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智慧概论
总的说来，道家智谋的聪明体现在其对人世间一系列利害转化关系的洞穿，而在这种转化中，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可以没有原则。
“黄老道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心智王天下”。在黄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它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之愚蠢的鄙夷。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说穿了，其以心智王天下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天地万物皆由冥冥之中的“道”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不可改变和亵渎的，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施之现实就容易招致祸害。实际上，黄老的道是十分抽象的，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来，黄老之道在施诸现实的过程中就没有了具体的价值标准。它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在不必遵循任何现有的或具体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去获得最大的世俗利益。在其深入的阐述中，黄老之道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现实的具体策略确实显得十分聪明，但其具体的社会效果就往往失去了正义感，其内核里除了对现实利益的关怀之外，没有任何的人文情怀，一片黑暗与冰冷。其实，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法家智谋就是在黄老道术的影响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即便法家本身也早就认识到在法家智谋中有着那么多的不合理、非正义的因素，但既然社会“需要这样治理”，圣人也就不必有“心”，只管“以天地之心为心”就是了。法家没有自己深刻的哲学理论，他们从黄老之学那里为自己找到了依据，将自己神圣化了。另外，黄老道术主张顺应自然，但在现实操作中是无法顺延自然的，只有制定了严格完备的“法律”，然后把天下交给“法律”，君王自己才能做到“无为而治”。这其实也是诞生法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得道”。就是要对天地万物吉凶祸福的转化有一个清醒而又彻底的认识，即掌握道。但仅仅掌握了道还是不够的，还要使自己的精神修养与道相契合，即顺应道，实际上就是顺应自然（这里的自然是一个混沌的概念，指天地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的变化规律，而二者又是浑融不分的）。如何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呢？黄老道术是有一套方法的，就是要做到四点：虚、静、一、守。《老子》中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描述了人的精神修养的过程。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这就是先实现“己虚”，由虚致“静”，由静而体会并遵循天地间的规律“一”，最后顺应这种规律，就是“守”。所谓虚，就是要破除个体的种种欲念，不要使自己的欲念充塞于心智，阻碍了体会道的通路。天下万物繁纷，但只要虚极静笃、神志清明，就能体会到万物流变自有根苗。所谓静，就是静观墨守，是与心浮气躁相对立的。如果不能沉潜，就不能静。虚为静的基础，而静又是观的基础，静观就是用自己感性的心智去体味。祸福轮转自有端倪，吉凶运作都明白清晰，此时，万物在个体的体味中归根返始。这样一来，个体的精神就达到了知命的境界。其实，同儒家一样，这也是一种修身，但不同的是，儒家的修身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正义的人格境界，而黄老的修身只是精华内敛，体察天地，使自己消失于天地与现实之中。所谓一，就是要心无旁骛，心志专一，依道行事。所谓守，就是在已经达到了上述的境界之后坚守本心，“守中”而御天下。如果能四者合一，就达到了黄老之学的最高境界——“元德”之境。
三是在得道之后要御道而行。就是要把道具体实施到现实之中，这属于应用的范畴，是“道术”。《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意思是说要想统治人民，就必须首先为他们服务，但这种服务实际上并不是像《老子》所说的那样以下对上，而是故意作出姿态，在顺应百姓的要求中使百姓主动地归顺自己。其实，这就是《老子》最著名的取予之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无私，故能以天而私之；不争，故能得天下之大争。”老子也确实够坦荡的了。原来，所谓的“圣人”并不是不要，并不是无私，而是为了更大的私，彻底的私。对于人们的思想统治，黄老道术采取的是愚民政策。《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这就有些卑鄙无耻了。在具体的方法上，往往采取的是以柔克刚、以智为愚、无为而治等策略。这些似乎都不用多说了，倒是其慈忍为怀的处世之道，颇值得注意。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对于收服人心来说，比儒家的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明了许多。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志，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和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的疏离，它会使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与慈相关的就是忍。忍就是忍耐，但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耐，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而是在洞察了一切世事变化的规律以后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志。这种忍不仅包括忍受逆境、苦难和屈辱，还包括“乐之忍”、“富之忍”、“权之忍”、“安之忍”、“快之忍”等等。总之，它是一种修养之忍，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深刻的智谋，是圆融无害、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同样是忍，儒家之忍是为了更大的正义的行动，而道家之忍则没有原则。
黄老道术对其智谋类型甚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使中国的治人之术更加深刻、更加隐秘、更加容易被人们接受，它与法家智谋相表里，实在把传统的中国人牢牢地套住了。
当然，它并不是没有一丝可取之处。在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它是有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地方的，有时候也多少表现出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黄老之术确实也会使社会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发展，对于人民和社会的休养生息都起过不小的历史作用。对这些，我们是不应该否认的。
1.萧规曹随
现代汉语中有一个由历史故事而来的成语，叫做“萧规曹随”。现在，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陈陈相因、无所创建，并不算一个褒义词。但这个成语的来历，却有很丰富的文化含义。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七月，丞相萧何病死。吕后、惠帝遵汉高祖遗嘱，召齐国国相曹参入朝，要他继萧何之职为丞相。曹参奉诏入朝，面谒吕后、惠帝，接了相印，入主丞相府。
当时朝臣们都私下里议论，说萧何、曹参二人与刘邦一起起家，同是沛吏出身，原本十分友好，后曹参战功甚多，封赏反而不如萧何，两人遂生隔阂。现在曹参为丞相，必然会因前嫌而对人事做大的调动。为此，相府里的各级官员都感前途未卜，一时间人心惶惶。谁知曹参接印数日，相府依然如故，且贴出文告，一切政务、用人都依前丞相旧章办事。官吏们这才放下心来，守职理事。
数月之后，曹参已渐渐熟知属僚，对那些好名喜事、弄文舞法的人员，一律革除，另在各郡国文吏中，选那些年高忠厚、口才迟钝者，补上空缺。自此，曹参将自己关在府中，日夜饮酒，不理政事。
有些和曹参关系密切的官员、宾客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奇怪，入见曹参，想要问个明白。
然而，只要见到曹参的，还没等到发问，便被曹参邀入席中饮酒，一杯未完，又是一杯，直到喝醉方止，所以没有人能够明白曹参的真正意思。俗话说，上行下效。参既喜饮，属吏们纷纷仿效。相府后面有个花园，经常有些下属聚在园旁，饮酒为乐。饮到半醉，或舞或歌，声音传到了很远的地方。曹参明知，却装聋作哑，不加理睬。有两个侍吏实在看不下去，以为曹参不知，便寻机找了个借口，请他往游后园。曹参来到园中，赏景闻声，兴致渐高，遂命侍吏摆酒园中，自饮自歌，与园旁吏声相互唱和。侍吏见此，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好再问。
曹参不但不去禁酒，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代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因母后吕雉专权，残酷地杀了戚姬，毒死了戚姬的儿子如意，心感愤怨和绝望，遂躲入宫中，不理朝政，借酒消愁，沉溺闺房，消遣时光。及闻曹参所为，心想：“相国怎来学我，难道因我年幼，看不起我？”正在惠帝猜疑之时，中大夫曹窟入侍。曹窟乃曹参之子。于是惠帝便对曹窟说：“你回家后，可替朕问问你父：高祖新弃群臣，皇帝年幼未冠，全依相国辅佐。现在，你的父亲为丞相，只知饮酒，无所事事，如何能治理天下？不过，你要记住，不要说是我让你问的。”曹窟辞别归家，把惠帝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他的父亲。
曹参听后，竟然勃然大怒，不问是非，取过戒尺，打了曹窟二百下，而且边打边说：“天下事你知多少？还不快快入宫侍驾！”曹窟挨打，既觉委屈，又不理解，入宫后，向惠帝直说了此事。惠帝听后，心中更感到疑惑，翌日朝后，便将曹参留下道：“你为何责打你的儿子曹窟呢？他所说的话，都是我的意思。”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与先帝相比！”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惠帝不知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恐不及萧丞相。”曹参这才说道：“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
曹参回去后，依然照旧行事。百姓经过大乱后，只求安宁，国无大事，徭役较轻，便算太平。所以曹参为政，竟得讴歌，歌云：“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八月，曹参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
曹参原本就擅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汉初的社会在经过了长期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曹参的“萧规曹随”政策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十分吻合，与当时吕后专权、皇帝无能的朝廷状况也是十分吻合的。而这一切，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参，实在是由于刘邦和萧何的明智。
（参见《汉书》等）
2.“柔道”开国与“柔道”治国
以柔胜刚，是中国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能克刚，是中国人处世的坚定信念。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这才是中国人处世的正宗。这一理想化的处世方式，一个小小的太极图表现得最为形象。一个圆圈中有一个白色的阳鱼和一个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涵、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我们曾经对这一处世方式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批判，但今天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却不能不承认它包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同时也是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
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人们却常常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人性中的弱点，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偶尔也会施行“柔道”。在楚、汉相争之时，项羽曾任用季布去攻打刘邦，季布多次把刘邦打得狼狈万分，甚至差点儿抓住刘邦，所以刘邦十分憎恨季布。西汉刚刚建立，刘邦就急不可耐地发布了一道命令，悬赏一千两金子捉拿季布，有胆敢留藏季布的人，诛杀本人及其父兄全家。季布藏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里，那人说：“汉王搜查您非常急迫，快要搜到我家里来了。您如果愿意听我的话，我才敢献出我的计策，如果不听，我就自己先抹脖子算了，免得连累全家。”季布听从他的话，他就给季布剃光了头发，脖子上套上铁圈，穿着破衣服，装在卖棺材的车里，卖给了当时著名的大侠朱家。尽管朱家知道他是季布，但还是买下了，并将他安置在田间的屋舍里。之后，朱家到了洛阳，见到了汝阴侯滕公，劝他说：“季布有什么罪过吗？臣子各为其主，那是做臣子的职责啊！项羽的部下难道都能杀干净吗？现在皇上刚刚坐稳天下，却为自己的私怨去搜捕一个人，这是向天下人显示皇上的胸怀是多么狭窄啊！而以季布的贤能，汉朝又搜捕得这样紧急，这不是逼迫他向北逃往匈奴，或是向南逃往越地吗？把豪壮而勇敢的人赶往敌国，这就是楚王的尸体遭到伍子胥鞭打的原因啊！您为什么不找机会跟皇上说说这件事呢？”
滕公心里知道朱家是个大侠客，季布一定藏在他的家里，但又觉得朱家说得很有道理，便在上朝议事的时候说了上述的话。刘邦果然被说服了，赦免了季布。
季布变刚为柔，能伸能缩，在当时也赢得了美名。刘邦还召见了季布，拜他为郎中。
刘邦因为赦免了季布而安定了人心，那些过去与刘邦为敌而准备谋反的人都安下心来，奉事汉朝，刘邦也得了个气度豁达的好名声。
当然，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相比，刘邦的柔道实在是“小儿科”。刘秀是一位以柔开国、以柔治国的皇帝。他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把中国的“柔道”发挥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12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此后，刘秀与哥哥刘□被叔叔收养。据说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生有帝王相。刘秀好稼穑耕佣，他的哥哥就经常讥笑他。一次到亲戚家做客，院中宾朋满座、贵客云集，主人蔡少公精通图谶之学，在述及谶语时说道：“将来刘秀必为天子。”原来王莽的大臣刘歆也精通谶文，故改名为刘秀，大家以为是大臣刘秀。谁知座上忽起笑声：“怎见得不是仆呢？”大家回头一看，竟是刘□的弟弟刘秀，不禁一阵哄堂大笑。
在刘秀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
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2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至王莽“一日三惊”。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为师，直扑绿林军。
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敌人则连营百里，势力太过悬殊。有些人主张分散撤出，刘秀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使敌人手忙脚乱、阵脚不稳，终至大败。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这些人正好借此进谗，说刘□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发难。刘秀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制造借口，但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哥哥刘□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宛城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儿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对他更加信任，并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还经常流泪叹息。但当时他知道自己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
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校尉刘秀的僚属，都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准备活动。
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他自称是刘邦的后代，号召力很强；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官民因此而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采纳。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这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起义军的将士也很不安，害怕因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就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已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
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你们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事，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急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让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赐给每人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任何人。贾复与寇恂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
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亡，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唯独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始终如一地自戒、戒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有天下，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更好。只是千百年来，儒、道之学在这方面的光辉，已被凶残狡诈的人性给掩盖、涂篡得不成样子了！
（参见《汉书》等）
3.为臣之道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为臣之道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权大压主，不要引起君主的怀疑和恐惧，否则就自身难保了。
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匡世济时之略的管仲，得遇齐桓公这样一位千载难逢的明主，总算能够大展雄才。只是有一点，他未把内政权、外交权尤其是军权集于一身，才得以善终，否则，别说不能施行改革、帮助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其实，齐桓公也不傻，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齐桓公对管仲极为信赖，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我想立管仲做我的仲父，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现在来表决一下。同意我立管仲为仲父的人进门以后往左走，不同意的人进门以后往右走。”说完以后，群臣各分左右，入门后站定，唯有东郭牙既不往左走，也不往右走，竟然站在门的正当中。桓公感到很奇怪，问东郭牙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同意的人往左走，不同意的人往右走，先生为什么立在中间呢？难道没有听见我的话吗？”
东郭牙说：“以管仲的才能可以谋划天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又问：“以管仲的决断能干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说：“那好，管仲的智谋足以谋划天下，管仲的决断足以干大事情，您现在又要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他，如果他用自己的智谋才能，凭借着您的威势，来治理齐国，请问，您的政权能不危险吗？”齐桓公听后悚然而惊，对东郭牙说：“您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就不再立管仲为仲父，也不把所有的大权交给他，而是让隰朋治理内政，让管仲治理外交，使他们分权并立。
汉朝的开国功臣萧何是刘邦当泗水亭长时的相识，当时，亭长负责处理乡里较小的诉讼案件，遇有大事，便向县里详细汇报，因此与县中官吏十分熟悉。萧何是沛县功曹，与刘邦同乡，又十分熟悉法律，刘邦对他就格外尊重和信服。刘邦每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萧何常从旁指点，也代为掩饰通融，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刘邦斩蛇起义以后，萧何一直跟随，刘邦差不多对他言听计从。楚、汉相争乃至汉朝开国的大政方针，几乎无不出于萧何之手，萧何可谓劳苦功高。当然，刘邦对萧何也不是毫无防备之心，但他能较好地处理。楚、汉相争之时，刘邦离开汉中来到关东，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萧何留在汉中，替刘邦镇守根本之地，并兼供给粮草兵丁。萧何非常善于治理国家，不久就“汉中大定”，百姓皆乐意为萧何奔走，萧何对刘邦的粮草供应也充足而及时。但刘邦深恐如此下去人心归萧，于己不利，他就托人捎信，慰问萧何，称赞他把汉中治理得很好。萧何十分警惕，为了免除嫌疑，他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凡能参军者全部送到刘邦的军中，说是要为汉王平定天下而效力。
刘邦一见，果然十分放心，因为汉中既无萧何的族党，萧何也就不会生出二心。从此，君臣之间再无嫌隙。史书上这样记载这段历史，楚、汉战争之始，汉王刘邦令丞相萧何留守关中，辅佐太子刘盈，治理郡县、征集军饷，己则自统大军东讨项羽。汉三年（公元前204年），楚、汉两军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线对峙，战斗异常惨烈。但刘邦却接连派出数批使臣返回关中，专门慰问萧何。对此，萧何未加注意，而门客鲍生却找到萧何说：“现今，汉王领兵在外，风餐露宿，备尝辛苦，反而几次派人前来慰问丞相，这是对丞相产生了疑心。为避免生出祸端，丞相不如在亲族中挑选出年青力壮的，让其押运粮草，前往荥阳从军，这样一来，汉王就不会有疑心了。”
萧何听后，猛然醒悟，于是按计而行，派了许多兄弟子侄，押着粮草，前往荥阳。刘邦听说丞相运来了军饷，并派了不少亲族子弟前来从军，心中大悦，传令亲自接见。当问到萧丞相近状时，萧家子弟齐道：“丞相托大王洪福，一切安好，但常念大王栉风沐雨、驰骋沙场，恨不得亲来相随、分担劳苦。现特遣臣等前来从军，愿大王录用。”刘邦非常高兴地说道：“丞相为国忘家，真是忠诚可嘉！”当即召入部吏，令他将萧家子弟量才录用。刘邦对萧何的疑虑，也因此而解。
后来刘邦还曾多次对萧何有所疑虑，都被萧何巧妙地化解了。
召平是个非常有见解的人，秦时为乐陵侯，秦灭后沦为布衣，生活贫困，靠在长安东种瓜为生，所种瓜非常甜，被时人称为“乐陵瓜”。萧何入关后，闻召平有贤名，将其招致幕下。汉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刘邦率军北征陈豨，韩信乘机欲谋为乱。吕后闻知，在萧何的帮助下，设计擒杀了韩信。刘邦得知后，便遣人返回长安，拜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赐给了他五百人的卫队。众臣闻讯，纷纷前来祝贺，独召平前来相吊。
召平来到相府，对萧何说：“自此公将惹祸了！”萧何一惊，忙问：“祸从何来？”召平道：“主上连年出征，亲冒矢石，只有您安守都城，不冒风险。今韩信刚欲反长安，主上又生疑心。给公加封，派卫队卫公，名为宠公，实则疑公，这不是大祸将临了吗？”萧何听后，恍然大悟，急问：“君言甚是，但如何才能避祸？”召平说：“公不如让封勿受，并将私财取出，移作军需，方可免祸。”萧何点头称是，于是，他只受相国职衔，让还封邑，并以家财佐军。刘邦听后，疑心稍解。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刘邦又移兵南征英布。其间，多次派使回长安，问相国近来做何事。使臣回报说：“因陛下忙于军务，相国在都抚恤百姓、筹办军粮等。”一位门客听说了这件事，找到萧何说：“您离灭族不远了。”萧何顿时大惊失色，不知为何。客又接着说：“公位至相国，功居第一，无法再加了。主上屡问公所为，恐公久居关中，深得民心，若乘虚而动，皇上岂不是驾出难归了？今公不察上意，还勤恳为民，则更加重了主上的疑心，试问如此下去，大祸岂不快要临头了吗？您不如多购田宅，强民贱卖，自毁贤名，使民间说您的坏话。如此，主上闻知后，您才可自保，家族亦可无恙。”萧何照计施行，刘邦得知后，方安下心来。
刘邦平定英布后返回长安，途中有不少百姓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强买民田。萧何入宫见驾，刘邦将状书一一展示给萧何看，笑道：“相国就是这样办利民的事的吗？愿你自向百姓谢罪。”萧何见刘邦无深怪之意，退下后，将强买的田宅，或补足价格，或退还原主，百姓怨言渐渐平息，刘邦也因此获得了好名声。
韩信只能勇往直前，却不能善始善终；萧何功劳不及韩信，智谋亦不突出，却能自我保全，由此可见端倪。
（参见《左传》、《史记》等）
4.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在中国魏晋时期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人格模式。它的特点是自由、狂放、洒脱不羁而又纯真自然，表现出了对人的本真生命的强烈向往和追求，是青春生命的一次艳丽迸发，因而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向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乱和篡”的时期，政治斗争风云变幻，人们稍一不慎，就有杀身之祸，在这一时期要想保持自己高洁的人格是非常困难的。
曹操的子孙从刘氏宗族的手里夺来的皇权，没有几年就保不住了。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策划政变，诛灭曹爽三族，后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干脆就篡夺了曹魏的政权，建立了晋朝。
在这期间，司马氏集团在思想上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对当时有名的知识分子采取的是又拉又打的方法。当时著名的“竹林七贤”开始时都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但由于司马氏集团对他们分化瓦解，没过多久，“竹林七贤”中有的投靠了司马氏集团，有的被找个借口残酷地杀害了。
阮籍是“竹林七贤”中的著名人物，也是当时的人望所在，他当然看不惯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不愿与他们合作。他志气宏达豪放、性格傲岸孤高，从小就有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在当时人人惴惴不安的恐怖气氛下，他采取的策略只能是“至慎”、“口不臧否人物”，所以，司马氏集团一直没有找到借口来对他采取什么措施。
曹爽专权时，阮籍曾被召为参军，但他以病推辞，隐居乡间。一年多后，曹爽被诛，人们都佩服他的远见。他忘情于山水之间，对朝廷的征聘一直不予理睬。后来司马氏掌权，他慑于其高压政策，为了逃避当权者的迫害，才出任小官。但他“居官无官之意”，做官实在是有些胡闹。实际上，他这样做是为了韬光养晦，为了让司马氏集团以为他只是徒有虚名而无实学的人，从而才能不被猜忌。
阮籍好酒是出了名的。当他遇到难题时，常常用醉酒不醒来躲避是非，但越是这样，他的名声就越大。司马昭看到阮籍很有声望，极力要把他拉到自己的营垒来，于是就派人到阮籍那儿，为他的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提亲，如果二人做了亲家，那阮籍就是司马氏集团的人了。阮籍听说后，十分惶恐。他不愿和司马氏联姻，但是若要一口拒绝婚事，恐怕就会有性命之虞。于是，他又故技重施，听说司马昭派的媒人来了，他就拼命饮酒，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等提亲的官员来到，只见他呼呼大睡，怎么推他、喊他，都醒不了，什么话也讲不成，只好第二天再来，但他依然大醉不醒。后来司马昭亲自来提亲，他仍是如此。接连许多次，弄得司马昭一直没有机会开口，婚事只好作罢。
阮籍这次醉酒，整整醉了六十天，终于避开了这个难题。但还是有许多人想陷害他。钟会心怀叵测，好几次去找阮籍，提出一些问题来问他，想从他的话语里找出破绽。阮籍看出他的用意，等他一来，就请他喝酒，自己也喝酒，边喝边聊，一喝就醉醺醺的，似乎什么正经话都说不了，搞得钟会对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尽管多次设圈套，却不能抓到丝毫把柄。阮籍因此避免了遭受陷害。
一次，阮籍听说步兵兵营的厨师善酿，还存有三百斛酒。他就主动请求去做步兵校尉，后人因此称他为阮步兵。其实，他恐怕并不只是为了贪杯，而是为了逃避当时残酷的政治斗争。
然而，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是无法自全和自保的。后来，司马昭即位，因为阮籍在当时的文才最好，名气最大，如果他为自己写了即位的诏书，对天下的士人很有号召力，于是，司马昭要他写即位诏书。他一拖再拖，但官员不断地前来催逼，最终无法逃脱，还是写了。他干完了这件最不愿意干的事之后，就郁郁而死了。
当然，在“竹林七贤”中，最以饮酒著称的还是刘伶。由于他既善于写诗，又着意饮酒，并专门写过一篇歌颂饮酒的《酒德颂》，所以，后人往往把他看做文人中的酒仙。刘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性格落落寡合，不随便和人交往，只有阮籍、嵇康等朋友，几人经常携手同游竹林。刘伶性情旷达，不以家产有无为念，平生所好似乎只有饮酒，他的生命与酒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他常常坐着鹿车，随身带着一壶酒，让童子拿着一把铲子跟在车子的后面，嘱咐他说：“如果我喝酒喝死了，你就随地把我埋掉算了，千万不要拘泥于世俗的礼节。”
与“竹林七贤”的其他成员一样，刘伶是非常蔑视世俗的，表达方式甚至比“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还要激烈得多，纵酒任性，毫无拘束。有时在家里喝得高兴了，便脱去衣服，赤身裸体，一个人狂呼乱舞。一次，他正跳跃得高兴，正好有人进来，看见他光着身子，便讥笑他不成体统。他不仅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反而嘲弄那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裤，你们这些人竟然钻到我的裤子里来了，干什么啊？”结果弄得那人狼狈而逃。
刘伶饮酒无度，损坏了自己的健康，害了酒病，每当口渴得很厉害，便又向妻子要酒喝。他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器也全毁坏，哭着求他说：“你喝酒喝得太多了啊，这不是养生之道啊，你还是把酒戒了吧！”刘伶听后说：“对啊！我应该戒酒啊！”他的妻子不相信，一定要他对鬼神发誓才可。刘伶对他的妻子说：“好吧！你赶快去准备酒肉吧，好让我向鬼神祷告！”妻子信以为真，赶紧把酒肉备办好，让刘伶来发誓。刘伶跪下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就拿起妻子准备的酒，又喝了个酩酊大醉。
刘伶和“竹林七贤”都不是普通的酒徒，他们或是借酒来逃避现实中残酷的政治斗争，或是以饮酒的疏狂来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懑，或是以酒来消解无以抒发的悲剧意识，总之，酒在他们那里已经和他们的内在生命融为一体，他们也赋予了酒以圣明的品格。因此，用酒香熏陶出的魏晋风度一直成为后代文人向往不已的人格楷模。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也是魏晋名士。其书法博采众美，熔铸古今，并推陈出新，改变了汉魏以来隶书的质朴，创造出最能体现魏晋时期文化风尚的佻达飞扬、妍美流便的新体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甚至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础，因而他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是司徒王导的堂侄，而王家是东晋最有名望的士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东晋时期的王导和谢安两个大家族。当时，太尉郗鉴有一个才貌十分出众的女儿，想和王家结亲，为女儿挑一个乘龙快婿。一天，他派门客去王导家挑选女婿。王导带着郗鉴的门客到东厢房一个一个地相看他的子侄。王家的年轻人本来正在各干各的事，看见王导陪着一陌生人进来，都好奇地看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后来听说是太尉的门客来为太尉挑选女婿的，就赶紧都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让客人观看，并诚惶诚恐地回答客人的问话。郗鉴的门客也是一个很有名士风范的人物，他觉得这些人都是俗物，发现只有一人和别人不一样，他毫不在乎有客人进来，似乎不知道挑女婿这回事，依然坐在东床上，敞着怀吃东西，并显出一脸怡然自得的样子。
门客回去后，向郗鉴报告说：“王家的年轻人，个个都不错。不过听说我是来为您挑女婿的，都变得矜持拘谨起来。只有一个人好像独独没听说您要挑女婿似的，竟然坐在东床上无所顾忌地吃东西。”郗鉴听了高兴地说：“这个小伙子正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一打听，原来东床坦腹的，就是王羲之。郗鉴十分高兴，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
王羲之步入仕途后，勤政爱民，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因不容于上司，便称病去职，并立誓不再做官，从此，寄情山水，既是名士，又是隐士，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五十九岁去世，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但他早已立下的遗嘱，对此不予接受。
其实，魏晋风度包括许多方面。下面是魏晋风度的另一个侧面。
王献之少年时代便负有盛名，他的书法既有父辈的风采，又有创新，书风恣纵雄武，秀劲飘洒。他的为人与其父有相似之处，性格豪放，志向高远，处事镇定从容。这种性格也同样反映在练习书法上。还在七八岁的时候，王献之就开始学习书法，他学得十分认真。
有一次，父亲王羲之看见他在写字，便悄悄地走到他背后，然后伸出手来，猛地一下去抽他握着的毛笔，却未能夺下。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有如此大的定力，实在使王羲之有些吃惊。而王献之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惊吓的样子，手里仍拿着那支笔，回过头来一看，见是父亲，便问有什么事。
又有一次，王献之拿了一支大笔在一面墙壁上写一丈见方的大字。人们见一个小孩居然能写那么大的字都十分惊奇，纷纷前来观看。后来围观者竟达数百人之多，把王献之围在里面，水泄不通。王献之却不以为怪，依然旁若无人、一丝不苟地写字。王羲之见他的字写得很有气派，认为难能可贵。
还有一次，当时掌握了朝政大权的桓温请他书写扇面。王献之一不小心，手中的笔落在了扇面上。如果是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吓得不知所措了。但王献之心思机敏，仍然若无其事，只见他就在这块黑墨上描画了几下，立时，一头栩栩如生的黑色母牛出现在扇面上，再配上他写的字，非常精妙。桓温见了，连声叫好。王羲之见他处事如此镇静从容，不由得感叹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名声。”
有一天晚上，王献之在卧室睡觉，几个小偷撬锁溜进了他的房间。王献之被惊醒后，却沉稳不语，看着小偷偷东西，当小偷们正想溜走的时候，他才慢条斯理地对小偷说：“偷儿，那块青毡是我家祖传之物，你们要它无用，还是把它留下吧。”小偷们万没想到会有人观看他们的偷窃行动，慌忙丢下东西逃走了。
王羲之和谢安是好友，也是通家之好。有一次，王献之同他的哥哥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访谢安。行过见面礼后，两位哥哥和谢安以及他们家的客人侃侃而谈，但所说的大都是生活琐事，王献之觉得谈这一类的话题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寒暄几句，便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听大家说话。等王家三兄弟走后，客人们和谢安一起评论他们的优劣高下。有的说徽之谈吐随和，卓尔不群；有的说操之举止大方，一表人才。谢安在当时是以赏识和品评人物著称的，人们一旦得到他的赏识，往往会在顷刻间身价百倍，他认为年岁小的献之最好，这使得客人们大惑不解。客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谢安解释说：“吉人往往寡言少语，因为他说话很少，所以我知道他将来一定很有出息。”
果然，王献之与他的父亲王羲之一起被尊为“二王”，与其父亲一样，得到了后世读书人的普遍爱戴。
相对于阮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隐士确实能够避祸全身。东汉时期的法真是有名的隐士。法真，字高卿，扶风人，他的父亲法雄曾任过南郡太守。法真好学，对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有涉猎，学问很渊博，是关西地区有名的大儒。
法真出身名门，按当时的情况，如想做官应该是不难的，但他性情恬静寡欲，不愿参与政事，越是这样，他的名声就越大。扶风郡太守久闻其名，希望与他见面，法真无法推辞，便应邀前往。太守对他说：“春秋时，鲁哀公虽然不是贤君，但孔仲尼却对他称臣。如今，我德薄名虚，但想委屈你在郡里当个功曹，怎么样？”郡守竟然拿他与孔子相比，这对他的评价当然是很高的了，但法真不愿做官，回答道：“太守待人以礼，所以我才做您的宾客。如果您要以我为吏，那我就要躲到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了。”太守听了这话，再也不敢勉强他了。后来，朝廷举他为贤良，法真也没有应承。
同郡人田弱对他的才学和品德是十分推崇的，多次荐举他。有一次，顺帝西巡，田弱又乘机推荐，顺帝前后四次征召法真。法真不但没有前往，反而深深隐居起来，始终没有露面。法真的朋友郭正称赞他说：“法真这个人呀，可闻其大名，却难见其本人。他不愿出名而名声却老伴随着他，逃避功名而功名老追着他。他真可以为百世之师了。”
法真生活在东汉后期，朝廷内宦官外戚之争、党锢之祸屡屡发生，为此丧命的人很多。而法真却能以八十九岁高龄善终，在东汉的士人中，实在是少见的，不能不说这是他隐逸立身的成功。
（参见《晋书》、《后汉书》、《世说新语》等）
5.雅量
历史赋予了中国知识分子实现王道的使命，但现实却又总是与他们的愿望相龃龉，于是他们便以愤激的言辞来批评社会，以不羁的性格来标举自由，以放诞的行为来惊世骇俗，以特异的举止来彰显独立，这便是魏晋风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倾慕的人生方式。
魏晋风度历来是为人们所向往的，但要想效法，又谈何容易。在《世说新语》中有一节叫做“雅量”，专门记述魏晋时期某些士人豁达大度的气量。据说，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要数谢安等人。
谢安做事从容不迫，处变不惊。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坐船在海上游玩，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船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大惊失色，紧紧地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面不改色，依然如故，还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倒是有雅趣的人，以为谢安很喜欢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就继续费劲地向前划船。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别人都害怕得实在不行了，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船夫这才掉过船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从此知道，将来治理国家是非谢安莫属了。
东晋宁康元年（373年），简文帝司马昱死，孝武帝司马曜刚刚即位，早就觊觎皇位的大司马桓温，便调兵遣将，炫耀武力，想趁此机会夺取皇位。他率兵进驻到了新亭，而新亭就在京城建康的近郊，地近江滨，依山为城垒，是军事及交通重地。桓温大兵抵达此处，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当时朝廷的重望所在，在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而王坦之本来就对桓温心存胆怯，因为他曾经阻止过桓温篡权。简文帝在弥留之际曾命人起草遗诏，让大司马桓温依据周公摄政的先例来治理国家，还说：“少子可辅最佳；如不可辅，卿可自取之。”王坦之读了草诏，当着简文帝的面就把它撕碎，愤怒地说：“天下是宣帝（指司马懿）、元帝（指司马睿）的天下，陛下怎么能私相授受呢？”简文帝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让王坦之改诏为：“众国事一禀大司马，可仿照当年诸葛亮、王导辅助幼主之故事。”这样一来，桓温才没有当上皇帝。现在，桓温带兵前来，京城朝野议论纷纷，认为桓温带兵前来，不是要废黜幼主，就是要诛杀王、谢。王坦之听了这些议论，怎能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呢？
谢安则不同，他听了众人的议论，不以为忧，神色表情一如平常。实际上，谢安曾经应聘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桓温十分了解他的才干，明白谢安才是他篡权的最大障碍。果不出所料，桓温此次来确是想借机杀掉王坦之和谢安。不久，他便派人传话：要王坦之和谢安两人去新亭见他。
王坦之接到桓温的通知，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谢安商量办法。谢安却神色不变，态度安详，和往常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杀身之祸等着他。王坦之说：“桓将军这次带兵前来，朝廷恐怕凶多吉少。现在又要我们两人去新亭见他，万一有去无回，如何是好？”谢安笑道：“你我同受国家俸禄，当为国家效力。晋室江山的存亡，就看我们这一回的作为了！”说完，谢安牵着王坦之的手一起出门，直去新亭，朝廷官员也有许多人相随同去。
到了新亭，众人见桓温兵营阵容严密、队伍肃然，心里就更加紧张了。刚走进桓温大营，几位稍有声望的官员，唯恐得罪桓温，马上远远地向桓温叩拜，战战兢兢，脸都变了色。王坦之也吓出一身冷汗，他勉强移着脚步走到桓温面前，向他行礼，慌乱中竟然把手板都拿倒了。
只有谢安态度自若，不拘形迹。他稳步走到桓温前，不卑不亢地对桓温说：“明公别来无恙？”桓温虽然知道谢安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但未料到他居然能如此处变不惊，自己反倒有些吃惊了，连连说：“好，好，谢大人请坐，请坐。”
谢安从容就座。这时，王坦之等人惊魂未定，还在浑身哆嗦。谢安在席间说东道西，谈笑自如，所言之事，左右逢源，桓温和他的谋士们找不到茬儿，无法下手。而谢安却在闲谈时观察左右，早已看到壁后埋伏着武士。他见已经到了应该说破的时机，便转身笑着对桓温说：“我听人讲：‘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意思是说如果诸侯有道德的话，那么四邻都会帮你防守，是用不着自己到处设防的）。’明公又何须在壁后藏人呢？”
这是对桓温的绝大讽刺，他变得极为尴尬，急忙说：“在军中这已经成了习惯，恐怕有突然事变，不得不如此啊！既然谢大人这么说，就赶快撤走吧！”
谢安又和桓温谈笑了大半天，他那么风度翩翩、安祥稳重，使桓温始终不能加害于他。而王坦之却一直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待到和谢安一同回建康时，冷汗已把里衣都湿透了。王坦之与谢安本来在治国、为人等方面都是齐名的，但经过这次风波，两人的优劣便区分出来了。
不久，桓温生了重病，却还想向朝廷要“九锡”（按：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后世权臣篡位前，常先赐九锡），便派人向朝廷请求。因为他再三催促，谢安只好让吏部郎袁宏起草。袁宏文才很好，起笔立就，谁知谢安偏偏故意找茬儿，吹毛求疵，要他一改再改，改了一个月还没改成。袁宏虽然文才极好，但在政治上却是个糊涂人，他觉得十分奇怪，自己怎么连个诏书都写不好，便暗中问仆射王彪之，究竟应该怎么写。王彪之说：“像你这样的大才，何用修饰，这是谢尚书故意要你一改再改，他知道桓公病势一天天加重，料定长不了，所以借此来拖延时间。”袁宏这才大悟，懂得了谢安的用心。由于谢安不动声色地用了拖延策略，致使后来桓温的野心未能得逞便死去。
谢安曾以八万之众破前秦近百万大军，又在不动声色中挫败了桓温，屡安晋室，实在算得上是有雅量的人。后世学者，恐怕只能徒望其项背！
（参见《晋书》、《世说新语》等）
6.慈·忍·变
在黄老道术中，慈忍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比儒家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出了一层。因此，慈爱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是一种达到了“精神内敛”、“智慧澄澈”的境界，但它与“不敢为天下先”一样都是一种处世的机谋，只是慈要比后者深刻得多。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的疏离，它会受到那些被收服者永远地、心甘情愿的报答和捍卫。
先说“慈”。
唐太宗在有些时候就表现得深通此道。
长孙顺德是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叔，曾仕隋，任右勋卫，后逃到太原，投奔了李渊，深得高祖、太宗的信任。后来太宗让他以讨贼为名，与刘弘基等人一起招募军队，两人不到一个月就招募了一万多人，在太原城下扎营。高祖由太原起兵时，拜长孙顺德为统军，跟从太宗攻克霍邑、临汾、绛郡。长孙顺德作战勇敢，屡有战功，不久与刘文静一起攻击并擒获隋将屈突通，后又平定了陕县。总之，在整个李唐反隋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充分的信任，确实也多有战功。
高祖即位，拜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封为薛国公。
武德九年（626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参加了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为唐太宗即位立了大功。太宗登上皇位以后，特赐给长孙顺德宫女，长孙顺德也受到特别的允许，常在皇宫内住宿。后来长孙顺德让自己的管家接受了别人的赠绢，被人告发，按照唐朝的法律，要受到严重的处罚。但太宗不忍心处置他，对身边的近侍大臣说：“长孙顺德处在外戚的地位，功劳属于开国元勋之列，官位高，俸禄丰厚，可以称得上富有尊贵，可惜的是他读书太少。他若能勤于读书，通览古今之事，将其作为自己的鉴戒，就会与现在不一样了。他如此不遵守节操，不顾名声，而贪图一点儿贿赂，使丑闻暴露，真让我觉得难为情啊！”
在长孙顺德受贿的事被告发以后，太宗不仅没有加以惩处，还在朝廷上当众赐给他绢数十匹，使他内心感到非常的惭愧。大理寺少卿胡演进谏说：“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过不能饶恕，为什么又赐给他绢呢？”太宗说：“人是有良知、有悟性的，得到绢比受惩处更难过；如果不知惭愧，就不过是一头禽兽罢了。如果是一头禽兽，即使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
不久，长孙顺德与李孝常勾结犯罪，这回唐太宗无法回护他了，将他除名。过了一年多，太宗看功臣图，见到了长孙顺德的画像，于是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派宇文士及去察看长孙顺德的生活情况，宇文士及见长孙顺德精神很不好，经常醉酒、自责，朝中大臣都认为他已经悔悟，太宗又将他召回京，授予泽州刺史的官职，恢复了他的封爵和食邑。
对这件事，朝中的大臣们十分感慨，觉得唐太宗实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的过错总是给予改正的机会，没有责罚的念头。由此，大臣们对唐太宗就更加心悦诚服了。
东吴的孙权对待吕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孙权更多的是出于真正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本身就是符合慈忍之道的，只要这种感情不在一定的时候完全失去控制就可以了。
吕蒙是孙权手下的得力干将，勇敢且有智谋，对孙权也非常忠诚，为东吴立有大功，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
吕蒙活捉关羽、平定荆州之后，被孙权任命为南郡太守，封为孱陵侯，赏赐钱财达一亿之多，并黄金五百斤。吕蒙推辞不受，孙权一定要他接受。但是，册封爵位的行文还没有颁布，吕蒙就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千方百计给他治病。孙权不仅亲自请医问药，还贴榜招募名医，并布告天下：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他黄金千两。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看到他受折磨而难过落泪。孙权关心吕蒙的病情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能经常观看他的面色，但又怕他为迎接自己受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儿饭菜时，心情就特别好，高兴地与身边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心情马上就坏起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有一阵，吕蒙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就特别高兴，竟然宣颁赦免令，并请大臣们前来庆贺。后来，吕蒙的病情越来越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他的病榻前。吕蒙的病最终没有治愈，不幸去世。孙权极其悲恸，自己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都心神恍惚，不思饮食。
孙权对吕蒙身后的安排想得十分周到，为他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三百户人家守墓。
如果对慈作为一种御人之术还不清楚，再回到唐太宗来看看，毕竟他做得更露骨了一点儿。
李勣出身平民，后来受到了唐太宗的重用，武德八年（625年）、贞观三年（629年）两次出击突厥，立下大功。当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太宗授李勣为光禄大夫，兼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勣在并州共十六年，令行禁止，人们皆称其称职。太宗对近臣称赞他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臣良将安抚边境，只知道修筑长城以防备突厥的侵扰，头脑昏惑，竟至于此！我现在委任李勣镇守并州，遂使突厥畏惧他的威势而远远逃遁，边境得保安宁，这岂不远远胜过修筑长城吗？”
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征召李勣，拜为兵部尚书。李勣尚未赴京城，适逢薛延陀派遣他的儿子大度设率骑兵八万人南侵李思摩部落。太宗命李勣为朔州行军总管，率领轻装的骑兵三千人追击薛延陀至青山，大破敌人，斩其名王一人，俘获了他们的首领，俘虏五万余人。当时李勣突然生病，依照医生的处方，把胡须烧成灰配药可以治疗他的病。太宗就把自己的胡须全都剪下来，为李勣配药。李勣深受感动，叩头流血，哭着对太宗恳切地表示谢意。太宗说：“你也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不必烦劳你深表谢意。”
贞观十七年（643年），高宗被立为皇太子，太宗调李勣在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对李勣说：“我儿新登储位，您原是他部下的长史，现在把太子宫的事委托给您，所以才这样任命。委屈了您的官阶、资历，请您不要见怪。”太宗还曾在一次宴会上对李勣说：“我将要把太子托付给朝廷重臣，思来想去，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选了。您过去不肯遗弃李密，现在岂能辜负我的重托啊！”李勣泣不成声地表达心愿，并咬破手指发誓，一定竭忠尽智辅佐太子。过了一会儿，李勣沉醉不醒，太宗就脱下自己的御衣，给李勣盖上。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卧病在床，对高宗说：“你对李勣没有恩惠，他是个可靠的人，为了让你结恩于他，我现在要责罚他离开京城。我死后，你要把他再召回来，授给他仆射的官职。他蒙受了你的恩惠，必定会为你尽忠竭力。”于是太宗真的将李勣责出京城，任垒州都督。高宗即位，当月即召李勣拜洛州刺史，不久，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与掌管机密大事。当年，册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完全如太宗临终安排的一样。
李勣是中国历史上传奇般的智谋人物，以他的才智，他是不会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但明知被利用而又心甘情愿，这既是慈忍之道的高明之处，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
再说“忍”。
与慈相关的就是忍。在这里，忍，指的不是残忍，而是忍耐。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耐，它是人在处于劣势或不得意时为了将来的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而是在洞察了一切世事变化的规律以后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志。这种忍不仅包括忍受逆境、苦难和屈辱，还包括“乐之忍”、“富之忍”、“权之忍”、“安之忍”、“快之忍”等等。总之，它是一种修养之忍，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深刻的智谋，是圆融无害、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
大家都知道，在三国时期的三个开国君主中，刘备是最不容易的。他以一个织席贩履之徒最终成为蜀国的开国君主，其间经历的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刘备之所以最后取得了成功，其最重要的策略便是忍。俗话说，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由此也可见刘备忍术之深。他自己也说过：“操以急，吾以缓；操以谲，吾以仁；操以刑，吾以德。”其实，不是刘备不愿意实行曹操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没有曹操那样的条件。
刘备所忍、所哭之处甚多，下面仅举一例。
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益州牧刘焉重病去世，朝廷下诏书，任命刘璋为益州牧。刘璋性格软弱，没有主见。驻守在川西地区的张鲁不肯顺从刘璋，刘璋就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从此与张鲁结下仇恨。刘璋几次派人攻打张鲁，都被打败，而其军队内部又发生兵变，时局很难维持。当时曹操正征伐荆州，平定汉中，刘璋就想借助曹操的力量讨伐张鲁。
一天，刘璋得到消息，说张鲁领兵准备夺取四川，心中十分忧虑，于是召集众谋臣商量对策。忽然有一人自荐说：“主公放心，我有办法去求见曹操，请曹操出兵对付张鲁，定叫张鲁不敢正眼来看西川。”说话的人原来是益州别驾张松。于是刘璋派张松为大使，带上金银珠宝、锦缎丝绸等贡物，去晋见曹操。张松别有打算，就私下又画了一张西川地理图，藏在身上，带着随从赶赴许都。
张松到许都后，每天都到相府求见曹操，但直到第三天才被召见，到了堂上，张松拜见曹操。曹操问：“刘璋为何好几年不来进贡？”张松说：“路途艰险，贼寇猖狂，无法前来。”曹操训斥说：“我已扫清中原，还有什么盗贼？”张松说：“还有孙权、张鲁、刘备，每人都带兵十多万人，怎么能说已太平了呢？”曹操见张松长得尖头猴脑，身短五尺，本来就不喜，再听到他那冲撞的话语，很是生气，一挥衣袖起身就进了后堂。左右的人责备张松说：“你是使者，语言不恭，惹丞相生气，幸亏丞相看你远道而来，不加罪于你。还不赶快回去！”
张松正要走，后堂出来一人传曹操的话，让张松第二天去西校场点军，见识见识曹兵的军容风貌。第二天，张松来到西教场。曹操点雄兵五万，布置在校场中。果然衣袍斑斓，盔甲闪光，旌旗飘扬。过了一会儿，曹操指着四面八方的队伍问张松：“你们西川有这样的军队吗？”张松说：“我蜀军中没有这样的兵和武器，但讲究仁义道德。”曹操一听就变了脸色大声说：“我视天下无能的人如同草芥一样，我的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懂吗？”张松用轻蔑的口气回答说：“我一向知道丞相的军队所到之处，攻必克，战必胜。过去你们在赤壁遇到周郎，华容道与关羽相逢，在潼关割须丢袍，渭水夺船避箭……这都是无敌于天下啊？”
这都是曹操一生中最不得意的事，曹操听了大怒道：“你竟敢揭我的短处！”命令手下人用棍棒把张松打了出去。张松回到旅馆，当晚就收拾行装准备回西川。一路上张松想：“我本来想把西川州郡献给曹操，谁料想他如此藐视我。来时我向刘璋夸过口，现在一事无成，回去岂不被人笑话。听说荆州刘备待人仁义，不如去那里看看这人会怎样待我？”于是朝荆州方向走去。
张松风尘仆仆，一路不停来到郢州地界边。但见前面奔来一队人马，为首一员大将，勒住马问张松：“你莫非就是张别驾？”张松答：“正是。”那人赶紧下马说：“赵云我等候半天了。”张松说：“莫非你就是赵子龙？”赵云答：“是啊，我奉主公的命令，前来迎接。”赵云将张松领到事先安排好的客店，酒筵招待，当晚安排他住下。张松暗自欢喜：“人们都说刘备宽厚仁义，果然不假，我这趟也许不会白来！”
第二天早上，赵云陪同张松继续前进，上马行进刚有四五里路程，前方又来了一队人马。原来是刘备带着诸葛亮等亲自前来迎接张松，这使张松受宠若惊。刘备远远地就下马等候，张松急忙下马拜见。刘备说：“久闻大名，无法相见。听说您路过我处，如不嫌弃，请到荆州暂歇，叙叙仰慕之情，我会感到荣幸的。”
张松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就随刘备进了荆州。刘备设宴招待张松，宴席间张松问：“皇叔占守荆州，还有几个郡？”诸葛亮说：“荆州也是借东吴的，以往人家催讨归还，只因现在我主公已是东吴女婿，所以才在此安身。”张松说：“东吴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国富民强，难道还不知足吗？”刘备说：“我才疏力薄，岂敢奢望。”张松说：“您是汉室宗族，仁义四海皆知。别说占据州郡，即便代替皇帝治国也非过分。”刘备说：“您太过奖了，我怎么敢当啊！”宴席间谈话气氛热闹，各抒己见。但刘备却一直不提西川的事情。就这样一连留张松住了三天，每天宴请一番，也并无人提西川的问题。
三天之后，张松准备起程回蜀，向刘备告辞。刘备在十里长亭又设宴送行，他举起酒杯敬张松，说道：“承蒙您不把我看做外人，畅谈了三天。今天离别，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听到您的教诲啊！”说罢，潸然泪下，泣不成声。张松感动万分，对刘备说：“您如此宽宏仁义，我本来有一个想法，是准备献给曹操的，但他倨傲无礼，我才没有献出。您如此以德待人，鄙人也应该知恩图报。我看荆州，东面有孙权，北面有曹操，不是久居之地啊！”刘备说：“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没有别的安身之处啊。”张松说：“益州是个险要的地方，土地辽阔，国富民强，这里的智谋之士很早就仰慕皇叔的为人。假若您带领荆州军民，长驱直入西边，那么您就可以大业告成、重兴汉室了。”
刘备当然要谦让一番，“三让徐州”式的谦逊是他的老习惯，他说：“我怎么敢这么做呢？刘璋也是帝王宗室，给予蜀地的恩惠已经很久了。别人怎么可能动摇他呢？”张松说：“我并非卖主求荣。今天遇到您这样英明的人，我不得不说肺腑之言：刘璋虽拥有益州这方土地，但他禀性懦弱，不能任人唯贤；加上张鲁在北面，时刻梦想侵犯。所以益州人心离散，盼望能有开明的主公。我这次出行，本想专为曹操贡献计谋，谁知这贼傲慢奸诈，怠慢贤士，所以我特意来拜见明公。明公可先取西川作为基地，然后北伐汉中，收复中原，重振天朝，青史留名，这是天大的功绩啊！如果您果真有意夺取西川，我张松愿尽犬马之劳，不知您的意下如何？”
刘备知道谦让得还是不够，就说：“我感谢您对我的厚爱。但刘璋与我同一宗室，假若攻打他，恐怕天下人都要唾骂我啊！”张松说：“大丈夫在世，应首先考虑建功立业之大事，你若不取，必为他人所夺，后悔就晚了。”刘备说：“我听说蜀道艰险，车不易过，马不易行，虽想夺取，却没有良策啊！”张松从袖中取出地图，递给刘备说：“我感谢明公对我的盛情，决定献上此图。只要看这图，便知道蜀地的道路了。”刘备和诸葛亮展开地图粗略一看，上面详细写着行程路线，标明险要的山川峡谷，还有重要官府、仓库钱粮，一一写得清楚明白。刘备见时机已到，不能再谦让了，就连连作揖说：“青山绿水，长存不老。来日事成，定将厚报。”张松说：“我遇到明主，愿意尽情出力帮助，哪里希望什么报答啊！”说完就告别起程了。诸葛亮又让赵云等人护送几十里后才返回。
刘备按照张松提供的情况和内应，顺利地占据了益州，从此才算真正地站稳了脚跟。刘备建国称帝，皆由此而来了。
纵观刘备对待张松的态度，可谓是一个逻辑严密的行动过程，谋划在先，忍发有时。张松虽是一代才子，为刘备所用，也就势在必然了。
忍之道可以使人立国，其为用亦大矣。
其实，忍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与他的臣下所发生的一些事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在楚汉相争的最艰苦的阶段，韩信攻破了项羽所设立的齐国，那时候，诸侯各霸一方，将领或是背项投刘，或是背刘投项，或是自立为王，真如演戏一般，反复无常。韩信听从了别人的劝告，派使者去见刘邦，要刘邦封他为齐地的假王。
刘邦一听，怒火中烧，觉得韩信太混账，自己这里形势吃紧，韩不但不率兵解救，反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要挟，想做齐王。他当时就想大骂韩信的使者，谋臣张良连忙使眼色制止了他。张良私下里对刘邦说：“这时候可不能训斥韩信的使臣，更不能攻打韩信。现在韩信帮助您，则楚王就会灭亡；如果韩信背叛了您，去帮助楚王，那您可就危险了。韩信派人来，无非是想试探一下您的态度，您不如干脆封他为齐王，让他守住齐地，至于其他的事，等灭了楚国再说。”
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回头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王，何必当个假王！”于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刘邦派张良携带印信，到齐地去封韩信为齐王。刘邦的这一招果真有效，本来犹豫不定想造反自立的韩信，便不好意思反叛，稳定下来，终于帮助刘邦获得了天下。
而韩信自己也经历了一个著名的忍的过程。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复杂，有时瞬息万变，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所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正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只是一个较低的境界，较高的境界是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忍中求进，才是真正的大忍。
他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是妇孺皆知的。韩信是淮阴人，自幼不农不商，又因家贫，所以衣食无着，想去充当小吏，却无一技之长，也未被录取。因此终日游荡，往往寄食于人家。他曾和亭长很要好，经常到亭长家里去吃饭，吃多了，也就惹得亭长的妻子厌烦。于是，亭长的妻子提前了吃饭时间，等韩信到的时候，碗已经洗过很久了。韩信知道惹人讨厌，从此不再去了。
他来到淮阴城下，临水钓鱼，有时运气不佳，只好空腹度日。那里正巧有一个临水漂絮的老妇人，见韩信饿得可怜，每当自己的午饭送来，总分一些给韩信吃。韩信饥饿难耐，也不推辞，这样一连吃了几十日。一日，韩信非常感激地对漂母说：“他日发迹，定当厚报。”谁知漂母竟含怒训斥韩信说：“大丈夫不能自谋生路，反受困顿。我看你七尺须眉，好似公子王孙，不忍你挨饿，才给你几顿饭吃，难道谁还望你报答不成！”说完，漂母竟拿起漂絮而去。
韩信受人赐饭之恩，虽受激励，但苦无机会。实在穷得无法，只得把家传的宝剑拿出叫卖，卖了多日，竟卖不出去。一天，他正把宝剑挂在腰中，沿街游荡，忽然遇到一个屠夫，那屠夫有意给他难堪，嘲笑他说：“看你身材长大，却是十分懦弱。你若有种，就拿剑来刺我，若是不敢刺，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说完，双腿一叉，站在街心，挡住了韩信的去路。
韩信打量了一会儿屠夫，就爬在地下，径直从对方胯下钻了过去。别人都耻笑韩信懦弱，他却不以为耻。其实绝非韩信不敢刺屠夫，而是因为他胸怀大志，不愿与小人多生是非，如果一剑把屠夫刺死了，自己势必难以逃脱。所以，他审时度势，暂受胯下之辱。后来韩信跟刘邦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被封为淮阴侯。他报答了漂母，但并未报复那个屠夫，而是把他找来，叫他当了一名下级军官。
据说姜子牙八十岁还未得志，连做小买卖都不成功，老婆也与之离婚，韩信与之相比，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是说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但对于这种情况，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志进取者，将此当做磨炼自己的机会，借此取得休养生息的时间，以图将来东山再起，而绝不一味地消极乃至消沉；那些经不起困难和挫折的人，往往将此看做是事业的尽头，或是畏缩不前，不愿想法克服目前的障碍，只是一味地怨天尤人，听天由命。
最后说“变”。
这个道理倒是十分简单了，慈与忍其实都是手段，而变才是目的。只有通过变，才能把以前的慈与忍所付出的代价加倍地补偿回来，从而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时代，那时候，诸侯纷争，天下大乱，各色人等纷纷登台亮相，现其本色。在这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既可沙里淘金，又会沉渣泛起。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事件中看出一些道理来。
例如，当时的楚国很强大，它总是想向北方发展，称霸中原，于是就集中兵力攻打中原的战略要地郑国；而郑国呢，为了自保，也已同西北方向的大国晋国结盟，以便获得晋国的军事支援。
楚国的军队忽然来攻郑国，兵势浩大，可晋国路途遥远，援兵一时无法赶到。是固守待援，还是与楚结盟，成了摆在郑国君臣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其实，形势很明朗，如果固守，前途只有一个，就是被楚国灭掉。郑国的大夫子驷打算同楚国讲和，子孔、子峤表示反对说：“我们和晋国这样的大国刚刚歃血盟誓，嘴里的血还未干，难道能随便改变誓言吗？”子驷和子展说：“我们的盟誓本来就说‘唯有跟从强大的国家’，现在楚军来了，而晋国又不救援我们，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国家了。盟誓的话，难道能去违背它吗？况且在要挟之下举行的盟誓，本来就没有什么诚意，即使违背了，神灵也不会怪罪的。神灵只降到那些有诚信的盟会，明察一切的神灵肯定会认为在要挟之下所进行的盟誓是不干净的，所以违背这样的盟誓不仅不会受到神灵的怪罪，还会得到赞许。”于是，郑国和楚国结盟，楚国的公子罢戎进入郑国的都城，与郑国一起在中分盟誓。
子驷的一番话，可谓妙矣。郑国与楚结盟，本来是背信弃义之举，但在子驷的辩论下，反成了正义的行动，是天人共助的正义行为。子驷不仅是一个通权达变的代表，还是一位才华卓越的舌辩家。
其实，就是那位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孔子，也是同意这种“变”的。一次，他刚同别人结盟，出门后就违背了盟约，他的学生问道：“您刚刚与人订立了盟约，马上就违背了，恐怕不太好吧！”孔子说：“在被迫的情况下订立的盟约，连神鬼都不相信，何况人呢？”
其实，即使奉行皇命也要通权达变的，有时候确实要搞阳奉阴违的那一套，要先忍后变，否则连性命也保不住，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刘邦在平定英布的叛乱中身受箭伤，又加上年老生病，回到长安就一病不起。这时，北方的燕王卢绾又反叛，刘邦闻讯，便让樊哙挂相印领兵出征。樊哙离开长安后，与樊哙素有嫌隙的人就乘机说他的坏话，刘邦此时疑心正重，就听信了这些话，大骂樊哙说：“樊哙匹夫见我有病，竟然希望我死掉！”刘邦命令陈平用驿车把周勃送到樊哙军中，前去接替樊哙的主将职务，陈平则取回樊哙的首级。两人接受了命令，便飞驰而去。
在路上，两人商议说：“樊哙是皇上的老部下，战功赫赫，关系众多，又是吕后的妹妹吕须的丈夫，皇上对他素来倚重。这次皇上生病，容易动怒，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这才要杀他，恐怕将来会后悔的。皇上一后悔，恐怕要拿我们出气，即使皇上不怪我们，吕后也会怪我们。再者，万一皇上近日驾崩，那可就更麻烦了。我们不能亲手杀他，宁愿把他装在囚车里，送回长安，让皇上亲自处置他。”二人计议一定，在樊哙军的外围设了一个祭坛，用皇上的符节把樊哙召来，读完了诏书，就把樊哙的双手捆了起来，装进了囚车，由陈平负责押回。
在回长安的途中，陈平就听说刘邦死了，他担心吕后恼怒这件事，就先乘车赶回，向吕后汇报这件事。在刘邦的灵前，陈平边哭边说，把擒押樊哙的事说了，吕后知道樊哙未死，也就放下了心，没有责怪陈平。但陈平还是怕吕须进谗言，就向吕后要求进宫宿卫，吕后就让他做皇帝的老师，这样，陈平成天侍候在皇帝的身边，吕须就很难有空去谗毁陈平。等樊哙解到以后，吕后马上释放了他，并恢复了他的官职和封邑。
三国时期的曹操被世人称为奸雄，其机智灵活、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是极其著名的。在董卓挟持皇帝、图霸京师的时候，亏得曹操机变迭出，才逃得了一条性命，兹将《三国演义》上的这段描写摘录如下：
一日，于侍班阁子内见旧臣俱在，允（汉朝的司徒王允）曰：“今日老夫贱降，晚间敢屈诸位到舍小酌。”众官皆曰：“必来祝寿。”当晚王允设宴后堂，公卿皆至。酒行数巡，王允忽然掩面大哭。众官惊问曰：“司徒贵诞，何故发悲？”允曰：“今日并非贱降，因欲与众位一叙，恐董卓见疑，故托言耳。董卓欺主弄权，社稷旦夕难保。想高皇帝诛秦灭楚，奄有天下；谁想传至今日，乃丧于董卓之手，此吾所以哭也。”于是众官皆哭。
坐中一人拊掌大笑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允视之，乃骁骑校尉曹操也。允怒曰：“汝祖宗也食禄汉朝，今不思报国而反笑耶？”操曰：“某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于都门，以谢天下。”允避席曰：“孟德有何高见？”操曰：“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实欲乘间图之耳。今卓颇信操，操因得时近卓。闻司徒有宝刀一口，愿借于操入相府刺杀之，虽死不恨！”允曰：“孟德果有是心，天下幸甚！”遂亲自酌酒奉操。操沥酒设誓，允随取宝刀与之，操藏力，钦酒毕，即起身辞别众官而去。众官又坐了一回，亦俱散讫。
次日，曹操佩着宝刀来至相府，问：“丞相何在？”从人云：“在小阁中。”操径入。见董卓坐于床上，吕布侍立于侧。卓曰：“孟德来何迟？”操曰：“马羸行迟耳。”卓顾谓布曰：“吾有西凉进来好马，奉先可亲去捡一匹赐与孟德。”布领命而出。操暗忖之曰：“此贼合死！”即欲拔刀刺之，惧卓力大，未敢轻动。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卧，转面向内。操又思曰：“此贼当休矣！”
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卓接视之，见其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宝刀也，遂递与吕布收了。操解鞘付布。
卓引操出阁看马，操谢曰：“愿借试一骑。”卓就教与鞍辔。操牵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布对卓曰：“适来曹操似有行刺之状，及被喝破，故推献刀。”卓曰：“吾亦疑之。”正说话间，适李儒至，卓以其事告之。儒曰：“操无妻小在京，只独居寓所。今差人往召，如彼无疑而便来，则是献刀；如推托不来，则必是行刺，便可擒而问也。”卓然其说，即差狱卒四人往唤操。去了良久，回报曰：“操不曾回寓，乘马飞出东门。门吏问之，操曰‘丞相差我有紧急公事’，纵马而去矣！”儒曰：“操心虚逃窜，行刺无疑矣！”卓大怒曰：“我如此重用，反欲害我！”儒曰：“此必有同谋者，待拿住曹操便可知矣。”卓遂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擒献者，赏千金，封万户侯；窝藏者同罪。
如果还要再问在传统的封建官场上有什么制胜的法宝的话，那就还是这三个字：慈（收服人心）、忍（等待、争取时机）、变（采取主动的行动）。
（参见《旧唐书》、《新唐书》、《三国志》、《史记》、《明史》、《三国演义》等）
7.晏子为相
管仲是齐国的国相，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的首霸，他死了以后，齐国很难再找出像他这样的人才来了。晏婴接替了他的位置，辅佐了其后的两位君主都不太成功。他虽然赶不上管仲，但有些做法还是很有意思的。
如何事奉君主，各人有各人的观点，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理解。传统的观念是“文死谏，武死战”，但晏婴有自己的观点。
晏子做庄公的大臣，起初经常对庄公进谏，他的谏言也经常被庄公采纳。每次上朝，庄公都要赐给他爵禄，增他的封地。过了不久，庄公不喜欢晏子了，其谏言也不再被采纳，每次晏子上朝，都把封地和爵位退还给庄公。等到爵位、封地退完时，晏子退下来，坐上马车，深深地叹着气，随后又笑了。
晏子的仆人十分不理解地问道：“大夫为什么叹了笑，笑完又叹，反复如此呢？”晏子说：“我叹气，是为我的君王不免于难而伤心；我发笑，是为我自己有所得益而高兴，我可以免于一死啊。”
后来，庄公荒淫无耻，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就把庄公杀死在自己的家里。晏子听说了，站在崔杼的家门外，他的仆人问：“大夫要为君王死难吗？”晏子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王吗？我为什么要死难呢！”仆人又问道：“大夫要逃走吗？”晏子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为什么我要逃走呢？”仆人又问：“大夫要回家吗？”晏子说：“我的君王都死了，怎么能回家呢？治理百姓的人，岂能只为凌驾百姓之上？应该以国家的大业为根本。做国君之臣，哪能只为饭食，应该以事奉社稷为根本。所以，国君要是为社稷而死，则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出逃；倘若国君为自己的私事而死，不是国君宠爱的亲信，谁能为国君而死难，为国君而逃亡呢？况且，有人因恨自己的国君而把他杀了，我为什么要为此而死，为什么要为此而逃，又怎么能回家呢？”
当时，庄公的尸体还在崔杼的家里，晏子就要求看望。崔杼家的门开了，晏子走进去。崔杼说：“你为什么不去死？你为什么不去死？”晏子回答说：“灾祸发生时，我不在；灾祸结束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死？况且我还听说，将追随国君死亡看成高尚行为的人，是不能够保全国君的；把随国君一起死亡当做高尚道德的人，是不能够成就功业的。我难道和国君的私婢一样，非得自缢以从国君吗？”
说完，晏子袒露左臂，头缠丧布，坐下来，把庄公的头放在自己腿上哭起来。哭完了以后，晏子起身，跳跃了三下，然后走出崔杼的家。人们认为崔杼一定会把晏子杀了，崔杼却说他是百姓敬仰的人，放了他，可以得到民心。晏子才得以不死。
景公的宠妾婴子死了。景公守在尸体旁，整整三天不吃不喝，皮肤都沾在席上了还不愿离开，左右的人劝他，可是景公不听。
晏子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来见景公，禀报说：“有一位方士和一位医生，他们都说：‘听说婴子患病而死了，愿为她医治。’”景公一听就高兴了。他立即起身问晏子：“婴子的病真的还可以治好吗？”晏子说：“就他们的医术来说，他们是十分高明的。就让他们试试吧！请您沐浴更衣，好让他们请鬼神来帮忙。”
景公走后，晏子让人把婴子的尸体装殓入棺，都办妥后，他去向景公禀报说：“医生还是治不好婴子的病，现在已经将她入殓了，不敢不向您报告。”景公听后勃然变色，说：“先生假借医生的话来命令我，不让我看着，要入殓了也不让我知道，我作为国君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晏子说：“您难道不知道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的道理吗？我听说，君王行事端正臣民跟从他叫做顺，君王行僻臣民还跟从他叫做逆。而今大王不遵循事物正理，却做些邪僻的事情，行恶做坏事的人就会亲近您，而那些能够为您匡正过失的人会与您疏远，只有精于奉承、谗言生事的人才可通达，贤臣良才却被弃绝，谗言谤语充斥您的左右，邪恶行于国内。过去先王桓公因重用管仲而称霸诸侯，因宠竖刁而走向衰落。现在大王轻慢贤能之人，却对一个妃妾的死如此悲伤。古时的圣王也有考虑自己的私情的，但他们往往适可而止，并不影响整个事情。他们为死者送葬，但不过分哀痛。如果过分了，就会使自己陷入困境，感情不能自抑会伤害身体，过分悲伤会损害天性，这些都是圣王所必须避免的。既然婴子已经入殓，就不再烦扰生者，棺材衣物的安排，不要妨害生者的生活，哭泣守丧，也不要影响生者的健康。如今，尸体腐朽而不葬，烦扰生者；感情不自抑而损伤自己的行为，过分损害天性，这是大王的过错呀。因此，诸侯宾客羞于来到我国，本国的大臣也惭于守其职。如果尊崇您的行为，就不能正确引导百姓，如果随从您的欲念，就不能保守国家。我还听说，尸体腐烂了而不能入敛，尸体发臭还不收尸，都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也是生者的耻辱，这些做法违背圣明君王本性，会遭到百姓的厌弃，这种事情，是万万做不得的。”景公说：“我不知道这些道理，请遵照先生的话来处理这件事情吧！”晏子又说：“一国的大小官员，诸侯四邻的宾客，都在外面，大王举哀应当有所节制才是。”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评论说：“灿烂的明星，比不了昏暗的月亮；成全小事，不如废弃大事；有德者的过失，比小人的长处还要强。此话说的正是晏婴这样的人吧！”
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死了，景公召来晏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景公说：“梁丘据忠诚而且爱我，我打算给他办个隆重的葬礼，为他修一座高大的坟墓。”晏子说：“我冒昧地问一句，梁丘据忠诚和爱戴大王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听听吗？”景公说：“我有所喜爱的玩赏之物，主管官员没能为我备办好，则梁丘据就尽其所有来供给我受用，因此我知道他的忠诚；每逢刮风下雨或黄昏夜晚找他，他必定会向我问候，所以我知道他爱我。”晏子说：“听了您的话，我回答就会得罪您，不回答就是没有尽到做臣子的责任，又怎敢不答呢？我听说，做大臣的只把精力放在国君身上，这是不忠；做儿子的这样对待父辈，就是不孝；做妻子的这样对待丈夫，叫做嫉妒。侍奉君王应当遵循的准则是：劝导国君亲近其父兄，对群臣要讲礼义，对人民要有恩惠，对诸侯要讲信用，这才是忠；做儿子要讲的道德是：钟爱兄弟乃至于钟爱父母长辈，对于下辈要仁慈，于朋友要诚恳，讲信用，这才是孝；做妻子应该有的品德是：使各位侍妾都被丈夫喜欢，这才叫不妒。如今，举国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而只有梁丘据自己竭尽全力爱护您，那么爱护您的人为什么如此之少呢？全国的财富都归您所有，而只有梁丘据用他的私财供君享乐以示忠诚，那么，忠实的人为什么又如此之少呢？这难道不是梁丘据妨碍了您的视听吗？”
齐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感慨地对晏子说：“如果不是您说，我还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呢！”于是打消了原来的想法，修明政治。于是，齐国变得大治。
实际上，晏婴的为相之道仅仅是以柔克刚，他只能用阴柔和缓的办法来阻止齐景公的一些很不适当的行为，至于更多的，他恐怕就做不到了。
景公饮酒作乐不分日夜，一次，他喝得寂寞，半夜里想把酒宴移到晏子家。前导官到晏子家敲门说：“国君驾到！”晏子身穿上朝时的礼服，站在门口向：“诸侯该不会有什么变故吧？国家该没有重大事情吧？如果不是这样，大王为什么不在正常的时候而深更半夜屈驾来找我呢？”景公说：“醇香的美酒、美妙的音乐，我愿与先生共同享受。”晏子回答说：“铺设座席，摆放祭品，都有专人负责，我不敢参与。”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遭拒绝后，便命令手下人说：“转移到司马穰苴家（当时齐国的大将）去。”前导官到了穰苴家门口敲门说：“国君驾到！”穰苴披甲戴盔，手持兵器站在门口，问景公：“诸侯莫不是有军事行动了吧？大臣中莫不是有人反叛了吧？如果不是这样，大王为什么深更半夜屈驾来此找我呢？”景公说：“醇香的美酒，美妙的音乐，我愿与将军一同分享。”穰苴听后说：“铺设座席，摆放食物，有专人负责，我不敢陪同。”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再遭拒绝后，便命令手下的人说：“到梁丘据家去。”前导官到了梁丘据家敲门说：“国君到！”只见梁丘据左手拿着琴，右手提着竽，边走边唱前来迎接。景公一看就乐了。他说：“太好了，今夜我可以痛饮了。如果没有晏子、穰苴这两位大臣，谁来帮助我治理国家呢？要是没有梁丘据这位大臣，谁来与我一起尽情享乐呢？”
晏婴这样做，他自己倒是能够自圆其说。也许，这些做法还是受到了管仲的影响。当初，管仲、鲍叔牙和召忽三人受命辅佐三位公子，召忽不愿意，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果有违反国君的命令而废弃所立并篡夺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了。何况，参与齐国政务，受君令而不能改变，事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一个人而死呢？只有国家灭亡、宗庙被毁、祭祀无人这三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着。我活着对齐国有利，我为什么要死呢？”管仲的境界是很高的，晏婴虽然有管仲的遗风，却没有管仲的志向。
君子说：“圣贤的君主，都有益友、贤臣辅佐，而不用苟且贪乐的大臣。这点上景公比不了圣明之君，但他对各种大臣都能重用，所以也就仅仅能够维持国家不被灭亡而已。”
显然，晏婴没有像管仲那样的宏图大志和雄才大略，他不可能像管仲那样从整体上替齐景公规划大业了，但他又确实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齐景公，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也只能是仅仅保住齐国不至于灭亡罢了。
（参见《管子》、《晏子春秋》等）
8.真隐士
南华秋水，漆园傲吏，庄子以其人其文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尽的向往与思索，终成为民族文化的渊薮。
如果说孔子之隐还是侧重于实现“内圣—外王”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人格的话，那么，庄子之隐则是较为纯粹的文化活动了。事实上，庄子是中国隐逸传统的正牌祖先，他以其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宣告了中国隐逸文化的成熟，并以生命历程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对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及整个传统文化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什么是隐士？有时候真是很滑稽的，既是隐士，却又大名鼎鼎，如何得隐？这其中的某些人，与其说是高洁的隐士，毋宁说是走终南捷径的俗徒。
但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所记载的四隐士却是真隐士。
第一位隐士是慈溪（今浙江慈溪东）的蒋季庄，主要生活在宋徽宗宣和年间。他十分鄙视王安石的学说，不参加科举考试，闭门苦读诗、书，不轻易与人交往。高抑崇住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城，每年却要四五次出城来拜访蒋季庄。蒋季庄每当听到他要来，总是急匆匆地出来迎接，有时慌忙中连靴子都穿反了。两人总是在小屋里促膝交谈，有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境界。高抑崇离去的时候，蒋季庄总是送他好几里，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两人关系非常密切，由于蒋季庄名声很大，别人都很羡慕高抑崇。
有人十分不解地问高抑崇说：“蒋季庄不爱与人交往，却对你那样好，你也非常喜欢与他交往，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高抑崇回答说：“我常年读书，凡是遇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或者不知道的东西，总是积累数十条之多来求教他。只需一次拜访谈论，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看来，蒋季庄的才智，高抑崇知道，而别人却未必能知道，所以，二人才能相知。人们所说的“知己”，大概就是指这种吧！
第二个隐士叫王茂刚，住在明州（今浙江宁波）深山老林里。他有个弟弟，不太喜欢读书，因此专靠劳动养家糊口。而他却很少走出深山与人交往，专心读书，对《周易》研究得尤其透彻。
明州通判沈焕，曾经去拜访过王茂刚。沈焕和他谈论时，发现他许多精辟的观点早已超出了书中的注释，但他却一点儿也不自满，显出十分谦虚的样子。看来，他还会永不停息，深入地研究下去。
第三个隐士是顾主簿，不知原籍是哪里，宋代南渡以后住在慈溪（今属浙江）。这个人非常清谦耿介，安于贫贱的生活，不祈求别人理解自己。对于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处理得有条不紊。
早上起来后，他便站在门口等待卖菜的人过来，询问一下一把菜多少钱，然后照价付钱。其他饮食穿戴用的东西也是这样来买。久而久之，那些做买卖的人便都很信任他，对他照实说价，不忍心欺骗他。
如果一天所用的东西备齐了，他就开始闭门钻研经典书籍，不去和别人交往。
村里的人都十分尊敬他，有些武断而好逞强的人在相互嘲笑时，总是说：“你难道是顾主簿？”
第四个隐士是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的周日章。此人洁身自好，性格耿直，很受同县人的尊敬。他开办私学、教授生徒。尽管收入仅仅够维持生活，但对不义之财他却丝毫不取。他家里很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邻居有时稍微周济家一点儿粮食。虽然不时断顿，但他宁愿和妻子一起挨饿，也从不向人乞求。
有时在寒冬时节没有棉衣穿，他们便把纸衣披在身上御寒，这时如果有客人来到，他也会十分高兴地让进来，一点儿也不因为自己贫穷而觉得不好意思。客人看到他的容貌神态，听到他的高谈阔论，没有不敬佩的。
有一次，永丰县的县尉谢生送给他一件衣服，并说：“你并没有向我要，是我自己想送给你，以表达对你的敬慕之情的，您就收下它好了。”
周日章笑着回答说：“在我看来，一件衣服和一万钟的俸禄是一样的，如果毫无缘故地收受它，是不懂得礼义啊！”
最终，周日章还是拒绝接受那件衣服。
洪迈认为，以上四位君子确实应该载入史册。
道隐无形。生逢有道之世，进则可攻；生逢无道之世，退则可守。不为一时、一世、一人、一地所拘，故曰道隐无形，既是无形，就不受拘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圆融宏大的人格，故是超越尘俗的大解脱。人之所以有心灵的重负，就是因为太拘泥于一时、一事，溺于琐事而不能自拔。孔子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极为形象地刻画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参见《容斋随笔》、《三朝野记》等）
9.宁静致远
古人曾经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话听起来是十分诱人的，但如果真的实行起来恐怕就只能自己“明志”给自己看，无法“致远”了。尤其在危机四伏、处处充满嫉妒和阴谋的皇宫里，恐怕就更难以做到了。然而，汉和帝的皇后邓绥却是一个特例，她的确创造了奇迹。
邓绥是东汉和帝刘肇的皇后，她成为皇后，似乎与别的皇后有所不同，靠的是她谦让的美德。她自幼性格柔顺，非常善于忍让，甘愿委屈自己，以宽慰他人。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祖母为邓绥剪发，由于老眼昏花，不小心将她的前额碰破。邓绥强忍疼痛，一声不吭。别人感到十分不理解，问她：“你这样像没有事一样，难道不知疼痛吗？”邓绥却说：“我不是不知疼痛。我的祖母疼爱我，为我剪发，我若喊痛，就会伤她老人家的心，所以我忍住了。”一个五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实是异乎常人。这件事很能反映出邓绥的品格。
东汉永元七年（公元95年），邓绥被选入宫，成为和帝的贵人。第二年，另一个贵人阴氏因身为贵戚，靠着后台的势力被立为皇后，从此，邓绥格外谦卑小心，一举一动皆遵法度。
对待与自己同等身份的人，邓绥常常克己事之，即使是宫人隶役，邓绥也不摆主人的架子。有一次，邓绥得了病，按照当时的规定，外人不能轻易进宫探视。和帝特别恩准邓绥的母亲和兄弟进宫照顾，并且不做时间上的限制，这在当时看来，是特殊的恩德。邓绥知道后，便对和帝说：“宫廷禁地，对外人限制极严，而让妾亲久留宫内很不合适。人家会说陛下私爱臣妾而不顾宫禁，也会说我受陛下恩宠而不知足，我受别人的议论倒是小事，损害了陛下的威德我实在担当不起。这对陛下和臣妾都没好处，我真的不愿您这样做。”和帝听后，觉得她是个识大体的人，非常感动，说：“别的贵人都以家人多次进宫为荣，只有邓贵人以此为忧，这种委屈自己的做法是别人比不了的。”从此对邓绥更加宠爱了。
邓绥虽然得到和帝的宠爱，但一点儿也没有显出骄傲的样子，反而更加谦卑。她知道皇后阴氏的脾气，也隐隐约约感到因为皇帝过于宠爱自己而使其对自己有所忌恨，所以对阴氏更加谦恭，皇后也不好过于找她的麻烦。每次皇帝举行宴会，别的嫔妃贵人都竞相打扮，服装非常艳丽，以此来炫耀自己。只有邓绥独穿素服，丝毫没有装饰。她非常细心，每当发现自己所穿衣服的颜色与阴氏的相同或相似时，就立即进行更换。若与阴氏同时进见，她从不敢正坐。和帝每次提问，邓绥总是让阴氏先说，从不抢她的话头。
邓绥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发自内心的谦恭，她的这种品德进一步赢得了和帝的好感，皇后阴氏的傲横和嫉妒倒令皇帝感到讨厌。后来，皇后逐渐感觉到邓绥对她的威胁，就采取阴险刻毒的手段来对付她。永元十四年（102年），阴氏与人制造巫蛊之术，企图置邓绥于死地。不料阴谋败露，阴氏被幽禁，后忧愤而死。
阴氏死后，和帝很想立邓绥为皇后。邓绥知道后，觉得不合适，自称有病，躲藏起来，以示辞让。这反而激发了和帝立后的决心，他说：“皇后之尊，与朕同体，上承宗庙，下为天下之母，只有邓贵人这样的有德之人才可承当。”永元十四年（102年）冬，邓绥终于被立为皇后。
孟子曾经说过：“以顺为正，妾妇之道。”这是对那些只知道顺从“上级领导”而没有自己见解的人的辛辣尖锐的批评。而邓绥与孟子所说的这种情况正好相反，她的行为的确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看成是封建糟粕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历史真的就漆黑一团了。
（参见《后汉书》等）
10.功成身退，天地之道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地之道。”这话真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确实，这也是中国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易经》里就有“否极泰来”、“剥极而复”的话，意思是说倒霉到了极点，好运就会来临；反之，鼎盛到了极点，也就快倒霉了。
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论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廉颇一生立下了无数战功，到了老年时仍贪功不退。后来，秦国攻打赵国，这时廉颇正受到赵国的疏远，避居在魏国，赵王派人去看廉颇，看他是不是还能带兵打仗。廉颇壮心未老，还想建功立业，于是，饱餐一顿，向使者显示自己的饭量，并披甲上马，大显英雄本色。但最终还是因为仇家郭开作梗，让使者故意在赵王面前说他已经老迈无用，不要说立功了，廉颇连自己的故土也没有能够回去。
汉武帝征讨匈奴，李广已经立了很多的功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封侯，因此，他请求做前将军出征。汉武帝因李广年事已高，过了好久才答应此事，任命他为前锋。这一年正是元狩四年，李广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出了关塞后，卫青捕到了一个俘虏，得知了匈奴首领单于的位置，就亲自率领精兵去追单于，却命令李广的军队合并到右将军的部队中去，从东边出击。东路稍微绕远，而卫青他们大部队的道路上，水草很少，势必不能屯兵宿营。李广请求说：“我本来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下令调我从东路出兵。且我从年轻束发时起就一直与匈奴作战，今天才得到了一个与单于对战的机会，我愿意担当先锋，先与单于拼一死战。”而大将卫青暗中受了皇帝的告诫，认为李广年纪已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战，怕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李广坚决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大将军不听，命令长史写了一道命令，直接送到李广的军部，并说，赶快到右将军的军部去，照命令上所说的办。李广没向大将军卫青辞行就起程了，心里特别生气地来到军部，率领军队与右将军赵食其会师从东道出发，但终因走东道误军而自刎。
汉宣帝的时候，先零羌曾经反叛，营平侯赵充国已经七十多岁了，还非常自信，认为当时的汉将还没有能超过自己的。他受诏命于金城平定了羌族的叛乱，可他的儿子赵卯却因为平羌之事招致了杀身之祸。
汉光武帝时期，五溪一带的蛮人反汉。新息侯马援已经八十多岁了，还在皇帝面前“据鞍顾盼”，以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光武帝对他大加赞赏说：“老将军真是神勇不减当年！”于是，任他为帅，领兵平叛。后来马援在壶头山死于军中，真是应了他的话：“男儿当马革裹尸而还！”
唐朝代国公李靖本来是养病在家，这年正遇上吐谷浑族侵犯边境。他听说后马上去见丞相房玄龄说：“我虽然年迈，但对付蛮夷之人尚可，平叛还是没问题的。”但他平叛归来后却遭到别人的陷害，差一点儿招来杀身之祸。到唐太宗伐辽时，征求他的意见，他还说：“我现在虽然是年老体衰，如果陛下不嫌弃，我照样可以披甲出征。”
郭子仪八十多岁还任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使。实际上他早已功成名就，该自动让位给后来人了，却一直不求身退，最后的结局是被德宗给罢免了。
历史上这几个人，哪个不是英雄，堪称人中豪杰？但他们都不免被功名牵累，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文臣以运筹之才辅国，武将凭决胜之勇定邦，人们成就功名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名声，古往今来的贤卿大夫们很少去琢磨这道理，不去珍重自身，让人不禁感叹急流勇退的人太少了！
（参见《容斋随笔》等）
11.如何才是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一直是中国最高的政治理想，任何朝代的帝王将相都希望能用最小的力气来获得最大的政绩，但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的。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也只有寥寥数人和寥寥几个朝代的特定阶段而已。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列举了能够无为而治的七位大臣。
汉初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惠帝时宰相。他继续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为了使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能够一脉相承，曹参对萧何制定的一切措施往往不做任何改动，自己很清闲地沉醉在酒乡之中，什么事也不管。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查问此事，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不如！”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孰优孰劣？”惠帝道：“恐不及萧丞相。”曹参这才说道：“陛下圣明。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制法令，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
曹参就这样主持相府整整三年，竟得讴歌。他本来就擅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关键是汉初需要休养生息，所以，萧规曹随、无为而治，实在是历史的需要。
东晋王导也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性格有些与当时的名士相近。他历仕元、明、成三帝，主张治理国家应清静无为。到了晚年，他尤其注意不要过多地处理政事。当别人误解他的时候，他总是说：“现在的世人都说我无所事事，但后人一定会思念我无所作为给国家带来的稳固和安宁。”
东晋另一位宰相谢安也是非常有胸怀和见识的人，他志向远大而性情疏阔，主张不必事必躬亲，在轻松愉快中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唐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李世民治国安邦，形成了唐初贞观之治的局面。然而，史书上对他们功劳的记载远不如他们实际上所建立的多。他们虽然对前代的制度多有改革，但也有着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一面。
宋初赵普为宋太祖的宰相，他注意收拢人心、团结官吏，尤其是对待官吏的过错，特别注意慎重对待，甚至主张不予处理，以宽容的态度来顺其自然。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他不看一眼就扔进提前准备好的两个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这就防止了官吏之间钩心斗角、危害国家，保证了大宋江山的稳固。这种行为好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对维护当时的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的李沆也是一位大智若愚的贤相，每当各种建议呈报上来时，他都不批准，而主张不变祖宗之法，并对人说：“我以这种方式报效国家，也就足够了！”
曹参、王导、谢安、房玄龄、杜如晦、赵普、李沆七位顾命大臣，虽身处显位，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然而，他们为了国家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宣扬自己的名声，真不愧是贤明的宰相！当然，更不能说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宰相。
无为而无不为，并不是教人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圆融通脱的大智谋。与生杀予夺的刚硬之道相比，无为而治似乎不是那么声威显赫，但它却是一种最为聪明、深刻和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
（参见《宋史纪事本末》、《宋史》等）
12.上善若水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意思是说最好的治国治民的方法是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按照其本性来引导梳理，不要与事物相抵触，应该像流水一样，随物赋形。水虽然是至柔之物，但最后能把一切东西都填平，实际上就是最后包容、征服了一切。确实，在为政之道上，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廉范，字叔度，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的后人。他曾任过云中（治今内蒙托克托东北）、武威（治今甘肃武威）、武都（治今甘肃成县西）等郡的郡守，有丰富的治理民众的经验，很有政绩。
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廉范被任命为蜀郡（治今四川成都）太守。蜀郡民俗崇尚文辩，喜好持己见以论短长，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约束，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俗。廉范常常劝勉他们，从不听那些妄言虚说。
成都在当时是富庶之城，人口众多，民居稠密，城里的居民有夜间干活的习惯。廉范任蜀郡郡守以前，历来的郡守都禁止百姓夜间干活。因为夜间工作点火照明，十分容易失火，而一旦失火，就会使大片房屋被烧，难免造成严重的损失。但百姓们仍不顾禁令，常在夜间偷着干活，由于不敢公开点火，火灾的发生反而更加频繁。廉范任蜀郡郡守后，没有再下什么禁令，而是首先取消了以前的禁令，允许百姓夜间点火干活，但严格要求家家储备足够的水，以便能及时将火灾扑灭。
自从廉范采用了这一新办法后，成都地区不但火灾减少，而且百姓有了更多方便。百姓们作歌唱道：“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意思是：廉大人来蜀郡做官来得太晚了，他不禁我们点火，让我们夜间安心劳作，使我们过上了从来没有的好日子。
廉范治蜀，无为而治，实在是值得钦仰的。
唐宪宗时期的宰相杜黄裳对无为而治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唐宪宗继位不久，就召集大臣讨论如何治国，他希望通过讨论来确定正确的治国方略。杜黄裳在削藩问题上给宪宗出了很多好的主意，平定了藩镇的叛乱，使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因此，宪宗十分器重他。这次，宪宗与大臣讨论如何治理好国家，其实主要是想听听杜黄裳的意见。宪宗道：“自古以来，有些帝王为各项政务勤勉操劳，卓有成效；有些帝王却端身拱手，清静无为也能垂拱而治，他们各自都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怎么做才是最适当的呢？”
杜黄裳回答说：“帝王对上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任，必然朝夕忧劳，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和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的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制定法则，当他们立功的时候便予以奖赏，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便处以刑罚；赏罚分明，不失信用，选拔与任用都出以公心。这样的话，哪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呢？”杜黄裳又说：“贤明之君在寻求人才的时候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以后却可一劳永逸，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应由职能部门去办理，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如果事必躬亲，那就会管不胜管。”
看到唐宪宗认真地听，他就又举例说：“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每天一定要阅读一定数量的奏章，不可谓不勤勉了；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检验发行文书；隋文帝在议事的时候，侍卫们只好互传食物充饥，这些人不仅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遭后人讥笑，费力不讨好。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情理啊！”
他最后总结说：“一般来说，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不忠诚其君主，上下不能同心，要以这样的局面来寻求政治修明，不是很困难吗？”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杜黄裳确实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所论述的道理应该是千古不易的，即使用今天的观点看来，他的主张也是完全适用的。
（参见《后汉书》、《旧唐书》等）
13.千古一坡仙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屠夫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以上是苏轼对他的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中国的封建官场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苏轼一生纯净，绝无机心，更不玩权术，这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在他的一生中，似乎谁当权他就“反对”谁，他一生岂止是“三起三落”，简直就是在流放与贬谪中度过的。他经历无数次的磨难，最终病逝于从海南岛北归的途中。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也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磨难，他才在被贬谪到海南岛的这一最为艰难的时期在人格修养上达到了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苏轼这样的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太少了。下面对苏轼的艰难和光辉的人生道路作简要的介绍。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1036年（宋仁宗景祐二年），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他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了。”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服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其鬼耶？”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求形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如处女，恶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敌，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入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他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熙宁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惇等人都是这样被提拔上来的。王安石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也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和以后遭受这帮小人陷害的祸根。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提拔官员太快，太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自己这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至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
吕惠卿本是靠攀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此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如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联了舒亶等人，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一些元老重臣会自觉保护他，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辟而坚”；四是说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虞，加之李定煽风点火，就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存心险恶。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诽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发钱以业民，苏轼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恶毒，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的嘴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将苏轼拿问。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他被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待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行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到，不由得悲愤中生。原来，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匆匆上朝去了。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与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陷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元丰八年（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
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她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亶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他。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幅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心意相通，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等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亮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说：“敝国三岁蒙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可以吗？”
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之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幅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以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新法推行不力，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而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了。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说：“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个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个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上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再加上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
在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十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祐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就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
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时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一天，苏轼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章惇见了，嫉妒异常，恨恨地说：“好吧！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六十二岁的苏轼来说，这一次贬谪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苏轼闻风，准备抛骨琼州，不拟生还。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但苏轼到琼州后，却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人有了大批的举子，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对海南岛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苏轼遭贬不幸，却是海南岛的大幸。
元符三年（1100年），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苏轼在被贬琼州三年多以后，奉诏还朝。在还朝的途中，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士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想结识或是一睹这位文化巨人和数朝名臣的风采。1101年，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死时，京口驿馆四周一片哭泣之声。
苏轼是诗、词、文、赋、书、画的全能文化巨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而在为人方面，他的正直、善良、坚韧，尤其是屡遭贬谪而风骨依旧，亦为千古罕见。
苏轼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新党当权他反对新党，旧党当权他反对旧党；新党上台贬他，旧党上台也贬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并非由于命运不济或是不通世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正而且直。
苏轼的诗、词、文、赋以及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以超越的情感来观照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至于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大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是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苏轼在海南岛的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但他此时的思想和情感境界已经超越了现实，他以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来对待现实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他的日常生活。他从每一件事中体味和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件事的具体意义，是生命的本体。他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活方式来对待自己周围的一切，达到了中国士大夫在人格修养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而这种理论上的境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的。这种人生境界的文化意义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参见《宋史》、林语堂《苏东坡传》等）
14.隐士与酒
据说，现在的和尚也有级别，所谓局级和尚、处级和尚、科级和尚之类是也。看来，在这个烟火世界中，想超越人间秩序，实在很难得。
其实，传统的隐士世界也是很复杂的，既有真假，又分等级。南朝孔稚作《北山移文》，把假隐士骂了个狗血喷头，使得到那些“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伪隐士从此不敢再过钟山。这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好像太狭隘了，倒是唐人似乎开放了一些。唐睿宗时的尚书右丞卢臧用曾为求名而“隐居”在京师附近的终南山，不久果被征召起用。他不仅不以为耻，还津津乐道地向由朝廷归山的隐士司马承祯介绍个中经验，后人就造出“终南捷径”这个词来讥讽他。关于隐士的等级，据说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之分；至于酒隐，似乎未入隐士之正宗。
但这三级正宗隐士难免让人觉得多少有些俗气，让人怀疑这些人是否在沽名钓誉或是想名利双收，且看白居易的著名的“中隐”理论：
大隐隐于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白居易真是精明到了家，既不愿做压力太大、伴君如伴虎的京师大官，也不愿过隐居山林的艰苦生活，做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拿一份不薄不厚的俸禄，过一种优哉游哉的生活，实在是把“中庸之道”发挥到了极致。这哪里是做隐士，骨子里是一套精明到家的世俗的处世哲学。
事实上，隐不在朝，亦不在野，唯在精神，酒隐才是得其精髓者。酒隐与李白式的酒仙不同，李白是“百年三万六千日，日日须倾三百杯”，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狂放、浪漫超卓的精神。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式的避世之隐也有不同，陶渊明人到东晋，“乱”也见惯了，“篡”也看多了，便不再有更多的牢骚，诗也就变得平和，于是，他便顺势做了“把酒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人。而酒隐则与中国士大夫内倾化的精神历程相伴生，是中唐以后的特殊的文化景观，追求的是一种由隐逸而超越的生命形态。与白居易同时的诗人孟郊唱道：“彼隐山万曲，我隐酒一杯。公庭何所有，日月清风来。”他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去做“中隐”，虽在穷愁潦倒中度过了一生，但一杯浊酒却浇出了他不息的生命之火。
至于宋代的苏轼，则可称为酒隐之圣了，他专作《酒隐赋》道：“爱有达人，泛观天地，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苏轼一生纯白，了无机心，屡遭贬谪而痴心不改，最后被贬至天涯海角的琼州，死于北归途中。但又正是这次岭南和海南之贬才使他成为真正的“达人”，达到了与天地同参的境界，而入此境界的梯航便是酒。他在《浊醪有妙理赋》中说：“沓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苏轼因精神的隐逸而获得了超越，再因超越而观照现实，终于走向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人格的顶峰。
诗至中唐转衰，人至中唐亦转衰。其实，诗与人都被玩弄于历史的股掌之上。但人毕竟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历史的颓势既不可挽，个人的生命状态却可以再加雕琢，使其变得更为精致，于是酒隐便出现了。他们在世俗的人伦生活中消隐自己，却又超然于碌碌尘世之外，正是“无为而有为”，“无知而有知”，“极高明而道中庸”。说白了，就是在你什么事情也干不了情况下，便回家烧火做饭、生儿育女，只要你能以独立的精神价值来看待这些俗事，使日常琐事超越了其具体意义，你就还是圣人。
酒隐是酒与隐士历史性融透的结果。以苏轼为代表的酒隐模式是对孔子的道隐、庄子的心隐、东方朔的朝隐以及魏晋的林泉之隐和白居易的中隐等诸种隐逸模式的综合和升华，并兼取了禅宗的行世精神。酒隐的精神指向仍然是积极进取的，酒隐主张以醉酒这种外在的形式来仕中取隐，不放弃外在的具体职位，但更注重人格的独立与高洁。庄子之隐对酒隐的影响尤大，酒隐把自由的生命本质看得高于一切，至于魏晋林泉之隐的非暴力、不合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坚持清纯的文化理想等诸多特点，酒隐也多所接受。从时代先后的承继关系上来说，酒隐与白居易的中隐模式离得最近，酒隐模式的大行于世，乃是对中隐模式的实用性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对其庸俗的一面进行了彻底的扬弃，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新的隐逸模式。
酒隐之现世，真乃大有意味。其精神本质就是人在无可奈何时既不反抗，也不投降，只求保持心灵的自由，这或许多少有些精神胜利法的嫌疑，但民族精神的一脉正义与神圣庶几维系于此。
（参见《宋史》等）
15.名士与酒
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清华讲课，据说特别推崇《世说新语·任诞》中的一段话：“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看来，要做名士，首先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嗜酒，一是爱发牢骚。
若论名士的正宗，恐怕当数魏晋时期为多，何以如此？盖时至魏晋，政治紧缩而思想又格外解放，一方是统治者大倡“名教”，“以孝治天下”；一方面士人却又多“越名教而任自然”。两方面的撞击就带来了所谓的“人的觉醒”。当时的大名士阮籍就曾唱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其对现实的愤懑、对生命的体悟以及无所归依的忧伤情怀一千多年来不断地震撼着文人士子的心。
魏晋时期离汉不远，士人们对“乱”和“篡”还看不惯，总是希图恢复两汉的伦理纲常，所以便要发牢骚。孔融看不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便专门找茬儿捣乱。一次，曹操出于经济考虑颁布了一道禁酒令，借口是酒可以亡国，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历史上也有女人亡国的说法，为什么不禁婚姻。后来，曹操终于栽给孔融一个“不孝”的罪名，把他杀了。至于稍后的“竹林七贤”，就更是借酒发牢骚或借酒避祸的名士了。阮籍志气放旷，容貌俊美，嗜酒能啸，好老庄而不羁，在当时名气很大，连晋文帝都慕其声名，想为自己的儿子（即后来的晋武帝）向阮家求婚。阮籍决心不与司马氏合作，但又无计推托，便一连大醉数月，使得皇帝派出的媒人始终没有机会开口，最后只得作罢。对于这类“任诞”的事，《世说新语》多有记载。据说阮籍的邻居开了一家酒店，店家的主妇十分貌美，阮籍常去喝酒，醉后便躺在主妇的身边过夜。阮籍“思无邪”，店主、主妇、阮籍的妻子也不以为意。这些蔑视名教礼法、惊世骇俗之举，只有酒醉之后才可行之于世。
刘伶喝酒似乎较为纯粹，他不仅作《酒德颂》，恐怕还是中国的第一大酒徒。刘伶身短貌丑、寡言少语，唯以饮酒为乐，他常坐一辆鹿驾小车，携酒出游，命仆人带着铲子紧随其后，说：“我死在什么地方，你就把我埋在那里好了。”其实，刘伶饮酒也有借酒盖脸、蔑视礼法的一面。
东晋名士陶渊明同样好酒，阮籍曾因步兵厨善酿美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也因做彭泽令便让官田都种秫用以酿酒。如果如果说阮籍、嵇康、刘伶等人是借酒发“疯”的话，陶渊明则是借酒浇愁的代表人物了。陶渊明内心的积郁是极多的，不要看他做了一位恬淡的田园诗人，内心的痛苦还是不断地流逸出来：“……风来入户房，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夜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壮志难酬，时光掷人而去，此情此景，何以慰怀？恐怕只有“对酒当歌”了，他的《饮酒二十首》便是明证：“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提壶抚寒柯，望远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在陶渊明那里，酒与山、水、琴、诗、松、菊相契合，一道成为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因此，与魏晋名士相较，陶渊明少了一些沉痛与放旷，多了一些恬淡与感悟，更注重对文化盈虚之道的体味和乐天知命的生存态度的彰显。所以，陶渊明在魏晋名士之外又开启了以酒消解悲剧意识之一途。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宜长放眼量。”但魏晋文人是只有发牢骚的风度而无“放眼量”的气度的。“牢骚太盛”乃是名士的执著，“放眼”“风物”则是政治家的策略，二者不同远甚——世上是原无发牢骚的政治家和善于谋划的名士的。屈原当年写《离骚》发的尚是温柔敦厚的牢骚，多少有至死不悟的嫌疑，但孔融对曹操、阮籍对司马氏却是清醒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鲁迅曾认为魏晋名士在骨子里比曹操、司马氏更维护礼教，实则是魏晋名士执著于一种美好的文化理想，而理想又必然同现实相龃龉，因此，发牢骚便成了名士的一种天然品格。至于酒，则是名士生命形态的催化剂。
（参见《晋书》等）
16.侠客与酒
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看来，不同的情景、物状会引起人的不同的联想。事实上，侠客确实好酒，侠无酒不显其壮，酒无侠不显其烈，侠客与酒结缘，实出于其内在的必然。
侠客之好酒，与普通酒徒之嗜酒相较，其高下之分，判若云泥。在侠客那里，酒绝不仅仅是佐餐之物，更是生命的滋养品。侠有酒的滋养，才得以剑气纵横；酒入侠肠，酒才具备了生命形态。侠与酒，在其文化品格上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
侠客是游离于俗常规范外的一群，他们摆脱了陈腐的观念，恣意挥洒着个体生命情感。对功名，他们是“深藏功与名”；对利禄，他们“不羡山河赏”；对家庭重负，他们甚至也表示“安能对儿女，垂帷弄笔墨”；至于对待死亡，只要有“侠骨香”，纵死千次也在所不惜。因此，酒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是“身外之物”。他们因酒而更自由，因自由而得以更多地发挥生命的潜能，把酒当做生命的催化剂，以破樊篱、冲罗网，以彰显生存实相。酒之于侠，犹风之于火，以隐以显，以长以消，侠之好酒，乃在于其内在精神的相通。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是侠客的潇洒；“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是侠客的意气；“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是侠客的豪迈；“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是侠客的失意；“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是侠客的多情。“英雄侠骨美人心”，无不需要借酒彰显，侠也就恢复了自然真实的本来面目。金庸小说里的侠客，亦复如此。《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公，《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等，莫不好酒，这些人可亲可敬、可怜可爱，恰是侠客之正格。至于郭靖、段皇爷等人，端正肃穆，拘于礼俗，俨然是民族功臣、精神导师，其不好酒，亦在必然。
酒之为德，正与侠客的生命情调相通。刘伶《酒德颂》云：“……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天地万物，俗常规范，尽皆烟消云散，唯有个体生命的体验才是内在的真实。不仅如此，酒甚至可以使时光错置、年岁倒流，陆游诗云：“酒酣霞晕力通神，淡淡鹅雏色可人。一笑破除垂老日，满怀摇荡隔年春。”至于李白说“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苏轼说“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那直是说欲体验本真生命，唯须饮酒了。
把酒当做通向本真生命的媒介，中西皆然。中国有刘伶之“酒德”，西哲有尼采之“酒神”。在尼采看来，酒神象征情绪放纵，在痛苦与狂欢交织的癫狂状态中撕去外观幻觉，直视人生悲剧，以体验悲剧来重新肯定人生，并认为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中国的诗人饮酒、侠客好酒，概具“酒神精神”。自刘伶《酒德颂》以下，酒与艺术愈加密不可解。杜甫作《饮中八仙歌》，使人惊诧于诗、书、画与酒的关系，至于以酒消解悲剧意识，更是蔚为传统。更有趣的是酒隐，孟郊有“彼隐山万曲，我隐酒一杯”，苏轼有《酒隐赋》，隐逸出世不必远避人间，只须寄情于“壶中天地”。酒之妙用，至此可尽矣。
但最具中国特色的，当是侠客之好酒。侠客本就“不轨于正义”，陈规陋俗也就无须刻意消解，这就比文人少了一层顾忌，只须痛饮美酒，恣意行侠，也就通大道、返自然了。尽情挥洒着天赋本真，在面对悲剧真相中体验到超越的快乐，这就是侠客的艺术人生。在文人那里，酒还可能成为一剂麻醉药，使人沉迷萎缩，但在侠客那里，酒却只能使人的生命得以张扬，酒的文化内涵也才能发挥到极致，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形式。
酒不仅与侠客有关，在中国历史上，酒甚至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国策》云：“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韩非子》也有记载，说齐桓公酒醉失态，丢了帽子，深以为耻，急忙行善政改变自己的形象。在没有民主的集权时代，君主的个人品德及其才具往往对国家的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以清醒的君王无不对酒深自戒之。酒之为用可谓大矣！
只是自仪狄、杜康作酒，延而至今，酒风大盛而又酒德大衰。在古人那里，上焉者把酒当做生命的滋养品，下焉者借酒自沉，至不济也当做佐餐之物。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以上诸种均不足为训，酒在他们那里蜕变成了一块无形的遮羞布，借酒盖脸，道无耻之言，逞卑鄙之行，置道德公益于不顾，坑国害民，他们似醉实醒，无非是为了实现一己之私欲。酒德不振，一衰至此，先圣有知，甚恐要对酒的功过重新评定了。
酒与侠的结缘，正得其所，酒德不振与侠风的消歇也同步而行。酒可使人张扬个性，亦可使人沉溺乃至卑微；酒可祸乱国家，亦可振作民族精神。酒无定性，唯人所使，若在酒怀中倾满大侠精神，那就千杯嫌少了！
酒如泉，剑如虹。饮酒的超脱替代不了现实，长剑虽利终不能尽除妖孽。但只要有这份精神在，终不至灭绝了正义与天真的希望。
（参见《战国策》、《史记》等）
17.狂人·酒·艺术
据说中国的天才与西方的天才有这样的不同：西方的天才与狂人通，中国的天才与凡人通。比如说，西方的尼采是狂人、疯子乃至精神病患者，中国的孔子则是一个在平凡中见伟大的人。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贬诬。殊不知，中国真正的天才狂人要到艺术家中去寻找。
唐代书法家张旭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人。他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癫”。再请看诗人李颀为他造的一幅画像：“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鳌，右手持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至于杜甫说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就更活画出了一副倨傲于尘世之外的形象了。
应该说，在人类的所有艺术中，书法是最为纯粹的，因为它不仅有最“有意味”的形式，更是生命的外化形式，而挣脱一切束缚的草书更是不染半点尘埃，只有超卓于世俗之外而被世俗之人视为癫狂的天才才可用这种艺术形式沟通心灵与神祇、精神与宇宙，而酒正是使这些天才狂人摆脱世俗压抑，进入纯粹情感世界的最为合适的媒介。至于为学书而学书，甚至为稻粱而学书，那就不仅成不了真正的书法家，恐怕还会落入俗中之俗，与酒亦无缘。
草圣张旭是天才也是狂人，天才和狂人是不可复制的，不可学习的。历代学张旭者既多，得其一鳞半爪者几稀，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一旦进入到社会政治层面，评价标准就完全变了。朱熹在论苏、黄、米、蔡四人的字时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今见蔡君谟（蔡襄）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其实，苏字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极具名士风采；黄字劲瘦锐利，米字豪狂洒放，唯蔡字虽无一处败笔，却刻板呆滞，了无个性。朱熹贬三家而独推蔡襄，实是出于理学的考虑。所以，朱熹是个天才，是个大学者，甚至是个圣人，但不是狂人，不是艺术家。
至于狂人、酒与绘画、诗歌等其他门类的关系，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也有较详细的表述。其中所列李白、吴道子、张旭等“仙”均是当时乃至整个中国艺术史上杰出的代表人物。“李白斗酒诗百篇”，已自不待言，画圣吴道子更是“每一挥洒，必须酣饮”。相传他为长安崇仁场资圣寺净土院的门墙画壁，久之不得，后遇大醉才天机勃发，“秉烛醉画”，神妙异常。这些“喝酒的艺术家”癫狂的程度虽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不与世俗通，不与凡人通。
中西文化史上均不乏天才，但天才的领域却有差异。同是哲学领域，西方的尼采、荷尔德林等人有一半是诗人，而中国的孔、孟、程、朱等人另一半更接近政治哲学家。因此，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的天才不应在哲学领域，而应在艺术领域来寻找。除上述以外，陶渊明、“竹林七贤”、徐渭、汤显祖、朱耷等，简直数不胜数，他们不仅是天才，也是狂人。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哲学家，如汤显祖就有很多很有影响的哲学言论，苦瓜和尚的《画语录》更是一部精彩的哲学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天才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与酒有难解之缘。
中国并非没有超越的天才。在酒香蒸腾中，中国的天才狂人以其超越的精神为民族文化注入了一份不竭的活力。
（参见《唐书》等）
18.青春·酒·李白
李白实在是一座青春的偶像，他为青春而生，为青春而死，终其一生都未见衰惫之气。李白与盛唐仿佛是一对鸳侣，是盛唐造就了李白，却也是李白为盛唐增色。盛唐之盛，固然在锦天绣地，满目俊才，却也离不了诗情勃兴，酒气纵横。现代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唱道：“酒入愁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白以其自由不羁的生命唱出一曲“酒神颂”，把整个盛唐带上了诗意和青春的顶峰。
其实，何止李白嗜酒，整个盛唐诗歌都是由酒香酿成的，就连最为老成持重、沉郁顿挫的杜甫也情不自禁地高吟道：“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看来，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也只有在纵酒中找回片刻青春的感觉。在李白那里，诗、酒、青春更成为三位一体、相互促生的生命形式，青春的光彩由酒来激发、由诗来张扬，诗因青春的魅力和醇郁的酒香而获得了恒久的活力，酒因注满了青春和诗意而获得了生命的品格。在李白那里，这三者都把自己的文化意蕴发挥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李白的青春首先在于他一生从未循规蹈矩、低眉俯首，所以他表现出一贯狂傲的鲜明个性。他在称赞别人时说：“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桥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而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给他的画像更甚此百倍：“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皇帝老子尚且不买账，何况王侯？至于圣贤和富贵，李白也以酒来对抗：“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由于其诗峻峭挺拔，很难与世俗苟同，所以往往是孤独的，但他可以在酒和诗中来追询天地人生：“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即便择友，也要以狂、酒、诗为基本条件，如他对孟浩然的称赞是“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白就是在这种形而上的追问和现实的选择中升华了自己的人格。
由于李白无法在现实中展示出自己高远的情志，因此他又往往是悲郁莫名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但他可以用酒来消解这种浓烈的悲剧意识，“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使他获得了超然的宇宙意识，甚至于干脆拿起酒杯，与情理的自然和实体的自然冥然合一：“且向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人生到了这份上，也真称得上达到了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了。
李白的一生都在苦苦地追求某种理想的人生方式，儒、道、仙、侠、艳他都曾经尝试过，但最终也未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这并不是李白的遗憾，相反，正是李白的意义之所在：在灵魂的躁动中，在生命意义的不断追询中才能散逸出永恒的青春的气息。
李白是无与伦比的“这一个”。世人往往李、杜并称，“李杜文章在，光炎万丈长”，但李白与杜甫毕竟不同，杜甫虽然仅比李白小十二岁，但对于转瞬即逝的盛唐的顶峰，已经够长的了。李白是一只脚踏上盛唐之巅，杜甫却是一只脚跨下盛唐之脊，两人虽同站在盛唐的顶峰上，一上一下就显示出了迥异的生命状态。
李白是抽象的，李白与诗、李白与酒、李白与青春才是生动的，由此而构成的盛唐色彩和活力的象征是值得永久留恋的。
（参见《新唐书》等）
19.酒神颂
“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电影《红高粱》中的这首“祭酒歌”虽然有些俚俗，却真正唱出了埋藏于中国人心底的酒神精神。
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的行业神狄奥尼索斯的诞生为标志，至古希腊的悲剧上升为理论形态，以尼采的悲剧哲学为集大成。在尼采看来，酒神颂象征情绪的放纵，是解除个体的束缚、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人们在个体解体的最高痛苦中获得了与世界本体融合的自由快乐，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非理性的癫狂状态。
中国的酒神精神应当以道家哲学的诞生为滥觞，以《庄子》为集大成之作。相传，酒是禹的女儿发明的，但在发明之后酒并未迅速风靡天下，其原因除了当时的生产力条件比较低下，恐怕还有认识上的原因。《战国策》记载：“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里实际上是给酒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内涵。所以孔子也说，“唯酒无量，不及乱”。真正把人的自由状态与酒联系起来的是庄子：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心中，是故迕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
“神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状态，是一颗不撄外物的自由的心灵。庄子“齐生死”，破除外在的社会束缚，提倡“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主张“乘物而游心”，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因此，不论中西，酒神都是自由之神，艺术之神。
在自由和艺术的契合点上，魏晋名士刘伶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宿，他以言行如一的生命实践谱写了一曲酒神颂。史载刘伶“志气放旷，以天地为狭，著《酒德颂》”，他如此写道：“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无忧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刘伶式的“大人”就是要通过酒来解除外在的束缚，逃脱过于狭隘的宇宙，并且消除时空观念，只剩下一颗纯粹自由自在的心灵“纵意所如”。这曲《酒德颂》，把自庄子以来的酒的哲学文化意蕴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在这里，刘伶已化为庄子的“至人”、“神人”，是处于绝对超越的自由精神状态的情感体验，是纯粹艺术化了的人生感受，这正是典型的中国酒神精神。
酒的哲学文化意蕴在《酒德颂》中得到了概括和升华，酒作为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因此有了正式的名字，酒鬼、酒徒、酒仙、酒圣也有了明确的区别。自此以后，酒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化的大雅之堂。
酒，是自由的象征。中国人只有在突破了重重的束缚之后，才能显示出其无尽的自由的创造力，中国的文学艺术史就像一部浓烈的酒神颂歌。当年，王羲之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挥毫制序，兴乐而书，……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但在酒醒之后，“更书数十百本，终不及之”。杜甫称“张旭三杯草圣传”，李白则这样描绘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朱耷更是只有醉后才能作书，常是“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而酒醒之后，“欲觅其片纸只字不可得，虽陈黄金百镒于前勿顾也”。
画家之中，亦多嗜酒者，据说画圣吴道子每一挥毫，必须酣饮。“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至于郑板桥就更有意思，别人求他的字画，经常设酒肉款待，并以语相激才能遂愿。郑板桥明知对方的用意，但还是抵抗不住酒的诱惑，后来写诗自嘲道：“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不独纯粹的艺术家如此，兼取政治的诗人也往往以酒来获得艺术的创造力。南宋爱国诗人张元干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如此看来，因酒而自由，因酒而营造出美，也是中国的酒神精神在艺术中的伟力之所在。
据说，尼采的酒神精神因强调自我、自由、感性而导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官能主义等；那么，中国的酒神精神也可能成为放浪形骸和精神胜利的借口。不过，上焉者取其上，下焉者取其下，这本是难以两全的事情。中国的酒神精神使我们从僵固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设立的灵魂的栅栏中逃逸出来——哪怕只是暂时的——具有了恒久的价值和意义。为此，我们应该不断地祭起酒神的英灵。
（参见《庄子》、《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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