盟会在萍乡、醴陵、浏阳等地发动起义。会员邓文翚、蔡锐霆组织了萍乡革命军，参加了这次起义，结果失败了。
1908年，邓文翚带着章太炎、刘光汉的介绍信与彭素民回南昌。当时刘光汉的妻子何殷振负责编《天义报》，鼓吹革命。1909年，刘光汉变节，他的妻子何殷振与端方暗通线索。因江西新成立新军一协，江西武备学堂总教习、测绘学校总办吴介璋任协统，林之夏任第五十四标标统，吴介璋与章太炎原是同志又属同乡。林之夏是福建人，也是章太炎、刘光汉在上海办《苏报》的老友，又兼文字道义之交。第五十四标共有三营：第一营管带董福开，第二营管带李烈钧，第三营管带欧阳武。邓文翚与董福开原是旧识，也是老同志，到了南昌先去看他，问他当地情形及军队内容，各同胞志趣等等。当晚邓文翚与董福开去会林之夏，交上章太炎、刘光汉二人的信，寒暄后他问及东京一班同志近来情况，对于广州事件的失败颇为扼腕。邓极力劝董福开先将共进会江西分会成立起来，然后再由会中组织同志加入军队，再吸纳军队加入革命，一旦有事必然发生伟大作用，董亦深以为然。次日邓即召集同志欧阳豪、蔡森、刘奇、蔡锐霆、蔡伟东、邓九初、熊公福、潘力行、欧阳循、邓守益、姚敏、彭热诚、吴楚藩等数十人成立了江西共进分会。推董为分会会长，即日组织了数十人投考新军，标统管带早已被说通，故均得录取。这样，邓文翚、彭素民来南昌的革命活动颇见成效，为南昌城的光复打下了基础。可以说，南昌光复，在外是受武汉光复的影响，在内还是受军队内共进会暗伏同志的鼓动及其打下的组织基础。
1909年9月底，同盟会又派邓文翚从日本回南昌，组织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以便进一步联络秘密会党和各界人士。首先以革命团体“易知社”的社员为基础，接着又吸收各学校的教职员为会员，南昌义务女校的全体教职员都报名申请入会，当时即以义务女校为临时会址。11月15日晚上召开成立大会，参加的会员二三十人都举手宣誓并歃血为盟，会上推举邓文翚、丁立中（别号笏堂）为正副会长。组织建立后，即向各校及农村进行秘密宣传活动，并与洪江会和青帮等会党联络。同时又分派会员参加新军和投考武备学堂、陆军小学，为掌握军队发动武装起义准备条件。
九江起义后，全省震动，南昌的新军也酝酿响应，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和测量司的学员也跃跃欲试。《江西民报》更将武昌各地起义情形大肆宣传，更加激起了南昌各界人民的革命热情。武昌同盟会、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等派丁立中回南昌，策动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丁到南昌后，即与革命党人秘密联系，进行策划，起草文件，准备起义。九江起义后，准备工作更加紧张进行。同盟会南昌支部于10月28日在新军工兵队召开秘密会议，商讨起义计划，到会的有二十多人，会上决定于30日晚上起义，推定骑兵营排长蔡森为爬城队长，负责挑选精壮士兵组织爬城队，准备越城而入；决定派人与清政府江西巡抚的卫队和警察中的革命党人联系，让他们作为内应，事先控制巡抚衙门和各军装库，城外新军骑兵营随即进城占领军装库等重要军事据点。会后便分头按计划积极进行准备。
面对革命大潮，江西的统治者们也是作垂死挣扎。
江西巡抚冯汝骙，字星岩，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光绪进士。选庶吉士，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后出任四川顺庆、山东青州、直隶大名知府。1905年任湖北盐法道。次年起历任安徽宁池太道、陕西布政使、浙巡抚等。1908年，调补江西巡抚。他自认受清朝恩厚，对清廷一贯奉命如神，被赣民怒骂为“满奴”。
江西巡抚冯汝骙其所属官僚们日夜筹商镇压革命的对策。一面派员率军队去“剿办”宣布独立的九江新军官兵，一面指示上饶防营统领刘懋政率部限期来南昌，以监视城外新军和城内学生的行动。并招募外地籍的新兵100名来扩充巡抚的卫队，加强警卫。冯汝骙准备武装镇压的同时还采取了政治欺骗和经济收买的手法，召集全体驻省的新军官兵于大校场，宣布从农历九月份起，官兵一律发给双饷，企图借此收买人心。
其次是舆论宣传。报刊是引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有力舆论工具。革命派办报的宗旨，就是要利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让人民觉悟进而起来革命。因此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称报刊是“舆论之母”。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他认识到必须革命舆论与武装起义并重，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并重，革命必须舆论先行。而理论宣传是革命舆论成功的关键。
在江西南昌，革命舆论的大肆传播以江西民报社的成立为里程碑。1911年农历九月初九，这是传统的重阳登高佳节，处于风声鹤唳之中的省城官绅富商，谁也没有这样的雅兴，因为就在这天，南昌《江西民报》突然以红字标题登出了震撼人心的社评——《满城风雨近重阳》。社评开头一句“满清政府从此长辞矣”就足以使清廷官吏魂飞魄散。这张报纸的出版，像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全城震动，全省震动，波及全国。
《江西民报》前身的《自治日报》，创刊于1906年。该报以立论纯正而取信于读者，在当时民办报纸中颇有影响，省内外的销路一直很好，1910年9月，中国报界促进会于南京成立时，《自治日报》积极支持，并派出代表参加大会。《自治日报》为邹淑澄出资创办，由姜旭民主持。一日报社接到匿名信一封：
寄语报馆，仔细认真；革命势头，高屋建瓴；奉劝汝报，睁眼看清；投明弃暗，赞成革命；顺水推舟，众志成城；前程远大，前途光明；切莫犹豫，麻木不仁；欺世盗名，炸弹奉赠。知名不具。
原来，这是革命党人定下的一条妙计，革命党人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光复南昌，必须先借舆论之力造成声势，广为宣传，单靠印发几张传单，贴几张标语，虽说能有一些作用，但有它的局限性，如能控制报馆，利用报纸扩大宣传使革命的主张为人民接受，那将再好不过。经革命党人再三考虑，决定派张鲁玮负责，指使革命人接二连三向报馆投去恐吓信，促其倒向革命。邹淑澄天性懦弱，优柔寡断，想革命怕革命不成功，不革命又怕革命党人不放过，左右摇摆不定。革命党人便趁报馆主持姜旭民不在之机，连投匿名信，果然奏效。革命党人员吴宗慈接到了邹淑澄的委托书后，于10月22日赶回南昌，将《自治日报》改为《江西民报》，并任主编。自从由革命党人吴宗慈接办《江西民报》之后，大大加强了革命的舆论宣传。
吴宗慈（1879—1951），字霭林，江西南丰人，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是江西有名的才子。此时，吴宗慈担任省视学（督学）之职，住在南昌仓圣庙育婴会内。他早年投身革命，为谋求江西光复之事，暑假借口到赣北查学，抵浔后暂住庐山南麓归宗寺，暗中与各方联系，九江方面的革命党人徐世法、刘世钧、张鲁玮等人和武汉方面的代表，经常到归宗寺来秘密商谈光复江西大计，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吴宗慈由归宗寺到九江，逗留了五天，与有关人士频繁接触，暗商光复九江计划后，便匆匆回到了南昌，暗地进行光复江西的活动。1912年，作为江西代表之一拜谒孙中山，汇报江西光复情况。1919年出任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兼营书记长；1929年转向实业，充任浙江长兴煤矿、湖北鄂城铁矿、江西乐平锰矿董事会常务理事；1936年应聘于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40年至1949年应约为重修《江西通志》筹备委员会主任、《江西通志》馆馆长兼总纂、江西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1月，受聘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1年11月，吴宗慈因患血管硬化症医治无效去世。
二、兵不血刃 南昌光复
九江是江西的北大门，可谓江西的咽喉，九江独立，南昌的光复也是指日可待。时任江西巡抚的冯汝骙根据九江出现的新情况，定出五条挽救危局的“良策”：第一，由张检再督师九江，查办独立官兵。第二，调上饶巡防营统领刘懋政迅率所部日夜兼程限期赶赴南昌，监视城外新军和城内学生军。第三，软禁对革命有同情之心的混成协协统吴介璋于巡抚衙内。第四，由兵备处张季煜调陆军小学学生出城野操，趁机单率职员卫队赶赴陆军小学收缴子弹。第五，对新军和学生进行安抚。
吴介璋，曾就读于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先到陕西、江苏新军中任职，后入赣任武备学堂总练习，在新军中颇有声望。他在学校时受激进派的思想影响，同情革命。但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他却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很想摆脱清廷统治，实行军事独裁；另一方面，畏首畏尾、优柔寡断，又下不了这个决心。所以，当革命风暴还在南昌城内酝酿时，仍受冯汝骙的摆布，做了些抵制革命的事。当时，冯汝骙把他诱禁到巡抚衙门，逼他出面安抚全城新军。
当晚，全城新军集合于大校场（今八一礼堂所在地），吴介璋受命前来训话说：“各位官兵，目前武昌局势已告紧张，今按抚台之意，南昌城池固守无疑；我省藩库犹存纹银二百余万两，粮盐仓储皆丰富有余。以此应变，三年两载概无忧患，且即日起在省官兵一律发给双饷，以鼓军心”。
而另一股势力江西省咨议局则是摇摆不定。议长是立宪派首领刘凤起，刘凤起是清朝翰林。此人仪表非凡，口齿伶俐，机变绝伦。武昌起义后，他看到革命风潮势不可当，便摇身一变，大叫大嚷革命，他曾劝冯汝骙承认光复，照当都督就是。不想冯汝骙抵死不从，使得二人关系若即若离。
同时，在南昌的革命党也在集中商讨光复大计。自李烈钧代蒋群担任参谋长后，蒋群担任策动省垣独立的责任。当时在南昌和九江之间互通消息的就是时任江西政法学校教员、后任江西军政府交通司司长和九江保商局局长的蔡公时。没有几天，听到那边情势很有希望，蒋群就和刘世钧率领一支部队进省，沿途所经，鄱阳湖和内河水师都来归附。9月11日到了离南昌仅有30里路的王家渡时，据报南昌已于昨晚光复了。
在江西的陆军兵力主要的就是第二十七混成协协统吴介璋所辖步兵两标：第五十三标驻九江，标统是马毓宝。第五十四标标统齐宝善，原来驻在省城，自从“彭克俭事件”（彭克俭为萍乡被捕的人所供出，本来供的是彭素民同志，彭素民在士兵籍内没有查到，就把彭克俭抓去。讯问者是酷吏石守谦，彭克俭被非刑逼供就义）发生后，清廷官吏怀疑这一标不稳，就命第五十四标全部移驻袁州，同时改编巡防营第五十五标，由巡防统领庄守忠任标统，驻在南昌城。武汉起义后，第五十五标一部分开往九江，等到九江独立，有些反正，有些跑散，不能成军。那时在南昌，就只有第二十七混成协的马、工、炮、辎各营队，经蔡公时运动后，官兵都很兴奋。
这时，武昌革命党人丁立中见咨议局的立宪派动摇不定，甚至要与冯汝骙妥协，便立即召开由驻昌军队首领参加的秘密会议，策划光复之计。
丁立中，又名丁笏堂，生于1878年，江西新建县人。1906年，丁立中与他人一道创办《南昌自治日报》，宣传推翻帝制的革命思想。后来他只身赴鄂，在汉口创办《江汉日报》，并参加孙武组织的共进会和日知会，成为湖北革命党人中的中坚分子。共进会、日知会后并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10月，丁立中积极参加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后他潜回南昌，在南昌光复时率一班反清义士冲上钟鼓楼，扯下黄龙旗，表现十分英勇。他崇尚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是与中山先生共过事的两位南昌人之一。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后，他对有人公然背叛中山先生的遗愿，十分气愤。1926年，他因反对蒋介石和掩护革命志士而被捕入狱百日，后经程潜等老友奔走营救，方被释放。但“百日之狱”使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自此，他隐居民间，办煤矿、兴教育、修志书、行善事，拒绝从政二十余年，以示与蒋氏的彻底决裂。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他感到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夙愿得以实现了，决心以实际行动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他应邀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与中共领导干部宋任穷同室办公。1953年，他应江西省党政领导之邀回赣工作，出任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首任副馆长，并当选首届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常委。是年，经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建议和介绍，他加入民革组织。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十年里，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力主重修江西省志，并将毕生所藏碑帖千余种，典籍数千卷，其中诸多善本，悉数捐赠给省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图书馆。1958年1月，丁立中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0岁。
参加会议的军界代表有驻昌陆军第二十七混成协马营管带方先亮，排长蔡森、韦兆熊，司务长沈鹤年，辎重队官宋炳炎，工程队官蔡杰，省城五十五标标统冯嗣鸿等。在会上，大家纷纷谈论当前时局，冯汝骙正调兵遣将，企图阻挠、镇压光复运动。如各地巡防营到达南昌，则起义必然会被扼杀于萌芽之中。因此，大家一致认为，唯有在最短期间内，联合各路同志军，迅速起义，以绝后患。到会者议定当晚12时攻城，并推举方先亮、蔡杰、宋炳炎为司令，蔡森为独立马队指挥，韦兆熊、冯嗣鸿为前卫司令。
起义部队编为光复军，制订军队区分及行军命令。
军队区分：独立马队，指挥蔡森率马兵1队；前卫司令韦兆熊，率登城持梯班1棚、开城作业班1棚、工程队1队（缺2棚）；本队（同行军序列）。
行军命令：清军在抚署、藩署及北营防德胜门方面一带宿营；马、炮、工、辎各营队编成光复军，以歼灭清军为宗旨，进顺化门向敌前进；独立马炮队由金盘路向顺化门搜索前进；前卫即时出发，在顺化门速在城内作业，破坏工事，以便本军冲入城内；其余为本队按马、炮、工、辎队序前进；大行李离本队后1000米跟随行进；余部在本队后头跟进。
方先亮会后即回营，向部下宣布光复命令：“各位官兵，今日大势，唯光复是正。我等向受冯汝骙之欺侮，官兵怨声四起！我方先亮亦同仇敌忾，受光复军之命，我等为先头部队，汇同友军千余人，含工程队、辎重队、马队等一起，于今晚十二时正发兵于本标标房操场，直捣清军抚署德胜门。”众官兵初闻此言，皆失声色，至方先亮言及尚有友军千余人，方觉后劲之大。于是，军中一片沸腾，纷纷响应。官兵们按照起义的要求，皆裁剪各自褥单成三寸白布条，缠于左臂，以为标记，又拆去制服上阶级条别，发誓不再充当清兵，准备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911年10月31日，夜12时，同盟会会员蔡森等率爬城队首先爬上南昌城头，打响了第一枪。接着，抚台卫队和警察打开全部城门，迎接光复军进城，司令方先亮率骑兵营、马队营连长李柏年率部分骑兵，迅速从金盘路标房操场出发，通过顺化门入城，占领军械库，工程营排长蔡杰率工兵队、司令宋炳炎率辎重队，直趋清军北营坊，测量司、测绘学堂、陆军学堂师生联络社会各界组织保安团，配合光复军维护地方秩序，警察用石油纵火焚烧万寿宫、八旗会馆、抚署衙门等，以示光复之威。当时，省城原有清军中路巡防营已改编成第五十五标，在九江被起义军打散，清江西地方当局在南昌所掌握的炮兵营及绿营各营队，均无力抵抗。顷刻间，南昌全城就被光复军控制。革命队伍扯下城头黄龙旗，换上了五族共和旗。
冯汝骙从梦中惊醒，听到满城枪声，知道情况不妙，立即起身，领着家眷、卫队，打通抚署墙垣，穿过对面维新鞋店，躲入旺子巷章姓铺栈之内逃过一劫。
11月1日（农历九月十一日）下午3点，同盟会党人召集各界负责人在合同巷万寿宫省商会开会，决定通电宣言江西独立。九江、南昌光复后，江西军队的主力除五十五标被起义军打散外，第五十三、第五十四标以及省城马、炮队各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都成了革命军。尤其是李烈钧、林森、吴铁城等在九江说服了助战武汉的清海军全部反正，共获得军舰12艘，壮大了革命军的力量，且各府、州、县都在积极准备响应，江西全省归附革命已成定局。接着，萍乡、鄱阳、瑞州、临江等地也陆续光复，吉安、抚州、上饶等地的营防统领也纷纷表示向革命投诚。
三、四易都督——城头频换大王旗
光复后的江西政局很不稳定，在1911年11月1日至1912年2月11日的短短100余天的时间内，就四易都督。
第一任江西都督是军界要员吴介璋。
吴介璋（1875—1926），字德裕，号复初，江苏省无锡市阳山镇新渎村人。1875年12月26日出生。从小聪颖好学，16岁被人聘任塾师。1894年，遂弃文从戎，考入江南陆师学堂，1898年毕业，留校助办教务。后到江西任江西武备学堂总教习及江西陆军测绘学堂总办，为江西训练了一大批新军人才，如李烈钧、熊式辉、刘峙等均出于他的门下。1904年冬，江西武备学堂总教官吴介璋奉北京练兵处令，饬选四人赴日留学，在学生中挑出李烈钧、欧阳武、胡谦和余鹤松。1906年吴升任江西督练公所总办。次年清政府在全国各省筹建新军、统一编号，将驻扎在江西的清军编为暂编二十七混成协，任吴为协统。
1911年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爆发后，江西同盟会积极响应，11月1日成立江西军政府，由于他在江西军界声望较高，被推举为第一任江西都督。负责赣省光复后的军政事宜，裁撤府、道、州等旧建制。然而，吴介璋过于敦厚，不能用铁腕，驾驭不住局面，以致人心浮动，城内形势极为混乱，更不用说九江、萍乡、赣州等地的军分府，不久，驻扎在九江的前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洪门会”会员植党营私，发动内讧，倡言“江苏人不宜为江西都督”，推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取代。吴孤掌难鸣，被迫离开南昌回到常州隐居。吴介璋任江西都督仅12日。
1916年4月孙中山到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吴任军事参赞。1923年，孙中山在上海重新改组国民党党部，成立13人军事委员会，当时这13人中有吴介璋。1926年11月1日吴外出活动，在上海南京路不慎被英美电车公司的汽车撞死，终年51岁，次年被南京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
吴介璋上台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为了使光复运动迅速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确保武昌首义的成功，李烈钧等革命党人在九江独立之后遂带海军主力，东征援皖，北伐救鄂，大大忽略了江西地方政府的组建，让立宪派钻了个空档。辛亥革命在南昌胜利后，1911年11月1日，在立宪派刘凤起的扶助下，把军界实力派人物、新军二十七混成旅协统吴介璋推上了江西第一任都督之位。
刘凤起（1877—1933），字未林，南城县人。少聪慧好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旋赴日本考察法政。归国后，任江西师范学堂监督，兼咨议局议绅、宪政筹备处咨议、教育总会会长。曾励行整治校风，订立规章，并与吴宗慈、易之门等切磋学问，议论时政。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继10月23日九江响应后，参与联络南昌军、学、商各界响应起义。31日南昌光复，组都督府，分置军政、民政两部，被都督府任命为民政部长。就任之后，曾将洪江会会众9000余人分为10队加以整训，编组民团，自任团长，封洪江会首领冯宝林为总队长，分别派往省会附近各县驻守，给以粮饷，既安其身，又孤其势，使全省治安得以稳定。不久，马毓宝继任江西都督，刘凤起告退。马对洪江会驾驭不当，致其越轨行为迭见。后李烈钧接任都督，严加处治，劳师费资方得安稳。时人皆谓，若得凤起始终抚驭之，必不至此。1918年，应李烈钧之请赴粤，在军政上为李做参谋。后因粤桂党派之争激烈，人心涣散，遂返归故里，憩游于泉林山水之间。1922年，携家赴沪，以卖书画自给，不再涉足政界，后病逝于上海。
立宪派头目刘凤起在光复的第二天，便召集咨议局议员开会，并派人寻找冯汝骙，要请他担任都督，治理赣省。刘凤起这样做有一石双鸟之目的：一则可以讨好冯汝骙，二则万一冯汝骙不肯出任，自己就可以走马上任。咨议局议员龚士材、李国珍、陈永想等得知冯汝骙匿身旺子巷，便奉命一起去谒见。龚士材等三人一见冯汝骙，便磕头请安，言明是受省咨议局之命，欲请冯汝骙，即回院出任都督，主持危局。冯汝骙断然拒绝道：“请三位转告凤起及其他议员，使我为都督，无异于毁我名誉与性命，汝骙即万死亦不为。”说罢，也不与三位招呼，便起身踱进室内。龚士材等三位只得悻悻而退。
刘凤起待人走后，即命家人备轿，再往刘懋政的私宅拜访。刘懋政也是省城中一个颇有威望的立宪党人，而且是军界要员。此人原来驻扎上饶，武昌革命后奉冯汝骙之命到南昌保驾，结果“驾”没保成，成了一名热衷筹划新政府的分子。江西光复后，也做起当都督的美梦。不料，刘凤起上午到他家里，说要恭请冯汝骙当都督。刘懋政受过冯抚台的恩惠，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只得附和，心里却不服气：“老朽赘物，何足挂齿！”并建议，既然冯抚台执意不受，都督一职就应该由协统吴介璋出任。因为鄂省有先例，都督以军界要员为宜，民政部长以政界要员为适。此其一。其二，吴介璋品行忠厚，爱兵如子，思贤若渴，在界军有声有威。由此可见，由吴介璋主持大计，江西政局定然安定。
南昌光复，冯汝骙出逃，算是解除了对混成协协统吴介璋的软禁。当天上午，刘懋政来找吴介璋，说要请他出任都督。吴介璋不禁大震，连手脚都哆嗦起来。被刘纠缠不过，他只得敷衍几句：“刘兄过奖，请容我三思。”
吴介璋虽对江西光复感到欢欣，但愧于自己未能出力，故而避于住处，不愿露面。所以，刘凤起在开会之前，就派人到其住处强行邀请。会场掌声正响，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簇拥着吴介璋走进大厅。于是，会场上掌声更响，刘凤起将吴介璋迎上主席台，并向全场宣告：“这就是军政府都督吴介璋。”会场内立刻响起“都督万岁”的呼声。吴介璋见生米煮成熟饭，只得点头默认。
清末原拟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的新军，一镇（相当于现在的师）辖二协（旅），一协辖二标（团），标下为营。辛亥革命前，江西新军只有混成协，番号是第二十七混成协，协统为吴介璋，手下步兵二标，五十三标及五十四标，此外有马、炮、辎各营队。五十三标统马毓宝驻九江，五十四标统本来是齐宝善，驻南昌。
后来，根据鄂省军政府组织之先例及与咨议局商定之意见，吴都督决定军政府各部人选如下：
民政部部长：刘凤起
司令部司令：方先亮
财政部部长：雷 恒
文事部部长：李瑞清
参谋厅厅长：夏之麒
军务厅厅长：朱寿同
总务厅厅长：王禄之
秘 书 长：吴宗慈
吴介璋宣布组阁名单后，就有人指责他新旧不分，“任用非人”。而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却没有多少。此外，江西省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局面在吴介璋为都督之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据1911年江西地方当局的预算，1911年江西地方财政亏空达600余万两，1912年亏空数字增加到800余万两。另外，还积欠甘肃边防薪饷13万两。清查官银号、银库等，各地仅存银21万两。社会上更是民生凋敝，南昌各教的施舍处，整天排队成龙，供不应求。按照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必须致力于社会经济改革，而对此，檄文中竟只字未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提出要进行“政治革命”，以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檄文却一味强调扩军，对封建政体一点也不敢触犯，赋税照旧征收，地方行政照旧运转。被地方封建统治者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还是犯人，唯一不同的是“民国”的名字取代了“大清宣统”的称呼。人们对这样的新都督感到失望，从此，民众中的欢乐声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责骂、诅咒。因之，民众失望地指责吴介璋庸懦无能。
不久，吴就收到匿名信一封：
介璋君：
当国家危难之际，你匿身深院，于革命未尝有举手之劳。然而江西光复，吴君窥都督职，四处串亲访友，贿赂立宪议员及军政各界。现任职以来，任用非人，办事庸懦，且扩军购械，置民生与社会改革于不顾，日唯以苟且偷生为事，百姓怨声载道，民国名存实亡。望吴君铁血从事，急流勇退，否则，别怪赣民无情！
赣省数民众顿首
11月12日，吴介璋辞去都督职，可谓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仅在江西都督任上12天就下台了。
第二任江西都督是以“孙汶”印章而上台的彭程万。
彭程万，字凌霄，江西省贵溪人，农家子，幼好学，20岁中秀才，入江西武备学堂。后赴日本振武学堂，再进日本陆地测量部修技所深造。其间入同盟会。回国后任江西测量局三角科科长，兼职于陆军测绘学堂。辛亥，率测绘学堂与陆军小学学生于南昌响应革命。吴介璋去职后，即都督位。旋又为九江入卫之马毓宝所排挤，去职。民元后，任江西民政长，铁路总监。讨袁役起，任前敌总指挥。事败，转投广州国民政府，历任多职，参与北伐，抗日多役。晚年于故乡养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江西省人大特邀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等职。1978年卒，年98岁。
1911年11月13日，彭程万在军政府召开盛大会议，发布就职布告：
江西全省都督，业由海外商学各界开会，公举广信府贵溪县留日学生彭程万接任。现奉孙大总统派遣代表，赍送授官令来省布告，旋经前都督吴召集军政各界，在都督府开会，应当辞职。所有都督府印信、令箭，遵孙大总统命令，概交全省都督彭程万接管。即于二十二日（阳历11月12日）到任视事，合亟示谕，此布。
1911年的一天，江西民政长刘凤起在军政府大厅召开会议，邹思灏上台后大声发言：“本人是黄克强（黄兴）先生的特使。江西光复前夕，我在武昌曾谒见黄先生，谈到江西光夏后都督人选时，他提出应由留学生彭程万担任，当即发给了印信，嘱我带回江西。呶，这就是委任状，二面有孙中山、黄兴印。请诸位过目。”说罢，将委任状交给台上几位要员传阅。果然，委任状上有第七号海外公举贵溪留学毕业生彭程万为赣省都督字样，并盖有中华民国大总统印。
尽管这“委任状”是邹思灏伪造的，但孙中山、黄兴这俩名字太崇高了，所以当时的确没有人敢怀疑它的真实性。邹接着就说：“革命由孙、黄发起，他们能指定江西都督，实我赣民之大幸。如果大家没有意见，都督一事就这样定了。”
“哗！”全场中响起掌声，彭程万被众人簇拥着上了台。
彭程万来开会只是敷衍一下，众人将他推上主席台，他还莫名其妙。隔了好一会儿，才向邹要过“委任状”看了又看，见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广信府贵溪县留日学士彭程万”，只得喃喃地说：“程万不才，况且无准备，都督一职实在重要，请诸位……”没等彭程万说完，全场又响起掌声。一些代表更信以为真，纷纷上台，劝彭程万以大局为重，接受任命，出来维持局面。
摆在彭程万面前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军政府与在光复中有一定功劳的会党的关系。南昌光复之初，是非常混乱的，这种局面的出现，会党与革命军本身均有责任。江西最具势力的会党是洪江会，其组织原始目的是“反清复明”，不幸到了后来已沦为鸡鸣狗盗之流。南昌光复后开狱释囚，许多洪江会党徒也放出来。有人对他们说：“你们是反清复明的，对革命是有功的。”于是纵容他们横行不法。会党陈细鬼组织军队，自任师长（这时名号本来很滥）。最糟的是有一些文人以加入洪江会为荣，他们出来背大刀，打英雄结，行“同心协力”的礼，专事鱼肉平民，并且骚扰到武备学堂（吴介璋为监督）。至于名号的混乱实在起于革命军，方先亮本来是营长，起义时爬过南昌城立刻做了师长，副师长李柏年（九江人，入鄱阳籍）做军务部次长，许多人升了官。有些没升的到都督府向当时都督吴介璋索要，已升官的到都督府为自己亲属讨官做，不是要县官，就是要税吏，吴介璋实在穷于应付，而最好笑的是留日学生也借口“我是孙文派来的”、“我是同盟会会员”向都督要差事。终于到了9月22日，一纸文书逼吴介璋下台，继任都督的彭程万同样面临着这一难题。
彭程万本为江西武备学堂送日本学测绘的，回国后在南昌管理测绘学校毕业学生，住在陆军小学的旁边、一个月拿40两饷银，平常看见他穿着蓝布长衫进进出出，没交过什么朋友。9月22日平步青云，竟做了江西都督，大出人意料之外，而这幕笑剧的幕后导演者是邹思灏。
邹思灏，江西安仁（现余江）人，与彭程万出生地贵溪是邻县。此人短小精悍，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本在武备学堂念书，因故被吴介璋开除，因此很恨吴介璋。邹思灏被开除后到马队去，后来做到马队排长。南昌光复后，许多马队同僚都升了官，唯独他没弄到什么，他虽向吴介璋有所要求，但因吴对他印象不好，没答应，使他更有怨恨。他本来是洪江会会员，又认识一些从日本回来的留日学生，听过一些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故事，灵机一动便刻了个“孙汶章”，写了一张派令：“派彭程万为江西大都督。”盖上图章，这图章的“汶”字与清廷通缉文书故意在“文”旁加上三点水一样。吴介璋一看这一纸派令，竟让出都督由彭程万接充，可能他也感到难于应付此局面。
彭程万资望难以比得上吴介璋，能力又平庸，他更不能应付这个局面。洪江会更是肆无忌惮，飞扬跋扈，留日学生仍然索要不已，有的把手枪往彭程万桌上一放，要他委个官做，彭实在一筹莫展。有一次，彭程万站在派遣北伐军的仪式台上演讲，竟然话也讲不出来，两手直发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与此同时，军事学员的内部争斗也让彭程万焦头烂额。革命后，南昌的两所军事学校——陆军小学与测绘学堂合并为“陆军速成学堂”，修业6个月即可毕业。这时陆军小学有四、五两期，测绘学堂有三、四两期，合起来有100多人。不到一个月就发生问题了。陆军小学学生待遇原比测绘学堂高，合并后测绘学堂有些学生待遇比照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发给，有部分同学不屑与测绘学生为伍，同时认为国家正需用钱，为何要求加这么多钱，故表反对。结果双方打起架来，20多个学生（亦有测绘学生）因此愤而离开南昌到九江去，当时觉得在九江有战事，到九江可以为革命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彭程万是疲于奔命，上台仅仅9天，11月21日（农历十月初一）便通电去职了，由九江都督府都督马毓宝代之。
第三任江西都督是首义功臣马毓宝。
马毓宝（1864—1933），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字孝先，安徽人。毕业于北洋陆军大学。历任陆军第三十五标标统、九江都督、江西都督、北京政府大总统顾问等职。1922年9月被北京政府授宝威将军。1932年7月18日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1933年2月1日逝世。
时隔彭程万去职一个月余，1911年12月23日，江西首义之地九江都督马毓宝在省城南昌宣誓就职，改组军政府，由贺赞元任民政长，开诚布公。公布了军政府的七条施政纲领，以示赏罚分明、公正廉明。
第一，民国军之宗旨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
第二，既称义师，对于汉族无论何界人等，均宜相亲相爱，尊尚人道，不准妄行杀戮，自相残害同室，操戈贻误外人。
第三，官兵对于商民保护之责，商民对于官兵亦当格外优待，凡筹饷纳粮各事，虽匹夫匹妇与有责焉。
第四，用人行政悉秉大公，不得稍有偏私之见，只知为事择人，不得为人抒事，聪明人有济于事，不可以事济人。若抱金钱禄位思想，则大失创立民国之本旨。
第五，政体虽尚共和，而事权究宜统一。从前汉人之所以受满奴之压制者，以其无公道心也。果使事事洽诸舆论，总专制无妨。
第六，赏罚严明，不可稍涉，绚纵譬之有人罪当杀，必国人皆白可杀，然后杀之，此为公法。所杀非个人所杀，若因此而挟嫌怨于个人，则断断不可。
第七，从前有嫌怨者，虽彼此化除净尽，去其机心，敦崇厚道。“公正勇廉”四字，敢与诸公共勉之。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1月，在马毓宝任都督期间，政事部召集省议员，通过了《江西暂行地方官制草案》，将知府改为府知事，知县改为县知事。
1912年2月24日，马毓宝颁布了《江西临时约法》。约法虽然是江西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民主意义的地方法规文件，它规定了人民具有出版、结社、信教、迁徙、财产、营业、人身自由等权利；但同时又规定都督有总揽司法、政务和统帅海、陆军之大权，都督可以否认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法规，非常时期还可以公布代替法律的命令。按照约法的规定，议会只是一个咨询评议组织，而不是最高权力机构，由马毓宝直接操纵的政务会议才是都督府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样，就使得马毓宝的专断统治合法化。
但最终有两件事让马毓宝不得不下台。
一是以公债名义大量敛财。马毓宝以军政府名义，在省城大街小巷遍贴告示，谓“为缓和军政府财政困难，决定创办公债局，委二标标统方先亮董理其事，民团副团长董炎协助之。即日起，将查实在省富有之家财产，然后按比例，量力购买。”不几天，已销售公债10万余元，但马并不满足于此，他想的是认购100万元，致使大小商人都纷纷怨言，激起了公愤。
二是对会党、民团的处置不当。马毓宝应该明白其上任都督彭程万就是基于这种原因下台的。所以，马毓宝把他们正式编成民团。他们虽然抢了翠花街九华银楼、总镇坡官银一号、洗马池万福广福店、书院街吴姓私宅等，但民政部部长刘凤起对洪江会尤为宽厚，他又兼民团座办，实际上已成为“大龙头”，动洪江会就等于动刘凤起，所以觉得万分难办。但是马还以南北议和的借口裁汰民团，选拔壮者入正规军，弱者发双饷，遣回故里。但是选入正规军后，会党军、民团军经常聚众闹事。省城商界、学界在南昌大街小巷遍贴标语，广散传单，谓马毓宝怂恿军人骄纵豪奢，干预政务，掠夺民财，迁就洪江会党闹事。赣省人民生灵涂炭，社会治安已到了不可收拾之地步，激发民众对马毓宝的恶感。
由省临时议会向南京临时政府控告马毓宝的罪状，并派代表到南京向孙中山大总统请愿，要求撤掉马毓宝的职，改换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孙大总统初以马光复九江有功，不愿更换，后来鉴于控告文电如雪片飞来，民愤太大，于是免去了在江西都督任上2个多月的马毓宝的都督之职，任命李烈钧为江西都督。2月11日，马毓宝辞职。此后，江西的政局进入了一段较为稳定、清明之期。
江西省暂行地方官制草案
赣省自光复以来，地方官制久未规定，以致未能统一，现经省政事部编制处编订暂行地方官制草案十九条及暂行地方官俸给章程十五条，于元月三日邀集参议员暨各局长科长会议公决，呈请都督核准，兹将草案及章程录下：
第一条 各府设府知事一员，各县设县知事一员，均由省政事部选定呈请都督委任，各首县均裁，即以首县原有之辖境为各府区域，宁都州改州为府，余各厅州一律改县以归划一。
第二条 府知事直接于省各部承其指挥处理，本府直辖地方事务兼有监督所属各县之权。
第三条 县知事直接于省各部承其指挥处理，本县一切事务受府知事之监督。
第四条 各府县设立佐治员如左：
一、民事课掌自治、礼制、营缮、禁烟、民团等事宜。
二、学务课掌教育行政事宜。
三、警备课掌巡警、户籍、卫生、消防等事宜。
四、实业课掌农工商及交通事宜。
五、财政课掌田赋、捐税、会计、出纳、清理官业公产公款预算报告及募集公债等事宜。
第五条 各课佐治人员除司法人员由司法局委用外，其余由府县知事委用本地方合格公正绅士，呈报省政事部，如本地无合格绅士，由府县知事呈请政事部委用。
第六条 府县知事得自辟文牍、庶务、会计、收发等员至多不得过六人。
第七条 各府县原有之书吏由知事考选，择优充当录事，至多不得过三十人。
第八条 府县知事得自用护兵，以十名为限，所有原有之差役及内外亲兵等名目一律裁撤。
第九条 民事、学务、实业、财政各课设课长一员，课员一员，如有事务较繁之府县，由知事酌量情形禀准政事部增置课员。
第十条 警备课设警备长一员，处理城乡内外警察事宜。
第十一条 府县知事于统辖境内有执行法律、发布命令、召集府县议会及解散停止之权。
第十二条 征收田赋、捐税由本地绅士设经征局，照经征局章程办理。
第十三条 巡警应补助司法课，逮捕被告人等其未设警察之处应用民团协助逮捕。
第十四条 府县知事遇有紧急事得请求省军政府派遣兵队弹压镇慑，并准其一面会商就近军队长官派兵弹压。
第十五条 府县知事呈报省各部公文用呈，但县知事呈报省各部公文须另备一份呈报府知事。
第十六条 府知事对于县知事所发公文行，知县知事对于府知事所发公文用呈。
第十七条 府县内部各课办事细则由各府县自定。
第十八条 府县知事暨佐治员俸给川资按照地方官俸给公费章程发给。
第十九条 本官制俟本省临时议会成立时应行交议。
江西暂行地方官俸给及公费章程
第一条 府县知事俸给如左：府知事月俸百五十元；县知事月俸百元。
第二条 课长月俸二十四元；课员月俸十六元；司法课长月俸三十元；司法课员月俸二十元。
第三条 以上所列官俸均自到任日起按月计算。
第四条 府县知事自辟文牍、庶务、会计、收发等员，月俸照课员一律。
第五条 府县内部各课分课录事，每人月薪六元或四元。
第六条 府县知事自用护兵，每名月俸四元。
第七条 府县因公费用及纸笔墨、邮局电报等费得由公费开支，按月核实报销。
第八条 所有一切官俸及公费，均由本地丁漕及各项杂税开支按季开单报销。
第九条 府县知事暨司法员赴任川资按每百里给洋十元计算，南昌府知事不给川资。
第十条 府县知事如有特别情事须用公费时，得由知事禀准省政事部，开支每月核实报销。
第十一条 一切官俸及公费均以通行大银元计算，所有平色各目一律删去。
第十二条 府县知事暨佐治员等不得私受民间贿赂，一经查得确据，即由政事部撤差按法惩治。
第十三条 府县所用文牍、庶务、会计、收发各员与录事、护兵等不得遇事需索规费。
第十四条 府县知事下乡办理公事不得需索夫马费。
第十五条 司法课检察官检察吏下乡相验费由府县会同地方绅士订定之。
资料来源：吴宗慈：《江西通志稿》第三册，江西省博物馆整理组，1985年12月整理
四、烈钧督赣——赣地“大噪于全国”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陆军，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管带，后到云南昆明任陆军小学堂总办等职，在学堂和军民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1911年北上参观永平秋操，时值武昌起义爆发，遂转赴九江，被推为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民国初年被江西省议会推选为江西都督。后历经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始终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历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广东军政府北伐军大本营参谋部长、滇黔联军总指挥等职。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常务委员。1928年以后，李烈钧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长期在上海养病，没有担负实际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主张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对内实行民主，一再致电蒋介石，主张改良政治，尊重言论自由，谓“为今之计，诚宜迅颁罪己之文，广开言路，凡昔党内外所建议其有裨于救国者，迅采行之”。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李烈钧在提案上签了名。“七七”事变后李烈钧移居昆明，后迁重庆，一直患病休养。1946年2月20日在重庆病故。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任命当时在武汉的北伐军第二军军长李烈钧为江西都督。2月中旬，李烈钧由湖北启程回赣，黎元洪派“楚豫舰队”护送至九江。旋赴南昌，过樵舍时，内河水师发炮射击，李命令舰队排炮示威。抵昌后备受欢迎。次日，李烈钧命令楚豫舰队身穿海军大礼服，乘马先行，李率卫队殿后，进驻南昌城。之后，召集各界开会商谈。3月19日，李烈钧正式就职，年仅29岁。
李烈钧是九江光复的策动者，曾任九江军政分府参谋长，以支援安徽光复，带兵出省，安庆军民推李为安徽省都督。安徽光复后，他带领一部海陆军转入武汉，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率部抗击清军。1912年夏，李烈钧奉孙大总统之命，取得黎元洪的同意，率领海陆军一部回江西接任了江西都督。经过一年多的整理，社会秩序渐趋安定。李对孙中山先生拥护极力，深为袁世凯所忌。汪瑞闿原是李烈钧在武备学堂时的老师，李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也是汪为他介绍工作的。可是当袁世凯利用汪到江西攫取政权，任汪为江西民政长时，李却不顾情谊，坚决予以拒绝。袁以对李威胁利诱均无所施其技，乃于1913年6月9日下令撤李都督职，不久，又撤了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开会，李烈钧也赴沪参加。当时会上一致通过开展反袁斗争，但当孙中山先生征询谁来领导首先发难时，全场鸦雀无声，结果还是已经丢掉了都督职位的李烈钧出来表示担任这一工作，会议才完满结束。散会出来时，与会各省都督跟在李烈钧后面，口里连说：“只有协和先生，只有协和先生！”
李烈钧在江西都督任上仅一年零三个月（1912年3月19日—1913年6月10日），就使江西一跃成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地方政权的一个楷模。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招贤纳士，整顿教育。李烈钧对各界人士开诚布公，并对如何解决两大社会顽症（政务废弛与省库空虚）谈了自己的打算。经与临时议会刘景烈议长和宋德育副议长商量，今后要稳定政局，首先是用人。具体说，有五种资格的人都督府可考虑任用：在外国法政大学或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者；在本国法政学习三年以上有文凭者；曾任地方长官政声卓著者；曾在地方办理公益确有成效者；现任佐治人员在职三年以上者。此外，都督府遂将分科设顾问官一、二员，招贤纳良，帮助都督府做好工作。并招考100余人出国留学，培养新型人才。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李烈钧大量使用本土籍的多方人才。厅、处组织及人选，多取决于党部会议，李虽有自决之权，然而从没有专断独行。其时省政组织统于军政，罗致人才，分任各司、厅、处长。除了表中所列之外，还有审计处高巨瑗，参谋处何文斌，警察总监吴照轩，高等审判厅漆磺，高等检察厅潘学海，两淮盐运使黄缉熙（以禀贡生毕业于武备学堂，博览群书，精通六艺，渊博多才，人颇敬之），总务厅长王良箴，高等顾问官陈戎生、陈德生（人称“二陈”）。
同时，李烈钧使用人才也从来不局限于本党、本省。如同盟会支部部长贺国昌，学问道德向来为世人所钦佩，李得其协助一切，进行更为顺利。省议会会长刘景烈亦属日本留学归国者，虽非同盟会会员，而一切主张与都督府同人相近。李烈钧为政不分省界，所以外省人士听到江西政局稳固，求贤若渴，可以有所作为，都纷纷来到江西寻职，李都督设立了礼贤馆招揽他们。结果是内外人才汇集，于是很多较为难办之事都能努力做到。在招揽人才的同时，李烈钧还在军政府内部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1912年3月，李烈钧由皖率兵回赣，继任为江西都督，组成新都督府，并对军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组。军政府内分设内政司、司法司、教育司、军政司、财政司、流通司、参谋处、审计处、警察厅、高等审判厅、高等检察厅、总务厅、高等顾问处等机构，裁撤冗员，精简政务，颇有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之势。
发展教育是李烈钧的另一重大举措。李烈钧认为，要使社会长治久安，生产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要对人民加强心理建设，灌输民主思想和培养有文化的建设人才，这就需要发展教育。早在1914年初，李烈钧在巴黎与法国某报记者法善那的谈话中便说：“余辈目前所视为最重要者乃教育改革问题，财政改革问题、实业改革问题也。”李烈钧把教育改革放在首位，充分说明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1916年3月，李烈钧在答蒙自十三属联合中学欢迎词中，阐明了中国时局与教育的关系，“譬吾观现势，以时局言，则讨贼之事急，以根本言，则兴学之事重。”这是李烈钧对教育的认识。那么，他又是如何抓教育，培养人才的呢？
“协和先生对培育人才的努力是他一生始终不懈的志趣”，这是台湾国民党元老、原国大代表黄季陆先生对李烈钧育才的评价。1912年李烈钧在担任江西都督期间所做的工作更是如此。他为江西办了很多实事，其中教育方面，他着重抓了办学和选派留学生两件事。江西省光复之初，财政经济异常困难，但李烈钧仍在全省各县普及中小学教育，1912年7月，通令全省，以每个县附加税年收入10000串计算，拨3000串办理地方自治，其余7000串划归教育经费，用1000串津贴府立中学外，剩下的6000串，全部用来资助各县的初等小学，每个县约分10个区，每区可得600串，办一所初等小学需费100串，这样每区就可办初等小学6所，他指出这是为了提倡和普及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并下令规定如有地方官绅贪污办学款项，一定严惩不贷。他在南昌及全省兴办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学校，仅南昌的女子学校就有女子公学、义务女校、女子师范，陶英女校等等。他还面向世界，首次派遣官费留学生100多名赴欧美日本各国留学。现在看来，派留学生出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军备紧急、财力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远见和魄力的人是不可能作出如此措施的。
1912年9月上旬，江西都督府为了造就人才，招考辛亥革命后江西的第一批留学生。经过严格考试公布首届留学生名单：留日的有：范致远、刘发英、祝与众、梅光瑞、刘仁燮、程时介、潘经、雷宣、陈振、宗仁瑾、张嘉禾、欧阳棠。留欧的有：胡先骕、熊遂、黄锐、谢春康、卢其骏、熊正琚、肖纯棉、熊正琬。正是由于李烈钧舍得花“血本”，才造就了像陈寅恪、胡先骕、徐宝璜、欧阳淋，谢春康，饶毓泰、梁仁杰，吴照轩等一大批在学术各方面有很高造诣的人才。
二是肃清匪患，严肃军纪。客观地说，会党于革命是有功劳的。但是当年的功劳被他们的记忆无限放大，以致居功自傲，“老子天下第一”，“天下应当有我的一份”。这极大地影响了其所作所为，对社会造成了的巨大危害，也使会党自己处于相当不利的处境。
江西省自光复以来，匪风盛行，时人云：“故欲治赣，必先清匪。”以前三任都督的下台应该说都与匪乱有关。李烈钧主政江西之时，也面临着整顿秩序、恢复治安、裁遣军队的严峻任务。如江西洪江会擅自课税，驱逐警察，召集党徒，办理保安团，以致会匪一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动员会党、民团，策反旧式军队，招募城市游民，使江西的军队大大扩张了。而且这些军队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政治素质都很差，战争结束以后，不得不面临裁遣的严峻形势。但是，省财政困难，在裁遣的过程中，一些军队因缺饷而兵变，而一些军队则直接流变成为土匪。同时，革命激发了游民暴动，革命停止以后，执政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反过来镇压游民暴动。黄兴在南京镇压兵变，李烈钧在江西也镇压了兵变。李烈钧报告江西形势的严峻状况时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洪江，即会党组织洪江会，他们乘革命之际，入城抢掠。
武汉危急，要求各省派兵援助，李烈钧亲率极少的部队前赴武昌。就在武昌领到3挺机关枪，其中有1挺是失效没用的，但都派上大用场，他用以组织机关枪营。照理，机关枪连要6挺机关枪，四个连共要24挺才成一营，他只用2挺可用的和1挺失效的机关枪便组成机关枪营，把架子弄得很大以壮声势。后来他被推为江西都督，就利用这机关枪营来整饬秩序。
李烈钧回江西后，发现军长、师长太多，洪江会猖獗，他不动声色，先发布大阅兵的命令，在南昌琉璃门外第五十四标驻屯地举行大阅兵。在阅兵仪式结束时，先找几个劣迹昭彰的洪江会党首出来，当众审判，并即宣布死刑，用机关枪执行，一连五响，当时谁也没看过这种厉害的武器，简直吓死了，尤其洪江会，从此敛迹销声。而李烈钧以后就带一挺机关枪出来解散私自成立的军队，都督府前放一挺可用的和一挺无用的机关枪警戒。经过一番努力后，洪江会被解散，秩序安定下来，做得很有成绩。有人形容辛亥革命前后的南昌情况时说“一个印章可以做都督”，这是指彭程万；又说“一挺机枪可以做都督”，这是说李烈钧。虽是有些夸张，却多少有一点事实根据。
面对境内会匪一家、无兵不匪、会党横行、百姓恐慌的局面，为了恢复秩序，李烈钧对待会党也可谓是“先礼后兵”。
1912年5月，江西都督李烈钧严正声明：
照得为政，首在安民示内，端先除暴。乃者朱逆（会党头目朱汉涛）为殃，已经枪毙，余贼谋乱，尚在严拿。凡所以破坏治安，扰乱秩序者，无不立于重罚。治乱国用重典，实本都督辟以止辟的苦心，非故为激烈，以骇人听闻也。省会现虽稍静，而各府县之劫抢掠夺，时有所闻，究其祸根，皆洪江会、三点会、自强会、联合会、哥老会诸会匪之私集党徒，扰害治安所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各谋生业，共进文明。况洪江、三点诸匪，其宗旨在于敛钱，其结果足以乱国。近者孙大总统命令，除有政党之性质者，可自由集合外，其余各会党一律解散。三点、洪江诸名已无存在之资格。本都督视事已来，解散会党之布告，何止三令五申，诚如言之敦敦，彼乃听之藐藐。近日抢劫掠夺之案，无不有洪江等匪混迹其中。风闻吉安、赣州、南安等处，前有私开山堂、饮血斩香等事；近则愈变愈奇，以收录门徒为名，每人束惰洋边数十元，数百元，以至千元不等，拜门者既费去多金，势必取偿于乡里，肆行无忌，劫掠讹索，聚赌抽头，种种不法，无所不为，言之实堪痛恨，若不认真剿办，何以安地方而维持秩序。”可是，提醒也罢，警告也好，会党依旧如故，权当过耳之见。
——《江西民报》1912年5月24、26日
最终李烈钧采用了“乱世用重典”的方式，果断地镇压了会党的动乱。也就是说，治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用严酷的刑法。正如1913年1月，李烈钧在其《致北京各团体述赣事真相函》中所言：“不得已，严率所部，诛其枭桀，汰其残夷，抚其老弱，刑乱用重，势所不免。”当时匪首皆已潜逃，但人民对社会秩序和匪乱的局面控告案堆积如山，于是李烈钧派人赴各要地察探，当得知匪首龙正文、陈细鬼潜伏在湖北后，就赶紧派副官长张千浔拜会黎元洪，并侦知陈等所在。后就请黎都督下令军警一同会拿，匪首乃获，解回南昌后被处决，人民欢欣鼓舞。再如当时要匪彭木香也是在逃，李烈钧乃通令省内各机关严密缉拿。不久就在河口捕获解省，讯明得实斩之。同时为了安抚民心，又授意总务厅长王良箴安抚好他们的家属。扰民最厉害的也就是这几股势力，李烈钧采取了“杀猴给鸡看”的办法，接下来的事情可谓是迎刃而解。正如李自己所言：“余以‘歼厥渠魁，胁从罔冶’之法处之，余匪敛迹，赣境始安。此到赣所办第一大事也。”
此外，李烈钧注意重新组建军队。李烈钧毕竟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一方面裁遣军队，而另一方面又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裁军的同时，李烈钧着手重建赣军。他不顾袁世凯额定赣军为一师一旅的命令，将通过汰弱留强而保留下来的军队编成四个旅。南京留守府裁撤后，李烈钧又通过黄兴将原南京总统府卫队林虎团调到江西并扩编为旅，使赣军拥有五个旅。为防止袁世凯插手，李烈钧又自行任命俞应麓（后改为欧阳武）为第一师师长，刘世钧为第二师师长，各旅、团长也大部分由江西革命党中坚分子担任，从而保证李烈钧对江西军队的指挥权。为加强军队战斗力，他用裁军节省下的经费在上海购枪7000枝，子弹300万发装备部队。他还接收陆军速成学校、开办讲武堂，以培养军事人才。在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李烈钧还多少注意到了向士兵灌输共和思想的必要性。1912年10月，他利用孙中山来赣之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教育部队要成为巩固共和的长城。
军民分治是袁世凯企图向南方革命党人统治地区进行渗透的手段。因此，遭到了同盟会都督的抵制。袁世凯使用强硬手段，企图迫使李烈钧接受军民分治，李进行了顽强抵抗，不惜在九江地区与袁进行武装对峙，几乎酿成战争。最后，欺软怕硬的袁世凯，不得不作了妥协。李烈钧为革命党人赢得了民初政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通过对赣军的整顿、建设，特别是与袁世凯这次“军民分治”的阴谋正面争锋，江西成为南方国民党实力最强的省份，为“二次革命”在江西的爆发奠定了一定的军事基础。
李烈钧督赣后，虽一度对袁世凯要求各省军队“核实简练”“大加裁减”命令的实质认识不清，对江西原有的军队进行了撤遣和整编，使光复以来的17标（约4个师）锐减为2师1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赣军的实力。但是，李烈钧在撤减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补救，并非盲目服从袁世凯政府的裁军令。其详细的征兵令可见其提升兵源质量的意旨。
李烈钧征兵令
1912年11月22日
民国成立，政趋共和，凡属国民各有应得之权利，即各负当兵之义务。满清末叶，兵备废弛，兵制窳败，其弊实在执守佣兵旧习，以致良莠麂集，图饱暖乃其目的，安懒惰，习与性成，故国家势力，一厥不可复振。本省光复后，各处招兵，更为糅杂，业经几次设法遣散，分送归农。现在妥议编制，拟即分区征集，合亟出示布告。为此，示仰各该县人民一体知悉：尔等须知，此次征兵系国民应尽之义务。况一经入伍，其品位之高，名誉之隆，实非寻常可比。将来教训练习，得成劲旅，扩张国权，保护国势，胥于是乎依赖。且应征壮丁，亦只三年服役，及期即予更代，既无久戍之劳，又有从军之乐。出则入伍，退则归田，人人知兵，声威日壮。自示之后，倘属年力富强，具有应征资格者，当由该乡绅董、族长，多方劝导，出具保结，先行赴县报名。俟征兵官到日，即照章前赴分支各局投到，以候甄别，分别入营。以土著之人民，保卫地方，利赖无穷，裨益不浅。想我爱国人民，必当投袂而起，挟策而来也。倘有不肖棍徒，造谣生事，希图扰乱要政，即由该地方官长严拿重办。其各知照毋违。
另外，他还通过以下四方面保证军队的数量与质量。一是不顾陆军部要求江西只能缩编为1师1旅的方案，多保留了1师兵额；二是为了提高军队素质，实行公开征兵，改变了以往“有匪皆兵，无兵不匪”的现象；三是为了培养和训练军队干部，接收了陆军速成学校，开办了讲武堂；四是为了加强军队实力，添置了大批军械。为此事还差点与袁世凯发生武装冲突。
三是清理财务，充实省库。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临时政府北迁，徐秀钧任总统府秘书。同期，革命党人李烈钧受孙中山之命回江西主政。光复后的江西，地方财政异常紧张。据统计，辛亥革命前，江西地方财政已经入不敷出，每年亏缺银300万两。辛亥革命后，百业待兴、费用浩大，加之李烈钧扩充军备，整编军队，更是力不从心。据1912年7月31日的《申报》所载：“江西财政困难已达极点，现在计算省库亏空一百余万，全恃纸币流通救济眉急。”
为了稳定辛亥革命后的江西政局，李烈钧电邀徐秀钧回赣理财。这时，徐秀钧正不满袁世凯的窃国行径，毅然接受邀请返回江西，就任江西都督府顾问。徐秀钧在江西供职期间，深得李烈钧等人信任。李烈钧认为他既有新知识，又有政治经验，更可贵的是徐秀钧为人品行端正，办事稳健。为了解决江西地方财政严重亏缺状况，徐秀钧向李烈钧建议，以江西民国银行的名义，发行地方钞票和公债，禁止钱商典当发行的大小钱票，稳定金融市场，提高民国银行的信誉。同时开办公典，活跃金融市场；抓好盐运盐税，停缴中央税款。这些建议多被李烈钧采纳。
1912年7月，李烈钧以江西都督名义委任徐秀钧为江西民国银行总理，“禀承都督综管银行一切事宜，监督指挥所属人员”。徐秀钧为办好江西民国银行倾注心力，深受银行职员的尊重和爱戴。一次，徐秀钧外出回行，听见行内电话铃响无人理睬，非常生气。当时就把有关人员找来进行批评，教育他们要增强信息经营观念，重视电话的作用。事后，徐秀钧仍不放心，专门指派一名职员接听电话，并做好记录，给全体银行职员作表率。
江西官银号倒闭后，经当时省政府决定，于民国元年（1912）在官银号的基础上改组为民国银行，掌握金融之枢纽，为江西省地方银行之始。总行设在南昌，下设分行12处，汇兑所13处，分庄7个，代理店35处，规模宏大。九江交通银行则成立于1913年7月，往昔九江海关税款皆由该行代收代解。为了筹款，支持江西军政开支，徐秀钧一面增加发行纸币，一面截留中央财政部发行的120万元的公债款，由此结怨于袁世凯。在徐秀钧任民国银行总理期间，江西民国银行发展很快，先后在省内外设有16处分行，14所汇兑所。据1913年1月统计，民国银行先后发行纸币，合计银元1469.532万元，资金日益充实，很快成为“执握江西金融之枢纽”，并为以后李烈钧扩充军备、讨袁起义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同时，李烈钧督赣后，为了改变“省库空虚，财政支绌”的现状，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有效措施，从而扭转了江西财政金融拮据的窘况。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行公债、纸币与办理借款。为了活跃金融，他任用留英的徐秀钧主持集资数百万开办民国银行，发行地方公债与纸币。同时，由于银行基金雄厚，发行的纸币不仅能够兑现，并通行到邻省商埠。1912年5月23日，江西南浔铁路公司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借款总金额为日本金币500万元。二是为了克服财政困难，他开办公典，大抓盐运、盐税。三是裁减冗兵冗员，节省开支。经过短期的整理，江西这个一向收支入不敷出的省份，居然还绰绰有余。
为减轻财政负担，剔除会党分子，加强军队战斗力，李烈钧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裁军，并通过以下方法来实施裁军计划。
首先，下令军队减饷。辛亥革命时，为多募集军队，历任都督都采取发“双饷”的方法来刺激民众当兵。当兵吃饷因而成为一种极好的职业；要裁军就必须减饷以降低士兵对从军的热度。李烈钧遂下令从1912年4月1日起全军减饷。九江军队以光复有功，拒绝执行。李烈钧致电浔军，断然表示“赣民膏血有限，吸尽又将何如……头可断，命令不可违。”1912年4月24日，《申报》有文章就提到，赴吉安的兵士就强求其长官余邦宪统领发双饷。李烈钧坚决的态度使全军减饷计划得以顺利实行。
其次，实施裁军计划，妥善安置被裁士兵。李烈钧对裁撤下来的士兵，不是放任不管，而是为其妥谋生路：对身体强壮且纪律较好的，将其改编为南浔铁路工程队，专司铁路工程，或令入工厂。入伍前便有职业及年老体弱不宜做工者，则发给恩饷一月，遣回原籍，分别为农为商。由此，不但提高了战斗力，而且加强了农业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1912年4月26日，李烈钧在《布告各居民文》中就提到：“第十五标第一营、第二营兵士，业经饬令改编工程队，并分别解散归农在案。兹据该统带面称：该标兵士多属原有职业仓促应召，现在均愿退伍归农。查农为民食所关，军兴以来，田野多荒，亟应准如所请，以重农业而固邦本。”
由于财政的好转，使得江西在资助国民党开展各项政治活动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当时北京国民党党部的一切费用，都是依赖湘、皖、赣、粤4个国民党中坚省份来负担的。由于湘、皖两省本身收入较少，故负担亦很少，主要便是依靠粤和赣。当时北京常有一些向江西一次求款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电报，对此，李烈钧说：“当时办选举及办党，处处需款”，江西总是“筹足拨归党部取用”。
综上所述，李烈钧在担任江西都督的不足一年半时间内，为把江西建设为一个革命的大本营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李的《离赣赠言》中表现出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取得了巨大成效。正如时人所评述的：“历来无声无嗅的江西从不足集外省人之视线”，自李公任赣督后，竟“大噪于全国”。
辞赣督离赣赠言
1913年6月15日
烈钧行矣。廉颇不忘赵卒，庄鸟不废越吟，古人去国离乡油然生感。钧也何人，能无怅触之怀，低徊之概乎？临别衷怀回环万缕，谨就肝隔欲吐者，略一披陈，唯我父老昆弟幸垂察焉。烈钧一武人耳，痛祖国之阽危，慕田横之死义；东流负笈，学剑归来，滇海弹冠，淬锋以待；十年湖海，席突未安。天相中华，鄂为首义，身率士卒，援鄂规浔，汗血未干，形神已瘁。共和肇造，退引方殷，复辱我父老昆弟，过采虚声，谬相推选，梓邦义务，未敢或辞，恭领督摩，尽职公仆。任事以来，所幸寅僚将士协力同心，我父老昆弟推诚见信；用能上下辑和，闾阎安堵，萑苻悉靖，疮痍渐平。然还顾财政，库帑有竭蹶之虞，下念民生，富源多闭藏之虑。教育未普及，宵小时有潜滋，加以饥馑荐臻，流亡迭告，飞当挽粟，赈粜难周，凡苑檐呼吁之声，皆寝馈难安之事。抚衷自问，内疚滋多，久欲乞假归田养疴释责，只以国基未固，桑梓粗安，未敢遽行。兹承大总统体念免官，俾获退养。十亩有闲，七尺无恙，遂初克赋，俯仰皆宽。比者黎副总统兼领都督，欧阳师长擢任护军；军事方面深庆得人。贺君国昌护长民政，内治攸关必臻上理。刻复电请定黎副总统来赣，欧阳师长进省，以定赣局；并委赵旅长暂充省城卫戍司令，以冀治安。善后已，新犹是望。烈钧不敏，即可一舸离赣，疗此痼疾。所难堪者，一年以来，未为梓闾榆跪稍树良模，而弹指之间，竟与三老五更遽赓离间。抚今追昔，能无惭然？蠡水浩浩，西山苍苍，灵毓秀钟，人文渊薮。望吾父老昆弟，光大发皇，宏学校以蔚人才，扩实业以裕民力，平民政治于以植基。而浔轨交通，萍线衔接，他日商务殷闹，庶物蕃昌，匡庐屹立，光气熊熊，皆我章贡之辉，而父老昆弟富殖名誉之所丽也。岂不懿俟！烈钧奉职无状，贻邦人羞，居不能利国福乡，去乃思立走见影，覆饥之诮，知所不免。唯君子不以所恶废乡，昔贤每以遐思补过，此则未介之愆，未尽之志，所不殚貌亲缕，殷殷一切陈于我父老昆弟之前者也。临此赠话，泣笔神伤，诸盼鉴存，毋忘息壤。
——上海《民立报》1913年6月22日
五、赣州光复——江西全省趋于统一
赣南地区民风淳朴，人民疾恶如仇，富有反抗意识。辛亥革命前夕，“致用学堂”和“赣学社”的创办，后来赣州法政学校、高等小学的开办，以及赣南报馆、公私各学校的成立，革命思想得以在赣南广泛传播。
1906年，“赣学社”社员张周垣、魏荇丹等在孙中山派遣回江西组织同盟会的魏会英（赣州人）的领导下，秘密组建了同盟会赣州分部，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911年8月23日创办《赣报》，加强了革命思想的宣传。
那时，清朝官府仇视革命党人，极力压制新思想，以致大肆抓捕剪辫子的人。革命党人也毫不示弱，有一天，精练拳术且一身是胆的魏荇丹就拿着一把大剪刀，冲进官衙，把道台、府台等官吏的辫子剪掉，使得官吏不敢再捕杀剪辫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同盟会赣州分部的领导下，赣州的“赣学社”社员有：法政学校监督张周垣，教员汤祚贤、卢尚同、陈荣广，高级小学校长黄邦直，教员尹考龄、刘子贞，《赣报》发行人魏荇丹，商会经理萧文循等，他们与在外地的社员刘景熙、陈任中、刘树堂、陈翔忠等密切联系，相互暗通消息，积极策划响应武昌起义。当时，由于清政府的严密监控，他们也不敢冒然起事，于是革命党人以“保卫地方治安”为由，通过私人关系向警察局借得毛瑟枪80支，组建民团，日夜训练，增强实力，为日后作好准备。
不久，南昌、九江相继响应武昌起义。革命党人认为时机已到，“赣学社”社员们一致认为，赣南地区毗连湘粤闽，为三省交界之地，游勇、土匪、盗贼时常出没其中。同时赣州又是江西南部的重镇，赣州如果不趋势及时光复，必然会增加已经光复的南昌、九江内顾之忧，使江西革命军根本无法抽调兵力援助湖北的北伐，而赣南本地民团的发展壮大也是大受阻碍。“赣学社”图谋光复的心情日益迫切，而当地守将吴庆焘的防范也是一天比一天严密。面对这种情况，革命党人和“赣学社”开展了细致的工作。一方面命令体育会加强实力，一方面号召在汉、沪工作和学习的社员陈锐、欧阳勋、刘景烈等，想方设法将各种革命文告秘密输入赣州散发，让社员和人民群众认清革命形势，增强信心和斗志。
1911年11月3、4日（农历九月十三、十四日），在南昌光复后的第三天，“赣学社”召开赣州各界代表会议，为民请命，要求赣南巡道吴庆焘反正，响应武昌起义。但吴执迷不悟，竟然表示要“与城共存亡，如有暴动者，当格杀勿论”。社员们不畏强权，与其激烈争辩。
光复大潮，事不宜迟。在张周垣等组织安排下，“赣学社”社员分头行动起来，有的秘制民国旗帜，有的秘密草拟光复通告，有的撰写好给各官厅的文告。1911年11月4日晚，张周垣再次召集“赣学社”社员汤祚贤、卢尚同、陈荣广、黄邦直等人商议，决定改变策动对象。随后就直接到统兵的巡防队统领刘槐森处，劝说他从长计议，迅速起义，并承诺事后代表赣南各界推举他为赣南宁分都督。刘槐森一开始听到这番劝说，脸色突变，错愕不决。经过一阵思虑和“赣学社”社员们对革命形势的解说，刘也知道大清王朝寿数已尽，革命乃大势所趋，任何的抵制也只是暂时的，于是最后答应了革命党人的请求。接着，社员们又前往徒拥带兵虚名的赣南宁总镇赵金凯处，劝他反正，并许诺成功之后以宪兵司令要职。赵则表示保证严守中立，并说明自己毫无实力，情愿解甲归田。随后，又去动员银钱票簿管理所总办林祖炘，林说自己年岁已大，早该告老返乡，同时表示愿将税收银钱款项全部交给赣南地方。
此时，赣南军界、财界的要员都已成功动员起来，握有巡防军卫队一营驻扎城内的巡道吴庆焘，得知革命运动即将成熟，也感到大事不妙，准备大开杀戒，于是秘密命令卫队营搜捕“赣学社”志士，围攻体育会。魏会英等听到消息后，迅速召集会员聚集在会所周围，严阵以待。卫队营长施仁彪同情革命，认为是大势所趋，抗不奉命。巡防队统领刘槐森则已命令各军就地保全治安，不得轻举妄动。到这个时候，巡道吴庆焘才发觉自己已成为“孤家寡人”，害怕违反民意的言行牵连到眷属，于是准备投奔光孝寺削发为僧，当天晚上率家眷出逃。
吴庆焘怕革命党人斩尽杀绝、制其死命，在出逃之前也作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11月4日夜，命令部下搬来了无数洋油、火药环绕大堂，自己就站在当中，故意恐吓，赣州城中居民担心火药轰裂，殃及池鱼，纷纷迁徙奔走，街头巷尾，人头攒动，再加上不法之徒蠢蠢欲动，抢劫财物，吴庆焘也正想浑水摸鱼，幸好当时军警各界为革命党人所掌握，稽查极严，不至于秩序大乱。这一天晚上也是当时最危急的时刻。
第二天天刚亮，各界志士齐集体育会，并派会员去请刘槐森统领，举行推举分都督的仪式，这天天空下着小雨，来的群众也不是很多。有的是害怕革命不敢前来，有的则是持观望态度，当时来参加仪式的民众大约100人左右，然而表现出来的对革命坚忍不拔的信心，着实让人敬佩。
欢迎时辰一到，刘统领乘马装率兵而至，各界人士起立迎接，由代表演说，表示刘统领为分都督是众望所归，刘统领当众深表谢意，并谦让良久，盛情难却，于是对各界暨兵士宣誓：“满清二百余年之丑历史，义当光复，勉从公推，愿牺牲一身，效力民国。”之后广大民众燃放鞭炮数响，齐呼万岁，民众的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震耳欲聋。三色国旗在赣州城内飘扬，安民告示也已张贴全城。
至此，革命党人光复了赣州城。相应的政府机构还得照常运转，行政与议会也不可没有办事机关，起义前各界人士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如今光复成功，毫无疑问一些人得身居行政要职，“赣学社”成员怕人议论革命的权利思想，革命党人内部也是互相谦让。如法政学校教习九江籍人士汤祚贤特让当时的赣南宁行政长官公推法政学校监督张周垣临时充任赣南宁军国民总会正会长，绅界高昌灿、商界萧文循为副会长，又一并议定各级办事人员。当时光复区域也只有武昌、九江、南昌三地，于是赣州独立后发电通告鄂赣二省都督，都督黎元洪复电表示祝贺并把赣州光复的电文转发其他省份，促使他省光复响应，同时闽粤也电告响应。
光复之后，赣州城大事记如下。
1911年11月5日，赣州各界人士在体育会举行大会，刘槐森亲自出席。大会一致公推刘槐森为赣南宁分都督，张周垣为临时赣南宁军国民总会会长，绅界高昌灿、商界萧文循为副会长，汤祚贤为赣南宁行政长官，卢尚同为赣南宁法院院长，宣告赣南光复。并张贴光复文告，通电省、浔、汉、沪和赣南各县。
6日，黎都督复来电请协同九江光复南昌（其实当时南昌已光复，来电时想未得南昌报告），当时有洪江会首领左焘企图挑拨离间军政二处，造成内讧，幸好被革命党人察破其诡计，并将其拿获。
7日，分都督暨行政官共同会议决定，都督署及参谋各项人员薪俸：都督每月1000元作八折，参谋三个月薪200元，其他军官也是依次递减。
8日，开会商讨行政署及总务科各项科员薪俸：行政官月薪400，总务科长月薪200，其余科长科员则20至40不等。
9日，总会会员一律剪发，军政分府暨行政署办事员也是带头执行，相率剪发，此风一开，保留了两百余年的中国人脑后的“猪尾巴”几乎绝迹于赣南。
10日，前清知府朱锦移居浙江会馆，革命党人以府署做行政衙门。
11日晨，在南外的大校场进行授旗大礼，各界人士到会在一万余人，由国民会长张周垣代表各界先致辞，并亲自授旗与刘槐森，刘都督即当众誓师北伐，并向各界演说，其言语慷慨激昂。仪式结束，就开始鸣炮。广大民众同呼口号三声：“民国万岁！”“赣南宁万岁！”和“都督万岁！”鞭炮声、欢呼声震耳欲聋。
12日，都督刘槐森、行政官汤祚贤与国民总会会员，商议出兵协助湖北的问题，大家考虑到清朝又没有完全灭亡，赣南宁地处边界重地，赣州城自己的军队也不足分配，于是想以招募的新军驻守赣州，而带旧兵北伐援鄂，但最终还是没有定下来。
13日，各军队闹饷事件爆发。事情的起因是刘都督交来的议案，考虑到地方财政困难，请每兵士加饷银五钱，以示犒劳三军将士，各兵士觉得太少，很不高兴但一时也不敢闹事。当驻扎在吉安的军队返回赣州的时候，有投机取巧的军官煽动各士兵，说吉安、南昌均是发双饷，而且说赣州官署的工作人员待遇都很丰厚，而我们这些士兵每月仅加五钱，实在是欺人太甚，一唱群和，愈演愈烈，甚至挟弹持枪，一下子全军哗变。到后来围攻都督署，宣称“革命反动”，声言要杀死都督，枪毙无发辫之人，并喝令各住户、商铺不得悬挂民国旗，当时国民会长张周垣正在督署开会商讨事情，突然有100余名兵士闯入议事花厅，猝然向他开枪，子弹从张的耳际擦过，当场打死了张的随从田士元，当时闹饷的士兵凶狠横暴不可理喻，张周垣也只有暂作躲避。见此情形国民总会也调集了绿营兵数百名开赴商会总理，闹饷军官邹友海则提出要加饷银数千，对方稍作迟疑，起事士兵即开枪轰击国民会，子弹打到会员黄邦直的办公室，黄立即下楼从后门逃走。
为了应付局面，商界萧文循、刘佐、魏会英等人除把自己所有家资拿出之外，还连夜向当地各巨商富户求情，借得饷银五万余元，出银票之时这些富户提出要有名望人士担保，魏会英与黄邦直为顾全大局同意出面担保。而此时叛乱的民众已达数千之多，并有人乘机抢劫商会，波及附近的居民，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还是水师统领李泰发率兵枪毙抢匪10余名，乱局才算是告一段落。
乱局平定之后，汤祚贤立即以行政官的名义解散赣南宁临时军国民总会，另设国民县分会，各革命志士也以为赣州三郡既已光复，革命目标也已达到，临时军国民总会的解散也是大势所趋。然而赣南革命志士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永留青史。
据1946年的《赣县新志稿》中记载：“是役（即赣南光复）兵不血刃，甲不沾汗。人民乐业，阛阓无扰。合邑父老，额手称庆。本风声鹤唳之悲观，一变为煦育阳和之气象，洵盛事也。”从赣州光复的过程中，我们可能看到，也是由各界人士同德同心，革命党预先布置，细心动员，考虑周密，所以才能在保持秩序中从容光复。
光复后的赣州开始了行政机构的调整。行政署设8个科，增加法制局和参事秘书厅，都督府设参谋职三个，其他的参照清朝的统制；军国民总会分8个部，增添审计处，当时刘槐森命令驻南安、宁都的各军队抓紧时间光复，国民总则会担任一切军饷、掌管赣州城的一切财政业务，其责任很是重要。同时又考虑到各僻远的州县乡村不明光复大义，急需编成白话演说，并分派会员赴各处演说，让老百姓了解革命形势，维持地方秩序，不要自相煽乱，于是通告赣南17个县各官厅、公团共同协商安民办法，所以当时的文牍、财政二部的事情尤其繁杂，两部所属办事人员数十人，几乎没日没夜地工作，他们兢兢业业而且是不领取分文薪俸，充当体现了赣人的革命激情。当时军警绅商学界也是恪尽职守，他们左袖缠绕白布，沿街多派军队负枪巡逻，革命党人的进城对于老百姓是毫无干扰，而且不久他们又提议咨请行政官裁撤五门税首，废除苛政，远近居民齐呼万岁。
六、孙中山莅临赣省
1912年10月初，李烈钧召集江西省议员商谈，决定在南昌举行盛大欢迎会。具体布置了以下几件事：电令江西驻上海的军务司司长俞应麓，代表江西都督府和省议会，面请中山先生莅赣，并陪同来昌；确定以南昌百花洲陈列馆为中山先生的行辕；指定江西第一师旅长林虎率部担任警戒拱卫，以策安全；命令九江要塞司令戈原安负责九江方面的警卫，并护送中山先生来昌；成立南昌各界欢迎孙中山先生来赣的筹备委员会，由省议长刘景熙负责。
孙中山先生于10月18日自上海启程，乘坐长江轮船“联鲸”号，经南京、过安庆，于10月25日到达九江。接着改乘“西昌”号轮船，当日下午到达南昌。沿江码头，矗立松柏彩牌，灯火辉煌，李烈钧等江西各界负责人士及群众数千人鸣鞭爆鼓掌热烈欢迎。同中山先生一道来昌的有国民党元老马君武、张继、王正廷、朱超等。在李烈钧、吴介璋等的陪同下，乘特备马车，至百花洲陈列馆下榻，当夜举行宴会。
10月26日，全城人民奔走相告，满街贴了彩色标语。百花洲的鹤纪照相馆特地悬挂了孙中山的全身肖像。当天上午，各界人士数百人，在南昌总商会礼堂，举行盛大欢迎会。自总镇坡、合同巷以至万寿宫一带，张灯结彩。会场主席台上高挂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在军乐队高奏迎宾曲的雄壮节奏声中，孙中山先生身穿淡蓝色西装，笑容满面地步入会场，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李烈钧致欢迎词之后，孙中山先生即席发表演说：“民国新成，百废待举，建国之首要在民生，而交通应为重点。交通便利则可货畅其流。预期将在十年左右，在全国修筑铁路二十万里，希望江西各界，共同赞襄，国利民福、有厚望焉。”到会人士为之欢呼，由青年学生合唱“二十万里走龙蛇”的歌曲，孙先生听后也是连连点头。会毕，举行宴会。各界代表向孙中山先生敬酒，表达崇高敬意。席间，孙先生说：“江西人杰地灵，今日高朋满座，各位有何高见，均请畅言。”当时，江西商业代表纷纷进言，提出建议。例如提出改革税收制度、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制订商业法规等等。孙先生均频频点头，连声说：“很好，很好。”
由于孙先生是广东人，南昌的两广旅赣同乡会于10月27日在广东会馆举行了联欢会。接着，孙先生又赶到百花洲参加文化界举行的座谈会。南昌女子公学校长胡绍华敬请孙先生为该校题写校名。孙先生即席挥毫，书写了“女子公学”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个女子公学设在南昌市臬司前街，即现在的民德路中段。孙先生为该校题写的类似校牌、匾横悬在校门口，年在六十以上的南昌人都曾见过）。
10月27日，南昌文化界人士又在讲武堂举行大会欢迎中山先生。由陈泽霖致欢迎词。由于中山先生旅途劳顿、嗓音嘶哑，由王正廷代麦孙先生致答词。会上气氛活跃，表演尽兴，由女子公学、大同学校、正蒙女校等男女学生组成的歌咏队，轮流歌唱。
10月28日，欢迎盛况进入高潮。南昌市各界群众在顺化门大校场，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欢迎大会，同时举行阅兵仪式。
这天，全城轰动，家家户户犹如过年过节，张灯结彩，许多居民成群结队涌向顺化门，争相一睹中山先生的风采。从百花洲以至皇殿侧一带，人山人海，一片欢腾。
孙先生一行，在李烈钧的陪同下，骑着枣红色骏马，由骑兵引道，缓缓地通过夹道欢呼的人群。孙先生向群众挥手点头致意。中山先生等经三道桥，出马车站，跃马到达顺化门广场，立时全场欢声雷动。会场中心，整齐地排列着受检阅的江西部队，他们是辛亥革命以后江西新编的第一师和第二师，分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各兵种列队，听候检阅。首先由江西军界前辈，原讲武堂堂长、江西首任都督吴介璋致欢迎词。省议长刘景熙、同盟会江西支部贺国昌等向孙先生献旗。
在军乐声中，开始检阅。检阅总警卫官林虎向孙先生报告受检阅的部队番号和人数之后，孙先生等一行由李烈钧和一师师长欧阳武，二师师长许炳黎陪同登上检阅台。全体受检阅部队列队正步通过检阅台，向孙先生行注目礼。孙先生精神饱满地频频向部队挥手。检阅完毕，中山先生对部队训话。他说：“江西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历代以来有文天祥、谢叠山的英雄气节，有欧阳修、黄山谷的道德文章，江西的庐山五老峰代表江西人的骨气。江西人响应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希望江西的军队要贯彻辛亥革命的精神，爱护老百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军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战无不胜。”会场上军民一致热烈鼓掌。接着，张继、马君武、王正廷先后发言。
当天下午，南昌市知识界妇女代表又在妇幼医院内（今妇幼保健院）举行欢迎会，孙先生等按时到会。会场上许多女医生、女教师、女学生席地而坐，草坪上搭了一座讲台，四周贴满了欢迎标语。妇幼院院长康成小姐代表妇女界向孙先生献上了鲜花。中山先身穿蓝色西服，和颜悦色地在会上致词。他说妇女们一定要同男子平等，要打破封建枷锁，要解放天足。他又说到江西的交通，南昌到九江的铁路，原决定商办，很好，随后借日款兴筑。为了还债，将来主权可能要受到影响。最好由我们中人自己筹款共办。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28日傍晚，全城又热闹起来了，因为中山先生马上就要离开南昌，许多尚未见到孙先生一面的南昌人都涌向章江门一带，去争看中山先生。全市各界代表，以依依不舍之情，欢送孙先生。码头上人山人海，军乐队高奏欢送曲。孙先生等一行登上轮船，驶向九江。欢送群众在江边久久地凝视着浩浩赣江，目送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为了纪念孙中山四天的南昌之行，1928年，南昌将孙中山下榻的百花洲旁边的东大街，改名为中山大道。此路名一直沿用至今。
离开南昌，孙中山先生回到九江。对于九江人民的革命斗争，孙中山先生极为赞赏。1912年1月，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特电邀九江商绅罗惺予赴南京议事，到南京后，罗被推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参与临时法的订立。是年春，临时政府迁北京，孙中山先生被迫辞掉大总统，任全国铁路督办之职。10月25日，孙中山接受江西都督李烈钧的电邀来赣视察。他乘坐“联鲸”号军舰由上海抵达九江，稍事休息之后，即由九江要塞司令护送，改乘“西昌”号轮，经鄱阳湖去南昌。在南昌视察结束之后，孙中山依然由水路乘船返回九江，开始了他在九江的视察。
10月29日，九江城里大街小巷的商家住户家家张灯结彩，道路两旁扎起了漂亮的松柏牌楼，整个九江城装饰一新，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由各界代表组成的欢迎队伍早早地就集中到了江边，孙先生乘坐的船将停靠招商局码头。在欢迎人群中，有裕生火柴厂和九江码头的工人，九江同文学院、九江中学堂、县立高等小学堂、县立高等女子小学堂的学生和商界代表，此外，湖口、彭泽县也派了代表来参加欢迎仪式。欢迎的人群翘首以待，喜形于色。大家都想亲眼目睹伟人风采，现场人山人海，场面非常隆重，九江人民都在盼望着孙中山的到来。上午8时许，孙先生乘坐的轮船停靠在九江的长江江面上，九江当地政府的欢迎代表迅速地乘快艇将孙中山先生迎上岸来。
随着雷动的掌声，欢迎人群面对孙先生发出的欢呼声是“万岁”。此时刚过武昌起义一周年，中华民国成立也才10个月的时间，面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人民群众还是用“封建主义”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敬仰，这里也许只有用“万岁”这个词才能表达老百姓的景仰之情。不过“万岁”这个词之后还沿用了很长时间。
孙先生上岸后，弃船乘马。他骑马安辔缓行，外表十分庄严威武。身着深蓝色西服的他，不断挥动着手中的礼帽，含笑向群众答礼。这一年的孙中山46岁，而且适逢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正当壮年的他雄姿英发。
孙中山先生一路都是骑马，而陪同人员则是步行跟在后面。这种方式在当时的人看来还比较新鲜，因为一年前的清朝官员们还都是乘轿的，还要鸣锣开道，而孙先生的这一身西洋装扮和做派，让大家耳目一新。在视察期间，孙中山还与九江的国民党人和各界人士会晤。同时，他还高兴地与会见的100余人合影留念。孙中山先生那种致力革命的精神和平易近人的和蔼态度，给九江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人们传颂的佳话。
不管孙中山是否任临时大总统或者国民党理事长，他在国民心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当他到九江时，九江的市民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码头和孙中山的必经之路，争睹伟人风采。
当时的九江江边，除招商局码头及附近周围地方外，全属英国租界。英国当局规定，未经允许，中国人不得进入租界之内。可是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九江市民都勇气十足，纷纷穿过英租界地区。英国巡捕慑于群众的激昂情绪和孙中山的威名，也只得把租界两端的铁栅门打开，任群众穿行其中。
在孙中山先生的陪同人员中，有一位“九江人”。此次来赣，孙中山先生的主要陪同人员有张继、吴铁城、王正廷、马君武等人，排名第二的吴铁城出生于九江。
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的吴铁城与孙中山算是正宗同乡，其父吴玉田因经商来到九江，吴铁城因此在九江出生。他早年还曾在同文书院读书，1909年经林森介绍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任九江军政府总参议官，负责办理与军事有关的工作，后被推举为江西省代表出席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组织临时政府，制定宪法。此后，吴铁城追随孙中山先生，并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高官，1941年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大陆解放后，他在台湾任“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年在台北病逝，终年65岁。
为了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中国国民党九江支部和九江群众举行了欢迎大会。
在九江议会局（今柴桑小学内）举行的隆重欢迎会上，孙中山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非常善于演说的他先在会上盛赞“武昌起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顺利发展”。并说“如此之功，吾人佩甚”！对九江革命党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充分肯定了九江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九江人民第一次亲耳听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都非常高兴。当时正在九江中学读书的许德珩就曾目睹当日盛况。1981年10月6日，许德珩老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回忆中仍说：“中山先生的讲话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可惜的是，今天已经无法找到中山先生当时演讲的全文了。只能从当时在场人的回忆中去感受孙中山先生演讲时的激情和对九江的殷切期望。通过后人的回忆，我们发现，孙中山先生的即席演讲内容非常丰富。许德珩就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写道，孙中山的演说，着重讲述了筹划兴建铁路问题：“有人问他这次回国带回多少钱？他说，我回国之初，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也曾说过，我不名一文，所带回的只是革命的精神。”
与会者郭寿群先生事后回忆说，孙中山先生在演说中大声疾呼，说数千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人民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所以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实际上仍旧是一盘散沙。他号召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收回治外法权，保卫我们的领土；同时，要扩建学校，培植人才，建设交通网，发掘一切矿产财富，为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
时任国民党九江交通部副部长的郑丹后来回忆，孙中山先生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和社会建设，“他在演说中一再谈到妇女放足的问题，指出缠足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结果，它严重摧残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号召九江的女同胞要勇敢地起来改革这一封建社会的陋习”。自此后，九江的风气为之大变，绝大部分缠足的妇女都逐渐把脚放大了。孙中山先生在演说中还劝告九江人民把城墙拆掉，说这样可以便利城市建设，使九江市面更快地繁荣起来，有助于“货畅其流”。
孙中山先生非常重视主权的维护，观察也非常仔细。在九江城区，他看到城墙上悬挂着许多外国产品的广告牌，便问身边的九江警察厅长周兆麟，那些广告牌“是否已向我国租用？”周摇头说“没有”。孙中山指示说：“依照外国法律，不论在哪个地方竖立广告牌，既要征得主人同意，还要缴纳一定的租金才行。我们应该维护这种权利。”
孙中山先生离开九江后，周兆麟随即向各国驻九江领事发出通告：限三天内撤销广告，办理租用手续。可是，惯于自行其是的各国驻九江领事和代办竟置之不理。警察厅不得不派警员拆除广告，各国驻九江领事不甘就此了结，把状告到了南昌。在江西都督李烈钧的支持下，周兆麟坚持孙中山的指示，要他们缴纳租金才可设置广告，最后外国洋行不得不补交了租金。从此，九江收回了广告权，九江地方政府第一次收取了户外广告租金，此外政府还趁机收回了租界的起闭权，维护了中国的部分主权。
孙中山在九江作短暂的停留后，又登上“联鲸”号前往安徽芜湖视察。据《彭泽县志》记载：途中孙中山曾考察了彭泽一段的长江水域并登上马当矶头，郑重地写下了“中流砥柱”四字。可惜的是，这四个字在日军侵略九江时被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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