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南京的革命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选袁世凯出任，以换取袁及北洋军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后去世。
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国民党人等认为袁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未经现国会批准属非法。全国讨袁的呼声很高。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黎元洪想从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争。6月，北京政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同时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7月12日，二次革命的枪声在江西湖口打响。
一、李袁“斗法”
袁世凯篡政之后，于1912年4月亲自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制订“消纳各省军队”的规划。当时，同盟会掌握之下的南方各省如广东、江西、福建、湖南等省共有大约50万军队，反清、革命的思想，民主、共和的思想灌输其中，这对袁世凯来讲，恰是如芒在背。袁世凯为了解除心腹之患，以裁减“地方军队”、“恢复地方秩序”为名，用高压手段强令裁军。结果，南京留守府近10万军队被裁去2/3；湖南5万军队减到只剩下万余；安徽原有1师1旅，竟被“裁”剩10人，办理“遗务”；四川的军队，几乎被裁去一半；广东也用“遣散”的方法“裁”去3万。一时间，全国革命武装锐减，袁氏气焰日嚣。李烈钧早有戒备，只将江西地方3师1旅的兵力削去大约1师，大多为缺乏战斗力的部队，同时拒绝北洋政府陆军接收江西境内长江沿岸的炮台，并通过上海的洋行购步枪7000枝，子弹300万发，以扩充军备。
袁世凯企图通过“裁军”之计削减国民党人的势力，但对李烈钧为都督的江西无伤大雅，因此大伤脑筋，一招不成，又出新招，玩弄“军民分治”的诡计，意在削弱各省督军实权。李烈钧针锋相对，通电指出袁氏的险恶用心是“托分治之名，成牵制之实”，并拒绝民政长汪瑞闿到任。所谓“军民分治”，即废除当时各省都督制，改为督军制。督军只管军队，不管行政，另由中央派员出任省长，专管行政。汪瑞闿派到江西不久，有人打电话要他三天之内离开南昌，否则不会有好结果。汪瑞闿坐立不安，三天不到就跑了。袁世凯还用软硬兼施和厚禄收买的办法诱李“赴京一晤”；并派人面许“以二百万元为寿并晋勋一位”。李不为所动，大声对来人呵斥道：“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乎。”袁世凯自讨了个没趣，咒骂李是不讲情理的“硬头蛮子”。
从1912年1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中旬，在大致一个月的时间内，江西都督李烈钧与袁世凯就发生三次较为激烈的正面交锋。
一是1912年12月中旬的南昌兵变事件。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本是李烈钧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但李烈钧任都督后却改编了余的部队，由李的另一同学欧阳武统率，并改派余为都督府代表前往北京。余失去兵权，对李十分不满，就在北京尽力向袁世凯靠拢。袁乘机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回江西活动，并向他许诺，只要他能推翻李烈钧，就任命他为江西都督。于是1912年12月10日，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在南昌发动兵变。当日小金台、府学前、高桥、百花洲等处，火光冲天，枪声震耳。先是8点左右百花洲的梯云会馆巷内，有人放火，再就是上谕亭、王家祠也有人纵火，接着是无人居住的府学内圣殿忽然梁间也起火，全殿烧成灰烬。11时，南昌县学前后，有两个草堆也被人放火，同时德胜门外与顺化门外数处，都有火光出现。一直到中午，在李都督、欧阳旅长和陈总监的亲自出马下，率领大批军队和警察出动分头行动，最终乱局得以平息。天亮后，安民告示贴出来：
省城近日谣言四起，本都督当饬各军警随时戒严，密为防范，以期消患未萌。讵本月十号，竟有土匪放火倡乱，希图乘机抢掠。本都督当饬一面扑灭火警，一而调遣各营军队分头防堵、兜剿。幸各军警竟夜严拿，本都督与各统将复亲带卫兵四出巡缉，当即拿获多人，从严讯办。唯黑夜之中，骤闻变乱，复见火灾，全城居民不免惶惧。此皆本都督未能先事预防，致肇此变。现在首犯已除，其余匪徒亦已分别追踪查缉，务获究惩。尔各界人民等，务各安心乐业，勿为谣言所惑，致生惊恐。本都督与各将领，既负卫国保民之责，虽粉身碎骨，亦当极力以维持也。待此公布，其各知之。
市民看到布告，知道事变的真相，心里不再慌乱，省城又恢复了正常。袁世凯指派的以余鹤松为首的兵变以失败告终。
二是1912年12月下旬的江西民政长事件。李烈钧虽然知道兵变是袁的主意，但他此时还不想与袁决裂，为了缓和局面，李致电袁世凯，推荐曾任前清武备学堂总监、与自己有师生之谊的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希望以此缓和他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收到李请汪出任江西民政长的电文后，袁世凯感到可以由已经投靠自己的汪来牵制李，所以立即发布任命书。这时，李烈钧才发现自己上了当，汪瑞闿已投靠袁世凯，于是暗中抵制。
在李烈钧的策动下，江西许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声讨汪瑞闿在清朝时的各种劣迹，对他出任民政长一职表示极为反对。12月29日，南昌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要求驱汪出境。当晚发生“匪徒暴动”，汪瑞闿当日5时，就乘轮船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陈诉，并先行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
袁世凯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913年1月3日，国务院电传袁世凯命令李烈钧，命令李批准汪病假20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军政、民政事宜，敦促民政长尽快养好病，限期到任。当时各地省议会选举已完成，正式国会选举也即将完成，李烈钧不理会袁世凯的命令，于1月5日回复说：“现在正式议会行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公开拒绝汪回任。袁世凯以削减督军权力的“江西民政长事件”也是不了了之。
三是1913年1月中旬的江西军械事件。江西民政长事件发生之后，袁世凯企图向江西调兵，无奈有点鞭长莫及，但南北争斗远远没有终结。在此动荡局面下，李烈钧又向日本订购了一批军械，7000余支枪和一批子弹于1913年1月11日由上海起运，1月15日到达了九江。袁世凯方面在枪械起运后获得了这一消息，抓住这个机会对李进行惩处。参谋部和陆军部以这批军火没有经过陆军部批准，没有发给护照为借口，秘密命令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并准备陆海军兵力，对李烈钧施加军事压力。戈克安系行伍出身，在辛亥革命中因功得到提升。1912年8月9日，袁世凯任命戈克安任九江镇守使，兼管江西沿江炮台和驻扎九江的军队。九江是江西出长江的门户，地位十分重要。袁世凯就是以这种手段来分割或牵制都督的权力。在袁世凯的收买下，戈克安叛离了李烈钧，遵照袁命令于1月16日将械弹扣留，并且密电上报参谋次长陈宦、陆军总长段祺瑞，表示“只恐李都督会以决裂的手段对待我，我这里兵力单薄，军饷也很少，怎么办呢？务必希望你们二位予以接济，调张勋和海军兵舰来江西。”戈克安准备协助北洋军队对付李烈钧，他们本来就有动用军队的预案。
李烈钧得知械弹被扣后，先礼后兵，即于1月17日发出密电给参、陆两部申述理由。他说明这批械弹并不是自己任内所订购的，而是前任都督马毓宝做的，由黄留守发给特别护照，并且已经报请北京陆军部承认的。因此，他要求予以审核后，通知九江关税务司，尽快电令释放。李是一面与袁迂回，一面在军事上加强吴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带的布置，严密监视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长江中的军舰对峙，战争是一触即发。最终，袁世凯发布了如数归还扣留的械弹和任命赵从蕃为民政长的命令。
以上种种表明，李烈钧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确实比南方其他各省都督更坚决、更大胆，因而双方矛盾冲突较之各省也更尖锐、更激烈。李烈钧在对袁斗争中敢作敢为、锋芒显露，全然不像其他各省都督瞻前顾后、畏缩不前。时人也评论道：“都督中之态度最明了者莫过于李烈钧”，“故现在内外，咸指目于李。”时人也早料知：由于“赣督最为憨直，因之，袁决意以武力压制”、“将来破裂之点，只在江西一隅”。不出所料，李烈钧与袁世凯之间，最后不得不兵戎相见。
二、黑云压城城欲摧
辛亥革命后，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政权，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妄图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势力，以实行其独裁统治。1913年3月20日，国会开会前夕，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26日，又违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镑的借款，作为发动内战的经费。5月5日，又下达“命令”，迫害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袁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
袁世凯窃国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比较活跃的政治力量有三种：
一是袁世凯集团。一方面，袁世凯上台之后，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再加上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等军，共约计30余万人。另一方面，袁世凯虽然控制了中央政权和部分省政权，但还没有控制住全国的局势，要完全恢复被革命打乱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并使之保持相对稳定，需要一个过程。袁世凯不可能马上撕下共和的假面具，他还要对革命派的民主要求和实践作暂时隐忍。袁世凯是惯于此术的。1912年8至9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名为共商国计，实乃想借革命领袖之光为自己装潢门面。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有意以相似于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接待。在28日，为欢迎孙中山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袁世凯致欢迎词说：“孙中山游历海外廿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袁并举酒致敬，高呼“中山先生万岁”。袁世凯还应允孙中山提出的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又委以全国铁路督办之衔，袁世凯在黄兴北上的途中，就颁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黄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大力盛赞黄的革命功劳：“该前留守奔走国是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
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让出了政权，但仍有一定的实力和巨大的声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由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革命派本应取得的执政地位丧失了。但它在南方一些省市（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湖南、四川、福建、浙江和上海、南京等）仍有着巨大的影响，拥有的军队约10余万人（江西2个师和1个混成旅；南京3个师和留守府警卫团；广东2个师和1个独立旅；安徽1个师；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各1个师）。在国会众议院596个席位中，该派的国民党占有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占123席，合计在全部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392席，国民党党员占代表总数的45%，这说明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众、参两院。尽管如此，但国民党仍如其前身同盟会是清政府的反对派势力一样，如今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对派势力。另外，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所留下的三大硕果：责任内阁、国会、《临时约法》，尽管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至少形式还存在着，成为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的最大障碍。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中还有很大的反响，民主共和作为风行全国的一种思想潮流，它具有一种无法估量的能量。它使孙中山为之欣喜，又使袁世凯为之生畏。
但是，另一方面革命派中又有一些人对袁世凯心存幻想。如担任南京留守的黄兴虽然感到有人企图打着“共和”的旗号来恢复旧制度，但对袁世凯却也抱有幻想。他认为既然南北已告“统一”，就无必要保留20多万民军，于是接受袁世凯裁撤军队的建议，大刀阔斧地遣散各省的民军。东南四省在辛亥革命时成立的25个师，就裁遣了近20个师。黄兴为了防止湖南民军“糜烂”他的家乡，特在驻南京的第八师中抽出赵恒惕旅开回湖南弹压，将湘省民军5个师全部编遣。1912年6月，黄兴为了表示对国家统一的诚意，辞去了南京留守一职。后来，黄兴抵北京同袁世凯晤谈，又增加了对袁世凯的信任感。他说：“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划，尤为感佩。”“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建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
三是以梁启超、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等。受该派控制或影响的政党，有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后三党合并为进步党。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派势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它同封建的旧社会秩序有着血肉相连的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它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又以改良主义来抵制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曾和革命派暂时联合反对清政府，但当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之后，他们又转为支持和依赖袁世凯，其目的在于排挤革命派，从而分享政治权力。这样，立宪派便由清政府的反对势力演变为袁世凯的依附势力，由与革命派的暂时联合到公开对抗，正如高一涵所言：“这个党的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以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便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政治性格，该派在当时虽然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所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之为中间势力。由于拥护革命，手中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南方少数省及部分军队。他们幻想通过议会政治，从袁世凯那里分得一杯羹，以期达到参与政权、改良时政的目的。因此，他们唯袁世凯“马首是瞻”。只是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善于见风使舵的立宪派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计，又转过来参加和领导了反袁的护国战争。从推进历史角度看，立宪派是识时务的，但把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联系起来看，却难免有政治投机的滑稽感了。
以上三种政治力量构成了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前的政治新格局。在这三种政治权力里，前两者是直接对立的，革命派的对手由清廷换为袁世凯，他比清廷凶恶、残暴、奸诈得多。他的政权周围又云集了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他本人又是专制制度训练出来的老谋深算的政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讥讽狡猾多端的波拿巴，“比资产阶级更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袁世凯和波拿巴一样，什么样的流氓手段都使得出来，但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对尚有实力的革命派是有所顾忌的。梁启超曾比较客观地分析过当时的形势：“项城兵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可见，袁世凯当时不敢斗胆与革命派进行武力较量，因为双方力量的对比非常接近。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觉得，与其两败俱伤，不如暂时妥协。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的立宪派是依附袁世凯的，只能寻求政治投机，企望坐收渔人之利。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政府全力对付的是第二股势力——国民党，“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表现出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他们企图利用“临时约法”“国会”“责任内阁”等为工具，去限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逐步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虽然1912年6月以唐绍仪为首的所谓“同盟会中心内阁”坍台的事实，早已证明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绝对没有实行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可能，但是宋教仁等仍然没有觉悟过来，他们错误地认为责任内阁之所以未能发生作用，是因为缺少一个强大的政党的支持。于是，宋教仁大肆活动，到处拉拢官僚政客，终于在1912年8月25日将同盟会改组拼凑成为一个规模庞杂的国民党，欲图借此去实现其“政党内阁”的痴想。
当袁世凯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消灭南方革命武装之时，以宋教仁为首的另一批国民党员却还在北京进行激烈的议会竞选活动。1913年2月，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胜利，在国会中占有压倒其他党派多数的议席。虽然如此，国民党的议员们仍竭力表示支持袁世凯，宣称大总统“非袁莫属”。然而，袁世凯并不客气，由于他不甘心让国民党组织所谓“政党内阁”来干涉其军阀独裁统治，便指使暴徒于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将宋教仁刺死。“宋案”发生后，国内舆论大哗，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宋教仁被杀这个血的教训，惊醒了部分曾经企图在袁世凯统治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国民党员。不久，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主要人物在上海黄兴家中开会，他建议“先发制人”，要求由国民党控制下的各省区组织讨袁军。这时，江西都督李烈钧也即向广东、湖南、安徽、福建、云南、贵州、四川等省都督发出通电，呼吁共同讨袁。
袁世凯见事机败露，便大借外款，决心以发动内战来收拾国民党抵抗派。1913年4月26日半夜，袁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一项2500百万磅的“善后借款”，作为发动内战的军费；5月6日，又下了一道所谓“除暴安良”的命令，着手迫害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与此同时，袁政府又命李纯军移驻九江上游，将进攻矛头指向江西。
大借款成立后，当时孙中山“主张一面兴师，一面向五国银行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之公意”，并即电令广东、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宣布独立，组织讨袁。但这些地区之党内人士却以种种理由为借口，表示反对。于是，孙中山又派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江西授意李烈钧发动讨袁。袁世凯闻听江西有独立之意，便也派大员赴赣向李烈钧游说，表示如果李愿“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寿，并晋给勋一位”，李烈钧对此严加拒绝。袁世凯见利诱不成，便先下手为强，于6月9日下令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之职，命黎元洪以副总统兼领江西都督事，同时为了分化江西军之内部，另授江西军将领欧阳武为陆军中将江西护军使，陈廷训为陆军中将九江要塞司令。至此，江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矛盾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双方之间的一场战争已不可避免。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以后，使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冲突白热化，局面很紧张，国民党加紧反袁活动，而袁世凯也加强了对江西的控制。其时有一江苏籍的国民党人何子奇到江西做说客，鼓动反袁，江西当局招待他，请他到处演讲。有人问他：“拿江西这点兵力，怎能打倒袁世凯呢？”他回答：“你没有读革命历史，法国大革命时，老百姓是拿棍子来革命的。”口才极佳，颇具煽动性。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免掉李烈钧的江西都督。
袁世凯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命令
1913年6月9日
临时大总统令：
江西都督李烈钧，前经临时参议院咨送议员郭同等以专制残毒暨罪恶五端两次质问，又据江西旅京公益会李盛铎等，全省商会罗志清等，铁路股东会朱益藩等，旅沪公会陈三立等以违法殃民，恣睢暴戾，条列十四罪，呈请派委镇抚使以拯人民等情。嗣因任命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该省有反对情事，当派王芝祥前往并案查办。该督旋又擅自改编师团，并调兵派员管理九江炮台，迫胁镇守使戈克安离浔。曾据王芝祥电称：迭经责问李督，非空言所能警觉，恳请派兵赴浔。本大总统因不忍地方人民财产重罹锋镝，屡经开诚告诫。乃数月以来，复有调兵运械进逼鄂境之举，商贾停滞，居民播迁，怨愤繁兴，乱机四伏。迭准参议院众议院咨送参议员陈铭鉴等、众议员张大听等，郭同等先后提出质问，九江等公会吁诉，并经黎副总统查据陆军少将陈镇藩、兴国县知事暨武穴自治商会先后报告情事，昭彰殆已，无可讳饰。现又据王芝祥将查办情形呈复前来，查阅原呈，虽称各款未能逐件详查。唯反对汪民政长一节，即非李督本意，而纵容军人藐抗，已难辞责。至调兵逼浔一案，则称因个人恶感，遂冒侵官轻举之嫌。拘拿铁路协理罗朗山一案，则称办理不免操切。该督于政治上学识经验均缺，年少气盛，阅历未深，事理重轻，人情向背，皆无体验等语。综核情形，该督李烈钧措置乖方，实属不称厥职。念其初莅任时，平治会匪尚称得力，仍望其感触时艰，痛伤民瘼，以恢复军人名誉，以表本大总统与人为善之诚。乃迭阅人民代表呼吁之词，至再至三，不忍卒读。即王芝祥呈复查办各节，亦有定评，是该督无术维持，确系不孚众望，倘仍优容姑息，坐视闾阎疾怨，商业凋残，何以对赣省厌乱望治之穷氓，何以告各省戢暴安良之贤吏。李烈钧应即免江西都督本官，即日交卸来京，听候酌用。此令。
中华民国二年六月九日
不久，又免掉胡汉民的广东都督、柏文蔚的安徽都督。三位国民党都督因为猝不及防，皆遵令解职，同时，派兵进攻湖口。
对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革命党人通过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在“宋案”和大借款发生后，已逐渐认清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因而纷纷奋起抗争。革命领袖孙中山更是认为“非去袁不可”，力主以武力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当时江西和湖南、广东、安徽、福建虽然结成为五省联盟，但“在前线作战的只有江西一省的军队”。作为孙中山最早关注的地区之一的上海，都督陈其美声称的是“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孙文先生抱有厚望的广东都督胡汉民的复电是“主张以法律解决”“时机未到”或“内部整理未就”。国民党的主要根据地之一的湖南，都督谭延闿更是“反复陈其不可”，并且提出了“几项不可用兵的建议”。福建都督孙道仁，患得患失，不但以“保境安民为借口，宣布退盟”，而且在江西湖口打反袁第一枪之后，讨袁军与敌军苦战十余日，终因实力不济退却，方声涛计划率部退入福建，“孙道仁拒绝起义军入境，致使讨袁军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局面。
实际上，当时比较积极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主张并有所行动的，除了安徽都督柏文蔚表示认同外，最为鼎力支持的就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之下，各省是一再推诿、观望、拖延，从而在客观上把“二次革命”的首义责任推给了江西。
江西是中国南方一积贫积弱的内陆省份，但辛亥革命后的发展，使它拥有一些起义各省难以比拟的条件，为癸丑讨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12年10月上旬，李烈钧就特邀孙中山来赣，拟以南昌为反袁大本营。最终江西也成为“二次革命”的策源地。
三、湖口枪声 震撼全国
湖口县位于江西省北端，长江中下游的南岸，东邻彭泽，南接都昌，西临鄱阳湖与星子、庐山隔湖相望，北以长江为界与安徽宿松县对峙。县城居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湖口襟江带湖，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沿长江可上溯汉、渝，下抵宁、沪，可远渡重洋。由于鄱阳湖五大水系纵横江西，流域面积占省境97%，沿其根状水路可达全省81个县市，构成江、海、湖、河贯通的水运网络，而湖口则是沟通省内外航运的枢纽。
1913年7月，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将军为代表的江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旨在夺回辛亥革命成果、捍卫民主共和的武装斗争，在鄱阳湖与长江交汇的江西湖口打响，这就是我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之后著名的“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这次革命斗争波及南方七省，是我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值得一书的一次重大事件。
李烈钧做了江西都督以后，有他的计划和布置，特别是注意搞好与青年军官和讲武堂学生的关系（1913年7月正值讲武堂学生毕业之际，这时局面已很紧张，不久便发生“二次革命”，讲武堂很多学生都参加了这次反袁行动）。当江西北伐军被解散的军官遣送回赣后，李烈钧特别召见了年轻的军官，要他们继续在赣军中服务。这时有些他远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如杨希闵等）也来投奔，他都一一收容。后来，他便开办陆军讲武堂来容纳这批人。讲武堂是利用陆军小学旧址开办的，学生来源除了上述两批外，陆军速成学堂（原陆小及测绘学堂合并后所成立的）毕业生也可转入讲武堂，此外也招了一些人，如夏声（湖北人，后曾任广东兵工厂厂长）、赵连芳（河南人，后转学农业，为农业专家，北大农学系主任，民国江西农业院筹备时曾想聘其为院长）即在此时考进来的。开课时有同学200多人，分成几班上课。如陆小四、五期同学进讲武堂的约50人。同时，李烈钧把讲武堂交给既在军界有一定关系又在学生中有很高威信的夏之麒办理。夏堂长是浙江青田人，他与吴介璋均是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生，曾任江西陆军小学监督，为人很好，学生们发生什么风潮，闹什么纠纷，别人解决不了，他一出来便可以解决。
李烈钧江西武备学堂的同学林虎，在南京带来2400余人的部队也成为李的中坚力量。当时南浔路德安北段正在修筑，有工人1800余人，林虎恐其在后方受人利用，就将其全部收编为输送队，薪俸和正式军队相同。又在其中选取年轻精壮者400人为补充队，教以步兵动作。后来在反袁战斗中，林虎部队行动敏捷，战时补充容易，全靠有这两个队的组织。
据当时担任湖口守备司令部副官兼卫队连连长的张岂庸回忆，湖口踞外江内湖之间，形势雄胜，向来为军家所必争。李烈钧在起义时，设立守备军司令部于此。以何子奇为司令，邓文翚为副司令。何系江苏人，日本宪兵学校出身，邓为江西人、日本东斌学校出身，同盟会会员。其时，起义军的兵力在湖口方面只有调练团一团，系由水上巡防营改编，团长余邦宪，江西人，日本东斌学校出身。该团所用枪枝是俄国九响的步枪。另东西炮台2座，共有前膛炮10余门，系满清王朝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时遗留下来的。又炮舰20余艘，每艘配上土炮1门。其余大部兵力如欧阳武的第一师，刘世钧的第二师和刘棱的炮兵团等，则配置在瑞昌和沙河、黄老门、德安、永修等沿南浔铁路线上。
在湖口起义之前，李烈钧为了扩充军队，需用军事干部，并曾派其亲信徐秀钧（九江人，当时在北京任众议员）携款到保定，接济本省在保定军校学习的学生，命令他们回到江西，大家热气腾腾，秘密请假南下参加革命。张岂庸即是其中的一人。回赣后，被派任湖口守备军司令部副官兼卫队连连长，因此参加了这次战役。
以李烈钧为首的江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阴谋早有警惕。1912年后，李就任江西都督后，改组都督府，开办民国银行，发行地方纸币，大抓盐运盐税，开办讲武堂，训练军事干部，扩充军队，为后来反袁斗争作了财政、军事等方面的准备。同时，派员赴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活动，探获袁世凯的阴谋行径。1913年4月底和5月初，他先后两次通电反对大借款，揭露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危害。如在1913年6月9日被免去都督之职后的第四天，他就在省议会上发表演讲。
离赣前于议会演讲词
1913年6月13日
鄙人奉总统令免本官，今来会一以聊谢诸君，一以陈明各事。到赣年余，空谈拥护共和，实无裨于桑梓，深承贵会指示，何歉如之。且本省财政问题，外间多有误会，鄙人又未亲来陈明，故今日详为剖白。本省入不敷出为数甚巨，其一盐款系公家补助，已咨明淮盐局，有案可查，前饶君质问未答，亦非无故，俟黄局长来省，自可清算。若厘税，一补助堤工，一补助银行，一需军铜，在旁观者以为鄙人此次亏一千余万，将来潜遁无疑，并谣传余偕安徽款二千万，实无其事。若上海借款三百万，则不容讳，然系用个人名义，非以全省名义所借者。故贵会质问未尝答复，且此系有友人担保，所以连付抵押品而并免之。现此尚有一百六十余万未交来，至用去一百二十余万，概系公费。外传以我家无产业，将何筹还？然我即奉令免官之，此数日内，已有四五友代担八十余万，其余已办有军用品，以谣传故未曾运来。至医生诊金，不过在军务司欠三千余元，总务厅二千余元，寄家三千余元而已。二年度预算亏短事实，因求军事上之完备所以用费较多。鄙人去后，仍须为社会换利益，尚祈指教为幸。鄙人体弱薄，固无甚关系，所幸全省秩序，尚庆安宁，诸君亦可维持。在鄙人亦深知事体，然必做得光明磊落，以服从命令为第一义，断不可以舆情之故，而稍存观望。尤可幸者，今非专制可比；俟他日再乘机会出而有为，又何不可。
——上海《民立报》1913年6月20日
袁世凯也对李烈钧等的反抗进行政治分化和武力镇压。袁任命戈克安为九江镇守使（后被李派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和混成旅旅长方声涛率部赶走），收买原江西都督马毓宝属下的军官余鹤松，勾结江西第二师师长刘世钧策动兵变（也被欧阳武部镇压）。并调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开赴九江上游的湖北武穴，准备以武力压服江西。李烈钧被免职后，袁世凯命陈廷训为九江要塞司令，陆军中将。
陈廷训受职后，甘心为袁世凯效力，充当袁镇压江西革命党人的爪牙。他任命亲信成信荣为湖口炮台总台官，企图控制这一军事要地，但遭到原总台长李明阳的反对，李拒不卸职。黎元洪（副总统，李烈钧被免职后被袁命为兼领江西都督）命令李纯部队于7月5日、6日陆续开赴九江。当李纯部进兵九江后，欧阳武（时任陆军中将，江西护军使）曾以“北兵入赣将使主客猜疑而起衅端”为由，电请袁世凯撤兵，并提出辞呈以示反对。然而袁政府却以“浔有事，赣不能独安，赣有事，鄂不能独靖”以及副总统兼辖两省，有权调兵等为借口，拒绝欧阳武的请求。
李纯兵进九江的消息传出后，孙中山即在上海召集国民党重要成员开会商议讨袁。李烈钧在会上慷慨陈词，历数袁世凯之罪恶，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武力讨袁之主张，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回江西首先发难。
7月8日夜间，李烈钧乘小轮到达江西战略要地湖口。随即召集在湖口的师长刘世钧、旅长何文斌、水巡总监何子奇、机关炮队长卓仁机，团长周璧阶、吴伯安及省参议员杨赓笙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宣布独立，起义讨袁。会议决定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会上拟订了作战计划，进行了部队编配。当时，江西的兵力只有陆军2个师，1个混成旅，1个独立营。分布情况是：第一师所辖两旅四个团，师长欧阳武驻省城，第一旅旅长林虎，第一团团长苏世安，第二团团长杨祖时，驻德安、瑞昌；第二旅旅长余维谦，第三团团长伍毓瑞，率二、三两营驻九江，第四团团长吴伯安，驻南昌，后调赴吴障岭。第二师师长刘世钧驻九江，所辖第三旅旅长赵复祥、第五团团长王国华，驻德安。第六团团长李定魁，有两营驻九江，一营驻德安，第四旅驻赣州，混成旅旅长方声涛、第九团团长周璧阶，独立营营长金其昌驻姑塘。第十团团长李明阳驻湖口。李烈钧的军事部署是：由方声涛任右翼军司令，从姑塘方面进攻袁军，由林虎任左翼军司令，从沙河、德安方面进攻，命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麒为参谋长，省参议员杨赓笙为秘书长，李烈钧兼正面军司令，坐镇湖口，指挥战斗。当时，湖口水军共有炮舰20余艘，每艘配有土炮1门。有东西2座炮台，东炮台在今红旗船厂、西炮台在对岸梅家洲嘴上，共有大炮10余门。
“二次革命”前，江西陆军有两师：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字南雷，江西吉安人），驻南昌；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抚州人），驻九江。李烈钧被免职，袁氏即令欧阳武任江西护军使，是以李无法在南昌发动，转到湖口来组织“讨袁军”，希望起义后刘世钧会在九江响应。湖口军队很少，李组织“讨袁军”，无论正规陆军、杂牌军都在罗致之列，而主要组成分子只有水上警察。江西在清末有旧式水师巡弋于鄱阳湖及内河，民国以后改为水上警察，这些水上警察驾驶旧式炮船往来巡防，每船装土炮1门，人员除1船长1正目外，另有12人，携有枪械。李烈钧组织的“讨袁军”是枪械、粮饷、兵员俱缺，而水上警察有枪械、有粮饷、有兵员，况且水上警察总监蔡锐灵是共进会要员，可以调用他的部属。李烈钧设法从每一炮船上调来8名，共调来1000多人，分为3营，称为“调练团”。调练团在6月底成立，团长余徽照。
7月10日，讨袁军在湖口高竖义旗，宣布湖口独立，并推杨赓笙撰写《讨袁檄文》，同时还发出了《江西讨袁军对外通电》《讨袁军对党团公启》，集中揭露了袁世凯窃国殃民的罪状。《讨袁檄文》如下：
民国军兴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并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讨袁檄文》发布后，人们争相传诵，深为感动。据湖口起义的参加者许德珩在1981年10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的回忆》一文中载：“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后来才知道这篇简短的檄文出自杨赓笙的手笔。”江西讨袁军在湖口首义，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上海，四川等省市纷纷响应，全国民气一时大振。此外，讨袁军又发出对外通电，并与各属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
湖口宣布独立的次日清晨，战斗即在九江沙河展开，李纯部向讨袁军林虎部打响了第一枪，林虎部当即予以还击，起义军初战大胜，击败李纯军。同日，李烈钧将军占领了湖口东西两个炮台。
7月12日，湖口起义消息传到南昌，欧阳武和军务厅长俞应麟召集全省各机关领导、省议会全体议员、各党派团体负责人举行讨袁大会，宣布江西独立。会议推举欧阳武为江西都督，原江西民政长官贺国昌为省长，并布告人民，誓师讨袁。
湖口正式举义，那何子奇做了守备军司令，邓文翚为副司令，调练团团长则是蔡梓华。调练团防守湖口对岸地区，团部设在回峰坑，第一营守桃花山，第二营在第一营右侧，第三营守江边。起事后希望得到九江方面的响应，没有想到刘世钧动摇了，据说是拿了袁世凯的20万元，而江西要塞司令陈廷训也动摇了，在江西策应的就只剩下德安方面的林虎所带的桂军了，因此讨袁军就显得势孤力单。而当袁世凯所派北军第六师李纯部登陆九江往南攻击，除了林虎自德安北上，在沙河镇抵抗一阵外，赣军根本毫无抵抗。至于湖口方面北军张敬尧部从新港登陆，调练团则首当其冲。
7月16日，袁世凯命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李纯为左司令，王占元为右司令。大约在7月20日左右，北军张敬尧的一团人从新港方面向调练团逼近，最初两三天只是远程射击，从炮船上带来的枪有九响枪和十三响枪，打一弹要抽一下弹簧，子弹是铅做的，有时打不出去。有的枪打了一两天，枪膛塞住了，扳机扳不开，烦急之至。
7月26日，湖口失陷了。
李纯带着第六师从湖北到江西，登陆九江南下，起先他以为江西军队都不战而溃，不加提防，没有想到自德安北上的林虎倒与他打了一场硬仗。林虎的桂军原是广西北伐军，训练比较好，军力也较强，并且有战斗经验。南北议和后许多军队解散了，南京留守黄克强特别把林虎一团（本为王芝祥所带桂军中之一团）改为混成团拨归江西都督节制。到了江西编成一旅，驻扎德安，这是国民党布置下的一着棋。那时南浔路还在建筑中，李烈钧在湖口起义，先约林虎北上策应，在沙河镇和李纯的第六师遭遇，打了一仗。当时报纸猛捧林虎，报导沙河镇战役标题是“飞将军从天而降”，但是桂军终于抵挡不住第六师，败退了。其他赣军更不能打，没有战斗经验和士兵是本地人都是失败的重大原因。桂军是客军，士兵溃散了很容易被认出来，所以打败仗也不敢离队逃散，赣军是本地人，把枪杆子一丢，衣服一换，逃离战场就和老百姓一样自由了，何必拼命？就这样，赣军溃散的溃散，投降的投降，使李纯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地解决了江西反袁势力。8月4日袁世凯任命李纯做江西护军使，到9月29日李纯便署理江西都督了。
湖口起义之后的沙河战斗开始虽然获胜，但是由于右翼军指挥官方声涛对当时战斗形势估计错误，姑塘方面的部队行动迟缓，致使原定林虎与方声涛两路兵力7月12日拂晓同时向袁军发动攻击的计划落空。12日晨，林虎率部在德安方面向敌猛攻，经过一场英勇战斗，终因孤立无援，伤亡过重，弹药缺乏而失利。13日拂晓再战不利，遂向瑞昌方向败退。19日与李纯援军二十一团周炳文部、二十四团肖安国部遭遇，又遭重创，激战4小时后，向莲花洞败退，战局从此急转直下。
7月17日，方声涛部向九江发动进攻，也遭到挫折，九团团长周璧阶阵亡，士气低落，军心动摇，部分士兵投降敌人。方声涛遂命该团开赴南昌整编。这场战斗以失败告终。
李烈钧占领湖口炮台，由守备司令何子奇指挥炮台作战。此时，袁世凯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楚字军舰4艘增援李纯，舰队经过马当炮台时，汤诡称是孙中山派来支援湖口起义的，马当炮台未加阻止，汤不费一兵一弹，闯过这一要塞，开抵湖口，连日炮击湖口炮台，义军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慌忙应战，要塞司令何子奇亲自指挥战斗；炮台总台官李明扬亲自上阵填装炮弹。西炮台因讨袁军姑塘方面的撤退而首先失守，东炮台在坚持战斗几天以后，终因武器陈旧，兵力不济而被袁军占领，湖口阵地陷入敌人水陆两面夹攻中。李烈钧只好命讲武堂教官穆周堂扼守鞋山，掩护各军向吴城方向撤退。
李烈钧到吴城，对兵力又重新作了部署。但是只防守了几天，吴城也告失守。李烈钧从吴城退至南昌，部下只剩伍毓瑞4个营的兵力。这时，林虎已率部退入湖南，将武器装备全部卖给了湖南都督谭延闿，得10万元然后逃亡国外。方声涛也已向广信方面退却。而李纯部仍紧追不放。伍毓瑞以4营之兵挡一师之众，经过3天激战，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只得弃城而走。
李烈钧撤离南昌后，8月18日，李纯军占领南昌。同一时期，“二次革命”在其他省份得到了一些响应。
7月18日，陈炯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广东独立”。
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南京。
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
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开南京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
8月11日，何海鸣率南京第八师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旗讨袁，宣布恢复独立，2000多名士兵们与北洋军展开血战。
8月13日，拥袁桂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
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李纯上任伊始，他首先下令取缔国民党在江西的势力，通缉、逮捕和杀害了大批革命党人。其中把李烈钧作为“乱党”主谋加以通缉，同案被通缉的有江西都督欧阳武、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杨赓笙等数十人，被捕牺牲的还有李烈钧的财政顾问徐秀钧等数人。北洋军在攻打江西的过程中，还大肆杀戮无辜百姓，第6师张敬尧旅进入南昌“不及一日，赣民之死者以千计。”以后对江西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是严加镇压和防范。李纯还下令解散江西省议会，通缉议长、副议长以下46名议员，并查封报馆，钳制舆论，严禁群众集会，不准对北洋军阀进行任何批评。常以各种“政治嫌疑”为借口，拘捕无辜群众，加以拷打审讯，致使南昌出现“逐日刑人”的恐怖局面。李纯的反革命专制统治，严重摧残了江西的革命民主势力，为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扫除了障碍。
湖口硝烟散尽之后，李烈钧同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等转道湖南，逃往日本。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烈钧成为“国事犯”，身遭通缉，被悬赏白银万元。然而，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心是真诚的。后经过海内外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努力，反袁时机成熟。李烈钧又奉中山先生之命，于1915年底从新加坡经河内返国，与原云南都督蔡锷一起，联络云南督军唐继尧在12月25日通电反袁，再兴义旗，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李任第二军总司令，进军两广。由于反袁护国的号召深入人心，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告独立，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护国运动”。袁世凯在全国入民的一片声讨声中，不得不宣布撤销帝制，后在忧愤中死去。
四、硝烟散尽后的思考
应该看到，在“二次革命”以前，中国人民对和平、法制和社会秩序安定的渴望，超过了其他一切。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害怕人民群众，因而，辛亥革命后，不仅北方的农村没有任何大的变动，就连革命势力较强的南方，也依然故我。广大人民看到的唯一变化就是清朝的龙旗换成了民国的五色旗，自己的头上少了一条祖传的发辫，革命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因此，他们只希望有个和平的环境，医治战争的创伤，至于谁为总统，他们管不着，也无权去管。民主、自由，他们理解不了，也享受不到。在他们看来，既然异族的皇帝已被打倒，汉人当了民国的总统，那么，革命再也没有必要，战争只会加重他们的灾难。因此，当“宋案”发生后，孙中山要想在刚经历了一场动乱之后，将社会重新拉入战争的轨道，实非易事。即使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革命派发动了“二次革命”，但要获得社会上像两年前那样的支持，已不可能了。
首先，南方势力集团采取观望和不合作态度，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民族大义，癸丑讨袁是政党军阀间的内争，无介入之必要。因此，他们依旧回到以地方利益为重保境安民的立场，以期避免兵祸。而资产阶级的主体——工商资产阶级为了既得利益，甘愿屈从袁世凯，而对孙中山敬而远之。这样，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令人遗憾地被它的主体抛弃了。还在1913年5月初，“二次革命”正在酝酿时，在当时开全国风气之先的上海，工商资产阶级就表现出令人失望的情绪。上海出口皮毛杂货公司、商界共和皮商工会就对革命派的反袁活动表示不满。稍后，他们又联合蜀商公益会丝绸公所、旅沪全浙工艺团、旅沪客帮商务联合会等18个团体公开通电，表示对于革命派“未能随声附和，自取危亡”，并向袁世凯要求“各省禁止讹言，始终维持”。上海总商会甚至表现出与革命派决裂的姿态，声称对革命派的行动“株难缄默”，并恳请大总统（袁世凯）、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以保卫商民、维护秩序为宗旨，无使我商民喘息余生，再摧惨祸。
资产阶级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而表现出来的厌乱情绪是何其强烈，他们甚至无法忍受自己真诚利益代表者的革命言行，而公然要求袁世凯及其党徒出来维护秩序，甚至不惜投靠帝国主义。例如，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就带头敦请租界当局派兵驱逐陈其美，并答应逐陈后，将沪北地区划为租界。与此同时，北京、汉口、苏州等地总工会，香港各银行团以及各业工会、公所等也同样向袁世凯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电报。由此可见社会情绪的走向不利于革命派。
袁世凯此时也把自己打扮成商民利益的代表与保护神，发布命令说：“愿商旅不惊，商市不变，安居乐业，为十年生聚之谋，本大总统方为尽职，着省都督民政长查禁造谣生事之人，从严查办，饬军警竭力保护。如有匪徒藉端扰乱，损害商人，唯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更是感激涕零，以为可以放心了。当时有人记载道：“集总统宣告左右，谓我袁某在任一日，尽我能力之所及，必以维护一日，决不致有意外，寥寥数语，可作吾人一剂安心丸也。”1913年8月25日，当北洋军进入湖口城时，则又有“商民列帜欢迎，观者塞路”。又如9月6日，江西讨袁军黄唁支队败退至南丰县境，次日曾拘捕商会总理江辅藩需索军费，而江辅藩借口南丰疾苦，力加拒绝，不予支援。由于资产阶级中有许多人对讨袁战争采取消极态度，所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的五天之后，袁世凯即通令奖励说：“而抵拒邪谋，提倡正论，则尤得各省商会维持之力……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遂使逆谋无由大逞，乱事得以速平，曲突徙薪，功非鲜浅。”
当时社会心理的这种厌乱情绪和依赖强权思想使得革命党人的活动显得孤零零的，无所依靠，无论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如何奔走演说、百般劝导，仍是曲高和寡。在讨袁起义爆发的几个省份，商业资产阶级不仅袖手旁观，甚至想方设法制止战争的蔓延。例如，江西商务总会总经理曾秉钰曾函李烈钧，要求他：“即出布告，禁止讹言，维护市面。”广东商人广发传单，要求商人务必各持定见，安居乐业。不要为流言所惑，互相惊扰。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还气势汹汹地致电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拟请诸公通电各省表明决心，如有谋反不轨之人，一定严法惩治，并恳电致北京总部，以国家为前提，一致进行。湖南反对独立最积极的莫过于商界。10月18日，长沙商民数千人召开大会，公然反对独立讨袁，并发布宣言，如有同情、支援革命者当严厉查办。
在革命势力较强的南方，资产阶级的态度尚且如此，那么，在袁控制下的北方，其态度就可想而知了。资产阶级发动的“二次革命”却得不到本阶级的支持，这是革命最大的悲剧。因此说，南方讨袁的军事迅速失败，不仅仅是南北军事势力的强弱所致，也不是黄兴等人贻误战机造成，而是人们的“厌乱”心理抑制了革命的扩大，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除了孙中山等少数坚定的革命者外，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极端不愿进入战争状态的。同时，由于这场革命在当时被许多人理解为党派之争，其影响范围就更加有限了。实际上，当时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并没有受到什么震动，他们在辛亥革命中没有获得什么好处，此时也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所以，这一时期，工人阶级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在少数地区举行过几次行业性罢工之外，几乎没表现过什么政治斗争的热情。农民则更少变动，即以当时震动全国的白朗起义而言，这次起义的爆发，完全是因为农村贫困农民无法生活，而被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由此可见，“二次革命”的失败并不全是南北势力强弱所致，也不在于革命党人全不听孙中山的号令，而主要在于民初的社会心理并未趋向于武力的革命。首先，传统权威主义的心理定势，使袁世凯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而这种心理定势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造成的。因而，“宋案”发生后，孙中山想在短期内扭转这种心理定势，实非易事。尽管他四处奔走，号召起兵讨袁，但无法引起整个社会的共鸣，不仅一般的群众不理解，国民党内的大部分人也对此冷淡，孙中山不得不绝望地承认国民党势单力孤，完全悲观。其次，民初的“厌乱”心理，使革命派失去了强大的后盾，从而抑制了革命的扩大。再次，讨袁各省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使他们失去了协同作战的有效配合，导致了被袁各个击破的悲剧命运。因此，民初的社会心理对“二次革命”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正是这种制约作用，才注定了这次革命的失败。革命启蒙的任务还是任重道远。
“二次革命”不但对江西的革命，而且对国民党、北洋军阀及当时整个中国政局都有较深的影响。
“二次革命”对国民党及战胜国民党的袁世凯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战败的国民党，重要的基地已丧失，孙中山先生不得不重新检讨失败原因，他认为过去“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粹，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敌之美德，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迨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如路人……”因此，在“二次革命”不久（9月27日）即在日本筹备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计划，而改组的重点在强调党员对孙中山先生的绝对服从，要求“凡入党者，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无取浮滥，以免良莠不齐”。为此，孙中山先生要求党员写誓词、按指模，以示对他的绝对服从。国民党在当时袁世凯势力下要公开活动自然不容易，改为秘密的革命团体应是必然的结果，唯此次的改组可说明国民党标榜西方的民主在民初政党政治的试验阶段是失败了，因为政党政治的失败使中国只好回复到传统的政治形态来。可见西方政党政治的移植如果没有适当条件的配合还是很难不失败的。
对袁世凯而言，“二次革命”的胜利，使他积虑的敌对势力消灭，因此，他步步走上中央集权，准备他的帝制。袁世凯继续他过去分化国民党或组第三党的策略，逐渐达到集权的目的。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共和、民主、统一党于1912年5月9日合组为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而以梁启超、张謇、孙武、汤化龙、伍廷芳、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及那彦阂9人为理事。当时进步党标榜：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适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
袁世凯铲除他的反对势力后，于1913年10月6日，以威胁手段历经三次投票，当选总统。袁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1912年10月的天坛宪章，获得都督、民政长、镇守使的普遍响应，建议解散国民党及国会，这些后来都实现。接着又另组政治会议（原名行政会议），由各省行政长官所委派组成，12月开会，到1914年1月袁下令解散国会，及2月停办地方自治，解散省议会。然后于2月18日由57名议员的约法会议开会制定新约法，4月完成，5月1日公布，并废止1912年3月11日之临时约法，新约法名为《中华民国约法》，计10章68条。据此法，袁世凯的权力甚至大大超过皇帝。
称为“二次革命”的湖口讨袁以失败告终，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辛亥革命之在江西，整个主旋律基本上是悲壮的。说明变革社会的革命，有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江西这幕巨大的史剧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他所代表的阶级），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对待革命，有的人英勇，有的人坚贞，有的人投机，有的人背叛，有的人数者兼而有之，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然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江西和全国一样，推翻帝制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整个辛亥革命，毕竟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湖口反袁失败后，革命党人并未停止继续与袁世凯斗争的步伐。1915年12月25日，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了著名的“反袁护国运动”。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护国军与各地反袁军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击败了北洋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四川等省相继响应，纷纷起义，参加护国讨袁。护国烈火在全国熊熊燃烧，迅速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在举国群起反对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23日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仅仅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连同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一起被滚滚洪流席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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