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儒家智慧是一种真正的大智慧，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

    儒家智慧概论

    如果说道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智谋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智谋是其中最冷峻的一页，纵横家智谋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阴阳家智谋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那么，儒家智谋就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是真正的大智谋。

    儒家智谋一向与王道理想相联系，是非常深奥复杂的，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只是选取其智谋性的一面，即王道理想如何转化为智谋和儒家智谋仁术治国的特点。

    孔子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但使无讼。”他的意思是说，处理诉讼案件，我和一般的人一样，也要按照法律办事的。但我和一般的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要首先实行礼乐教化，从根本上杜绝诉讼案件的发生。这是孔子以礼乐治国思想的基本表述，如果能和司马迁的另一句话相参照，也许会对孔子的这句话有更深刻的认识。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意思是说，礼乐教化对于治国治民来讲是更根本的，而法律往往只是起个“马后炮”的作用。

    中国有关治国治民的智谋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治标的和治本的。显然，儒家是“治本”的代表学派，而法家是“治标”的代表学派。

    儒家自身似乎是反对在治国治民上使用智谋的，起码没有公开提倡过，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文化与其智谋型的整体特点中，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智谋，它的各个方面都在智谋文化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简要地说，儒家的王道理想所考虑的不是个体的人的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王道理想是要首先指向社会的利益的，但社会的利益又必须牺牲个体的人的利益。这样看来，在王道理想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体的人与社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因此，儒家的王道理想在考虑具体的策略时必然要想方设法地趋利避害，实际上也就转化成了智谋。

    如果从价值观念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中国人没有超越而外在的价值观念，王道理想的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就在于现实社会，通俗一点说，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实现了多少现实功业，就是实现了多少人生的价值。由于儒家个人的价值自足定位在现实的世俗功利之中，所以，无论儒家怎样高唱道德的神圣和超越，它最终还是把这些道德神圣还原为世俗的现实功利，而这些道德神圣和现实功利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们所向往的都是利，在形态上的区别则是大利和小利。由于大、小利益的悬殊太大，人们往往看不到道德的功利色彩，往往把它误认为是超功利的。

    如此一来，儒家所着重强调的义利之辨，实际上就变成了道德神圣和现实利害如何转化的问题，而处理这一转化，儒家比其他各个学派更高明，更具有合理性。

    这种高明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迫使人们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因为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因为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儒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智谋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仁术，仁术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仁术的核心当然在于以仁治国治民，但如何才能实现治国治民呢？法家和兵家用强力来压服人心，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儒家则主张用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影响别人，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社会。二者的出发点和走向都恰恰相反。这样，儒家就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在这里，儒家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一切外在的束缚统统被取消了，只有人的内在世界才是真实的，只要肯提高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在具体的治国治民的策略上，儒家首先讲究的是使人心服。下面引述几段先贤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使人心服的具体方法很多，儒家在运作这种智谋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很完备的理论系统和实践经验，在这里无法一一尽述，但总的说来，官吏要设身处地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为大局着想，为道义着想，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舍己为人，直至牺牲个人的生命。

    在后来的儒学大师中，有许多人在为帝王出谋划策时直言不讳地大谈儒家思想对治国、牧民、驯臣、王天下的重大利害，虽然他们已经明确地把儒学当做智谋来对待了，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合理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就是在今天，这种智谋恐怕也不是完全过时的。

    儒家智谋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大智谋，实在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即使有人看不到这些，至少，那种对智谋就是欺诈、就是阴险、就是卑鄙的庸俗理解也应该有所改变吧！

    1.书生自古难称帝

    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其实，不仅古代如此，就是在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出生在南方。

    至于封建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县境，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元朝的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人，今属安徽省凤阳县，也应算作是北方人；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的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来自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做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这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做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北方因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比北方相对为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年不易的。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崇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绝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绝不教人造反；

    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哀惋、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三、文人书生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勃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文人书生别说做了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独立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治国治民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五、最后的一个补充方面，是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他们。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这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概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里，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从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它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建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独一无二的由书生通过干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书生皇帝。

    公元16年，即汉成帝永始元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这时，他三十岁。又过了七八年，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图重为皇后的一系列阴谋，由原大司马王根推荐，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开始了他沽名钓誉的生涯。

    王莽做了大司马，决心要在名声上超出他的上辈，于是，就礼贤下士、延揽名士作为幕僚，并做出一副极其清廉高洁的样子。每当从朝廷上得了赏赐，他都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饭菜，几乎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缎匹，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此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

    不仅如此，王莽还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一次，太皇太后王氏设宴邀请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等人一同聚会，主事官员在座位正中摆下一把椅子，归太皇太后坐，在旁边又摆下一把椅子，归傅太后坐，其余则排列两边。这时王莽走进来，大声喝问：“上面为什么设着两个座位？”主事官员回答说：“一个是太皇太后的，一个是傅太后的。”王莽说：“傅太后乃是藩妾，怎得与至尊并坐，快撤下来！”傅太后听说她的座位被撤掉，就没来赴宴。后来，傅太后胁迫哀帝罢免王莽，王莽听到了消息，马上自请免职，哀帝也未加挽留，就这样，王莽又回到了他的新都封地。

    不过，这件事虽使他遭到罢官，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名声，大众都认为王莽有古代大臣的风范。

    西汉末年，社会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别的不说，仅汉哀帝宠爱男色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后来哀帝偶尔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惯会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后来连董贤的妹子和妻子也轮流陪哀帝寝居。董贤一家也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通过这一件事就可知道，在这样的君主统治下朝政无法不糜烂，国势无法不衰弱。王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由官僚一步步地篡取皇位的。

    哀帝荒淫过度，于二十六岁亡，董贤虽对哀帝忠心耿耿，怎奈不习事务，无法理丧，太皇太后王氏便命王莽入都帮助董贤治理丧事。这又给了王莽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王莽入朝，先不问丧事如何办理，先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令他自杀而死，并将董贤一家迁徙他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了哀帝的丧事。

    王莽独掌大权以后，便与太皇太后商议，迎立中山王箕子为嗣。王莽为了讨好太皇太后，把平时得罪她的傅、赵等皇后一概贬降，致使许多人自杀。太皇太后倒是满心欢喜，以为王莽替她出了口恶气，其实这是王莽在为自己以后进一步夺取政权扫清道路。

    箕子即位，是为汉平帝。当时平帝只有九岁，一切权力均由王莽把持，就是太皇太后王氏也被王莽哄得团团转。朝廷中的正直大臣见王莽专权，贬降太后、擅立新君，渐无人臣之礼，陆续辞职引退；在朝的官员，多趋炎附势，尤其是历任三朝的大司徒孔光，竟去揣摸王莽的心意，一味奉承。不过，王莽也很狡猾，他知道自己多半是靠了太皇太后王氏的信任才得以独揽大权的，人心其实并未收拢。王莽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安民、收拢人心的办法，只有靠弄虚作假或矫情作伪。

    王莽想了多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果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慕汉朝德仪，特来入献白雉一只。王莽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禀告了太皇太后，把这只白雉送到宗庙里。亏得王莽读过书，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原来，周朝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才买嘱塞外蛮夷来汉献雉。其实群臣皆知是王莽所为，但谁也不愿揭破，反而仰承王莽的意思，说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当加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即日下诏，王莽故作姿态，上表一再辞谢，并要求加封迎立平帝有功的孔光等人，自己最后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

    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致仕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甚至对孤寡老人，也遍济周恤，使得天下吏民对他无不称道。后来，王莽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她年事已长，不宜署理小事，凡封爵以下诸事，均交自己处理。太皇太后当然依议，于是，天下就更是只知王莽而不知汉天子了。

    王莽还不满足，又秘密派人买嘱献瑞。第二年，黄支国献入犀牛，汉廷上下均感惊异，都觉得黄支国远在海外，从不和汉朝交往，难道又是仰慕安汉公王莽的威仪，前来拜服？随后，又接到南方某郡的报告，说是江中有黄龙游出。祥瑞频出，真是称颂不迭。

    但是，这年夏天汉朝的很多地方却出现了罕见的大蝗灾，王莽就是再有本领，也无法把蝗灾说成是祥瑞之事。但他另有新招——借灭蝗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王莽一面派官吏查勘，准备救济灾荒，一面启奏太皇太后，宜减衣节食，为万民做出榜样。尤其是王莽自己，戒除荤腥，不杀生灵，还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以充做救灾费用。朝廷公侯见王莽如此大方，也不好不效法，先后捐款捐物的多达二百多人。过了不久，阴雨连下，蝗灾渐退，稼禾复生，大家都说安汉公德感天地，王莽由此又得到了一片赞誉之声。

    平帝十二岁时，王莽建议选立皇后，并采用古礼，选娶十二名后妃。王莽令人选择世家良女，造册呈入。主管官员揣摸王莽的用意，多选豪门士族之女，尤其是王氏女子，几乎占了一半，连王莽的女儿也在内。王莽本想让自己的女儿独占后宫，又不便明言，就故意启奏太皇太后，说是王氏女子应该一并除去。太皇太后正弄不清什么意思，群臣却议论纷纷，都要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还要再选十一名凑数，群臣尽皆抗议，说只需王皇后一人即可。太皇太后优柔寡断，只好听从了王莽和群臣的建议。王莽又把皇室所赏赐的钱物拿出八九成分赐给其他随嫁媵女及其家属，便得别人感恩戴德。

    王莽这样做事，有时太过露骨，连他的儿子王宇也看不惯，王宇怕日后出事，屡次劝谏王莽，王莽概不听从。王宇无法，便派人在王莽门前洒露血迹，以为王莽迷信，也许会相信那是上天垂诫，多少应加以收敛。没想到洒血的人竟然被卫兵发现逮捕，连累王宇，王莽竟因为这么一点儿小事就杀死了他的亲生儿子及其同党，并把平帝生母卫氏的家族及支族尽数屠戮，只留下卫后一人。

    王莽之女既为皇后，王莽就更加想方设法地讨太皇太后的欢心。他认为太皇太后年老体弱，独居深宫一定十分憋闷，就建议她外出旅游，并借机存问孤寡。太皇太后当然求之不得，立刻答应。王莽还准备了许多钱帛牛酒，沿途赐赏穷困老弱之人，弄得万民拜呼，好不热闹。再加上所到之处都是名胜古迹，老妇人仿佛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真是说不尽的欢愉。

    王莽之讨好太皇太后，真可谓体贴入微。太皇太后的一个弄儿有一次生病，住在宫外，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竟亲去探望，那个弄儿十分感激，病好入宫之后，在太皇太后面前极言王莽的好处，太皇太后认为王莽实在是孝顺极了，别说是侄子，就是亲生儿子也远远比不上啊！

    王莽行事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处遵循古制，一是相信符命灵异，其实，这是王莽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他自己是否发自内心，却十分难说。王莽根据周朝的先例，特别创议，设立明堂灵台，还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儒士名人，设官考校，贤者为师，愚陋者为徒。王莽以为南方北方都来献瑞，独有西羌东夷未见入朝，就又买嘱有关人等，让他们密往办理。不久，东献方物，西献小海（即青海）等地。王莽十分高兴，立即征发囚犯边民，前往垦戍。

    群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太皇太后王氏奏请说，当初周公辅政七年，制度乃定，如今安汉公辅政才四年，就大功告成了，应当把安汉公升到宰相的地位上去，列于诸王之上，并应加赐九锡。太皇太后一概应允。这期间，上书请加封安汉公的就有近五十万人，太皇太后见朝野上下如此恭维王莽，也弄不清真假，只是加紧催办，行九锡之封典。九锡封典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级别的封赏仪式，所封之物共有九种，一锡衣服、二锡车马、三锡弓矢、四锡斧钺、五锡秬鬯、六锡命圭、七锡朱户、八锡纳陛、九锡虎贲。受封之后，其德望权位、仪仗用度，几与皇帝不相上下。平帝年已十四，智慧渐开，知道王莽挖掘太后坟墓，且杀尽舅族，只剩母亲一人，还不许相见，曾十分愤慨地说：“我若长大，一定报了此仇！”王莽的心腹告诉了王莽，王莽怕日后平帝长大参政对自己不利，就送入毒酒，毒死了平帝。

    王莽压制住群臣的意见，主张迎立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长安挖井得石，上书“安汉公莽为皇帝”等丹红大字，各地符命，陆续来到长安。王莽让人告诉太皇太后，这位喜谀庸碌的太皇太后到了此时才算明白，厉声呵斥说：“这些都是欺人妄语，断不可施行。”但她已阻止不了王莽，只好下诏，让王莽当假皇帝。

    王莽为假皇帝后不到一月，刘氏宗室就有人起兵讨伐王莽，他们联合农民起义军，一直攻打到了长安。王莽派兵镇压，基本消灭了这次联合进攻，他的威德似乎又加牢了一层。这时，王莽又得到了一项符示。原来，梓潼人哀章，狡诈灵滑，看准王莽的心思，想趁机弄个官做。于是，他暗制一铜匣，扮作方士模样，在黄昏时交给了高祖的守庙官。王莽收到后打开一看，其中断言王莽当做真天子，下列佐命十一人，一是王舜、二是平晏、三是刘歆、四是哀章、五是甄邯、六是王寻、七是王邑、八是甄丰、九是王兴、十是孙建、十一是王盛。

    王莽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正好弄假成真，将此作为篡权的依据。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率领群臣朝拜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回来后谒见太皇太后，说秉受天命，自己应当当皇帝，太皇太后正要驳斥，王莽已管不了许多，即跑出内宫，改换天子服饰，走至未央宫，登上龙庭宝座，文武官员也一律拜贺。王莽写好诏命，正式颁布，定国号为新，改十二月朔日为新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服色尚黄，牺牲尚白。

    刘婴只是立为太子，并未做皇帝，所以御玺一直由太皇太后保管。王莽派王舜去索取御玺，太皇太后不能不予，便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这块自秦朝传下的传国御玺，从此便缺了一角。

    王莽既得汉朝，便须依照符命所示，尽封十一人官职，其余九人倒还好说，只是王兴、王盛二人，乃是哀章假造出来，取王莽兴盛的吉利之意，哪里去寻找？好在姓王的很多，同名者亦不少，访得一个城门令史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男子王盛，俱拜为将军。王莽又嫌自己的出身不够堂皇正大，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诸姓，皆为同宗。这样，王莽既有了渊源，又有了宗族，可谓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了。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颁布了许多令人莫名其妙而又啼笑皆非的法规。新始建国二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贷，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并令凡有田不耕者，城郭中宅不种菜植树者，民浮游无事者，都要交税。采矿、渔猎、畜牧、蚕桑、纺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纳其利的十分之一上缴。并多次改铸货币，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至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名才能看明白。

    当时天下官吏不得俸禄，生活所需均从奸利所出，王莽追查建始二年以来贪污致富的人，没收其财产的五分之四，并命令下级揭发上级、仆人揭发主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制止住贪污，反而使贪污更甚。新朝天凤六年，王莽又宣布每六年改元一次，自言“当如黄帝升天”，其目的是欺骗百姓，但百姓受欺已久，不再上当。

    新朝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再次宣布自己是黄帝的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工费数百万，造庙士卒奴隶多为迁徙而死。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公元23年，即新莽地皇四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进攻起义军。刘秀等人有勇有谋，以数千人在昆阳破敌几十万人，使王莽的主力军从此崩溃，奠定了起义军胜利的基础。

    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急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9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人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起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古代一位大诗人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设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想过过皇帝瘾，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利用太皇太后王氏对他的信任，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今人，我们要探索的，不是王莽该不该篡权，汉朝和王莽的新朝究竟谁是正统，也不是去评价王莽的道德品质，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身上是否连一点文人学士的影子都没有。

    公平地讲，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的影子的。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做呢？在相信符命问题上，他确有借此登基做皇帝的目的，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相信的。否则，为什么每到紧急关头，他总是求助于神灵，而没有奋起抵抗或是另求他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

    在一些政策法令和对待起义军的态度方面，他更显出了书生本色。他本以为古礼对百姓会像对他那样有效，所以仿效周代，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由于他十足的书生气反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至于对待农民起义，他就更像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了。

    中国的书生一向如此，中国的书也一向教人如此。正如开篇所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

    书生与皇帝本是不合槽的，王莽却偏要统一起来，结果就出现了这么个怪胎。

    对王莽作出评价的大都是读书人，而那些评价又大多是痛贬乃至痛骂。可是，曾知否，王莽身上就有读书人的血液，该怎样理清这种历史的纠结呢？

    （参见《后汉书》、《资治通鉴》等）

    2.帝王都是苦命人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大概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皇帝的共同生活经历。乍一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但他们并不怎么快活，为什么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失去了身心自由。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皇帝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的一面，往往忽视其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对于大多数守成时期的封建皇帝，尤其是做皇帝预备期的太子来说，是确切而真实的。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说到这个问题。明神宗万历皇帝做太子时，老师曾经为他讲经，年轻人心性好动，在不知不觉间把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老师就阴阳怪气地责备起来：“为人君者，可不敬乎？”讲经之间忽然背起了先贤的劝责之语，万历皇帝一时间莫名其妙，老师见他不明白，就又刻板地重复那句话，直到万历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放的不是地方，赶快摆正了姿势，老师才继续讲下去。春天到了，莺飞草长，热爱自然乃是人之本性，但万历皇帝仅仅折了一截刚发芽的柳枝，老师就责备起来，说什么人君者要有体仁之心，要有好生之德云云，弄得万历畏首畏尾，毫无兴致。这种生活，实际上与囚徒无异。

    一般说来，皇帝即位之前要有一个预备见习期，就是做太子。做太子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就是听老师讲经。这还罢了，就好像搞选美比赛一样，太子要把自己暴露在“大庭广臣”之中，让大臣们去品头论足，如果有哪一项不太符合大臣们的要求，太子的资格就多少有些危险了。因此，太子的生活与其说是耀武扬威，还不如说是兢兢业业乃至战战兢兢。终于熬到当了皇帝，其实也不自由。每天重复一套各色仪式，乍看起来十分威风，像刘邦当年初试朝仪时所说的，“吾如今知皇帝之贵矣”，但时间一长，就会不胜其烦，觉得生活枯燥无味。

    在这种“学问道德”的“内忧外患”之中，从太子到皇帝的整个历程都很不舒服，那是自然的事，至于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就更别提了。万历皇帝想在八小时之外搞点业余爱好，进一步研究一下书法，想弄个书法学会的理事之类的学术职务干干，以显示一下自己也有一定的能力，并非只会享受祖荫。但这不行，大臣张居正装出一副为民请命、为国献身的样子，伏地泣谏，要万历皇帝万万不可，说什么书法乃是淫巧小技，不可因此误了治国大计。群臣见首辅大臣如此忠勇，也都不甘落后，白白丢了这个沽名钓誉的好机会，于是群起效仿。在这些“正人君子”的围攻下，万历皇帝虽然十分扫兴，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少数服从大多数”了。

    如果说上面说的还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的话，万历皇帝想废掉长子，立自己心爱的幼子为太子，恐怕就是一件大事了。这当然更遭到大臣们坚决反对，他们历数废长立幼的坏处，言辞铿锵，莫可置辩，弄得万历皇帝不仅没有办成事，还碰了一鼻子灰。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历皇帝终于看清了自己并不属于自己，实在不过是一个傀儡。一经悟透，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怠工。于是，万历也就成了明代的坏皇帝。

    其实早在万历皇帝以前还有一个正德皇帝，更有意思，他追求的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实现感。当太子时，正德皇帝也受够了窝囊气，小时候不能玩，长大了一定要补一补。在当了皇帝以后，他就开始“恶作剧”了。登基后不到两年，他就让宦官在宫外建了一所充满野趣的俱乐部，叫做“豹房”，整日在里面与宦官、娼优、异域术士嬉游，至于国事，就不放在心上了。在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泥水横流，便下令群臣免予跪拜，这当然激起了所谓忠臣的反抗，但殊不知，这也是正德皇帝对自己所受教育和束缚的反抗。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要过将军瘾。正德十一年（1516年），伯颜猛率兵入侵，正德帝听了，大为高兴，立即御驾亲征，虽有群臣反对，他还是“一意孤行”。最终他胜利班师，但觉得只打了胜仗算不得有意思，便自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1519年，宁王朱宸濠造反，本来当世大儒王阳明迅速平定了叛乱，但正德帝还想过过当将军的瘾，要大学士草拟圣旨，命“威武大将军”北行巡边。大学士不干，伏地请求，泣血而谏。正德帝不理，还是以此身份巡边，途中再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又自封为“太师”，并十分荒唐地要求王阳明把朱宸濠放回去，让他再叛乱一回，然后自己亲自率兵捉拿。这当然遭到了王阳明的拒绝，王阳明还因此受到了朝廷的迫害。

    忠臣们不干了，廷臣抗议者先是十数人，后达百数人，跪在午门外，他们问“威武大将军”到底是何人，若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应当处死。正德帝还真有股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年又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出巡各省，甚感风光威武。最后群臣集体抗议，正德帝觉得他们也太多事，便劝他们回去，但仍有百余名大臣跪着不走。正德帝发怒，不走就打走，于是，每人赏棍三十，有十一人被打死。

    当然，正德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宠信太监刘瑾，结果特务横行，良臣遭戮，朝政和国事都乌烟瘴气。但我们不是在评论正德帝的得失，我们要看的是不自由的生活对人的不良影响。

    据说，在周以前，帝王的寿命有超过一百岁的。因为年代久远，到底尧、舜、禹等人究竟活了多大年龄已无从知道了。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在他的《谏迎佛骨表》中说：“古时，黄帝居王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居王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居王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居王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居王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大禹都活了一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安定快乐，寿命很长，然而那时的中国却没有佛。此后，商汤也活了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王位七十五年，武丁在王位五十九年，古代典籍都没有说他们寿数的极点，推求他们的年岁，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周武王活了九十三岁，周穆王在位一百年。”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再看皇帝的寿命。

    从汉朝至五代十国以来，一共有近一百四十位君主，他们或因短命而夭折，或者仅活至中年。只有西汉武帝刘彻、三国时东吴主孙权以及唐高宗李渊活到了七十一岁，唐玄宗到七十八岁才去世，南朝的梁武帝萧衍活到八十三岁（一说八十六岁）。其余的，光武帝刘秀寿至六十三岁，蜀汉先主刘备寿至六十三岁；汉文帝刘桓、景帝刘启，唐太宗李世民等帝王大多都没有活到五十六岁。东汉殇帝刘隆仅两岁，冲帝刘炳仅三岁，少帝刘辨仅十五岁便死了。

    西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居帝位五十多年，文治武功，国家空前强大。但他到了晚年多病又多疑，认为是臣下不忠而诅咒自己早亡。借“巫蛊事件”，汉武帝大杀臣僚，上至宰相，下到一般官吏百姓，受牵连而致死的达数万人，皇太子刘据也被卷入这件事而自杀身亡，其他公主、皇孙多人也死于非命。为此汉武帝痛心疾首，作为帝王，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群臣为他的七十大寿举杯祝贺时，他再无心饮酒，并当即决定把皇位传给八岁的儿子刘弗陵。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统治初期，他继承唐太宗、武则天以来盛世气势，励精图治，使唐朝国力蒸蒸日上。但到他晚年却发生了“安史之乱”，长安被安禄山攻破后，李隆基仓皇逃往四川，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下令处死自己心爱的贵妃杨玉环。他的儿子唐肃宗继位后，排挤玄宗，使玄宗郁郁而死。

    东吴创业之主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勇敢果断，占据江东，与魏、蜀成三足鼎立之势。而到他晚年，儿子间争做太子的斗争十分激烈。他最心爱也是十分有才德的长子孙登早死，孙和被立为太子。但孙权又十分宠爱孙和的弟弟鲁王孙霸，这样孙和与孙霸之间为争夺继承权而钩心斗角，大臣也分作两派，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结果孙和被废为庶，孙霸被杀，孙权只好另立少子孙亮为太子。

    唐高祖李渊与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同心协力，在隋末大乱中异军突起，建立了唐政权。若论功劳，次子李世民功绩最大，这样太子建成、三子元吉为一派，秦王李世民为一派，又发生争夺皇位的斗争，冲突在玄武门事变中达到了顶点，建成和元吉被李世民杀死，他们的十个孩子也被杀，唐高祖被迫让位给李世民。

    据洪迈的《容斋随笔》统计，从汉朝至五代十国，这一百多位帝王，高寿的实在寥寥无几，其中固然有争权杀戮的因素，但“郁闷而死”的皇帝，恐怕也不在少数。

    真乃“无情最是帝王家”，帝王之家实在是没有福寿两全的。要么短命；要么虽然长命，但又无法逃避争权夺利的煎熬和惩罚。看来，说帝王都是苦命人，实在并不过分。

    （参见洪迈《容斋随笔》、韩愈《谏迎佛骨表》等）

    3.曾国藩的奥秘

    近一个时期以来，明清故事十分流行，不论是相关小说、电视剧还是专论权谋智慧的图书，都大量涌现，原因何在？这恐怕不仅仅与人们的好奇心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充满了现实感，如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就是如此。有一些故事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曾国藩热就是典型的例证。

    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是一位福禄寿喜都占全了的人，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这种理想人生模式的人。自曾国藩以后，就只可希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那么，今人为什么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之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小说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做人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此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呢，名、利往往是黏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

    但二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因此，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属难得，更无机会能够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做是“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我们就先从他“元凶”的一面说起。

    曾国藩生于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卒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为骄傲，可见，曾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而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恐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整治得家业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国藩这一代，却是祖坟上冒出了青烟，一路科考顺利。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做人生第一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是春风得意。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出现，给他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历史舞台。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县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今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咸丰皇帝于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咸丰，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他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绝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来自质朴壮健的湖南乡民，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倾向。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到灭族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一创举也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出湖南，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1854年（咸丰四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包括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出来。

    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咸丰五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湘军，焚烧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不得不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收拢人心而已。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的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得安庆。1860年（咸丰十年）8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遂派三路军马发起进攻：李鸿章率自己的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太平军由于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1864年（同治三年）6月3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扫入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的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接着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但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头衔，给了他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862年（咸丰十二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被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曾国藩急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在取得了大权，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太平军的很多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也不能交出所掳财物，因此他在进京之后，急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他的恭谨态度，更加深了清廷对他的信任，于是又加恩赏以太子太保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还曾打过捻军。捻军首先在淮北一带零星起事，后逐渐汇成大流，又得太平军相助，遂成大势。清廷本想派蒙古贵族僧格林沁镇压，以显示并非只有曾国藩一类的汉人才有用，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无奈又得派曾国藩出马。曾国藩不像僧格林沁那样紧追捻军，而是坚壁清野，实行围堵的政策，后来还是被捻军冲破，终于无功。后经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出马，才算压住了捻军。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术，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主张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提高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曾国藩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曾国藩还亲自实行他的理论，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时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工夫。

    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推崇，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吧，才官运亨通。

    曾国藩在晚年时，即便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的生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的，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许多告诫子弟的话被家人保存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后端坐休息，无疾而终。

    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自己在去世百余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程、朱熹可以被当做圣人来供奉，可望而不可即，无人去同他们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低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供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做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被当做圣贤来敬，也不可被当做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一个可供效尤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实的人！

    经历了现代历史的风风雨雨和当代历史的轰轰烈烈，人们也许疲惫了，并没有找到当初为自己设计的人格理想，并且已经感到了理智的枯竭与情感的焦虑，于是就回过头来，想在被他们所抛弃的东西中再寻找精神支柱。

    当他们折头而回时，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于是，热情便来了！

    然而，这热情是好是坏，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

    （参见《清史稿》、《曾国藩传》等）

    4.政治家与艺术家

    政治家与艺术家是否可以统一？政治和艺术是否相容？艺术家能否当好政治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们只知道对封建皇帝破口大骂，其实，有许多被命运推上皇位的人，根本不愿做皇帝，他们宁愿做一个艺术家，甚至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

    中国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就他们个人的禀赋素质来讲，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他们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因此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昏君。

    但这样的机制却有可能造就皇帝艺术家。艺术家跟天生禀赋有很大的关系，当不了一个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中国的皇帝艺术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竟至把陈后主的歌曲当做了亡国之音。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院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其名作《听琴图》显示出他极深的艺术造诣。在个人生活上，他也富有“艺术家的气质”，竟然出外游逛，寻猎“野趣”，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打得火热，把三千后宫佳丽一概抛在脑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均是。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写如此诗篇的出发点不在于艺术，而是为了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他们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

    皇帝艺术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艺术，肯定无暇顾及政治，其政治只会越来越腐败，皇帝艺术家逐渐蜕变成一个昏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这只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是一种理性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的表达。如果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常人如此，尚且像疯魔，更不用说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让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艺术气息的人坐在朝堂上，一板一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来处理的事，那是只能做坏，不会做好的，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由此产生了。

    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是第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地腐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打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吟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只有做了俘虏。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亡国经历，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诗词不仅使国家灭亡，据说连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唯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离开自己的都城的时候，李后主有一首词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是去倾听教坊乐手演奏的《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彩女寻欢作乐了。有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呢！

    不过，苏轼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了。当代一位伟人在劝诫一位名士的时候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世上是本无“放眼”“风物”的名士和发“牢骚”的政治家的。发“牢骚”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风物”才是政治家的气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见《宋史》、《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新唐书》等）

    5.上床是夫子，下床是君子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般是用来形容夫妻间的互敬与和谐的。这其中有个典故，出自东汉时期的梁鸿和孟光夫妻两人。

    梁鸿是当时著名的隐士，情志十分高洁。有一次，他经过长安附近，作了一首《五噫歌》，诗歌虽然只有五句话，但隐含了对皇帝奢华生活的不满和自己不合作的精神，据说还引起了皇帝的愤怒。然而，梁鸿所以“青史留名”，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

    据史书记载，梁鸿幼时曾在太学学习。他家贫而有志节，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学成之后，以养猪为生，但贫而不失其志。一次，他家中失火，殃及邻舍，他便用自己的全部家当来赔偿，邻人还嫌不够，梁鸿说：“我别无他物，要不然我给你干活抵债。”邻人竟然答应了，梁鸿便日夜为其劳作。众人知道后，纷纷责备梁鸿的邻人，称赞梁鸿的长厚风度。从此，梁鸿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慕梁鸿之名，欲将女儿嫁他，梁鸿都拒绝了。

    孟光据说长得很丑，但品德出众，她听说了梁鸿的名声，表示一定要嫁个像梁鸿那样的人。孟光临出嫁前，请求父母给她准备粗布衣、麻鞋、织布的工具等物，但是出嫁时，她却穿着华丽的嫁衣，打扮得非常讲究。梁鸿以为妻子是讲究奢华的人，后悔自己看错了人，一连七天都不理她。孟光见状，便跪在梁鸿床前问缘故，梁鸿说：“我理想中的妻子，应该是身穿粗布，能与我同去深山过隐居生活的人。而你却身穿绸缎，扑粉描眉，太使我失望了。”孟光听了，欣喜地说：“我这样是在试探夫君的志向啊！”说完便去掉首饰，绾起头发，穿上粗布衣裳，与梁鸿同过起隐居生活。

    鲁迅说二十四史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但在这些家谱式的说教中还是不能不露出马脚，人的本性是难以完全遮盖的。据说梁鸿当时并没有看清孟光的模样，过了几天在厨房里相见，梁鸿见孟光长得十分丑陋，吓得调头就跑。结果孟光把他喊回来，居高临下地把梁鸿训斥了一顿，说是女子应该以德事人，不应以色事人云云，而梁鸿却如此看重美色，孟光认为梁鸿不是自己理想中的那种道德君子，而是个徒有虚名的俗物。结果自然是梁鸿十分羞愧，从此对孟光尊重有加，再也不敢嫌弃她了。

    真正善于读史的人往往是从“字缝”里读出道理来的，哪一面才是真实的梁鸿，其实并不难看出来，只有那种“从女娃的两腿之间走出”的“道貌岸然的小丈夫”才看不明白。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自古以来就是“好德”难于“好色”的。“好色”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好德”则是需要经过长期而艰苦地修炼的。“好色”既是天生使然，只要“好”而不“乱”，本无可厚非，甚至还会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但“好德”却自有危险在，那是由于因“好德”而成圣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因“好德”变得僵硬乃至虚伪的人却并不少见，尤其是借“好德”之名而逞私欲之实的人，就更加讨厌甚而可怕了。

    然而，编谎者还要继续编下去。据说梁鸿与孟光双双隐居之后，孟光每次把饭送给丈夫，总是把盛饭碗的案子端得与自己的眉头一样高，以表示对丈夫的尊重，二人终生相敬如宾客。这的确成了历史上的“美谈”，我们也并不怀疑古人喜欢讲究“礼仪”的真实性，但问题是如果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到了这个份上，那日子应该怎么过？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上床是夫子，下床是君子”。尽管这“夫子”二字还嫌面孔太板，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嗅出一些人间的“生活气息”。中国的妇女再保守、再讲究道德，也还是希望自己的丈夫上床是夫子的，如果什么时候都相敬如宾，白天黑夜地做“君子”，那恐怕这个家庭就不太好维持了。至于梁鸿之类的人是否觉得这样自然有趣，在男权制的社会，好像不必为他考虑。

    每当想起梁鸿和孟光的故事，总是觉得那些编谎者似乎虔诚有余而伎俩不足。然而，这样的谎言满篇皆是。史载东汉有个叫乐羊子的人，平庸无大志，其妻却志存高远，总想借机劝勉丈夫，让他干一番事业。有一次，乐羊子外出，在路上捡到一个金饼，高兴地拿回来给妻子看。妻子说：“我听说有志之人羞饮盗泉之水，廉洁之士不食嗟来之食，更何况这种拾来的东西呢？”乐羊子听后，自然也是非常惭愧，一时激起了男子汉的志气，便跑到野外，将金饼抛掉，回家向妻子表示，要远出寻师求学。妻子听后喜形于色，以为丈夫觉悟了，便帮他整理行装，鼓励他早日学成归来。然而，乐羊子外出学习，刚过一年，就回来了。妻子以为他学成归来了，十分高兴，就问他：“你为什么中途而返？”乐羊子说：“我只是离家久了，想回来看看你。”妻子听了大失所望，她怕丈夫故态重萌，为了坚定其信心，便持刀走到织机旁，将织物割断，然后对乐羊子说：“这个织物是从蚕茧抽丝开始，一丝一丝地积累成寸，然后又寸寸积累成匹。如今我把它割断，已经前功尽弃。夫君求学也是如此，如果中途而废，与我割断织物有什么两样呢？”据说乐羊子深受震动，立即离家求学，七年都没有回来。

    讲到这里，连史书的作者都被自己的叙述感动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赞扬乐羊子妻相夫有方，可谓贤内助。

    然而，他在自觉不自觉中却扼杀了人的生命。中国有一首古诗这样写道：“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楼头。忽见陌边柳色动，悔叫夫婿觅封侯。”这也许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觉醒”。这首诗歌中的少妇就不愿意过那种所谓的富贵生活，而宁愿夫妻厮守，朝暮相伴；宁愿贫穷一些，也不愿虚度了生命中的大好时光。乐羊子妻尽管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但她是不悔夫婿觅封侯的，她从中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成为后代效法的楷模。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她内心的酸楚呢？就像人人都面对着贞节牌坊肃然起敬，但又有哪个女子真正心甘情愿地效法呢？

    （参见《后汉书》等）

    6.“礼”是什么

    这个话问得好像是十分愚蠢的，但其实没有多少人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所理解和使用的礼仪和礼节，其实是从汉朝开始才得以定型并延续变化而来。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当时著名的大学者叔孙通跑去投降了汉王刘邦，得到刘邦的重视，跟随他的学生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一个也没举荐，却专门把过去认识的一群盗贼和精壮的汉子推荐给汉王。

    这样一来，学生弟子就对他有意见了。他们都说：“跟随先生好几年，幸而得以跟随您投降了汉军，现在您不推荐我们这些人，专门举荐那些奸猾的人，这是为什么？”叔孙通对他们说：“汉王正在顶着箭镞和滚石争夺天下，你们这些读书人能去打仗吗？所以首先去推荐那些能斩杀敌方将领脑袋和拔去敌方旗子的人。学生们姑且等待着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刘邦让叔孙通当了博士，封号为稷嗣君。

    刘邦兼并天下以后，诸侯们一同在定陶把刘邦推尊为皇帝，是为汉高祖。叔孙通完成了汉朝的仪式和号令，但他没有立即实行。汉高祖把秦朝的仪式和法令全部去掉，变得简便易行。大臣们喝着酒争论功劳，有的喝醉后胡喊乱叫，拔出剑来往柱子上砍，皇上很讨厌这种情况。

    叔孙通知道皇上越来越讨厌这种事，劝说道：“读书人不能领兵打仗取得天下，但可以守住已成就的天下。如果没有礼仪，您将来怎样治理天下呢？我愿意征召鲁地的那些读书人，与我的弟子们一起搞出朝中的仪式。”

    汉高祖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问：“做到它很困难吗？”叔孙通说：“五帝音乐不同，三王礼制不同。礼制这个东西，是根据时代和世上人情而制定的，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夏朝、殷朝、周朝的礼制内容有所增加和删减也就可以理解了，这就是不相重复。我愿意采用古代的礼制和秦朝的仪式掺杂起来而制成新的礼仪。”

    皇上说：“你可以试一试，让新的礼制容易掌握，揣摸着我能够施行并做到它。”于是叔孙通被派去征召三十多个鲁地的读书人。鲁地有两个读书人不肯来，说：“你给十个主子干事了，都是当面阿谀奉承而得以亲近尊贵起来。现今天下刚刚平定，死的人还没有埋葬呢，受伤的人也没有养好伤起床，又想要兴起礼制音乐。礼制音乐的生成，是需要百年积累德政而后才能兴起的。我们不忍心去干您所干的事，您所干的不符合古代的做法。您走吧，别弄脏了我们！”

    叔孙通笑着说：“你真是个鄙陋的儒生，不知道时代已经变化了。”于是便和征召来的三十个人往西边进了函谷关，与皇上左右近臣和素有学问的人，以及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用茅草做人竖立在地上，作尊卑的区分。练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上可以去看看。”

    皇上让他们施行演练，看后便说：“我能做到这套礼仪。”于是颁令命大臣们学习，这时恰巧是十月朝会之时。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诸侯和大臣们进行十月朝拜岁首的礼节。

    叔孙通制定的新的礼仪是：在天没亮之前，朝拜的人施礼，被人引导依次进入殿门，宫廷中排列着车马骑兵和守卫的士兵军官，设置兵器，插上旗帜，传声说：“快走。”皇上听政的大殿下郎中们依夹阶而站，每阶都有几百个人。有功之臣、诸侯、将军和军官按官阶大小依次站在西边，面向东；文官丞相以下的官员站在东面，面向西。接待宾客的官使大行安排九卿的位置，上下传话顺序。接着皇帝坐着专用小车从房里出来，众官员们传声唱警，带领诸侯王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依次顺序向皇帝祝贺。从诸侯王以下的官员没有不感到震惊、恐慌和肃然起敬的。到礼仪完成后，摆上礼仪用的酒品，那些在大殿上朝拜的官员们都趴下身子低着头，以位置尊卑为序一个一个起来向皇上祝寿。礼仪酒喝过九杯，掌管宾客的谒者说：“停止喝酒。”御史前去执行法令，凡不按仪式规定做的就给带走治罪。整个朝会过程都摆设有酒，没有敢喧哗失礼的人。

    汉高祖在亲身体验了这套仪式以后，说了这样一句千古有名也是充分暴露他的流氓本色的话：“吾今知天子之贵矣！”

    于是，他让叔孙通当了奉常，赏赐给他五百斤金子。叔孙通趁机推荐说：“我的那些弟子儒生跟随我很长时间了，和我一同做的这套礼仪，希望陛下赏他们做官。”汉高祖让他们都做了郎中。叔孙通出宫后，把五百斤金子全赏给了他的弟子。那些书生们于是便高兴地说：“叔孙通先生是个圣人，懂得现在这个世界的事情。”

    叔孙通果真是一位通权达变的“圣人”了。

    那么，礼仪是什么呢？刘邦以为礼仪这东西不合时宜，鲁地的儒生也认为礼仪要几百年才能建立起来，他们才是真正懂得礼仪的人。礼仪是古人用来教化人的一种文化仪式，是要人懂得怎样做人，怎样才能与别的动物区别开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要有人的精神价值，不能与其他动物混为一体。所以，刘邦认为礼仪不合时宜，而鲁地的儒生认为礼仪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建立起来的。的确，如果按照礼仪的本意来理解，他们是对的。

    但为什么叔孙通反而成功了呢？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他把礼仪当做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等级秩序工具，去掉了它内在的文化价值和积极的内核，使之成为像军队纪律一样的东西，只是表面上似乎不加强制而已。所以，礼仪在叔孙通的手里变得既合时宜，又能够迅速实现。叔孙通果然很“通”，只是从文化意义上讲，他是个千古罪人！

    （参见《史记》、《汉书》等）

    7.历史的预言家

    在传统的一家一姓的王朝中，帝王们都希望能够“传之万世而为君”，但事实上往往是下了龙种，生了跳蚤，这不仅是由天下为私的封建制度决定的，更与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选择继承人的方式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深入地掌握这些问题，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历史的预言家。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西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论兵竹简，其中有几枚题目为《吴问》的竹简，这些竹简简略而又清楚地记载了孙武与吴王的答问。吴王问的是在晋国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先灭亡，其次是智氏，再其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来统一晋国。

    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与孙武所言若合符契，丝毫不爽。难道他真的身怀异术，能预知祸福休咎？

    其实，孙武的预言是完全建立在对现实状况分析的基础上的，他对吴王说：“范氏、中行氏把一百六十平方步作为一亩，这样他们的亩制就相对较小，收入就相对增加，养的家臣、武士也就多。如此一来，他们两家就会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人心因此背离，定会最早灭亡；智氏的情况虽比范氏、中行氏好一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会紧接着范氏、中行氏灭亡；再次，韩、魏的情况和智氏基本相同，也会相继灭亡；最后能统一晋国的当属赵国，因为赵国田亩大，又免去了许多租税，办事从俭，养的武士较少，民心也归属于它，虽然历经困难，但最后必定能统一晋国。”

    在中国历史上，人心的向背往往能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政权的存亡，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除了其他的一些人为因素外，战争的胜利主要决定于军队的思想状况，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当时各诸侯国的土地一般都比较狭小，国君和臣民的关系也比较直接。国君制订的政策、法令及国君的个人行为都迅速而又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因此，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国君的概念也就十分清楚。对于残暴的国君，人们往往编出歌谣来诅咒他们，战争时要么退缩不前，要么干脆逃跑，甚至临阵倒戈；而对于爱惜民众的国君，他们则倾力相助，因为保护国君就等于保护自己较好的生活。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得最响的是“仁政”的口号，谁得到了人心，谁就能稳定国家，谁就能在战乱频仍的多事之秋取得发展。

    赵国灭掉其他国家而统一晋国，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国每走一步，都是本着“爱民”的方针，往“仁政”的理想发展，因此，赵国走向强大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大权逐渐落到了一些士大夫手中，士大夫专权的局面出现，即所谓的“政在豪门”，晋国国君根本左右不了臣下。栾书杀掉了晋厉公，晋悼公即位后却不敢奈何，仍让他在朝廷中占据重要职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这些极有势力的卿族中，数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最为突出。不久，因为范氏、中行氏行不仁之政，弄得朝野怨谤，他们被赶出了国都，于是剩下了后面的四家，这四家开始火并，旧史一般把这一时期当做战国的开始。

    在这四家当中，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骄横，赵氏的力量较弱，但能够勉力勤政，爱惜人民。这四家同为晋卿，各自的性格特点却大不相同，这就埋下了日后兴败的种子。在晋阳之役中，智氏彻底灭亡了。

    当初，智宣子准备让他的儿子瑶做继承人。智果说：“他不如宵。瑶比别人强的地方有五点，比不上别人的地方有一点。瑶美而长，是他强的地方；射箭、驾车有很大的力气，是他强的地方；技艺很完备，是他强的地方；巧于文辞，辩论机智，是他强的地方；刚强坚毅，敢作敢为，是他强的地方。他比别人强的地方如此多，但却极不仁慈。凭借他在五个方面的才能而凌驾于别人之上，却用不仁慈的行为来行使政权，难道有人能像对君主那样地好好待他吗？你果真立瑶做继承人的话，智氏宗族必定灭亡。”智宣子不听。

    智果就到太史召那里与智氏家族分开，为另一家族，成为“辅氏”（这样做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将来就不会招致灾难）。

    赵简子的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赵简子也要确立继位人，不知道应该立谁为好，便在竹简上写了些教训和勉励的话，把它交给两个儿子说：“认认真真地记住它！”

    过了三年，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关于竹简的事，伯鲁说不出竹简上面的话；又问及竹简，伯鲁已经把它丢失了。赵简子问无恤，无恤能背诵竹简上面的话，显得十分熟练；又让他拿出竹简，他便从袖子中拿出来呈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德，便立他作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问道：“把它当做茧抽丝呢，还是当做城堡的屏障？”赵简子回答说：“要做屏障啊！”于是，尹绎减少了晋阳城的户数（这样一来就可以少交赋税，有利于城中的百姓）。赵简子对无恤说：“晋国如果遇到灾难，你不要以为尹铎的人少，不要认为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把它当做你的归宿。”

    等到智宣子死了，智伯在掌管晋国的政权，智伯同韩康子、魏桓子饮宴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段规。智国听说了，说：“人主不做好应付意外变故的准备，灾难必定要到来！”

    智伯说：“灾难出现与否将由我来决定，我不发难，又有谁敢作乱呢？”智国回答说：“不然。《夏书》上有这样的话：一个人如果多次出现错误，就会引来怨恨，人们的怨恨难道只在你有明显错误的时候产生吗？在人们尚未发现你的错误时，你要想办法改正它。君子能精心地对待小事，因而不会遭到大的灾难。现在您仅仅一次约会上就使人家的君、相蒙受耻辱，而又不做好预防意外的准备，说别人不敢制造灾难，恐怕不可以吧！螨、蚁、蜂都可以伤人，何况是国君和相呢！”智伯不听。

    智伯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不给想他。段规说：“智伯贪婪而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土地，就要攻打我们；不如给他地，他得到地，必然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如果不给他，他一定会极力对付人家，这样，我们便可以免于祸患，等待事态的变化，再趁机而动。”韩康子说：“很好。”派使者给智伯一座拥有万家人口的城。

    智伯十分高兴，就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想不给他，任章说：“为什么不给他土地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取土地，所以不给他。”任章说：“无缘无故地索取土地，说明各位大夫必然害怕，我们给他土地，智伯必然骄傲，智伯骄傲而轻敌，这里却由于害怕而彼此亲近；用相亲之兵去对付轻敌之人，智伯的命运必定不长了。《周书》上说：‘打算战胜他，一定先暂时辅助他。打算从他那里获得，一定先暂时给予他。’你不如给他土地，使他骄傲，然后便可以选择能够联合的人去图谋消灭智伯，为什么单把我们作为智伯的斧质、箭靶呢？”魏桓子说：“很好。”又给智伯一座拥有万户人口的城。

    智伯又向赵襄子无恤索要蔡、皋狼一带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十分生气，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去攻打赵氏。赵襄子准备逃出国都，说：“我跑到哪去呢？”随从的人建议说：“长子离我们近，而且城大，城墙完整坚固。”赵襄子说：“老百姓耗尽体力筑墙，又要拼死来守卫它，那谁还肯跟我同力抗敌呢？”随从又说：“邯郸的仓库十分充实。”赵襄子说：“榨取百姓的血汗来充实仓库，又接着使他们遭到杀害，那谁还肯跟我同力抗敌呢？还是到晋阳吧，那里是亡父托付给我的地方，又是尹铎厚待人民的地方，人民一定与我同心协力。”于是便投奔到晋阳。

    智、韩、魏三家率领军队包围了晋阳，用水来灌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了；居民的炉灶都沉没在水里，灶里都生出了青蛙，然而，军民没有背叛的意思。

    智伯坐在车上，在水上行走，魏桓子与韩康子为他驾车。智伯说：“我如今知道水的妙用了。”魏桓子用胳膊肘捅韩康子，韩康子反过来踩魏桓子的脚趾，这是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的安邑，而绛水可以灌韩国的平阳。

    瑕疵对智伯说：“韩氏、魏氏一定要背叛。”智伯说：“你根据什么知道这些的呢？”瑕疵回答说：“根据人事就可以了解的。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去攻打赵氏，赵氏灭亡后，灾难必然要落到韩、魏头上。现在你们约好打败赵氏以后，三家平分赵氏的土地，如今，晋阳城城墙没有被浸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了，城内已有了人吃人的现象，攻破城池已经指日可待，而他们二人没有高兴的意思，却显出忧虑的神情，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

    第二天，智伯把疵的话告诉魏桓子和韩康子，二人回答说，“这是个谗佞之人，他想替赵氏做游说，使你怀疑韩、魏二家而放松对赵氏的围攻。不然的话，我们二家难道会不把马上瓜分赵氏的土地看做利益所在，而想那些有危难又不能成功的事情吗？”二人走出去，瑕疵进来说：“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伯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瑕疵回答说：“我看他们俩见到我就端正了身子小步快走，那就是因为知道我获知了他们内情的缘故。”智伯并不改悔。瑕疵请求出使，到齐国去了。

    赵襄子派张孟谈悄悄出城去见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听说，没有嘴唇的话，牙齿就会受到寒冷的威胁。现在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来攻赵氏，赵氏灭亡了，韩、魏二家就会接着灭亡。”二子说：“我们心里明白事情会是这样的，只恐怕举事不成而计谋泄露，那么灾祸就会马上到来。”张孟谈说：“谋划从二位大人口中说出，从我的耳中听入，有什么妨碍呢？”韩康子、魏桓子于是秘密地同张孟谈商定消灭智氏的计划，定下日期以后，便把他送回。

    赵简子夜间派人杀了守卫河堤的军吏，扒开河堤将水灌入智伯军中，智伯军队因为救水灾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家的军队从两侧攻打智氏的军队，赵襄子率部属从正面出击，把智伯的人马杀得大败，接着杀了智伯，消灭了智氏家族。只有辅果的家族存留下来。

    智氏和赵氏两家选择接班人的条件截然不同，早就为两家的胜负埋下了伏笔。智家讲究强权，借权谋和独裁专断来夺取晋的政权，赵家却注重通过人的品性的考核，选立贤德诚信的人接班。而且以“使尹铎为晋阳”一例，告诉接班的人要施行仁义，要宽待人民，把人民看做城堡和屏障；而智家以恃有强权的智瑶为后嗣，赵家以诚实信义的无恤为后嗣（即赵襄子），说明两家的政治方式不一样，这也决定了两家的政治命运殊途各异。智氏灭亡的经过，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在斗争中，谁得民心谁就可能取得胜利。智伯恃强狂妄、贪婪残暴、执拗自大、不仁不义、无视民心，始则扩张土地，最终全军覆灭，家族灭绝。这个人物在军事斗争中的表现，形象地说明了：仁，则民心所向，不仁则民心所背。

    其实，从根本意义上讲，这是一段早有预言的历史，透过其中曲折复杂的情节，可以看到，成败的种子早在选择接班人时就已经埋下了。看来，如果掌握了上述的方法，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历史的预言家。然而，问题是，历史真的是按照上述的“规律”发展的吗？这，恐怕就不是普通人能懂得的了！

    （参见《资治通鉴》等）

    8.君王一日三过

    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语：“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但在中国历史上，偏偏就有这样一些人，专门打人打脸，骂人揭短。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十分著名的国相，一个是齐桓公时期的管仲，另一个是齐景公时期的晏婴。管仲生逢其时、生逢其主，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在一般人看来，其勋业是晏婴所不能比拟的；而晏婴则生不逢时、不得其主，尽管有管仲一样的智慧，却不能挽救齐国灭亡的命运，是一个没有实现自己志愿的人。然而，晏婴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也许并不比管仲少，尤其是他的直言敢谏、善于巧谏的精神，是后代无人可及的。

    晏婴在一日之内就三次指出齐景公的过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日三过”。

    一次，齐景公到公阜去巡游，他面向北方，望着齐国，十分感叹地说：“呜呼！要是古人都长生不死，那将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晏子说：“我听说，从前上天认为人死去是好事，对仁义之人来说是永久的安息，对不仁的人来说是永久的制裁。假如古时的人都不死，齐国的丁公、太公还统治着齐国，桓公、襄公、文公将辅佐他们，大王您恐怕只好头戴斗笠，身着短衣，手拿农具，在大田之中弯腰劳作，哪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担心死呢？”景公觉得晏婴实在太不会讲话，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

    没过一会儿，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飞奔而来。景公问：“是谁来了？”晏子说：“是梁丘据。”景公问：“你没有看见人，怎么知道的呢？”晏婴说：“大热天赶着马车飞奔，重者马死，轻者马伤，不是梁丘据又有谁敢这么干！”（因梁丘据得宠于齐景公，他做什么事齐景公都不会怪罪，所以才这么说）景公说：“梁丘据与我最为默契和谐了。”晏子说；“这只能说是相同，不能叫和谐，所谓和谐应当是君甜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互有补偿，以求完美。梁丘据是君甘亦甘，一味奉承，以顺为正，怎么称得上和谐呢？”景公觉得他是故意在找自己的麻烦，又气得脸色大变。

    过了不久，天色将晚了，景公看见西面天空有颗彗星，就召来大臣伯常赛祭祷，以消除彗星带来的灾难。晏子说：“不行，这是上天的示意。日月周围的云气变化、风雨异常、彗星出现等等，都是上天看到世间将有变化，用这些作为凶兆，来警告不敬之人，提醒人事的。大王若是振兴文教、接受劝谏、广修德政，即使不派人祈祷，彗星也会自动消失。可现在您饮酒作乐、不修朝政，还亲近小人、宠爱优伶、厌恶礼乐法度、排斥圣贤之士，哪里有空闲对付彗星呢？您即使能通过祈祷除掉这一颗彗星，也将还会有新的彗星出现。”这次，景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

    后来，晏子去世了。景公闻讯后从宫室走出来，背过身去，流着眼泪说：“唉！当初我和先生游公阜，先生一日里三次指责我的过失，如今还有谁会这样规劝我啊！”

    齐景公虽然有许多不可饶恕的缺点，但他有一样好处却是后代的君王很少能够赶得上的，那就是无论晏婴采取什么样的激烈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劝谏，他基本上都能接受，最起码没有杀晏婴的头。看来，传统社会的德治有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有一次，齐景公整天饮酒，喝得大醉，神志不清，过了三天才能爬起来。晏子十分担忧，就去见景公，问道：“大王是不是因为喝酒太多病倒了呢？”景公很不好意思地说：“是的。”晏子说：“古人饮酒，喝到心情舒畅也就行了。所以，男人们不能因为群聚欢乐而妨碍了办理正事，女人们也不能因为群聚而影响了做手中的活计。古代的规矩，男女一同聚会，轮流敬酒应当不过五次，超过了就要受到处罚。当君王的，当然就更应该身体力行，要为民众作出表率，这样才能使得在外没有人对国家的政治表示不满，在内没有人敢于胡作非为。如今您一日饮酒，三天卧床不起，外面对国家的治理抱怨不已，身边的近臣则趁机在内胡作非为。您这样做，对于那些依靠法制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人，是将鼓励他们任意妄为；对于那些希望得到奖赏和称赞而以此自勉的人，是将诱使他们懒得行善。如此下去，君王背离了德行，百姓轻视赏罚，那就要失去立国之本，所以希望大王一定要节制饮酒。”

    还有一次，景公请鲁国工匠为他做鞋。鞋带是用黄金制成的，上面镶银，用珠宝相连缀，鞋孔是用好的玉石制成，鞋长一尺，十分美观。

    农历十月天，景公穿着这双鞋上朝。晏子入朝，景公想起身相迎，因为鞋太重，他只能抬起脚，却迈不动步子，他问晏子：“天气是不是很冷呢？”晏子说：“大王怎么会问起天气的冷暖呢？在古代的时候，圣人做衣服，讲究冬天穿着轻便而暖和，夏天穿着轻便而凉爽，现在您的这双鞋，寒天里穿上会感到很冷，重量也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不符合生活的常理，您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说这位鲁国的工匠不懂得冷热之节和轻重之量，破坏了人的正常习惯，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他使君主让诸侯讥笑，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浪费财物而没有实效，致使百姓怨恨大王，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请大王下令拘捕他，并把他交官吏量刑处置。”

    景公听了晏子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他有些怜悯那个工匠，就向晏子求情，放了那个人。晏子却不同意，说：“对于做了好事的人应当重赏，对花了气力干坏事的人要处罚。”景公听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晏子的主意，就不说话了。

    晏子走出朝堂，下令把鲁国的工匠抓起来，派人押送出国境，不准他再来齐国。

    此后，景公脱下那双鞋，再也不敢穿了。

    景公是个十分贪图享乐的人，他叫人修了一个名叫西曲的大水池。池塘里的水很深，塘边建起一座高大的房屋，房屋的横梁上刻着龙蛇，立柱上刻着鸟兽，十分豪华。

    景公上穿花团锦簇的礼服，下穿白色绣花的袍裙，一身五彩斑斓，腰带上缀满了玉石，头戴帽子，披散着头发，面向南站在那里，一副趾高气扬的傲慢神态。

    晏子来见景公，景公问道：“您知不知道当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时是什么样子的呢？”晏子仰首不答。景公再次问道：“当年管仲称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晏子说：“我听说：只有精通水性的人才能与龙蛇为伍。现在您在横木上雕龙蛇，立柱上刻鸟兽，也不过就是为了建造一座房屋而已，哪有心思经营霸王之业呢？您炫耀居室的华美，炫耀衣服的艳丽，一身衣服五彩具备，腰缀玉球，披头散发，也不过一间房子就能包容的了。您身为一国之王，万众之君，却不务正业，一心用在邪门歪道上，君王的魂魄早已荡然无存了，还拿什么来图谋霸王之业呢？”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惭愧，就走下堂，来到晏子身旁，不好意思地说：“梁丘据、裔款告诉我这所房子修好了，我这才私下里套上这身服装，实际上是想与梁丘据开开玩笑，也叫先生来此一乐。我现在就去别的屋子换下这套衣服，听从先生的指教，如何？”

    晏婴说：“梁丘据、裔款二人迷惑大王，让大王做些邪恶无聊的事情，大王哪里知道实情呢？再者，如果伐木不去其根，再生的枝条还会长出来的，大王为何不就此除去他们二人，以使今后您不再受他们迷惑呢？”

    有一次，景公头戴巨大的帽子，身穿很长的袍子，看起来是奇形怪状的，他上朝听政，洋洋得意地站在朝堂上，满脸盛气凌人的样子，扫视群臣，天色很晚了也不散朝。

    晏子走上前，对景公说：“圣人的衣服都做得适中合体，而不过分华贵，这样他的形象可以作为民众的榜样，去引导和影响民众；他的行动合乎道德礼仪，有利于养生，百姓也争相学习他的举动仪容。现在您的这身衣服过分华贵，不能用来引导民众；盛气凌人、满脸傲慢地站在朝堂上，也不利于养生；天色晚了也不知道散朝，不符合礼制，您还是及早安息吧！”景公说：“我听从您的劝告。”随后就宣布散朝，并脱去了那身衣帽，以后再也没穿过。

    有一次，景公和晏子两人悠闲地站在淄水边观景。景公突然深深地叹口气，大发感慨地说：“唉，要是能够长久地保有国家，能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该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啊！”

    晏子听了以后回答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愿意平白无故地得到别人的拥立的，民众也不会无端地来归附他。大王不修政事，行事不公，背弃民众，倒行逆施已经很久了，却想要长久地保有国家，这是可能的吗？我听说，能长久保有国家的人，都是能把事做到底的人。诸侯并立，能够自始至终为善的人被尊为长者；学习也是一样，士人一同进学学习，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就会成为老师。当年，先王桓公开始任用贤才、引导推行德教时，曾使面临灭亡的国家得以生存、已经灭亡的国家得以复生，使危殆的国家得以安定，所以民众拥护他，天下人崇敬他的功德，他率师远征讨伐暴虐，将士百姓虽然劳苦但无损于他的完美。桓公衰败，是因为他放松了德行修养而追求享乐，迷恋女色并听信谗言，百姓因为他的统治而痛苦不堪，世人也都谴责他的行径，以至他死在王宫而无人报告，尸体腐烂、生了蛆虫也无人收尸。他的下场比起暴君桀、纣更加可悲。《诗经》上说：‘没有哪件事和哪个人没有开头的，但很少能够做到善终。’不能善始善终的人，是当不好君主的。如今，大王对待百姓如同仇敌，见到善事就像怕烫着一样地迅速避开，扰乱国家、伤害贤良，必然遭到大众的反对。对民众为所欲为，对臣下肆行诛戮，恐怕灾祸早晚会降到您的身上。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听候大王的调遣了，大王如果不能变更自己的行为，那么我就辞官，只求保持晚节而已。”

    晏子去世十六年之后，一天，景公请群臣一起饮酒作乐。席上，他乘兴起身射絮，箭脱靶而没有射中，但堂上却响起一片喝彩声，好像从一个人嘴里发出来的一样整齐。景公顿时显得十分不快，他叹了口气，随手把弓箭也扔掉了。

    这时弦章来晋见，景公很感慨地对他说：“弦章啊！自从晏子去世后，再也听不到别人说我有什么过错了。”弦章回答说：“现在大臣都极力地奉承您。大王喜欢穿的衣服，他们就跟着穿；大王乐意吃的食物，他们也就跟着吃，就好比那透明的尺蠖一样，吃了黄颜色的东西，身体就变成了黄色的，吃了绿颜色的东西，身体就变成绿色的。”景公听了感激地对他说：“说得对，我不能听信谗谀之人的花言巧语了。”说完赏给弦章五十车鱼。

    弦章从宫中出来，看见给他送鱼的车子堵塞了道路，就上前拽着赶车人的手说：“当年，晏子多次谢绝了国君的赏赐，是为了帮助国君，所以对国君的过错从不隐瞒，今天的大臣为了取得利禄而拼命讨好国君。我要是接受了这五十车鱼，就违反了晏子行事的原则，而迎合了谗谀之人的欲望。”弦章坚决谢绝了景公给他的鱼。

    后来人评论说：“弦章廉洁的行动，正是继承了晏子遗留下来的好品德啊！”

    晏婴对齐景公的劝谏实在是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无奇不有，竟然还始终得到了齐景公的信任，不仅没有被杀头，还能得以善终，身后哀荣无量。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此，晏婴也应该算是够幸运的了，比起那些一言不慎就被杀头灭族的大臣，他还能要求什么呢？

    在后代也有许多皇帝能够接受大臣的劝谏，虽然不像齐景公对晏婴那样宽容，但知错能该，也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制中，“给事中”专门负责审核皇帝所下达的命令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就有权力驳回。宋高宗绍兴年间，这一职务由耿直的王居正来担任。有一次，皇帝想特别地赏赐一下太医，因为太医王继先给皇帝看好过一些病，当时很受皇帝的宠幸，为了奖赏他，宋高宗决定提拔他的女婿担任浙江的税务官，圣旨传到了王居正的手中，却不能通过，予以退回。宋高宗十分生气，召见宰相，问道：“你们也经常请医生看病吗？”宰相们回答：“是的，我们都请过医生看病。”宋高宗又问：“那么，你们是怎么酬谢医生的呢？”

    大臣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只好据实回答说：“有时送酒，有时给钱，有时给绸。按病的大小、治疗的效果如何给予相应的报酬。”宋高宗听了，就加大声音说，“我在宫中用了医生反而不能酬谢吗？我的圣旨就不用再下了，你们告诉王居正，让他自己拟一份下达就行了！”

    宰相们小心翼翼地退下来，赶快去见王居正，并劝他说：“圣上的意思就是这样了，这不是什么大事，这是件小小的事儿，你就不要坚持了吧！”王居正不置可否，请求面见皇帝。于是，宋高宗召见了他，十分生气地重申了之前的话。王居正一点儿也不害怕，反驳说：“臣子之家给医生的报酬和朝廷给医生的酬谢是大不相同的，一般人家是按医生的功劳大小给予酬谢，但宫内就不可了。王继先这类人，用自己的微末之技求得了皇上的俸禄，享受着做官的荣耀，难道不正是为了使用他们的医术吗？一旦他们失职，重则处以刑法，轻则赶走！就算医疗有效，也仅仅是能应付本职而已，赏赐他们的钱财，想必已经很多了。但如果因此使国家平白无故地增添一个官职，那就很不当了！我不想让陛下轻易开这个门路。”

    宋高宗恍然大悟，说：“你说得对呀！”当天就下令收回成命。

    上面都是所谓的从谏如流的例子，其实，喜欢逢迎才是人的本性。只有人格修养到达了极高境界的人，才能做到闻过则喜，普通人往往是闻过不喜，甚至是闻过则怒。所以，上述的例子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合理的愿望和理想，否则也就不写在书里了！

    （参见《晏子春秋》、洪迈《容斋随笔》等）

    9.士为知己者死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千古以来知人、用人经验的经典性总结，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不仅适用于古代，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这是人的基本人性之一，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志趣、爱好、观念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任何时代和任何理论都无法抹杀的，因此，也就必然会出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也就成了一条永恒的规律。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难懂的是如何才能知人。这就要看个人的德才学识和天分抱负了，而这又并不是人人都能达到很高水平的，即便通过努力也未必能够达到。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晏婴算是一位十分有学识、有水平的人了，甚至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中从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但他对识人之难也屡屡发出慨叹。

    齐国有个叫北郭骚的人。他靠编织捕兽的网具、打草鞋赡养母亲，但还是不够糊口，他就亲自登门去见晏子，对他说：“我仰慕先生的仁义，愿向先生乞求一些能养活老母的东西。”晏子派人从仓库里取来钱和粮食送给北郭骚，北郭骚谢绝了钱财，只收下了口粮。

    过一段时间，晏子被景公疑忌，不能在朝廷里待下去了，决定出走。路过北郭骚家门口时，晏子向他道别。北郭骚沐浴更衣，郑重地与晏子见面，问道：“先生将去哪里呢？”晏子说：“我被大王猜疑，打算出奔逃亡。”北郭骚说：“请您好自为之。”接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晏子坐在车上长声叹息说：“我落到出走的地步，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实在对士人太不了解了啊！这能怨谁呢？”

    晏子走后，北郭骚立即行动起来，他找来自己的朋友，对他说：“我很敬重晏子的仁义，曾向他乞讨养活老母的东西。我听人们说，对能够供养自己双亲的人，应当亲自替他担当危难。现在晏子被大王疑忌，我应该用生命来为晏子表白。”说完，他穿戴整齐，让朋友拿着宝剑，手捧竹筐，跟着他的后面来到宫廷。他恳求通报人说：“晏子是天下有名的贤人，如今他被国君猜忌，要离开齐国了，齐国必定要因此而受到损害，与其看国家受到损害，不如死去。我愿用自己的头颅向大王进谏，表明晏子的清白无辜。”接着又对自己的朋友说：“请把我的头装入竹筐之中，送给国君，表明我的请求。”说罢退下，马上就拔剑自刎而死了。

    朋友把北郭骚的头装进竹筐，对通报的人说：“这就是北郭先生，他为国家的事情而死，我现在要为他而死。”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景公听说后，大惊失色，亲自坐上驿站的马车去追赶晏子，一直追到郊外，才把晏子追上，请他回国都。晏子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景公回来。听说北郭先生以生命来为自己表白无辜的事以后，晏子连声叹息说：“我晏婴的出奔逃亡，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更加知道自己对士人不了解了！”

    晏婴的两次关于对士人不了解的自我检讨在今天看来可能令人觉得是谦虚甚至是矫情的，而在当时却是真诚的，也是充满了哲理的。第一次检讨是说自己识人不明，错把普通的人当做士人，像这样的水平难道还应该辅佐国君，在宫里继续待下去吗？第二次检讨是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就更没有资格辅佐君王了，被君王怀疑，离都城出走，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总之，是自己的修养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别的先不说，晏婴的这种自我检讨的精神实在是令我们吃惊，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也许，上面的例子多少有助于说明对人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容易。当然，一旦了解了之后，别人是会以死相报的。然而，也许还有比了解士人更难的事情，这就是对士人的尊重。古人说，上有尧舜之君，则下有尧舜之民，善于用人，则盗跖亦可为忠信之人。其实，这里所讲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用人的方法，更不是所谓的驭臣术、牧民术，而是一种思想，一种原则。古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已经相当成熟和丰富了，他们早已懂得，要想用人，就必须尊重人，使人真正具有尊严感，如果有人还没有明确的尊严感，就要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树立尊严感。晏婴几乎已经接近于圣人，他对此是非常明白的，知道应该怎样来尊重士人。

    晏婴路过中牟这个地方，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路旁休息，看上去像个君子。晏婴就问他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那人说：“我叫越石父，是人家的仆人，在中牟给人做劳役，出来干完活正准备回去。”

    晏婴问：“您为什么要给人家做劳役呢？”越石父答：“因为挨饿受冻，无法摆脱，所以做了仆人。”晏子问：“您做仆人多久了？”越石父回答说：“已经三年了。”晏子说：“可以把您赎回来吗？”越石父说：“可以。”于是晏子让人解下左边拉车的那匹良马，给越石父赎身，并让他坐上自己的车一起回到了齐国。

    晏子到了家，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了进去，越石父十分气愤，要求与晏子断绝交往。晏子派人对越石父说：“我过去不曾与先生交朋友，您做了三年的奴仆，今天我见到您，就把您赎了出来，难道还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您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和我绝交呢？”越石父回答说：“我听说，士人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委曲求全，而在知己者面前挺直身板，因此，君子不能因为对人有恩德就轻视人，也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有恩德就低三下四。我给人家做了三年的仆人，是因为没有人了解我。先生赎我出来，我认为先生真正了解我，我才与您一起乘车。当时您没有对我表示谦让，我以为您忘记了。刚才您又不与我告辞就进去，这和拿我当仆役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既然我还是仆役，就请您把我卖掉吧。”

    晏子听了越石父的话，从家里出来与他相见，说：“刚才我只看到您的容貌，现在我看到了您的内心，反省自己言行的人不牵扯别人的过错，注重实际的人不计较别人的言辞。我向您道歉，您不要抛弃我，请您允许我改正错误。”于是，晏子下令洒水清扫，改备宴席，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越石父。越石父不愿意接受，说：“我听说，再恭敬也不能在途中安排礼仪，礼仪再隆重也不能上下不分。先生接待我的礼节太重，我不敢承当。”于是晏子就把越石父当做上客来接待。

    后来，越石父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如果晏婴这样的古人像现在一般的人那样对人的使用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或是打一巴掌揉三揉，把人的尊严都给弄没了，不要说当齐国的国相，就是一个乡长也是当不长久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有容人的度量就必须有容人的资本，如果是一个才智不高的人，搞武大郎开店则是必然的。

    如果能看看中国古代侠客的一些经历和作用，尤其是一些国君、公子对侠客的结纳使用，也许我们会觉得不无启发。

    中国古代的侠客，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是一群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人。在礼崩乐坏、道德沦落、人心不古的乱世，他们背负着传统的理想，幻想用自己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他们身上闪烁着耀眼的个性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们是一群纵横于现实之中，而又超脱于现实之外的人，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是今人所缺少并且渴望得到的。

    专诸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刺客之一。当时，吴国的公子光想刺杀吴王獠，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二弟余祭，三弟夷眜，四弟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很贤能，就想把王位传给他，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光立为太子。诸樊死后，就传位给了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了夷眜，夷眜死后，当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但季子札不愿当国王，逃到外地去了。于是，吴人就立夷眜之子獠为吴王。

    这在当时看来于情理是不通的，若说传位季子札是诸樊之愿的话，传位于獠就不合理了，应当把王位再还给诸樊之子公子光。因此，公子光心怀怨恨，想刺杀吴王獠。

    公子光从大将伍子胥那里结交了专诸，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勇武而又极讲道义的人，就对他礼敬有加，还善待他的母亲。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专诸发现公子光对自己一如既往，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能受到公子光的如此尊重，深感荣幸。后来，专诸问公子光何由厚待自己，公子光在说了一通敬仰专诸的话之后才提起了失位之恨，并一再申明自己想夺取王位属于正义的行为。专诸听了，表示愿意替他去刺杀吴王獠。公子光当然感激不尽，并表示，专诸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专诸的子女就是自己的子女。如果专诸身亡，自己会常加祭祀。

    过了几年，吴王獠出兵攻打楚国，国内空虚，朝政混乱，公子光打算刺杀吴王獠。他请吴王獠到自己家里饮酒，先把甲兵埋伏在侧室之内。吴王僚对公子光也十分小心，他的卫队一直从王宫排到公子光的家门口，门口站立的也全是吴王僚的亲戚。

    酒至半酣之时，公子光假称足疾，趋入侧室换鞋，便命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肚之内，借送鱼而刺吴王獠。于是，专诸把鱼送到吴王獠的面前，剖开鱼腹，以匕首刺死了吴王僚。吴王僚倒下之时，他的卫士也一齐扑上前去，杀死了专诸。

    公子光指挥埋伏的甲士冲了出来，杀死了吴王獠的卫士及亲属，登上了王位，并封专诸的儿子做了大官。

    《战国策》上关于聂政的详细记载，更能使我们看到聂政是怎样被严仲子所尊重、感动和结纳使用的。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因为杀了人，就与母亲和姐姐一起逃亡到齐国躲避仇人，以屠宰牲畜为业。

    过了很久，汉阳严仲子事奉韩哀侯，与韩国宰相侠累有怨仇，遭到了侠累的无理迫害，被逼逃亡。他周游列国，想物色一个能够为他报仇的人。到了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个勇士，为避仇而隐姓埋名在屠夫之中。严仲子听到这个情况，就到聂政家登门拜访，往返几次，然后他备好酒食，亲自奉送到聂政的母亲跟前。等大家喝得酣畅的时候，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献给聂政的母亲，为她祝寿。聂政对他如此厚赠感到很奇怪，坚决谢绝了严仲子。严仲子执意进献，聂政便婉言推辞说：“我幸有老母健在，家境贫寒，客游他乡，以屠狗为业，早晚也可买些脆甜的食物孝敬老母，实在不敢再接受仲子的厚赠。”严仲子避开别人，对聂政说：“我有仇要报，为此我周游列国已有多年，这次来到齐国，私下听说足下行侠仗义，所以送上百镒黄金，作为你老母的粗饭开支，以此来与足下交朋友，哪敢因此而有其他的奢望！”聂政说：“我之所以要降志辱身，与屠夫为伍，只是为了借此来奉养我的老母。只要老母还在人世，我就不敢答应为别人牺牲生命。”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始终不肯接受。严仲子在尽了宾主之礼之后，才离开聂政家。

    严仲子可谓善于知人了，替聂政的母亲祝寿，这是“曲线救国”，比对聂政本人的尊重要有效十倍，因而，聂政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要聂政还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怎能不图报答呢？再看聂政在母亲死后的表现。

    又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去丧服，聂政自言自语道：“唉！我聂政不过是个市井小民，只是操刀屠狗而已。而严仲子却是诸侯国的卿相，竟不远千里，屈驾而来与我交朋友。我用来对待他的，真是太不相当，没有什么大功可以当得起他如此的尊敬和礼遇。严仲子送百金敬我母亲，我虽未接受，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我的知己。像他这样一个贤者，因为愤恨仇人，而特地亲近信赖一个处在穷僻之地的人，我怎能默默地就算了呢？况且以前他求我而我不答应，只因为有老母在；现在老母去世了，我应当为知遇自己的人出力。”

    原来，聂政以前不敢答应严仲子的请求，是因为他有老母在堂，如果替严仲子复仇，就无法服侍老母，是为不孝，所以，当初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馈赠。由此看来，这样的人是图名而不图利的。

    那么，在聂政的母亲去世以后呢？聂政就要寻找严仲子，以报知遇之恩了。

    于是，聂政西行到汉阳，进见严仲子说：“前次我没有答应你的请求，只是因为家有老母。如今老母不幸离世，请问你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呢？把此事交给我去办理吧！”严仲子于是详细地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是韩王的叔父，他的家族人多势众，居所防备森严，我屡次派人刺杀他，均未成功。如今蒙足下不弃，希望多派些车骑壮士为你充当助手。”聂政说：“韩、卫二国相距不远，现在要刺杀人家的宰相，这位宰相又是王亲国戚，去的人不宜太多，人多难免会出岔子，出了岔子就会走漏风声，一旦走漏风声，全部韩国人都会与你为敌，这岂不是很危险吗！”于是，聂政谢绝增派助手，辞别严仲子，独身前往。聂政替严仲子考虑得可谓周密了，这种图报知己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动，而更令人感动的，还是他在行刺成功以后的做法。

    聂政手持利剑直奔韩国。韩国宰相侠累坐在府上，周围有许多手持兵戟的侍卫。聂政直闯而入奔上台阶，将侠累刺死，左右大乱。聂政大吼着杀死几十个人，然后自己便剥掉面皮，挖出眼睛，掏出肚肠，倒地而死。

    韩国人将聂政的尸体陈放在街市上，出钱查询，竟无人知晓。于是他们又贴出告示悬赏，有能说出刺杀宰相侠累的凶手是谁的人，赏给他千金。但是，过了很久，仍然无人知道凶手身份。

    聂政自知深入侠累的卫士之中刺杀侠累就无法逃生，所以先不带卫士，后毁容颜，其目的就在于既不连累严仲子，又不连累家人，可谓是义、孝两全了。但聂政的姐姐也同聂政一样，是一位非凡的女性。

    聂政的姐姐聂莹，听说有人刺杀韩国宰相，凶手身份不明，韩国无人知道，正暴尸于市，悬赏指认，就呜咽着说道：“这恐怕是我弟弟吧？唉，严仲子就这样来知遇我的弟弟！”她立即动身前往韩国。来到街市上，看到死者果然是聂政，就拊尸痛哭，非常哀伤地说道：“这就是轵邑深井里人们所说的聂政啊！”市上来往的行人都说：“这个人残杀了我国的宰相，国王正悬赏千金查询他的身份，夫人难道没有听说吗？为什么敢来相认呢？”聂莹回答他们说：“我听到了。我弟弟聂政当初之所以忍辱含垢，置身于市贩之中，是因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嫁人。如今老母已寿终，我已嫁夫，严仲子知遇我弟弟于困污之中，结为至交，对我们恩重如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士为知己者死啊！因为我还活在人世，所以我弟弟聂政自毁面目，使人无法辨认，这为的是怕连累我啊！我怎能够因为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了我弟弟的英名呢？”旁边的人大为震惊。于是，聂莹连呼三声：“天啊！”终因极度悲哀而死在聂政的身旁。

    晋、楚、齐、卫诸国的人听到这件事，都感慨地说：“不仅聂政了不起，就连他的姐姐也是位节烈的女子啊！她不怕暴尸的危难，一定要奔走千里险路，来显扬他的名字。不过，要是他知道姐姐也愿死于韩国街市的话，也未必敢对严仲子以身相许了。严仲子也可以说是知人善任，竟能得到这样的义士！”

    聂政之所以著名，不在于他刺杀了一个诸侯国的国相，而在于他图报知己和决不连累别人的侠义精神。

    荆轲刺秦王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喻户晓的，其影响之大，甚至塑造了我们民族性格的某些侧面。荆轲是卫国人，后来迁居燕国，燕人都叫他荆卿。荆轲其人好读书击剑，曾经上书卫君谈论治国之术，也曾经遨游过许多国家，并经常与人论剑斗剑，但一直未遇知己。荆轲来到燕国，与一位叫高渐离的人结为知己，高渐离是一位杀狗之徒，善于敲击一种叫筑的乐器。两个人经常在市肆之中饮酒，饮酒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歌罢又相对而哭，旁若无人。荆轲虽然游于酒徒市肆之中，但其人深沉好书，所结交者都是贤能豪迈之辈。当时的人对他们都不理解，等他到了燕国，燕国的处士田光是个极有眼光的人，他待荆轲非常好，因为知道荆轲是一位胸有远大抱负的人。

    不久，燕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原来，秦王政生于赵国，与太子丹十分友好，后来嬴政（即以后的秦始皇）回到秦国，太子丹便到秦国去做人质，以表示秦、赵两国交好。但赵政被立为秦王后，却对太子丹很不好，太子丹十分气愤，伺机逃回了燕国。接着，秦国又攻下了燕国西部邻国的许多城池，直接威胁到燕国。太子丹想报仇，但国小势弱，无能为力。这时，秦国的大将樊於期得罪秦王，逃到了燕国，秦王政就杀了他一家老小，并发了悬赏文书，追捕樊於期。太子丹收留并善待樊於期，太傅鞠武认为很危险，因为秦国早就想攻打燕国而找不到借口，一旦得知樊於期在这里，立刻就会加兵于燕。于是，鞠武建议把樊於期送到匈奴去。但太子丹认为樊於期困窘来投，决不能让他毙命，坚持把他留在燕国，使得樊於期十分感动。鞠武见太子丹不肯赶走樊於期，就对他说：“燕国有一位处士，叫做田光，十分深沉多智，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呢？”太子丹就要鞠武把田光介绍给他。他以晚辈和学生的礼节接待了田光。田光听完太子丹介绍的情况，说：“您只听说了我壮年时候的声名，却不知我现在已经老迈无用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想想办法，把您的事托付给荆卿。”太子丹在送田光出门时小声说：“我告诉您的事，您与我谈的话，都是国家机密，还望先生不要泄露，”田光听了笑一笑，俯身答道：“好吧！”田光见了荆轲，对他说了太子丹的事，并希望他能去拜望太子丹。然后又对荆轲说：“我听说，长者做事，不应使人怀疑，现在太子丹说‘还望先生不要泄露’，那是怀疑我了。做事使人怀疑，非节侠也。”说完，他想以自杀来激荆轲，说：“希望你能马上去拜访太子丹，说我已经死了，好让他知道我不会泄露秘密了。”说完自刎而死。

    荆轲马上晋见太子丹，说了田光死的情形，太子丹大哭。两人商议来商议去，觉得燕国根本不可能阻挡秦国的进攻，而现在秦国的大将王翦正在邻国攻城略地，当务之急，似乎唯有刺杀秦王方可保住燕国，于是，荆轲答应了太子丹，愿往刺杀秦王。

    太子丹给荆轲以优厚的待遇。他每天都到荆轲那里拜望，并不断送金钱美女给他，但过了一段时间，还不见荆轲有动身的意思，就问荆轲说：“现在秦将王翦马上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时我就是想长期侍奉您，也做不到了。”荆轲说：“您不说，我也正想找您呢。我这样空手而去，秦王必不相信，如果能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土地最肥沃的督亢之地的地图献给秦王，他必定相信，我就可以趁机刺杀秦王了。”太子丹认为杀樊於期不义，不愿照办。

    荆轲就私自来见樊於期说：“秦王杀了您的全家，并悬以千金和万户侯的赏格悬赏您的头颅。我有一计，可为您报仇，就是借您的人头一用，骗取秦王的信任，然后趁机刺杀他。”樊於期听后自刎而死。

    太子丹闻讯，驰往大哭，但樊於期已死，也只好把他的头颅用匣子封好，又准备好了督亢之地的地图，交给荆轲。

    于是，荆轲就让太子丹访求天下最为锋利的匕首。太子丹用百金买到了赵人徐夫人的匕首，让工匠在匕首上淬上毒药，用之试人，只要见血，人就立刻倒毙。荆轲又让秦舞阳当副手，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燕人都不敢正视。这样，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出发了。

    荆轲想同一个人一起赴秦，但那人住得很远，一时未能赶到，故误了行期。太子丹以为荆轲变了主意，就对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还有意入秦吗？请让我先把秦舞阳派去吧！”荆轲大怒道：“你催什么！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我之所以停留几天，是想等一个人一同赴秦。今太子以为我走得太迟了，那马上就辞别吧！”于是出发。

    太子以及宾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来到易水边送行。祭祀送行完毕，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高亢悲壮之音，送行的士人尽皆流泪。荆轲又上前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高渐离击筑又为羽声，声调慷慨。

    于是，荆轲上路，不再回头。

    荆轲来到秦国，把匕首卷在地图之中，进入王宫。他因献上了樊於期的头而得到秦王的信任，荆轲就借秦王展看地图之机从地图中取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绕柱奔走，最终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见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掷，匕首撞在铜柱上，掉在地下。荆轲的身上被砍了八剑，自知不能成事了，便倚着柱子笑道：“我之所以没能刺杀秦王，是因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约以还报太子丹的缘故！”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本身是失败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行动也不一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义的行动，尤其是荆轲重承诺、图报答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为后人称赞不已。

    在春秋战国时期，行刺之事屡有发生，为什么只有专诸、荆轲、聂政一类人能够名垂青史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为报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千金不能得死士，一言可以酬知己，即所谓知人得死士也。其中关键，在于给人以真正的尊重和尊严。

    （参见《晏子春秋》、《战国策》、《史记》等）

    10.“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这样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毫无疑问，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优秀知识分子。

    自古文人多强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骨气呢？请翻开历史认真地查一查，最有骨气的恐怕还应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文人是什么“德性”呢？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做些无病之呻吟；满口酸臭迂腐之语，一肚子无用之学。这还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划划，或是装出多情种子的模样，弄出令人作呕的造作之态；更有甚者，摇着鹅毛扇，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的角色，公然与劳动人民为敌！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中国文人也只有“九儒十丐”的地位。呜呼！中国古代文人的遭遇之坏，莫此为甚。

    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古代的文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或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做了许多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们奋起拯救。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文人，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没有中华民族。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认识，而不是指哪一个“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诗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特点。

    总而言之，正直强硬和敢为天下先，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传统特点。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运动一直没有间断，这种运动并非自“五·四”运动始，而是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严惩贪官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结果被宦官权贵诬告下狱。京师太学生刘陶等人极为愤慨，他们联络京师乃至全国各地的太学生几千人围集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要求释放朱穆。当时，京师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桓帝觉得众怒难犯，只好释放了朱穆。这恐怕应当算作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始，中经两次“党锢之祸”，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车上书”运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学生运动不绝如缕。

    东汉这次声势浩大的、以正直的官吏和优秀的文人相结合而与祸国殃民的朝廷奸党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这场运动导致了两次宦官伙同皇帝迫害正直的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在这两次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官僚文人的表现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汉桓帝依靠五个宦官把专权二十余年的大将军梁冀除掉了，梁冀是外戚，把握大权二十年，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连皇帝的一举一动他都很清楚，因此，桓帝要想除掉梁冀，只能靠身边最贴近的人，所以这些宦官立了大功。不过，前门送走了专权的外戚，后门又迎来了专权的宦官，整个东汉就是在这种非外戚即宦官专权或是外戚宦官俱操实权的不正常状态下走完其痛苦的历程的。

    桓帝封除梁冀有功的五个宦官为“五侯”。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两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县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左倌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这五人同日封侯，立即大权尽归，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后人也倍加重视，唐朝诗人韩翃的《寒食》诗写道：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他们的弟子亲朋也纷纷升官。这些人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多是强盗行径。其生活骄奢淫逸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养的狗也戴上金银首饰，铺上贵重的地毯，披着华贵的衣服。太监们纷纷娶妻，有的甚至三妻四妾，收拜干儿，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外出竟敢僭用皇帝的仪仗，后面跟着豪仆马队，肆无忌惮。至于朝政，更为他们所把持，弄得小人趋进，贤士引退，政治一片腐败混乱。

    在梁冀当权的时候，官僚文人就没有间断同梁冀的斗争，以至李固、杜乔被杀；梁冀既除，官僚文人集团绝没有加入到宦官一边来，而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开始了同宦官集团持久不懈的斗争。

    初期的斗争以李膺为代表。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性高傲，不喜与人交往。但他很有学问，为人又刚正不阿，在社会上名气很大，极受人们的推崇，一般的士人很难受到他的接见，有人如能有幸与他会谈，立刻就会身价百倍，所以，当时的人把李膺的家门比作“龙门”，把士人跨进李膺的家门叫做“鲤鱼登龙门”。荀淑是李膺的好友，荀淑的第六个儿子荀爽因为有父亲的引荐经常见到李膺。一次，他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替李君赶过马车！”将此引为很大的光荣。李膺的名声由此可见一斑。

    李膺饱读诗书，可谓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他不仅能收徒讲学，精辟地讲解经史子集，还能带兵打仗。他曾历任青州刺史和渔阳太守之职，曾在乌桓校尉任上打击过鲜卑人的入侵，作战时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在军队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也使鲜卑人感到畏惧。后来曾一度被免官，回家后开馆设坛，跟他学习的多时竟达近千人。不久，鲜卑人屡屡侵扰云中郡，桓帝被迫起用李膺，让他做度辽将军，鲜卑人慑于李膺的威望，竟不敢入侵。

    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任命为河南尹，他联合耿直的官吏如廷尉冯绲、大司农刘佑等人一起打击宦官势力。羊元群在北海任上罢官回家，带走了许多财宝，甚至连厕所里的东西也带了回去。李膺上表请桓帝惩处羊元群，谁知羊元群用贪得的赃物贿通了宦官，反把李膺、冯绲、刘佑及郡太守等地方官一起逮捕入狱，经大臣陈蕃及司隶校尉应奉求情，李膺三人才被罚做苦工抵罪，后解免回家。

    后来，李膺因名声太大又被起用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主管京城军事和治安的官员，在任上，他更加不畏权威，惩处宦官。野王县令张朔，是掌管宫门的权监张让的弟弟，他倚仗哥哥横行残暴，竟至杀孕妇取乐。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张朔十分恐惧，逃到张让的家里以躲避惩罚。李膺闻讯，立即派兵搜捕，张让也知李膺不好惹，吓得连忙让张朔藏在特制的空心柱子里。李膺搜查时发现了这个柱子，让人劈开，捕获了张朔，稍经审讯，就将他处死了。

    张让跑到桓帝那里去喊冤，桓帝把李膺叫来，说他杀人太快，未经请示就擅自处决。李膺满腹经纶，当时又时兴经义决狱，他就引用孔子《春秋》中肯定晋文公处置卫成公之例，证明自己做得并不过分。李膺还说：“孔子当了鲁国司寇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我上任已十多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我以为皇上会因为我没有尽快地惩治坏人来责备我，没想到因为把该杀的人及早地杀了受到责难。我自知有失职守，还当更加勤勉，请陛下再宽限我五天，让我把大坏蛋都杀光，那时再来听从陛下的处分，就是死也甘心了。”

    李膺的这番话，说得桓帝左右为难，无法辩驳，只好回过头对张让说：“这全怪你的弟弟有罪，司隶校尉没有错。”从此以后，太监们怕了李膺。有时连桓帝也感到奇怪，桓帝曾问那些很有权势的太监：“现在为什么你们休假也不回家呢？”这些人流着泪磕头说：“我们怕李校尉啊！”桓帝终于明白了，这些太监作恶太多，恐怕一出了宫门，就会被抓住杀头。

    在当时的官僚文人集团中，还有许多人积极地打击宦官势力，东海相黄浮杀死徐宣就是一个著名的事例。“五侯”之一的徐璜把弟弟徐宣安排当了下邳县令，徐宣曾经向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求过婚，遭到了拒绝。李暠的家乡恰巧在下邳，徐宣到任时，李暠已死，徐宣就在上任的头一天把李暠的女儿抓到衙门，一边说笑，一边将李女射死，并把尸首埋在衙门的院里。黄浮知道此事后，立即逮捕了徐宣，将其处死。

    徐璜当然不会放过他，便到桓帝面前哀哭求告，结果，黄浮被逮捕罢官。

    官僚文人集团的正直行为是不会为宦官们所容的，他们寻找时机，准备来一次大反扑，他们不仅要除掉李膺等人，还要把那些聚众清谈、抨击朝政的“党人”一网打尽。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张成其人神通广大，结交宦官，横行不法，连皇帝都听说过他。他从宦官那里知道了皇上要颁布大赦令消息，就怂恿儿子杀人。李膺知道了，立即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就在这时，大赦令也颁布下来。可是李膺知道张成预先得知了消息，加上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就没有遵守大赦令，杀了张成的儿子。这一下，宦官集团抓住了把柄，由张成的徒弟上书给皇帝说李膺不遵皇命，并诬告他交结京城的太学生和各郡的读书人，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纪。

    在宦官们的唆使怂恿下，桓帝诏告天下，大捕所谓的“党人”，除李膺之外，还有二百多官僚文人和太学生被捕。这些人身戴刑具，囚在狱中，以被蒙头，受到严刑拷打。李膺不仅骨头硬，斗争的策略也很巧妙。他的供词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们越审越觉得要引火烧身，也就不敢再行追问。

    当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逮捕迫害“党人”，他上书给桓帝，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天逮捕入狱加以刑审的人，都在海内外很有声望。他们都忠心耿耿地为国分忧，对这样的人，即使给他们子孙十代人以优厚的待遇也不算多，怎能随便逮捕审讯他们呢？”要他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被他严厉地拒绝了。

    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平时很喜欢结交太学生，他为营救这些文人，以岳父的身份上书给桓帝，桓帝不许，他又以托病交印相要挟。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桓帝觉得再搞下去会尽失人心，只好释放了这些人。但作出了明确规定，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

    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不久，桓帝就去世了，灵帝年幼，就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初，窦太后之所以能被立为桓帝的皇后，官僚文人集团的首领出了很大的力，窦太后掌权之后，陈蕃、窦武等人当然倍受重用。陈蕃与大将军窦武共参政事，李膺等人也陆续得到起用。这样，陈蕃、李膺与窦太后、窦武所代表的官僚文人和外戚势力就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为了澄明政治，陈蕃、窦武等人极力主张铲除宦官势力，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先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授李膺等十九人以官职。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陈蕃劝窦武说：“过去萧望之死于宦官石显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乔又遭了灭族之祸。现在灵帝乳母赵娆及女官们又与宦官串通一气，迷惑窦太后。我为大将军考虑，除祸从速，千万不可迟疑。”

    于是，窦武向太后提出建议说：“宦官的职责在于管理宫中杂务，绝无权力过问朝政，而现在宦官们手握重权，爪牙遍布朝野，天下人情沸腾、怨声载道，正是为此，应将这些作恶的太监一并铲除。”太后不听，陈蕃亲自劝说太后道：“我知道言不直则行不正，上欺苍天，下负人望，所以不敢不说。冒险直言，必然遭忌，但我宁愿被杀头，也不敢有负天下人。现在京师里喧哗吵嚣，全在议论宦官侯贤、曹节、王甫及夫人宫女等乱政之事，已到了顺他们者昌，逆他们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时间杀了宦官苏康、管霸，可谓人神共庆，但不久又宽容了曹节等人，那可太危险了。”窦太后还是不听。

    陈蕃、窦武准备以武力消灭宦官，他们先逮捕了郑飒拷问，供词中累及曹节等人，窦武上书请求逮捕曹节和王甫，他交上奏章就回家去了。主管传送奏章的太监朱瑀看到奏章后，又惊又怒，故意破口大骂：“有罪的太监当然可以杀头，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也要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大声呼喊道：“陈蕃和窦武上书太后，要废掉灵帝，杀尽宦官，要造反！”朱瑀召集了十七个身强力壮的太监，歃血盟誓，准备杀掉陈蕃、窦武。曹节听到后，也哄骗灵帝，让他持剑带兵出宫，下令紧闭宫门，收拢印信符节，威逼中书省起草诏令。他们救出郑飒，软禁了太后，并抢走印玺，拿着圣旨去抓窦武。窦武跑进兵营，大声传令说：“太监造反，平反者封侯！”窦武集合了数千士兵，杀了前来抓他的人，准备抵抗。

    到了天明，两军对垒，王甫假传圣旨，对士兵们喊话说：“窦武造反，你们是保卫皇帝的禁军，不能听他指挥，谁先投降过来有赏！”士兵见王甫手拿圣旨，平素又怕惯了太监，就纷纷跑了过去。到了早饭的时候，窦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窦武骑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自杀身亡。

    陈蕃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八十多名学生和部下，手持武器冲进承明门，正与王甫相撞。王甫立命逮捕陈蕃，但士兵们谁也不敢上前，虽然陈蕃已七十多岁，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视。最后王甫让人把他围了十几层，才算把他抓住，当天即杀死了。

    窦武、陈蕃的家人、学生及有牵连者都受株连，或杀或贬，无一逃脱。至此，官僚文人集团被彻底击败，宦官势力更为猖獗。

    但宦官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并不就此结束。在宦官们杀死陈蕃、窦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气的太学生密切联合，相互标榜，乃至互立雅号，在一起清议朝政，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瑀为“八俊”；称郭泰、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称张俭、岑、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极”；称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他们认为，“八俊”是“人之英”，“八顾”能“以德行引人”，“八极”能“导人追宗”，“八厨”能“以财救人”。

    在这三十五人中，数李膺的名声最大，除了所谓的窦武、刘淑、陈蕃“三君”之外，李膺可谓独占鳌头。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由朱并告发“八极”之一的张俭引发的。

    张俭是山阳高平人，曾被任命为山阳督邮。大宦官侯览的家乡在山阳防东，侯览纵容家人横行不法，残害百姓，罪不容诛，张俭就上书请求诛杀其中罪大恶极者。奏章到了侯览那里，他隐藏不报，虽未发案，可从此怀恨在心。朱并是张俭的同乡，曾遭张俭废弃，这次，朱并见宦官毁了官僚文人集团，正在大肆排斥异己，就想借此机会复仇，并捞取官职。

    于是，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的二十四人结成私党，分别立号，并与“八俊”、“八顾”联络，一同密谋，“图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个准，灵帝立即以图谋不轨罪下诏逮捕张俭，宦官曹节又暗中使人说服灵帝再扩大逮捕范围。就这样，张俭、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处死，此外死于狱中的还有一百多人；六七百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被禁锢，一千多名太学生被逮捕。

    宦官们为了不让正直的文人东山再起，形成势力，长期不懈地追捕搜查，这种迫害，一直延续了十五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才最后停止。这就是东汉时期第二次著名的“党锢之祸”。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被杀的不仅有名士，还有一些没有被记入正史的，他们的事迹也非常感人。例如：李膺因党锢之祸死在狱中，他的弟子和原来的下属官员都受到牵连，被削官为民，终身禁锢，不得再次当官。当时，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学生，因为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便没有被贬。景毅慷慨地说：“本来因为李膺有才有德，我才把儿子送去做他的学生，哪里能因为名册上漏掉了我儿子的名字，就让他逍遥苟且呢？”于是就上书说明情况，拒绝让儿子回家。

    高城（今河北盐山）人巴肃被列入党人名单以后，主动坐车到县衙去投案，县令很感动，打算扔掉官印和巴肃一起出逃。但他甘愿赴难，不同意逃走。

    征羌（今河南圆城东南）人范滂免官在家，后来朝廷下诏迅速将范滂逮捕入狱，本郡督邮（负责代表太守督察乡县、宣传朝廷命令、捕捉逃亡等事的郡吏）吴导拿着诏书来到范滂所在的县，把诏书揣在怀里，在驿馆痛哭。范滂听说以后，主动来到县衙的牢里。县令郭揖赶快出来，扔掉官印，准备领范滂逃走。范滂说：“只有我死了，祸患才会停止。哪里敢因为我的罪过使你受连累呢！”（注：此已列入正史，《后汉书》有《范滂传》）

    张俭因为党祸逃亡在外，处境艰难、窘迫，但他每到一处，人们总是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张俭经过的地方，因窝藏他而被处死的有十多人。后来流亡到东莱（今山东境内），藏在李笃家里，外黄（今河南民权县）县令毛钦，带着兵器来到李笃家。李笃对毛钦说：“张俭逃亡在外，不是他的罪过。即使找到他，难道你忍心抓他吗？”毛钦抚着李笃的肩膀说：“你为什么独自讲求仁义而不让别人也为君子呢？”说完，叹息着走了。张俭因此而幸免于难。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李膺、范滂、张俭等许多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所表现出的气节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们的行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奸佞当道、朝政黑暗的时候，他们就被后人引为榜样，成为激励后人抗争黑暗势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团被连根拔除以后，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了。灵帝时期形成了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个太监，几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权，连灵帝都很怕他们，灵帝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妈。”至于朝内外官员对“十常侍”的趋奉，那就更不用说了。

    扶风地方有一个叫孟佗的人，家里很富有，为了升官，他就尽力结交张让的仆人，后来张让的仆人吃得饱了，孟佗还是没有提出要求，倒是张让的仆人沉不住气了，主动问孟佗说：“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们一定替您办！”孟佗说：“没有什么事，只需要您给我磕个头。”张让的仆人答应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见张让，故意去晚，等候在张让门前的起码有一千人，张让的管家远远地看到孟佗，就率领一群仆人，来到孟佗的面前，一齐跪下磕了个头。来拜见张让的那些人全都惊呆了，以为孟佗肯定极受张让的重视，就都纷纷给孟佗家送礼。孟佗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礼转送给了张让，张让很高兴，就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后来，“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极端混乱，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抗，何进、袁绍等人密谋除掉宦官集团，但何进反被张让杀死。袁绍带兵冲进宫去，见宦官就杀，甚至连没有胡须的男人也杀了，一气杀了两千多人。“十常侍”胁迫汉献帝逃走，被袁绍追至黄河边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杀。从此东汉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永不泯灭。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杀，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一是他们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直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官僚文人学子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论是宦官势力、外戚势力还是所谓正统的皇权势力，大都对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讨厌有加，甚至进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汉代的宦官集团那样露骨，而是变得更加精致巧妙，风行近两千年的文字狱，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又都是现实社会的批评者，他们不讨统治者的喜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处处时时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平庸、无耻乃至倒退的深渊！

    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得以延续发展！

    （参见《后汉书》、《资治通鉴》等）

    11.至忠至勤的太平宰相

    宦海浮沉，不败的真谛何在？

    为人臣者有三忌：一忌功高震主；二忌权大欺主；三忌才大压主。据说，这是无数人宦海生涯的经验总结，谁若犯了这“三忌”，重则身首异处，甚至全族覆灭，轻则削职为民，困顿终生。现在想来，也确实不无道理。如果功劳太大，以至皇帝无法报答于你，无论赏赐你什么都不过分，无论封你什么官爵都不嫌太高，那么，你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了。因为天下是皇帝一家的，皇帝总不会跟你换个位置，让你做主人，他做奴仆，把他的家产交付于你。这时候，就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皇帝一定要找个借口置你于死地才能舒服，即使你不居功自傲，即使你忠心耿耿，也是一样。因为皇帝总觉得你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他的头上，总是要时时处处考虑你的功劳，还要担心你招揽人心，蓄谋造反，所以，皇上会寝食不安，只有除之而后快。

    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功劳可谓大了，智谋可谓高了，行为可谓谨慎了，但最后还是被刘邦的老婆杀了。在楚、汉相争之时，韩信帮助项羽，则项羽可以统一天下，韩信帮助刘邦，则刘邦可以统一天下，如果韩信背叛刘邦，自树一帜，则可与项羽、刘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且当时的具体情况为韩信提供了多次可以自立的机会，也有很多人极力劝告韩信自立为王，但韩信思来想去，还是跟刘邦干了下去。所以，韩信对于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功劳应是第一位的，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别说只封他做了一个王侯，就是裂土并立，共同为王，也不算太过分。但封建社会的铁定律条是一山容不得二主，刘邦绝不可能和他并立为帝，最多只能封他为王，而韩信多少又觉得委屈，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心怀怨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反叛。因此刘邦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先下手为强，先削了他的爵位，解除了他的大部分权力，使之困居在都城，不久，刘邦的妻子吕雉又与萧何密谋，把韩信诳入朝堂，诬以谋反的罪名，伏兵将他当场杀死。看来，就是韩信这样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和杰出人物，也逃脱不了功高震主而无好下场的所谓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有一句话，叫做“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其意是说一旦安定了天下，那开国皇帝或是什么君王之类就要“推完磨杀驴吃”了。听起来让人生气，道理却很简单，在和平建设时期，那些功臣怎么处理呢？留着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造反，或是出别的麻烦，尤其是开国皇帝死了，幼子继位，就更管不了那些久经沙场、素有威望又极有势力的老将了，还是杀了干净利索。如果碰上这种情况，就是功不太高，也不太震主，那也很不安全！

    如果权大欺主，那就更加危险，这个道理不讲自明。权有两种：一是政权，一是军权。政权过大，就会使得别人只知道有你某某人而不知皇帝老子，时间长了，就会逐渐地积累私家势力，威胁皇权。况且，政权在一定情况下很容易转换成军权。至于军权，那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掌握了国家，因此，皇帝一般说来是不会让你掌握过大的军权的。如果你的军权越来越大，那就要十分小心了，要么主动还权于君王，要么迅速攫取军权，使之足以抵抗皇帝的命令。如果老是停留在说大还不足以与皇帝抗衡，说小又对皇帝构成威胁的程度上，那是速死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因军权过大遭逐被杀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为了报齐国的入侵之仇，筑了一座求贤台，里面贴满了黄金，作为招纳贤士之用，人称黄金台。天下贤士见燕昭王求才心切，就纷纷前去投奔，魏国的乐毅也来到了燕国。燕昭王很器重乐毅，乐毅也把燕昭王引为知己，于是，燕昭王就派乐毅带兵进攻齐国。乐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率兵攻齐，结果势如破竹，攻下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连齐国的国都临淄都攻了下来。齐王跑到了莒城，乐毅奋力攻打莒城和即墨，由于两城防守坚固，三年没有打下来。这时，燕昭王死，他的儿子燕惠王即位，燕惠王由于跟乐毅素有嫌隙，又怕乐毅势力太大做了齐王，再回兵攻打燕国，就在阵前撤换了乐毅，让骑劫代替了乐毅的职务。乐毅知道临阵换将，必无善意，就没敢回燕国，跑到赵国去了，总算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至于才大压主，那就更有意思了。所谓文人相轻，恃才傲物，普通人之间尚且互相瞧不起，更不用说君臣之间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位是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几乎没有几个是靠自己的真本领争来的，即便有几个所谓的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也多是流氓或豪强出身，至于文采智计，也并非样样都能高人一等。然而，嫉妒是人的本性之一，如果臣下不懂得谦逊退让，不懂得韬光养晦，而是处处张扬自己的才华，弄得君主或是上司经常难堪，那你也就好景不长了。

    在官渡之战中，袁绍杀田丰的例子也极有意味。当时，袁绍带领冀、青、幽、并等州的人马七十多万，前往官渡，进攻许昌，袁绍的谋士田丰从狱中上书给袁绍说：“现在应当静守，以待天时有利于我，不可随便兴兵，否则恐有不利的事情发生。”田丰分析当时的情况，敏捷地看到袁绍兵虽多，但人心不齐，长途征讨，如果被破袭了粮草，局面是不堪设想的。关于这一点，袁绍的另一位谋士沮授也曾提出过，可是袁绍骄横粗蛮，根本不听。田丰的对头逢纪又趁机进谗言说：“主公征伐曹操，是仁义之举，田丰为什么要说这种不吉祥的话呢？”袁绍大怒，就想杀了田丰，众官苦苦哀求，方才作罢，他还是愤恨不休地说：“等我破了曹操，再来治田丰的罪！”

    果然不出所料，袁绍被曹操劫烧了乌巢粮仓，又中了曹操的许多计谋，被杀得大败而回，去时带了七十万人马，回时只引八百余骑。看守田丰的狱吏听说袁绍吃了败仗，心想袁绍一定会放了田丰，便来与田丰贺喜说：“袁将军大败而归，您将来一定会被袁将军重用的。”田丰苦笑了一下说：“我是死定了！”狱吏吃惊地问道：“人们都在替你高兴，你为什么说死定了呢？”田丰说：“袁绍外表显得很宽厚，实际上内心里忌恨刻薄，不爱考虑别人的忠诚和恩惠。如果他这次打了胜仗，心情好，又证明我是错的，他是对的，也许能赦免了我；如今彻底失败，他一腔怨怒，再加上事实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他的做法是错的，他怎能忍受别人比他高明呢？我岂不是死定了吗？”狱吏们都不相信。

    不久，袁绍派的使者来到狱中，带着袁绍的剑和信，要取田丰的首级。狱吏们这才相信。田丰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复何足惜！”于是自杀而死。

    在历史上犯了“三忌”的忠臣良将固然大有人在，但只要得遇明主，又能恰到好处地处理自己和君主的关系，还是完全可以善始善终的，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唐初的宰相房玄龄就比较典型。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直至七十岁病逝。他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其父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虽长期在隋朝做官，但以自己的政治敏感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逐渐确立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养成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竞相享乐，钩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跷足可待。”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进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房玄龄却始终如一服侍父亲，从来都是和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能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他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做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此人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知远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地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他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余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居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揽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据《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出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其智能识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大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儿失去了这个人才。”随后立即撤销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都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以后制定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儿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催促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

    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9月24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至七十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

    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毋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

    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说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声誉。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造、武库里的存储数目，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但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

    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定，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钩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撰了各类图书，比如《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当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领；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盖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了。

    有人说，骗人的最高境界是真诚，这话未必完全正确，但如果说做人的最高境界是真诚的话，应该没有人反对。但是，真诚要诚之有道，而不是没有策略，没有策略的真诚其实是傻子！

    12.善始而不能善终的开国宰相

    历史往往上演着同样的戏剧。三四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三十四个异姓王朝，帝王将相、文臣武将、圣贤奸恶、才子佳人充斥其中，乍一看，令人眼花缭乱，像一个理不清的万花筒，只能由它变幻，后人不知所以，其实，如果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还是不难窥见其中的门径的：在这纷纭复杂的历史中，虽然你争我夺，变来更去，但许多地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是在各个时期略有不同而已。

    改朝换代可谓古代史上的大事了，如果稍加梳理，就会发现各个朝代的开国方式多有相似之外。特别有意思的是，开国皇帝的文臣武将也多有相似之处。就拿西汉、唐、明三代的文臣来说罢，西汉的刘邦有萧何、张良；唐朝的李世民有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朱元璋则有李善长和刘基。这三个朝代都是用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取得的政权，又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巨大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朝代，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如果把这些文臣稍加比较，就会看出历代开国皇帝所需要的人才大致是相同的。

    萧何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汉初名相，他同刘邦既是患难之交，又是贫贱之交。在刘邦当泗水亭长时，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掾，由于萧何比刘邦的官位高，就时常给刘邦以各种各样的照顾。后来刘邦押送修长城的夫役去北方，夫役沿路逃走，刘邦不能交差，就索性放了夫役，和愿意留下的人一起逃到芒砀山中当了草寇。不久，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威胁到了沛县，沛县县令怕城破被杀，萧何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可招回刘邦，让他聚众来保卫县城。县令先是同意，但等刘邦到来时，他又后悔了，并要加害萧何。萧何急忙逃出城外，和刘邦一起攻占了县城，杀了县令，与众人公推刘邦为沛公。

    萧何是刘邦起兵的主要促成者、策划者，从此，他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刘邦。他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取得天下的策略；二是保障后勤供应。萧何每到一处，十分注重收集法令制度等图书文献，而不像其他将官一样急于抢掠财物。在刘邦攻陷洛阳之后，萧何帮助刘邦制订了法令制度，完善了刘邦的“约法三章”，安定了汉中一带。到项羽把刘邦分封为汉中王，萧何更是劝刘邦要暂忍屈辱，韬光养晦，积聚势力，在时机成熟以后再同项羽决战，而不能激于一时的义愤去自寻死路。在萧何的劝阻下，刘邦终于安心汉中，整顿军备，为消灭项羽做好了准备。

    在四年的楚、汉相争之中，萧何有两大贡献：一是推荐了大将韩信；二是保障了汉军的后勤供应。刘邦在汉中时，将士思归，东逃者很多，萧何不去追别的将领，却偏偏“月下追韩信”，并劝说刘邦筑拜将台，拜他为大将，终于使韩信为刘邦取天下立下了大功。刘邦在东方与项羽激战，萧何在汉中安抚百姓，颁布法令，把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把军需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萧何的后勤保障，刘邦是无法打败项羽的。

    刘邦建国后，萧何为相，他在诛戮频繁的西汉初年，不仅得保首领，还有所建树。萧何采取了三条策略：一是不要封赏；二是协助刘邦、吕后处置军国大事，不违上意，为了取得刘邦的信赖，甚至送子侄做抵押；三是设法自污，让刘邦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威望也不高。这样，萧何得以寿终正寝，善始善终。

    刘邦把萧何称为“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于道”的“人杰”。另一位重要的文臣，则当数张良了，刘邦对他的评价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他与力士一起在博浪沙行刺过秦始皇，可以说他自小就立下了反秦的志向。张良曾自己拉了一支几百人的小队伍，后归附刘邦，又随刘邦一起归附过项梁，最后，他选择了刘邦。张良貌雅神秀，有似妇人，但他却胸有韬略，胆识具备，为刘邦军事上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在鸿门宴上，张良果断地掩护刘邦脱身，面对项羽对刘邦可能进行的军事攻击，张良屡施计策，使项、刘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保全了刘邦。在楚、汉相争的前期，刘邦指挥不当，在彭城战役中惨败，张良在这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充分调动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刘邦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使楚、汉相争的局势得到了转变，刘邦渐趋主动。

    公元前204年，刘邦固守荥阳以待援，形势危急，郦食其提出分封六国后代以解荥阳之急，张良竭力阻止，指出分封六国必然军心瓦解，免去了汉军的一场灾难。公元前203年，韩信破齐，想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但张良劝说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稳住了韩信，也稳住了汉军的优势地位。最后，项羽见打不过刘邦，就提出以彭城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刘邦犹豫不定，还是张良坚决反对妥协，主张乘胜追击，把项羽一鼓消灭。在建国以后，张良又建议刘邦扩大分封，以免诸将不满，相聚谋反，并从地理、经济、政治基础等方面分析，主张定都长安。

    其后，张良功成身退，托病在家，致力于古代军事著作的研究，于公元前186年病逝于长安。张良一生坎坷，而终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师，所画谋策，皆关系到战事成败或是国事的治乱，可谓千古难得之良臣。尤其能急流勇退，不执著于功名利禄，更属不易。

    唐高祖李渊做皇帝虽在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之前，但其开国之功比起李世民来却是相差甚远，不仅在南征北战、文韬武略方面比不上李世民，就是当初起事，也是受李世民等人的促迫。所以，一般说来，人们都把李渊和李世民并列作开国帝王。在唐太宗执政之后，有三位文臣非常有名，一是魏征，一是房玄龄，一是杜如晦。其中魏征是在李世民杀掉太子李建成以后从李建成幕府中归顺过来的，房、杜二人则是从始至终跟随李世民。

    朱元璋与李世民相比，则是起自布衣，其奋斗历程也更为曲折复杂。在他消灭元军、扫荡义军的过程中，武将数徐达、汤和、常遇春立功最多，文臣当数李善长和刘基（刘伯温）。

    刘基其人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民间传说他是一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一千年、后知五百年的奇人，事实上，他也的确博闻强记、知识渊博，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所不学，在辅佐朱元璋取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作用，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由于他见事透辟又不愿屈身仕途，开国后他急流勇退，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最后总算逃过了朱元璋的残酷诛戮，落得个寿终正寝。

    但另一位文臣李善长虽然开国前立功甚多，开国后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因他见事不明，终落得个被皇帝赐死的下场，与萧何、张良、房玄龄、杜如晦和刘基相比，他是一位只能善始，却不能善终的开国宰相。

    李善长，字百室，1314年生。李善长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小地主家庭，早年读过一些书，虽不能说深通文墨，但却懂得治乱之道。他为人很有心机，也很能干，在地方上颇有威望。据记载，他从小就有雄心大志，想干一番事业。

    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后，因作战有勇有谋，被郭子兴提升为身边侍卫九夫长，后又把义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朱元璋声威日振。朱元璋很重视文人的作用，尤其对于同乡故人，更为关注。1354年，朱元璋率领自己的部队进军滁州，正路过李善长的家乡，李善长慕名往投，朱元璋很热情地收留了他。

    李善长给朱元璋上的第一课是把朱元璋的一位同乡抬出来做榜样，要朱元璋成就一番大业。

    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家乡与朱元璋的家乡相去不远，那位古代的同乡起自布衣，与朱元璋的出身极其相似，只因他能看清天下大势，又豁达大度，能招纳天下豪杰贤士，且能忍辱负重，所以最后推翻了暴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他鼓励朱元璋学习刘邦，代元朝而立。

    朱元璋此时尚无明确志向，经李善长一讲，他的眼前豁然开朗。从此，朱元璋树立了当皇帝的信念，李善长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信任。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幕府里做记室长，可谓百事烦扰，但他总是事必躬亲，尽心尽力，忠谨之至。郭子兴虽把义女嫁给了朱元璋，但他生性忮刻，易于猜疑，又加上他的两个儿子从中挑拨，多次险些把朱元璋置于死地。在滁州时，朱元璋因打仗纪律严明，不掠财物，没有东西献给郭子兴，郭子兴就怀疑朱元璋私吞财物，不敬长上，对他倍加冷落，把他身边的人抽调一空。一次，郭子兴又要调走李善长，李善长闻讯，忙跑到郭子兴面前，表示坚决不离开，除朱元璋外，他谁也不从，并且声泪俱下，十分情切。朱元璋深受感动，他俩虽结识不久，朱元璋已对他倍加信赖。

    李善长知道，要想成大事，就必须赢得威信，否则只能成为流寇。所以他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屡次催劝朱元璋整治军纪。1356年前后，朱元璋的军队既攻占了许多地方，又连续苦战，所以易发生抢掠现象。在进入太平府时，朱元璋下令凡抢掠者斩首，并派出巡查队进行监督，杀了一些违犯军纪的将士，但并未能完全禁止抢掠。

    在取镇江时，李善长估计军队又要抢掠，就帮朱元璋和徐达演出了一出双簧戏。朱元璋故意说徐达的部下有抢掠之事，把徐达捆绑起来，号令三军，准备处斩，经李善长再三说情，朱元璋才放了徐达，命他戴罪立功，攻取镇江城后必须严守军纪，否则两罪俱罚。这一出双簧果然有效，赫赫大名的徐达都不肯放过，朱元璋还肯饶恕无名小卒？于是，大家惕怵自戒，无人敢犯。

    李善长不仅在文治方面确实“善长”，在武功方面有时也能偶出奇迹。一次，朱元璋领兵外出，要李善长留守和州城，并嘱咐他如果元兵来袭，就坚守勿战。李善长料知元兵会出骑兵突袭，就于城外要隘之处设下了几路伏兵，元军一到，同时杀出，把元兵杀得大败而归。

    朱元璋回来后也赞叹不已，连连称赞他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那些披甲执戈的武将也不遑多让。

    在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以及元军大战的时候，李善长一直被留在应天（现南京），替朱元璋经营好这块根据地。应天府形势极其险要，依石而建，易守难攻，有虎踞龙盘之称，让李善长留守此地，足见朱元璋对其忠诚和才能的极度信任。李善长真也不负所望，把应天府的政治、经济管理得井井有条，就像当年楚、汉相争之时萧何留守汉中一样，为朱元璋去除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是，李善长既接受了其他军队的教训，又接受了朱元璋的忠告，极其注意调和文官和武将的关系。一般说来，文官在内，武将在外，文官谋士虽对战事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往往爱犯一个毛病，就是爱说左右将士的坏话，爱猜忌怀疑，弄得将帅离心，前后掣肘，很容易造成前线的失利。对这一点，李善长极为重视，他十分注意发挥将领的主动性，维护他们的团结，即使在治理地方时，他也采取了这种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宣布登基，国号大明，李善长主持了整个仪式。至此，李善长由刀笔小吏而成为开国功臣，被封为开国辅运韩国公，同时赐以铁券，可免死罪两次。在封赏的诰命上，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功劳作了如下评价：“东征西讨，目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杖，未尝缺乏；剸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

    纵观李善长之从朱元璋，有三件大功：一是他一进军门即讲刘邦的故事，为朱元璋树立了榜样；二是他能竭心尽力，治理后方，保障供给；三是他能调和众人，维系人心。有此三功，虽少有智计创见，也足可称道了。

    但李善长毕竟和萧何、张良不同，甚至连刘基也远远不如，这倒不是说他对明朝开国的贡献不大，而是说他见识不高，不能免俗，终致杀身之祸。

    也许是李善长被赐死的缘故吧，《明史·李善长传》对他多有贬词，对其性格上的缺点说得较为苛刻，说他外表宽和，内实狭隘，性格执拗，爱记恨人等。这些话虽不能全信，但从李善长开国以后做的一些事也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许多缺点。

    开国以后，李善长曾任丞相，势力很大，其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有贪污罪，当时任御史中丞的刘基调查这件事，李善长多次从中说情、阻挠，最后，刘基还是奏准了朱元璋，将李彬杀死。李善长怀恨在心，就阴设计谋，令人诬告刘基，自己还亲自弹劾刘基擅权，结果刘基只有回家避祸。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对他有冒犯之处，李善长就罗织罪名割了杨的鼻子和李的胸乳，导致二人一残一死。

    这倒还罢了，他培植淮人集团的势力，将一个知县出身的胡惟庸一手提拔为丞相，后来胡惟庸擅权不法，贪污受贿，弄得朝野皆怨，引起了一些正直朝臣的反对。由于朱元璋用法残酷，胡惟庸恐怕被杀，就秘密组织了一场谋反活动，企图把朱元璋骗出宫来杀掉。谋反败露后，胡惟庸一党被株连杀死的有三万多人。李善长既是胡惟庸的故旧，又是他的推荐者，还与他有亲（李善长之弟跟胡惟庸是儿女亲家），本当连坐，朱元璋念他是开国勋旧，便免死贬谪，后来还是以星相之变须杀大臣为借口赐死了李善长。李善长死时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也尽行赐死。

    李善长以功始而以罪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有代表性的，别说朱元璋对开国功臣大加杀戮，就是换一位“仁慈”的开国皇帝，像李善长那样居功自傲、擅权自专，也必定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古以来，善始者多，善终者少，或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总之，善始善终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这个意思。

    与房玄龄相比，李善长无论在才能、见识、志向还是在结局方面都差得远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是开国宰相。然而，有其运而无其才，实际上也是惹祸之道。因此，真正有自知之明者往往是量才而取其运！

    （参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明史》等）

    13.年龄·经验·政治家

    “人非生而知之者。”也许，失败的原因都是相同的，但每个成功的故事背后，似乎都有自己的特点。

    这是一部活的历史。读了这部历史，我们也许会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也许会从此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

    春秋时期，齐国的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小白。僖公派鲍叔辅小白，鲍叔不愿干，推说有病不来。管仲与召忽去看望鲍叔，说：“为什么不愿意出来干事呢？”鲍叔说：“先人讲过：‘了解自己儿子的莫过于父亲，了解臣子的莫过于国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佐小白，我知道不应该去辅佐他。”召忽说：“既然您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且说你快要死了，国君就一定把您免掉。”鲍叔说：“您如果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的道理呢？”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安闲。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您还是出来吧。”召忽说：“不行。我们三人对于齐国来说，就好比鼎的三足，去掉一个就不能立起了。我看小白一定不能继位，所以我就不愿辅佐他。”管仲说：“不然。全国人都很憎恨纠的母亲，以至连带纠本人都坐收了憎恨，而人们却都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是长子，但品质卑贱，前程如何还不一定。所以统治齐国的，除了纠与小白两人外，无人能承担。小白的为人，性格急躁，但有远虑，在这世上除了我管夷吾，没有人理解小白。如果不幸上天降灾祸于齐国，让公子纠继承了国君的位置，也将一事无成，不是您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从管仲的这段话来看，他后来能够辅佐小白，实在是事出有因啊！

    召忽听说了这番话，就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果有违反国君的命令而废弃所立并篡夺了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了。何况，参与齐国政务，受君令而不能改变，事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的想法不一样，我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一个人而死呢？只有国家灭亡、宗庙被毁、祭祀无人这三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着。我活着对齐国有利，我为什么要死呢？”

    鲍叔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管仲对他说：“您出来接受国君的安排就是了。总之，对待国君是不可有二心的。”

    这三位齐国的股肱之臣就这样各自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并确定了齐国的大计。

    公孙无知是齐僖公的侄子，当时十分受国君的宠爱，僖公死后，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他取消了公孙无知的特殊待遇，这就引起了公孙无知极大的恼怒。后来，齐襄公派管至父和连称二人到一个地方去驻守，并和他们约好了日期，说是等来年瓜熟了就可以换班回来。约期到了，齐襄公还是不派人来换班，两人要求回去，齐襄公又不同意。他们自然十分生气，于是，两人就和公孙无知联合起来，准备造反。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国女子。鲁桓公要去齐国，准备与夫人同行。申俞劝止说，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双方都不能轻慢，这是一种礼仪，但被拒绝了。

    原来，文姜是齐僖公的女儿。文姜长得非常漂亮，又兼通经史，她的异母哥哥诸儿就爱上了她，两个人有了私情，后来，文姜嫁给了鲁桓公，诸儿也继承了君位，就是齐襄公。十五年后，鲁桓公带着文姜前往齐国探望，齐襄公大喜，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军国大事，招待文姜。齐襄公给鲁桓公安排了一间房子，就把妹妹文姜带到宫中，住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得老高了，才回来见鲁桓公。鲁桓公早已打听到文姜是跟哥哥齐襄公住在一起，就责骂文姜。文姜反而撒泼耍赖，同鲁桓公大吵大闹。鲁桓公因身在齐国，不敢怎样发作，只好准备向齐襄公辞行。有人把鲁桓公和文姜吵闹的情况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便邀鲁桓公上牛山游玩，并设宴灌醉了鲁桓公。于是，齐襄公令大力士公子彭生抱着鲁桓公坐车回去，路上公子彭生一使劲，就挤死了鲁桓公，谎称说是他饮酒过多，中风死了。

    齐襄公和文姜的丑闻立刻在齐、鲁两国哄传开来，文姜也无脸回去见两个儿子，但又不能赖在齐国不走，就一步步地挨出齐国，等到了齐鲁边境时，就不再走了。

    齐国的大臣对齐襄公说：“彭生作为公子，地位仅次于国君，不听劝告，还逢迎戏弄国君，使国君失了亲人，现在又给国君闯了大祸，使两国结怨，彭生岂能免罪呢？大祸原因，归于彭生。君上一怒而酿成了大祸，并宽容昏庸的彭生，这是无耻。这就不是彭生一个人所能了结的了。鲁国如兴兵问罪，也一定以彭生为理由。”

    二月，果然鲁国告诉齐国说：“我们的国君仰望您的威望，不敢待在家里，而到齐国修好。但完成了外交之礼后没能生还，无处归罪，只好由公子彭生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齐国杀了彭生，谢罪于鲁国。

    五月，齐襄公在贝丘打猎，看见一只野猪，人立而起，侍从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大怒，说：“彭生怎么敢来见我？”说罢用箭射去，这只野猪像人一样站立起来吼叫着。襄公吓得要死，从车上掉下来，伤了脚，丢了鞋。返回住地以后，向一个名叫费的侍从要鞋，有一只当时没找到，齐襄公就用鞭子抽打费，打得他浑身是血。费跑出来，在大门口遇到造反的人，费便脱掉衣服让他们看打伤的后背，叛贼相信了他，让费先进去捉齐襄公。费把齐襄公藏起来以后，又跑出去，与叛贼战死在门里。侍从石之纷如也死在阶下。另一侍从孟阳冒充齐襄公躺在床上，结果被叛军杀死。后来，叛军发现他的相貌不像齐襄公，就又到处寻找。他们在床下看到一只脚，拖出来一看，是齐襄公，就把他杀死了。随后，公孙无知被立为齐王。

    这样一来，齐国原来的公子就不能留在齐国了。鲍叔牙事奉公子小白逃到莒国，管夷吾和召忽事奉公子纠逃到鲁国。鲁庄公九年，公孙无知因为虐待人而被杀害，齐国的局势才算暂时稳定下来。

    过了些日子，齐国派来了使臣，请他们回去办丧事，这是不能不回去的，更重要的是谁先回到齐国，谁就极可能登上君位。按理说，公子纠居长，应是公子纠即位，况且齐国的大臣本来也准备接公子纠回去即位的。只是莒国离齐国近，公子小白很可能先他们而到，那可就说不定了。因此，鲁庄公亲自出马，以曹沫为大将，率领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打算即位不成就抢位。在军队出发的时候，管仲对鲁庄公说：“莒国离齐国太近，万一公子小白先到就麻烦了。不如让我带一支轻骑，前去截住他。”鲁庄公同意了，管仲就带了几十辆兵车火速前进，等到了即墨，听说公子小白的队伍刚过去，他就率军拼命追赶，不久就追上了。两军相遇，管仲告诉公子小白说：“你如果想回齐国即位，那是不应当的；如果想回国办丧事，那就不必了，因为有你的哥哥公子纠，他很快就会到的。”鲍叔十分生气，虽然两人是好朋友，但各为其主，忠字当先，他直斥管仲多管闲事，旁边的士兵也呐喊助威。管仲看看自己带的兵太少，抵不过人家人多势众，就没与他们多作口舌之争，而是偷偷地射了公子小白一箭。这一箭正中公子小白腰间，公子小白哇地吐了一口鲜血，倒在车上，眼见活不成了。

    管仲一见射死了公子小白，就赶紧带兵逃走。逃回公子纠那里以后，觉得反正对手已死，也无人争位了，就不慌不忙地慢慢行军。

    其实管仲射中的只是公子小白的带钩。古人的衣带又长又宽，要用铁或铜制的钩子系住，钩子长约三市寸，宽约一市寸，这带钩替公子小白挡了一箭，使他免于受伤。公子小白十分机灵，当时为了迷惑管仲，他就假装受伤，口吐鲜血，倒在车上。等鲍叔等人一哭，他才睁开眼睛。于是，鲍叔率领大家抄走近道，日夜兼程，很快就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

    鲍叔要立公子小白为国君，但大臣仍不太同意，一是因为公子纠是长子，二是由于他们已派人前去迎接。鲍叔却提出了数条理由说服大家立公子小白为国君：其一，齐国已经历了两次连年的内乱，弄得国库空虚、国力衰弱、民不聊生，需立一位既贤明又有能力的君王来拨乱反正，治理国家，公子小白正是这样的人物；其二，如果立公子纠为国君，鲁国必定索要报酬，齐国现在国库空乏，已无法满足鲁国的要求。过去郑国让宋国立了公子突，结果宋国年年索贿，弄得郑国疲于应付，齐国一定不要重蹈郑国的覆辙。齐国大臣们觉得有理，就同意了鲍叔的意见，立公子小白为国君，是为齐桓公。

    齐国立君后，鲍叔就派人去对鲁国说：“齐国已立了新君，请交出公子纠来。”鲁庄公非常气愤，况且鲁国的军队已到了齐国的地界，怎肯罢休！齐、鲁两国就在乾时（临淄附近）开仗，结果鲁军大败，并丢失了汶阳等国土。齐军还不肯罢休，接连进逼，要求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

    齐桓公问鲍叔说：“将怎样安定国家呢？”鲍叔说：“得到管仲和召忽，国家就安定了。”齐桓公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敌人呀。”鲍叔便把他们三人从前的情况告诉了桓公。桓公说：“那么，我能得到他们吗？”鲍叔说：“要赶快召回就可得到，不然就得不到。鲁国的施伯了解管仲的才干，他会献计让鲁国把大权交给管仲的。管仲如果接受，鲁国将来就能战胜齐国了；管仲如果不接受，鲁国知道他要返回齐国，就一定会把他杀掉。”齐桓公说：“那么，管仲是否会接受鲁国的大权呢？”鲍叔回答：“我了解管仲，他是不会接受的。管仲不会为公子纠而死，是为了安定齐国；要接受鲁国大权，就是削弱齐国了。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虽明知要死，也肯定不会接受。”齐桓公说：“他对我也肯这样吗？”鲍叔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齐国先代的君主。他对您当然不比对公子纠更亲，对公子纠他都不肯牺牲，何况您呢？您若想安定齐国，就赶快把他迎回来。”齐桓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恐怕来不及了，怎么办呢？”鲍叔说：“施伯的为人，聪颖但是怕事。您要是及早去，他害怕得罪齐国，是不敢杀管仲的。”

    施伯果然对鲁君说：“管仲是有智谋的，只是他的事业未成，您应把鲁国大权交给他，就可以削弱齐国；如果他不接受，就杀掉他。杀他可以向齐国讨好，表示与齐国同样恼恨他。”鲁君说：“好。”鲁国还未来得及任用管仲，齐桓公的使臣就到了，说：“管仲和召忽，是我国的叛贼，现在鲁国，我想得到他，如果不给，就是鲁君您和我国的叛贼站在一起了。”鲁君问施伯，施伯说：“您可以给他。我听说齐君性急而且傲慢，即便得到贤才，就一定能任用吗？不过，如果齐君真的能用他，那管仲的事业就成了。管仲是天下的大圣人，现在回去从政，天下都会归服他，岂止是鲁国？现在您若杀了他，他是鲍叔的好友，鲍叔会因此和鲁国作对，您一定不能应付他，还不如交给齐国。”鲁君便把管仲和召忽捆起来准备交出。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吗？”召忽说：“有什么可怕的！我没有早死，是等待事情平定下来。现在既然平定了，让您当齐国的左相，让我当齐国的右相，霸业可成了。但是，杀了我的主人而用我，这是再一次侮辱我。我做死臣，您做生臣好了。”于是，二人被放回。

    管仲坐在囚车里，心想齐桓公不让鲁庄公杀死自己，肯定是鲍叔的主意，鲁庄公用不了几天就会后悔，万一追上来可就麻烦了。他就编了一支歌，让士兵们愉快地唱着，消除疲劳。他们日夜兼程，终于越过鲁国的边境，来到了齐国。鲁庄公果然后悔了，急忙派人去追，但已经晚了，等追兵来到边境，管仲等人刚刚过去。在齐国的堂阜，鲍叔把管仲放出囚车，迎入国都。据说桓公为了表示对管仲的尊重，在接见管仲之前，斋戒了三天，沐浴了三次，足见其虔诚和隆重。不久，齐桓公就正式拜管仲为相国。

    在到达齐国的时候，召忽说：“我明知道我可以掌握万乘之国的大权，还要自杀，公子纠可以说有死的忠臣了；您活着使齐国称霸于天下，公子纠可以说有活着的忠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生死各得其所，您自勉吧！”说完，就自杀了。听说了这件事的人都评论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活，比殉主更贤。”

    桓公元年，召见管仲。管仲到，桓公问：“国家可以安定吗？”管仲回答说：“如果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如果您不能建立霸业，国家就不安定。”桓公说：“我可不敢有那么大的抱负，只求国家安定就行了。”管仲再次请求，桓公还说：“不能。”管仲就向桓公告辞说：“您免我于死，是我的幸运，然而，我之所以不为公子纠而死，是为了国家安定。国家不安定，要我掌管齐国大政而不去殉主而死，这是我不敢接受的。”说完走出去，刚走到大门，齐桓公又召管仲。管仲回来，桓公流着汗说：“您既然坚持要建立霸业，那就勉力成霸吧！”

    过了一段时间，桓公告诉管仲说：“我想趁现在诸侯之间没有战事的时候，稍稍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百姓有困难，您应该先亲百姓而后考虑军备。与其厚爱军队，不如厚爱百姓，只有百姓安定了，军队才能可靠。百姓尚未安定，您不把百姓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这是于外对诸侯不亲，于内对百姓不亲。”桓公说：“好。”这件事于是没有能实行。

    后来，国家混乱，桓公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说：“不行。”桓公不听，增加了军备。一次，桓公与宋夫人在舱中饮酒，宋夫人晃起船来吓唬桓公。桓公十分生气，把宋夫人休了。宋国接受了宋夫人，并让她改嫁给蔡侯。第二年，桓公很生气地对管仲说：“我想讨伐宋国。”管仲说：“不行，我认为我们的内政还没有治理好，对外作战不会成功。”桓公不听，出征伐宋。结果各国都来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桓公回来以后，大怒，对管仲说：“请您替我加强军备。我的战士缺乏训练，我的兵力又不充实，所以诸侯国才敢援助我的仇敌。”管仲说：“不行。这样就更危险了。对内夺取民用物品，鼓励兵士参战，这是国家大乱的原因。对外攻打诸侯国，招致各国的怨恨，行义之士也不肯到齐国来，国家怎能没有危险？”鲍叔也说：“您一定要采纳夷吾的意见。”

    齐桓公不听管仲的话，增加税收，加强军备。鲍叔对管仲说：“从前，您想建立霸业，而现在，国家是如此之乱，您打算怎么办呢？”管仲说：“齐桓公的性格急躁，主意经常改变，还不够成熟，我们要耐心地等待他的觉悟。”鲍叔说：“这样一来，国家不是受损失了吗？”管仲说：“不要紧的，国家的政事我还在暗中办理，我们还有时间等待。既然诸侯国的卿相没有比我们更贤能的，我们也暂时不怕别人的攻打。”

    又过了一年，宫廷里因为争权夺利杀了许多人，鲍叔又对管仲说：“这难道不是齐国的损失吗？”管仲说：“这怎么是齐国的损失呢？他们都是一些势利之徒，死了正好。我所忧虑的是别的诸侯国的义士不肯到齐国来，齐国的贤人也不肯为我所用。”

    桓公又在国内整顿军队。桓公三年，桓公将讨伐鲁国，说：“鲁国本来与我接近，是我的邻国，却那么快出兵救宋，我一定要讨伐它。”管仲说：“不可以。我听说有志之士不常用兵打仗，不增加自己过错，这样国家就能安定；相反的，经常用兵打仗，忌恨小辱，增加自己的过错，就危险了。”齐桓公不听，兴师伐鲁，到了长勺。鲁庄公出兵抵抗，大败齐兵。

    齐桓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反而说：“我若以三倍兵力包围它，它怎么能阻挡我？我的兵力还是太少了。”

    桓公四年，他整顿军队，已有训练齐整的十万甲士，五千乘兵车。桓公说：“这次军队已经练好了，兵也增多了，我要征服鲁国了。”管仲叹息说：“这样齐国就危险了。您努力致力于战争，天下拥有十万兵甲的国家并不少，我们要用小的兵力征服大的国家，国内失掉了民心，诸侯又有戒备，我们只好行诈，而不实行仁义之法，在此情况下，想不让国家危险，办得到吗？”

    齐桓公不听，果然出兵于鲁。鲁国不敢迎战，只在离国都五十里的地方设关防卫。鲁国请求服从齐国，齐国也不要再入侵鲁国。桓公答应了鲁国的要求。鲁国要求会盟，说：“鲁是小国，当然不带兵器，也希望您也不带兵器，否则，诸侯各国还以为我们是在打仗。”齐桓公同意了。管仲说：“不行。各诸侯国对您都很忌恨，您还是就此告退为好。如果您一定要削弱鲁国，那么，诸侯就会说您太贪了。以后有事，小国会更顽抗，大国也会增加防备，这些对齐国都是十分不利的。”桓公不听。管仲再次建议说：“您千万不能去同鲁国人会盟。鲁国人怎么能不带兵器？曹刿的为人，坚韧而又阴毒，不是可以用盟约取胜的。”桓公不听，果然与鲁君相会。

    鲁庄公怀中带着剑，曹刿也带着剑。到了会盟坛后，庄公从怀里抽出剑说：“鲁国边境离国都只有五十里了，也不过一死而已。”左手举剑指着齐桓公，右手比着自己说：“让我们一块死了吧！我死在您的面前。”管仲见此情景，跑向桓公，曹刿马上抽出剑站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国君将要改变原来的计划，谁也不可进前！”管仲说：“君主请把鲁国的土地还给鲁国，以汶水为界好吧！”桓公答应，同意以汶水为界，这才回到了齐国。

    回国以后，齐桓公有些成熟了。努力整顿政治，再增加军备，自守边疆，不干涉他人，停止过分的行为，并且息兵停战。

    齐桓公五年，宋国伐杞国。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国本来是我要讨伐的，无奈诸侯国都来援助它。现在，宋国讨伐杞国，我想去救，这可以了吗？”管仲回答说：“自己的内政还没治理好，向外推行仁义就没人信服。您现在要通过派兵救助杞国来推行仁义，诸侯国会依附您吗？”桓公说：“此时不救，以后就没有讨伐宋国的机会了。”管仲说：“作为君主，不应该贪图土地。贪图土地必然勤于用兵打仗，勤于动兵必然使百姓辛苦，君主就要行欺诈。当然，如果能保守秘密，对敌人进行欺诈还是可以取胜的，但对百姓实行欺诈就不会取得成功，而国家也会发生动乱，一旦发生了动乱，就会危及君王的生命。因此，历代的明君都不在军事上下工夫！”齐桓公听了，说：“那应该怎么办呢？”管仲说：“依我之见，您可以去同宋国交涉，如果交涉不成，您再接受杞国并对杞国加以赐封。这样一来，您就是对外行仁义之道了。”齐桓公问鲍叔牙说：“您觉得怎么样？”鲍叔牙说：“您完全可以照这个意见去做。”

    桓公便派遣孙宿出使宋国。宋国不听，桓公便送给杞国兵车千乘，战士千人。第二年，狄国讨伐邢国，邢国国君逃至齐国，桓公又为之修筑夷仪，也送兵车百乘，战士千人。又过一年，狄国讨伐卫国，卫国国君逃到虚这个地方，桓公还要封他。有的大臣说：“不行。这三个国家之所以灭亡，只因为小。现在您只想赠给他们土地，国土用尽了怎么办？”桓公问管仲说：“你看怎么办？”管仲说：“您有了推行仁义的名声，又得了实际的好处，还应该干下去。”桓公又问鲍叔，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办事。”齐桓公就把丘城封赐给卫君，并送兵车五百乘，战士五千。

    封赐了卫国以后，第二年，桓公问管仲还应该干什么事，管仲回答说：“您在国内治理好政事而且劝勉百姓，就可以取信于各国诸侯了。”于是，齐桓公就减轻赋税，放宽关卡市场的税收，建立赋税和赏罚制度。实行了这些以后，管仲又请求说：“您还应该实行慰问病人的制度。我愿您实行有赏而无惩罚，实行五年，就可使各国诸侯依附于您。”齐桓公说：“好。”

    实行上面的制度以后，管仲又请求说：“在对待诸侯国的礼节问题上，我们要做到齐国送豹皮给诸侯国，小的诸侯国以鹿皮回报就行了；齐国送马给别国，小国以狗回报就行了。”桓公同意并做到了。管仲请求在国内和诸侯国实行奖赏措施，桓公也做到了。

    管仲负责在国内行赏的事，齐桓公负责对诸侯国行赏的事。如果有的诸侯国国君做了好事，就以重礼祝贺他；国内各种士民有做好事的，就送他衣服和食物。凡诸侯国的大臣有给君主提建议并且建议正确的，就送印章去慰问，以示赞许。

    桓公实行了这些措施后，又问管仲说：“还应该做什么？”管仲说：“隰朋聪明敏捷，可命他管理东方各国；宾胥无很精明，可以管理西方各国；卫国的教化，危薄而好利，公子开方十分敏捷，办事不能持久但喜欢创始，可以派他出使卫国；鲁国的教化，好艺而有礼，季友为人精细，博文而知礼，多行小的信用，可出使鲁国；楚国的教化，巧文饰而好利，不好实行大道而喜好小的信用，蒙孙政法广博而辞令美巧，不好实行大的道义而喜小信，可出使楚国。当小的诸侯国已经服从，大国诸侯已经亲附时，就可以开始叫他们实施政令了。”齐桓公说：“好！”于是，派遣公子开方到卫国，派季友到鲁国，派蒙孙到楚国。五年后，果然各国诸侯都亲服了。

    不久，狄国又要讨伐别的国家，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请出兵救援被讨伐的国家。如同意，大国请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一百乘，士卒一千。”各国诸侯都答应了。齐国出了一千乘，士卒若干先到了缘陵，待各国人马到齐后出兵会战，打败了狄国。这是对齐国国际威望的第一次成功检验。

    狄国的车甲与物资，都分给了小的诸侯国；大诸侯国就近分了狄国的县，但没有践踏狄国的都城。北州诸侯没有来参战，齐桓公就对南州诸侯说：“狄国无道，违犯天子命令而征伐小国，我们由于服从天子，才救援被讨伐国家。但北州诸侯未到，这是上不听天子命令，下对诸侯无礼，我请求大家惩罚它。”各诸侯都同意。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攻取孤竹国，拦阻山戎国。

    在取得了这些成绩以后，桓公看着管仲，又问道：“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说：“您可教诸侯为百姓积聚粮食。至于军备不足，您可发兵相助。这样，您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照办，便告示各诸侯，要求备足百姓三年的口粮，用余力整顿军队。军备不足的，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可发兵相助。

    办完这件事以后，桓公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的关系，就可以施行政令了。”桓公问：“用什么办法考察呢？”回答说：“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人不准擅自给予禄赏，士和庶人不准擅自抛弃家室，不准随意修筑堤坝，不准囤积粮食，不准滥砍木材。实行一年后，您对那些不服从的人就可以开始惩罚了。”于是，齐桓公就向诸侯公布，诸侯都同意并且执行。

    满一年，吴国讨伐齐国的谷城，桓公尚未普遍通告，各诸侯国的军队就都来等待桓公。桓公率兵车千乘在边境与诸侯会合，但军队尚未开到，吴国就逃跑了，诸侯国也罢兵。

    桓公回来以后，就问管仲说：“我们还做什么事？”管仲说：“可以对诸侯施行政令了。”还说：“从今后的两年，诸侯中的嫡长子不孝父母、不爱护兄弟、不尊敬国家的良臣，这三条罪状中有一的，可以诛杀。诸侯的大臣管理国家大事，三年中没有好的政策，可以惩罚。国君有过失，大夫不劝阻，可以惩罚。士和穷人做善事，大夫不举荐，可以处罚。官吏了解的士和庶人中，有贤良和孝悌的要赏赐。”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事奉的。

    从此以后，齐国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和平友好乘车的集会过三次，桓公享国达四十二年。

    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乎？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连自己都不敢自称“仁”，在整部《论语》中也极少称赞别人为仁人，但他却在《论语》中两次称赞管仲为“仁”，可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之高。

    管仲虽然不能殉主，虽然在有些地方不拘小节，但他却为当时的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管仲，当时就存在着两种评价。孔子的有些学生就认为管仲不守礼仪，应属不仁；然而，孔子是“君子儒”，不是“小人儒”，以管仲为仁，这一评价和赞扬，委实恰如其分。

    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能够“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全赖管仲之力。而管仲的力量，则来自我们所谓的仁义道德。由此看来，民族的精魂是不可辱没的，它的力量是永恒的，纷乱的历史和现实无非是它暂时消隐的阶段而已，时机一到，它自然会以新的姿态展现在历史舞台上。而无论在何时何地，它都是主宰民族命运的精核！

    （参见《管子》等）

    14.“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孟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意思是说如果上天要把治理天下的大任交给你的话，那么，一定要先使你的精神、肉体受到磨难，只有这样，才能增长你的智慧和才干。这段话不仅成为儒家的经典言论，也成为人在逆境中激励自己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然而，孟子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说这段话的。当时孟子的学问很大，影响也很大，学生众多，但总是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孟子认为，一代帝王兴起，上天会赋予他五百年的国运；一旦过了五百年，无论怎样都保不住这个朝代，无论这个朝代是否有德，都将被新的朝代所代替。为了证实他的理论，孟子还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历史事实：由尧舜到商汤的时代，汤有五百余年，由商汤到周文王又有五百余年，由文王至孔子有五百余年。然而，孔子是有命无运的人，所以没有能够成为事实上的帝王，尽管这样，他的学说成为万世法，已经是没有王冠的帝王了，这就是所谓的“素王”。但到了孟子生活的时代，周代已经延续七百多年了，仍然没有改朝换代，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现象呢？对此，孟子的解释是，虽然在时间上周朝是过了五百年的期限了，但这是因为上天没有想使人间治平，如果上天想使人间重新换一个有道德的朝代的话，除了自己，又有谁能够担负这个责任呢？

    孟子说上述的话也许是自强不息，或许是自我解嘲，这些都不去管它了，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凡是有作为的人没有不是经过了一番艰难曲折的磨炼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经受磨炼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就拿春秋战国时期的五霸来说，首霸齐桓公是经历了许多次失败才听从了国相管仲的建议，逐渐走上称霸之途的；而晋文公的称霸就更为典型了，几乎完全是由于他个人遭遇的原因，才使他即位以后就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他的经历似乎可以看做是孟子那段话的活注脚。

    让我们来简单地看看晋文公的称霸历程。

    在春秋五霸中，晋文公是最为独特的一个，他即位于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能明察世事，洞烛幽微，在六十多岁时即位，于短短的几年内就使晋国强盛起来，成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在春秋时期的首霸齐国逐渐衰落、宋襄公称霸美梦彻底破灭之际，晋文公重耳登上了晋国国君的宝座，不久即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霸主，但自晋国兴起至终成霸业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的。

    重耳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成功的最大特点是以退为进。第一次以退为进是为避祸在外逃亡了十九年，后来终于回国当了国君；第二次以退为进是在与楚进行城濮之战时退避三舍，终于赢得了战役的胜利，确立了他的诸侯霸主地位。这种靠以退为进而成就千秋霸业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之前，晋国就经历了近七十年的战乱，晋文公的爷爷、晋献公的父亲晋武公终于统一了晋国，取代大宗为列侯。晋献公也是一位比较有为的国君，他在参与父亲的平乱过程中看到了各支族公子对君位的威胁，因而在即位后立即着手清除旁系支庶宗族的诸公子，巩固了君位，专力向外扩张领土。公元前672年，晋献公灭掉了骊戎，公元前661年，又建立上下两军，自己统治上军，太子申生统治下军，将军队的数量扩大了一倍。接着，晋国又灭掉了虢国和虞国。这时，晋国的领土西到黄河与秦国相接，西南到今三门峡一带，南到晋豫交界之地，东达太行山麓，北与戎狄相接，成了北方的大国。

    如果晋国能够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晋国成为霸主的趋势恐怕是无可阻挡的。但晋献公的晚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惟夫人之言是听。这虽是一般国君爱犯的通病，但对晋国来说其带来的灾难尤其深重，不仅使晋国遭受了二十年的动乱之苦，还差点弄得土崩瓦解。最后总算重耳成为国君，继承了父王的未竟事业。

    晋献公有五个儿子：齐姜生了太子申生及秦穆公夫人，后来在灭戎人时又收了戎人的二女为妾，大戎子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骊戎时又得到了两个女子，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因为晚年的晋献公十分宠爱骊姬，就立骊姬为后。骊姬与献公的宠臣梁五、东关嬖五等人互相勾结，企图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

    骊姬先是借守卫边防重地为名把太子申生派到曲沃，把重耳派到蒲，把夷吾派到屈，一个个地排斥出了国都，这样，诸公子的力量就分散而不能救援，形不成气候，只有骊姬和她妹妹两人的儿子奚齐、卓子留在献公的身边。那么，骊姬的第二步措施就是逐个除掉诸公子了。

    为了作好铺垫工作，骊姬就曾使用蜜蜂计加害太子。一次，骊姬对献公哭诉说申生调戏她，献公不相信，虽说儿子调戏父亲的姨太太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申生十分忠厚老实，不会做这种事的。骊姬见献公不信，就让他第二天在花园门口偷偷观察。第二天骊姬邀请申生一起去游花园，申生老实，没有多想，也就答应了。骊姬在自己的头上预先涂上了一些蜂蜜，又故意把申生往有蜜蜂的地方引，不一会儿，许多蜜蜂就飞到她的头上。骊姬求申生用长袖替她扑打，自己又躲躲闪闪，还不时地惊叫。晋献公老眼昏花，从远处看去，果真像是调戏，献公当时就要处死申生，亏骊姬讲情，才未施行，但无论如何，在献公的印象里申生已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了。

    一次，献公梦见了申生的母亲，就叫申生前去祭祀。祭祀完毕后，按照习惯应把祭物送给父亲先吃。送肉时晋献公出外打猎未归，就由骊姬收下了。过了六天，献公回来，正要吃肉，骊姬却阻拦说：“外边送来的肉不应马上就吃，应先试一试。”骊姬把肉给狗吃了，狗被毒死，后又强逼一个丫环吃，丫环也毒发而死。骊姬对献公哭道：“太子要谋害您啊！”

    其实这个骗局十分拙劣，一眼就可看穿，但太子申生却是个忠诚而又十分懦弱的人，他明知骊姬想害他，但他认为父亲年纪已长，离不开骊姬的服侍陪伴，也就不必去辩白乃至反抗了，他干脆逃回曲沃守地自杀了。因为有上次的事情，在献公的印象里申生已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所以，骊姬诬陷申生，献公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

    骊姬害死了申生，重耳和夷吾看到骊姬如此阴险狠毒，就赶紧逃离国都。骊姬则诬陷他们也参与了此事，献公立即派人追杀。追杀重耳的一个阉人十分卖力，提前赶上了重耳，砍下了他的一条袖子，但还是被重耳挣脱逃走了。重耳一直逃到了他的外祖母家狄国，公子夷吾则逃到了梁国。

    不久，晋献公病死，奚齐由太子而即位。大臣里克和邳郑在吊孝时把十一岁的奚齐杀了，拥立奚齐的大臣荀息为报答献公的知遇之恩，又立卓子为国君，里克又杀了卓子和荀息。到了此时，骊姬的一番心血完全付诸东流，她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

    晋献公的五个儿子，死了三个，跑了两个，晋国成了一个没人管的国家。

    秦穆公的夫人是太子申生的妹妹，她恐怕父母之邦灭亡，就天天催促秦穆公帮助晋国快立新君。秦穆公极有心机，他想试探夷吾和重耳哪一个更合适，就派公子絷去向这两位公子吊孝。公子絷先去狄国慰问重耳，对他说：“现在晋国无君，你应赶快回去即位，去晚了就被夷吾抢去了。”重耳流着泪说：“父亲去世了，做人子的悲伤还来不及，哪能丢先人的脸呢？”他谢绝了秦国的好意。公子絷又去见夷吾，夷吾没有流泪，而是对公子絷说：“敝国的大臣里克和邳郑答应帮助我，事成后我分别给他们上等田一百万亩和七十万亩。贵国如果能帮助我，我愿把河外的五座城当做谢礼。”公子絷回去对秦穆公描述了这番状况，大家一致认为重耳贤良，如立夷吾为君，他一定会把国家弄糟，秦国可从中捞到好处。恰巧齐桓公也愿立夷吾为君，他们两国就共同出兵送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

    夷吾果然十分狡诈残忍，他先杀了大臣里克，又杀了邳郑等十多人。在安定了内部后，他认为重耳在外总是一个心腹大患，就派上次刺杀重耳的那个阉人杀重耳。

    重耳在狄国住了十二年，晋国一伙较为有才能的人也跟他跑到了狄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狐毛、狐偃、赵衰、胥臣、狐射姑、先轸、介子推、颠颉等人，他们大都在狄国娶妻生子，看样子要长期住下去。

    一天，狐毛、狐偃接到了在晋国做大臣的父亲狐突的信，说是上次刺杀重耳的那个大力士勃鞮在三天内要来刺杀重耳。重耳听后急令从人拾掇东西，准备逃走。重耳对他的妻子季隗说：“如果过二十五年我不来接你，你就改嫁吧。”季隗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就走吧。我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就是五十岁的老太婆，想嫁也没人要。你不必担心，尽管走吧，我等着你。”重耳正要启程，忽报那个阉人提前一天赶来。重耳十分惊慌，转身就逃，但掌管行李的人携物逃走，使得重耳一行人不得不到处求乞。

    他们准备到齐国去，但去齐国必须先经过卫国。卫国当初造楚丘时晋国没有帮忙，卫君心生怒愤，况且重耳是个落难公子，何必帮忙，卫君就吩咐城门卫兵不让重耳进城。重耳一行只好忍饥挨饿，绕城而去。在经过五鹿这个地方时，看到几个锄地的农人正蹲在田头吃饭，重耳就叫狐偃去跟他们要一点儿。农人们看见是一群官老爷，心中有气，说农民们成天饿肚子，没有东西伺候他们，就从地里拿起一个土块送给狐偃。随行的一员武将，脾气暴躁，提起马鞭要打，狐偃却连忙拦住说：“老百姓送土地给我们，就象征着我们将来一定会重回晋国，得到国土，这可是吉兆啊！”重耳这才与大家一起前行。

    当重耳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介子推却拿来一碗肉汤，重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喝完了才知道那肉是从介子推的腿上割下来的。重耳感动得不知怎样报答才好，介子推却说只要重耳能回国干一番事业，自己腿上疼一点儿毫无关系。

    重耳一行忍饥挨饿地来到了齐国，齐桓公却是热情地招待，桓公送给他们二十辆车，八十匹马，不少房子，把这一行人安排得很舒服，并把自己的一个本家姑娘嫁给了重耳，他们就在齐国住了下来。

    齐桓公死后，桓公的五个儿子争位，把齐国弄得一团糟，齐国霸主的地位从此失去，甚至还归附了楚国。重耳等人本是希望借助齐国的力量回国，眼见没了希望，重耳的随从就打算离开齐国，到别的国家去想办法。但这时重耳正跟齐姜如胶似漆，不愿离开，重耳的部下就嫌重耳太没出息，商议着借打猎的机会把重耳骗出城去，强行挟走。这话被齐姜的丫环听见了，报告了齐姜。齐姜却很关心重耳的事业，主动找到狐偃等人商量，说把重耳灌醉后抬出城去挟走。等重耳在大醉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行进中的车上，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事到如今，他也只好听从部下的安排了。就这样，重耳来到了曹国。

    曹国国君只让他住了一夜，而且很不客气，还戏弄他们，要看重耳身上的“骈肋”（一种肋骨长在一起的生理畸形），唯有曹国大夫见重耳手下人才众多，日后必成大事，就暗暗地施以饭食，赠以白璧。重耳一行又来到宋国，宋襄公虽刚打了败仗，但对重耳还是十分欢迎，就送他们每人一套车马，只是没有力量帮助重耳回国。不久，他们又到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贵宾接待，重耳对楚成王也十分尊敬，两人成了好朋友。当时，楚国大臣子玉要杀掉重耳，以除后患，但被楚王阻止了。

    在一次宴会上，楚王开玩笑说：“公子将来回到晋国，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我？”重耳说：“玉石、绸缎、美女你们很多，名贵的象牙、珍奇的禽鸟就出产在你们的国土上，流落到晋国来的，不过是你们的剩余物资，真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您。如果托您的福能回到晋国，万一有一天两国军队不幸相遇，我将后退三舍来报答您。如果那时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就只好驱兵与您周旋了。”

    不久，秦穆公派人去请重耳到秦国，说是要送他回国即位。原来，晋惠公对秦国多次忘恩负义，秦穆公当初打算立个坏国君自己可弄点儿好处，结果事与愿违。晋惠公即位不久即发兵攻打秦国，秦国兵强势大，打败了晋国，并俘虏了晋惠公，后来秦穆公还是将晋惠公放了回去，但让他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善待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后来秦灭梁国，梁是公子圉的外公家，他怕自己失去了靠山无法即位，于是在父亲病重时偷偷地跑回晋国当了国君，秦穆公十分生气，决定送重耳回国即位。

    秦穆公非常重视重耳，要把过去曾嫁给公子圉的女儿改嫁给重耳。当时，公公娶儿媳、儿子娶后母的情况很普遍，更不用说堂伯父娶侄媳了，况且重耳一行人都极想跟秦国交好，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这时，公子圉已即位，他觉得自己的最大敌人就是流浪在外的伯父重耳，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重耳及其随从的家属写信召他们回来，过期三月，都有死罪。狐偃、狐毛的父亲狐突因不愿写信已被杀害了。

    公子圉还在国内屠杀大臣，弄得人心离散。秦穆公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又见时机已到，就决定派兵护送重耳回国。

    公元前636年，秦国大军到了秦晋交界的黄河。

    过河的时候，重耳掌管行李的人把过去落难时用的物品全搬到了船上，重耳见了，就让他扔到河里。狐偃一见，心里咯噔一下，赶忙跪下说：“现在公子外有秦军，内有大臣，我们放心了。我们这帮老臣就不必回去了，就像您刚才扔掉的旧衣服旧鞋子一样，还是让我们留在黄河这边吧！”

    重耳一听，恍然大悟，立刻让人把破衣服、鞋子、瓦盆等搬上船去，并把玉环扔到河里。行过祭祀河神之礼后发誓说：“我重耳一定暖不忘寒、饱不忘饥，不忘记过去的一帮旧臣。”这样，狐偃等人才跟随他过了河。

    他过黄河后攻下几座城池，因为公子圉已众叛亲离，晋国的大臣们就不再抵抗，迎立了重耳，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四十三岁逃往狄国，五十五岁到了齐国，六十一岁到了秦国，即位时已六十二岁了。他在外流浪了十九年，虽说也有一段安定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过的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受尽了人情冷暖之苦，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见识了各国的政治风俗，锻炼了各方面的才能，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

    晋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折腾，到了这时人心思定，晋献公的五个儿子中也只剩重耳这一个了，又加上重耳有好名声，所以，重耳即位确实是理所当然，人心所向。

    重耳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定人心。他下了一道布告，说是惠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全已消除，其余概不追究，并作出了示范，使众人相信。

    重耳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大封功臣。他从狄国接回了季隗，从齐国接回了齐姜，从秦国接回了文赢，跟他逃难的那帮大臣各表功绩，论功封赏。唯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赏他。介子推也不争辩，和老母一起到介山隐居去了。

    重耳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安定周王室。他率领晋军赶走了狄人，杀了王子带，迎回周襄王。重耳因此立了大功，在诸侯中建立了威信，且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便。

    接下来，晋文公要做的事就是争霸诸侯了。他首先扩大军队的编制，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并首开以法治军的先例。楚国本想挫败晋国而成就霸业，可现在却被晋国争取了那么多的国家，楚王就派大将子玉统率军队进攻晋国。晋文公忧心忡忡，他看到楚军来势很凶，就连忙下令让晋军“退避三舍”。当时，每天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晋军军士很不理解，狐偃就让人向军士广为宣传，说这是文公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实现以前的诺言。而实际上，这是激将之法，激励晋军士气，树立文公的威望。从军事学角度看，晋军后退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的“退避三舍”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其结果是楚军大败，子玉畏罪自杀。

    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妨碍我了！”至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真正确立了。

    纵观晋国由乱到治的过程，确是引人深思的。首先，晋文公及其随从十九年的磨练，为他创造霸业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所以，晋文公称霸并非偶然的现象，是各方面因素积累的结果。

    其次，晋文公善于以柔克刚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对以退为进的处世方式历来是很重视的。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如果硬去蛮干，那只能变成一个莽汉，结果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如果能够尊重客观事实，采取策略上的让步，取得喘息、休整、积蓄力量的机会，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当然，“以柔克刚”的目的是“克”，而不是一味地“柔”；“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进”，而不是一味地“退”。如果只讲“柔”和“退”，那就变成了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了。重耳在流浪中始终窥伺时机，以求一逞，在城濮之战中以后退的方式鼓励了士兵，制造了舆论，懈怠了敌军，都是为了“克”和“进”，是很高明的制胜之道。

    然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确实是需要经过孟子所说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磨炼历程的。

    （参见《史记》、《资治通鉴》等）

    15.人性如水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是说人的本性爱受奉承，有人好像不爱听拍马奉迎的话，其实是由于你没有挠到痒处罢了。这句俗话说得很绝对，听来让人感到有些悲凉，好像人性卑微，难以改变，人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迎合与蒙蔽永远是封建官场两大不败的法宝。只要行之有术，这两大法宝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显出神奇的效力。如果你能力欠缺、祭不起这两大法宝，那就怨不得别人了。有这样一则笑话，可谓意味深长：有一次，玉皇大帝正开御前会议，关公持刀守门，长须飘拂，大义凛然，令人望而生畏。忽有一人趋前而拜，关公问道：“尔乃何人？”来人倒是直言不讳，颇具实事求是的精神，昂然答道：“鄙人马屁精是也。”关公又问：“尔来何事？”马屁精道：“特来看看上界神仙可吃马屁！”关公怒道：“上界神仙不同凡人，你的马屁怎能得售。快快回去，莫惹怒了我，赏你一刀！”马屁精道：“关公是义中圣人，仙凡各界无不敬仰，自然是不吃马屁的，安知别人都像你一样，也不吃马屁？况且当年关老爷华容道上连曹操都能放，今天放我进去，试上一试，又有何妨？”关公一听有理，便放他进去。须臾，马屁精出来，关公问道：“你拍上了何人？”马屁精道：“普天之上，只一人可拍！”关公大觉奇怪，急问何人，马屁精笑道：“只是足下！”关公听了，愕然无语。

    噫吁嘻！虽圣人亦吃马屁也。孟子曰：“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今可改成“君子可以拍之以方”乎？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人类的确就没有什么希望，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帝王将相都吃马屁的，有的时候，某些帝王将相不仅不吃马屁，还要将马屁当场揭穿，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晋武帝司马炎应该属于这样的一个人。

    司马炎是西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没有夺取曹魏政权，到他才代魏自立，并由他结束了七十年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国家不再分裂，完成了统一大业。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是东晋最有作为的皇帝，这与他的正直性格有很大关系。

    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司马炎同右将军皇甫陶议论政事，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平时喜欢大臣与他讨论问题，有些性格直爽的大臣有时候也就显得有些敢逆龙鳞。皇甫陶是个性急敢言的大臣，这次由于意见不同，抢着说话，结果和晋武帝争了起来，弄得皇帝当时下不了台。

    事后，散骑常侍郑徽觉得皇甫陶竟敢和皇帝争论，皇帝肯定会非常讨厌他，便上表请求依法处治皇甫陶，想借以讨好皇帝，求得升迁。不料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晋武帝司马炎看了郑徽的奏章后，勃然大怒。他对大臣们说：“敢于讲真话，是我对身边人的希望。只有这样，才能博采众长，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讲假话的人！没有比欺蒙君主罪过更大的了。君主常常因为有人阿谀奉承而深深感到忧患，哪里会因为有了正直的诤臣而觉得受到损害呢？郑徽越权上表，无理指控，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啊！”于是就罢免了郑徽的官职。

    在没有民主监督机制的封建社会，司马炎的自我监督精神实属难能可贵。他不仅不吃马屁，其度量也十分令人佩服。一次，晋武帝在南郊祭天，他自我感觉良好，礼毕，问身边的大臣刘毅说：“您认为我可以比作汉朝的哪一个皇帝？”他的意思无非是想听听奉承的话，若在这个时候阿谀逢迎，肯定会大讨皇帝欢心的，就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这一点来。但刘毅居然回答说：“可以比作汉桓帝、汉灵帝。”

    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因为这两个皇帝都是汉朝的无道、无能的亡国之君，如此比喻，确实不当，刘毅岂不是找死。但晋武帝没有立即发怒，而是耐心地说：“我的德行虽不及古人，然而还能克己为政；况且我还平定了东吴，统一了天下。把我比作昏庸的汉桓帝、汉灵帝，这太过分了吧！”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刘毅居然又用讥讽的口吻说道：“桓帝、灵帝卖官，得钱尚且放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却进了私门。这么看来，陛下还不如桓帝、灵帝呢！”周围的大臣听了，莫不为之震颤变色。晋武帝反而高兴地大笑起来，说：“想当初桓帝、灵帝的时候，哪能听到这样尖锐的话啊！现在我却有如此正直敢言的臣子，所以和桓帝、灵帝才大不相同啊！”

    这倒使人想起了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的事。有一次，唐太宗在宫廷上被魏征毫不客气地顶撞了，他嫌魏征总是与他过不去，下朝后说：“早晚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说后，立刻换上一套衣服，给唐太宗道喜说：“我听说，君明臣直，陛下有魏征这样的直臣，正说明陛下是明君啊！”唐太宗听了她的话，转怒为喜，魏征因此避免了一场大祸。

    如此看来，唐太宗这位千古明君还不如司马炎！唐太宗尚且需要别人的巧妙谏言才能容忍直言敢谏的大臣，而司马炎却能闻过则喜，在封建帝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然而，人性虽善，到底也只如一泓清水，往往容易随物赋形。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约束，这泓清水也会一泻如倾，搅成一团烂泥。道德的力量是永恒的，只有“法制”而没有道德的社会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仅靠道德又是十分危险的，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但使无讼”，不过只是强调了重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是一种文化理想，如果照此办理，往往会造就暴君政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明证。

    道德是内容，民主与法制是形式，只有使这种内容与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人性之善，保证人性之善。如果只有所谓的民主与法制，而没有道德，人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外壳，这似乎还不用过多地担心，因为人类毕竟还是缺乏这些东西的。问题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以道德来代替民主与法制的历史太长了，这种泛道德主义往往造就君主集权，而无限的权力会对人造成无限的腐蚀，否则，历史上哪来那么多的昏君暴君、贪官污吏呢？封建皇帝“以国为家”，责任到人，尚且极易堕落；如果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再无民主监督，人性的弱点就会极大地膨胀，不仅人人爱吃马屁，恐怕人也就只剩下“食”、“色”二性了。

    （参见《晋书》、《新唐书》等）

    16.巧忠良相

    中国有一句古训，叫做“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这听起来好像是很难辩驳的。然而，中国的古语实在太多，与上面那句话相对的名言就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二者针锋相对，给人以是非难辨之感。其实，各种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应该是义的典型了，曹操许以高官厚禄，送去美女金钱，想笼络于他，可他不为所动，只想寻找结义兄弟刘备，最后千里送嫂，历尽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义兄刘备。关云长之所以被后人歌颂敬仰，主要是因为人们把他看做是一位道德英雄，是“义”的化身。这“义”就是千金一诺，“言必信，行必果”。从人的品德修养上来说，讲究“义”或是“义气”，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信守诺言，维护正义的君子总比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小人好；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都为了“义”，不知通权达变，不知为了“大义”而去牺牲个人的“小义”，那就很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胡说八道，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但最突出的，莫过于唐代的名臣魏征了。

    魏征，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就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他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很快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三十八岁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并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对起义军展开了拼死抵抗。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开始他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即兵败被杀。

    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安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魏征也不以屡次被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其一生，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后来，魏征又受到起义军首领窦建德的器重和胁迫，在其军中历时一年半，随后，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打败，魏征就又与人一起再次投奔李渊。

    魏征原先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自己了。

    在政治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玄武门之变”过后，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李世民听信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魏征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众人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于是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魏征用正确的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发器重他。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他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都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方面，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余年的时间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两三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但又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也借机表示后悔。

    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样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魏征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政策是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守边境，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

    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其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被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反省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忘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的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贞观十二年（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您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向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些是我认为目前不宜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做法持怀疑态度。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草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进艰难，岂可招来城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于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到时候即使您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止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亡国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商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从此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

    魏征曾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它垂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投隋炀帝所好，专说好听的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国破家亡，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非常喜欢，就把它驾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鹞鹰早已闷死了。他十分窝火但又说不出来。

    还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太宗还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亲自为之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当然不是“忠臣”，然而，他却是名垂千古的“良臣”！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就是说忠国不忠君，忠民不忠人。察魏征之忠，可谓圣人之徒矣！

    （参见《旧唐书》、《新唐书》等）

    17.仁者真的无敌吗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可谓应有尽有。既有温情脉脉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但同时也有不讲任何感情，唯功利是求的经典，《孙子兵法》就是这样一部只有冰冷的理性，只讲铁血法则的著作。《孙子兵法》的信条是，只要能够取胜，就无所不用其极。不过，那倒是一种公开了的平等的竞争，即使失败了，人们也很难发什么怨言。

    《孙子兵法》最推崇的战略战术是以外交取得胜利。《孙子兵法·谋攻》一篇中写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子看来，能够拼力打败敌人，实际上算不了什么，仅是战争中的胜利者而已，谈不上有什么境界；能够完整地攻取敌人的一座城市，而没有太多的杀伤，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战术策略运用得比较好而已；至于战争中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动刀枪就能使对方投降，实际上就是没有战争。从这一点看来，孙子虽是大军事家，但他的根本目的是消除战争，否定战争。这的确充满了古代人文主义色彩，听起来是十分动人的，但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又有多少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不用通过战争的手段，只通过外交的方法，或者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树立起国家的威望，使别的国家主动归附，这才是达到了战争的最高境界。然而，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证明，战争的主动者往往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战争的被动者也往往不愿不作抵抗就束手就擒，一定要被打得走投无路才肯投降。因此，孙子的这种“善之善者也”的战争境界无非是一种理想，很难在实践中实现。

    尽管理想无法完全实现，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精神支柱和力量，否则，人类也就只能永远处于茹毛饮血的时代。

    无论如何，“修明政治、以民为本”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孟子就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鲁国和邹国的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人，而士兵百姓却没死一个，邹穆公十分不理解，既气愤又无奈，向孟子问道：“这些人不为上司去拼死，如果杀他们，实在是人太多，法不责众，杀不胜杀；如果不杀他们，他们仇恨地看着上司被杀而不去拼死解救，实是罪不容诛。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您知道您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吗？每逢凶年饥岁，您知道您的百姓是什么样子吗？年纪大的饿死后被埋在沟里坑里，年轻的逃散到别的国家去，这样的有几千人。而您的仓库十分充实，府库里也堆满了钱财，您的官吏都不禀告您，这是欺骗国君，残害百姓。这样的官吏还不该死吗？”这就是曾子说过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是说，你怎样对待别人，你就会得到怎样的回报。看来，邹国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哪一种具体的原因，而是由于国家的政治腐败这一根本的原因造成的。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齐鲁长勺之战。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他听说管仲贤能，就设法从鲁国的手里骗走了管仲，任用管仲为国相。鲁庄公听说后，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污辱，就厉兵秣马，准备同齐国干一仗，出出这口窝囊气。齐桓公听说后，也积极准备，并想先发制人。管仲认为齐桓公刚刚即位，国内人心未稳，不宜打仗，但恰好相反，桓公正想出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压服人心。如果按照管仲的想法，先把国内的政治、军事一步步按部就班准备好，还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桓公可没有这个耐心。于是，他派鲍叔牙为大将，带兵一直挺进到鲁国的长勺（今山东曲阜县北）。

    鲁庄公十分气愤，决心同齐国决一胜负。庄公有一个大臣名叫施伯，为人谨慎细心，先劝庄公不要急躁，然后向他保举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曹刿。

    公元前684年，齐国派大军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率军迎战。曹刿听说鲁庄公要与齐军作战，便要进宫为庄公出主意。有人劝曹刿说：“庄公身边谋臣很多，要你参与干什么？”曹刿说：“他们都是一些鄙陋不通之人，没有远见卓识。”别人都暗地里嘲笑他的狂妄自大。

    曹刿入宫进见鲁庄公，问鲁庄公根据什么决定与齐国作战，鲁庄公说：“我有好衣服和好食品，从不敢独自享受，一定要分给周围的人。”曹刿说：“您这是小恩小惠。小恩小惠是不能使全国人得到好处的，所以百姓不会跟从您。”鲁庄公又说：“我在祭祀神灵的时候非常虔诚，祭祀所用的牲畜物品从不敢随便增加，祭祀时所祷告之词全都是真实情感。”曹刿说：“您这是一己之诚，并不能代表一切，神灵也不会庇佑您。这些都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鲁庄公想了想，又说：“还有一点，对于国内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案件，我虽不能一一洞察清楚，但是，只要经我处理，我一定要使其结果合情合理。”

    曹刿赞许道：“这才是打胜仗靠得住的前提。因为您这样做，表达了一种为百姓尽力的心意，凭这点，可以与齐国打一下。我请求您让我和您一同前往。”

    鲁庄公答应了。

    曹刿便与鲁庄公同乘一辆战车来到前线。齐、鲁两国军队在长勺这个地方摆开阵势，鲁庄公便要击鼓作战。曹刿劝阻道：“还不到时候，等等再说。”这时，齐国军队开始擂鼓作战。等齐军擂完三遍鼓时，曹刿才说：“是时候了，可以擂鼓迎战。”结果，鲁国军队一鼓作气，将齐军打败。齐军打了败仗，向后撤退。鲁庄公准备下令追击。曹刿说：“请等一下。”说完，走下战车，仔细观察齐军的车辙，然后又登上车前的横板极目远望，最后说：“可以追。”这一战，鲁军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之后，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在齐军三鼓之后才击鼓迎战？曹刿说：“作战是要靠士兵的勇气的。当齐军擂第一遍鼓时，其军勇气正盛，第二遍鼓，其勇气就减弱了，到第三遍鼓时，他们的勇气就没有了。齐军勇气竭尽，而我军勇气正盛，所以会一战而胜。”

    鲁庄公又问：“为什么齐军败后，你不让士兵马上追击呢？”曹刿说：“齐国是个大国，大国作战，难以琢磨。我怕他们退中有诈，设下埋伏。所以仔细看过他们撤退时的车辙，发现其车辙杂乱不堪；又登高远望他们的旗子，发现其战旗已经倒下。由此断定他们是真的溃败了，所以才下令追击。”

    鲁国获胜主要靠两条：一是曹刿能够正确地掌握和利用战士的心理和情绪，把握住了作战的规律，再加上他的谨慎和果断，处处不失时机，就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掌握了主动权；其二是他认为人心可用，长勺之战一方面是鲁国的保卫战，带有一定的正义色彩，更重要的是鲁国统治者较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们愿意替国君打仗。在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鲁人才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

    其实，仁者无敌虽是最为根本的原因，但有时并不能发挥直接的作用。在战争中，真正起到最为直接作用的，是双方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以军事制衡而吓退敌人的战例莫过于墨子与公输盘的桌面交锋了。

    公元前447年至公元前431年间，楚惠王发愤图强，连续吞并了陈国、蔡国、杞国、莒国，使楚国在经历了动乱与衰落之后又重新强大起来。楚国要想同晋、秦等北方强国较量，就必须首先征服楚、晋之间的宋国。于是，楚王决定向宋国进攻。楚王起用一位在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即鲁人公输般，公输般制造了云梯、撞车、飞石、连珠箭等新式攻城武器。这些武器在当时看来确实具有极强的威力，用来攻打当时的城墙防守应当是十分有效的。楚国一面制造这些武器，一面大肆宣扬，制造舆论，实行恫吓战术。这种战术果真有效，宋国遭受楚国的侵略最多，这次吓得宋人惊慌失措，求救无门。这个消息传到了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那里，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因此听到宋国危难的消息，他立刻挺身而出，带了三百弟子来到鲁国，先把弟子布置在宋国的城墙上，然后徒步跑向楚国。他走了十天十夜，脚磨破了，用布包上再走，终于来到楚国的都城郢都。

    他去楚国的使命就是要劝说楚王不要攻打宋国，但楚王认为公输般的器械很好，一定能攻下宋国，就不肯同意墨子的要求。墨子直率地告诉楚王说：

    “你能攻，我也能守，你是攻不下来的。”于是，楚王就叫来公输般，要两人比划对阵，看看谁能赢。墨子解下自己身上的皮带，围在桌上当做城墙，再拿一些木块当做攻城的器械，两人演示起来。公输般攻，墨子防守。公输般挖地道，墨子用烟熏；公输般用撞车，墨子用滚木石；公输般用云梯，墨子就用火箭。公输般一连换了九种攻城方法，均遭到了墨子有效的抵抗，不能取胜。公输般的攻城方法使完了，墨子的守城方法还有几种未使出来。楚王很清楚公输般是输了，但公输般却说：“我知道战胜你的方法，但我不说。”墨子也说：“我知道你能胜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楚王感到迷惑不解，就偷偷地去看望墨子，问他到底公输般要用什么方法战胜他。墨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楚王说：“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想让您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会知道抵御他攻城的方法了，其实不然。我来时就做好了这方面的打算，已经委派我的大弟子禽滑厘率领三百弟子帮助宋人守城，我已把这些方法全部交给了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抵抗公输般的进攻，因此，杀了我也是没有用的。”墨子见楚王听信了他的话，就又坦诚地对他说：“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真是地大物博，你们如果用心治理，一定会富甲天下。而宋国呢，土地不过五百里，物产也远不及楚国丰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攻打宋国。这难道不是扔掉自己华贵的马车去偷别人破旧的车子吗？难道不是扔了自己锦绣的长袍去偷别人家破旧的短袄吗？”楚王听了，羞红了脸，决定不去进攻宋国。

    墨子终于为宋国免去了一场灾难，但这决不是因为楚王忽然良心发现或是因墨子的一番训导而有所悔悟，根本的原因在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墨子之所以敢公开教训楚王，也在于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没有这些，要想让楚王止戈息兵，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军事力量制衡，是发动和平外交的根本条件。但必须看到的是，墨子的和平外交仅是使宋国暂时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并未能“屈”楚国之兵，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宋国亡国的危险。若想在战争中真正占有主动地位，只有富国强兵一条路。

    墨子的行动可谓是极为正义的了，尚且以不可轻视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仁义，或者想用“仁义”去打倒“武力”，那就会自取败亡了。春秋战国时期还出了这么一位“奇才”，那就是大搞“仁义”之师的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幸亏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虽然公子目夷等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了。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门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独有妙招，他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了“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了；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了。”

    爱护百姓，增加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但如果只图虚名，或是迂腐自误，那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还会不战自败。

    毫无疑问，在战争中，除了民心向背和战争性质正义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以外，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应用也是决定战争胜负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总结了各种战争的经验教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讲战略战术的运用的，由此可见，古人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至于墨子与公输般的较量、曹刿的指挥有方，更可作为典型例证。但像宋襄公一样的人也不是没有，直至今日，脱离实际的空头口号主义仍不绝如缕，甚至时有泛滥，是否也跟宋襄公大搞“仁义”之师有类似之处呢？

    “仁者无敌”是一种基本的思想原则，而且极富理想色彩，它说明军事与政治密切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拿破仑被囚禁海岛时曾看到过《孙子兵法》，他感叹自己若能早日见到这部奇书，一定不会惨败，不会受牢狱之苦。但实际上，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内在的原因还不在军事本身，主要在于政治。因此，从军事斗争中可以看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应当是我们今天分析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参见《左传》、《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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