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法家智慧的核心在于法、术、势。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

    法家智慧概论

    法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刻毒、最黑暗的一页，但却是被历代帝王最经常使用的一页。

    法家智谋虽然没有道家智谋那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基础，但其“法学理论”还是有的。首先，《韩非子》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令可立，而治道备矣。”他还说过：“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这是从根本上来论述法家智谋是适应社会需要的。《韩非子》和《商君书》还从实用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韩非子》中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商君书》中说：“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佐之以赏则死。”“仁者有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不战之辱则苦生。”

    由此可见，法家是从人的本性与社会功用两个方面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是法家之法的法源、法理和法用。

    然而，法家之法与今天的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摄，“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的，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并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平等与不平等。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首先倡导“势”的是慎到。“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权威。关于这一点，慎到认为要首先在理论和观念上确立，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中君主确实掌握绝对的权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主帅无谋、大权旁落的局面，最终就会导致政权被颠覆。所以，“势”是“法”的保障。当然，二者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法”是可以制订的，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保证“势”不受到削弱呢？这就需要“术”。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申不害是最强调“术”的，在他看来，“术”这一手段，时机上是比“势”这一目的还重要。“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这些“术”有的已经公开化、制度化，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法”的一部分。“术”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没有“术”就没有“法”，但没有“法”又无法保证“术”。所以，归根到底，“术”还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读韩非、管仲、商鞅、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恐怕会有心惊胆寒的感觉。他们这哪里是在对待人，就是野兽如果被这样系统、严格、刻毒的方法来驾驭和训练，恐怕也会乖乖地俯首听命。我们在这里仅能对这个庞大的系统作简要的介绍。

    在法家看来，要想让君主接受自己的建议，就必须解决这样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首先使君主把自己控制住，否则，那就有篡权乱国的嫌疑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御臣。在论述君臣关系时，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立的，君于臣决不能以仁、义、忠、信来维系。“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由于其间的利害关系，不仅道德、情感靠不住，即使是君王的亲生骨肉也同样靠不住，夫妻子女的关系都靠不住。以此类推，可以说一切关系都靠不住。因此，君王应对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内的所有人，都只以利害关系为准。

    在这样的基础上，《管子》提出了用臣“八策”：一、“予而夺之”；二、“使而辍之”；三、“徒以而富之”；四、“父（斧）去而伏之”；五、“予虚爵而骄之”；六、“收其春秋之财而消之”；七、“有集礼义以居之”；八、“时举其强者而誉之，强而可使服事”。韩非的“结智五法”是：一、“一听而公会”；二、“自取一，则毋堕壑之累”；三、“使之讽，讽定而不怒”；四、“言陈之日，必有策籍。”

    根据《韩非子》所言，可以总结出御臣的三大策略：一、独断独揽；二、深藏不露；三、参验考察。独揽是指人君权柄独揽，决不允许有任何分权的现象。臣下可以向君进谏，但没有任何作出决定的权力。君主一旦作出决定，臣下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独断独揽是法家强调的“势”的核心，具体内容包括制定法律必须独断，刑赏之决必须独断，政令之决必须独断，设谋定计必须独断。深藏不露也十分重要，它是关涉君王权势、塞奸、听言等诸多方面的实现的可能问题。要求人主将自己的看法、喜怒深藏起来，使臣下完全不知君心，人主要尽可能藏形，其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完全与臣下隔绝，这样一来，臣下就无法琢磨君主的心理，就不能使奸，只能竭忠尽智。参验考查术也是很有用处的，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调查、考察臣下的过去和现在的表现，分析其性格特征和心理，预测其未来。而这些往往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臣下也必须无条件地配合。《韩非子》中列出的考察术就有十四项之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法家之法术实有令人举不胜举之感。《韩非子》认为统治国家在于刑、德之“二柄”。其实，纵观法家之法术，又何尝有半点儿德的影子。

    法家直接的现实社会效用使各国的君主对其青睐有加，尤其是蓄谋统一中国的秦国，更是如此。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子》时，曾经十分感叹地说：“若是能见到此人就好了！”足见他对法家之术的向往。秦国也确实是靠“法制”而逐步强大并最后统一全国的。然而其兴也快，其亡也速，法之一维，是不足以长久立国的。

    法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坚决地主张封建集权制，甚至主张暴君政治，这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对自由的、富有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行动的残酷压制。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帝王标榜自己愿意做尧舜之君，但实际情况是，上焉者尚且王霸杂之；中焉者外儒内法；下焉者就不堪闻问了。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年，法家的代表人物制定了这些刻毒的法律，出了这些阴毒的谋计，这些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君不见商鞅被车裂、韩非被鸩、李斯被腰斩族灭！

    当然，法家智谋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的。有时候，其“术”的一面也曾对维系民族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如果把法家维护封建集权制的法律本质置换掉，其“术”的一面十分符合中国的国情，确实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1.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

    在中国古代史上，似乎只有流氓和豪强才能做开国皇帝，何也？盖因流氓无顾忌而豪强有势力也！

    如果认真算起来，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但最典型的还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是个流氓，决不是今人的定论，西汉初年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就已经为他“定性”。

    刘邦之为流氓，可谓铁证如山。据说，刘邦是他的母亲与神龙交合而生，生有异秉，其父知道他不同凡响，就取名为邦。但等长大以后，这位龙子龙孙却品行不端，不喜务农，整日游手好闲。哥、嫂不愿与其同过，刘邦的父亲只好把长子一家分出另过，刘邦仍随父母居住。刘邦长到弱冠之年，仍是不改旧性，父亲就斥责他说：“你真是个无赖，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哥哥一样买地置房！”刘邦并未觉悟，还是经常带着一伙狐朋狗友到哥哥家白吃。嫂子被吃急了，就厉声斥责，刘邦也不以为意。一次，刘邦一伙又赖在哥哥家蹭饭，嫂子急中生智，用勺子用力刮锅，弄出了震天的响声。刘邦一听，以为饭已吃完，自叹来迟，只好请朋友回去。等他送走朋友，回头到厨房一看，锅灶上正热气腾腾。刘邦这才知长嫂使诈，受了刺激，从此不再回来。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经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其后又在逃难人群中被发现。但楚军紧追，刘邦急于逃命，嫌车重太慢，竟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部将夏侯婴看见，急忙把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了三次。刘邦说：“我如此危急，难道还要收管两个孩子，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骨肉，怎么能舍弃！”刘邦竟然舍人救己，拔剑就砍夏侯婴。夏侯婴无奈，再也不敢把孩子放在车上，只能挟在腋下逃跑。俗语谓虎独不食子，也许因为刘邦非虎而龙，也就顾不得这条古训了。

    楚、汉两军对峙时，项羽曾把刘邦的父亲捉到军中，想以此要挟刘邦。此举虽不太正大光明，但两军对垒，似乎也情有可原。一次，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说：“你若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了。”两军将士本以为刘邦会十分为难，情感也都倾向刘邦这一边，谁知大家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刘邦根本就不在乎，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若把你爸爸煮了来吃，请把肉汤分一杯给我喝（分我一杯羹）。”面对这样的无赖，项羽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得把刘邦的父亲放了。

    刘邦最后据有天下，建立了汉朝。在一次群臣毕集的庆功会上，刘邦想起父亲当年指责他不如哥哥的话，一时气愤起来，居然当着群臣的面腆着脸向父亲问道：“爸爸您看，我和哥哥相比，谁的产业更多呢？”父亲见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气得哼了一声，转身走入殿内。

    刘邦历来轻视乃至侮辱儒生，更显出了他的流氓本色。书生郦食其的邻居是刘邦的卫士，郦食其要见刘邦，这个卫士对他说：“刘邦并不喜欢儒生，许多头戴儒生帽子的人来见他，他就当众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边撒尿。在和人谈话的时候，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如此看来，刘邦是不能“礼贤下士”的了。

    以刘邦之德，何以偏偏能成就汉朝大业？如果将项羽和他相比，或许可以悟出一番道理。在秦始皇东游时，刘邦和项羽都见到了秦始皇的车马仪仗，那种威武雄壮的气势确实令人震惊。项羽看到这些豪兴大发，高喊“彼当取而代之！”豪放直爽的气派跃然而出，但刘邦发出的叹息则是“大丈夫当如是”，其艳羡阴妒之情也溢于言表。在后来的战争中，项羽勇猛善战，无人能敌，性格也直爽豪阔，塑造了西楚霸王这一令人敬畏的形象。但他却又多妇人之仁，愿为士兵吸疮疗毒，却舍不得封官设将，把刻好的官印玩没了棱角还舍不得授印；对于贤士，更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败而何？

    刘邦却正相反，虽不善带兵打仗，却能从善如流。在攻克咸阳后，刘邦进入秦宫，见到秦朝壮丽的宫殿、豪华的摆设和如云的美女，早已花了眼，哪里还想出来？樊哙突然闯进去吼道：“你是想做个富家翁，还是想据有天下？”刘邦像傻了一样，没有反应，樊哙又厉声斥责说：“秦宫奢丽，正是败亡的根本，请您立即还军霸上！”刘邦竟然显出了其无赖的本色，央求樊哙说：“我觉得困倦，你就让我在这里歇一宿吧！”樊哙见自己说不动刘邦，只好出去找来了张良，刘邦架不住张良深明大义而又百折不挠的劝说，才出了秦宫。

    曹操曾说：“乱世用其才，治世用其德。”在用人方面，刘邦确有过人之处。开国之初，刘邦曾和韩信等群臣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刘邦问韩信说：“你看我能不能统率百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又问：“能否统率十万军队呢？”韩信说：“不能。”刘邦生气地说：“依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能带一万就不错了！”刘邦反问道：“那么，你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么，越多越好。”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

    刘邦也曾自己总结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但自己的长处就在于善于“将将”。

    在治国方略上也是如此。书生陆贾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很不高兴，大骂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犯颜直谏”：“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居然醒悟，对陆贾说：“那就请您总结秦朝失天下的教训和我得天下原因。”这样，陆贾奉旨写了《新语》。

    谁说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何以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德之为用，过于迂远，术之为用，则立竿见影。因而，救急之道，重术而轻德。虽是流氓，但亦无妨，只要用术得“道”，即可为天下之主。讲到这里，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读书人一声长叹！”

    2.诸葛亮的悲剧

    杜甫有一首名诗《蜀相》，尾联尤为著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说的就是诸葛亮功败垂成的悲剧。然而，诸葛亮的真正悲剧似乎并不在此。

    历史上的诸葛亮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已经合二为一，在人们的心目已经没有必要加以区分。文即史，史即文，文史之不分，似乎已在中国人的心中牢牢扎根。总之，诸葛亮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文学形象，其贤相楷模的定论似乎是千古不易的。作为道德人格，他确实有不可否定之处。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做得是否成功，却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诸葛亮最大的悲剧在于后继无人。中国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可谓一语道尽了诸葛亮身后的凄凉境况。

    遥想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胸怀凌云壮志，手下猛将如云，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情势至今犹动人心魄。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才匮乏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蜀国灭亡的先兆也开始显露。

    三国后期，“五虎大将”已相继去世，等到廖化出台，诸葛亮治下的西蜀已如强弩之末，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将领了。诸葛亮一生追随刘备，可谓言听计从，无所不依，但从207年隆中决策，到234年病逝五丈原，其间长达二十七年，居然没有找到、也没有培养出一个接班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直到临死的那天夜里，他才哀叹自己平生所学的兵书，遍观诸人，无可传授者，于是退而求其次，勉勉强强地传给了姜维。

    然而，姜维其德可嘉，其才却不如诸葛亮远甚。虽有丞相之心，却无丞相之才，再加上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正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姜维数次北伐，皆无功而返，至于最后试图以假降来保全西蜀，实在是让人感喟莫名了。

    其实，廖化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平庸将领，相对于姜维，他颇有些务实的态度。对于姜维的三番五次的无效进攻，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兵不战，必自焚，说的就是姜伯约（姜维）这种情况啊！智谋压不过敌人而力量又小于敌人，还要频繁出战，怎会不败呢？”廖化的评断，不仅指出了姜维的弱点，也映衬出了诸葛亮的不足。

    诸葛亮的务虚不务实，早就在许多地方表现出来了。刘备临终之前特意告诉他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他偏偏和马谡这样的人谈得来，其结果是失了街亭，葬送了一次东征，马谡也因此丢了性命。可是，诸葛亮在“挥泪”之时，只是自责用人不当，何尝对自己的性格作深层的反思？

    当其隆中“三分天下”之时，何其雄阔。然而，当其五丈原上遍视左右，无人可托时，又是何等的凄凉！诸葛亮秋巡五丈原，自觉凉风刺骨，不久于人世，不自觉地发出“悠悠苍天，曷其此极”的慨叹时，他可曾想到这一点？

    对于诸葛亮，历史的评价与道德的评价往往是大相径庭的。崔浩在《典论》中这样评价道：“在九州鼎沸之际，英雄奋发之时，诸葛亮与刘备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号边鄙之间。只可以说他像汉朝偏安一隅的赵佗，怎能与汉初的丞相萧何、曹参相比呢？”

    杜甫说：“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功臣。”对诸葛亮表现出了毫无保留的赞扬与同情。然而，当我们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一切的时候，我们哪里还看得到历史呢？实际上，这种评价标准的背后，就隐藏着深刻的悲剧。

    （参见《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演义》等）

    3.中国的“法”

    以法治国乃至以法立国是我们十分向往的事情，似乎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既然极为发达，我们为什么就一直不能以法治国呢？下面这则故事也许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一些帮助。

    有一次，秦襄王病了，一些百姓听说后，便祈祷神灵，想让襄王早些恢复健康，这确实是百姓对国君敬爱的表现。后来，他们知道秦襄王病愈，就又杀牛宰羊，祭祀神灵，表示感谢。

    秦国的郎中阎遏、公孙衍外出，见百姓杀牛祭祀，深感奇怪，就问：“现在既不是社日，也不是腊日，你们为何杀牛祭神？”

    百姓们说：“听说国君病了，我们为他祈祷，如今国君病好了，我们杀牛感谢神灵保佑。”

    阎遏、公孙衍听说后，既吃惊又高兴，想向秦王邀上一功。于是，他俩赶紧回到宫里，向秦襄王道贺，说：“恭喜大王，您在国中的德行应该是超过古代贤君尧舜了。”秦襄王不解地问：“此话何意？”阎遏、公孙衍说：“尧、舜之时，也从未听说有百姓为他的健康长寿而祈祷。如今，您有病而百姓为您祈祷，您病愈百姓为您杀牛祭祀，感谢神灵，这是自古未有的事。所以，我们认为您的功德高于尧舜。”

    秦襄王听了这番话，想了一想，便问是什么地方的百姓这么干的，二人还以为国君要感谢那些百姓，便详细地说明了情况。秦襄王问明以后，便对那里的地方官及百姓进行了责罚。阎遏、公孙衍见此，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也吓得不敢多问。

    几个月以后，在一次宴会上，阎遏、公孙衍见秦襄王高兴，才敢趁机问道：“臣下前些日子认为大王德超尧舜，并非是阿谀奉承之言。尧舜病，未见民为之祈祷。如今大王有病，民为您杀牛祈祷。可您听说后，不但不喜，反而对百姓进行责罚，这是为什么呢？”

    秦襄王说：“你们应该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惧怕我的权势，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了，其实这样很危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立法势的权威。”

    真乃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并不是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以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是为了建立孤家寡人的绝对权威，为了任意地役使和屠宰人民。所以，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但就是无法建立法制的国家。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法家思想就是君主集权的思想，法家思想越发达，君主专制也就越发达，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想也就越难建立起来。

    不过，“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国“以法治国”，最终也是因为使用严刑峻法而迅速地亡国。极端的集权就失去了民主，人民不敢说话了就失去了舆论导向，没有舆论导向，社会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不是读书和自由使国家灭亡，相反，正是压制思想和自由才使国家灭亡。秦朝焚书坑儒和极度集权的教训犹未过时。

    （参见《韩非子》等）

    4.“法家”的结局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这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人情的角度似乎都说不过去，然而，这又确实是铁打的历史事实。

    何以会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国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这很不公平。古代中国的改革，历来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这倒不是说改革不涉及到百姓，而是说改革实在都是上层社会的事，与百姓的关系不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来是统治者对待百姓的态度。

    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首先推行的，同样，也是由当权者首先阻止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愿意，不管是否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老百姓都要被动执行。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坏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的失败，往往缘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改革家之一的商鞅就是这样的。

    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他听说秦国招纳人才，就跑到了秦国。

    秦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远处西北边陲，本来很小，名不载诸侯之籍，但它总是从其他诸侯国招纳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使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在秦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发展是由秦国本国的人才推动实行的，秦国的这种开放的态度以及君主的进取精神，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但到秦孝公这一代，秦国还不算很强大，东邻魏国就常欺负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就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招贤纳士，凡能使秦国强大的人，封高官、赏土地。

    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着秦国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于是跑去见秦孝公。他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不敢一见面就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给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弄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三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变法。这一下子把秦孝公抓住了，两人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劳。

    秦孝公当即任命他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先耍了一点儿小手腕。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大木，下令说：“谁若把这根大木扛到北门去，就赏他五十金。”那木头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动，而五十金之赏却非常之多。时人以为有诈，不敢搬运，后有一个粗鲁人见赏金很多，就将大木扛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五十金的赏金。商鞅借此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

    接下来，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2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一、编订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作官奴。

    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使秦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大功被封于商地，领有十五座城邑，号为商君。

    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利益的，所以百姓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廷内部的权、利之争。

    变法之初，就有许多旧贵族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着。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了他。

    商鞅在秦国根本无容身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商君之法规定，住店要有证件，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只好跑到魏国。魏国人要杀他，他又只好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旧贵族前来逮捕他的军队。由于寡不敌众，兵败被擒。

    商鞅最终遭受的刑罚是“车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马车之上，让马车把他的躯体生生地撕开。其刑罚之残酷，令人发指。

    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不断发展起来，在一百年之后统一了中国。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虽无商鞅变法之激烈，结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似乎更有意味。

    先说其法反复以及新、旧两党的交替罢黜任免。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提出并推行了一些变法措施，诸如在青苗农贷、农田水利、省兵置将以及向中央集中财力等方面有所变革，这些措施确实是根据宋朝当时的社会积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动机无疑是良好的，实施的效果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毕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然而在朝廷内部，特别是一帮大臣之间，围绕新法形成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的旧党，两党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

    这两党交锋了好几个回合，一会儿新党上台，贬斥旧党，一会儿旧党上台，抑制新党，再加上势利小人投机钻营，使得新、旧党斗争几乎完全变成以废、立新法为幌子来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尤其是新党中的章惇等人，更是残酷迫害司马光的旧党一派，好多人被流放贬斥至死。事情到了这一地步，至于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里还有人去考虑。

    新法时兴时废，完全成了党派权、利之争的借口和由头，已无什么实际意义。最后，新法还是被完全废除。早在新法被完全废除以前，王安石就被弃隐居了。他还算是幸运的，没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尽天年。

    但问题是后人对王安石的看法。平心而论，王安石实在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和一位正直而十分有学问的大臣，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实在令人感到心寒。且不说无聊之人作了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被收在“三言二拍”之中，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喷头，糟蹋得不成样子。就是王安石以后的许多正直、有修养、有学问的大臣也没有人说他是个好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说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的一次灾难，是上天灾异的显现。王安石的新法像任何新生的东西一样，必然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但何至于连人带法一起否定呢？尤其是对他的人格的侮辱，实在有些过分！

    由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是非常能说明变法的特点的，那就是中国的变法绝非坏在老百姓的手里，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才是使变法夭折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还有许多改革家的命运也是一样，这里就不一一陈述。

    如此看来，中国的改革是一个祭坛，而改革家则是这个祭坛上的祭品。这个祭坛因充满了悲剧色彩而变得异常的凄壮，如何使这个祭坛变得崇高起来，也许是今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见《史记》、《宋史》、《资治通鉴》等）

    5.再为曹操“翻案”

    忠奸自古就有别。毫无疑问，照一般人看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忠臣，曹操是奸臣。千百年来，这似乎已成铁案，可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想，他们忠在何处，奸在何处？

    曹操因讨伐奸臣董卓起家，没想到反而“以奸易奸”，除掉董卓后，他反被人看做是奸臣。在伐董卓时，他是汉朝的忠臣义士，在灭董卓后，他弄权自重，目无天子，欺压群臣，其奸邪比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甚者，其子曹丕自称皇帝，以魏代汉，追谥曹操为魏武帝，那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诸葛亮，则是大大的忠臣，其主刘备是汉室宗亲，更兼仁德宽厚，天下归心，在曹丕称帝后，刘备也做了蜀汉皇帝，俨然以汉室的继承者自居。忠于刘备，也就是忠于汉朝，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诸葛亮是忠臣，是无可争辩的了！

    其实呢，人的思维有时是很奇怪的，曹操不忠于汉室就是奸臣，那么，商汤反夏算不算奸臣？周武王伐殷算不算奸臣？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算不算奸臣？赵匡胤搞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政权算不算奸臣？如此算来，中国历史上几乎有一半朝代为当朝的臣子从主人手里夺过来的，这些人算不算奸臣呢？好像从未听到过谁有闲情逸致来议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了，改朝换代原是正常的事，君主是否该杀，臣子是否可以造反，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孟子在评论武王杀纣王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把纣王看成是残暴的独夫民贼，臣下杀了他，只是杀了一个有罪的人，不能算是犯上作乱。孟子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要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中国，有什么不好呢？然而，人们还是找出种种理由来说曹操是奸臣，是乱臣贼子，这其实很不公平。说曹操目无天子，实在是因为天子懦弱无能，汉献帝虽还称不上是暴君，但也不能领导群臣，不能安邦定国，这样的君主是否该换一换呢？说曹操欺凌群臣，那么，群臣之中，有谁有能力、有志气统一中国呢？曹操曾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话虽然不甚谦虚，倒确实一语中的。《三国演义》把汉献帝及其群臣描写成了弱者，同情心使我们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弱者的一边，从而憎恶曹操。这实际上是不敢正视现实，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了弱者，民族精神也由此变得虚弱起来。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种懦弱的心理：没有进步的信心，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只希望得到廉价的同情。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下无主，唯有德者居之。曹操历来被描绘成一个以奸术治人的无德之人，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曹操既然无德，其手下怎能谋臣如林、猛将如云呢？一个寡恩薄义之人反能收天下英雄于其麾下，天下英雄岂不是不可理喻了吗？说到底，并非曹操无德，而是我们不喜欢曹操之“术”罢了！

    在这一点上，如果把曹操同诸葛亮相比，真是相映成趣。诸葛亮可谓文治武功均超出曹操许多，但有一样，曹操有人，而诸葛亮无人。诸葛亮事必躬亲，每战必到，如不亲自设谋定计，恐怕就有败北的危险。诸葛亮手下，充其量也就是“五虎大将”，而曹操的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谋士不下数十人，众寡悬殊，由此可见。诸葛亮之后有姜维，姜维还是魏国降将，姜维麾下就更无人才了，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真是说透了这一点。姜维虽能竭忠尽智，怎奈孤掌难鸣，处处缚手缚脚，其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曹操用人就大不相同了，其后的司马懿，其才智应说不在曹操、诸葛亮之下，终于在其后代手里灭蜀吞吴，统一了中国。在能否得人用人这点上，诸葛亮比曹操相去远甚！

    当然，这还不是关键，据说，曹操之“奸”，在于他奉行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方针。刘备在比较自己与曹操的不同时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三国演义》就是按照这一模式来塑造了曹操和刘备的，读者也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世人皆谓曹操只求功利，以法术治人，有法家的阴险刻毒；刘备则爱民如子，不计得失，有儒家的慈母情怀。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在喜欢刘备的潜意识里，是不是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依赖、懒惰和畏惧外在世界的心理呢？是不是希望刘备式的明君如父母一般地呵护我们，替我们包办一切呢？其实，当我们被人“做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奴隶。

    所以，我们喜欢刘备，实在是因为我们想在他那里找到“安乐窝”，不喜欢曹操，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害怕他惯于实行的“责任制”。我们可以在《三国演义》中找出千条万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丁点儿的上述心理吗？

    因此，曹操之奸，并非真奸，尤其不能和历史上的奸臣相提并论。你硬要说他奸，那也是“奸”之有道，“奸”之有术，“奸”之有方。说他是“英雄”也好，“奸雄”也罢，曹操给人的感觉只是“畏”和“服”，却很少让人憎恶，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参见《三国志》等）

    6.小人物的大谋略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纵观风云际会的楚汉相争，其中形形色色的人才中真正有大智谋的并不是很多，然而，一个没有成功的小人物——蒯通，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刘邦进攻项羽。韩信率兵东进，平定赵、燕二国后，又移兵往东攻齐。大军行至平原渡口（今山东西北部），韩信接到探马来报，说汉王遣说客郦食其到齐，已说服了齐王田广归汉。韩信想，郦大夫既已说下齐国，我还有何求？应当回师，助汉王攻打楚王。主意已定，便下令扎营，准备择日回师。数日后，韩信升帐议事，说明原因，就要下令拔营而归。这时，谋士蒯通出来劝阻，说道：“不可！不可！”韩信问道：“齐王归顺，我改道而返，为什么不可呢？”蒯通说：“将军奉命伐齐，久经周折，才兵至齐国的国境。今汉王遣郦生使齐，凭一张嘴就说降了齐国，是否真实，尚有疑问。何况汉王并未颁下明令，制止将军，怎可凭一传语，就仓猝回军呢？再说，郦生乃一介儒生，凭三寸不烂之舌，能降齐国七十余城；将军带甲数万，转战年余，才得赵国五十余城，试想为将数年，反不如一介儒生，岂不惭愧吗？今为将军计，不如乘齐军无备，长驱直入，扫平齐国。如此，大功才能归于将军。”韩信闻言，沉吟了片刻，觉得蒯通之言十分有理，但如发兵攻齐，又岂不害了郦食其？当即说道：“你说的虽然有理，但我如果这样做的话，齐国必定杀害郦生，此事使不得！”蒯通听后，笑道：“将军实在是很讲究恩德啊！我知道将军不肯负郦生，但听说郦生是自荐说齐的，他明知将军正在领兵伐齐，还要如此做，岂不先负了将军吗？”

    韩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勃然而起，即刻调动人马，渡过平原河，直逼历下（今山东济南市西）。齐兵无备，被杀得大败。韩信乘胜追击，斩齐将田解，擒华无伤，一路顺风，直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市）城下。

    齐王田广、齐相田横，本已被郦食其说服，同意归顺汉王，忽闻汉兵杀到，不由大惊，急忙招来郦食其，当面叱道：“我听信你言，本以为可避免刀兵之祸，不想你心怀鬼胎，表面上劝我归汉撤兵，暗使韩信发兵前来，覆我邦家，实在是罪不可赦！”郦食其申辩道：“韩信发兵，是不知齐地实情，愿大王遣一使臣，同我去面见韩信，我定令他就地止兵，撤出齐境。”齐相田横在旁插言道：“到那时，你定会逃之夭夭，我们怎能再受你欺骗！”说着，不容郦食其再行辩解，下令将他投入油鼎，烹杀而死。

    韩信听到郦生被杀消息，内心感到很不安，立即下令，日夜攻城。数日后，临淄城破。田广、田横只得弃城出逃，派出使者，向楚王项羽求救。

    郦食其本知韩信领兵伐齐，却又向汉王刘邦自荐说齐，意在争功；蒯通之计，恐怕还不在于让韩信争功，其谋略也许更为深远。在当时的情况下，其一，韩信出其不意，极容易打胜仗；其二，韩信并未接到刘邦的命令，所以可以名正言顺地攻打齐国；其三，这样一来，就可造成既成事实，生米做成了熟饭，刘邦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其四，关键是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壮大了势力，为以后打好基础。因此，蒯通之智，实在不可小看。

    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一月，韩信斩龙且，杀齐王田广，平定了齐国。此时，他已拥兵数十万，有举足轻重之势。当时的情形是，韩信背汉降楚则汉亡，助汉攻楚则楚灭，自立则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就引起了楚、汉的重视。

    其时，楚汉相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韩信攻破了项羽所设立的齐国，那时候诸侯各霸一方，将领或是背项投刘，或是背刘投项，或是自立为王，真如演戏一般，反复无常。韩信听从了别人的劝告，就派使者去见刘邦，要刘邦封他为齐地的假王。刘邦一听，怒火中烧，觉得韩信太混账，自己这里形势吃紧，韩不但不率兵解救，反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要挟，想做齐王。刘邦当时就想大骂韩信的使者，谋臣张良连忙使眼色制止了刘邦。张良私下里对刘邦说：“这时候可不能训斥韩信的使臣，更不能攻打韩信。现在韩信帮助您，则楚王就会灭亡；如果韩信背叛了您，去帮助楚王，那您可就危险了。韩信派人来，无非是想试探一下您的态度，您不如干脆封他为齐王，让他守住齐地，至于其他的事，等灭了楚国再说。”

    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回头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王，何必当个假王！”于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刘邦派张良携带印信，到齐地去封韩信为齐王。刘邦的这一招果真有效，本来犹豫不定想造反自立的韩信，便不好意思反叛，稳定下来。

    汉王刘邦册封韩信为齐王，韩信欣然接受；楚王项羽遣使臣武涉说信归楚，韩信辞谢令回。对当时天下形势，谋士蒯通看得十分透彻。他想说服韩信背汉自立，于是面谒韩信说道：“臣近来学习相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则贵不可言。”韩信听他话中有话，就把他带入密室，这才问道：“你刚才所言，是何用意？”蒯通直言道：“当初发难，群雄四起，人才云集，主要是为了灭秦。秦灭之后，楚、汉相争，人民遭难。项王起兵彭城，转战南北，直逼荥阳，威震天下，今久困广武，连年难以进展。汉王率众数十万，据有巩洛，凭借山河，一日数战，却无尺寸之功，反连遭失败。臣观天下大势，非有贤者，不能息争。将军可乘机崛起，介于楚、汉之间，助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楚、汉两主的性命，就操在将军手中。如能听臣计，不如两不相助，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静待时机。像将军之大才，据有强齐，并吞燕赵，拥甲兵数十万，得时西进，为民请命，天下何人不服，何国不从？将来宰割天下，分封诸侯，诸侯皆感德畏威，争相朝齐，岂不是霸王之业吗？臣闻天与不取，是违背了天命，反受其咎；时至不行，是不用其时，反受其祸。愿将军深思熟虑，勿失良机！”

    韩信听后，良久才道：“汉王待我甚厚，怎能见利忘恩呢？”蒯通见韩信被忠、恩所绊，继续说：“越大夫文种，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尚且被杀，兔死狗烹，是不易之论。试想，将军的忠信，恐怕比不过越大夫文仲吧？且臣闻将勇震主，往往自危，功盖天下，往往不赏。今将军已蹈此辙，归楚楚不信，归汉汉必惧，那又到何处去安身？”韩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又下不了决心，他立即打断蒯通的话，说：“先生不要再说，待我深思后，再作决定。”

    蒯通见韩信已经动心，便告辞退出。

    蒯通走后，韩信想，我以前奉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自归汉后，汉王授我将军印，令我统兵数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现又封我为齐王，我若负德，必至不祥。且我擒魏豹、平赵、定燕、灭齐，战功颇多，汉王又怎能负我！于是，决定谢绝蒯通之言。

    蒯通本来意谓韩信是个胸有大志的人，他静候数日，却杳无音信，就又找到韩信，说道：“愿将军速作决断，时机难久，失不再来。”此时，韩信已下了决心，不背汉王，当即答道：“先生勿要再言，我功劳甚多，又以忠信待汉王，汉王必不负我！”蒯通听后，知再说无益，转身退出。

    蒯通辞别韩信后，恐久居祸来，假作疯癫，离开汉营，不知去向。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代相陈豨反，自立为代王。汉高祖刘邦决定领兵亲征。临行，将都中政事，内委吕后，外委萧何。刘邦走后不久，有人上书吕后，说淮阴侯韩信暗通代相陈豨，欲乘夜间不备，兵围皇宫，破狱释囚，进袭太子。原来，韩信自被刘邦削王为侯后，心怀不满，渐生反意。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立戚姬的儿子如意为代王，因年幼无法就国，就托付给了国相陈豨，临别时，韩信挽着陈豨的手仰天长叹道：“我与君相好有年，今有一言相告，不知君愿闻否？”陈豨说：“愿将军直言。”韩信道：“君奉命前往代地。代地乃是精兵、强马聚集之处。您又是主上信臣，因地乘势，正是图谋大事之机。若有人报君反，主上未必肯信，如报之再三，主上必领兵亲征。到时，我从都中起事，以应君，取天下也就不难了。”陈豨知韩信乃天下奇才，当即应允道：“谨受尊教。”及陈起兵，刘邦亲征。韩信在都中称病不出，一面派人暗中与陈联系，一面与家臣密谋，准备夜袭宫室，擒太子、吕后，以应陈豨。

    不料一家臣得罪了韩信，韩信将其囚起，欲择日斩首。家臣之弟闻后，为救其兄，遂将韩信谋反之事上书报知了吕后。吕后闻听，十分惶恐，忙找来萧何，商量对策。萧何献计道：“可遣一心腹，扮作军吏，令他出城，再回长安，就诈称陛下已消灭陈豨，令他先来报捷。如此，群臣不知有诈，定入朝祝贺。韩信前来则罢，不来，我去将他诓来，然后乘机将他擒住。”吕后连称好计，二人当即分头行事。

    果不出所料，消息传出后，众臣先后入贺，只那韩信，仍闭门不出。于是，萧何以探病为由，来到韩信住所，寒暄数语后萧何才道：“主上报捷使已到，众臣皆贺，唯君不往，恐为不妥，不如随我一齐前往，以释众疑。”萧何为朝中长者，又贵为丞相，韩信不好推辞，只得随着萧何入宫。

    韩信刚一迈进宫门，忽听一声大喝：“将韩信拿下！”话音未落，两边甲士已将韩信捆绑起来。韩信大叫道：“我犯何罪，为何擒我？”吕后怒道：“你串通陈豨，阴谋为乱，现有你家臣的书信为证，看你如何狡辩？”韩信心知事已败露，也不再多言。吕后当即下令，将韩信押往宫侧钟室斩首。临刑，韩信仰天长叹：“我不用蒯通之言，反为女子所诈，这岂非天命？”

    刘邦平叛回来以后，知道韩信已经被诛杀，也就承认了既成事实。他听说韩信临死之前提到了蒯通，便派专人调查，将其捉拿杀掉了。

    蒯通的智谋也可谓“流泽深远”了。数百年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末年，发生了“侯景之乱”。当时，名士虞寄正在梁朝廷内做官，当京城被侯景攻陷后，虞寄便逃回家乡。后来，他的朋友张彪往临川，强请虞寄与之同行，不料中途发生变故，虞寄被劫持到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其时，占据福建地区的是豪强陈宝应，陈宝应听说虞寄有才，便将他留在自己手下。陈霸先起兵，虞寄劝陈宝应响应，陈宝应从之，后来，朝廷要召虞寄为和戎将军、中书侍郎，陈宝应爱虞寄之才，便以道路险阻为由，留住他不放。

    陈宝应是地方上的豪强，其家为闽中四姓之一，势力十分强大。他的父亲陈羽很有才干，为郡中雄豪。萧梁之时，晋安郡数次发生叛乱，陈羽先为叛乱的煸动与参与者，后又为官军向导，帮助镇压叛乱，因此掌握了一郡的兵权。梁末陈初，地方豪强势力崛起，朝廷对他们控制不住。陈羽自觉年事已高，便将郡守之位传给儿子陈宝应。

    陈宝应大权在握，渐渐地生出了反叛之意。对此，虞寄已经有所察觉，他利用一切机会向陈宝应暗示叛逆必亡的道理，但都被陈宝应当做耳旁风。有一次，陈宝应让左右之人为他念《汉书》，他自己斜卧在床上闭目聆听。正好念到《蒯通传》中的蒯通劝韩信造反一节，只听人念道：“蒯通知天下权在信，欲说信令背汉，乃先微感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

    陈宝应听到这里，猛地坐起来，连声称赞说：“蒯通真是智士。”

    虞寄听了他的话，知道陈宝应的心思，便严肃地说：“蒯通在韩信身边，一番话使郦食其丧生，又一番话使韩信骄狂，使得二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算得上什么智谋之士！”陈宝应虽口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不高兴。虞寄察言观色，知道陈宝应反意已定，自己劝也无用，为避免祸及于己，便辞别陈宝应在东山寺中隐居。陈宝应多次派人前来请他，他都推说脚有病，不能走。陈宝应认为虞寄佯装，便派人在他的屋外放了一把火，告诉下人说，只要虞寄躲避，便说明他能走，立即将他带来。放火以后，眼看着燃着了虞寄的卧室，亲近之人都劝虞寄避一避，虞寄说：“生死由命，我能逃到何处？”仍坚卧不动。放火的人见虞寄没有动静，只得将火扑灭，返回去复命。陈宝应这才认为虞寄真的有脚病，没有什么用处，并不再强求他了。

    后来，陈宝应果然举兵造反，被朝廷军队打败。那些与陈宝应有关系的人全都受到株连，只有虞寄免于祸难。

    蒯通生逢乱世，正当群雄逐鹿之时，可谓得时矣，观蒯通之谋，可谓大矣，其智应在韩信之上，只是不得其人而已。不得其人，并不是蒯通的智计不及，实在是不逢其人。至于不逢其人，则非人力可为了。

    （参见《史记》、《汉书》、《南史》等）

    7.温柔乡是英雄冢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温柔乡是英雄冢”。的确，中国人是十分注重世俗的幸福的，因为他们一向没有超越的价值观念，一旦有了世俗的幸福，就往往容易意志消沉。而且，少壮做英雄梦，垂老归温柔乡，一直是中国人理想的人生方式，因此，中国人往往在世俗的幸福中消解了悲剧意识，也消残了壮志。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没有妻子和臣下的强制，也许他到老也不过是一介流落他乡的寓公而已。

    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宠妾骊姬为使自己的亲生儿子奚齐被立为太子，就诬陷太子申生企图用毒药毒死国君，并说公子重耳是申生的同谋。结果，申生在自己的封地曲沃自杀，重耳逃出晋国，在外国过着流亡生活。

    重耳一行来到齐国，齐桓公热情接待他，并为他娶妻姜氏，送了他八十匹马。在此之前，重耳曾在狄国、卫国等地流亡十多年，遇到无数次有礼或无礼的待遇，挨过饿，向乡下人讨过饭，吃了许多苦。来到齐国，受到这样好的招待，重耳迷恋上了安逸的生活，从此不思进取，甚至不想回国复位。跟随重耳流亡的大臣们都是晋国的贵族，他们不安于流亡生活，时时都想着回到晋国，恢复往日的地位。他们追随重耳，是因为看到重耳有志向、有抱负、有作为，希望有一天辅佐他登上晋君之位，自己也好得到应有的对待。如今，看到重耳变成这个样子，他们心里很着急，于是在桑园里聚集，商量着怎样使公子重耳离开齐国。

    不料，姜氏家中一个养蚕的侍女正在桑树上采桑叶，重耳随从们在树下所说的话全都被她听到了。侍女连忙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了姜氏。姜氏是一个十分有志向的人，正对重耳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的状态十分担心，她也希望丈夫将来有所作为。为了不走漏风声，她杀掉那个侍女，然后对重耳说：“您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难道不想回国了吗？”重耳不知她的意思，以为是在考察他，就急忙表示愿意与姜氏长期厮守。

    姜氏说：“您的随从们一天也没忘记回国，刚才他们还聚在一起商议着如何帮您离开齐国呢！”重耳大惊，忙问：“你听谁说的？”姜氏笑了笑，说：“我听采桑侍女说的。别怕，我已经把她杀掉了。”重耳摇了摇头，说：“没有的事。”姜氏又劝道：“快走吧！男子汉应该有远大志向。留恋妻子，贪图安逸，确实不是有出息的人所为。”重耳还是不肯。

    重耳手下有个谋臣，叫子犯，是重耳的舅舅，十分有决断。姜氏就和他商量。二人定计将重耳灌醉，然后把他抬上车，由众随从护送，乘着夜色，离开了齐国。等到重耳酒醒时，一行人早已出了齐国边境。

    重耳是靠别人的帮助才闯过了温柔乡这一关的，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清醒而又自觉地远离温柔乡的人也不少，唐朝的名将李光颜就是其中的一个。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蔡州刺史吴元济叛乱，放纵兵马侵扰劫掠，到了东都洛阳周围的地区。宪宗颁诏削夺了吴元济的官职与爵位，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也奉命参加讨伐，并在征战中屡立战功。当时军阀混战，作为淮西诸军都统的韩弘，很想借着这次征讨吴元济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韩弘早在宪宗元和十年正月被皇上加封为守司徒，镇守宣武，他仗恃着军队的力量，自以为很了不起，十多年不肯入京朝见，朝廷也就不把他当做忠诚笃厚的臣下对待，给他加封官职，目的是要借助他所据有的有利地理形势去扼制吴元济。

    韩弘实际上也明白朝廷的用意，于是暗中极力扩充地盘，培植亲信，并且不急于平定淮西，想把这次平叛作为捞取资本和向朝廷讨价还价的条件。

    在诸位将领中，韩弘看到李光颜作战最为出力并且屡建战功，认为他是个很有前途的将才，很想收买他。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博取李光颜的欢心，而使他归顺自己呢？韩弘反复思量着。这时有部下献计道：“自古英雄爱美人，何不如法炮制？”韩弘觉得这个建议十分有道理，就欣然采纳。于是，韩弘从大梁城中寻得一位漂亮女子，教给她唱歌跳舞、弹奏乐器、待人接物的礼数，并用价值百万的珠宝玉石、金银翡翠将她打扮起来，派遣使者将她赠送给李光颜。

    使者首先将韩弘的书信交给李光颜，此时李光颜正在帐中宴请将士。使者将歌妓进献上来时，看到歌妓的容貌姿色冠绝当代，满座将士都惊呆了。李光颜在看完书信和美女之后，沉思良久，告诉使者说：“韩相公同情我客居他乡，赐给我漂亮的歌妓，这份恩德诚然深厚，但是，我这里有数万将士，都是丢下家庭，别妻离子远道而来的，他们不顾生死，奋勇拼杀，难道我能够忍心单独以娇声美色娱乐自己吗？”说着，他流下了眼泪，在座诸将也因有这样的统帅感激落泪。李光颜当即在席上赠给使者许多缯帛，并连同歌妓让使者带了回去，还说：“替我多谢韩相公。我已决心为国效命，立誓不肯与忤逆的贼人共同于世，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二心！”众将士听了李光颜的话，都十分敬佩他，并宣誓永远追随他，为国家效力，早日平定叛乱。

    使者回去以后，将出使的前前后后如实禀报给韩弘，韩弘十分羞愧，从此更加看重他了。

    三国时期，周瑜与诸葛亮较量总以失败告终，尤其是用美人计来笼络刘备，人人都以为是贻笑千古的愚蠢之举，所以才有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说法。殊不知，这套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往往会取得成功，有时还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周瑜的计策是十分高明的，因为这十分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只是遇上了诸葛亮和刘备这样的特殊对象，才告失败罢了。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中国人的温柔乡是英雄冢的文化心理。看来，中国人要想做出一番事业，也许一定要付出一些特殊的痛苦代价。

    （参见《左传》、《十六国春秋》等）

    8.无情最是帝王家

    所谓“高处不胜寒”、“无情最是帝王家”，这些话确实道出了封建官场、尤其是帝王之家的无情。人伦之中，夫妇、父子、母子之情最为重要，但偏偏就在这些方面，封建官场与帝王之家显出其无情本色。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能忘”。吕雉与刘邦既是结发夫妻，又是患难夫妻，即使刘邦当了皇帝，吕雉的正室地位也是不能动摇的。在楚、汉相争时，刘邦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他的父亲及吕雉被掳往项羽军中，后来被项羽放还。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吕雉即为皇后，吕雉的儿子刘盈被立为太子。

    然而，在传统社会里，夺嫡立庶之事时有发生。戚姬和刘邦只是露水夫妻，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时，一个人落荒而逃，逃到一处人家乞饭借宿，这家主人听说他是汉王，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戚夫人。

    戚姬年轻漂亮，能歌善舞，粗通文墨，又会体贴奉迎，以至被刘邦溺爱不已。戚姬看透了吕雉的野心和残忍，为了自己的将来，乞求刘邦立她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刘邦开始不同意，在戚姬的痛哭哀求下，刘邦不免动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子刘盈生性软弱，刘邦素来不喜，而如意却聪慧刚毅，刘邦觉得他很像自己，十分爱惜。吕后早已察觉到这一点，十分恐惧，但刘邦全部身心都在戚姬身上，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不久，如意已满十岁，按当时的惯例，应当改封到封地去。这样一来，如意就很难见到皇上，感情就会疏远，无法讨得皇上的欢心了。戚姬很害怕，见到刘邦就跪在地上痛哭不已。刘邦知道戚姬的心意，说：“我知道，你是为了如意的事，我本想立如意为太子，只是废长立幼、废嫡立庶是国家大事，不可轻易从事，等等再说吧。”在戚姬的哀求下，刘邦决定第二天跟群臣商量改立太子的事。

    第二天早朝，刘邦突然提出废立太子的事，大臣们都觉惊惧，纷纷说太子册立数年，没有什么过失，无端废立，恐怕会引起混乱。刘邦不听，催命词臣草诏。就在这时，御史大夫周昌大喝“不可”，周昌口吃得很厉害，越是情急，就越是说不出，憋了半天，才说：“臣口不能言，但‘期期’知不可行。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周昌连续说出了两个“期期”，刘邦忍不住笑了，群臣也笑出声来。刘邦这一笑反解了刚才的怒气，就此不再催写诏书，罢朝而去。

    周昌走到门外，见吕后正站在那里等候，他正要上去给皇后行礼，不料吕后却突然向他下跪行礼。周昌不知何故，也慌忙下跪，吕后连忙把他扶起来说：“今日若非您据理力争，太子恐怕已被废了，我感念您保全了太子，所以才行此大礼。”周昌忙说：“为公不为私，皇后不必在意。”

    其实，吕后这一招十分厉害，既收买了人心，也是故作姿态，让群臣知道太子废除不得。然而，吕雉也知道，刘邦只是一时罢议，到了一定时候，他又会重新提出废立太子的事。这时，有人面见吕后说：“张良足智多谋，且得陛下信任，皇后何不去问计于张良？”吕后闻言，顿开茅塞，急忙派兄长建成侯吕释之去向张良问计。

    吕释之见到张良说：“君为陛下谋臣，向来多谋善断，今陛下想废立太子，君还能在家高枕无忧吗？”张良听后，知道事关重大，自己不便轻言，但又知来人不好得罪，于是说：“从前，陛下常处危急之中，能用臣计；今天下已定，如因爱心而要废立太子，本是父子骨肉之间的事，虽有像我这样的臣子，又有何用？且此是家事，不是国事，就更不便说话了。”吕释之见张良有意推托，就胁迫他出谋划策。张良无奈，只好说：“当今陛下仰慕而又没得到的只有四人，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这四人，年龄已高，因陛下轻慢儒士，他们逃匿商山隐居，号商山四皓，发誓不为汉臣。您可卑诚厚礼，持太子书信，遣能言善辩之人，前往商山聘请，如四皓肯下山相助，且常随太子出入朝中，太子地位就可保了。”吕释之听完，辞别张良，回报吕后。吕后闻计，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去请四皓。四皓见来人心诚，答应下山，面见太子。及到长安，太子刘盈待四人极为尊重，四皓只好留住都城。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因有病在身，想让太子领兵讨伐。四皓知道后，找到吕释之说：“我们到此，是为太子，今陛下想叫太子领兵，这样，有功不能赏，无功却要有罪，储君之位就危险了！你可叫皇后去面见陛下，就说：‘英布是天下枭将，叫太子统兵，就如同令绵羊率领虎狼，众将一定不肯用力。英布知道后，定会挥军西进。陛下虽有病在身，但如抱病亲征，诸将不敢不尽力，定会平定英布。’”吕后对刘邦说了，刘邦听了她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只得亲自引兵东征。

    第二年（公元前195年）十一月，刘邦打败英布后返回长安，又提出废立太子。因当时著名的儒臣叔孙通以死相谏，只得暂时放下。

    一日，刘邦置酒于宫中，令召太子前来侍宴。刘盈奉诏进宫，刘邦见太子身后跟着四位老人，年纪都在八十岁以上，须眉皓白，衣冠楚楚，不同凡俗，心里觉得奇怪，问道：“四老为何人？”四皓不待刘盈介绍，依次向前施礼，各自通报了姓名。刘邦听后，大吃一惊，十分不解地问道：“我请公等数年，公等避而不见，今天为何来到长安，反而跟从我的儿子？”四皓回答说：“陛下轻士爱骂，我们不愿受辱，才不来见您。现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贤者都愿为太子引颈去死，臣等所以前来辅佐太子。”

    刘邦听了这番话，长叹道：“公等肯屈身辅佐我儿，我还有何言可说？还望始终扶持，造福天下！”宴罢，四皓随刘盈离去。刘邦急忙唤来戚姬，指着四皓远去的背景说：“我本想改立太子，但太子已得四皓相佐，羽翼已成，再难动摇了！”说完，借酒高歌，唱道：“鸿鹄高飞兮，一举千里。羽翼已就兮，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兮，又可奈何兮！虽有□缴，尚安所施！”歌罢又歌，声调凄怆！自此，刘邦再也不提废立太子之事了。

    戚姬就这样彻底地失败了。

    刘邦死后，刘盈即位，是为惠帝，吕雉操纵了大权。她首先把以往恨之入骨的戚姬打入冷宫，令人剃光了戚姬的满头乌发，又用铁箍子束住她的头颈，再扒下她的宫装，换上赭红色的粗布村装，赶入永巷内圈禁起来，让她整天舂米劳作。

    戚姬且哭且舂，不久，她编出了一首“舂歌”，在舂米时边舂边唱：

    子为王，

    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使谁告汝？

    吕雉知道后，愤然骂道：“贱奴尚敢依靠儿子吗？”她知道，只有除掉了如意才能算是斩草除根。公元前194年，吕雉让人毒杀了赵隐王如意。

    吕雉杀死了戚姬的儿子，就更加残酷地摧残戚姬，先把她的手指、脚趾斩掉，再割去乳房，又剜掉双眼，并熏聋耳朵，饮以哑药，然后放入厕所。吕雉给戚姬取了个名字叫“人彘”。

    后来，吕雉竟叫惠帝前来观看，惠帝问那是什么，有人告诉他那就是戚姬。第二天，戚姬就死了。惠帝见到戚姬的遭遇后，回到宫中大哭不已，生病一年，不能起床。后来托人传话给吕雉说：“把戚姬治成那个样子，不是人能干出的事。我作为您的儿子，到底还是不能治理天下。”从此，汉惠帝纵酒淫乐，不理朝政，消极颓废，于公元前188年忧郁而死。

    吕雉只有刘盈这么一个亲生儿子，就找了一个宫女生的名叫刘恭的男孩即位，同时杀掉了他的生母。至此，吕雉临朝称制。

    吕雉临朝称制的八年间，打破了刘邦非刘氏宗族不可称王的规定，大封诸吕，刘氏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改成为吕氏政权了。

    后来，刘恭年龄渐大，知道自己不是吕雉的亲生儿子，有一次恨恨地说：“太后怎能杀死我母而将我立为皇帝呢？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报仇。”吕雉听说后，立即把他幽禁起来，不久即废掉杀死，然后又立恒山王刘弘为傀儡皇帝。

    公元前180年7月，吕雉病重，她知道群臣不服自己，她死后必生大乱，就提前对诸吕作了军事安排，并告诫他们说：“我死之后，大臣恐变，一定不要出宫为我送葬，以免为别人控制，要紧握兵权，守住皇宫。”然而，诸吕之中没有一个人才，吕雉病死后，周勃及陈平等人联合其他将领，利用诸吕的慌乱，一举翦除了他们，并诛杀殆尽，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

    帝王之家，本非善所。人们只见其富丽煊赫之表面，何尝见得其阴暗残酷之内里。明朝崇祯皇帝在自缢之前曾挥剑砍下了自己亲生女儿的手臂，并说“愿世世无生帝王家”，可谓是痛彻肺腑了。

    （参见《史记》、《纲鉴易知录》等）

    9.以臣代君的政变术

    时下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十分保守，其实谬矣。且不说别的，就说这“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俗语，便足以证明中国人的开放。你若不信，看看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至今尚保留着“女皇”、“王族”，而中国人却早已“彻底推翻”了封建专制。更何况，那数千年历史中走马灯般的改朝换代，哪里有一点“保守”的影子？真是让欧洲人汗颜了。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当然往往靠武力推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平过渡”。这“和平过渡”的政变之术，尤其耐人寻味。

    “三分公室”

    鲁国是孔子的出生地，然而，就在孔子删订《春秋》、大骂乱臣贼子的时候，鲁国却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来最大的“乱臣贼子”“犯上作乱”的事件，即“三分公室”。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出现了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势力集团，这“三桓”的出现，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

    鲁桓公有许多儿子，他死后由儿子鲁庄公即位。公元前662年，做了三十多年国君的鲁庄公病危，他的许多兄弟都想争位，尤其是异母弟庆父。庆父是一个十分阴险毒辣的人，他蓄谋已久，私藏兵器，遍结死党，本打算刺杀庄公，正赶上庄公病危，就认为谋反的良机已到。庆父派他的死党、胞弟叔牙先到庄公那里，假意探视病情，实是侦察情况。庄公也知他并非只为探病而来，就故意问他说：“我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我死之后，由谁来继承君位呢？”叔牙竟毫不避讳地说：“兄死弟及，自古如此。庆父是你弟弟，才德兼备，是最合适的继承人，你还犹豫什么呢？”

    庄公敏锐地觉察到庆父的篡权阴谋，他不愿意让庆父继承国君之位，于是立即召他的另一个弟弟季友前来商量。季友对庄公十分忠诚，一听庄公介绍完情况，马上就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对你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公然的挑衅，他们马上就要动手作乱了，若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庄公全权委托季友办理，季友立刻逮捕了叔牙，将其斩首。然而，由于他的宗法观念太重，顾及所谓的亲情，明知叔牙为庆父所指使，竟未追查，由此种下了祸根。

    鲁庄公死后，季友立庄公的儿子公子般即位，不到两个月，庆父居然急不可耐，指使一名马夫刺杀了公子般，然后又嫁祸于这名马夫，将其杀死灭口。随后，庆父与庄公的夫人哀姜合谋，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季友在公子般被刺杀时就明白自己无法在鲁国待下去了，逃到了陈国。公子开即位后，国内的局势只稳定了一年多，因为庆父急于做国君，竟又派人杀死了公子开。

    庆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杀死了两个国君，弄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当时人们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看到人心已失，再留在鲁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慌忙逃到了莒国。季友联合鲁国的其他大夫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为国君，是为鲁僖公。

    季友为了索回庆父，平息鲁国人的怨愤，给莒国国君送了许多礼物，要莒国交出庆父。庆父还幻想像当年一样得到宽恕，利用宗法的名义向季友求情，要求逃到别的国家去。他实际上是想窥伺时机，卷土重来。季友看破了这一阴谋，坚决拒绝，庆父只好自杀。季友平定了庆父之乱，鲁僖公对他大加封赏，但季友的宗法观念太重，他对僖公说：“被杀掉的叔牙、庆父跟我一样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按照古礼，应该封他们俩的后代。”于是，鲁僖公立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地位，称孟孙氏；立公孙兹继承叔牙的地位，称叔孙氏；季友称为季孙氏。这是三家大夫立足之始，又因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史称“三桓”。

    这三家大夫与鲁僖公的公室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而且很不稳固，要想使子孙长享爵禄，只靠国家是无法保证的，只有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可免于争权夺利带来的灭顶之灾。于是，他们采取了许多在当时看来能够笼络人心的措施。尤其是庆父的后代，更为谨慎突出。与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在季文子死时，人们称赞他“妾不衣帛，马不食粟”，“相三君而不私积”。他们这种十分节俭朴素的生活，与当时的鲁国公室和其他大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人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十分注意结纳人才，在选贤任能方面，比起鲁国公室来，显得更为自由和充分。当时说话极有影响力和分量的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过，季文子能散财济贫，收揽人心，将来必会大有作为。

    三家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措施是增加人口和田地。他们收留了从各方逃奔他们的饥民、难民及慕名而来的人，把国君的公田一步步地化为私田。到了春秋末期，他们三家的势力都得到了壮大，仅季孙氏就有私家武装七千人，其军事力量已超过了国君。

    在这种情况下，鲁国的公室不能忍受公田大量变成私田、国家的收入急剧减少现状，就索性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但有一点，就是公田和私田一样交税。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室的财政收入，剥夺了私田的特殊权益，把公田和私田等同起来。这样，三家和公室的斗争也就更为尖锐激烈了。

    三家自强不息，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努力，不仅有了足以和国君匹敌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还在公室里把持了一定的权力。公元前562年，季武子将鲁国的上、下二军改为上、中、下三军，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土地赋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公室”。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变得格外强盛。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季孙氏采用了新的剥削方式，即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规定税收的数额；孟孙氏采用旧的奴隶制；叔孙氏则新旧各半。实行的结果是，新的征税制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季孙氏不仅在经济实力上，而且在军事力量上都比其他两家更加强大。

    公元前537年，季孙氏废掉了原来的三军，仍恢复原来的二军，再把二军平分为四份，进行“四分公室”，季孙氏一家就占了其中的两份，并完全占有了公室的军赋，就这样，三家把鲁国分了个干净，百姓向三家交纳赋税，再由三家转交国君。这时，鲁国国君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

    三家在代替国君履行政权的过程中，曾和公室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每次均以三家胜利告终。最后，鲁昭公逃出鲁国，本想到晋国避难，但晋国不准其入国都，只准他住在乾侯，鲁昭公最后死在那里。鲁国史官评论说：“鲁国君主世世代代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季氏世世代代能够勤政爱民，老百姓早把鲁君忘掉了，他死在国外，又有谁会可怜他呢？”

    纵观鲁国这起以臣代君的重大历史事件，真觉其意味深长。卿大夫夺权虽不为正统观念所容，但“得人心者得天下”又是不易之论。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鲁国的季孙氏致力于笼络人心，最后三分了鲁国的公室，就是当时的人也无法否认他的合理性。

    “三家分晋”

    怎样维护王室内部的团结一致是中国传统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无论谁都没有办法将它解决好，因为这是由传统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继位前后曾经历了公族嫡庶之间的长期征杀，深感公族分封及争权夺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他平定晋国以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杀戮许多近亲，使公族嫡系没有竞争对手；二是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一定的权位，以免培植私人势力。其实，这第二条规定直到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执政时才得以实行，因为献公一生虽雄才大略，晚年还是没有处理好继承人的问题，使晋国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混乱。

    晋文公鉴于这一惨痛教训，才坚定实行了这条规定。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不予家臣，外人却毫不客气地前来争夺了。晋国后期的政权一直由十多个卿大夫把握，他们经过长期的兼并，只剩下了韩氏、魏氏、赵氏、知氏、中行氏、范氏六家，史称“六卿”。

    这“六卿”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瓜分晋国的土地和人民。为了进一步消除异己势力，以范氏为首的新贵族向先前遗留下来的旧贵族栾氏等家挑战，经过艰苦的战争，终于完全消灭了旧贵族。在消灭了栾氏的力量以后，范氏自以为功劳很大，十分骄傲。有一次，他对鲁国的使者公孙豹说：“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话该怎么讲呢？我的祖宗从周代以后就很贵盛，到现在还是如此，应当说不朽了吧！”公孙豹巧妙地回答说：“这只是世世代代享受爵禄，还谈不上不朽，像我们鲁国的先大夫臧文仲，生前说的话，死后还被人们常记不忘，那才算是真正的不朽呢！”范氏想自夸身世，结果讨场无趣。范氏目无国君的骄横自大，同时也给自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范氏、中行氏力量较为强大，但在施行新的制度、争取民心方面却远不如韩、赵、魏等四家，尤其是赵氏，非常注意为百姓着想，所以很得民心。范氏、中行氏联合郑国，想一举消灭韩、赵、魏三家。在战斗中，赵简子采取了解放奴隶等赏罚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嗣后，知氏又以势力强大而欺凌三家，分别向三家索地。韩氏、魏氏因惧怕知氏，又不愿单独结仇，就分别割地相让，唯独赵氏断然拒绝，于是，知氏就率韩、魏两家围攻赵氏的晋阳城。围困两年没有攻下，知伯决晋水灌城，晋阳城中连锅灶里都生活着蛤蟆，老百姓还是坚决拥护赵襄子，不肯背叛。最后赵襄子派人同韩、魏两家说明利害，指出赵氏灭亡，韩、魏不能独存的道理，策动两家背叛了知伯，里应外合，一举彻底消灭了知氏的军队，杀死了知伯及知氏全族。

    知氏灭亡后，三家平分了知氏的土地。后来干脆分裂成韩国、赵国、魏国三个国家。从此，晋国不复存在，最多称这三个国家为“三晋”，但已不是指原来的晋国了。

    三家既然已经各自立国，周天子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承认了这三国。其实，即使是周天子，到了此时，也只好承认成者王侯败者贼了。

    “田氏代齐”

    齐国曾是春秋五霸的首霸，是战国七雄之一，甚至和秦国对峙到最后，可谓经久不衰。然而，人们也许并不知道，齐国曾经经历了一场从内到外的彻底的蜕变，“田氏代齐”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而田氏在齐国的得宠，有其深长曲折的历史渊源，其中的过程，实在耐人寻味。

    早在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此为陈氏（陈即田，古音陈、田不分）在齐国出现最早的记载。齐桓公很赏识他，要他做卿官，他只接受了管理工匠的工正的职务。后来在反对权臣庆封的斗争中，田桓子积极地站在国君这边，在反对齐惠公的后代——栾氏、高氏的斗争中，他也站在国君这一边。这些斗争逐渐使田氏在齐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其政治、经济势力也越来越强大。

    齐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业，在受挫后就消沉起来，生活比较淫靡，内政也很腐败。有一次，他问晏子说：“你经常到市面上走，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子回答说：“踊贵而履贱。”踊是被砍掉脚的人用的假脚和假鞋。当时，齐景公滥施刑罚，经常对人施以刖刑，晏子借此来劝说齐景公。由此可见景公残暴之一斑。但这种情形正为田氏收取人心、发展势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田桓子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广为笼络人心。齐国原有的量具分两种进制，田桓子自己改用了统一的进制量具，比公家的量制显然增大不少。在往外借粮时，田桓子使用自己的家量，收回粮食时使用公量，虽然自己吃了亏，但却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好评。据说当时的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归之如流水”，而田氏则把这些人藏起来，并不上报户数，称之为“隐民”。

    田氏在取得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之前，经历了两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32年夏天。齐景公临死前托付高张、国夏两人照看太子荼，两人因而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臣。田氏要想取得齐国政权，就要除掉他们。田乞假装对二人十分恭顺，实际上处处窥伺他们的过错及动向，并不时地向卿大夫们传播，争取了朝中的人心。后来，高张、国夏两人密谋除掉田乞，田乞得信，即鼓动大夫联络甲士一起攻进了公宫，准备挟持国君。高张、国夏听到消息，立刻带兵来救，在街上与田乞的人相遇。田乞由于深得民心，很快就把对方打败。这样，国君也就成了他手里的傀儡。

    第二次斗争发生在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在位时，十分宠信监止，让田乞的儿子田常和监止分别做左、右相，实际上监止处处得到简公的支持。田常看到二人不能并存，就密谋除掉监止。田氏家族先派族人田豹打入监止家内部，做了他的家臣，取得了他的宠信，窃取了监止想除掉田氏的消息，然后，族人田逆等逼迫田常劫持了齐简公。监止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又因人心归田，他也就无计可施，只得逃走。逃跑时竟迷了路，逃入了田氏的封地，被当地人捉住杀死。

    后来，齐简公逃到了舒州，不久也被田常抓住杀死。田常立简公的弟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掌握了实权。到公元前476年，齐国的政权已完全掌握在田氏的手里了。田常死后，其子襄子代位。襄子颇富才略，又将田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田氏代姜氏，已势在必然。

    公元前392年，田襄子的孙子田和，干脆把名义上的齐康公迁到海边，自立为齐国的国君。八年以后，齐康公死于海岛，从此姜齐绝脉。在田氏掌握了朝政之后，曾对齐国历来的权臣大族鲍氏、晏氏、监氏及公族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杀掉了其中将来有可能争权的人物，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并大封田氏，把齐国要职大多交给田氏把持。田氏齐国也就稳如泰山了。

    公元前386年，周安王仿照当初“三晋”的例子，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即田太公。田氏在齐国的发迹，据《左传》记载，曾有“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卦辞。从公子完逃到齐国，到田桓子娶齐侯之女为妻，奠定田氏在齐的地位，恰好五代；至田襄子成为实际上的国君，恰好是八代。其实，这卦辞的“应验”，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历史事实造出来的。

    田氏以逃亡贵族而终取人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跟他们实行的策略是紧密相关的。在对待姜氏贵族上，起初因为力量薄弱，他就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在力量强大之后，就毫不手软地加以消灭。在表现方式上是恭顺柔和，亲服其劳，借此取得信任，实际上又巧妙地寻找间隙，制造不和，挑起火并，坐收渔人之利。在对待士阶层及百姓的策略上，其特点尤显突出。他们数代人一以贯之，苦心经营，收服人心，这是田氏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田氏之所以能够稳扎稳打，一步步地上升，就在于其取得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舆论和其他软性斗争上，就是在兵戎相见时，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后周代汉”

    在中国古代封建集权制的社会中，兵权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兵权，二权实为一权。中国历史上历次王朝的更替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后汉刘承佑即位时，只有十八岁，没有多少行政能力。而他的母亲李太后的弟弟们都想趁此机会谋取功名富贵，刘承佑左右很多受宠信的人也渐渐掌权。朝廷中的一些大臣对这种现状深为不满。李太后的一位老友的儿子，请求在军队中谋一个职位，当时，恰好在史弘肇的手下犯了事。史弘肇是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负责宫廷与京城治安保卫，他为人很正直，见此情景竟然不由分说就把他斩首了。这样一来，就得罪了许多想捞取好处的皇亲国戚。

    刘承佑登基后，李业尤其受到宠爱。正好，宣徽使出缺，李业想得到这个官位，刘承佑、李太后也暗示宰相保荐。但史弘肇等人认为宫中官员的升迁有一定的标准，皇亲国戚不可以越级出任，这件事只好罢休。内客省使阎晋卿、枢密承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都受刘承佑宠爱，因很久没有升官，便众口一词，怨恨宰相。平卢节度使刘铢凶残暴躁，从青州任上离职，也常指着宰相府骂。

    刘承佑刚服完三年丧，便欢宴歌舞，听伶人奏乐，赏给伶人锦袍玉带。伶人们晋见史弘肇叩谢，史弘肇大怒说：“战士们在边疆苦战，没有一丝赏赐，你们有什么功劳，却得到这些财物！”说完将赏赐全都夺回，送还国库。刘承佑打算封他最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没有得到宰相的同意；耿夫人死后，刘承佑又想用皇后的仪式安葬，遭到了否决。刘承佑这时已二十岁了，对高官重权的压制十分不满，时间长了，心中越来越愤愤不平。他左右侍从于是抓住机会，进谗言说：“宰相以及史弘肇等人专权横行，迟早有一天会出事的。”刘承佑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疑心要发生紧急情况。他变得草木皆兵，听到作坊锻铁造兵器的声音，竟然整夜不寐。朝廷中有许多大臣对宰相以及史弘肇都心怀不满，司空、平同章事苏逢吉与史弘肇之间，结怨尤深，知道李业等憎恨史弘肇，多次用话刺激李业，唆使他密谋杀死这些人。这样一来，刘承佑就得到了一些大臣的支持，他与后匡赞、郭允明、李业、聂文进秘密谋划，要诛杀宰相以及史弘肇等人。这件事传到了李太后那里，李太后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表示反对，但他们不听。他们利用进宫参加朝会的机会，安排一群武装士卒从广政殿突然杀出，把宰相等三人砍死在东厢之下。接着，聂文进紧急召集文武百官到崇元殿朝见，宣读诏书：“谋反诸臣，已经伏诛，当跟你们共同庆贺。”又召集各军将领到万岁殿大厅进行安抚。

    当时，郭威是枢密使兼侍中，负责军事，任邺都留守兼天雄节度使，统领黄河以北各州军务防守之事，在士兵和朝廷中都有较高的威望，与史弘肇等人也关系良好。刘承佑为了免除后患，砍杀宰相等人后立即派供奉官孟业携带密诏前往澶州和邺都，命镇宁节度使李洪义（此人是李太后之弟）诛杀王殷，命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曹威诛杀郭威和宣徽使王峻。同时，刘承佑又紧急调兵遣将，护卫京师。李业等命令权知开封府刘铢屠杀郭威、王峻的家眷亲属。两家被满门抄斩，无人幸免。

    这时，京城已控制在刘承佑的手中。但孟业带着朝廷的密诏抵达澶州，李洪义担心王殷已得到京城的消息而早有准备，所以不敢动手，反而带着孟业晋见王殷。王殷立刻把孟业囚禁起来，紧急派副使陈光穗把密诏送给郭威。郭威请来枢密使魏仁浦，请他阅读密诏，问：“该怎么办？”魏仁浦说：“你是帝国的栋梁，功劳名望一向显赫，且又手握重兵，镇守重镇，一旦被小人陷害，哪里是几句话就可化解的？事已至此，进可生，退必死，不应该坐在这里等死！”郭威思忖良久，召集郭崇威、曹威及其他部将，告诉他们杨等被冤杀的情况，并把密诏给他们看，说：“我与杨、史诸公披荆斩棘追随先帝夺取天下。又受托孤重任，竭尽能力保护国家。而今，杨、史诸公已死，我怎么忍心独自偷生！你们应接受诏书，砍下我的人头，回奏天子，或许可得封赏。”郭崇威等都哭泣着说：“天子年纪太轻，一定是被左右小人的诡计所迷惑。假如他们当权，国家怎么能够太平？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愿追随大帅前往朝廷，肃清朝廷小人，不可死在一个使节之手，蒙受千年恶名！”掌管天文的皇家翰林赵修己对郭威说：“白白送死有什么意思，不如顺从大家的愿望，率军南下，这是上天替你开路！”郭威于是留下他的义子郭荣（注：即柴荣。后来柴荣继承了后周的皇位，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又发动了兵变，建立了宋朝。）镇守邺都，命郭崇威为先锋出发。

    刘承佑听到郭威起兵南下的消息，毫无经验的他自然十分惊慌，忙召集大臣们商议防御之事。前开封尹侯益说：“邺都官兵们的家属都留在京师。我们不可以轻率地出城作战，最好是紧闭城门，先挫挫他们的勇气，然后让留在城里的母亲妻子登上城墙呼唤她们的儿子、丈夫。这样用不着打仗，就可把他们生擒活捉。”这实在是一条毒辣的计策，但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不以为然，说：“侯益衰朽老迈，满脑子都是懦夫的想法，这怎么能阻挡住叛军呢？”刘承佑赞同慕容彦超的意见，派阎晋卿、侯益等率禁军直趋澶州。可是，就在当天，郭威抢先一步进入澶州，李洪义开城迎接。王殷晋见郭威，诉说家人被杀的情况，悲伤痛哭，率自己的部队加入了郭威军队，渡黄河南下。

    刘承佑派一个宦官去侦察郭威大军的动向，被巡逻的士卒擒获。郭威审讯清楚后，把奏章放到宦官的衣领中，命他回去向刘承佑禀报。奏章中说：“我前些天接到诏书，伸长脖子等候诛杀。可是郭崇威等不忍下手，一致认为是陛下左右的那些贪权小人谗言陷害，逼迫我南下前往宫门听候审判。我求死不得，又不能控制部属，大概几天之后，就会抵达宫前。陛下如果认为我真的有罪，我怎么敢逃避处罚？如果真有人暗中陷害，也希望能把他们交到军营，使三军快心称意。届时，我虽死无恨。”

    郭威大军来到滑州，义成军节度使宋延渥迎接郭威进城。郭威得以用滑州库存的钱财犒军，他向部众解释说：“天子被谗邪小人迷惑，诛杀有功的大臣。我率军南下，实为不得已之举。现在快要与朝廷派出的军队相遇了。如果战场相遇交战，那与我进京朝见的本意完全相反。如果放弃抵抗，一定会遭他们屠杀。你们的家都在京师，不如仍依照密诏行事，我虽死也没有遗恨。”将士们都说：“国家辜负您，您不辜负国家。请大帅火速发令前进，不要耽误。安邦定国，报仇雪恨，正在此时！”王峻接着向大家宣布说：“我接到大帅指令，攻克京师的时候，允许你们抢劫十天！”众士卒都欢呼雀跃。

    刘承佑本打算亲去澶州督战，听宦官回来禀报，知道郭威已到澶州，才打消念头。他见到宦官衣领中的奏章，脸上掩不住懊悔和恐惧的神色，私下对宰相窦贞固说：“先前那件事，确实太草率！”但事已至此，刘承佑也只好硬着头皮对付。郭威主力抵达封丘，逼近京城，民心惶恐。刘承佑派慕容彦超率轻骑发动攻击，郭威命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率骑兵迎战。慕容彦超败退，部下一百余人战死，各路人马士气崩溃。到天黑时，朝廷大军大多数都投降了郭威。刘承佑与宰相及随从官员数十人逃奔郊野，被乱兵诛杀。

    大军进入京城后，郭威与王峻率文武百官，前往明德门，向李太后请安，请求指立新君。后来请李太后临朝执政。十二月，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郭威北征。郭威率军到澶州驻留。十二月二十日，大军将要开拔，将士数千人突然大声喧哗呐喊，登墙越屋而入，请求郭威做皇帝。有人撕裂黄旗当做龙袍，披到郭威身上，拥上来将扶到上座，山呼“万岁”。大军于是簇拥郭威南下，进入京城。后汉乾佑四年（951年）春正月，郭威称帝，国号定名为“周”。

    上述政变案例，真称得上“各领风骚数百年”。世上原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并非世事无常的轮回，实在是“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参见《史记》、《左传》、《旧五代史》、《纲鉴易知录》等）

    10.阴谋的胜利

    中国历史上的“谜”实在太多，尤其是由帝王将相导演、发生在宫廷里的那些“谜”。

    这些“谜”，与其说是谜，倒不如说是阴谋。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阴谋政治。

    世界上有两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在社会的最下层，唯钱是图，连皮肉都出卖了，还有什么道德可讲；宫廷在社会的最上层，唯权是从，连灵魂都不要了，更没有什么道德信义可言。宫廷与妓院，虽处社会的两极，实有殊途同归之处啊！

    上面说到中国古代“政治是阴谋政治”，如果能把这些阴谋“曝光”，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置于大众眼前，也许会使今人清醒一些，起码少一些所谓的神圣感！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纷争、胜者为王的时代，也是一个阳谋与阴谋混杂不分的时期。这时候的观念是：不管阴谋还是阳谋，只要胜了就是好谋。

    齐国的晏婴大名鼎鼎，这个人其貌不扬、身材短小，却才智非凡，他不仅留下了一部《晏子春秋》，还因善于劝谏齐王而名垂千古。他屡次出使，能够不辱使命、为国扬威，也算难得。但就是这么一位“正人君子”，也少不了要搞阴谋。

    一次，鲁昭公到齐国访问，齐景公想趁此机会发动外交攻势，让鲁国脱离和晋国的联盟而加盟齐国，所以，齐景公隆重地接待了鲁昭公。在宴会上，鲁昭公让叔孙舍做襄礼，齐景公就让晏子做襄礼。在齐景公的下边，站着三个铁塔般的勇士，他们是齐景公平时最宠爱的人。这三个勇士往那里一站，就把晏子比下去了。他心中不忿，觉得这三个人在这里挡道，景公就不会认识真正的人才，人才也不会来。于是，就想把他们除掉。

    晏子对景公说：“主公种了几棵稀有的桃树，今年该结桃子了，我想去看看，摘几个桃来给二位君主尝尝鲜，不知可否？”景公同意了。

    晏子只摘来了六个桃子，对景公说：“桃子未熟，只此几个。”并行酒令，把桃子献到鲁昭公和齐景公的面前说：“桃大如斗，天下稀有，君王吃了，千秋同寿。”鲁昭公和齐景公一人吃了一个。晏子和叔孙舍相互推赞，都说对方辅佐君主有功，也各吃了一个。这样，就只剩下了两个桃子。

    晏子对齐景公说：“现在还剩下两个桃子，我想不如让下面的大臣各说自己的功劳，谁的功劳大谁就吃桃子。”齐景公同意了，晏子就传下令去，让下面侍立的大臣各表功劳。

    站在齐景公近处的三勇士性子最急，其中一个叫公孙捷的走出一步说：“在桐山打猎时，一只老虎冲出来，直向主公扑来，是我打死了老虎，救了主公的命，应该说功劳不小吧！”晏子说：“你救了主公的命，确实功劳不小，应该吃一个桃子。”晏子就请景公赏了他一个桃子、一杯酒，公孙捷拜谢退下。

    另一个名叫古冶子的大力士上前一步说：“打死老虎算什么，我跟主公渡黄河的时候，一头大鳄鱼咬住了主公的马，是我和那鳄鱼拼死搏斗，杀死了鳄鱼，才救了主公的马。”

    齐景公插言说：“要不是古冶子，别说我的马，就连我的命也保不住了。”晏子一听，忙让齐景公赏给古冶子一颗桃子和一杯酒。古冶子吃了酒，吃了桃子，拜谢而退。

    最后一个大力士叫田开疆，他一看桃子被前两个人吃光了，气得大声嚷嚷：“打死老虎、杀掉鳄鱼算什么，主公让我去打徐国，我杀死了徐国的大将，俘虏了五百敌人，连郯国和莒国都归附了我们，这样的功劳算不算大呢？与他们相比如何？凭我的功劳，能否吃到一个桃子呢？

    晏子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开疆拓土比杀虎斩鳄的功劳要大，只是桃子吃完了，就让主公赏你一杯酒吧！”

    齐景公也说：“要论功劳，数你最大，可惜说得晚了！”

    田开疆十分生气地说：“我为国争光，帮主公打败敌国，反倒不如个杀虎斩鳄的人，还站在这里丢什么脸哪！”说完，拔剑自刎。

    公孙捷说：“我凭这么点儿功劳，竟也抢桃子吃，想想真是脸红，我也不活了！”说完，也拔剑自刎。古冶子大叫道：“我们三个人是生死兄弟，你们俩死了，我还能活吗？”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两个桃子，杀了三个盖世英雄，非桃之力，乃阴谋之功也。

    宋太宗继宋太祖而立，也是一个有为的皇帝，然而，他在即位问题上却留下千古悬案。在今天看来，这虽已成不解之谜，但根据当时的许多蛛丝马迹来推测，这恐怕是一场阴谋。

    当时，宋太祖赵匡胤的中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他自己也正年富力强，还会大有作为，却于五十岁时突然去世，由他的弟弟赵匡义即位。史书对这件事的记载多有征引猜测。赵匡义是赵匡胤的胞弟，与赵匡胤不同，赵匡义因为有哥哥的经济支持而读了好多年的书，所以，虽然他少了许多武功，却在文采学识方面明显地优于他的哥哥。赵匡胤当后周禁军首领时，赵匡义就已进入朝廷的核心，成为赵匡胤的得力助手。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的事件中，赵匡义是主谋之一。因为拥立有功，赵匡胤十分重视他这个胞弟，有意栽培提拔，先把他任命为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后来又认命他为开封府尹。

    开封府尹是个十分重要的官职，在这一位置上，既可通上，又可达下，对于经营自己的势力十分有利。赵匡义在这一位置上培植了大批亲信，这在他即位以后所任用的官吏中即可看出，而这些人也确实为巩固他的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于赵匡胤之死，官修的《宋史》均是语焉不详，原因恐怕是自宋太宗赵匡义以后北宋皇帝均是由太宗一支人继承有关。这些人既不愿说清事实，又不好胡编历史，最妙的办法就是绕过去。但一些非官方的记载和传说却很丰富。

    宋代有个叫文莹的山林老僧写了一本书，叫做《湘山野录》，其中记载了赵匡胤之死。说赵匡胤听信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召胞弟赵匡义入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在身，他把宦官和宫人赶得远远的，自己和赵匡义对酌饮酒。宦官和宫人远远地看去，只见烛光之下，赵匡义时时避席而走，似有激动难忍之状，又像是推辞不受的样子，后来又见赵匡胤拿柱斧砍在雪地之上，大声对赵匡义说：“好做，好做。”最后，赵匡胤入内就寝，当夜留赵匡义在宫内住宿。刚入睡时，赵匡胤鼾声如雷，天还未明，便无声息。内侍急忙入内查看，只见赵匡胤已死去多时。

    还有的传说赵匡胤十分宠爱原后蜀主的花蕊夫人费氏，在赵匡胤死前的那天晚上，赵匡胤召赵匡义进宫问事，并留宫侍候。赵匡义见哥哥睡熟，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赵匡胤被惊醒，就用柱斧去砍赵匡义。皇后和太子闻声赶到，赵匡胤已气息奄奄，第二天清晨就去世了。

    关于赵匡义即位，也是众说不一。有人说他在灵前即位。有人说赵匡胤病危之时，派宦官王继隆召他的儿子秦王赵德芳来见，王继隆却跑到开封府，找来了赵匡义。皇后见王继隆回来，忙问：“德芳来了吗？”王继隆却说：“晋王（赵匡义）到了。”赵匡胤和皇后都大吃一惊，皇后哭着对赵匡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皇上）了。”赵匡义安慰皇后说：“共保富贵，不必担忧。”

    还有一个“金匮之盟”的传说企图为赵匡义继承皇位作“合理”的注解，把子承父业变成兄终弟及的转化说成是维持赵宋王朝的要求。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功臣，深受宋太祖赵匡胤的宠信，但他利用职权，做了许多违法的事，赵匡胤知道后，就撤了他宰相的职务，到太宗赵匡义即位后他仍郁郁不得志，于是就说出了一个“金匮之盟”的故事来，赵匡义按他说的地方去找，果真找到了这个“金匮”，发匮得书，果如赵普所言。

    据赵普说，早在太祖建隆二年之时，皇太后杜氏病危，曾召入赵匡胤和赵普，问赵匡胤说：“你知道这宋朝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吗？”赵匡胤说：“自然都是靠祖宗和太后的功德了。”皇太后说：“不是这样，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寡母执政的缘故。如果后周立的是一位年长的君主，你能把后周的天下得到手吗？你百年之后，应该传位给光义（赵匡义），光义再传位给光美，光美再传给德昭。你如果能如此传位，使北宋不至有年幼的君主，那是天下的大福了。”

    赵匡胤表示一定不违反母亲的指教，百年之后一定传位给弟弟。太后就让赵普当场记下这些话，作为誓书，并藏在一个金匣子里，交给一位可靠的宫人保管。

    但宋人已不相信这个传说，赵普是否想靠假造“金匮之盟”献上一功，博得赵匡义的重用，也已不可知。但无论如何，赵匡义能在舆论上取得自己即位的合理支持，是十分高兴的。

    由此，烛光斧影中，“金匮之盟”内，宋太宗赵匡义即位遂成千古之谜。

    其实，从常理揣度，就知这是一个阴谋。首先，如果太祖赵匡胤想传位给弟弟，在当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公诸朝堂，没有任何阻碍，何必弄得这样鬼鬼祟祟，又是烛光，又是斧影，绝无必要；其次，那“金匮之盟”早就订好，何必要等赵匡义即位五六年后才弄出来，赵普一直好好地在开封待着，又不健忘，为什么不在赵匡义即位之时就公布出来，也好免去许多议论？

    赵匡义篡夺哥哥的位子，即便不是蓄谋将他害死，也是趁他生病之时伺机篡位，只是不像其他人那样笨拙，搞得血淋淋地罢了！由此看来赵匡义应该是个篡权的高手了。

    （参见《湘山野录》、《宋史》等）

    11.谋国与谋家

    忠与奸，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易混淆的，但在有的时候却很难区分。说他奸，他却是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社稷着想，乃至为某一姓一族效力，不论从哪一层意义上讲，都应当算作忠臣；但说他忠，他却又大权独揽，往往超越了人臣之礼，实在是大奸有余。其实，这并非做人自相矛盾，而是封建专制观念给人规定了这么一个进退两难、左右不得的尴尬处境。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的著名权臣霍光就应算是这类人物。

    汉武帝曾是文治武功都很出色的皇帝，他弥除边患、开疆拓土、制定礼乐、兴倡儒术，的确是一位英明的天子。但混账的地方也着实不少，他晚年奉仙信巫，屡次东游，企望得遇神仙，并因此蔽塞视听，使太子刘据被迫造反，弄得皇后自杀，太子自缢，给宫廷乃至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在继承人问题上，武帝处理得并不出色。刘据自缢以后，武帝尚有三子，其中最受武帝喜爱的是钩弋夫人所生的少子弗陵。弗陵长相性格均很像武帝，武帝就准备让弗陵即位。但他恐怕主少母壮，将来钩弋夫人定会干预朝政，为了免蹈刘邦时期吕雉专权的覆辙，武帝决定处死了钩弋夫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辅佐少主的顾命大臣了。

    武帝经数日深思，心中有了主张：首先，他择一重臣，交付托孤重任。在武帝看来，当时只有霍光、金日二人忠厚老成，可托大事。但金日身为胡人，恐难服众，只有将此意暗托霍光。于是，武帝令黄门绘了一图，赐予霍光。

    霍光，字子孟，为前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弟，由去病携入都中，得授郎官，后官至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为官二十余年，谨慎守职，未曾有过大的过失，受到武帝信任。霍光受图归家，展开一看，见是一副周公辅成王朝诸侯图，已知武帝之意，遂将图收起，不再送回。武帝见霍光受图归后，没有复问，知他已解己意，甚感欣慰。

    辅佐幼子之臣已经找到，武帝便想除掉钩弋夫人。数日后，武帝见到钩弋夫人，借端发怒。钩弋夫人惯受武帝所宠，今见武帝一反常态，忙脱簪谢罪。武帝装作不理，喝令左右侍女，将其扯出，送入宫廷狱中。钩弋夫人闻此犹遭晴天霹雳，不由珠泪盈眶，频频回顾。武帝见了，心觉不忍，连忙催促道：“快走！快走！不能让你再活了！”钩弋夫人还欲再言，已被侍女牵出，送入大狱，是日，诏下赐死。

    不久，武帝闲居，问左右道：“对钩弋夫人之死，外人有何议论？”左右道：“人们都说：陛下即将立其子，为何又先杀其母？”武帝喟然道：“其中道理岂是庸愚之辈可知？古来国家生变，多由主少母壮所致，你等没听说过吕后之事吗？”左右听了，方才无言。武帝两事办完，稍稍宽心，准备择日册立太子。

    随后，武帝颁出诏书，立少子弗陵为太子，进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再加上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五人一起辅政。武帝传授顾命的第二天，就驾崩五祚宫。

    在这五位顾命大臣之中，除上官桀外，其余四名都是很有名的老臣，唯有上官桀的发迹有些特殊。他由羽林期门郎升至未央厩令，替皇上喂养和管理宫廷马匹，他见武帝经常到马厩看马，就把马喂得格外肥壮。后来，恰逢武帝生病，好多日不到马厩中去，上官桀就懈怠了，马逐渐地瘦下去。武帝后来来到马厩一看，十分生气地对上官桀说：“你以为我再也看不到马了吗？”上官桀慌忙向武帝叩头说：“臣闻圣体不安，日夕忧惧，所以无心喂马，乞陛下恕罪。”武帝却以为他忠诚，不但将他免罪，还提升为骑都尉，后因捕人有功，又升为太仆。上官桀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

    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他当时才八岁，朝中的大小事宜，全由顾命大臣的领袖霍光主持。霍光也可谓恭谨忠诚，为防不测，就搬进殿中居住，走到什么地方，坐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之规，不敢稍有改动。因此，虽然昭帝年幼，国家倒也太平。由于昭帝母亲已被汉武帝处死，霍光考虑到宫中的其他嫔妃都不可靠，昭帝的饮食起居无人照料，就把昭帝的大姐鄂邑公主召进宫去，加封为盖长公主，让她日夕伴驾照料。谁知过了几个晚上，半夜里忽然有人跑到霍光那里报告，说是殿中有怪异出现。霍光正在和衣而卧，闻报急忙起身，来到殿中。霍光认为殿中御玺最为重要，急忙把掌管御玺的尚符玺郎招来，向他要玺。尚符玺郎不给，霍光来不及细说，就要向他怀中夺取玉玺，尚符玺郎按住剑说：“臣职所在，宁死不肯私交！”说完，就退了下去。霍光命令殿上不得胡乱喊叫，违令者斩，等到天明，也没有什么怪异。上朝的时候，霍光承制下诏，加尚符玺郎俸禄二等，并说：“你能如此守住御玺，我还有什么担心的呢？”自此以后，大家都佩服霍光的公正无私。

    不久，燕王刘旦等人谋反。燕王刘旦与广陵王刘胥，都是昭帝的哥哥。刘旦虽然有学问，但性子过于傲慢；刘胥勇武，但过于爱好游猎。所以武帝没让他们继承帝位。当武帝死的消息传到刘旦那里时，他并不悲痛，而是对旁边的人说：“这书信函封太小，恐怕说不尽话，难道是朝廷上有变故吗？”于是一面托言探丧，一面了解朝廷的情况，等知鄂邑公主也已入宫后，就说未见遗嘱，恐立嗣有诈。于是，刘旦派使臣向昭帝请求在各个诸侯封国建武帝庙。

    霍光敏锐地觉察到刘旦可能有别的企图，没有同意建庙要求，只是给刘旦、刘胥和盖长公主加了封地。刘旦却傲慢地说：“按照长幼顺序我应当为天子，还用得着别人赏赐我什么东西吗？”当时就与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之孙刘泽互相勾通，诈称受了武帝的诏书，勤修武备，以防不测。不久，他就向封地内的人宣布，说霍光所立并非武帝之子，应当即位的是自己，希望天下人共同来讨伐弗陵。刘旦让刘泽起草檄文，到处散布。不料刘泽来到齐地，竟被青州刺史隽不疑逮捕，又有人告发刘泽谋反，于是，隽不疑飞报朝廷，朝廷派人稍加审讯，就弄明了真相。刘泽被杀，刘旦也应连坐受诛。霍光认为昭帝刚刚即位，不宜杀死亲兄长，只是让他谢罚了事。

    不久，顾命大臣金日染病身亡，他的两个儿子年幼晓事，昭帝曾把他俩召入宫中，与他一同起卧游玩，感情很好。等金日死后，其中的一个儿子承袭了父亲的爵位，昭帝就向霍光请求把另一个儿子也封为侯爵，霍光说没有先例。昭帝说：“封不封侯，还不就凭你我的一句话吗？”霍光板起脸说：“高祖曾经说过，没有功的人不能封侯。”昭帝吓得不敢做声了。霍光的正直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第二年，霍光被封为安陆侯，上官桀被封为安阳侯，霍光的权势越来越大。就在这时，有人偏偏向霍光进言说：“难道大将军没有听说过高祖时候吕雉的故事吗？高祖死后，吕雉及吕氏宗族专权，并不任用刘氏宗族，最后在天下人面前丧失了威望，失去了人心，所以全部被诛杀。现在将军你作为顾命大臣的领袖，辅佐少主昭帝，地位高、声望重、权势大，却唯独不与刘氏宗室共事，没有刘氏宗室的人出来号召天下，将来怎么能免于祸患呢？”霍光听了以后，既感到震惊，又立刻醒悟，对那人说：“谢谢先生的指教，我一定照办。”很快，他把元王的孙子刘辟强召入宫廷，封为宗正。

    在昭帝十二岁时，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想把自己才六岁的女儿送入宫中，希望她将来成为皇后，就去找霍光商量。上官安本以为霍光是自己的岳父，自己的女儿是霍光的亲外孙女，霍光是不会阻拦的，没想到霍光一口回绝，认为孩子太小，不宜入宫。上官安一看无回旋的余地，只好想办法去求助别人。

    上官安想了好久，终于找到一条门路，就跑到盖长公主家里找到了门客丁外人。原来，盖长公主的丈夫早逝，公主不耐孀居，门客丁外人美貌多才，为人狡猾，两人就勾搭成双，几乎不避人耳目。后来霍光让盖长公主入宫服侍昭帝，两人就无法见面了，盖长公主常常请假，而且晚上住在家里，不愿回宫。霍光觉得很奇怪，派人一打听，才知是这个缘故。霍光为了让盖长公主安心服侍昭帝，索性让丁外人入宫值宿，成全他们。上官安找到丁外人密商，丁外人一口答应，立刻去向盖长公主游说，盖长公主本打算把故周阳侯的女儿配给昭帝，可为了情夫的欢心，只好答应。

    不久，上官桀的女儿被迎入宫，封为婕妤，既而被立为皇后。由于这些诏令都出于中宫，霍光也没有办法，再说也没违反什么条例，霍光虽不满意，也未再多加考虑。

    上官安却是官运亨通，很快就升为车骑将军。由此他十分感激丁外人，想说通霍光封丁外人为侯爵。这封爵之事要霍光决定，他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上官安无奈，只好让父亲上官桀去说情。上官桀与霍光都是顾命大臣，又是儿女亲家，更是莫逆之交，谁知霍光还是不答应。上官桀无奈，便降格以求，说是封个光禄大夫也好。霍光悖然怒道：“丁外人无功无德，怎好得封官爵，请你不必再说了！”上官桀碰了一鼻子灰，从此深深地怨恨霍光。

    盖长公主因为情夫得不到爵位，也十分怨恨霍光。他们内外呼应，想除掉霍光，而霍光尚不知道，只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不久，昭帝突然下诏，封上官安为桑乐侯，食邑五千户。霍光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但觉得上官安是皇帝的岳父，也不算违例，也就未加过问。而上官安却十分傲慢，有一次，他入宫侍宴，罢宴回家以后，向门客夸耀道：“我今天与女婿一起饮酒，很是高兴，只是我的女婿服饰很豪华，而我家的用具器物，还不得相配哩！”说着，就要把旧有的家具一概烧光，多亏门客劝阻，才未烧成。

    上官桀父子认为，上官桀从前和霍光一样都是顾命大臣，现在反而每件事都要受霍光管辖制约，实在太不公平。于是，他们就广结宫廷内外的宦官大臣，想趁机除掉霍光。尤其是燕王刘旦，因未得地位，总心怀不满，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子弟多有失职，也对霍光怀有怨望，再加上盖长公主作为内援，在上官桀看来，确实是万无一失。

    正在这个时候，霍光到广明去校阅羽林军，上官桀就想发难，但想来想去还是无法准备力量，不能保证事变成功。于是他就和桑弘羊秘密商量，诈以刘旦的名义，上书弹劾霍光。奏疏写道：“我听说大臣霍光在外出校阅羽林军时竟令先行官预先准备食物，模拟天子的出游仪式。把没有功的大将军杨敞任命为搜粟都尉，又擅自调益幕府校尉，专权自恣。我怀疑他有不正常的举措，所以愿意把我的符玺归还朝廷，回到宫里保卫皇上，以免奸臣忽起事端，皇上遭遇不测。事关紧急，特此派快马传给皇上。”

    昭帝看后，竟无动静，霍光听说有人弹劾自己，十分恐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不敢进去，只在殿西画着《周公辅成王图》的那间房子里坐着。昭帝未见霍光，就派人宣他进殿，霍光跪地免冠谢罪。

    昭帝说：“我知道你没有罪，请戴上帽子起来吧。你到广明校阅羽林军往返才十多天，燕王刘旦怎能得知，又怎能写信送来。况且你如果有不臣之心，又何必用校尉。这明明是有人谋害将军，假造此书。我虽然年少，也不至于如此愚昧。”群臣听了，无不惊服。昭帝催促捉拿上书人，上书人就是桑弘羊，闻讯后逃到上官桀的家里躲避，当然无法捉到，偏偏昭帝又连日催办，上官桀使内臣在昭帝跟前说霍光的坏话，昭帝发怒说：“大将军是当今的忠臣，先帝嘱托他辅佐我，如有人再敢妄说是非，便即处斩。”昭帝从此只亲近霍光，不理上官桀。

    上官桀忧愤交加，计无可出，竟与儿子上官安商议了几次，想联络盖长公主及燕王刘旦，假意应许刘旦登上皇位，实际他欲先杀霍光，后废昭帝，再将燕王刘旦诱至京城，设法除掉，自己乘机篡位自立。

    于是上官桀一面修书一封，派人通报燕王，诈称废掉昭帝后，迎他入都即位；一面与盖长公主密谋，令她宴请霍光，乘机设下伏兵，将霍光刺死。

    燕王刘旦闻报，遂对群臣说：“今得盖长公主密报，说欲举大事，只患大将军霍光和右将军王莽。今右将军已经病逝，丞相田千秋又在病中，正好乘机发难，事必成功。不久，我就会被召入京，你等速速准备行装，待命而行！”众臣奉命，加紧准备，静候入都消息。盖长公主经与上官桀谋划，积极准备酒食，欲邀霍光前来赴宴，并预先伏下甲兵，准备伺机将其除掉。

    一切筹划完毕后，上官桀父子在家静候佳音。有一同党对上官安说：“君父子行此大事，将来如何处置皇后？”上官安说：“逐鹿之狗，还顾得上兔子吗？我父子靠着皇后，得此显贵；一旦人主意变，我们就是求为平民，恐怕也难办到。今乃千载难逢的机会，怎可轻易错过？”说完，大笑不止。

    不料，上官桀父子所谋，被盖长公主舍人之父稻田使者燕仓得知，仓遂将此事告诉了大司农杨敞，杨敞又转告给告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闻后，立即又找到霍光，告发了此谋。大将军霍光听毕，大惊，当即入宫，告知了昭帝。昭帝经与霍光商议，密令丞相田千秋，速捕逆党。

    田千秋奉命，立令从事任宫、少史王寿往捕叛逆。二人受令，先后将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擒获斩首。盖长公主闻变，也自杀身亡。苏武之子苏元及燕使孙纵之等，凡参与此谋者，也都先后被捕入狱。

    都中逆党已除，昭帝遂派使臣持了玺书，往责燕王刘旦。

    燕王刘旦正在蓟城（今北京市西南）等候消息，忽来急报，说上官桀父子事败被诛。刘旦听后，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急忙招来燕相平道：“现在事情已败，不如就此发兵，你看如何？”平道：“左将军已死，百姓都已知道，没有内应，不能轻易发兵。”刘旦也知事已难成，遂设席万载宫，外请众臣，内宴妃妾。酒入愁肠愁更愁，自作歌道：“归空城兮犬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宠姬华容夫人随歌起舞，环座闻歌，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宴罢，刘旦欲拔剑自杀，左右慌忙上前阻住。正在这时，忽闻朝使到，刘旦只得出迎朝使。朝使入殿，呈上玺书。刘旦展开一看，只见上面说：“昔高皇帝王天下，封赏子弟，以此为藩，治理国家。先日诸吕，阴谋大逆，赖绛侯周勃诛灭贼乱，尊立孝文，以安宗庙。往者樊哙、曹参等，携剑摧锋，从高皇耘锄海内，受赏不过封侯。今宗室子孙，无暴衣露冠之劳，裂地而王之，分财而赐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封赏可谓极厚！况如王骨肉至亲，如同一体，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生悖逆之心，无忠爱之意，如使古人有知，又有何面目去见高祖之庙？请王自行定夺。”

    刘旦看完玺书，自悲自叹道：“死了！死了！”遂用绶带自缢而死，妃妾等随旦自杀者达二十余人。

    使臣回报昭帝，昭帝遂谥旦为刺王，赦免旦子，废为庶人，削国为郡。至此，昭帝在霍光的辅佐下，彻底挫败了这次叛乱阴谋，巩固住了刘氏政权。

    昭帝十八岁举行冠礼，朝政由霍光秉公主持，还算平静，但昭帝于二十一岁病死，并无子嗣。广陵王是昭帝的哥哥，霍光不愿立他为君，大面上的理由是因为武帝没有看中他，且不是昭帝的下一辈，实际上恐怕考虑到广陵王年纪已大，立为皇帝后无法驾驭，决定立武帝的李夫人之孙昌邑王刘贺为皇帝。

    刘贺是个纵情声色、荒淫无度的人，专好游猎，半日能骑马奔驰三百里。一日，刘贺看见路面前有一只白犬，项下似人，股中无尾，而左右的人却偏偏并未看见。龚遂劝谏说：“这是暗示左右的人如犬戴冠，如不悔悟，恐要亡国了。”不久，刘贺又独见一大白熊入宫，龚遂又说：“野兽入宫如入无人之境，是说宫室要空了，这是凶兆。”未几又见血染席中，龚遂哭道：“血为阴象，阴象上升，宫室要空了。”等长安使臣到来，刘贺半夜得书，才看到数行，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一帮狐朋狗友都来趋奉。第二天，刘贺启程，独自一人策马跑在前面，沿途搜掠妇女，无恶不作。

    刘贺即位以后，十分荒唐，毫无人君的样子，朝野上下深以为忧。霍光受群臣委托又联络杨敞等人，在朝会上忽然发难，借上官皇后的名义，历数刘贺罪状，把刘贺削去王号，另给食邑两千户，仍使居昌邑。只是刘贺的那帮帮闲小丑二百多人，全被绑赴市曹斩首，有人大喊：“当断不断，自取其乱！”意思是悔不当初杀霍光。

    立君又成了大问题，有人提出，唯有武帝曾孙刘病已，流落民间，据说美丰仪，通经术，有才具，年已十八，可立为君。人们流传在这一年，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中大柳树叶虫食成文，也辨认出“公孙病已立”字样。这皆是皇帝起于民间之兆。

    霍光主持迎立了刘病已，是为宣帝。当时，霍光坐在宣帝的身边替他赶马车去祭拜祖庙，宣帝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感觉是“如芒针背”，等换了张安世驾车后，他才安心。其实，这一方面反映了霍光的权威之大，另一方面也为霍家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宣帝尚未立后，当时许多人都打算让霍光的小女儿做皇后，可宣帝却下令访求故剑，大家明白，这是宣帝不忘贫贱之交，只好立宣帝在民间时的结发夫人许氏为皇后。照例应该封许氏的父亲为侯，但霍光认为他已受过宫刑，是微贱之人，不能违例封侯。宣帝争执不过，只好作罢。

    宣帝即位后两年，霍光见宣帝躬谨谦让，也还放心，就自请归政退休，皇帝偏不允许，并且还让众臣凡事先奏请霍光，然后再通报自己。这时，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霍山及外孙等，陆续获取了官职，在朝廷上渐成盘踞之势。宣帝虽十分猜忌，但也只好暂且隐忍。

    霍光的继室霍显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霍显原是霍光女儿的婢女，因长相姣好，为人狡猾，博得了霍光的喜欢，后生了几个子女，霍光就把她升为继室。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当皇后，霍显处心积虑地想谋害许皇后。恰巧许皇后将要分娩，忽感身体不适，霍显就趁机把自己的相识淳于衍推荐进宫，害死了许皇后。宣帝十分气愤，霍显极怕淳于衍吐露真情，连忙求霍光设法，霍光知道了也很害怕，但事已至此，只好去到宣帝那里游说，让他放了全部医官。

    从此时开始，民间竟传闻霍家毒死了许皇后。不久，宣帝迎霍显之女入宫，一年后立为皇后。宣帝地节二年，霍光寿终正寝，他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也就逐渐地暴发出来了。

    霍后尚未生子之时，宣帝欲立许后所生的刘爽为太子，霍显对女儿说：“他是皇帝微贱时所生，怎能当太子？倘若你将来生了男孩，不是要为他所制吗？”霍显就交给她毒药，让她寻机毒死太子。无奈宣帝十分小心，霍后始终不得下手，她经常恼恨地咒骂，逐渐露出了不悦太子的神情。宣帝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又风闻是霍家毒死了许皇后，就加倍注意起来。

    霍家一门三侯，霍显尚不满足。霍显做了太夫人之后，无视礼法，竟擅自扩大霍光的故制，自己的生活更是纸醉金迷。尤其是与俊仆冯殷私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她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公愤，许多人上书弹劾。宣帝只是念着霍光的功劳，才隐忍未发。

    宣帝怕霍家势力太大，将来生变，就逐步撤去霍禹等人的兵权。霍家已感觉到势头不好，尤其是弹劾之人越来越多，关于毒死许皇后的议论也越来越凶，霍云、霍山等就找霍显想办法。霍显说出下毒之事，他们非常震惊，认为唯一一条路就是联络霍氏及诸女婿一同起事，并借上官太后的名义废了宣帝，方可无虞。谁知隔墙有耳，马夫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夜里又与别人私议此事，他的朋友偷听到后，为了图谋富贵，就跑到皇帝那里告了密。霍家的谋划至此泄露。

    宣帝立刻传令捉人，但又马上传命止捕，就是这样，霍家也知谋泄，急忙联络诸亲戚准备起事，诸亲戚知道谋反必致连坐，为求一线生路，也都纷纷同意。好在朝廷又无声息了，大家就又安定了一段时日。

    其实宣帝是在一步步地实行计划。他怕霍家谋反之事尚未足以传信众人，贸然下令逮捕，会遭人议论，要等到霍家充分暴露出来，才好服众。果然，霍家的问题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臭。霍家便又密谋杀了魏相，废去宣帝，立霍禹为天子。又有人探得了这一消息，报知了宣帝。

    宣帝见时机已成熟，立即派兵，凡霍氏宗族亲戚，一概拿办。霍山、霍云服毒自杀，霍显、霍禹被腰斩，霍氏女婿外孙，尽数处死，诛灭不下千家。

    纵观霍光的一生，虽不能说真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尽善尽美，倒也确实能尽心尽力，秉公治朝治国，至于许多处理不当的涉及个人的事，细细地推敲起来，倒也未必是霍光原意，实在是情势所迫，无力回挽。应当说，周公辅政只是一个传说，一种理想，而到了霍光，是实实在在的具体操作，问题十分复杂，想以身作则而不得，能做到霍光这个样子，平心而论，已很不容易了。

    但霍光是只知谋国，不知谋家的。他完全有理由考虑到身后家族的败亡。其一，毒死许皇后留下了祸根；其二，二十多年的执政结怨太多，且有许多越权之事；其三，妻子霍显起自微贱，欲壑难填，狂悖残忍；其四，诸子孙多是轻狂之人；其五，子婿盘踞朝廷，势力太大，极易遭忌；其六，不知收敛。这六条中的任何一条，均足以使家族败灭，霍光却未对任何一条作出具体的安排，更无任何善后措施，其败亡是无可避免的。不灭在宣帝的手里，也会灭在别人的手里。别说还要谋反，就是谨慎处世，也决计逃脱不了，只是谋反使败亡来得快一点儿、彻底一点儿罢了。

    霍光只知谋国，不知谋家，按中国传统观点来看，他不是一个上档次的人物。至于霍光是忠臣还是奸臣，正如开篇所言，在意愿上他想做忠臣，但却往往做出一些奸臣的事来，有些并不是霍光的错，而是封建正统观念给人设定了一个两难的处境：家与国的统一与背离。在一定情况下，家与国是统一的，忠于皇帝一家，就是忠于国家人民；但在很多情况下是背离的，这就出现了上述的矛盾。

    宦海之中，霍光并不以功业胜，但他的生前身后的遭际，却极具特色，看看霍光，再返观现实，在某些方面或许是意味深长的！

    （参见《资治通鉴》、《汉书》等）

    12.变法就像变戏法

    “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这场变革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忽视它，甚至不能绕过它而进行改革。

    但这场改革的主角光绪皇帝却是一位没有权力的改革者。通过分析“百日维新”失败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

    同治皇帝年仅十九岁时病亡，其母慈禧太后怕如果立了同治帝的儿子当皇帝自己就要失去权力，就选中了醇亲王四岁的儿子载湉即位，这就是光绪帝。光绪的父亲是咸丰帝的弟弟，因此，光绪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的亲妹妹，因此，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光绪即位时年仅四岁，大权完全操于慈禧一人之手。

    慈禧教光绪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惧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不让其称太后，并经常训斥教导他，可谓“教子有方”。

    光绪倒是十分主动好学。他不仅认真完成宫廷规定的学习科目，在上课时努力学习，就是假期和课外，也总是手不离卷，口不离经、史、子、集。有时，慈禧让他去看戏，他表面上答应，但到戏园子遛了一圈之后，就又回去学习了。连慈禧太后都称赞他“可谓好学”，宫廷内外更是交口称誉。

    在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光绪于十多岁就深通经史易理，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宏图大志。尤其令他的老师等人惊讶的是，他还能时不时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由此，翁同龢等人断定他将来必是一位有为皇帝。

    1887年（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六岁，按照传统，光绪应该“亲政”，慈禧太后也做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把持在慈禧的手里。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陇望蜀，其志在彻底灭亡中国。中日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要亡国的必然趋势。于是，知识分子中间首先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公车上书”运动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的一次著名的大举措。《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的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愤然上书。在八九年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纸杂志都加以介绍转摘。光绪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就要马上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地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控制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儿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中国的变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在6月11日下诏以后，于6月16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有了更强的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被彻底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定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因此，这些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地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对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拒不执行维新措施，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送上达。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六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

    在“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她命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聂士成的武毅军调驻天津，董福祥的甘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儿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你家里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慌乱、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就于9月16日召见了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备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就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来，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抓捕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并将他们斩于北京菜市口，这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9月21日慈禧重新执政，变法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

    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失败了。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继续大举进攻，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无力应付，但又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时，她挟带光绪，把光绪最为宠爱的妃子兼同道者珍妃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挟持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搬倒慈禧这座压在头上的大山。

    因忧郁过度，光绪于1908年病故，享年三十八岁。“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光绪也因此成为一位著名的封建皇帝，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有了一定的国际声望，以至于慈禧不敢轻易地将他处死。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不过是由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怎样应对危难，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们的弱点。

    中国历代的改革，都是由封建皇帝用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的。纵观光绪的改革，实在只是一场儿戏，就像前面说过的一样，那是大人让孩子出去玩一会儿，让你过一会儿家家，等你弄脏手脸，弄乱东西，大人再找茬儿收拾你，让你知道当初你就不该过家家。这种比喻虽俗，却极为贴切：大人被社会污染禁锢的心灵把儿童天真美好的幻想给扼杀了，只因他们比儿童有力气！

    改革的要求往往来自下面，但实行改革又来自上面，别说像光绪这样一个没有权力的改革者，就是受到帝王全力支持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又怎样呢？还不是没有好的下场！当然，每次改革都会留下一些新法，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具体的改革者却一般都无好下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改革失败，百姓并无多大责任，因为历史并没有让他们登上舞台，他们只是改革的要求者和受动者。至于权力集团内部因为改革而发生了什么争斗，他们丝毫也帮不上忙。而改革的先行者又往往敌不过守旧势力的顽固反扑，所以，这些先行者就大都做了历史的殉道者。这就是历代王朝中的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此看来，改革需要权力，但权力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那么，改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如果仅仅从运作方式来看，“百日维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改”而不“革”，即没有“革”慈禧太后的“命”，没有掌握实权。但从中国漫长的发展史来看，“革”了之后就能“改”好吗？这似乎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参见《清吏稿》等）

    13.开国与固权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其实非常解放，无不敢想，无不敢干。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维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生来就容易做开天辟地的梦，许多人还真的心想事成，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朝代呢？

    然而，开国要有“道”。若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权力的转换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首倡起义，但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于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推翻了秦朝。后来楚汉相争，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军把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起义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攻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大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这三支起义军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隋朝，建立了唐朝。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极其相似。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元朝为之震动，但红巾军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渡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的另一支义军，最后建立明朝。清朝的建立跟元朝十分相似，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也像成吉思汗一样，只是统一了各个部落，他虽称清太祖，实未统一全国，真正的清朝的开创者，是他的后代。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始作俑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其原因很简单：一、始作俑者往往只能对旧的王朝作猛烈的一击，大多不能持久，起义队伍要经过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二、始作俑者往往不是能够做政治家的人，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因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三、后继者有三条优势：其一是旧的王朝已受重创，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易于将其击垮；其二是后继者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不必再走弯路；其三是后继的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炼汰选而来，具备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条优势，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取得王权，开国帝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固权。所以，固权乃开国帝王第一义也。

    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

    至于第三点，则要计之长远，为子孙谋划了。关于这一点，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谓意味深长。史载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杖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击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

    在中国历史上，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朱元璋兴蓝党和胡党大狱，杀人数万，开国功臣诛戮殆尽，确实避免了异姓王的造反，但他费尽心机，却无法避免骨肉相残。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终于夺了建文帝的权，对亲族诛戮之残酷，可谓史无前例。

    历史不是一匹驯服的马。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将皇位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以柔治国”，未杀一个开国功臣，而是与之结为姻亲，但裙带的柔情终于抵挡不住旺盛的权欲，还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以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有做过不少这样尝试的，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权力的“棘杖”组成的吗？

    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条，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呢？

    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的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夙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夺，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竟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又有倭寇出没，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困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固权措施。

    第一，改革官制。

    削弱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

    第二，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

    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

    《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这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鞭。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的这一招虽不太人道，却十分有效，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1385年（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打，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结合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第三，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

    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得“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联造反的重要措施；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的，就连街衢之上，也满布锦衣卫。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跪下叩头。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惹出大祸。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一天，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拱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做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

    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第四，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

    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他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对民众是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根本不愿出来做明朝的官。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

    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招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陷的人，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读作“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杀头。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认为这些立辞都是对自己不敬，将他们全部处以死刑。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这些文人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小心万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有人在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却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不愿意随侍，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统治，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同时，他对于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也决不手软。“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狱，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狱。这两次大狱共杀死了四五万人，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自此以后，朱元璋的权力“棘杖”上的确没有扎手的硬刺了。

    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中，武臣立功最著者，当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最著者，当推李善长、刘基。刘基是一位奇人，他洞察世事，无有不中，对朱元璋封赏的官职多次拜辞不受，因为他知道朱元璋生性忮刻，很难容人，跟他共事长久，必不免有杀身之祸。而李善长却官至右丞相，封韩国公，有骄矜之态。朱元璋渐感不满，想换掉李善长，让刘基为右相。刘基说：“善长是有功的老臣，能够调和各将的人际关系，不宜马上把他换掉。”朱元璋很奇怪地问道：“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怎么多次说善长的长处呢？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朱元璋问：“杨宪如何？”刘基说：“宪有相材，无相器。”又问：“汪广洋如何？”又答：“器量偏浅，比宪不如。”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他听说了刘基对自己的评价，怀恨在心，就诬陷刘基的儿子，又害了刘基。刘基忧愤成疾，被朱元璋派人护送回青田，不久去世。

    害死刘基之后，胡惟庸更加扬扬得意，肆无忌惮。他恃权自专，朝中生杀陟黜之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对于送来的奏章，他也先行拆阅，凡不利于己者，就藏匿不报。朝廷势利之徒，竟走其门，胡家珍宝金帛，积聚无数。魏国公徐达看不顺眼，就给朱元璋上了密本，说胡惟庸奸邪，应加诛除。朱元璋没有相信徐达的话，反给胡惟庸知道了这件事，胡惟庸因此对徐达怀恨在心，就私下里买通了徐达家里的看门人，让他诬告徐达。谁知弄巧不成，这计谋被自己的守门人报告了徐达，反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怀疑，胡惟庸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胆，恐怕遭到不测，等了几天，竟然没事发生，才逐渐放下心来。自此他收敛了一阵。

    后来胡觉得自己应当再找个牢靠的靠山，就看上了李善长，李善长虽不当丞相了，但还是十分受朱元璋看重，经常出入宫廷。胡惟庸请人作伐，把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有了李善长这一靠山，不觉又趾高气扬起来。正巧，胡惟庸定远老家宅中的井里忽然长出了竹笋，高及数尺，一班趋炎附势之徒都说这是大吉兆，又有人说胡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耀天空，远及数里。胡惟庸听了，更觉得是吉兆，越发得意。

    恰在这时，德庆侯廖永忠因擅自使用皇帝的龙凤仪仗而被赐死。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劝谏朱元璋，说他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天下之心太过迫切，结果使得朱元璋大怒，把他关进大狱，活活饿死。安吉侯陆仲亭擅乘驿车，平凉侯费聚招抚蒙古无功，均被朱元璋下旨严厉责罚。汪广洋罢相数年，由胡惟庸推荐，重登相位，不久又因刘基案被贬谪，汪广洋知道胡惟庸的不法行为，但一直替他隐瞒，在二次罢相之后，出居云南，不久即被赐死。

    官吏屡屡得咎，使得朝廷之上人心惶惶，人人生怕祸及己身。尤其是汪广洋被赐死，更使胡惟庸觉得震动，他知道朱元璋迟早要惩治自己，就下定了反叛的决心。

    首先，他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安的官吏争取过来，结成党羽，然后又托亲家李存义到他的哥哥李善长那里探听口风，李善长知道这是祸灭九族的事，起初不肯应允，经李存义再三说明利害，最后默许了。

    从李善长的态度里胡惟庸得到了鼓舞，于是加紧谋反的准备活动。他把一些亡命之徒结纳为心腹，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组成卫队，并把天下兵力部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再派人去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联结，引为外援，还结交了一些掌握兵权的人，准备一旦事发，就起兵响应。他又秘密结交日本国派来的贡使，作为事败之后的退路。

    胡惟庸在觉得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竟信了他的话，车驾从西华门出发，准备前往。就在这时，内使云奇突然闯入跸道，勒住了朱元璋的马缰绳，极力劝阻朱元璋，说是不可前往，由于情势太急，云奇声调急促，以至不能说得明白。朱元璋见此情景大怒，以为云奇放诞不敬，就喝命左右用金锤挝击。云奇断了胳膊，扑倒在地，气息奄奄，但却用手指着胡惟庸宅第的方向。

    这时，朱元璋忽然有悟，忙登上高处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但见胡宅中隐隐透出兵气，朱元璋大惊，立即发兵前往捕捉。不一会儿，羽林军就将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归案，经人对质，胡惟庸无法抵赖，只得承认。

    胡惟庸被牵至市曹，凌迟处死。

    朱元璋当然不肯罢休，派出官吏四处拷掠，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一同清算，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由此牵连到的胡惟庸的亲族、同乡、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皆被连坐族诛，此案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

    过了十二年，蓝党之狱又成。

    凉国公蓝玉，是著名的武将，也是开国功臣，但为人桀骜不驯。蓝玉与太子朱标是间接的亲戚，往来很亲密。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威风了，其行止不亚于皇帝。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细心防备，免生不测。”太子生性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蓝玉见太子不信，只好自找台阶说：“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愿我说的不中，不要被我言中。”

    不久，太子病死，朱元璋觉得燕王朱棣为人阴鸷沉稳，很像自己，就想立他为太子，但一些大臣反对，觉得于古礼不合，也对其他皇子无法交代，朱元璋只得立了朱标的儿子做皇太孙。

    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一点儿也不检约自己。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认功劳更大了，愈发得意扬扬，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友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他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

    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祸从口出”罢了。

    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告及朱元璋说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杀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皆不使其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共计近五万人。

    至此朱元璋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做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

    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得以寿终正寝，活了七十多岁。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只有明一代，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以后，明代的君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争位，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

    其实，权力的“棘杖”内外都是刺，去了外刺，内刺犹在，是无论如何也去不了的。此杖弃之不得，握之扎手。这就是历史，任何人对之都无可奈何！

    （参见《明史》、《史记》、《后汉书》、《明鉴》等）

    14.谁是中国历史剧的最大导演

    这里说的不是影视导演，而是历史活剧的导演。

    要寻找这样的导演，首先要寻找具体而又典型的历史大戏。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就符合这样的条件，因为用现代戏剧观点看，赵匡胤兵变、登基的过程具备了十分典型的“戏剧结构”。

    赵匡胤是如何登基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黄袍加身”，一是陈桥兵变。

    大史学家司马光他在的《涑水纪闻》中就说：“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意思是说有人强行将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黄袍加身”。宋代的官僚文人这样说，后来的正史也多持这样的观点。但民间似乎就不同了，疑为宋人所作的《大宋宣和遗事》和明代的《喻世明言》就直称“陈桥兵变”。不要小看这称呼的不同，其中的区别可就大了。如果是黄袍加身，赵匡胤就是无辜的、无奈的、被迫的，在道义上就可以不受谴责；如果是陈桥兵变，赵匡胤可就变成篡权者了。

    到底真相是什么，还是让历史事实来说话。

    960年正月初一，后周的都城东京（开封）。

    京城里一派节日气象，尤其是大臣们，在忙着朝贺新年。就在这时，朝廷接到了北边镇州、定州的紧急军报，说割据山西的北汉会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

    其实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为什么？怎么也得让皇帝过好这个新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大年初一上奏这样的军情？即使十万火急也不行。可偏偏就在这时，边报来了。如果皇帝能够指挥若定，这时来了边报也不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了，可偏偏后周当时的情况是“主少国疑”。所谓主少国疑，就是君主年少，国人疑惧，也就是说国家缺少主心骨，全国上下疑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所谓“无巧不成书”，无巧似乎也不成历史。但历史真的那么巧吗？是否背后有人处心积虑地操作呢？不得而知，因为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谜！

    接下来的情景是什么样子呢？可以想见，是朝堂上一片混乱，本来大家都是满面红光地祝贺新年，现在却一个个变成六神无主了。

    我们还可以想到什么呢？发兵啊！对了，这正是有人想要的结果。两个宰相，范质、王溥，不加任何核实，不采取任何防备措施，当时就以周恭帝的名义下诏让赵匡胤带兵北征。这样做，在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仓促遣将”，而仓促遣将，十有八九是要出大问题的。

    这是不是因为后周朝廷听从了赵匡胤的调遣，我们不得而知，但接下来赵匡胤做了什么，我们却是知道的。

    首先，他让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于正月初二率军先行。慕容延钊不仅在资历、声望诸方面都超过他，更重要的是慕容延钊并非铁杆的拥赵派，不是他的核心成员，如果让慕容延钊与自己同行，无疑是多了一层顾虑；而让慕容延钊先行，赵匡胤紧随其后，不仅免除了心腹之患，且一旦兵变成功，就可以切断慕容延钊的后路，使他进退维谷，自然就容易导向赵匡胤这一边。这叫清除外围。

    第二，赵匡胤并不是把所有的亲信将领全都带走，而是把石守信、张令铎等留在开封，目的是既做内应，又牵制负责守卫京城的韩通。这叫设置内应。

    第三，赵匡胤特地来向韩通辞行，不仅表示了对对方的尊重，还仿佛说：“我走了，这里的事情就靠你了。”使韩通放松了对他的戒备。这叫麻痹对手。

    第四，九年前，郭威拥兵入城自立，在开封纵兵剽掠，人们对此不仅记忆犹新，更是心有余悸。如何使人心安定下来，并能接受自己回城，实在是令赵匡胤大伤脑筋的一件事。对此，赵匡胤处理得可谓十分巧妙。他先是在慕容延钊出兵当日就散布流言，说是“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这令人们十分惊慌，唯恐当年的一幕再度重演。正当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赵匡胤于正月初三率军出行，奇怪的是，他的军队纪律出奇的好，这无疑向开封市民宣布，如果我这个点检真的回来做了天子，绝不会抢掠你们，你们不用害怕。这样，将来自己真的突然君临开封，市民就会顺理成章地接受他，说不定，市民还会对他感激涕零呢！对于市民的心理，赵匡胤可谓琢磨透了。这叫准备舆论。

    如果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果不是处心积虑，如何能做如此周密的安排呢？

    至此，赵匡胤该出发了。

    正月初三的当晚，赵匡胤到达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

    所谓“百丈风波，起于青萍之末”。从何处突破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神道设教”。

    所谓神道设教，就是假借上天、神或是其他超人间的方式来言语或是解释某些事情，从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服务。在历史上，这种方法是极其盛行的。如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就在夜晚设了篝火，学狐狸的声音叫喊说：“大楚兴，陈胜王”；元朝末年，韩山童派人到处传唱一句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见歌谣流传很广，就秘密派白莲教教徒用石头凿了一个独眼人，背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两行字，然后趁着夜色偷偷将独眼石人埋到将要开挖的黄河河道中。这些都直接成为农民大起义的由头，其作用是巨大的。

    赵匡胤似乎也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禁军军校苗训。苗训是殿前散员第一直散指挥使，《宋史》称他为“知星者”，“善天文占候之术”。这样的人在当时本来就极容易发挥影响力，更何况有一定的军权！这时，苗训站了出来，《宋史》记载，他“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这是什么？是表演！当时的情景也许是苗训大呼小叫地跑去找到赵匡胤的心腹幕僚楚昭辅，说我发现了一个奇迹，这样就引得许多好奇的人来观看。苗训指着天上说：“天上居然有两个太阳，黑光摩荡已经很久了。”楚昭辅也看了一会儿天上，煞有介事地说：“嗯，是的。一日克一日，自古如此，这是天命。”楚昭辅是个“文化人”，对于军人，“文化人”总是很神秘的。那时的军人显然缺少“科学精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他们的基本信条，何况改朝换代往往会给军人带来抢掠的机会，也会给他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些许的刺激。

    应该说，序幕进行得十分顺利。如果不是这样，这点儿事情，正史、野史、笔记、杂谈就不会对此加以记载甚至津津乐道了。

    由天命到人事，是发展的必然逻辑。大家将另一个“日”与赵匡胤联系起来，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如何将这件事说出来，仍然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于军人来讲也不难找到。《长编》（卷一）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都记载说，当时就有一大群将领聚集在一起，唧唧喳喳地议论，后来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令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能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多好的理由啊，可谓有情有理。情是人之常情——皇帝年幼无知，大权被“奸臣”把持着，我们出了死力，国君也不知道，岂不是白出力吗？这样的傻事谁干！理是正理——我们决不是不顾国家，而是“先安内后攘外”，而且只有先安内，其后才能更好地攘外，否则国家是保不住的。

    至此，兵变已正式开始。不过，这仅仅是开端。

    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按照中国的传统，这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出现，这个人物就是谋士——也就是军师，如果仅靠一群武夫，是成不了大事的，甚至会把事情搞坏，只有文武相济，才能大功成矣。果然，此时那个后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的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赵普。赵普的及时出现，将兵变纳入了正轨。

    有的记载说，赵匡胤的心腹李处耘把将领们汹汹不安的情形告诉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然后二人又找到了赵普，正在商量的时候，众将一拥而入。

    据史书对此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赵普对此事的处理可谓是一个经典案例。

    赵普首先对众将说：“策立新君，是天下最大的事。这样的大事，是要详细周密的安排的，你们这样随便，这样狂乱，怎么可以！”言外之意，如果策立不成，大家都要有族诛的危险。众将听了，面面相觑，没想到兵变还有这么大的学问。这样，将士的气焰就被压制住了，只有压制住了将士的骄横之心，才能控制他们——这是弹压。

    但如果压制得过分，使他们不敢兵变，那也不行，因此就需要激将。于是赵普说：“如今外敌入侵，我们应该先打败了入侵的外敌，回来再讨论这件事！”众将最不爱听的就是这话。因为战场乃是生死之地，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活着回来，而不立新主，战胜的可能性很小，再说，如果真凯旋，到那时谁还愿意兵变？所以众人坚决反对，并且说：“现在政出多门，我们无所适从，不如赶紧回到京城，让太尉（赵匡胤）做新君，然后大军慢慢地北上，破敌不难。如果太尉执意不肯做皇帝，恐怕军队就不肯北上！”——这是激将。

    此时，赵普已经控制了众将的心理，但还要用恫吓的方式给他们讲清利害，否则这些武人未必就听你的指挥。赵普说：“兴王易姓，虽然说是天命，也是由于人心。二日相争，赵氏上应天命，但至于是否能得人心，就要看众将了。”众将感到奇怪，都愿意听从赵普的吩咐，赵普就接着说：“如今外敌入侵，节度使又各镇一方，京城若是乱了，恐怕不只是外敌乘乱而入，各地的节度使也会转而反对我们，到那时，不要说富贵，恐怕我们这些人都死无葬身之地了！”众将没有意识到问题居然如此严重，至此，都惟赵普之命是从了——这是恐吓。

    赵普见众人已入自己彀中，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条件：“入京城后，一定要严厉约束全军士兵，决不能滥杀无辜，决不能抢掠。如果能够这样，虽然你们暂时不很痛快，但可以长保富贵。”至此，众将怎么还能不答应，怎么还能不听指挥——这是掌握。

    赵普采取了弹压、激将、恫吓、掌握的逻辑顺序，将事态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中。

    故事发展到这里，高潮即将出现，这就是所谓“黄袍加身”的一幕。

    生活在北宋中叶司马光是位伟大的史学家，他在自己的笔记《涑水纪闻》的开端就记述了这一幕：

    甲辰日的黎明，将士都披甲执兵仗，集合于陈桥驿的门外，欢呼聒噪之声一直传入驿中。这时太祖赵匡胤尚未起床，太宗赵匡义是当时的值日官，赶紧入内告知了赵匡胤，赵匡胤十分惊讶，急忙出来探看情况。诸将刀已出鞘，围在庭中说：“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有人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件黄袍，强行披在赵匡胤的身上，众人都跪拜在院子里，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赵匡胤执意抗拒，但众人不听，强行将他架到马上，簇拥着逼他南行回京。赵匡胤自知不能扭转众将的心意了，就勒住马对将士说：“你们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给你们做天子。”众人都下马听命，赵匡胤说：“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都纵兵抢掠，叫做‘夯市’。如今，你们不能夯市，也不能侵犯国家的府库，事定之日当厚厚地赏赐你们；不然，就诛杀你们。这样可以吗？”众人都说：“好。”于是赵匡胤整饬队伍，自仁和门入城，无所惊扰，官民平安。不到一天，帝业就成了。

    赵匡胤多么无辜！多么无奈！多么仁慈啊！后来的史书，大致是按司马光的意思记载的。

    结局可想而知。

    赵匡胤严密封锁消息，仅仅派出了楚昭辅和郭延赟分别向自己的母亲和石守信报告，而选择的进城时间，则是众臣早朝的时候。这时，石守信早已轻易地打开了城门，迎接赵匡胤大军进城。然后，早朝的大臣才得知消息。当时，如果未有诏令而擅自率兵进城，十有八九就是兵变，更何况正当主少国疑的敏感时期。宰相范质听到消息后，无奈地抓住王溥的手，十分悔恨地连声说道：“仓猝遣将，吾辈之罪也！仓猝遣将，吾辈之罪也！”然后就束手无策。《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谓的“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人。

    据说，唯一一个起来组织抵抗的将领就是负责京城守卫的韩通。韩通虽然忠诚，但有勇无谋，事先未作防备，急难之时，组织军士进攻石守信的殿前司公署，结果被早有准备的石守信打败。其实，就是战胜了石守信又能怎样，反正赵匡胤的大军已经进城。韩通见事不济，急忙跑回自己的家中，结果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赶上，连他的满门妻小一并杀死。

    虽然武力反抗被镇压下去了，但文臣是否能归心，却是个大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长远的问题。赵匡胤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具有宽广的胸怀和雄才大略，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些都慢慢地显示出来。

    当下的问题是取得大臣们的承认。赵匡胤采取的策略仍然是使用“苦情计”。他首先向范质、王溥等大臣哭诉，当然还是在陈桥兵变时的老一套，说什么深受世宗深恩，哪能辜负世宗啊，自己真是不愿意当皇帝，是属下将士所逼，他不知如何是好，并请宰相们给自己拿主意等等。

    可别小看了这苦情计。赵匡胤这样做，不仅可以洗脱自己，更重要的是给了后周的大臣们一个大大的台阶。对于那些文人，如果使用强硬的手段，即便他们本来想归附，也会碍于面子，变得嘴硬，有的甚至会反抗到底。而赵匡胤这样说，使得整个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兵变篡位而为顺天应人，由一己之私而为社稷之公。这就基本扫除了众臣归附的心理障碍。还有，赵匡胤这样做，大有礼贤下士的味道，而中国人是特别讲究“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所以，大臣的归附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首先站出来的，是赵匡胤部下亲将罗延瑰。他横剑而出，大声高呼：“天命所归，我辈欲得明主。”然后高呼万岁。既然有人开了头，接下来的就很自然了。首先是懦弱的宰相王溥跪拜，另一宰相范质也许有些迟疑，但还是随着王溥跪下了。两位宰相一跪，满朝文武自然也就跪下了。山呼万岁的声音响彻开封城！

    江山就这样易姓了。

    但还有些尾声需要交代。

    赵匡胤扫除了一切障碍，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天子了。但是，这还不完美，他还不是形式上的皇帝，还缺乏形式上的合法性，这怎么办？这需要用禅让仪式来解决。

    历来的“禅让”都必须经过“三逊”、“三辞”这一过程。所谓三逊，就是让位的帝王要多次谦逊地辞去皇位，理由当然是寡人德才不足以御天下，而应让位于贤人之类；三辞就是多次辞谢，说自己德薄功微，做臣子犹然汗颜，哪里敢接受王位。经过充分的表演之后，篡位者最后坦然地登上皇帝宝座。但在舆论上，逼宫、篡位就变成了效法古圣先贤的禅让，成了可以大家赞誉的美谈！

    赵匡胤登基的“禅让”仪式是在崇元殿举行的，时近黄昏，暮色惨淡，百官群集，同时也百感交集。翰林学士陶谷奉上早已准备好的制书，小皇帝“三逊”，赵匡胤“三辞”——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大概像今天京剧里的一些程式化的动作——赵匡胤终于接受了禅让诏书。然后，到厢房中换上皇帝的服饰，在宰相的搀扶下，登上皇位，接受百官的朝贺。

    赵匡胤终于从孤儿寡母的手里“接过”了皇权。因他曾出任过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在宋州，故改国号为“宋”。

    这一年，赵匡胤三十四岁。

    你看，整个过程，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戏剧结构十分完整。这出江山易姓的历史活剧到底是自然发生的呢，还是有人精心策划、导演的呢？这出戏剧的名字是应该叫陈桥兵变呢，还是叫黄袍加身？历史自有公论。

    然而，无论这出活剧叫什么，赵匡胤几乎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政权的更替，并开创了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赵宋王朝，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但是，他辜负了柴荣对他的恩义，欺负了人家孤儿寡母，似乎又于德行有亏。其间的纠结，不知如何才能理得清楚。

    所谓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历史又何尝不是一出大戏！

    赵匡胤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导演还不敢说，但他肯定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戏剧节奏的导演！而节奏，在历史和人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参见《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百将传》等）

    15.书生政治家

    中国的书生历来就有强烈的参政愿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似乎是他们的人生目的。然而，问题是，书生的品格与政治的品格本来就是冲突的，学者与政治家本来也不是一条道上跑的火车，想二者兼而有之，那本来就是书生的幻想。也许就是这种幻想，使得书生像飞蛾扑火一样，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追求着光明。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道的由书生政治家组成的永恒的风景线，这些书生政治家虽然走上了凄壮的祭坛，但他们却为历史昭示着光明与希望。

    那么，现实中的人们是不是就“绝望”了呢？不，人们又以道德宿命的心理来支持着自己的现实生活。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善恶报应观念还不是那么明确和强烈。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便迅速地吸收了佛教的某些轮回转世的思想，根据本土文化的特点，尤其是对道德坚定不移的信仰，形成了自己善恶报应的观念。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是中国人对自己命运的理解和把握，然而，这难道真的能对谁起到约束作用吗？其实，就是说这个话 的人实际上也并不一定相信，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大概是因为“好人不长寿，恶棍活千年”的事太多了，或者是因为正义不能伸张、天理无法昭彰的现象太司空见惯了，人们似乎对天理和人理失去了信心，但孤苦无告的人们又不得不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于是，他们就创造出了因果报应理论，即使不能亲眼看到善恶报应，也是因为“时辰”未到，并非是报应失灵。这样，人们的心灵得到了抚慰，靠着这种抚慰，人们才有勇气和信心活下去。尽管这种抚慰是虚幻的，是无法证明的，但人们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因为一旦相信它是虚假的，人们就会连最后一丝对人的相信和留恋都没有了，也就最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在孤苦无依和对现实的绝望中，人们仍然相信天道的存在，相信冥冥之中有恒定不变的正义的力量，相信这种力量有朝一日总能扬善抑恶。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没有宗教形式的宗教！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天道显现的时候似乎并不多，善人有善终者并不多见，倒是奸佞邪恶之徒，多能飞黄腾达、享其天年。在封建宫廷和官场里也是如此，“忠而被谤、贤而见疑”的事比比皆是；“奸徒受宠、佞臣见爱”的事也同样随处可见。

    小的事例就不说了，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因忠诚而做替罪羔羊的似乎是西汉的晁错。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他们中的很多人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势力和独立性。汉朝中央政权渐呈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晁错是个才子，即使在今天看来，他当时给皇帝的有关处理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些奏疏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少社会磨炼，“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景帝是个好大喜功、愿意有所作为但又没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性格的弱点是十分明显的，既刚愎又软弱，并且心怀忮刻。他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他的心意，就把晁错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与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大多数都被晁错改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幸晁错，没有人敢顶撞他，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想把晁错除去。晁错也有点儿忘乎所以，他的署舍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他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太上皇庙的短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了，他立刻令府吏草写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里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深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等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以为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庙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

    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将晁错升为御史大夫。在这次事件中，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

    晁错接连升任，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他年轻气盛，真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也是效忠皇上。于是他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其书大意说：

    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也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现在，吴王诈称病不朝，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特别赐予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不但没有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无礼，他靠山冶铜铸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早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甚大，不易平定。

    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于是把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其人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不久，窦婴就被免职。

    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又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言，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婴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籍，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薄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淫，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淫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薄太后丧事期间，刘戊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晁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

    楚国既削，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晁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正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晁错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颍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骨肉，非要削夺人家的封地不可，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特此来问你！”晁错说：“如果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越来越强大，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吧。”说完径直而去。

    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当初刘邦封刘濞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据说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于是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

    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景帝在找人前去平叛时，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齐王求援的告急文书，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因此对晃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由晁错激成的。只要皇上肯信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

    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

    景帝见袁盎即问：“吴、楚七国造反，您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景帝有点着急，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慢条斯理地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

    景帝真的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

    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外人不得与闻。”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

    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不能听到的！”

    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吧！”

    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做与不做，全凭陛下一人做主。”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

    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他听了袁盎这番话，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发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账，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来是宫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外，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唯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晁错死得确实冤枉，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

    顺便说到的是，晁错创议的削藩并没有真正削弱藩国，即使在平定叛乱以后，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但却被汉武帝采纳“推恩令”的政策而巧妙地解决了。

    主父偃对汉武帝说道：“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百里，国君对他们是很容易控制的。如今的诸侯有的竟然拥有相连不断的几十座城，土地方圆上千里。天下形势平稳时，他们就容易奢侈骄慢，做出淫乱的事来；形势急迫时，则依仗自身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现在如果用法律来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反叛的事就更容易产生了，前些时候，晁错实行削藩的政策，其结果竟使得吴、楚七国叛乱。所以，必须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控制诸侯国的势力。

    “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竟有十几人了，但只有嫡长子才可以世世代代相继承，其余的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没有尺寸之地的封国，那么皇上的仁爱孝亲之道就得不到显示，希望陛下命令诸侯推广恩德，把他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子弟必然十分高兴，拥护皇上的措施，因为陛下帮助他们实现了愿望，皇上用这种办法施以恩德，但在实际上却是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这样一来，陛下不用减少他们的封地，他们的势力就削弱了。”

    汉武帝听了十分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终于解决了汉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诸侯势力不易控制的问题。

    所谓“推恩令”，就是要求各诸侯国不仅把自己的国土分给嫡长子，还要分给其他的子孙，以显示皇帝的恩德。诸侯自己的子孙因此会争权夺利，这样一来，诸侯国的土地就被分得七零八落，再也无法统一起来了，他们的势力就自然而然地被削弱了。诸侯国完全明白这是中央政权在削弱自己的势力，但由于各诸侯国内部的子孙都希望得到一份土地，所以，他们无法抗拒这一法令。主父偃的主张实在是十分高明的谋略。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看来，主父偃要比晁错高明得多。但应该看到的是，政治讲究的是当下的成功，历史却并不这样近视，它更重视人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意义。因为历史不是政治的奴隶，不是政治的妓女，而是政治的真正主人。今天，我们对晁错充满了仰慕，有几人记得那位“高明”的主父偃呢？至于现在流行的只管“身前事”而不管“身后名”的观念，那本来就是流氓的行径！

    （参见《汉书》等）

    16.官场不倒翁的“做官学”

    今人有所谓的“关系学”一门学问，据说还是一门艰深的大学问，许多人为学不会而发愁。其实，这门学问如果要和古人的“做官学”比起来，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做官虽然看起来是一门极其高深而又十分神秘的艺术，其实表象与它的本质只隔一层纸，一旦戳破，人人皆懂。官场不倒的秘诀有二：一是不辨是非，良心丧尽；二是见风使舵，善投新主。

    然而，这也不是人人都能学得会的，这就看你是什么人了。恪守信念、宁死不屈是书生品格，也是仁人志士的处世信条。而官场不倒翁的人生哲学是：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草头王。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和两条格格不入的观念，要想把这两种观念统一起来很难。道理很简单，前者是做官，后者是做人。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做官和做人往往是分离的。做官者多用法家之术，虽满口仁义道德，其实只要能保官位，能成好事，就不管其手段和方式，不问其性质和目的；而做人呢，或奉儒，或信道，总而言之，是要为理想的信念活着，这就难免在现实面前碰壁。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往往出现这种怪异而又正常的现象：官格与人格的背离。很显然，好人难做官。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宣布：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代就是五代十国时期。他的根据是什么，暂时无从得知，但这一时期倒是出现了两个官场不倒翁，似乎可以为钱穆先生的论断做个小小的注脚。

    张全义是历仕三个朝代、奉事过八个皇帝的官吏，一个人居然能在三代做显官，为八帝所宠幸，实在是中国仕宦史上的奇迹！

    张全义，生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濮州人，原名张居言。张全义出身十分贫苦，为了生存，到当地的县衙里当了仆役，曾多次遭到县令的欺压和污辱。后来参加了王仙芝的军队，王仙芝失败后，他又加入了黄巢起义的大军。在军中，张全义作战勇敢又精明能干，在起义军攻占长安后，他被任命为大齐农民政权的吏部尚书兼水运使。当时，吏部尚书主管政府的官吏考核与任免，权力大，职位十分重要；而水运使更是担负着为长安百万义军从水陆筹集粮饷的重任。从这两个职务可以看出张全义在黄巢起义军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久，黄巢大起义失败，张全义也像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一样，投降了唐朝。当时，张全义见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较有势力，就投靠了他，诸葛爽屡次派他剿杀起义军残部和袭击其他军阀，张全义立了许多战功。在诸葛爽的推荐保举下，张全义被任命为唐朝的泽州（今山西高平县）刺史。

    不久，诸葛爽病死，其部下李罕之与刘经相互仇杀，都希望能占领洛阳。当时，张全义是刘经的部下，刘经就派他去抵抗凶悍的李罕之。张全义带着刘经给他的兵马来到前线，发现李罕之的势力很大，而且战斗力很强，不仅自己，就是刘经亲来也无法抵敌，于是他就投靠了李罕之，反过来与刘经为敌。刘经见张全义背叛了自己，只得向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求援。在诸葛仲方的支持下，刘经打败了李罕之。李罕之见刘经求救于人，也不甘示弱，就向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大军阀李克用求救，又反败为胜，占领了许多地方。这样，张全义又被李罕之保荐为河南尹。

    这河南尹的官虽比泽州刺史的官权力大了些，但却很不好当。李罕之是个只懂得杀人剽掠的军阀，根本不懂得安顿流民、组织生产，总是接二连三地向张全义催逼军需物品。当时军粮极难筹集，尽管张全义努力供应，还是无法满足李罕之的要求。加上李罕之性格暴躁，稍不如意，就对送粮官员大张挞伐，弄得无人敢去送粮。因此，他的许多部下都劝张全义反叛，可张全义总是好言劝慰，不露声色。

    张全义自己也深深地知道必须早作打算。于是，他一面表面上顺从李罕之，在军需方面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不起疑心；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准备，窥伺时机。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再启战端，率兵攻打晋、绛二州，张全义见时机来临，就带领本部兵马占领了李罕之的河阳，自封为河阳节度使。李罕之大怒，立刻向李克用求援，前去收复河阳。张全义早已做好准备，同军阀朱温联系，求他帮助。朱温也正想扩展势力，便欣然接纳，派兵帮他守住河阳。当李克用的军队来到时，朱温的援军已严阵以待，李克用的军队只好撤走。朱温帮了张全义的大忙，从此，张全义就投在了朱温的门下。

    朱温对张全义并不放心，不敢给他兵权，生怕他在什么时候反过来咬自己一口。于是，给了他一个没有实际兵权的检校司空的军衔，并仍让他做河南尹，去河南一带组织生产。洛阳虽是名都，但自唐朝的安史之乱以来，就屡遭破坏，等张全义治理洛阳时，只在洛阳找到了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口人，这个历史上的军事、商业、文化重镇已残破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但张全义并不灰心，他出身农民，确实有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只带去了一百多个部下，到洛阳所属的十几个县去招收安顿流民，并制定具体措施。在他的努力之下，数年之后，每个县都招募安顿了数千户流民。然后，张全义就趁农闲组织强壮男子练武，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两万多人的军队。在治理洛阳时，张全义确实立下了功劳。

    在他任河南尹的时候，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发展到代唐自立。朱温用武力把唐昭宗挟持到洛阳，想废掉唐朝，建立朱氏后梁政权。但洛阳地区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朱温生怕他反对自己篡唐自立，就事先撤掉了他的河南尹的职务，把他封为东平王，给他换了一个中书令的虚衔。

    此时，张全义已是官场老手了，他知道朱温仍然不相信他，这时候唯一的办法，是在朱温自立为皇帝的时候替他出力，取得朱温的信任。于是，张全义替朱温出谋划策，把河南一带的财力都集中给了朱温，让他自由地调度使用。这么一来，朱温真的相信张全义了，再加上张全义一再上表辞谢，说自己不配封王，无力担任中书令的职务，弄得朱温都有些感动。朱温当了皇帝后，对张全义加官晋爵，封他为魏王，让他重做河南尹。

    五代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期，不仅出了像石敬瑭这样的“儿皇帝”，皇帝们的生活也极其无耻，朱温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后梁皇帝，到了谁家里，看见谁家的妻女有些姿色，就硬让人家陪宿，居然还能不以为耻。作为大臣，张全义也碰上了。一次，朱温到了张全义的家里，朱温竟要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儿媳轮流陪他睡觉，张全义的儿子愤恨不过，磨刀霍霍，发誓要杀死朱温。可张全义不同意，他极力劝阻儿子，并说：“朱温曾经救过我的命，他要怎样就让他怎样吧！”其实，张全义恐怕不是为了报恩，欲图报恩，可用别的方式，何必如此呢？其目的还是为了保住官位。

    人能委曲求全至此，也可谓有涵养了！

    朱温晚年，最大的对手就是李克用父子，对一批曾与李克用有过关系的人也不放心，张全义就是他要杀掉的目标之一。张全义采取的自救措施还是献忠心，把洛阳的财力以及自己的家财全都拿出来，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的战争，这才使朱温稍稍气平。后来，张全义又派自己的妻子去宫中说情，这才打动了朱温。朱温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做媳妇，以示对他的忠诚和好感。

    经过反复的战争，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终于打败了后梁，于923年建立了后唐政权。李存勖早就知道张全义多年来替朱温置办军需品，十分恨他，想把他全家杀掉。张全义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准备了上千匹好马，送给李存勖的刘皇后，请她帮忙说话，自己又上表请罪，表示愿意替他治理洛阳，李存勖觉得他还有用，就赦免了他。

    后来，张全义又表忠心，李存勖许多活动的必需品都由他圆满地置备起来，使得李存勖十分高兴。他这种善于体贴巴结的习惯竟然打动了刘皇后，要求拜他为义父。就这样，李存勖仍让他做了河南尹，还任他为中书令，封为齐王，又做了李存勖的岳父，张全义终于又在新朝站稳了脚跟。

    后唐庄宗李存勖荒淫无耻，不善治国，只知重用武夫和名门士族出身的人，不知重用文人和有才能的庶族出身的人，因而后唐很快衰败下去。在李存勖的晚年，他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逐渐变得很大，大有取代李存勖之势。恰在此时，赵在礼于魏州发动叛乱，张全义为了巴结李嗣源，极力向李存勖推荐他去平定魏州之乱。张全义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李嗣源一旦领兵出征，就会得到两条好处，一是树立威信，二是手握重兵，对将来篡夺帝位很有利。如果李嗣源真的当了皇帝，自己岂不又成了新朝的大功臣？但没想到李嗣源到了魏州，并未与赵在礼开仗，而是与之联手，共同进攻李存勖。这一下可把张全义这个推荐人吓坏了，恐怕被李存勖杀掉，他日夜忧惧，连饭也吃不下去，没过几天，就病饿而死。就在这时，李存勖也被部下杀掉了。

    张全义生于825年，死于926年，活了七十五岁。他倒也未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倒是在治理洛阳时，还有可以称道之处。我们今天要问的是，难道做官一定要以损害人格为代价吗？

    比张全义还绝的是同一时期的冯道。他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据说他自幼性格敦厚，爱好学习，善于写文章，不以穿破衣服、吃粗劣的饭食为耻。他的祖先也不是名门士族，据查连一个县令以上的先人也找不出来。可见，冯道在这样的家庭出身条件下，想跻身官场，其难度有多大。

    唐朝末年李克用割据晋阳，从欧阳修的《五代伶官传序》里可以看出，李克用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人，其子李存勖在灭梁前期，也还是颇有作为的。冯道大概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投奔了李存勖，以图求得前程。经张承业的推荐，冯道成为李存勖的亲信，从此踏上了仕途。

    冯道起初担任晋王府中的书记。李存勖看到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十分腐败，就准备灭掉他。晋王和后梁的军队在黄河两岸对峙，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冯道身为李存勖的亲信，能以身作则，率先过简朴的生活。

    李存勖灭掉后梁建立后唐以后，只重视那些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并不重用，当时冯道只能徒步奔丧，其困窘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庄宗李存勖被杀、明宗即位，他才被召回。明宗鉴于前朝教训，重用有文才的人，想以文治国，冯道这才被任命为宰相，真正发迹。

    冯道当宰相的七年间，也做了一些好事。但自从后唐明宗去世，他的儿子李从厚即位以后，冯道就丧尽了正直向上之气，一味地为做官而做官了。

    明宗即位不到四个月，同宗李从珂即兴兵来伐，冯道作为宰相，决定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书。

    就这样，冯道由前朝的元老重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

    李从珂对他并不放心，不敢委以重任，把他放到外地任官。后来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派使者赴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援，并许下三个条件，事成之后，一是向契丹称臣；二是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儿子；三是割让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耶律德光正想插手中原，石敬瑭主动去求，正中下怀，便约定等中秋以后倾国赴援。在契丹人的支持下，石敬瑭打败了李从珂，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

    石敬瑭当皇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对耶律德光许下的诺言，否则，王朝就有倾覆的危险。尤其是自称“儿皇帝”，上尊号于契丹皇帝与皇后，实在是一件说不出口的事。至于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个需要忍辱负重的事。石敬瑭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较为老练。当时，冯道是宰相，所以石敬瑭很为难，恐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其实，石敬瑭哪里知道冯道的“苦衷”。冯道十分清楚，只有结交好耶律德光，他在石敬瑭那里的位置才能保得稳，把“爸爸皇帝”笼络好了，这“儿皇帝”也就好对付了。

    冯道在契丹被阻留了两个多月，经多次考验，耶律德光觉得这个老头儿实在忠诚可靠，就决定放他回去。一个月以后，他才上路，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才出契丹的国境。他的随从不解地问他：“能活着回来，恨不得插翅而飞，您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慢呢？”冯道说：“一旦走快，就显出逃跑的样子。即使走得再快，契丹的快马也能追上，那有什么用呢？反不如慢慢行！”随从人员这才佩服冯道的深谋远虑。

    这趟出差回来，冯道可真的风光了，甚至连石敬瑭都得巴结他，加封冯道为“鲁国公”，终石敬瑭一朝，石敬瑭对冯道都是“宠无与为比”。

    石敬瑭的后晋政权只维持了十年多一点儿就完蛋了。后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年），耶律德光率三十万军队占领了汴京，慢慢地相信并喜欢上了冯道，让他当了辽王朝的“太傅”。

    冯道也看出契丹人如此下去长久不了，就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他想方设法地保护了一批投降契丹的汉族地方人士，为自己日后的仕途留下了退路。对于他这种做法，连欧阳修都认为“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后来，契丹人被迫撤回。冯道随契丹兵撤到恒州，趁契丹败退之际，逃了回来。这时，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趁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后汉政权。一方面刘知远想安定人心，笼络势力；一方面冯道也因保护别人而得赞誉，刘知远就拜冯道为太师。

    刘知远的后汉政权刚刚建立四年，郭威就扯旗造反，带兵攻入汴京。这时候的冯道又故技重施，率百官迎接郭威，当上了郭威所建的后周政权的宰相。但没过几年，郭威病死，郭威的义子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割据一方的后汉宗族刘崇勾结契丹，企图一举推翻后周政权。冯道根据半个世纪的经验判断此次后周是保不住了，肯定又得改朝换代，自己虽已近苟延残喘之年，但还是要保住官位爵禄的。

    柴荣当时只有三十四岁，年纪不大，却很有胆识气魄。当刘崇、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皇帝新丧，人心易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却一定要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愿随出征，不再多说，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地“固争”。谁知柴荣还真不怕邪，亲率军队，于高平之战中大败刘崇、契丹联军。就在柴荣凯旋之时，冯道也油尽灯枯，对在下一个王朝做官失去了信心。冯道死在自己的家里。

    他活了七十三个年头，是封建官场的不倒翁，也是一个“长乐老”。

    在任后汉宰相时，冯道作一篇《长乐老自叙》，十分无耻。宋代的大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修史时痛骂冯道说：“可谓无廉耻者矣！”冯道的确是长乐老。中国人说“知足者常乐”，冯道是有官就长乐；中国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冯道是无官不能活，有官万事足。

    冯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学”，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场常胜将军，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义也许就是教人怎样做官，用他一生的实践在向人们宣告着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

    （参见《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

    17.“马屁冠军”

    近几年市面上流行一部书，叫做《厚黑学》，顾名思义，乃脸厚心黑之学也。但乍听起来，这个名字好像还嫌太文雅了点。其实，也不用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完全可以放开来说，说得更简单通俗一些，中国封建官场上的这门最大的学问，就是“马屁学”。如果研究好了“马屁学”，而且能够运用得得心应手，那就会在宦海沉浮的惊涛骇浪中稳坐钓鱼台！

    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中，善于逢迎拍马的人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要想在这些人中找出一位无耻之尤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经过认真的遴选淘汰，明代的严嵩可当选为马屁冠军。对于这一称号，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有历史事实为证。

    严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大大的名臣，但何以为名呢？不在其功业，不在其才学，不在其韬略，而在其迎合有术、蒙蔽有方的拍马之道。

    严嵩的拍马之道除了具有前人拍马逢迎的一般特点之外，他还根据明世宗的性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摸索出适合于世宗的一套逢迎方法，使得自己入阁二十年，擅权二十载，直到八十七岁高龄才因病死去，虽不能说寿终正寝，好歹也还得保首领。最后虽遭罢官，但总的说来，是一个“成功”的官场经营者。

    严嵩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字惟中，分宜（今江西分宜）人，在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进士，先是以庶吉士的资格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又为南京翰林院国子监祭酒。但直到六十多岁，碰上了世宗即位这一机遇，他才备受宠幸，飞黄腾达。

    世宗继承了他的堂哥武宗的皇位。武宗因荒淫嬉戏，中年身亡，没有子嗣，亦无其他的兄弟，所以皇太后与大臣们商量之后就迎立了世宗。

    世宗即位之初，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朝政委于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尚无大的差错，在年龄渐长之后，渐渐露出了他昏聩的本色。世宗是继承了堂哥武宗的皇位，因此，武宗之父孝宗就不是世宗的皇考（皇父）。但按照封建正统观念，皇考是不能变的，世宗只能以孝宗过继子的面目出现，继承皇位后当然要尊孝宗为皇考。但因世宗在即位前并未行过继礼，所以他不愿承认孝宗为自己的皇考，而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谥为兴献帝。这决定引起了一班正统大臣的恐慌，他们争相劝谏，阻止世宗，从而造成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大风波。

    看见反对者的势力很大，严嵩审时度势，也站在反对世宗的行列里，因此世宗未能成功。一年之后，世宗脚跟已经站稳，一些善于揣摸世宗心意的大臣又复提此议，世宗专门写了一篇《明堂或问》给众臣看，并把极力阻止他改尊皇考的吏部侍郎唐胄逮捕下狱。严嵩一见风向不对，便立即转向，变为坚决支持世宗改尊皇考，并寻出根据，引经据典，极力证明世宗改尊皇考的正确性。

    但他深深地知道，仅是这样并不能引起世宗的特殊好感，他就积极主持策划和制订了迎接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神主入太庙的仪式，兴献王神主入太庙后，被谥为睿宗。这个仪式得以高质量、高标准地实施，使得世宗对严嵩青眼有加，赏赐了他许多钱帛，更重要的是世宗从此看上了他。

    这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事件，这事在今天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大有文章。对世宗来说，经过这么一折腾，许多朝臣借机求宠，世宗的羽翼也就开始丰满了。

    严嵩知道，要想飞黄腾达，仅此一次献媚还不够，应当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小心谨慎地努力，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这时的严嵩已当上礼部尚书，他在神主入庙仪式结束后，还特意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的确写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使世宗通体舒泰，第二年，严嵩便升任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即内阁大臣）等同。

    其实，在这以前，严嵩就已开始了献媚活动，只是成绩不够突出，未受重视而已。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去世宗的生父葬地显陵祭告，回来以后，向世宗说：“我奉命去显陵祭告，在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之时，上天应时降雨，又应时晴天。产石地枣阳，有无数的鹳鸟绕集其上，等把碑运入汉水，汉水又突然暴涨。所有这些，都是上天眷爱，请陛下令内阁辅臣作文记载。”这马屁恰好拍在点子上，世宗听了，十分高兴，但还不足以被打动。

    严嵩真正取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程度，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竟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一时之间，朝廷内外奉道之风大盛。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持祭道士加官晋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流芳百世的宏文，却去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旦被皇上看中，就能指日高升。因此，朝臣多舍弃本职，供道事玄，希求进用。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劝谏世宗，只会迎合奉承。

    明代的冠制，皇帝和皇太子用乌纱折上巾，沿袭唐朝所谓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叶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样。世宗还命人刻制了五顶沉香木冠，送给夏言、严嵩等五个大臣。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为当朝第一重臣，为人正直，不奉曲邪，他不肯戴世宗给他的沉香冠，认为这有违祖制，况且君臣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成何体统，岂不把朝廷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场？夏言私下里对世宗进谏，要他稍远道教。

    这自然使世宗极不高兴。但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时，他不仅戴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冠，还在道冠之外笼上了一层轻纱，以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觉得严嵩不仅公忠体国，还公忠体我。

    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知道自己取而代之的机会来了，于是就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案。他首先是对夏言表现得极其尊重，不论什么场合，都不对夏言发表一句微词。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严嵩回府后，不仅没有怨言，还对着夏言的座位跪拜。这件事被夏言知道了，很感动，认为严嵩对自己真是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给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

    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且袖藏黄金，每次都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在世宗面前褒严嵩而贬夏言。

    世宗猜疑心很重，他虽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样大搞特务统治和恐怖统治，但还是对群臣不放心，经常派一些内臣到重要的大臣家里或明或暗地察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写作青词。青词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纸朱字书写，故曰青词。严嵩经常能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词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而夏言则不同，一则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愤努力地为世宗撰写青词时，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这些情况一汇总到世宗那里，世宗当然会得出了一个孰勤孰懒、孰优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来。

    世宗对祭醮道场的青词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心，所写青词往往能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惫懒无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他也不审阅就交稿，因此多有重复卑陋之处，世宗见了，愈加对夏言不满。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严嵩觉得动手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对头、锦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对夏言加以诬陷。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具体过程不必细述，反正世宗不问是非就将夏言罢了官。

    严嵩在排斥异己、结交私党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夏言是他仕途上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于是就想方设法地除掉。严嵩先是取得了夏言的信任，然后派人诬陷他，致使夏言被罢官。后内阁大臣死去几人，世宗就又起用了夏言入阁，位置仍在严嵩之上。严嵩见害不死夏言，自己无以升迁，便使用了绝招。当时，蒙古的鞑靼部落占领了河套地区，曾铣总督陕西之边的军务，在夏言的支持下，曾铣提出要收复河套地区。这个收复失地的策略，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正确的，可到了严嵩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罪恶的行径。正巧，皇后去世，宫中失火，崇信道教的世宗惊慌害怕，以为是上天示警，不知应在何事。严嵩正好利用世宗害怕鞑靼人的心理，说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是“穷兵黩武”，是“好邀边功”，是伤了上天的“好生之仁”等等，所以上天以异兆示警。世宗一听，立即下令逮捕了曾铣、夏言二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恰在这时，鞑靼人又进攻陕西的延安和宁夏的银川，世宗大惊，严嵩趁机说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激怒了鞑靼人，他们才加以报复。世宗立即罢免了曾铣，严嵩接着诬告夏言曾受过曾铣的贿赂，世宗又下诏杀了夏言。

    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参与机务，此时他已六十多岁。但此人十分怪异，身体极好，显出风华正茂乃至豆蒄年华状，日夕随侍在世宗的左右。世宗十分感动，越发宠眷他，赞他“恭顺敏达”，是少有的忠臣。

    严嵩在排除了最大的异己之后，就广植私党，从此专权二十多年。

    严嵩之子严世藩聪敏能干，严嵩当然依为爪牙，广收鹰犬。他收了十几个干儿子，朝廷各主要部门的官吏大多出于其门。吏部和兵部是负责遴选官员和安排防务的重要衙门，严嵩便安置了两名亲信，吏、兵二部的文簿可以不奏请皇帝，由严嵩任意填写下发。这二部几乎成了严嵩私家的后院，主事之人几乎成了他的管家，一文一武，时人称之为“文武二管家”。

    这样一来，明朝的边防就弛乱不堪，西北有蒙古人，东南有倭寇，终世宗一朝，边乱不断。

    严嵩其人虽致权有方，但在筹划边防上却绝无能耐。当时，边防诸将知道严嵩当权，多把财物乃至军饷贿赂了严嵩父子。严嵩父子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只要买通了这“二丞相”，连连失地也能官运亨通。否则，就是常胜将军也必遭贬斥。因此，边防大坏，军士饥疲，无力阻挡鞑靼人的进攻。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部的俺答汗率兵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京师危急万分。严嵩作为当朝首臣，不仅不思抗击，还遍嘱诸臣，不得报告皇上。

    严嵩对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塞上败，可掩也，失利辇下，谁执其咎？”于是，兵部发出命令，各军不得轻易出战。待各路勤王大军到时，严嵩又推荐他的亲信死党仇銮作为全权指挥，节制诸路兵马。明军见城下鞑靼兵烧杀抢掠，只做壁上观，如同隔岸观火一样地悠闲无事。严嵩遍示诸将，鞑靼人无非是抢掠财物，抢够了他们自然会退去的。果然，鞑靼人不久就押着大批的女子和玉帛满载而归，这时的仇銮就派几路大军跟在敌人屁股后面送行，杀了数十个百姓，抢了一些财物而归。

    世宗虽信道教，似是不食人间烟火，但对敌人直逼城下，还是觉得难受，不禁要找个人泄愤。世宗把兵部尚书丁汝夔逮捕入狱，严嵩怕丁汝夔揭露自己，连忙向他保证自己不会让世宗杀了他，但真当世宗发怒要杀丁汝夔时，严嵩又不敢出来为他讲情，结果丁汝夔被杀掉了。临刑前，丁汝夔大呼：“严嵩误我！”

    东南一带的抗倭事宜，也被严嵩破坏得不成样子。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清正廉洁，入京后没有拍马溜须，严嵩父子就心中不忿，找了个借口，将他下入狱中。俞大猷实在无钱贿赂严嵩，倒是朝中诸臣看不过眼，便凑了一些钱，送给严嵩，俞大猷才得以出狱，保全了一条性命。

    当时，浙江一带的倭患十分严重，军队的船只有原定数额的十之一二，在嘉靖三十一年前后的三四年里，沿海军民被杀者竟达几十万人。严嵩不仅不去积极地组织抗击，反而大肆迫害抗倭将领。抗倭将领张经曾大败倭寇，斩首两千余人，是抗倭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胜利。但因没有贿赂严嵩在浙江的义子，竟被严嵩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严嵩父子骄奢不法，卖官鬻爵，十分猖獗。不仅朝中的官员对他大行其贿，外官若想升迁，也必须重贿严嵩父子，因此，内外官员的转迁进退，不以贤否而定，均以贿赂多少而定。每日送往严嵩府中的贿赂，车载斗量，不绝于途。甘肃总兵仇銮因贪虐被革职，后来重贿严嵩，被收为义子，转为京官，在鞑靼人进攻北京后反得升迁。赵文华从江南还京，送给严嵩之子严世藩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宝髻一个，金丝幕一顶，严世藩犹嫌太少，因而被罢官。严氏父子在北京、南京等地所占的田庄多达一百五十余所。侵占民田之多，更是令人咋舌，袁州一府四县的民田，竟有十分之六七为严氏所占。

    最有意思的还数严世藩的“朝廷两不如”论。严氏之府富丽堂皇，内储金银珠宝无数，严世藩曾洋洋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富。”严世藩娇妻美妾，列于两旁，歌舞狗犬，陈于面前，严世藩曾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严氏父子的胡作非为自然引起了朝廷正直大臣的极端愤慨，其中最著名者当数沈炼和杨继盛的劾奏。嘉靖三十年（1551年），锦衣卫沈炼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其中主要包括废弛边防、卖官鬻爵、陷害忠臣等，要求杀严嵩以谢天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侍郎杨继盛又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五奸十大罪。五奸是：厚贿内官，使之成为间谍，为他通风报信；控制掌握奏章的部门，蒙骗皇上；勾结厂、卫，使之成为自己的爪牙，笼络言官；网罗臣僚，使这些人成为自己的心腹。十大罪是：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传圣旨；冒领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邪；废弛边备等。

    面对这些劾奏，严嵩却自有应付之道。每当有劾奏入内，严嵩都装出一副诚惶诚恐又十分可怜委屈的样子。世宗因崇信道教而委政于臣，偶尔处断一事，却要显出十分英明的样子，特别是他的多猜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断事之时好标新立异，以此震慑群臣。

    严嵩日侍左右，自然摸透了世宗的这一性格，遇到有人弹劾自己，就跪在世宗的面前，显出孤立无助的样子，自认有罪，未能尽职，以至得罪臣僚，请求罢官归去。他越是这样，世宗越是不允，反倒说：“严嵩曲谨附我，赞我玄功而得罪于朝臣，我自当保护他。”这样一来，劾奏之人可就遭难了。沈炼被贬到保安，但他并不屈服，他扎了三个草人，标上“唐代奸相李林甫”、“宋代奸相秦桧”、“明代奸相严嵩”字样，用箭射之以泄恨。严嵩知道后，当即予以杀害。

    杨继盛一案更是轰动一时，杨继盛自知上书必死，还是毅然而决。《明史》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杨继盛果然被严嵩诬陷杀死。至于其他遭受迫害的言官，那就很难数得清了。

    严嵩因趋奉世宗崇信道教而兴，也因世宗崇信道教而败。有一个叫兰道行的方士，善于扶乩，十分得世宗信任。一次，世宗问谁是当朝最大的奸臣，兰道行扶乩的结果竟是严嵩，世宗不能不信。这时，严嵩的妻子病故，严世藩在家守母丧，不能到朝中办事。过去朝中每有紧急奏章，都由严嵩交给严世藩，让他揣摸上意，写好意见，再由严嵩送上去，一般说来世宗都很满意。现在严世藩不在，就得由严嵩亲写，严嵩老眼昏花，不仅文辞不通，还多忤上意，世宗就开始讨厌严嵩了。

    此时，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世宗就罢了严嵩的官，同时贬严世藩守戍边地。但严世藩胆大包天，半路而回，又到京城抢劫民女，搜罗财物，甚至私通倭寇，当然又遭御史弹劾。世宗阅奏大怒，下令将其处死。

    行刑之时，京师百姓如庆节日，多有把酒庆贺者，前往观刑的人塞街堵巷，足见对严世藩的愤恨之大。两年后（1567年），严嵩病死，年八十七岁。

    看了上面严嵩的逢迎拍马之术，就个人而论，我们觉得确实是前无古人的，所以理应摘取“马屁冠军”的桂冠。但他的桂冠是否能保持长久，还很难说，因为虽然前无古人，并不一定后无来者。对这一点，有识之士会拭目以待。

    （参见《明史》、《明鉴》、《明史纪事》等）

    18.宫廷绯闻背后的“官商一家”

    宫廷里真是充满了骇人听闻的阴谋，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是很难想象和理解封建宫廷里形形色色的阴谋的。这里姑且不说那些与权力无关的或是关系不大的桃色新闻，只讲几件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宫廷绯闻。

    为了抢占权位，宫廷里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战国时期春申君“移花接木”的故事可谓一绝。

    春申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他替楚王选了好几个女子，全没有生育过，为此事，他还真有点着急。这心事被他的门客李园看了出来，李园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来。李园向春申君告假，回赵国老家一趟，过了限期才回来。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李园说：“都是为了我的妹妹嫣嫣，她长得有几分姿色，连齐国人都来求亲，我只好在家招待了几天。”

    春申君一听，心想嫣嫣一定很漂亮，要不怎么连齐国人都知道赵国有美女呢？就表示出想收纳为妾的意思，没想到李园一口答应，把嫣嫣送给了春申君。嫣嫣果然漂亮，而且不出三个月就怀了孕。

    一天，嫣嫣对春申君说：“你当了二十多年的国相，楚王一旦去世，必定要传位给他的兄弟，你得罪了那么多人，恐怕不能自保！”春申君一听，吓得从床上坐了起来，唉声叹气却无办法。嫣嫣说：“我倒是有一计，不仅能免祸，还能得福，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春申君听得心痒，连连催促。

    嫣嫣说：“我今已怀孕，你如果把我献给大王，万一上天保佑，生个男孩，肯定能继位当国君，你的亲骨肉当了楚王，你还愁什么呢？这叫移花接木之计。”

    春申君听后，虽觉得未免有点那个，但为了权势，便把她献给了楚王。没想到嫣嫣不仅生了儿子，而且还是双胞胎，楚王就把大儿子册为太子。

    不久，楚王病重，春申君却兴高采烈，只等自己的儿子当楚王了。一天，门客朱英来对他说：“天下有意想不到的福气，有意想不到的灾祸，还有意想不到的人！”春申君听他话里有话，就让他说明白点。

    朱英说：“如果大王去世，小王即位，您就是伊尹、周公，这是意想不到的福气；但国舅李园表面上对您十分恭顺，背地里却养着武士，为了他妹妹和他自己，他是不会放过你的，这是意想不到的灾祸；我替您去对付李园，免得您落在他手里，我就是意想不到的人了！”春申君说：“李园哪敢啊！”朱英笑道：“想不到您也是一位意想不到的人啊！”春申君没有听朱英的话，朱英就跑到别国隐居起来。

    过了十多天，楚王死了，李园叫人报告春申君，春申君一进宫，李园就命武士围上他说：“奉太后密令：黄歇谋反，理当处死。”就这样，春申君遭了灭族之祸。

    春申君的“移花接木”之计失败了，但后人再接再厉，终于取得了成功。这就是吕不韦把政治当做商业来经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似乎也应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最有商业意识，而且世界上最大的商人也在中国。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帝王，但他当皇帝却经过了一个十分曲折的历程。

    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屡起争端，秦国为了实现统一大业，一直坚持不懈地进攻别的诸侯国。先是秦国屡次攻打赵国，但赵国有大将廉颇等人拼命苦守，秦国虽攻下几座城池，总无大的成效。后来实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就索性同赵国交好，想采用外交的方式来逐步征服赵国，以便赢得时间去攻打别的国家。于是，公元前279年，秦国邀请赵国到渑池开会，订立和约。双方为了取得信任，按照当时的习惯，互换国君的亲属作为人质。秦昭襄王就把自己的孙子异人送到了赵国做人质。

    但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大政方针已定，决不会因为一个人质在赵国就不去攻打，在渑池会后不久，秦国就派兵攻打赵国，尤其在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竟把赵国降卒四十多万人一次活埋，引起了赵国及其他诸侯国的极大愤慨。其后的两年，秦国又相继派遣将领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企图一举灭掉赵国。当时，赵国岌岌可危，城中断粮，以至有人杀人为食，幸亏魏国公子信陵君带领十万军队援助，才算打退了秦军，暂时保全了赵国。

    异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人质的，他的处境也是可以想象的。赵孝成王因为屡受秦国欺侮，早就想杀掉异人以泄其愤，平原君劝说道：“秦昭襄王有那么多子孙，秦太子安国君也有二十几个儿子，杀了异人，对安国君和秦王都不会有什么损害，更何况异人是他们的子孙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呢？不如暂且留下他，往后也许还能用得着，有个退路。”赵王听了平原君的劝说，才没杀异人。

    异人虽然免于一死，但他的艰难处境是可以想象的。不仅出门无车马，生活无侍从，就连日常的吃穿用度也都成了大问题。更有甚者，他还要遭受赵国官员的随意训斥，就是寻常百姓，他也要逊让三分。异人在敌国做人质，又兼秦国确实残暴异常、贪得无厌，这就使异人无论在物质生活上还在精神上都抬不起头来，只能任人欺辱。

    一位名叫吕不韦的商人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刻感到兴奋不已。他原是阳翟人（今河南省），这次来邯郸做生意，无意之中得此奇遇。他平素就寻找机会以求大举，一直苦无着落，这次遇见异人，觉得是一个天赐良机。他马上构想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实施。若能成功，就等于买下了整个国家，即使不成功，对他也没有多大的损害，况且多少也会有些回报。

    回到家里，他急切地去找富有商业经验的父亲商议，以便增加信心。结果，他的父亲莫名其妙。也许，下面的这一段对话，可以让人看到他商人的本色。

    吕不韦问：“种地能够得到几倍的利息呢？”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道：“十倍！”

    吕不韦又问：“如果做珠宝生意能得到几倍的利息呢？”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道：“百倍。”

    吕不韦最后问道：“如果花钱立一个国君，平定一个国家，又能获几倍的利息呢？”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道：“那就说也说不完了。”

    吕不韦认定异人是“奇货可居”，就开始实施对他的投资方案。首先是结纳异人，这对吕不韦来讲，是十分容易的事。因为异人穷困潦倒，无人理睬，吕不韦稍加关注，异人立刻上钩。然后，就是说服异人，让他回国，出钱替他多方面活动，并使他取得秦王宠妃华阳夫人的信任。

    有一次，吕不韦对异人说：“秦王年纪已长，千秋之后，即位的就是您的父亲安国君，您的父亲一旦即了位，就要立太子，他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又没有亲生儿子，这么一来，您的二十几位兄弟全成了候选的太子。您如果能够好好地孝敬华阳夫人，说不定会被立为太子呢！”

    异人听后十分感伤地说：“我现在哪里还敢起这样的念头，如果不死在异国他乡，能够回到秦国去，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吕不韦见时机已到，就对异人说：“我倒有个办法。现在我拿出几千两金子来，派人去到秦国活动，让华阳夫人来接你。不过一切都得听我安排。”异人听了，简直是喜从天降，哪里还有不同意，连忙给吕不韦跪下，说道：“如果能这样，我会铭记您的大恩大德，没齿不忘。”他请吕不韦立刻去见华阳夫人。

    吕不韦极有心计，他到咸阳后，知道时机不到，冒昧去见华阳夫人，反倒引人起疑。他先拜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送了她一笔厚礼，又拿了一些玉璧、黄金，托她转交华阳夫人，当然，这些都是以异人的名义送出的。

    华阳夫人的姐姐没想到异人在赵国不仅没被杀掉，居然还有财力送礼，就奇怪地问道：“异人在赵国的情况怎样呢？”吕不韦答道：“赵王因为秦国屡次攻打赵国，现在又围住赵都邯郸，早就要杀掉异人，亏得赵国的卿大夫们一力保护他，才幸免于难！”华阳夫人的姐姐就更觉得奇怪了，问道：“难道是因为赵国惧怕秦国吗？”吕不韦连忙说：“哪里哪里，如果赵国惧怕秦国，也就不会拼死抗秦了。只是因为异人学问好，人缘好，又是个孝子，大家才不忍心他被杀害，都说秦、赵两国交兵，实在与异人无关。每逢太子和夫人生日那天，异人总是去烧香磕头，拜朝西方祝祷，替太子和夫人拜寿。赵国人见他是个孝子，都说杀之不祥。还有，异人喜欢结纳天下豪杰，各国诸侯多少都跟他有点交情，他们也都劝说赵王不要杀他。如果换个人，有一百条命也早丢完了！”

    华阳夫人的姐姐听了这番话，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异人竟有这般才干，喜的是又这么孝顺。吕不韦见她脸有喜色，接着又说：“令妹华阳夫人专宠于秦王，那是再无他求了。只是没有亲生儿子，日后年长，谁能靠得住呢？不知您有什么打算？”

    华阳夫人的姐姐连忙向吕不韦问计，吕不韦说：“在太子的这么多儿子当中，又有谁比异人更合适呢？他德才兼备，又有质赵之功，最重要的是对太子和夫人存一片孝心。夫人如果能收异人做儿子，自己也就有了儿子，异人也就有了母亲，华阳夫人日后就不用发愁了。”

    这番话说得华阳夫人的姐姐在心里直点头。她倒不一定为异人着想，对于妹妹的未来，她却不能不考虑。妹妹无子，将来就很难做太后，即使做了，也不稳固，尤其是立一个生母还在的儿子做太子，那就更危险了。异人的生母已去世，如果能认异人为子，再立他为太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况且异人又有如此的孝心呢？她当即表示同意，愿意前去说服妹妹。

    她见到华阳夫人，送上吕不韦带来的礼物，又前前后后地说了一遍，申述利害，再动之以情，华阳夫人也觉得别无佳法，就同意了。华阳夫人软缠硬磨，逼着太子安国君去接回异人。安国君认为能把异人接回秦国也是好事，就派吕不韦想法儿接回异人。

    华阳夫人私下告诉吕不韦，安国君已答应把异人立为嫡子，只是先别声张，以免异人的其他兄弟和赵国知道后再生事端。太子给了吕不韦三百斤金子，夫人为表示诚意，又加了一百斤。吕不韦就带着这些金子回到了赵国。

    据说，吕不韦不仅要立一个国君，还想亲自成为国君。自己成为国君，就当时的情况看，那是绝无可能了，但如果能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国君，也是一样的，于是，他就安排下了移花接木之计。

    吕不韦回到赵国告诉异人他将被立为嫡子的消息，异人真有死而复生之感，他从此活跃起来。由于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异人从此改名为子楚。诸事俱备，子楚也就准备结婚了。当然仍由吕不韦张罗这件事。在聘人之前，吕不韦请子楚到自己家里吃了一次酒。席间有一女子，名叫赵姬，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不仅美貌绝伦，而且能歌善舞、能言善辩，子楚果然一见倾心。回到家后，就托人索要。吕不韦开始佯怒，继而虚与委蛇了一番，最后当然答应了。就这样，子楚娶了赵姬，不到一年，就生了个儿子，因为生在赵国，取名赵政。他就是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其实，赵姬嫁给子楚以前就已怀孕，赵政应是吕不韦的儿子。

    秦国围困邯郸日久，眼见即破，吕不韦恐怕赵王杀掉子楚，就加紧密谋逃跑。他用三百斤金子买通了一位把守邯郸南门的将军，告诉他说：“我是阳翟人，来邯郸做生意，全家都被困在城里，如果出不了城，不仅本钱蚀光，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就这样，吕不韦带着子楚、赵姬和两岁的赵政，逃出了邯郸。

    当时秦昭襄王正在赵国督战，他们先见了秦王，秦王很高兴，把他们送回了咸阳。吕不韦让他们穿上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见，十分奇怪地问道：“你们先在赵国，现又回到秦国，怎么穿楚国的服装呢？”子楚立刻按吕不韦事先教会的话说：“儿子不孝，不能亲自奉事二老，但天天想着母亲，知道母亲是楚国人，就经常穿楚国的服装。”这使华阳夫人非常感动。

    安国君赏赐了吕不韦，子楚住在华阳夫人的宫里，下一件事就是等待被立为太子了。

    子楚归国后不久，秦昭襄王病死，安国君即位，是为秦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秦孝文王不久病死，其子秦庄襄王相继病逝，十三岁的赵政即位当了秦王。

    吕不韦的儿子当了国君，吕不韦也权倾一国，他当初的设想完全实现了，但是，他的地位也越来越危险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秦王赵政越来越懂事，吕不韦跟赵政的母亲私通的事，在秦国早已不是秘密，若有朝一日传到赵政的耳朵里，即使赵政当时不便发作，迟早会找吕不韦算账。为了满足太后的需要，吕不韦必须找到一个替身，经过一段艰难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个叫嫪毐的人。这个人也和吕不韦一样，既有野心又有心机，还愿意冒险。于是，吕不韦把他扮作太监，帮他混进宫去。原来，按照原来的礼仪，男子在进宫之前，必须把生殖器用毒药腐蚀掉或是切掉，成为太监，才能出入宫禁，以免和妃子宫女私通，乱了龙种。吕不韦为了给太后送个面首，是不能切掉嫪毐的生殖器的。他用重贿买通了主管宫刑的官吏，假造了证明，让嫪毐拔去胡须，拔去眉毛，涂上脂粉，扮成太监，送给了太后。嫪毐十分善于逢迎太后，不久就同太后打得火热，因太后执政，大权也就渐渐地落到了嫪毐手里。

    时间长了，情意暗生，太后与嫪毐竟似结发夫妻，居然忘了赵政也是太后的亲生儿子。他们看着自己生的两个儿子，越想越为两人的前途命运担心。嫪毐与太后情浓之际，也顾不了许多，准备在一定的时机，废了赵政，立他的儿子做国君。谁知这些密谋竟因嫪毐一时疏忽而被查出。

    一次，嫪毐酒醉之后与人发生猛烈的争执，他气愤不过，竟然大呼：“我是国君的假父，谁敢与我争执！”这证实了早已传得沸沸扬扬的宫廷绯闻。那个与嫪毐争执的人立刻跑去向赵政报告。当时，赵政已是二十一岁的青年了，按古礼已到“弱冠”之年，可以亲理朝政了。于是，他就严令官吏调查此事。结果，查出嫪毐并非宦官，并经常与太后私通，还生有两个儿子。因为当时还是太后专权，赵政一时无法处置这件事。

    不久，赵政按秦国的习惯在雍地举行加冕典。加冕之后，太后就必须还政给国君。嫪毐知道，赵政一旦回到咸阳，他就绝无生望，于是，趁赵政不在咸阳之机，他盗用秦王和太后的印玺，发兵攻打赵政。赵政事先做好准备，故轻而易举地平定了这场叛乱。嫪毐因兵败被杀，其余十二名叛乱首犯也被车裂示众。

    赵政还把他的母亲迁出咸阳，放逐到雍地去居住。最亏本的应算吕不韦了，他心机算尽，还是难逃这一天，叛乱平定后，他的所作所为也无法隐瞒，因而被罢相免官，不久就自杀身亡了。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宫廷的秽乱无时不有，其丑恶无耻是常人难以想及的，但像吕不韦、嫪毐和赵政的母亲三人之间的宫廷绯闻恐怕还不多见。尤其是吕不韦把政治当做商业来经营，实在是开了中国“官商一家”的先河，其千秋功罪，即使我们这些后人，又能怎样评说呢？单就吕不韦的这次经营活动来说，他最后是据有了天下，获得了说也说不完的利息呢？还是蚀尽了老本，落得人财两亡呢？真是无从说起。

    再说两句题外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丞相赵绾建议沿袭旧制，分封子弟；而廷尉李斯则反对分封，主张设郡县，置官吏。一般人都说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是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但仔细想想，他有了如上的家庭生活经历，还能有多少家庭亲情呢？他还有多少传统的道德信仰呢？难道还能希求他亲爱自己的血族成员而把土地分给他们吗？其实，秦始皇残暴的性格也与他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例如，当他灭掉赵国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当年欺压他们母子的人全部坑杀。秦朝的灭亡，跟秦始皇的残暴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居然也能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说什么好呢？

    19.经义决狱

    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不能说不发达，历代的法典可以称得上是浩如烟海。但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似乎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不仅表现在量刑的轻重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判刑的方式上。如汉代就盛行“经义决狱”和“原心定罪”。

    所谓经义决狱，就是以礼入法，把礼仪当做法律，具体说来，就是根据《春秋》及其他经典上的有关记载、论述甚至只言片语来处理诉讼案件。据说，这种情况开始于董仲舒。且看下面董仲舒用《春秋》及其他经典来处理诉讼案件的例子。

    当时有一个无法判决的疑案，地方官交给了董仲舒。案情是这样的：甲没有儿子，在道路的旁边拾了一个别人抛弃的婴儿乙，并将其养育成人。后来乙杀了人，并把杀人的情况告诉了甲。甲不仅没有告官，还把乙藏匿了起来。按照当时的法律，是应以连坐之罪一起处死的，董仲舒不同意这种判决，提出甲当何罪呢？

    董仲舒说：“甲没有儿子，但他把乙养大了，虽然不是他所生的，但谁又能把他夺去呢？《诗经》上说：‘螟蛉有子，自己不养活，另一种叫做蜾蠃的昆虫把它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也就算是自己的孩子了。按照《春秋》大义，父亲是可以为儿子隐匿罪过的（按：《论语》中有“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话。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老师，有一个人偷了别人家的一只羊藏到了自己家里，他的儿子看到了，当地的执法官来到他的家里向他索取这只羊，他的儿子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十分干脆地回答说：“应该帮他的父亲把羊藏起来。”孔子的学生十分不理解地问道：“那么，这个人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吗？”孔子回答说：“儿子帮父亲隐藏赃物和罪过，其中就已经含有正直的品格了。”），因此甲可以为乙隐匿罪过。

    于是，皇帝听了董仲舒的话，就下了一道诏令，说甲可以不受连坐的处分。

    看来，汉代关于父子关系的认定与我们今天的法律是不太一样的。董仲舒还处理过这样一个案例，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甲有儿子乙，当时由于家境贫困，就乞求丙来养育。后来，丙把乙养育成人。有一次，甲喝醉了酒，就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乙听了以后很愤怒，就把甲殴打了一顿。甲认为这是儿子殴打父亲，十分生气，就告了儿子一状。按照当时的法律，儿子打父亲的惩罚是很重的，但因为人们对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有争论，就把这件案子交给了董仲舒。

    董仲舒又根据《春秋》之义说：“甲虽然生了乙，但不能养活，并交给了别人，父子之义已经断绝了，虽然打了甲，但不能按父子关系来判罪。”

    下面的这个例子讲的是夫死再嫁的事，这不仅牵涉到一个怎样认识事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对待这个事实的问题。

    甲的丈夫乘船出海，遇上了风暴而身亡。但因找不到尸首，所以四个月也没有举行葬礼。后来，甲的母亲丙就把甲嫁入了另一户人家，被原夫家告发了。有人说夫死未葬，按照法律是不能出嫁的，她私为人妻，论罪应当弃市。

    董仲舒按照《春秋》解释说：“我以为《春秋》上记载，有夫人嫁到了齐国，丈夫死了以后，没有儿子，可以再嫁。夫人是没有自己行动的权力的，只有听从尊者的话。她的母亲把她嫁了出去，不是自己有淫荡之心，不是私为人妻，都不应当受法律制裁。”

    上面是经义决狱的例子，下面是原心定罪的例子。所谓原心定罪，就是根据当事者的动机来论处罪过的大小。这也有一个如何处理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的案件。

    甲的父亲乙和丙因争吵而打架。丙以自己身上带的刀刺乙，甲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就用杖打丙，结果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乙。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儿子殴打父亲，论罪应当杀头的。

    董仲舒说：“我认为父子乃是至亲，看到自己的父亲被打，没有不感到惊慌失措的，拿起杖来救助自己的父亲，不是要殴打自己的父亲。《春秋》上说：‘许止的父亲有病，许止给他的父亲吃药，吃了药之后父亲死了。当时主管法律的君子推究他的心理动机，认为是好的，就赦免了他的罪过，没有处罚。’因此，这个案子并不是我们法律上所说的那种儿子殴打父亲，不应当处分这个儿子。”

    如果说上面的案例还都是处理很具体的案件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就不仅仅是个“民事案件”了，它实际上更接近于政治问题，但即便对于这样的问题，汉代也是根据《春秋》的意思来作出判断的。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来到未央宫北阙，自称是卫太子刘据。公车令急忙入报。大将军霍光闻后大惊，因为卫太子刘据已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因别人诬陷，受巫蛊之案的牵连，被迫造反，失败后出奔外地，被汉武帝下令追捕，后自缢身死，又怎会死而复活？于是，传令众臣前往北阙，审视真假。

    众臣奉令来到北阙，围住这个男子，见此男相貌颇似卫太子，但声音举止一时难定真假。因为事关重大，大家一时都拿不定主意，无法回宫复命。国都中百姓，听说卫太子出现，也都纷纷出来围观，一时间来到北阙的竟达数万人。这时，京兆尹隽不疑闻讯到来，令从吏说：“何处狂徒，竟敢冒充太子，快给我拿下！”从吏闻命，立即蜂拥而上将那男子捆绑起来。在场的官员中，有一人素与隽不疑关系很好，见到此种情况，怕他惹祸，就走到隽不疑的跟前说：“真假尚未分出，是否从缓擒拿？”隽不疑道：“就是真的卫太子也没什么可怕的。春秋战国时期，卫公子蒯聩得罪卫灵公，出奔晋国。及灵公殁后，蒯聩的儿子陬继位，蒯聩欲返卫国，陬不让他回去，对此事，《春秋》且不以为非。那时，儿子当了国君尚且可以不让自己的父亲回来，何况现在呢？今卫太子得罪先帝，罪本当死，岂可再来此搬弄是非？况且，卫太子已死，如今怎知这个人就是卫太子呢？”在场众人听了以后，都认为隽不疑的话很有道理，立即散去。

    隽不疑遂将此人交付有司审办。

    经廷尉数日审理，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此人为阳夏人，叫成方遂，流落江湖，以卖卜为生。一天，已故卫太子舍人向他问卜，发现他的相貌和故太子刘据非常相似，感到十分惊奇。成方遂听后，忽生奇想，便将太子在宫中情况，详细问了一遍。待舍人走后，他便收摊归家，经过谋划，数日后便到了长安，幻想能冒充太子，取得荣华富贵。不巧碰上隽不疑，求福不成，反被下狱。起初他还不肯招认，直到有人作证。当时的辅政大臣霍光听说后，十分感叹地赞道：“公卿大臣，不可不通经致用。今亏有隽不疑，否则真的要误事了！”

    另一个例子也能说明汉代的这种现象。

    东汉明帝时期的郭弘是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熟习法律，被太守寇恂提为决曹掾，断狱三十多年，没有人不服他的判决。其子郭躬自幼承传父业，精通法律，有仁者之封，决狱多有高明的见解。永平年间，被召进宫，在皇帝的身边当法律顾问。

    有一次，朝廷接到了一件案子，说是有兄弟俩共同杀人，但谁是主犯，一直未弄清楚。最后，明帝经义决狱，判兄长不好好教训弟弟，致使他杀人，所以兄罪重而减弟死刑。不料，中常侍孙章在传达诏书时出现失误，诏书内容被理解为其罪皆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当时的尚书认为，孙章的行为，实际上是假传圣旨，按律应当处以腰斩之刑。

    明帝还算是有仁慈之心，他觉得这么判好像重了些，便把郭躬招来询问。郭躬说：“孙章之罪，只可处以罚金。”明帝问：“孙章伪造诏旨杀人，怎么处以罚金？是不是太轻了呢？”郭躬说：“孙章是错传了圣旨，但并非故意，推究其本心，乃是失误所致，与有意假传圣旨不同。按规定，应处以罚金。”明帝说；“孙章怎么可以说是失误呢？我听说他和杀人的兄弟俩是同县，可能以前有仇，所以我怀疑他是故意假传圣旨，挟私报复、借刀杀人。”郭躬说：“《诗经》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说，周代的贡赋均平，法律赏罚不偏斜。孔子说，君子不逆诈。意思说，不要以自己的意志事先对别人猜测。所以断狱万万不可凭自己意志而不顾事实。”明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在这里，已经不是经义决狱，而是用经义来解决法律观念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看来，汉代的经义决狱的应用范围并不仅仅在处理刑事案件上。

    经义决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礼入于法”。《四库全书辑要》唐律疏义解云：“唐律一准于礼，得古今之平。”意思就是说唐代的法律完全依照礼来制定，是古今最好的法律，所以才能使得天下大治。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礼入于法”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各代都有不同，但总的看来，汉朝似乎是个比较明确的开端。下面是见于《后汉书》的一个小例子。

    卓茂是南阳宛县人，西汉元帝时在长安求学，学习《诗经》、《周礼》及历法算术，被称为通儒。卓茂生性宽仁恭爱，不论做官还是不做官，吏民和乡亲都很敬慕他。后来，他任山东密县县令时，非常用心，爱民如子，以善举教化百姓，以身作则，深受百姓的喜爱。

    卓茂虽然不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吏民，但官吏们都十分敬畏他。有一次，一个人到卓茂那里去告状，说卓茂部下的一个亭长收受了他的米肉。卓茂听了，觉得不大可能，为了不让这事张扬出去，就连忙屏退左右，秘密地问那个人：“亭长是怎样要的米肉？是他向你勒逼索要的呢？还是你有事求他他才接受了你的东西呢？还是他什么也没做，只是你仰慕他才送给他的呢？”

    告状人回答说：“是我自己前去送给他的。”

    卓茂问：“既是你前去送给他，你为什么还要告呢？”

    告状人说：“我听说贤明的长官，能使民不害怕吏人，吏人不取民之物品。如今我是因为害怕吏人，才送他米肉，而且他也接受了，所以我才到你这里来告状。”

    卓茂听了以后，很不同意他的看法，就耐心地对他说：“你这就是有意败坏亭长的名声了。人之所以和禽兽不同，就是因为他们有仁爱之心，懂得互相敬重。如今邻里之间对长老还要送些馈赠之物，何况吏与民之间呢？这是人之常情，所不同的只是官吏不应当用权势向百姓强要。人都是以群居杂处的方式生活的，所以要用礼仪相交往，如果没有了礼仪，社会就没有办法维持了。你难道不想修礼仪吗？如果那样，你就只能远走高飞，离开人群，不食人间烟火。亭长平时善待吏人，节日送些东西给他，这就是礼呀！”

    告状人不服，说：“照您这么说，为什么法律有明文禁止呢？”卓茂说；“律设大法，礼顺人情。先要有礼，然后才有法。如果只是用法，天下将会大乱，人也就不是人了。现在我用礼来开导你，你必无怨无恶；要用律条治你，你恐怕就不堪承受了。您回去好好想想吧！”

    令人感到滑稽的是，经义不仅可以决狱，还可以解梦，这就是经义对人们意识的渗透。

    据说，从前有一个读书人将要赶京应试，他做梦梦见自己首先进入了试场，醒来后，他非常兴奋地告诉妻子自己做的梦，并高兴地说：“我本来觉得我考得不错，这个梦预示着我一定会夺得第一名。”妻子说：“不对，你没记着《论语》里写的是‘先进第十一’吗？”后来她丈夫被录取，果然名列第十一。

    这真是温情脉脉的法律啊！的确，充满了正义的、温情的法律确实要比冰冷的、僵硬的法律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也更加理想，但礼入于法的温情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社会的产物，它致命的弱点就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律上的不平等，而法律的不平等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法律。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这个观点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很有代表性，其意是说，礼仪的作用是在罪恶发生之前就禁止了，而法律只是在罪恶发生之后才加以惩处，一前一后，其轻重是非常不同的。因此，中国的法律往往是礼教的依附物，往往与道德相混淆，所以，就很难得到独立的发展。也许，数千年来中国虽然有那样多的法典却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这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参见《历代刑法考》、《后汉书》、《汉书》、《资治通鉴》、《智囊》等）

    20.李斯与赵高

    李斯与赵高，一个是融政治家、阴谋家、学者为一体的人，一个是融野心家、阴谋家和宦官为一体的人，二人狭路相逢，谁败谁胜？这也许不是能够用常理度之的。对二人进行比较，大有意味。

    人在官场，往往利令智昏，虽明白及时抽身的道理，却是身不由己，不愿抛弃荣华富贵，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也许是人性使然吧！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集大学者、大权谋家、大政治家于一身的李斯，就是这样一个例证。他在身为秦国丞相的大红大紫时期，多次想起老师荀子告诫他的“物忌太盛”的话，也多次想和他儿子一起回到故乡上蔡过那种牵着黄犬、优游自在的生活，但由于功利之心太重，权势之欲太盛，未能抽身离去，最终落个父子均被腰斩的下场。

    李斯出生于战国末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人，少时家境不太宽裕，年轻时曾经做过掌官文书的小官。至于他的性格为人，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插叙了一件小事，极能够形象地说明。

    据说，在李斯当小官时，曾到厕所里方便，看到老鼠偷粪便吃，人和狗一来，老鼠就慌忙逃走了。过了不久，他在国家的粮仓里又看到了老鼠，这些老鼠整日大摇大摆地吃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而且安安稳稳，不用担惊受怕。他两相比较，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人有能与无能，就好像老鼠一样，全靠自己想办法，有能耐就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无能耐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预示了他未来的结局。

    为了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求得荣华富贵，他辞去了小吏职务，前往齐国，拜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为师。荀子虽继承了孔子的儒学，也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但他对儒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较少传统儒学的“仁政”主张，多了些“法治”的思想，这很适合李斯的胃口。

    李斯十分勤奋，同荀子一起研究“帝王之术”，即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当官的学问。学成之后，他便辞别荀子，要到秦国去。

    荀子问他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人生在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齐王萎靡不振，楚国也无所作为，只有秦王正雄心勃勃，准备兼并齐、楚，统一天下，因此，那里是寻找机会、成就事业的好地方。如果留在齐、楚，不久即成亡国之民，能有什么前途呢？所以，我要到秦国去寻找适合我个人的机会。”

    荀子的思想中本来就有许多法家的成分，他同意李斯前往秦国干，但告诫李斯要注意节制，在成功之际想想“物忌太盛”的话，不要一味地往前走，必要的时候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李斯来到秦国，投到极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很快就以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小官。官虽不大，但有接近秦王的机会，有此一点就足够了。

    处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亦不能以理政见长。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崭露头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书。他在揣摸了秦王的心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毅然给秦王上书说：凡是能干成事业的人，全是能够把握机遇的人。过去秦穆公时代国势很盛，但总是无法统一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周天子势力还强，威望还在，不易推翻；二是当时诸侯国力量还较强大，与秦国相比，差距尚未拉开。不过从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剧衰落，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秦国已经趁机强大起来了。现在国势强盛、大王贤德，扫平六国真是如掸灰尘，这正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大王千万不可错过了。

    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李斯赢得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了。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

    韩国是秦国的近邻，秦国若想统一六国，韩国首当其冲，因此韩国感到既着急又害怕，但又无其他办法可想。于是，他们就派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来到秦国，对秦王陈述在某地修渠的必要，征得了秦王的同意，开始修渠。不久，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原来，郑国是韩国的间谍，修渠的目的并非为了兴修水利，而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和财力，以免秦国国力强盛后集中兵力东进。这时，东方各诸侯国也纷纷暗派间谍，以各种方式在秦国活动，尤其以做宾客的为多，有些间谍也被揭露出来。这样，出身秦国的群臣一方面为秦国考虑，同时也为了消除官场竞争对手，都坚决主张驱逐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怀着失望而又悲伤的心情离开秦国，在临近边境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最后试一试，否则，一旦出了秦国，就再无返回之日，一生的功名利禄也就付诸东流了。于是，他抱着试探的态度，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不对的。从前的时候，秦穆公寻访贤能之士，从西方的戎地请来了由余，从东方的楚地请来了百里奚，又从宋国请来了蹇叔，并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友。正是因为任用了这五个人，秦穆公才兼并了二十个国家，在西方称霸。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更加富强，因此打败了楚国、魏国，扩大了近千里的国土，秦国更加强大起来。秦惠文王采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之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王权，蚕食诸侯，秦国终于建立了帝业。这四代君王都是因为任用客卿才对秦国作出贡献的，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当初这四位君王也下逐客令，只能导致国家没有富利之实，也没有强大之名。

    在《谏逐客书》里，李斯还用秦国喜欢异国出产的珍珠、宝马、美女为例，反问为什么物产能用，人才就不能用呢？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秦国不用他国人才，那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鸟，只能使人才归于各国，加强各国的力量，对秦国的统一大业是很不利的。

    《谏逐客书》可谓证据确凿，理论也符合秦国当时的实际需要，又兼言辞恳切，情意真诚，秦王读后大受感动，竟撤销了“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为廷尉。

    被囚系狱中的韩国奸细郑国也趁机上书说，当初鼓动秦国修渠的目的确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但修渠也确实是秦国的需要，否则，大王当初就不会批准动工了。况且现在已修了一半，如果半途而废，那就前功尽弃，如能坚持修完，那秦国将会受泽万代。秦王觉得郑国的话也有道理，就放他出狱，继续主持修渠。这就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的来历。

    李斯在秦国总算站稳了脚跟，经过一番“谏逐客”的接触，秦王也就更加信任李斯，李斯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正在这时，李斯的同学韩非也来到了秦国，这对李斯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著作极丰，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著。这些著作，本是因他看到韩国太过软弱，上书献策而不被用，感到失望和怨怒而发愤著述的，韩国君主未加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大喊：“我若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韩国对人才的轻侮和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秦国。就这样，韩非来到了秦国。

    李斯明白，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政治外交能力，自己都远不如韩非。现在秦王把他留下，是否重用，还未决定，不过一旦重用，自己就永世不得出头。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他必须首先除掉韩非。他对秦王说：“韩非是韩王的亲族，大王现攻打韩国，韩非自然不会同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秦王说：“既然不能用，那就放走吧！”李斯的目的是要赶尽杀绝，于是又对秦王说：“如果放他回韩国，他定会为韩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就趁他羽翼未成之时将他杀掉。”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李斯就送给韩非毒药，令他自尽，韩非深知李斯的为人，就饮毒自杀了。李斯从此没有了对手，就更加放胆大干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全兼并了六国，使中国在经历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以后复归于统一。统一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个大一统的国家。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应像周代那样，分封诸子，裂土而治。在召集群臣讨论这件事时，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上书说：“殷周所以能有千年的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把天下分封给了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同于百姓，万一发生了像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那样的叛乱，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能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唯有李斯坚持置郡设县，遣官治理。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战乱频仍，全在于周朝分封以来，诸侯各自为政，相互仇视，周天子也无力制止。如今天下一统，如果再立许多国家，等于再次分裂，不利于中央集权管理。

    出于对当时情况的考虑，也出于个人生活经历，秦始皇接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李斯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成熟的统治形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淳于越坚持实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给李斯处理。而李斯审查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认为淳于越泥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状全是由于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缘故，竟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按照李斯的规定，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都要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谈论诗书，就在闹市区处死，并暴尸街头；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烧书者，面上刺字，并征发修筑长城。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摧残。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书生进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即为“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极大的污辱，是对人的尊严的残酷迫害。这个事件，固然与秦始皇的暴政主张分不开，但李斯的借题发挥乃至无中生有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今天看来，李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秦却步，李斯也就可以独行秦廷了。

    李斯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作为学者出身的李斯，竟能这样背叛文化、残害文化，实可谓天良丧尽，对这样的“读书人”，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了宣扬皇威，镇抚六国百姓，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出游，从咸阳出发，经武关，沿渭水、汉水到云梦，再经长江东下直到会稽。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深得秦始皇喜爱。赵高是秦国灭掉赵国时掠来的太监，十分精明，懂得法律，看到这一情况，就挖空心思地接近胡亥，博得了胡亥的欢心，并给他讲解法律条文，讲解各种案例的处理，还教胡亥学书法，实际上成了胡亥的老师。秦始皇见他很有才干，就提拔他当了中车府令，掌管皇宫中的车马。秦始皇出游，除了要带左丞相李斯帮助处理政事以外，还要带赵高去管理车马。胡亥见自己的老师去了，也想跟着出去玩玩，就托赵高去说。秦始皇觉得让胡亥见见世面也好，就答应带他同去。

    秦始皇先来到云梦泽，又到了九嶷山，祭祀了古代帝王舜，然后再沿长江东下，到达绍兴，在会稽山又祭祀了治水英雄禹，并刻石纪念，颂扬功德。在回咸阳的途中，秦始皇生了重病，他极为怕死，也讳言死，直到行至平原津时，秦始皇危在旦夕，才叫赵高写信，召大儿子扶苏前来咸阳办理丧事。信还未及发出，秦始皇就去世了。

    当时随行的有李斯、胡亥、赵高。秦始皇临死之前，曾有书信召扶苏送葬，按当时的习惯，长子承位是天经地义的，况且扶苏刚毅勇敢，较得人心。但赵高为了掌握大权，极力想把胡亥推向皇位，就让胡亥扣留了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

    秦始皇猝死，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便令人在秦始皇的车内伪装成秦始皇，让人照常送水送饭，另让一个太监坐在车中，照常批阅文件奏章，李斯和赵高也照常给他供应茶水饭食，照常前去请示。

    当时天气炎热，秦始皇的尸体腐烂，发出恶臭，为了不让随从士兵闻到尸体臭气，赵高和李斯就假传秦始皇的旨意，买了一车鲍鱼拉在车后面，因鲍鱼可发出奇臭，就将秦始皇的尸臭掩盖过去了。就这样到了咸阳。

    其实当时赵高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多少实权，要想实施计划，就必须取得李斯的同意。于是，赵高找到李斯，秘密地对他说：“现在皇帝死了，印玺都在胡亥那里，始皇帝写给扶苏的信也在我手里，还没有发出去，你看谁即位更好一些呢？”

    李斯勃然变色道：“这难道是你说的话吗？谁做皇帝始皇帝早有安排，你这样不守人臣之礼，岂不是要亡国吗？”

    赵高知道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官位的人，把官位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要想说服他，只有从官位入手，于是就趁此机会拉拢李斯，采取攻心战术，他们之间就有了一段精彩的对话。

    赵高说：“我做胡亥的老师，已有很多年了，可从未发现过胡亥有什么过失。胡亥为人老实厚道，聪明伶俐，又不挥金如土，能礼贤下士，全国之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好的人了，让胡亥即位，不是很好吗？”

    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虽然视官如命，到底还未丧尽天良，他还是怕让胡亥即位会祸乱国家，于是对赵高说：“我个人不足惜，本是上蔡的一个百姓，蒙先皇垂青，得以效劳于秦廷，让我做侯爵，子孙也都做了大官。先帝把如此重大的责任交付给我，我怎么能辜负先帝呢？况且前车可鉴，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废了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为君，结果弄得三代不安，混战几达二十年；齐国的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结果公子纠被杀。殷朝的纣王杀了比干，结果落得国破家亡！上述都是亲人相残以至香火断绝的例子，秦国怎么能效法呢？”

    赵高锲而不舍，对李斯进一步晓以利害，他说：“世事是变化无常的，前朝的例子在今天不一定都完全适用。当今之事，如果能上下一心，就可以长久，如果能内外协力，事情就可成功。您如果听了我的话，就可世代封侯，传之久远，您本人也会像孔子、墨子一样的有声誉。如果不按我的意思办，您必定会祸及子孙。会办事的人可以因祸得福，不会办事的人会因福得祸，事到如今，您怎么还不明白呢？”

    赵高又说：“始皇帝临死前写了一封宣召扶苏来送葬的书信，未及发出，便死了，这您知道。但现在这封信在胡亥的手里，皇帝死了又没有人知道，决定由谁继位，全看胡亥和我了。您意下如何呢？”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哪里是做臣子的应该说的话。您这样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赵高说：“如果按始皇帝的意思去办也未尝不可，对我毫无损害。我只想问您，您和蒙恬相比，谁更有才能呢？”

    李斯说：“我不如蒙恬。”

    赵高说：“那好。扶苏刚毅勇武，又曾坚决反对您和始皇帝焚书坑儒。他即位之后，必定任用他最为亲近的蒙恬做丞相，到那时，您怎么办呢？”

    李斯本来还有正直善良之心，但人在官场久了，其官格也就压倒了读书人的品格，对切身利益的考虑也就压倒了对正义的坚持，李斯考虑到自己的官位及身家性命，最后只好服从了赵高的建议，流着泪对赵高说：“我生于乱世，既不能以死谢世，我的命运又能交给谁呢？”

    赵高就这样开门见山，紧紧抓住李斯贪恋权位富贵的心理，争取了李斯。于是，两人合谋，伪造秦始皇的书信，指斥扶苏“不孝”，蒙恬“不忠”，令其自杀。

    赵高还要做通胡亥的思想工作。他觉得掌握大权时机来临了，就对胡亥说：“皇上没有分封诸位公子的遗嘱，只是给大公子扶苏写了一封信，叫他前来咸阳安葬，扶苏与大将蒙恬一起带兵，又素有威信，如果他来到咸阳，肯定会即位当皇帝，而您却没有一寸封地，那该怎么办呢？”说着，赵高就把秦始皇写给扶苏的信拿给胡亥看。

    胡亥倒颇有一副书生气，对赵高说：“父亲去世了，没有分封给我土地，我也无话可说。人言了解臣下莫若他的君主，了解儿子莫若他的父亲，父亲既然这样安排了，我还能怎么办呢？”

    赵高这位老师倒也循循善诱，他耐心地对胡亥说：“统治人与被人统治，是截然不同的。现在，信和御玺就在我和丞相这里，谁即位当皇帝，就是我俩说了算数。您可要好好考虑啊！”

    胡亥还是十分害怕，他说：“弟弟废掉哥哥，这是不义；不遵父命而怕死，这是不孝；无才无德而靠别人拥戴成功，这是无能。如果犯了不义、不孝、无能这三条，老天是不会饶恕的。不仅自己会丧命，就是祖宗也会断祀。”胡亥此时还算清醒。

    赵高见胡亥还不明白，就直言劝说道：“顾小事而忘大事，必定有后患；犹豫不决，也必定后悔；果敢决断，连鬼神也要躲避。况且古有先例，商汤、周武杀他们各自的君主之时，天下人都说他们仁义，而不说他们不忠，只说他们诛除了一个暴虐的人，而不说他们是冒上弑君；卫国的君主杀了自己的父亲，连孔子都大加赞扬。可见，干大事的人，是不必顾及小节的，有大德行的人，也不计较小的责备之辞。至于你和你的哥哥，这本来就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又不是你哥哥早已做了皇帝。还是请你快拿主意吧！”

    胡亥终于动心了，他隐晦地说：“现在父亲的丧事还未办完，甚至连消息也还未发，怎能为这事去麻烦别人呢？”赵高斩钉截铁地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你一切都准备好了，恐怕时机就晚了。”胡亥终于同意了赵高的意见。

    就这样，一场阴谋就此策划完毕，并付诸实施。赵高伪造诏书，派使者送往扶苏所在的边防驻地，责备扶苏不孝，并赐他宝剑，令其自杀，扶苏接到诏书后，未加反抗就自杀了；大将蒙恬却不愿自杀，后被逮捕入狱，死于狱中。

    赵高一行人回到咸阳发丧，极其隆重地举行了秦始皇葬礼，胡亥也就顺利地当上了皇帝，是为秦二世。

    在赵高的一手策划之下，胡亥沿秦始皇当年东巡的路线出游，并沿途刻石纪念，以证明胡亥是秦始皇选定的接班人，遮掩天下人的耳目。赵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去掉异己分子，让胡亥实行严刑峻法。赵高亲自主持撤换了朝中的大多数大臣，并分别将其处死。蒙恬的弟弟蒙毅当然首当其冲，对于胡亥的兄弟姐妹，他也决不留情，一次杀掉胡亥的十二个哥哥，关押至死三个哥哥，车裂了十个姐妹，其家属受株连而死的不计其数。这样，朝中的大权差不多掌握在赵高一人手里，只有丞相李斯，因拥立有功，才未被废。

    在进行了这场大屠杀之后，赵高得意地对胡亥说：“现在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朝野上下都人人自危，自我保全尚且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去搞别的呢？陛下您可以尽情享乐了，一些琐碎的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就行了！”就这样，胡亥完全落入了赵高的掌握之中。

    李斯是一个可以牺牲任何良知来换取和保住功名的人。秦二世胡亥十分昏庸，只顾享乐，不理国政，秦朝已如厝火积薪，十分危险，但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虽然看得十分清楚，却不加规劝。一次，胡亥竟向李斯问道：“你的同学韩非在文章里说过，古代的帝王都非常辛苦，难道做帝王就是为了受罪吗？如果帝王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能治理天下呢？我看是臣子无能，才使君王受累。如今，我既想随心所欲，又想治理好天下，你能替我想个办法吗？”

    李斯不仅不直言相劝，反而揣摸胡亥的心理，献上了一套“督责之术”。他说，贤主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就不敢不勉力效劳，否则，那就比唐尧、虞舜还辛苦。所谓“督责”之术就是君王的独断专行加严刑酷法。胡亥一听这种哄小孩般的把戏，正中下怀，立即采用。结果弄得天下“忠臣”被杀，“明吏”遭戮，怨声载道。

    赵高和李斯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日后的钩心斗角、排除异己也就势在必然。胡亥整日在宫中淫乐，根本就不视朝理事，所有大小事务，全委托赵高办理。

    李斯此时所想的还是如何治理好国家，这是知识分子无法改掉的“劣根性”，而此时赵高想的是如何除掉这个唯一的权力障碍。对于李斯，赵高是必欲除之而后安。赵高设计了一整套完备的计划，让李斯一步步地蹈入死地。

    一天，赵高往访李斯，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赵高故意谈及关东乱事，两人相对欷歔。赵高说：“现在关东群盗如毛，警报频传，而主上恣意为乐，又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狗马等无用之物，充斥宫廷，不知自省。我们心急如焚，怎奈人微言轻，不如丞相德高望重，还望丞相进谏。”李斯说：“不是不愿进谏，实是皇上并不出朝视事，无由得见。”赵高则说等他探得主上闲暇，便来报告。李斯还以为赵高是个忠臣，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正当胡亥玩得高兴的时候，赵高却派一宦官急传李斯入见。李斯穿好朝服，疾趋入宫，没想到正撞在胡亥的兴头上，迎头遭了一顿训斥，只好回去。这样往复三次，胡亥十分讨厌李斯，怪他败坏了自己的游乐之兴。赵高趁机诋毁李斯说：“假造诏书让您当皇帝的事，李斯参加了，他本以为功劳很大，皇上会封赏他的，现在未能如愿，就心怀不满。现在接连求见，恐怕不怀好意，要加提防。再说外边风传他与长子李由合谋反叛，虽未证实，但关东盗贼猖獗，李由并不奋力扑击，就是绝好的证据，请陛下下令拘捕，不要犹豫了。”

    胡亥听了，也未敢全信，就派人去调查李由谋反的案子。到了这时，李斯听说有人在调查自己和儿子李由，才知道中了赵高的计。他立刻上书，历数赵高的罪状，妄图挽回败局。但胡亥看了奏章以后十分气愤，说：“赵高为人清廉，下知人情，上适朕意，朕不任赵君，将任何人？丞相心虚，还来诬劾赵君！”当即把李斯的奏章掷回。

    李斯见胡亥不听，竟去联络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胡亥罢修阿房宫，并有隐斥赵高的语意。胡亥这才真正动怒，在他看来，天子富有天下，无论怎样享乐都是应当的事情，而臣子不能平定盗贼，不能为君分忧，实属不该。李斯没想到自己献上的“督责之术”竟“督责”起自己来了。在赵高的一再怂恿之下，胡亥当即下令逮捕了三人，一并罢官，下狱论罪。

    冯弃疾、冯劫不肯受辱而自杀，李斯却贪恋富贵，不肯就死，被赵高打了一千多杖，竟致昏去。李斯曾想上书申冤，但被赵高截留。李斯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招供，其长子李由又已战死，正好死无对证。于是赵高就轻而易举地罗织了一件谋反大狱。

    胡亥见了案件材料以后，十分赞叹地说：“多亏赵卿破了这一大案，否则后果真是不堪想象了。”

    胡亥令李斯受五刑，诛三族。李族的子弟族党一并逮至市曹。李斯哭着对次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赶捕狡兔，已不可能了！”

    他先被在面上刺字，再割去鼻子，再截去左右趾，然后杀头，最后从腰中斩断，砍为肉泥。其余族党一并处斩。

    李斯是中国第一位合政治家、权谋家与学者为一体的人物，然而，他的下场却是如此！纵观李斯的一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出谋划策，为建立郡县制力驳群儒，其功劳确有不可埋没之处，但其原发动机却并非为了国家、百姓，甚至也不是为了哪一个朝代、君主，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名位，顾他的一生也劣迹斑斑，害死韩非，阿谀逢迎等姑且不说，只促成“焚书坑儒”之一事，已够他万世也不得翻身的了。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政治家、权谋家、学者的最后下场！

    这时，由陈胜、吴广首先发难的农民大起义节节胜利，大有席卷全国之势，秦朝的大将章邯也投降了项羽，秦朝的灭亡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不过，似乎更值得叹息的还不在这里，为什么传统的中国很少有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呢？为什么学者的忧国忧民，一旦做了官，就变成了忧身忧家了呢？更何况到处都是李斯这样的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功名利禄的人！封建官场真是一口灵魂的大染缸，把一个民族都染换了颜色！

    但说句公道话，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还残留着一丝正直和诚实，否则，他就不会中赵高之计，前去劝谏胡亥了。与赵高相比，李斯既保留读书人的本色，又使人看到，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这一丝善良和正义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李斯死后，赵高就开始策动政变。他为了检验朝臣对他的态度，演出了一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活剧：指鹿为马。

    一天，他当众给胡亥送了一头鹿，指着鹿对胡亥说：“臣下献给皇上一匹马。”胡亥以为赵高弄错了，便笑着说：“丞相错了，那是一头鹿，你怎么能指鹿为马呢？”说完，就问身边的侍者和臣下：“你们说是鹿还是马？”大多数人连声说：“是马、是马。”只有几个人说是鹿，散朝以后，赵高就派人把说鹿的人都处死了，就这样，赵高完成了一次政变预演，心里更有了着落。

    胡亥根本没有怀疑赵高在搞什么阴谋，反而怀疑自己出了毛病，回去之后连忙找人算卦。算卦的人也受了赵高的嘱托，对胡亥说：“你之所以把马看成鹿，是由于你没有很好地斋戒的缘故，现在需要马上斋戒。”胡亥信以为真，连忙带着一批人到上林苑里斋戒去了。赵高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胡亥赶远一点，让他躲起来。胡亥在上林苑里也不斋戒，反而纵情游乐。一天，他率众射猎，偶尔遇见一人从上林苑经过，一箭就把那人射死了。赵高知道了就嘱咐自己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装作不知道这件事，给胡亥写了一道奏章：“不知谁杀了人，把尸体移到了上林苑，希望能拿到惩办。”赵高就拿着奏章去对胡亥说：“听说这个人是您射死的，皇上杀了一个无罪的人，上天和鬼神都会生气，您还是躲远点罢，以免灾祸降到你的身上。”

    胡亥果然听了他的话，赶快离开上林苑，跑到咸阳县东八里处的望夷宫躲灾去了。

    赵高正好积极策划政变。赵高的亲弟弟赵成是郎中令，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赵高派他做内应；赵高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手中有些兵力，由赵高派他率兵化装成农民赵义军，攻打望夷宫杀掉胡亥；其后是立胡亥哥哥的儿子子婴当皇帝，由赵高操纵。

    秦朝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要经历第二次宫廷政变了。

    首先，郎中令赵成在望夷宫中造谣，说农民赵义军已攻入咸阳。赵高就急忙命令咸阳县令阎乐带兵保卫望夷宫，阎就趁机带兵冲进望夷宫，诈说反贼已经入宫，要进宫搜查。阎乐杀了守门的官兵，直趋宫中，有个别太监和士兵想抵抗，全被阎乐杀死。赵高派人向胡亥报告说：“反贼打进宫来了。”等胡亥登上城楼四下一望，只见“反贼”四处乱窜，回望身后，只剩下一个太监。

    胡亥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啊，弄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太监说：“早告诉你也不听，我就是因为没早说话，才活到了今天，如果早说了话，那早就死了！”阎乐带兵冲到胡亥跟前，历数他的罪状：“你大兴土木，荒淫无道，残暴成性，弄得天下皆反，还是极早自己了结吧！”

    胡亥抖着身子问：“可以见一下丞相吗？”

    阎乐说：“不行！”

    胡亥又说：“我不当这个皇帝了，可以给我个郡王当吗？”

    阎乐果断地摇头说：“不行。”

    胡亥退而求其次：“那就让我当个万户侯吧！”

    阎乐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秦二世绝望地哀求道：“那我就带着妻子去当平民百姓，总可以了吧？”

    阎乐吼道：“你啰唆什么，我是奉丞相之命为民除害，对你的要求，我不敢转达，你还是快点儿自尽吧！”

    胡亥知道再无希望，如不自杀，阎乐就要动手了。他低头看看自己孤零零的身影，又最后看了一眼豪华的宫殿，就拔剑自杀了。

    赵高杀掉胡亥以后，立子婴做秦王，因为当时秦朝的大部分土地已被农民军夺去，只剩下不到原来秦国大小的一片。赵高这一立君建议，朝廷上无人敢于反对。虽然大家都明白赵高取消秦国的帝位实际上就等于宣布秦朝的灭亡，是为自己召开新朝做准备，但无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子婴非常清楚，赵高很快就会杀掉自己的，于是，趁赵高来看他之机，埋伏好士兵，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突然出击，杀死了赵高。不久，刘邦率农民军攻入咸阳，子婴投降，秦朝灭亡了。

    秦朝如此短命的原因在哪里呢？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皇帝，他统一了中国，也想统一“思想”，因而“焚书坑儒”，且“以吏为师”，任用酷吏，施行血腥的法律，企图把人民置于武力的统治之下。其实，读书并非亡秦的根源，不让人读书才是使秦国灭亡的根本。

    秦始皇企图让人们整齐划一，都按绝对的规矩规和尺寸去生活，秦朝表面上好像是安定了，但由于消灭思想，消灭文化，其结果是使社会失去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并由此而导致了惨无人道的统治，这样，农民大起义就势不可免了。思想和文化不是导致灭亡的原因，消灭思想和文化才是覆亡的根本。其实前人已早替我们总结出来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参见《史记》、《资治通鉴》等）

    21.中国“女皇”

    中国本来是个严格的男权制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如此，从来就没有丝毫的松动和改变。但非常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牢不可破的男权制社会里，竟然出现了许多女皇，即使有的女皇没有皇帝之名，实际上也已经有了皇帝之实。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十分难以解释的现象。下面我们仅就几个比较典型的“女皇”略作陈述。

    吕后

    毫无疑问，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结发妻子吕雉应该算作是中国历史上诸多“女皇”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她掌握汉朝的皇权是十分曲折复杂的。

    据说，刘邦与吕雉之间有一段奇异的姻缘。还在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他的朋友萧何前来闲谈，无意间谈起了单父县中来了一位姓吕的绅士，是为避仇前来投靠县令的。县令为了顾全友情，下令凡县吏都应出资相贺。刘邦随口答应道：“贵客辱临，应当重贺。”萧何以为他开个玩笑，也未在意。谁知到了贺会的日子，刘邦竟然长驱直入。这时萧何早已在前厅站立，替吕公收受贺礼，他见刘邦来了，故意高喊道：“贺礼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刘邦一听，拿出自己的名片，上面写上贺钱满万，递了进去。吕公见刘邦贺资独厚，慌忙迎了出来，请他上座。吕公素善相术，见刘邦龟背斗胸，长颈龙颜，更是礼敬有加。萧何知道刘邦没带钱来，就在一边嘲笑他说：“刘家小子恐怕专好大言欺人，没什么贺礼。”吕公明明已听到，却并未改变对刘邦的态度。

    等到开了筵席，吕公竟把刘邦让入上座，刘邦也不多管，只是自顾豪饮。等到筵席散了，吕公举目示意，要刘邦留下。刘邦虽无一钱，却也并不慌张，哪知吕公问道：“我平素遇到的相貌奇异的人，没有一个赶得上您，不知您娶了妇人没有？”刘邦说尚未娶妻。吕公十分坦诚地说：“我有个小女儿，希望能配给您做妻子，请不要嫌弃。”刘邦一听，觉得真是喜从天降，当即跪下磕头行礼。

    后来吕公的夫人责备他说：“你经常说我们的女儿有贵相，多少大户人家求亲你都不许，却偏偏配给刘邦这么一个穷极无聊的人。”吕公说：“刘邦生就贵相，日后必君临人上。”就这样，吕雉与刘邦结为夫妻。

    刘邦斩蛇起义以后，吕雉及两个幼子均被捕入狱，多亏萧何及狱吏解救，才被释放，后来吕雉带着子女在芒砀山中找到了刘邦，一直跟随在刘邦的身边。楚、汉相争时，刘邦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他的父亲及吕雉被掳往项羽军中，后来被项羽放还。

    吕雉与刘邦本是结发夫妻，又是患难夫妻，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吕雉即为皇后，吕雉的儿子盈为太子，但吕雉和太子的地位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原来，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只身一人落荒而逃，逃到一处人家，乞饭借宿，这家主人听说他是汉王，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戚夫人。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就把戚夫人接来，逐渐疏远了吕后，专宠于戚夫人。戚姬年纪既轻又长得十分漂亮，善于舞蹈，还能弹会唱，粗通文墨，又会体贴逢迎，以至被刘邦溺爱不已。戚姬既得专宠，为了自己的未来，便三番五次地乞求刘邦立她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刘邦开始不同意，戚姬就时常哭泣哀求。刘邦不免动心，尤其太子刘盈生性软弱，素来为刘邦所不喜；而如意却聪慧刚毅，刘邦觉得很像自己，十分爱惜。刘邦也想趁早废了刘盈，立如意为太子，这样既可保住汉祚，又能安慰爱妃。吕后早已察觉到这一点，日夜心惊胆战，但刘邦全部身心都在戚姬身上，自己无由接近，只能空自焦急。正巧如意已满十岁，按惯例应当改封，到封地去。戚姬听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因为如意一旦到了封地，就很难见到皇上，更不用说日夕侍候在皇上身边了，这样就会疏远感情，无法讨得皇上的欢心了。

    戚姬见到刘邦，跪在地上痛哭不已。刘邦窥破了戚姬的心意，说：“你莫非是为了如意改封就国的事吗？我本想立如意为太子，只是废长立幼，废嫡立庶，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等等再说罢。”戚姬更加哭泣哀求，刘邦不禁动摇，最后决定第二天跟群臣商量改立太子的事。只是由于大臣的反对，才未成议。

    但吕雉知道，刘邦还会重新提出废立太子的事。她自己想不出保全太子的办法，便拉拢张良，让张良替她出谋划策，说：“如果让一些贤能而又卓有名望的人辅佐太子，皇上就会觉得太子既贤明又得人心，即使要废，也要慎重考虑。这样或许能保全太子。”吕后连忙又问哪里有这样的人，张良说：“听说陕西的商山一带有四位年老的隐士，人称‘商山四皓’，皇上曾多次聘请征召，都被拒绝了，如果能请得他们前来，或许有用。”于是，吕雉就派人千方百计地请来了“商山四皓”。

    刘邦在平定了英布等人的叛乱以后，鞍马劳顿，再加上征战中所受的箭伤复发，病势沉重。戚姬日夜侍候在旁，暗想万一高祖驾崩，自己母子绝无生路，便婉转哀求刘邦设法保全其母子的生命。刘邦想来想去，并无其他方法，只有重提废立太子一事。

    张良为太子少傅，听说了这事，立刻进去拜见刘邦，说了许多劝谏的话，刘邦居然不理。张良自跟从刘邦以来，几乎是言听计从，唯独这次例外，他知道难以劝谏，便在家里装病。

    太子太傅叔孙通听说了，进宫直言抗谏说：“从前晋献公宠爱骊姬，废去太子，晋国乱了二十年；秦始皇不早立扶苏，致使秦国灭亡，这是您亲眼看见。吕后与陛下乃患难夫妻，只生太子一人，且太子仁孝，天下共知，为什么要无端废弃呢？如果不听，我便以死相谏。”说着就拔剑自刎，刘邦连忙止住说：“我本是说说而已，并未当真。”

    不久，刘邦特召太子宴饮，实际上想考察虚实。“商山四皓”听说了，也跟太子一起进宫，刘邦见太子身后坐着四位须眉似雪的老者，十分惊异地问是什么人。四位老者一一自叙姓名。刘邦非常惊愕地说：“我访聘你们已有好几年，你们总是不来，现在难道是跟我的儿子交游吗？”“四皓”齐声回答说：“陛下轻贱士人，随便辱骂，我们忍受不了污辱，才不来见您。现在听说太子仁厚爱士，天下士人都伸长了脖子盼望见到太子，愿为太子效死。我们几个人特意远道而来，是想敬奉辅佐太子。”刘邦听了，叹息不已。

    等太子和“四皓”离开时，刘邦急忙把戚姬叫来，指点着“四皓”的背影说：“不是我不愿立如意为太子，实在是太子羽翼已成，不能废弃了。”戚姬听后，知道再无希望，当即悲凄欲绝。

    汉朝初年，天下始定，但人心仍未统一，特别是某些重兵在握的将领，总想窥伺时机，以图天下，因此，刘邦格外小心。他在出征叛将陈豨的时候，将宫廷之内委于吕雉、宫廷之外委于萧何，才放心离去。吕雉实在是个有心人，她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树立权威、培植势力的机会，以便日后能够独掌大权。

    刘邦怀疑韩信谋反，把他降封留在长安。恰在这时，韩信的舍人栾说派他的弟弟前来送信，报称韩信与陈豨通谋，以前已有密约，这次约定乘夜间不备，打开囚牢，放出囚犯，袭击皇太子，与陈豨遥相呼应。吕雉得书后忙与萧何商量，密谋诛除韩信。吕雉派遣一心腹军士，潜出长安，绕到北方，再复入长安，谎称是刘邦派来，报告已平定陈豨叛乱的消息。群臣不知有诈，都来朝中称贺。吕雉的本意是将韩信诳到宫中，但韩信称病未来拜贺，萧何就被迫走一趟。他来到韩信的家里，韩信只得出见，萧何说韩信的病无关紧要，韩信无奈，只得跟着萧何来到朝廷之上，尚未拜贺，即被拿下。韩信知道不好，急呼萧何，望他救助，谁知萧何早已躲开。

    武士把韩信带到吕雉面前，吕雉拿出栾说送来的书信作为谋反的“证据”，韩信当然不服，吕雉说：“现奉皇上诏命，陈豨已就擒，供出由你主使，你的舍人也有书信来告，证据确凿。”韩信还想申辩，吕雉怕夜长梦多，立命推出斩首。

    吕雉杀了韩信，还嫌不够，又借故杀了梁王彭越。刘邦讨伐陈豨的时候，曾到梁地征兵，当时恰值梁王彭越生病，未能前去，刘邦大怒，怀疑彭越谋反。这时恰好梁太仆报称彭越谋反，刘邦就把他抓了起来。经过调查审讯，弄清了彭越虽镇压叛乱不积极，却未有谋反的事实，就把他贬为庶人，押在洛阳宫中。后又把他迁至蜀地居住。彭越西行至郑，正碰上从长安到洛阳的吕雉，彭越竟自投罗网，向吕雉哭诉自己无罪，并请居故地昌邑。吕雉满口答应替他说情，把他带至洛阳，暗中教人诬告彭越谋反，将彭越杀于洛阳城外，并把他的三族一起抓来，斩草除根。

    吕雉杀了这两位王侯功臣，确实震惊了朝中大臣，令人刮目相看，也拉拢了部分势力。也许，她杀死这些开国大将，还有一个远期目的，那就是为她将来独掌大权扫清道路。但这份政治野心也因此过早地暴露。

    刘邦早看出了这一点，为了刘氏政权在自己死后不至灭亡，他与大臣们一起杀了白马，歃血盟誓说：“如果非刘氏宗族被封为王，天下人一起来讨伐他！”刘邦死后，刘盈即位，是为惠帝，吕雉从此操纵了大权。

    汉惠帝刘盈目睹吕雉残害戚姬和她的儿子，从此纵酒淫乐，不理朝政，消极颓废，于公元前188年忧郁而死。

    吕雉只有刘盈一个亲生儿子，无奈之下就找了一个宫女生的名叫刘恭的男孩即位，同时杀掉了他的生母。至此，吕雉临朝称制。

    吕雉临朝称制的八年间，打破了刘邦非刘氏宗族不可称王的规定，大封诸吕，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其妹吕须（樊哙之妻）为临光侯。刘氏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改成为吕氏政权了。

    刘恭年龄渐大，知道自己不是吕雉的亲生儿子，有一次恨恨地说：“太后怎能杀死我母而将我立为皇帝呢？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报仇。”吕雉听说后，立即把他幽禁起来，不久后即废掉杀死，然后又立恒山王刘弘为傀儡皇帝。

    公元前180年7月，吕雉病重，她知道群臣不服，自己死后必生大乱，就提前对诸吕作了军事安排，并告诫他们说：“我死之后，大臣恐变，一定不要出宫为我送葬，以免为别人控制，要紧握兵权，守住皇宫。”是月吕雉病死，汉初开国功臣周勃及丞相陈平联合其他将领，利用诸吕的犹豫慌乱，将其诛杀殆尽，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吕雉苦心经营的吕氏政权彻底破产。

    吕雉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在她临朝称制的八年间，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安定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应当说吕雉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在封建宫廷斗争中，权欲与人性时时交锋，往往是权欲胜，人性败。当我们捡起失败者的头颅审视的时候，也许可以发现一点点的人性；当我们仰视胜利者的微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权欲！

    吕雉从布衣荆钗而至九五之尊，在中国历史上独此一个，绝无第二。纵观她的一生，可以说机遇占一半，个人的努力也占了一半。前一半是她作为刘邦之妻，贵为皇后，有着别人无可比拟的优势；后一半则靠她自己处处着意，时时留心的长期努力和刚毅残忍的手腕。同是皇帝的妻子，戚姬比吕雉占有更多的优势，但戚姬不会利用，只是一味地哀求刘邦，终至失败，而吕雉则内外兼攻、刚柔并施，终于树立了威望，压服了群臣。

    说来也怪，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就能成为权谋家甚至政治家。一个出身低微、并无特殊之处的女人，当了皇后之后，也能智谋百出、凌驾群臣，把一个个出生入死、斩敌百万的将军或视若无物，或玩弄于股掌之上，终于成为实际上的皇帝，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颇得后人的好评。这不能不令我们心生感慨！

    恶魔皇后贾南风

    与汉朝的吕后相比，西晋时期的皇后贾南风则主要不着意于权力的争夺，她似乎是一个恶魔，充分显示了人性恶的一面。

    272年（西晋武帝泰始八年），十五岁的贾南风与比她小两岁的太子司马衷结为夫妻，并被册封为太子妃。在西晋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宫里据高级品位的女人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当时的权势之家或是名门贵族，很少出身于寒微之家。贾南风所处的西晋，正是门阀士族兴起的时候，这种风气尤为浓烈。贾南风的父亲贾充，是西晋司马氏权力集团的重要人物，与武帝时期的越骑校尉、太尉等人暗中勾结，把持朝政，权力很大。而且贾充夫妇二人为人均诡谲狡诈，善于玩弄权术，对这一点贾南风自幼耳濡目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西晋得天下何其不易！司马懿欺凌曹操的子孙，好不容易弄了个西晋王朝，但刚到了第一个皇帝司马炎这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太子司马衷是杨皇后所生，但司马衷是个白痴，基本不懂人情世故，更不必说通达世理了。武帝也曾为此事担忧，觉得司马衷很难担当起国家大任，就去同杨皇后商量。杨皇后当然不希望自己生的儿子被废掉，就苦苦哀求武帝，让他不要另立太子，并说：“立太子历来都是立长子，并不一定要选择贤明的人。太子既然已经立了，哪里能随便更换呢？”

    朝廷上一些正直的大臣都认为，立司马衷这样的人做太子于司马氏天下大大不利，如果将来司马衷当了皇帝，西晋的局面将不堪设想。武帝听了这些意见，就想考考自己的儿子，看他到底是不是白痴。贾充一伙听说武帝有废太子之意，当然十分恐慌，因为一旦太子被废，贾南风就绝无做皇后的机会了，如果太子不废，将来做了皇上，贾南风就会自然而然地做上皇后，那个白痴皇帝只会是个摆设，实权肯定会落在外戚手中，这晋朝司马氏的天下，岂不就变成了贾氏的天下！

    贾充等人听说武帝要考司马衷，就找到出题官张泓，对他进行威逼利诱，并告诉他说：“你若能把试题事先告诉我们，将来司马衷做了皇帝，就会重重地感谢你，你一生的荣华富贵是绝无问题的；如果不愿透露试题，司马衷还是会当皇帝，到那时候，你就难办了！”结果，张泓不仅透露了试题，连答案都草写好了。考试完毕，主考官把答卷交给武帝，武帝看后很高兴，说：“我的儿子哪里是白痴啊！”从此打消了废弃太子之意。

    贾南风做太子妃时，已表现出了她骄蛮凶妒的本性。她不许其他姬妾接近太子，一旦发现她们怀孕，她就用刀直砍孕妇的腹部，有时胎儿随刀坠地，其景象惨不忍睹。不仅怀孕的姬妾要遭她杀害，就是那些没有怀孕的也难逃她的魔掌，被她杀掉的宫中妇女不可胜数。她的暴行传到武帝的耳朵里，武帝极其愤怒，决定把她废掉，可又碍于贾充的势力，迟迟没有动手，后来杨皇后、荀勖等人一再为她求情，武帝才没有废她。这一时的心软，为晋朝留下了祸根。

    274年（武帝泰始十年），杨皇后病死。这个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国家的女人在临死之前曾哭求晋武帝说：“我的叔父杨骏有一个女儿，德容兼备，希望陛下能把她迎入宫中，主持后宫。”其实，杨皇后的真实用心是怕武帝另立皇后以后更立太子，才向武帝提出了这一请求。武帝觉得杨皇后一片好心，又兼杨骏之女确有姿色，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同年十月，武帝册立杨骏之女杨芷为皇后。没过多久，就封杨骏为车骑将军，并封临晋侯，杨骏自此大权在握，在武帝卧病期间，只有杨骏一个人在宫内服侍，别的大臣均无法靠前，这就给他制造阴谋提供了机会。武帝临死前写下遗诏，要汝南王司马亮和杨骏共同辅佐司马衷，并要广招天下德才、声望兼备的贤明之士来朝廷辅政。但杨皇后与杨骏父女俩合谋，藏下诏书，另外伪造一份，只写让杨骏一人辅政。

    290年，晋武帝病死，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杨骏被加封为太傅大都督，总揽朝政，内宫之事皆由贾南风主管。司马衷是个白痴摆设，他根本没有权力，也不想有什么权力。他从来不问政事，只知优游享乐。一次，他在华林园中游玩，忽然听到青蛙叫，竟问左右的人说：“这青蛙为什么要叫呢？它这样叫，是为了公事呢，还是为了私事呢？”当时，全国各地多遭灾荒，饿殍遍地，积骨盈野，各地的奏报不断传来，惠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奇怪地当众问道：“他们为什么要饿死呢？为什么不吃肉？为什么不吃糜？”

    贾南风是个权力狂。作为皇后，她独揽了后宫的大权，还不时干预朝政，犹嫌不足。杨骏一家对她可谓恩德深重，她屡遇被废的危险，都是杨家替她说情；她做皇后，也出于杨家的支持。但她见杨家权力很大，便妒火中烧，不仅不思报恩，还时刻寻找时机，消灭杨家，以求独揽大权。

    贾南风侦知孟观、李肇等人受到杨骏的压抑而不满，就暗中唆使二人诬告杨骏谋反，又秘密宣召楚王司马玮入都，诛杀杨骏。司马玮带领本部军马，突入京都，杨骏毫无防备，又兼都中兵马单薄，被司马玮杀死。贾南风又指使司马玮杀死了杨骏一族一百多人，株连杀害数千人，将其亲族友好一扫而光。之后，贾南风又把太后杨芷废为庶人，幽禁在洛阳城角的一个小城堡中，把她活活饿死。

    就这样，贾南风完全掌握了西晋的政权，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她不仅在物质享乐上穷奢极欲，在私生活中也荒淫无耻，与太医令程据等人私通还嫌不足，竟派人到大路之上，见有美貌少年就拦住塞入箱中，抬入中宫，供她淫乐。事后又怕秘密泄露，就把这些无辜少年全都处死。

    贾南风诛杀了杨骏九族亲友之后，又杀死了楚王司马玮及汝南王司马亮，把军政大权全都置于贾氏宗族之手。对于她的荒淫无道及专权乱杀，司马氏诸王奋起反抗。300年，司马氏诸王终于起兵攻入皇宫，逮捕了贾南风，后来用药酒将她毒死。

    中国历史上唯一称帝的女皇——武则天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真正名符其实的女皇当然要数把唐朝的国号改为“周”的武则天。

    武则天，山西文水人，生于唐武德七年（624年）。其父出身于木材商人，官拜正三品工部尚书都督等大官；其母杨氏，出身名门大族，父亲杨达是隋朝的宗室宰相，至唐代，杨家在京城里也还是显赫的宗族。尽管如此，武则天的家庭在当时也还是不入上流社会的“寒族”。武则天的父亲靠做木材生意致富，后结织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渊命他为行军司铠参军，一直为唐军提供军需，直到唐军进入长安，他被李渊尊为“太原元从功臣”。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家族出身，按当时的门阀观念，所谓名门望族，是在一百多年间一直控制着西魏、北周和隋、唐政权的关陇集团，只有出身于这些家族的人，才能获得朝廷的承认，才有资格在朝廷中担任重要官职。论经历和官位，武则天的父亲当然可以跻身于士族之列，但论其血统出身，却依然属寒微之族。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朝廷修《氏族志》，不列武姓，“不叙武氏本望”，社会上也攻击武家是下等族姓，甚至连突厥人都称：“武，小姓。”武家被排斥在贵族之外，想取得很高的权力和职位，是十分渺茫的。

    武则天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既有着上流社会的荣华富贵，又有着寒门微族的“历史出身”。上流社会的生活刺激了她的权势欲，寒门微族的出身又使她无法实现攫取权势的欲望。武则天自小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长大，逐渐养成了那种仇视名门士族、不择手段攫取权力的性格。

    的确，在她的身上，是看不到多少“贵族气质”的。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元月，长孙皇后去世，次年，太宗听说武则天长得端庄漂亮，操行方正，就把她召入宫中，立为才人，并赐名曰“武媚”。召她入宫之时，武则天年仅十四岁，一般说来，这种年龄的女子都不愿离开亲人，况且一入深宫如同生离死别。而小小年纪的武则天却把这看成是一个进身的机会，并且可以摆脱兄长们的管束和压抑，因此，她很高兴进入宫廷。当时，她的母亲“恸泣与诀”，武则天反倒觉得大可不必，笑着劝慰母亲说：“我去见天子，怎么能知道不是福缘呢？为什么要哭哭啼啼，作儿女之悲？”

    武则天为人聪慧，爱读史书，又爱考虑政事人情，遇事愿意多听、多看、多想，性格刚毅果断，几近残忍。据《鹤林玉露》记载：吐蕃国进贡给太宗一匹极其名贵的马，叫做“狮子骢”，十分猛烈强悍，难以驯服。太宗亲自去控驭也无法制伏。当时，武则天侍立一边，大声说：“只有我能制它！”太宗忙问她有什么办法，武则天回答说：“我有三样东西可以制伏它。开始用铁鞭用力地抽它；如果不服，就用铁棍狠狠地打它；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刺入它的咽喉。”一个小小的宫女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气魄，太宗不禁大为惊异。

    从十四岁到二十六岁的这十二年里，武则天只能在深宫空耗年华。她当时是正四品的才人身份，是最低级的内官，只能料理皇上的生活，无法取得太宗的宠幸。不久，太宗病重，武则天见太子李治经常出入宫廷探视，就灵机一动，希望把终身托付给比自己小四岁的太子。于是，她就想方设法地接近太子，取得他的好感。太子李治生性懦弱，遇事没有主张，乍遇武则天这么一个美丽端庄、通达事理而又善于理事的年轻女子，不禁倾心。

    不久，太宗病重，他担心西汉吕雉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便决定把武则天赐死。一天，太子李治和武则天一起在床前服侍太宗，太宗对武则天说：“我自从得了痢疾以来，医药无效，反而越来越重。你多年服侍我，我不忍心把你扔下，我死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武则天一听，即刻吓出了一身冷汗，但她很快地镇静下来，对太宗说：“我蒙皇上的恩宠，本该以死来报答皇上的大恩大德。但您的身体未必不能痊愈，所以我也不敢马上就去死。我情愿削去头发，披上黑衣，吃斋拜佛，为圣上祈祷，聊以报答圣上的恩德。”武则天的回答非常机智，在当时看来，唯有出家才是一条自我保全之道。

    太宗想了一想说：“好吧，你既有这个想法，马上就出宫去吧，也免得我替你操心了！”武则天如同得了大赦令一般，急忙收拾行装，准备出家为尼。太子李治虽然不舍，但也无法挽留，后来听得太宗喃喃自语说：“我本想把她赐死，实在不忍心，她既削发为尼，也就罢了，世上总没有尼姑当权的。”

    不久太宗驾崩，武则天就和一些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宫女一起被送进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子李治即位后，对武则天十分思念，只是无由把她请回宫中。

    到了唐太宗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唐高宗（即太子李治）以父亲忌日去感业寺进香为名见到了武则天。史书上记载说：“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唐高宗虽然思念武则天，可因为她曾事奉过唐太宗，不敢公然把她弄回宫中。两人相见一事被高宗的王皇后知道了，当时，高宗正宠爱萧淑妃，王皇后吃醋，就鼓动高宗把武则天接回宫中，目的是为了分萧淑妃的宠。有皇后的主动支持，高宗这才把武则天接回宫中。武则天在进宫之初，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就采取了卑躬屈膝的态度奉事皇后。皇后十分喜欢她，曾多次在高宗面前说她的好话。但不久，高宗就专宠武则天，把她封为昭仪，皇后与萧妃同时失宠，于是，两人就又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武则天胸有城府，并不惧怕。

    但是，王皇后有强大的门阀士族势力支持，武则天怀孕的消息传出以后，王皇后因自己没有生子，感到十分恐惧，恐怕武则天一旦生子，自己的皇后之位以及未来就会受到威胁，于是，就联络她的舅父中书令柳爽等人，立后宫刘氏所生的唐高宗的长子李忠为太子，并把当时的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拉进了辅佐太子的班子，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

    宫廷内外联合起来抢立太子的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武则天，她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即使没有当过太宗的妃子，也不可能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出身寒微。她从此看清了，内廷中王皇后容不得她，外廷中士族大臣更容不得她，她处于内外夹击的地位上，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靠正常的手段是不行的了。武则天的性格是遇强则怒，迎难而上。她大肆结揽人心，凡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不喜欢的人，她都倾力接纳，把自己得到的赏赐全都分给他们，因此，皇后和萧淑妃的动静她全都知道，每每把这些事情告诉给高宗。然而，只靠这些，还远远不够。

    武则天在寻找时机。654年春，武则天生下一个女儿，极其灵秀可爱。王皇后听说后，前去探视抚抱。王皇后刚走，武则天就闻报高宗要来，她浑身一震，觉得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到了。于是，她把手伸进襁褓，狠狠地掐住女儿的脖子，直到掐死，然后再把被子盖上，若无其事地出去迎接高宗。

    等高宗进来，武则天承笑如前，毫无慌乱之举，待高宗打开被子想看女儿时，却发现女儿已经死了。武则天故作吃惊状，大声悲号。高宗忙问左右怎么回事，侍女都说王皇后刚刚来过，高宗愤怒地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则天又乘机历数王皇后的罪过，自此，高宗就下决心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

    在当时的情况下，恐怕踩着自己女儿的尸体往上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还真无计可施，但即便这样，武则天也不是一帆风顺。

    武则天早在掐死女儿之前，就已设法让王皇后的坚决支持者柳爽被迫辞职，现在剩下的关键人物是太尉长孙无忌。武则天请母亲去游说长孙无忌，并和高宗一起亲自去看望，封官许愿，软缠硬磨，一概无效。武则天终于明白，自己是无法取得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的，于是，她到一群不得志的寒门庶族出身的官吏那里去寻找支持者，如中书舍人李义府、王德俭和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许敬宗等人，武则天在朝廷中得到了这批人的支持，开始用强硬的手段了。李义府首发其难，上表请求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永徽六年（655年）八月，唐高宗正式提出废立皇后事宜，长孙无忌一派当然是“濒死固争”，褚遂良等人也来谏劝，并说皇后出自名家，不可轻易废弃，即便要立新皇后，也应选择名门淑女，不该立武则天这种奉事过先帝的人，并举出妲己、褒姒等妖女亡国的前朝事例，谏阻唐高宗。在当时的宰相中，唯有李勣没有参与抢立太子李忠之事，因此他在这时不冷不热地说：“这是陛下自己家里的私事，何必要问外人呢？”

    九月，褚遂良被贬出朝。十月，王皇后被废为庶人，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十一月，李勣主持册后典礼。第二年，太子李忠被贬为梁王，武则天之子李弘立为太子。

    武则天当皇后的目的达到了，她的第二步计划是攫取权力。武则天当皇后以后，当务之急是把原皇后一党彻底整垮。她把王皇后、萧淑妃禁死于冷宫，把褚遂良贬死在爱州，逼令长孙无忌自杀，又杀柳爽于象州，在振州逼死韩瑗；这些人的主要亲属也都被杀或遭贬谪。至659年，长孙无忌的权力集团被彻底摧垮，“自是，政归中宫矣”。

    据史书记载，高宗不仅懦弱寡断，而且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目眩，不能理事，政事均交武后处置。“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定之。后性敏捷，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说她的权力与高宗相等，还是轻了，其实实权已经操在武则天的手里，尤其显庆年间以后，更是如此，以至她与高宗并称“二圣”，与皇帝无异。但武则天专权日久，必然会从多方面产生问题：一是她自己一反过去卑躬屈膝的常态，作威作福起来；二是高宗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常常觉得很愤怒。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授意宰相上官仪起草诏书，要把武则天废为庶人，上官仪正想如此，就欣然从命。

    武则天安插在上官仪身边的暗探见事不好，急忙跑去告诉武则天。武则天当即跑到高宗那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居然说服了高宗，使高宗觉得武则天之行为情有可原。高宗心一软，就说自己本无此意，是宰相上官仪先提出来的。于是，武则天就使人诬告上官仪与过去的太子李忠一起谋反，上官仪、上官庭芝父子被处死，上官仪的妻子及女儿上官婉儿没入宫廷为奴。李忠被赐死于黔州。

    从此以后，高宗更加依赖武则天，每当上朝，武则天总是垂帘听政，黜陟、生杀之权皆归中宫，天子唐高宗只做了武则天的应声虫而已。

    674年（咸亨五年）8月，“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至此，长达十几年的皇后——太子权位之争以武则天的完全胜利而告终结。这场胜利，绝不仅仅是武则天一人的胜利，也是历史性的转折，因为代表寒门庶族地主的政治力量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场斗争中，王皇后和长孙无忌是一百多年形成并延续的门阀士族地主力量的代表，是部曲佃客制经济的代表；而在武则天和李勣则是新进的寒门庶族地主力量的代表，是契约佃农制经济的代表。武则天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庶族地主的胜利，这次胜利标志着魏晋以来四百多年由门阀士族掌握国家政权的历史结束了，而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步掌握了实权。这对解放思想、活跃生产力、促进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则天充分显示了她政治家的气魄，在称“天后”后的四个月，她即以皇后的身份向高宗提出了十二条政治建议，史称“建言十二事”。这十二项内容，是武则天经过对唐代社会长期的观察和仔细的研究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其中包括：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免除京畿地区徭赋）；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委任状）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增加俸禄）；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为了从观念上彻底打击旧的门阀士族，也多少有泄愤的目的，武则天另修《姓氏录》，以取代太宗时期修的《氏族志》。《氏族志》不载武氏宗族，武则天受尽了恶气，这次，她重修的《姓氏录》，把皇后的家族列为第一，按当时官品的高下分为九等，凡五品以上的官员皆可入录，升入士流。这样，大批出身于寒门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蜂拥而来，确实给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一股生气，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确有好处。而那些关陇门阀士族的余孽们，完全丧失了凭祖先留下的族望升官的政治优势，他们当然极为不满，讽刺《姓氏录》是赏军功的“勋格”，根本不是贵族志。但武则天不管这一套，她用行政的方式强行收回《氏族志》，推行《姓氏录》，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高宗疾病缠身，随着年龄的增长，病势越来越重，他曾经想把皇位传给太子李弘。太子李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又加上“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颇有政治才能，因此，高宗对他甚为看重。但武则天却不喜欢他，有一次，李弘发现宫中幽闭着萧淑妃生的两位年逾三十的姐姐，就奏请让她们出嫁，还有几次也违忤了武则天的心意，使自己失宠于母亲。其实，这是次要的，关键是李弘势必与武则天争权。于是武则天用毒酒药死了自己这位亲生儿子，李弘死时七窍流血，很像他的肺疾发作。

    李弘死后，武则天的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经李弘之死的打击，高宗病势更加沉重，头晕目眩不能视事，就想让位于太子，但武则天坚决反对，高宗只得打算让位于皇后。过了几年，高宗还是想让李贤监国，而李贤并不愿听武则天的话，于是，武则天就以李贤“颇好声色”为由，把他废为庶人，押至京师幽禁起来，继而立三子李显为太子。

    683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高宗临终遗诏说：“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一次，中宗想让岳父韦玄贞为宰相，并授给乳母的儿子一个五品官，宰相裴炎觉得不妥，跟中宗争执起来，中宗年轻气盛，发怒说：“我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怕什么？”裴炎感到很害怕，就跑去告诉了武则天。为了防患于未然，武则天下诏“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改由其四子豫王李旦为睿宗，但睿宗住在另一个地方，不得参与政事。同时，武则天又派人逼死了废太子李贤。武则天清除了一切阻碍势力，做好了登基称帝的准备。李唐宗室知道武则天称帝必然要除尽李氏宗族，所以十分害怕，人人自危，不断有人起义。

    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的第七个月，扬州发生了徐敬业叛乱，朝中宰相裴炎也与之相勾结，可谓内忧外患。但武则天临危不乱，她先不失时机地斩除了裴炎、程务挺等人，以除肘腋之患，又急调三十万大军，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平定了徐敬业之乱。武则天在平定叛乱后对内臣叛变十分恼火，她严厉训诫群臣说：“我奉事先帝二十多年，为天下操劳忧虑，可谓至忠、至勤！各位公卿的富贵，都是我给你们的；天下安定，百姓康乐，也是我促成的。等到先帝去世，把天下托付于我，我不爱惜自己而爱惜百姓。现在叛乱的人，都是出自将相，你们为什么这样忘恩负义呢？在你们这些元老重臣之中，倔强难制有超过裴炎的吗？纠结亡命之徒率众征战有超过徐敬业的吗？在握兵的夙将之中，攻占必胜有超过程务挺的吗？这三个人，都是素有威望的，我还是把他们杀了。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在能力上超过了这三个人，想反叛就试一试。如果自认为超不过，那就洗心革面，好好地奉事我，不要再乱说乱动，贻笑天下了！”688年（垂拱四年），武承嗣看到武则天登基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暗地里派人在一块白石上凿上“圣母临人，永圣帝业”的字样，并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谎称获之于洛水。武则天闻讯大喜，当即下诏把这块石头命名为“宝石图”，并准备于当年五月选择吉日，亲临洛水拜受宝石。武则天把献图有功的唐同泰提拔为游击将军，让他参与办理此事。到了选定的日期，武则天“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不久即正式加尊号曰“圣母神皇”，从这个时候起，武则天开始称“陛下”。

    李唐宗室众人十分清楚，武则天已是实际上的皇帝了，至于名义上的登基改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李唐宗室所面临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出于自我保全之计，他们纷纷起兵。首先，李唐宗室以“迎还中宗”、“救拔睿宗”为旗号号召众人，但因范阳王李霭出首，密谋败露，仓促之间，韩王李元嘉首先起兵，继而琅邪王李冲在博州起兵，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霍王李元轨在青州起兵，鲁王李灵夔在邢州起兵。但这时国家较为安定，人民不愿为一家一姓的名利再去生什么内乱，于是，李氏诸王的军队皆无斗志，武则天的兵马一到，士兵们不是坠城投降，就是纷纷逃走，根本不堪一击。在很短的时间内，李氏诸王的士兵们叛乱就被武则天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

    李氏诸王的这次失败也说明，关陇贵族门阀在社会上也逐渐丧失了人心。过去一百多年以来，这些门阀士族在大众中很有号召力，李渊起兵后人心迅速归附，就是最好的例证；但在唐朝社会安定发展了几十年以后，庶族地主的力量兴起，逐渐取代了门阀士族的影响，人们不再愿意为一家一姓效力，开始考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李氏贵族集团历代以武力为胜，如今其子孙失去了祖先的雄威，看来，门阀士族的衰落已是无法挽回的了。

    在镇压了这次叛乱以后，武则天果真决心清除敌对势力了。她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鼓励告密；二是严刑逼供；三是任用酷吏。武则天把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提拔上来，专门进行“肃反”，他们秘密观察李氏宗族中王公大臣的行迹，一有可乘之机，立即加以逮捕，酷刑逼供，诬其谋反。武则天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个铜制的告密箱，专门用来接受告密的文书。并明确规定，任何官员不得过问此事，凡是告密的人，不论职位高低，哪怕是农夫樵子，也一律按五品官员的标准供应食宿。更妙的一条是，如果告密有功，那就破格封官；如果告密失实，也绝不加以追究。如此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编写《告密罗织经》，教授门徒，以便罗织罪名害人，并创制出“方梁压髁”、“猕猴钻火”、“驴驹拔橛”、“凤凰亮翅”等酷刑和“求即死”、“死猪愁”、“定百脉”等刑具。这样，这三个酷吏每个人都杀了数千人，其中尤以来俊臣为最，所破获“罪犯”就连及千余家。在这次运动中，大臣被杀者数百家，李唐宗室被杀达数百人，刺史以下官吏被杀者更是不计其数。武则天这种十分过火的恐怖政策，造成了无数人的屈死。

    当然，按武则天的想法，既杀尽了李唐宗室，又使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确实是无人敢造反了。

    至此，武则天的第三步计划其实已完全实现，至于做皇帝的名号，只是一个手续问题。690年7月，东魏国寺里的僧人写了几卷经书，书中说武则天乃是弥勒佛投胎转世，应该代替唐朝作阎浮提主（即东方之主）。不久，侍御史傅游艺率领关中的百姓九百多人来到长安的宫门外，上表请求把大唐的国号改为周。武则天假装推辞，没有应允，但升了傅游艺的官，把他提拔为给事中。不久，朝中百官及宗室、远近百姓、四方边远地区的酋长以及沙门、道士一共六万多人，组成了一支极其庞大的请愿队伍，重复傅游艺的请求。

    武则天见“民意不可违”，只有顺从。于是，在690年9月9日，她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身穿皇帝服饰，光彩奕奕，在洛阳登上了大周皇帝的宝座。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就此正式诞生了。

    武则天称皇以后，并不是万事顺利的。首先，她必须解决两个矛盾：一是她同李唐宗室争夺地位的矛盾，一是因滥杀而造成的与大臣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延，她与李氏的矛盾逐渐淡化下来，要解决与大臣之间的矛盾，那批酷吏可就成了替罪羊，武则天禁锢了当年滥告、滥杀的二十七名酷吏，处决了来俊臣等人，使矛盾渐渐地缓和下来。应当说，武则天晚年时期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自由的，她的统治也应当是稳固的。

    但新的危机又出现了。武则天虽与群臣在表面上维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当年的滥杀所造成的阴影却始终无法彻底驱除，因此，她的晚年是很孤独的。在这种心态下，她求助于自己的男宠，先是薛怀义（冯小宝）和御医，后逐渐感到不太满意。在这时候，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把年轻貌美又精通音律的张宗昌推荐给了母亲，武则天一见之下，十分宠爱。不久，张宗昌又把哥哥张易之拉了进来，于是，两兄弟就代替了前面的两人，成为武则天的又一代男宠。由于武则天在私生活上很需要他们，又在政治上依靠他们，所以，这两人的权势越来越大，以至连武三思、武承嗣这样的权贵，也都争相趋奉他们，称张易之为“五郎”，张宗昌为“六郎”。

    二张得势以后，经常胡作非为、贪赃枉法，随意打击不顺从自己的官吏，又私自杀害了批评二张兄弟权势过大的李显的长子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妹夫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引起了朝廷官员的愤怒。一些大臣多次搜集张氏兄弟的犯罪证据，想将其绳之以法，但都被武则天阻挡。官员们看到用法律制裁不了二张，就准备用武力将其杀掉。政变的目的起初并非为了推翻武则天，仅是为了杀掉张氏兄弟。宰相张柬之等五位朝廷的重要人物，联络羽林军将领以及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等一大群势力，乘武则天卧病不起之机，攻占了玄武门，突入宫中，在武则天的迎仙宫搜出张易之、张宗昌，就地处死，完全控制了武则天。事情既已至此，众人就顺便把武则天请下皇位，迎立中宗。政变的第二天，武则天下《命皇太子监国制》；第三天，武则天宣布传位太子；第四天，中宗宣布复位，武周政权即告结束。

    公元705年11月，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愤恨而死。死前遗嘱：“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第二年，其子唐中宗不顾众人的强烈反对，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护灵柩回长安，与唐高宗合葬乾陵。

    武则天称帝十五年，前后专政近五十年，她在掌握政权期间，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她首先重视发展农业，推行均田制，抑制豪强和土地兼并，奖励垦荒，做得很有成效。在她统治期间，全国人口由三百八十万户增长到六百一十五万户。

    她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并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了一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优秀人才，并开“武举”科，选拔有军事才能的人。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间，共取进士二百零五人，而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五年间，取进士一千多人。她还极其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倡导编纂了许多文化典籍。

    她重视加强边防，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周边关系，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防、发展商业等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然，武则天晚年生活靡费，让她的侄子武三思及男宠张氏兄弟把持朝政也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尤其是她纵容女儿太平公主争权夺利，做了许多坏事。另外，她任用酷吏，大杀宗室大臣，李唐宗室近支被杀尽，除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李旦以外，唐高祖、太宗、高宗的子孙全部诛除。十四年间的五十八个宰相，被杀和被贬者各有二十一人。武则天终于落下了一个“千古忍人”的恶名。

    无论如何，武则天还是像一颗流星划过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苍穹，闪烁着夺目的光辉，引发着后人无限的思考。她所有的意义，就在于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

    的确，她想把李唐王朝变为武周王朝的企图是失败了，后人谈起武周时期，只是把它当做唐朝的一个小插曲，或是唐朝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不会看作一个独立的朝代，更何况武则天临死之前，还政于李氏，仿佛本来是李家的政权，自己只是代为管理一段而已，连自己都不承认有独立的皇帝资格。

    当然，武则天更没有把中国变为一个“女儿国”，没有把中国的男皇制改为女皇制。尽管她不服，尽管她采取了许多畸形的手段进行抗争，她还是失败了，她所争取到的最大的荣誉是能与高宗合葬，这或许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她有着同皇帝平等的女皇的地位，但要想压倒男皇，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然而，这已经够了，武则天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皇帝宝座上，给门阀士族势力以毁灭性的一击，使这块板结的土壤开始松动；也给黑沉沉的男人世界以沉重的一击，使中国的男人们终于被迫正眼看看女人；更当众狠狠打了中国宗法观念一记沉重的耳光，让中国男人从此不敢忘记中国女人的威力。

    我们决不是作把古代社会的男皇制换成女皇制的无聊之想，只是想通过武则天的成败，看看女人为中国历史注入的活力，这对于从深层里解放我们的思想，或许不无好处。

    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真正的女皇。

    她死后在乾陵立了一块中国唯一的无字大碑。

    她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能与皇帝合葬的女人。

    她所占的“唯一”实在太多，在无数杰出的古代女性当中，在数不清的争权称制的帝妃皇后当中，能占得到一个“唯一”，就已很了不起，而武则天却在许多方面都“创下了历史纪录”。如果把中国的历史比作一场群雄逐鹿的运动会的话，那么，武则天不仅囊括了女子项目的绝大多数金牌，连男子项目的一些奖牌，她也当仁不让地摘走了！

    确实，武则天的出现“留给史书一页新”，尽管“后人纷纷论古今”，她的历史意义却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武则天之后追逐皇权的女人们

    也许是唐朝特殊的开放风气的缘故吧，武则天死后不久，竟然就有人想效法她，再创造出一个女皇来。然而，此人既无其才，又无其德，剩下的只是一种野心，她正是唐中宗的皇后韦后。也许是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开了女人做皇帝的先河，引得韦后、太平公主甚至安乐公主这样的女人跃跃欲试；也许是武则天的雄才大略显示了女人的威力，使得中国的贵族妇女不甘再屈居人下或是屈居宫中。在武则天以后，唐中宗的皇后韦后、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以及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居然都想当皇帝，而且屡试身手，弄得国家乌烟瘴气，朝野不宁，确也算得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唐中宗李显在武则天当政中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他先是被幽禁于皇宫别院，继而被流放到房陵，在房陵亦被软禁。在武则天当皇帝的十五年里，李显和妻子韦氏的确是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因为武则天已害死了两个亲生的儿子，李显唯恐什么时候厄运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所以每当京城有诏书传来，李显都惶恐地要自杀。这时候，韦氏总是劝他说：“人世间祸福无常，最多也不过一死，你又何必如此害怕？又为什么要急着自杀呢？”就这样，夫妻俩相依为命，一起度过了十五六年的惶恐岁月。

    及至张柬之、桓彦范等人发动政变，迎还了中宗，复称大唐，中宗当然立韦氏为皇后，把女儿也加封为安乐公主。由于他们受了许多苦，遭了不少的罪，当了皇帝之后，他们要大加补偿，因此，中宗复位不久，其荒淫享乐的苗头就露了出来。

    中宗复位不久，边患不断，灾荒也接连发生。705年，陕西降特大雨雹，伤禾稼无数，个别地方颗粒无收；过了两年，山东、河南、陕西一代发生了大瘟疫，百姓染疫而死者不计其数。同时，朝廷内的武氏势力仍很强大，所以，唐朝的政局应当说很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韦后一味怂恿中宗享乐，不问国政。例如，在707年2月，韦后陪同中宗登上玄武门，观看特设的宫女大宴，数不清的宫女如莺蝶纷飞，摆开一桌桌的宴席，气势既壮观又奇特。等宴会结束后，韦后又命宫女相互打斗，弄得中宗眼花缭乱，目眩神驰。而此时百姓正在饥饿和瘟疫中备受煎熬。第二年元宵节，韦后又特命百姓张灯结彩，大庆元宵，她则陪着中宗，带着百官，穿着便服，夹杂在百姓之中共享太平之乐。从这些现象分析，应当说从这时起，韦后就有意效法武则天，想让中宗不问朝政，以便自己伺机掌权。武则天虽死，她的武氏宗族并未失势，尤其是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与中宗结亲，更是站稳了脚跟。有一次，洛州长史薛季昶对张柬之说：“张氏兄弟虽被除去了，但武则天的势力并未彻底铲除，就像汉朝的吕后虽死，她的宗族吕禄、吕产还在一样。去草若不去根，最终还是要复生的。”

    武三思之子既娶了中宗的爱女安乐公主，便有了靠山，而中宗复位后不久，武三思又与韦后私通，等于父子俩娶了母女俩，更加有恃无恐了。原来，韦后与武三思私通，是由上官婉儿牵线搭桥促成的。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武则天当政时，宰相上官仪曾劝高宗废掉皇后武则天，但被武则天的密探侦知，武则天就派人诬告上官仪谋反，杀其父子，把他家的妻女都没入掖庭为奴。上官婉儿在宫廷之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人又长得十分聪明灵秀，而且极富文才，善于吟诗作赋，为武三思所爱。武则天当政时，武三思常在宫中值宿，上官婉儿由是与武三思私通。唐中宗复位以后，上官婉儿马上被召幸，拜为昭容，专门掌管草诏制命，深受皇帝宠爱。中宗重当皇帝以后，生活日渐浮靡，所宠的宫女也越来越多，渐渐冷落韦后，而韦后又生性淫荡，耐不住寂寞就找上官婉儿想办法，经上官婉儿撮合，韦后与武三思就干起了苟且之事。这些事，宫中几乎尽人皆知，只是瞒着中宗一人而已，韦后和上官婉儿还多次在中宗面前替武三思说好话，夸他德才兼备，就这样，武三思被中宗拜为宰相。

    武氏势力复振，韦后也与武氏加紧了勾结，她希图有朝一日能借助武氏的力量登上皇位。朝中的正直大臣见中宗昏庸，朝政腐败、岌岌可危，就推举张柬之面奏中宗，要求除掉武三思，以加强李唐宗室的力量，其他官员也有类似的陈请。中宗不听，反而把这些事告诉了韦后，韦后再转告给武三思，武三思立即打击报复，将张柬之贬出朝廷，使之死在襄州。其他正直官吏也一一遭到贬逐。

    韦后的女儿、武三思的儿媳安乐公主极其骄横不法。在中宗和韦后的纵容之下，她目无王法，屡屡凌辱大臣、贪污受贿，生活上极其骄奢淫逸，并多次向中宗索要土地湖泊。更有甚者，她竟逼着中宗立她为皇太女。这位宝贝公主，与其母如出一辙，是一位权力狂、野心家，但又浮巧刁蛮，绝无才干，其身败名裂，是命中注定了的。

    当时的朝廷真是热闹非凡。上官婉儿是一个天才的笔杆子，韦后是一个天生的泼妇，两人共同私通武三思，武三思又刁滑奸邪，手握权柄，再加上一个成天吵嚷着要当皇太女的安乐公主，真是文武齐备，生、旦、净、末、丑无奇不有，把一个堂堂的李唐朝廷当做了戏台，唐中宗仿佛耳聋眼瞎，对之不闻不问。一场风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安乐公主与其公爹武三思密谋串通，一心要废掉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这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如同儿戏的异想天开的想法，但在无奇不有的唐代，也难保没有实现的可能。皇太子李重俊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和恐惧，他要先下手为强，擒杀韦后和安乐公主。707年7月，太子与左羽林军大将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等人，假借皇帝的命令，率领羽林军骑兵三百人，冲入武三思的家里，杀死了武三思和武崇训及其亲属、党羽十多人，然后又自肃章门斩关而入，企图一举杀掉韦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

    当时，中宗夜宴刚刚结束，忽闻太子作乱，就连忙与韦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一起来到玄武门，并急命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率百余骑前往护卫，又急忙发布命令，赦免一切跟从起事的人员。众人一听太子原是矫诏，又闻皇上的赦免令，就纷纷弃戈投降，最后只剩下三两个人跟随太子逃去，逃到今陕西的户县，在林中休息时，太子被随从杀掉。

    在平定了太子之乱以后，韦后的势力更加猖獗，其野心也已越来越清楚，朝廷上下一片舆论哗然。安乐公主另嫁的新夫武秀吉也积极参与其事，再加上宗楚客，数人狼狈为奸，使得朝廷上人人侧目。定州人郎岌进言说：“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结果被中宗乱棍打死。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不畏死难，毅然上书说：“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秀吉、宗楚客图危宗社。”中宗把他召至朝廷，当面责问，燕钦融慷慨陈词、毫无惧色，说得中宗无言以对，只好让他出廷去了，谁知他还没有走出朝堂，韦后就假借皇帝的命令，让宗楚客带人把他捕住，摔在殿中的石头上，使之颈折而死。中宗见此情景，竟然没有追问，只是在脸上表现出了不愉快的神色。韦后、宗楚客等人见中宗心中不忿，生怕中宗处治，就想立即将其害死。

    710年6月，韦后派安乐公主给中宗进献食饼，中掺毒药，中宗食后，毒发而死。

    中宗暴死，韦后的部署却没有完成，如果在这时发丧，定会引起朝廷的极大混乱，很有可能有人起兵，韦后一伙就有被杀掉的可能，因此，韦后的当务之急是秘不发丧，然后把亲信召入宫中，商议对策。韦后让自己的哥哥韦温负责统率所有的军队，又令韦氏宗族的韦捷、韦濯、韦琦、韦播等分别带领军队，巡行六街，保卫宫室，再从四方调来了五万亲信军队，驻守京城。待一切布置妥当以后，才给中宗发丧。

    在发丧之时，即宣布中宗“遗诏”，韦后自己临朝听政。三天以后，年幼无知的太子李重茂在中宗灵前即位，尊韦后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摄政。

    韦后的野心比武则天大上十倍，其欲望也强上十倍，可能力却连武则天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她在诸王不服、大臣离心的情况下临朝称制，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反抗。中宗李显的弟弟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在身处逆境时善于韬光养晦，躲过了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严酷迫害，即使中宗在位时，他也十分谨慎。其实，李隆基自幼饱读诗书、聪慧过人，又兼性格英武、胸怀大志。平时，他显得好像迷恋于声色犬马，实际上处处留心朝廷的动静。当中宗突然去世、韦后临朝称制的消息传来时，他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派人与太平公主联系，取得了内应，之后马上率兵从封地奔袭长安，与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以及羽林军的将领一起，率一万骑兵突入玄武门，冲上太极殿。韦后对这一变故茫然不知，等听到外面喊杀声起时，才急忙从寝处逃出，连外衣也来不及穿。刚一出房，即被乱兵杀死。安乐公主则正在描眉，未及回头就被士兵斩作两截，从此真的到安乐之乡去了。

    上官婉儿则极有心计，她听悉变故，急忙写了一张让李隆基的父亲相王李旦登基的诏书，藏在袖中，率宫女列队迎接李隆基，希望能免一死。李隆基见了诏书后，对左右说道：“此婢妖淫，渎乱宫闱，怎可轻恕，今天不诛，后悔无及。”立命左右把上官婉儿斩于当地。

    李隆基平定了韦后之乱后，尽杀韦氏宗族，连武氏势力也一并扫除，自此以后，唐朝又回到李氏宗族手中。

    李隆基的父亲李旦登基，仍号睿宗，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在其后的几年里，太平公主一直想当女皇，而且势力很大。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后，太平公主谋反事败，李隆基将她逼入寺庙，令其自杀，终于稳住了李唐江山。在李隆基的统治下，盛唐之世终于到来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时期，还出了一个“女皇”，这就是慈禧太后。不要说与武则天相比，就是与贾南风相比，她的罪过也大了很多，在她当政期间，近代中国所遭受的耻辱和损失是说也说不尽的。由于慈禧太后离我们的时代较近，我们也较为熟悉，在此就不多加陈述了。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封建社会的男人们鄙视女人、压抑女人，甚至不把女人当做人看待；但一旦女人得势，那些男人们又仿佛忘记了她们是女人，就好像她们一个个都是女菩萨一般，是天生的统治者，男人们争相趋奉尚且不及，更不要说反抗了。中国的宫廷始终没有成为女人的天下，但却不乏女人屡屡得势，这不得不令人称奇。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趋奉正直的皇后、帝妃尚且情有可原，那些邪恶淫乱的女人也能得到时人的尊崇和畏服，实在是莫名其妙的事，堂而皇之的大道理全不管用了，王公大臣们似乎一夜之间都由硬骨头变成了势利眼。这是否也是民族的劣根性之一呢？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维持政权，要靠“法”、“术”、“势”三条，人一旦得“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一样让人畏服，何必责怪谁呢？

    我们决非在这里无聊地替哪个性别来鸣不平，相反，对武则天这样的女皇还要抱持应有的肯定和赞扬的态度。我们只是想通过分析中国历代皇后、帝妃专权的现象，来看看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破解女人专权之谜。

    （参见《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唐书》、《旧唐书》等）

    22.刘邦将将

    《史记》之所以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由于作者司马迁在其中寄予了深沉的身世之慨，对历史抒发了悲愤和郁闷的情绪。然而，尽管司马迁在其中大发牢骚，但还是能够实事求是。例如，他在把刘邦写成一个流氓皇帝、对其痛加贬责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他的长处。那么，刘邦究竟有什么长处呢？

    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大设宴席，召群臣共饮，以示庆贺。酒过数巡，刘邦不免又踌躇满志，显出了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他得意地向众人问道：“各位帮助朕夺得天下，今日君臣同聚，有什么话尽管直言，不必忌讳。朕有一问，不知你们能否回答，为什么我能夺得天下，而项羽却失去天下？”问题一出，群臣愕然。片刻之后，高起、王陵起身答道：“陛下平日待人，未免轻慢，不如项羽宽仁。但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每得一城，立即封赏，能与天下共利，人皆能效死命，所以夺取天下；项羽妒嫉贤能，多猜好疑，战胜了也不加封赏，得地后不肯与人，人心难齐，所以失去天下。”大家听了，觉得有理。刘邦听了，不以为然地哈哈一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我看来，得失的原因，主要在于用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源源不断供粮饷，我又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兵，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人为当世人杰，我能量才重用，所以能够取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能信用，所以为我所灭。”

    大家听了，恍如梦醒，都离座下拜，对刘邦的这一番话心悦诚服。刘邦也十分高兴，令众臣归座畅饮，兴尽方散。

    即使在今天看来，刘邦的话也确实有道理，他对自己成功、项羽失败的原因的分析，不能不说是十分精到的。在这以前，刘邦还同韩信发生过辩论，韩信认为刘邦只能将兵五千，自己却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但刘邦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所以才取得了天下。韩信对此十分清楚，但依然逃不出刘邦的手掌心。

    且看刘邦是如何“将”韩信的。

    项羽失败，其部将钟离昧、季布只得四处逃亡。刘邦称帝后，立即诏令全国通缉此三人，悬赏捉拿，举国搜捕。钟离昧走投无路，因与韩信同乡，一直友善，便往投韩信。韩信顾念旧情，就收留了他，将他藏在楚王府中。后来，此事不知被谁密报了刘邦。刘邦闻后大惊。

    刘邦一直在提防韩信，恐其为乱，现韩信又收留钟离昧，是否有反心？于是，他颁下诏书，命韩信把钟离昧送入都城。韩信接到诏书，不忍将钟离昧献出，托言钟离昧并未在此，请使者回报了刘邦。刘邦接到回报，内心仍存疑惑，于是派人暗中探察。韩信初到他的封地时，常带着兵马出入，车马喧嚣，声势显赫。来人看到这些，密报了刘邦，说韩信兵马甚多，恐有反意。

    刘邦立即召集众将领，商讨对付韩信的办法。众人都主张讨伐，向刘邦进言道：“韩信造反，请陛下发兵征讨。”刘邦听后，没有讲话。后来陈平来见，刘邦便向他请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陈平对韩信是否确有反意还在怀疑，但对刘邦所问，又不能不答，就说：“诸将态度如何？”刘邦说：“都劝我发兵征讨。”陈平说：“陛下怎知韩信要造反？”

    刘邦说：“有人密书奏报。”陈平接着问道：“除上书人外，还有没有人知道韩信要反？”刘邦道：“尚无人知道。”陈平又问：“韩信可知道有人上书？”刘邦又说不知。陈平问：“陛下现有士卒，能否胜过韩信的楚兵？”刘邦摇首道：“不能。”陈平又说：“陛下用兵之将，有谁能比得上韩信？”刘邦连说没有。陈平又道：“今兵不如楚精，将又不如韩信，如发兵征讨，促成战事，恐怕韩信不反也要反了。”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这该怎么办呢？”陈平沉思片刻，说：“臣有一计，请陛下考虑。古代天子巡狩，必定大会诸侯。我听说南方有云梦泽，是游览的胜地。陛下伪称出游云梦，遍召诸侯，会集陈地。陈与楚西境相接。楚王韩信闻陛下无事出游，一定前来拜见，乘他拜见之时，伏下甲兵将他拿下，这不是唾手可得吗？”刘邦同意了他的计策，当即遣使四出，说要出游云梦，召各诸侯会集陈地。

    韩信得命，当然要怀疑，他曾被刘邦两次夺去兵权，深知刘邦性格多疑，为此格外小心。这次刘邦突然游览云梦，如果不去迎驾，就有失君臣之礼，如去迎驾，又恐出意外。属将见他迟疑不决，就进言道：“大王并无过失，不过就是收留了钟离昧，违犯了君命，不如斩了钟离味，献于陛下，陛下一定会十分高兴，如此一来，您还怕什么呢？”韩信觉得此言有理，便找到钟离昧，言语中露出了为难的意思。钟离昧说：“汉所以不敢攻楚，是恐我与你联合造反，同心抗汉。如果把我擒献给刘邦，那么，我今日死，明日你就必亡。”说完后，见韩信毫无反应，便起座骂韩道：“你不是个成大事的君子，我不该往投你处！”说完，拔剑自刎而死。韩信见钟离昧已死，便命人割下他的头，前往陈地面谒刘邦。刘邦派出使臣，不等回报，便从洛阳起身直达陈地。韩信在陈已等候数日，见刘邦到来，当即呈上钟离昧的首级。忽听刘邦厉声说道：“给我拿下韩信！”话音刚落，从车队中涌出许多武士，将韩信反绑起来。

    韩信并不惊讶，感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道：“有人告你谋反，所以擒你。”说着，令人将韩信放置后车，也不再游什么云梦，传令诸侯，不必来会，当即返回洛阳去了。

    刘邦返回洛阳，因思韩信功多过少，且说他谋反也缺少实据，便把他从狱中放出，由楚王降为淮阴侯。

    楚、汉相争之时，韩信帮助项羽，则项羽可以统一天下；韩信帮助刘邦，则刘邦可以统一天下；如果韩信背叛刘邦，自树一帜，则可与项羽、刘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当时的具体情况为韩信提供了多次可以自立的机会，也有很多人极力劝告韩信自立为王，但韩信思来想去，还是跟刘邦干了下去。所以，韩信对于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功劳应是第一位的，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别说只封他做了一个王侯，就是裂土并立，共同为王，也不算太过分。但封建社会的铁定律条是一山容不得二主，刘邦绝不可能和他并立为帝，最多只能封王，而韩信多少又觉得委屈，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心怀怨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反叛。因此刘邦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先下手为强，先削了他的爵位，解除了他的大部分权力，使之困居在都城。不久，刘邦的妻子吕雉又与萧何密谋，把韩信诳入朝堂，诬以谋反的罪名，伏兵将他当场杀死。

    刘邦之夺取天下，不在其德，而在其“能”，如此看来，只要有“能”，便是流氓亦可当皇帝。其实，前文已提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开国帝王不是流氓，就是豪强，盖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说到这里，只好“读书人一声长叹”！

    （参见《史记》等）

    23.不灭的谗毁

    这不是说谗毁有什么永恒的意义，而是说谗毁是永远难以消灭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人人都有妒忌之心，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人人都有不明智的时候，只是轻重不一罢了。基于这样的情况，只要能够看准时势，谗毁便是可以成功的。下面仅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称得上克勤克俭、兢兢业业，遇事能够慎重考虑。但他也经不起别人的巧言谗谀。

    袁盎是个心胸十分狭隘的人，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丞相申屠嘉，便下车拜见。申屠嘉大概没有在乎这些，只是在车上还礼而已。袁盎觉得受到轻视，很丢面子，就专程来到了申屠嘉的府中，将他教训一番，直到自己被尊为座上客才罢休。

    这还倒罢了，关键是他每逢一事，总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报自己的私仇，表面上忠心耿耿，但实际上实在是无比阴险的。

    他早先曾是吕后的宗族吕禄的舍人，在周勃除去了吕后及其党羽亲属以后，他仇恨周勃。然而，汉文帝对丞相周勃十分恭敬，他就寻找时机来谗毁周勃。

    有一次，他对文帝说：“周勃不是社稷之臣，只是功臣而已。以陛下的贤德，对他那样恭敬，实在没有必要。”

    汉文帝问他如何区分社稷之臣和功臣，袁盎说：“社稷之臣是与君主共存亡的。吕后时，吕姓人掌握了大权，刘氏宗族岌岌可危。而当时周勃是掌握军权的太尉，如果对刘氏忠心的话，当时他是有能力制止他们的，但他没有那样做。吕后死了后，大臣齐心合力，消灭了吕氏，作为太尉的周勃，其实不过是正赶上了这一成功事件而已，这并不是周勃一个人的功劳啊！陛下如今对周勃如此谦恭，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其实，在吕后专权的时候，想除掉诸吕十分困难，并不是周勃一个人就能做到的，周勃在消灭诸吕的过程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汉文帝听了袁盎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自此以后，汉文帝见周勃不再恭敬，而是板着面孔，显得十分庄重的样子，渐渐地有些轻视周勃了。不久，就免去他的相职，让他回到了封邑。

    后来，周勃曾经以谋反的罪名被下狱，亏得太后说情，才没有被处死，放了出来。

    一代栋梁之臣，竟然落得如此下场，在汉文帝时期是绝无仅有的。

    到了汉景帝时期，袁盎又借吴、楚七国之乱的机会来报复、谗毁晁错，说诸侯国叛乱是因为晁错主张削藩，只要能够“诛晁错，清君侧”，就能平定七国之乱。结果，晁错自己被腰斩，宗族被灭。当然，诸侯国的叛乱并没有因此而主动平息，还是靠周亚夫等将领的奋战才得以平定。

    袁盎之善于谗毁，也真是令人心惊胆战了！

    有意思的是，袁盎不仅善于谗毁别人，还十分善于反谗毁。下面的这个例子可以略见一斑。

    宦官赵谈经常在皇帝面前说袁盎的坏话，袁盎很担忧。他的侄子袁种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你不如公开和赵谈干一场，当众侮辱他一番！这样，以后他再说你的坏话，皇帝就不会相信了。”袁盎决定照此实行。

    一天，汉文帝出宫，赵谈也在车上陪同。袁盎看到这是个好时机，便上前跪在地下说：“我听说有资格和天子同乘一辆车的人，都是天下英雄豪杰。陛下怎么能和被刀锯阉割过的人一块儿乘车呢？”

    文帝一听有理，就笑着让赵谈从车上下来。赵谈又羞又气，可又没有办法，只好哭着下去了。

    从此以后，赵谈再也不敢说袁盎的坏话了。

    善于攻击而又善于反攻击，真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参见《汉书》、《资治通鉴》等）

    24.“潜龙勿用”——帝王的韬晦术

    如果好好翻一翻历史，你也许就会吃惊地发现，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和有作为的人物都是非常善于韬光养晦的，他们十分懂得审时度势，十分讲究策略，甚至可以说，不懂得韬晦术的帝王和大臣很难在封建官场左右逢源，甚至是难保性命的。

    其实，至圣先师孔子也十分懂得处世的策略，要不怎么能说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话呢？在这一点上，他似乎不如他的继承者孟子来得更强硬，因为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中国有一句著名的俗语，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是说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即使是封建皇帝对于自己的臣下，也往往不得不如此。所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正是这个意思。

    五代时期，蜀后主孟昶并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皇帝，但他韬光养晦的做法却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他于934年即位，在危机四伏的混乱年代里做了三十多年的“偏霸之主”，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孟昶在位期间，确实有奢华荒淫的一面，但他精明干练，有智有谋，有些善政还是颇值得称道的。

    孟昶即位时才十六岁，将相大臣都是其父孟知祥的老部下，自恃资历深厚，并不把这个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这批勋臣旧人骄恣不法，为所欲为，公然超逾国家制定的法度，建造豪华宅第，规模巨大，靡费钱财，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其中尤以李仁罕、李肇、张业、赵廷隐最为骄纵。孟昶刚即帝位，大将李仁罕便提出要主管六军。他不但派人到枢密院提出明确的要求，还到学士院让人照他的要求起草命令。这不仅是目无幼主，实际是犯上作乱。这一咄咄逼人的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孟昶，他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王位将会被人篡夺。他当然不愿意就此接受别人的随意摆布，但又怕声张出去会引起叛乱，无法控制局面。于是，他先隐忍不发，表面上接受了李仁罕的条件，任命其为中书令，判六军事。然后，等李仁罕进宫朝见时，孟昶命令武士将他捉住，当场杀死。

    过去，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到成都来朝见新君，假称脚上有病，拄着拐杖上朝，见了孟昶也不肯跪拜。李仁罕一死，他这才知道新君的厉害，吓得魂不附体，顿时丢掉拐杖跪了下去。孟昶因其过去对自己十分倨慢，就勒令他退休，徙居邛州（今四川省邛崃县）。

    张业是李仁罕的外甥。李仁罕被杀时，他正执掌禁军，禁军的军队虽然不多，但直接掌管着宫廷的守卫，如果他造反，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孟昶怕他反叛，当时不敢动手处置他，遂千方百计加以笼络。甚至用他做宰相，又兼判度支（财政）。张业在家里私设监狱，关押欠债的人。他制定了一种“盗税法”，规定税官吞没赋税的，照吞没的数目十倍罚款。税官受了罚，无处筹钱，自然如数从百姓身上勒索。这种苛刻的税法使得百姓难以承受，怨声载道。孟昶闻知，废除了此法。到了后蜀广政十一年（948年），孟昶觉得自己已经积聚了一定的势力，认为时机已到，遂与禁军将领安思谦密谋，用诛灭李仁罕的老办法，把张业在都堂上捉住杀死。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见事不妙，自请退休。至此，故将旧臣基本上被除尽了，孟昶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国政。

    孟昶在朝堂上设了匦（小箱子，相当于今天的检举箱），鼓励臣下投书进谏。但他沉溺于骑马，又采纳方士的房中之术，多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这使其威望有所下降。枢密副使韩保贞直言进谏，孟昶大悟，当时便命令放还了许多宫女，还赏赐给韩保贞数斤黄金。有人上书论事，孟昶认为说得不对，左右近侍请求把上书的人喊来诘责。孟昶说：“我看到唐太宗刚即位时，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虽忤上意，却受到嘉许，为什么你们却劝我拒谏呢？”这说明他的头脑还是有些清醒的。

    孟昶在亲政之初，颇知节俭，表示要吸取前蜀王衍因骄奢淫逸亡国的教训。孟昶曾亲笔撰写了《官箴》，颁行各郡县。其辞曰：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他的这篇《官箴》对帝王还是有些影响的，宋太宗虽然灭了后蜀，但他并没有对别人的东西一概排斥，就曾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等八句，亲书颁赐州县，立于厅事之南，称《戒石铭》。

    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隋炀帝因此疑心加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更是倍加怀疑。而唐国公李渊（即唐太祖）曾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悉心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立恩德，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归附。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他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猜疑之心。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迟早为隋炀帝所不容，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隐忍等待。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故意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后来，李渊终于反叛，灭掉了隋朝。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韬光养晦而成霸王的历史故事。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先隐忍不发，甚至采取了自污以掩人耳目的做法，通过数年的暗中观察，他弄清了朝中大臣的真实心理和才干，也锻炼了自己，增长了见识，为以后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

    在楚庄王即位之前，楚国的内政经历了长期的混乱。楚庄王的爷爷楚成王意图争霸中原，被晋国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不久却又祸起萧墙。起初，原定商臣为太子，但后来楚成王发现商臣眼如黄蜂，声如豺狼，认为这样的人生性残忍，想改立王子职为太子。商臣是个十分有心计的人，听到风声，就积极行动起来，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他故意设宴招待姑母，在宴上轻侮姑母，商臣的姑母果然愤怒地说：“怪不得你父亲要杀了你另立太子！”因为楚成王遇事总与妹妹商量，所以，商臣认为姑母的话证实了传言。商臣连忙向老师潘崇问计，潘崇问：“你愿意奉事公子职吗？”商臣说：“不愿。”又问：“你能逃出楚国吗？”回答说：“不能！”潘崇最后问道：“你能成大事吗？”商臣坚定地说：“能！”

    公元前262年，商臣率领宫廷卫队冲进宫殿，要杀掉他的父亲成王。成王喜吃熊掌，这时红烧的熊掌尚未烧熟，成王请求等吃了熊掌再杀他，商臣说：“熊掌难熟。”他怕夜长梦多，外援到来，就催促成王上吊自杀，自己即位为楚穆王。

    穆王在位十二年，死后由其子侣即位，是为楚庄王。

    楚庄王当时很年轻，即位之始，他并未像其他新君那样雷厉风行地干一些事情，而是不问国政，只顾纵情享乐。他有时带着卫士、姬妾去云梦等大泽游猎，有时在宫中饮酒观舞，浑浑噩噩，无日无夜地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每逢大臣们进宫汇报国事，他总是不耐烦地回绝，任凭大夫们自己办理。他根本不像个国君，朝野上下也都拿他当昏君看待。

    看到这种情况，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十分着急，许多人都进宫去劝谏，可楚庄王不仅不听，反觉群臣妨碍了他的兴趣，后来干脆发了一道命令：谁再来进谏，杀无赦。

    三年过去了，朝中的政事乱成一团，但楚庄王仍无悔改之意。在这期间，他的两位老师斗克和公子燮攫取了很大的权力，斗克因为在秦、楚结盟中有功，庄成王没给他足够的报偿，就心怀怨愤，公子燮要当令尹未能实现，也怀不忿，二人因此串通作乱。他们派子孔、潘崇去征讨舒人，又把二人的家财分掉，并派人刺杀二人。刺杀未成功，潘崇和子孔就回师讨伐，斗克和公子燮竟挟持庄王逃跑。到庐地时，当地守将戢黎杀掉了他们，庄王才得以回郢都亲政。

    就是经历了这样的混乱，楚庄王仍不见有什么起色。

    大夫伍参忧心如焚，再也忍不下去，冒死去晋见庄王。宫殿一派纸醉金迷的景象，只见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姬妾，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案前陈列美酒珍馐，正观赏轻歌曼舞。庄王看到伍参进来，劈头问道：“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命令吗？是不是来找死呢？”

    伍参抑制住慌张，连忙赔笑说：“我哪是敢来进谏，只是有一个谜语，猜了许久也猜不出，知道大王天生聪慧，想请大王猜一猜，也好给大王助兴。”楚庄王这才放下脸，说道：“那你就说说看。”伍参说：

    高高山上有只奇怪的鸟，

    身披鲜艳的五彩，

    美丽而又荣耀，

    只是一停三年，

    三年不飞也不叫，

    人人猜不透，

    实在不知是只什么鸟！

    当时的人喜欢说各种各样的谜语，称其为“隐语”，

    这些“隐语”往往有一定的寓意，不像今天的谜语这样单纯，因此，人们多用这些“隐语”来讽谏或劝谏。楚庄王听完了这段话，思考了一会儿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非凡鸟，凡人莫知。”

    伍参听后，知道庄王心中有数，非常高兴，就又趁机进言道：“还是大王的见识高，一猜就中，只是此鸟不飞不鸣，恐怕猎人会射暗箭哪！”楚庄王听后身子一震，随即就叫他下去了。

    伍参回去后就跟大夫苏从商量，认为庄王不久即可觉悟，没想到几个月过去后，楚庄王仍一如既往，不仅没有改过，还越发不成体统了。苏从见状不能忍耐，就闯进宫去对庄王说：“大王身为楚国国君，即位三年，不问朝政，如此下去，恐怕会像桀、纣一样招致亡国灭身之祸啊！”庄王一听，立刻竖起浓眉，露出一副暴君的形象，抽出长剑指着苏从的心窝说：“你难道没听到我的命令？竟敢辱骂我，是不是想死？”苏从沉着从容地说：“我死了还能落个忠臣的美名，大王却落个暴君之名。如果我死能使大王振作起来，能使楚国强盛，我甘愿就死！”说完，面不改色，请求庄王处死他。

    楚庄王等待多年，竟无一个冒死诤谏之臣，他的心都快凉了。这时，楚庄王凝视了几分钟，突然扔下长剑，抱住苏从激动地说：“好哇，苏大夫，你正是我多年寻找的社稷栋梁之臣！”说完，立刻斥退那些惊恐莫名的舞姬妃子，拉着苏从的手谈起来。两人越谈越投机，竟至废寝忘食。

    苏从惊异地发现，庄王虽三年不理朝政，但对国内外情况事无巨细都非常关心，对朝中大事及诸侯国的情势都了如指掌，对于各种情况也都想好了对策。这一发现使苏从不禁激动万分。

    原来，这是庄王的韬光养晦之策。他即位时十分年轻，不谙世事，朝中诸事尚不明白，也不知如何处置，况且人心复杂，尤其是若敖氏专权，因不明所以，他更不敢轻举妄动。无奈之中，想出了这么一个自污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静观其变。在这三年中，他默默地考察了群臣的忠奸贤愚，也测试了人心。他颁布劝谏者死的命令，也是为了鉴别出大臣中哪些是甘冒杀身之险而正直敢言的耿介之士，哪些是只会阿谀奉承、只图升官发财的小人。如今，他年龄已长，经历已丰，才干已成，人心已明，也就不再掩饰自己的才略与雄心。

    第二天，他就召集百官开会，任命了苏从、伍参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大臣，公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还采取了削弱若敖氏的措施，并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犯人以安定人心。从此，这只“三年不鸣”的“大鸟”开始励精图治，争霸中原。应当说，楚庄王确实是一个有智谋的人。

    这只“大鸟”真的“一鸣惊人”了。在他开始着手治理楚国之时，楚国正遇上了大灾荒，四周边境又遭进攻。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击败了庸人的进攻，争取了群蛮及巴、蜀等小国部族的归附。尔后整顿内政，使国家开始逐渐富强；他善于纳谏，重视用人的一技之长，改革政令制度，尤其是改革兵役制，使楚国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后来，庄王平定了国内的若敖氏叛乱，对外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的韬光养晦并非在受到失败与挫折时才被迫进行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未来而主动进行的，这尤其需要耐心、修养、智谋和胆识。在中国历史上，像楚庄王这样做的人还不算太多，但他足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

    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要注意使用各种方法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才能；诛权臣以立威，立官箴以悯民。

    刘备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枭雄，曹操其实对他早就有所认识，刘备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多少兵力，在别人看来似乎不足为虑，但曹操却认为将来和自己争天下的恐怕是刘备。因此，如果刘备不善于韬光养晦，恐怕会很难逃避曹操的迫害。

    建安三年（198年），刘备驻扎在小沛，遭到吕布的突然袭击，失败后投奔曹操。曹操器重刘备的才干，任命他做了豫州牧。同年十月，刘备随曹操东征，活捉并杀死吕布。返回许都以后，曹操任命刘备为左将军。

    刘备胸怀大志，虽然依附曹操，但是不甘屈居人下。汉献帝刘协的舅父车骑将军董承，早就对曹操的独断专行心怀不满，他看出了刘备的意图，便想拉拢刘备一起来除掉曹操。有一天，董承来到刘备所住的公馆，取出锦袍玉带中藏着的天子手书血字密诏，商议共同除掉曹操的办法。刘备欣然同意，并签字画押，嘱咐董承说：“千万要小心谨慎，慢慢寻找机会，切不可泄露了机密。”

    刘备为了消除曹操对自己的怀疑，就在住所后面种了一块菜园，每天亲手浇水施肥，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以免引起曹操的注意。在别人看来，刘备似乎真的胸无大志，不关心天下大事了，连关羽、张飞二人也对他十分不满，而刘备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有一天，刘备正在菜园浇水，曹操突然派人请刘备到府中饮酒消遣。刘备不知何故，忐忑不安地来到曹府，曹操一见刘备就笑着说：“你在家做了大好事了！”刘备不知就里，吓得面色如土。曹操拉着刘备的手一起走向后园，指着菜园说：“玄德学习种菜，真不容易啊！”刘备听了才放下心来，说：“没有事做，消遣罢了！”曹操指着园中树枝上的青梅说：“刚才看见梅子青青，就想起了去年征伐张绣的时候，将士缺水口渴，我当时灵机一动，以马鞭虚指前方说：‘前面有梅林。’将士们听了，顿时口中生津，不觉得口渴了。今天这青梅不能不赏，因而邀请你一同赏梅饮酒。”说着携刘备人走到亭前，亭中已摆上一盘青梅，一樽煮热的酒。两人面对面坐下，叙谈畅饮。

    酒至半酣，天空忽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就要来临。曹操和刘备靠着亭栏遥望着乌龙一般的黑云。曹操忽向刘备提问：“你知道龙的变化吗？”刘备答道：“不太知道。”曹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现在是春末季节，龙随气候的变化，就像一个人得志后四海纵横一样，龙可以来比拟当今世上的英雄。玄德久经沧桑，必定知道当今谁是世上英雄，请你指出一两个。”刘备说：“我浅陋无知，不惯分析世事，怎能识别英雄啊？”曹操说：“不必谦虚。”刘备故意装出没有见识的样子，说：“淮南袁术，兵粮充足，可算得上英雄？”曹操笑着说：“坟中的枯骨，我早晚必能捉住他！”刘备说：“河北袁绍，今日虎踞冀州之地，可算得上英雄？”曹操又笑着说：“袁绍表面厉害，实际胆小；有智谋却欠果断，想干大事又惜命，见小利而又忘命，算什么英雄？”刘备见曹操说这二人都不是英雄，就又说了刘表、刘璋、张绣、张鲁等人，曹操拊掌大笑说：“这种碌碌小人，何足挂齿？”刘备说：“那我实在不知道了！”曹操说：“所谓英雄，应该是胸怀大志、有勇有谋的人。”刘备问：“那会是谁呢？”曹操用手指刘备，然后又指自己说：“当今天下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刘使君和我啊！”

    刘备万万没有想到曹操会说自己是英雄，乍听之下，大吃一惊，手里的筷子，不自觉地落在地上。这时，正好电光一闪，霹雳轰鸣。刘备赶忙拾起筷子，很不好意思地说：“刚才这声惊雷，把我手中的筷子都震落了。”曹操见状大笑道：“大丈夫也惧怕打雷吗？”刘备说：“孔圣人说：‘遇到急风惊雷一定会改变面容。’真是这样啊，我怎么不怕呢？”刘备就这样巧借闻雷来掩饰了自己的惊慌神态，使曹操错以为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物，而不是自己争夺天下的对手。这样一来，曹操便放松了对他的警惕，还派他去阻截袁术，终使刘备有机会逃脱控制，扩大自己的队伍。刘备的韬晦之计可谓用得不露声色、出神入化。

    在中国历史上，“政归司马氏”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殊不知，这次政变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司马懿父子的韬晦之计。

    三国时，魏帝曹芳继位，原掌管军权的司马懿升为太傅，但兵权实被曹爽掌握。司马懿不甘心大权旁落，想重掌兵印。可如何才能如愿以偿呢？司马懿采取了韬晦之计。魏王曹睿病故后，司马懿和宗室曹爽同为顾命大臣，一同执政，但曹爽年纪既轻，又是贵族子弟，凡事都交给富有经验智谋的司马懿去办理。曹爽喜爱吃喝交游，门下聚集了一帮朋友，有一天，大学者何晏对曹爽说：“大魏是曹家天下，不要过分相信外人。”

    曹爽说：“先帝把幼子托付给我和太尉（司马懿），我当然要遵从遗命。”何晏冷笑道：“从前，老将军（曹爽之父曹真）与太尉一起领兵抗蜀，若不是三番五次受太尉的气，何至于早逝？”这话不禁引起了曹爽的愤恨。于是，他就与心腹一起谋划削掉司马懿的兵权。

    曹爽与门客商定了，就来见曹芳，说司马懿的功劳很大，应当加封为太傅。曹芳还是个孩子，不懂其中的关窍，就听了曹爽的话，把司马懿招来，封他为太傅。司马懿全无防备，大吃一惊，但又不能抗命，只有交出了带兵的印信，从此，军权落到了曹爽的手里。曹爽高枕无忧，经常带着家将、门客出外打猎，有时几天不回城去，他的弟弟以及门客都劝他说，几天不回城，恐怕会有人发动兵变。曹爽笑道：“军权在我的手里，司马懿又在家养病，有什么可怕的？”

    后来，曹爽的弟弟曹羲求大司农桓范劝劝曹爽，曹爽听了，多少注意了一些。恰在这时，李胜升任青州刺史，前来辞行，曹爽灵机一动，有了主意，让他假借到太傅府上辞行，趁机察看司马懿的动静。李胜来到太傅府，只见司马懿面容憔悴地躺在床上，由两个丫头扶着才勉强撑起身来。

    李胜对他说：“我要去青州上任了，来向您辞行！”

    司马懿含混地说：“并州接近匈奴，可要好好防备！”

    李胜说：“是青州！”

    司马懿说：“你从并州来？”

    李胜又道：“是山东青州。”

    司马懿大笑道：“你刚从并州来？”

    李胜最后借用纸笔，才对司马懿说明白。司马懿看了好一会儿才说：“原来是青州哇，我病得耳聋眼花了，刺史路上保重吧！”说完，司马懿用手指指嘴巴，丫头捧上汤水，司马懿就她们手中喝了，汤水还洒了一衣襟。最后，他流着泪对李胜说：“我年老力衰，活不久了，剩下两个儿子，要托曹大将军照顾，请李刺史在曹将军面前多为他们说说好话！”说完指指两个儿子。

    李胜走后，司马懿便披衣起床，对司马师和司马昭说：“李胜回去必定要跟曹爽报告，他不会再疑我了，曹爽如再出去打猎，便可动手。”

    李胜赶回大将军府，把情形一五一十地向曹爽作了汇报。曹爽大喜道：“这老家伙一死，我就什么也不怕了。”过了几天，他带着魏主曹芳，点起御林军，借口出城祭祖，打猎去了。司马懿抓住这个机会，带领儿子和众将，直奔朝中，威逼郭太后下旨，说曹爽奸邪乱国，要免职办罪，太后无奈，只得下旨。然后司马懿又占了城中的兵营，紧闭了城门。曹爽接旨后，本可以大将军印讨伐司马懿，但他生性昏懦，不听众门客的劝告，反而相信了司马懿的话，把大将军印交了出去。从此，政归司马氏。

    唐宣宗也算是一个十分有心机的人物。即位之前，他看到君主懦弱、朝政紊乱，害怕危及到自身的安全，便用起韬晦之术。他常常装作傻里傻气的样子，致使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呆子，这样一来，他就安全地避开了宫廷里的复杂斗争，得以保全自己。大和、会昌年间，文宗和武宗经常去他的住处举行家宴，每到这时，人们总是想尽办法逗他说话，甚至皇帝本人也和他开玩笑。有的大臣还用此来打赌，看谁能让皇子说话。任凭别人怎么开口，他就是一句话不说。但到继承了王位之后，裁决大小军政事务，他都能做到合情合理，直到此时，人们才知道他很有主张，以前的作为都是韬光养晦之策。

    明成祖朱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他所以能够登上皇位，也是由于十分善于韬光养晦。他本为燕王，靠装疯这一招赢得了时间，最终发动了叛乱，打败了建文帝，登上了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君主。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许多儿子，其中朱棣为人沉鸷老辣，很像朱元璋。在太子朱标病死以后，朱元璋曾想立朱棣为太子，但许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有二，一是如立朱棣为太子，对朱棣的兄弟则无法交代；二是不合正统习惯。朱元璋无奈，只得立朱标的次子（长子已病死）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皇太孙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年龄既小，又生性仁慈懦弱，他的叔叔们各霸一方，并不把他看在眼里。原来，朱元璋把自己的子侄分到各处，称作亲王，目的是为了监视各地带兵将军的动静，以防他们叛乱，后来就分封各地，成为藩王。这样，许多藩王就拥有重兵，如宁王拥有八万精兵，燕王朱棣的军队更为强悍了。建文帝的皇权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一些大臣的鼓动之下，建文帝开始削藩。在削藩的过程中，许多亲王被杀，其中当然也有冤杀者，燕王朱棣听了，十分着急。

    好在燕王朱棣封在燕地，离当时的都城金陵很远，又兼地广兵多，一时尚可无虞。僧人道衍是朱棣的谋士，他对朱棣说：“我一见殿下，您当为天子。”相士袁珙也对朱棣说：“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长须过脐，必为天子，如有不准，愿剜双目。”在这些人的怂恿下，朱棣便积极操练兵马。

    道衍唯恐练兵走漏消息，就在殿中挖了一个地道，通往后苑，修筑地下室，围绕重墙，在内督造兵器，又在墙外的室中养了无数的鹅鸭，日夕鸣叫，声浪如潮，以使外人听不到里面的声音。但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不久就传到朝廷，大臣齐泰、黄子澄两人十分重视此事，黄子澄主张立即讨燕，齐泰以为应先密布兵马，翦除党羽，然后再兴兵讨之。

    建文帝听从了齐泰的建议，便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又命都督宋忠屯兵开平，再命其他各路兵马守山海关、保卫金陵。部署已定，建文帝便又分封诸王。朱棣知道建文帝已对他十分怀疑，为了打消他的疑忌，便派自己的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前往金陵，祭奠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正在疑惑不定，忽报三人前来，就立即召见，言谈之下，建文帝觉得除朱高煦有骄矜之色外，其他两人执礼甚恭，便稍稍安心。等祭奠完了朱元璋，建文帝便想把这三人留下作为人质。正在迟疑不决之际，朱棣早已料到这一着，派人飞马来报，说朱棣病危，要三子速归。建文帝无奈，只得放他们归去。魏国公徐辉祖听说了，连忙进见，要建文帝留下朱高煦。原来，徐辉祖是徐达之子，是朱棣三子的亲舅舅。他对建文帝说：“臣的三个外甥之中，唯有高煦最为勇悍无赖，不但不忠，还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在京中，以免日后胡行。”建文帝仍迟疑不决，再问别的人，别人都替朱高煦担保，于是，建文帝决定放行。朱高煦深恐建文帝后悔，临行时偷了徐辉祖的一匹名马，加鞭而去，一路上杀了许多驿丞官吏，返见朱棣。朱棣见高煦归来，十分高兴，对他们说：“我们父子四人今又重逢，真是天助我也！”

    过了几天，建文帝降旨，对朱高煦沿路杀人的行为痛加斥责，责令朱棣拿问，朱棣当然置之不理。又过了几天，朱棣的得力校尉于谅、周铎两人被建文帝派来监视朱棣的北平都司事谢贵等人设计骗去，送往京师处斩了。两人被斩以后，建文帝又发朝旨，严厉责备朱棣，说朱棣私练兵马，图谋不轨。朱棣见事已紧迫，起事的准备又未就绪，就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装疯。

    朱棣披散着头发，在街道上奔跑发狂，大喊大叫，不知所云。有时在街头夺取别人的食物，狼吞虎咽；有时又昏昏沉沉地躺在街边的沟渠之中，数日不起。谢贵等人听说朱棣病了，就前往探视。当时正值盛夏时节，烈日炎炎，酷热难耐，但见燕王府内摆着一座火炉，烈火熊熊，朱棣坐在旁边，身穿羊羔皮袄，还冻得瑟瑟发抖，连声呼冷。两人与他交谈时，朱棣更是满口胡言，不知所云。谢贵等人见状，就告辞了。

    谢贵把这些情况暗暗地报告给了朝廷，建文帝有些相信，便不再成天琢磨着该怎样对付燕国了。但朱棣的长史葛诚与张、谢二人关系极好，告诉他们燕王是诈疯，要小心在意，张、谢二人还大不相信。过了许久，燕王派一个叫邓庸的百户到朝廷去汇报一些事情，大臣齐泰便把他抓了起来，严加拷问，邓庸熬不住酷刑，就把朱棣谋反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建文帝知道后大惊，便立即发符遣使，去逮捕燕王的官吏，并密令谢贵等人设法图燕，再命原为朱棣亲信的北平都指挥张信设法逮捕朱棣。

    张信犹豫不决，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万万不可，我听说燕王应当据有天下，王者不死，难道是你一人所能逮捕的吗？”张信便不再想法逮捕朱棣，可朝廷的密旨又到了，催他行事，张信举棋不定，就来见朱棣，想看个究竟。

    但朱棣托病不见，三请三辞，张信无奈，就便服前往，说有秘事求见，朱棣才召见了他。进了燕王府，但见朱棣躺在床上，他就拜倒在床下。朱棣以手指口，荷荷而言，不知所云。张信便说：“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以告诉我。”

    朱棣问道：“你说什么？”张信说：“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却瞒着我，令臣不解。我实话告诉你，朝廷密旨让我逮你入京，如果你确实有病，我就把你逮送入京，皇上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是无病装病，还要极早打算。”

    朱棣听了此话，猛然起床下拜道：“恩张恩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张信见朱棣果然是装病，大喜过望，便密与商议。朱棣又招来道衍、袁拱等人一同谋划，大家都觉得事不宜迟，可以起事了。这时，天忽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殿檐上的一片瓦被吹落下来，朱棣显得很不高兴。道衍进言说：“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为何不高兴呢？”朱棣谩骂道：“秃奴纯系胡说，急风暴雨，还说是祥瑞吗？”道衍笑道：“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堕，就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不祥呢？”朱棣听了，转怒为喜。接着，他设计杀死了张、谢两人，冲散了指挥使彭二的军马，安定了北平城，改用洪武三十二年的年号，部署官吏，建制法令，公然造反了。经过三年的反复苦战，朱棣终于打败了建文帝，登上皇位，并迁都北平，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有作为的皇帝。

    人生在世，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可能遇到的，更何况是逆境呢？关键在于你怎样去对待。有志进取者，将此当做磨砺自己的机会，无志者则一直消沉，听天由命。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争权夺利的斗争都极其复杂，有时瞬息万变。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其实，这只是一个较低的境界，较高的境界是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为将来的大举行动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纵观历史上的成功者，往往都是如此。

    “小不忍则乱大谋”，不仅是对人格修养的总结，也是对封建官场的处事经验的绝妙概括。如果能够把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恐怕就会在任何逆境中都游刃有余了。

    （参见《战国策》、《史记》、《新五代史》、《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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