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工程”背景

    前面已讲过，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机载综合航空电子系统的研发与应用，从而在主战平台上实现了机械化与信息化的融合，IAS已成为第三代战斗机的主要技术特征之一。

    歼13“下马”后，国内开展了“十号工程”的研制工作，开始研制一代新机，即后来的歼10飞机。但由于是全新研制，对空军、海军部队而言，显然在短时间内是拿不到手的。而在1980年下半年开始研制的歼8大改飞机，即后来的歼8Ⅱ飞机，是源于对788飞机进行分析之后，将原歼8飞机的机头进气形式改为两侧进气，从而有了换装大口径雷达的机内空间条件，而且对发动机和机载设备也做了一定的改进，但在ACT、IAS，以及使用的动力上仍存在着“代差”。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与关注我国空军装备的发展，空军、海军的高层领导都迫切希望和要求尽快改变这种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因而，为歼8Ⅱ飞机改装一套先进的数字式航空电子系统，以提高歼8Ⅱ飞机的空空作战能力和效能，兼顾提高对地攻击效能，还要求能尽快拿到手，这项任务就成了努力的主要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国家财力紧缺的情况下，一方面推进裁军百万，另一方面仍将有限财力用在重点的国防安全项目上。美国在同苏联的争霸中，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力图扭转争霸的态势，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实现了对中国的访问，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逐步推进，而标志两国关系深度的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从若干小项目上起步。当时，航空领域的对外技术合作或采购已涉及英、美、法、意、奥等诸多西方国家。

    寻求对外技术合作

    中方高层领导的决心很快就变为寻求国外技术合作的谋划和行动，而这又是从政治、外交、技术和经济等不同层面展开的。

    早在1980年，刘华清副总参谋长访美期间，就探讨过请美方帮助改装歼8飞机的问题，改装的重点是火控系统和发动机。1983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商谈了中美陆军武器及电子设备方面合作事项。1983年11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呈报的“关于开展中美军事技术合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要增加歼8飞机改装综合航电系统项目。

    根据航空工业部的指示，601所总设计师顾诵芬和副总师邱宗麟等人于1983年9月走访了空军和国防科工委领导机关，根据他们的想法和要求，提出了引进产品、技术和改装方案，作为以后与美方谈判的技术准备。

    1984年，我国以国防部考察组的名义在美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1984年3月31日，即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前夕，中方与美方工作组就改进歼8综合火控系统（IFCS）进行洽谈，并达成和签署了合作意向。初步确定的改装内容涉及多功能脉冲多普勒雷达（PDR）系统、惯性导航设备（INS）、任务计算机、平视显示器、数据总线、中央大气数据计算机、连续波照射器和测试设备等。

    1984年6月，军委张爱萍副秘书长访美，再次与美方商谈改进歼8Ⅱ战斗机事宜。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文件，同意将歼8Ⅱ改装项目列入美国的对外军事销售（FMS）渠道。这一天，也正是歼8Ⅱ飞机首飞成功的日子。

    一般而言，外国向美国进行军事项目（装备、产品、技术、服务等）采购，可以有几种渠道，FMS是其中之一。所谓FMS，就是买方提出需求申请函（LOR），然后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盘建议书（LOA），确定合格的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从国防库存或由美国国防部采购所实施的销售。FMS渠道原本主要用于由美国提供军援的国家。

    1984年4月29日，当时的国防科工委科技部副部长谢光代表中国国防部向美国国防部安全援助局局长发出了一封LOR，要求美方合作改装歼8Ⅱ飞机。因此，按照美国FMS的既定工作程序，接下来是美方来中方进行现场考察，重点是了解歼8Ⅱ飞机的研制工作和技术状态。1984年11月，美方组织了由国防部、系统司令部、后勤司令部、训练司令部等部门的专家组成的现场考察组，一行20人，访问了北京、沈阳、鞍山等地。收集资料，为歼8Ⅱ改装方案提出现场考察报告，这是形成整个LOA的重要资料准备。

    针对美方现场考察组对沈飞公司的考察要求，601所所长兼总设计师顾诵芬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了准备。时任601所副所长的李明，当时已调到沈飞公司任科研副经理，按照顾诵芬总师的安排，起草了一份讲稿，还制作了若干投影片。这份讲稿主要向美方介绍在改装歼8Ⅱ综合火控系统时，与原有飞机、发动机、系统设备和武器的接口关系及处理原则；美方改装的综合火控系统应满足的主要技术要求以及后续的飞机改装时，美方应考虑的事项等。在这之前，李明虽然看了一些出国考察人员带回的外国公司与产品的介绍，也对改装的综合火控系统的功能和组成有概略的了解，但起草这份讲稿，应算是他后来参加“八二工程”的开端。

    除紧锣密鼓地同美国进行技术合作谈判外，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有人提出了“货比三家”的主张，以便争取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上级领导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航空工业部何文治副部长率团先后去美国和法国考察，并要求法国达索公司也提出改装歼8Ⅱ飞机的方案。同时，航空工业部还组织沈阳厂所人员前往英国，寻求与英国合作改装歼8Ⅱ飞机火控系统的可能性。最终，法国达索公司派人到中国，同中方商谈后，于1985年5月，正式向中方提交了法方的《歼8Ⅱ改装综合火控系统的建议》。

    不久，美国的LOA草案也提交给了中方，项目进入了国内评审与决策阶段，也是国内正式立项的阶段。

    选定美国与国内正式立项

    1985年8月中下旬，顾诵芬和黄昌默作为601所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远望楼召开的改装歼8Ⅱ飞机的评审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从提供方案的技术水平，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实现改装的可能性，武器系统的配套性以及价格和周期等方面详细评审了美国和法国的方案。最后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美方提出的改装方案能够满足，甚至超出了我方提出的战术技术要求。

    1985年9月，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航空工业部、国家计委、核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航天工业部以及船舶工业总公司的领导听取了歼8Ⅱ飞机改装项目的汇报。空军司令部科研部部长葛文墉和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介绍了歼8Ⅱ飞机改装的必要性、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各方的代表原则上同意引进美国的火控系统改装歼8Ⅱ飞机，并报请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

    1985年10月1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发文批复，表示原则同意使用美国技术对歼8Ⅱ战斗机进行改装。批复中指出，歼8Ⅱ飞机改装是加强空军装备现代化建设和提高航空科研技术水平的一项重要工程，要精心组织，大力协作，采取科学的管理措施，共同做好这项工作，既使空军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又使科技、工业部门获得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系统研究程序和某些研制新型武器装备的新技术，为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经过各级领导历时6年的酝酿、调研、对比、决策，最后决定采用中美军事技术合作的方式，为歼8Ⅱ战斗机改装一套数字化的综合火控系统。这项工程也就成了自1980年之后，我国签订的一系列军事合作项目中合同金额最大的一项。

    工程终于迈向了准备实施的阶段。

    国内对工程的准备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复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谢光带领工作组赴美，就下一阶段的工作与美方进行会谈。回国后，向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空军、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等机关领导报告了会谈情况。为实施歼8Ⅱ飞机改装工程的组织管理和技术准备随之铺开。

    首先，上级确定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的项目负责人，并确定空军由林虎副司令员负责，航空工业部由何文治副部长负责；要求空军和航空工业部组建有权威的工程管理机构。

    之后，总参谋部与国防科工委发文，进一步明确通过歼8Ⅱ战斗机改装项目，要实现以下6个目标：用新型火控系统改装50架歼8Ⅱ飞机，以增强空军的作战能力；提高空军的后勤维护能力；锻炼和培养一批歼击机设计、工艺技术、使用维护和管理人才；促进国内歼8Ⅱ飞机二期工程的研制工作；促进新歼的研制工作；学习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改善国内的科研管理水平。

    之后不久，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分别建立了“八二工程”办公室，并明确规定了办公室的职责。航空工业部还下达了关于“八二工程”任务分工的通知，明确了涉及飞机改装任务的相关厂所，并逐一规定了各厂所的任务职责。

    1986年，时任601所所长兼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也是“八二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被调到航空工业部工作。在谈到601所下一任总师人选时，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明。他认为，李明在参加了多个型号的研制以及大量的预研工作之后，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对未来战斗机的研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足以担此重任。1986年9月，李明正式接替顾诵芬，成为601所的总设计师。在“八二工程”即将进入实施阶段之际，国防科工委对“八二工程”总设计师进行了调整，1987年，发文任命李明为“八二工程”总设计师，同时，免去顾诵芬“八二工程”总设计师职务。

    在完成了“八二工程”总设计师的调整之后，航空工业部主持召开了会议，对总师系统的职责和权利进行了明确。参照当时歼8Ⅱ飞机设计师系统的设置，结合“八二工程”的实际情况，“八二工程”设计师系统拟采用三级建制，即改装型号总设计师、系统总师、分系统主任设计师或项目主管设计师。

    在“八二工程”的总师系统中，李明为“八二工程”总设计师，陈嵩禄（常务）、鹿鸣东、张克荣、黄昌默（常务）、吴正勇、闵森、吴迪祥为“八二工程”副总设计师。“八二工程”系统办公室设在601所科技处。

    鉴于美国政府将歼8Ⅱ飞机改装综合火控系统项目的责任交给了美国空军（USAF），而USAF则指定空军系统司令部（AFSC）牵头，组建项目办公室，会同其他相关的司令部来具体负责此项任务。因此，国防科工委会同总参谋部以国防部的名义组建了驻代顿空军基地（AFSC所在地）的联络组，负责执行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规定的职责和任务，联络组由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派员组成。后来，随着报盘建议书的正式签订，美国空军项目办组织了对项目承包商的招投标，并选定了主承包商等，又组建了驻长岛格鲁门公司（GASD）的联络组、现场技术协调组，以及派出技术支援组等。

    组织起了管理班子与技术队伍之后，有关技术方面的准备，主要是评审美方提供的LOA草案和组织开展综合火控系统的软件开发研究。

    1985年8月，美国空军向中方提供了整个项目的报盘建议书草案，一起配套提交的还有工作说明（SOW）和技术要求文件（TRD）。国防科工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组织相关的机关和所属参研单位，认真细致地对这些文件进行了消化、理解和评审，并提出修改建议。在此基础上，先后由航空工业部（1986年2月17—22日）主持召开和由空军与航空工业部（1986年2月24—28日）联合主持召开了评审会，梳理了这些文件中尚需明确规定的技术细节和尚待澄清的问题；争取增添一些中方的新要求；要求美方明确供应15年的备件；以及涉及技术、管理、后勤和培训等方面的问题。从而为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召集组织空军和航空、电子、兵器工业等部门对LOA进一步评审作准备。

    按照当时对综合航电系统的理解，除了安排对脉冲多普勒雷达和惯性导航系统（INS）的技术攻关外，对系统集成中的软件开发也高度重视。这既是为掌握“八二工程”中美方的软件技术打好基础，进而更好地参加“八二工程”的软件工作，也是实现中方能维护“八二工程”软件所必需的。为此，在航空工业部组织下，1986年4月—1988年5月，两任“八二工程”总设计师顾诵芬和李明先后主持了5次软件工作会议。通过会议，组建了软件摸透核心小组；确定软件开发研究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安排了从学习与掌握美国军用标准和规范入手，编制各种软件文档，开展系统仿真研究、技术攻关、软件测试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被“873”预研工作所继续，为后来“八二工程”终止之后的歼8Ⅲ飞机研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软件技术基础。

    正式签订合同

    1986年5月10—23日，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召集空军，航空、电子、兵器工业部就美方提交的歼8Ⅱ改装工程LOA初稿进行了评审。经过讨论，对初稿提出了一些有待澄清和修改的问题。

    1986年8月，中美双方在北京就“八二工程”的报盘建议书草案及配套文件进行了谈判，顾诵芬、李明、黄昌默作为总设计师单位代表参加了谈判。谈判中，双方就上面提到的各类问题进行了讨论，修改了报盘建议书等文件，为此后双方正式签订LOA文件奠定了基础。

    1986年10月30日，中方代表正式签字批准了LOA文件，至此歼8Ⅱ飞机改装合作项目正式生效，中美合作改装歼8Ⅱ型飞机电子综合火控系统工作正式启动。

    经签字批准的LOA是中美军事技术合作的合同书，它详细表达了中方对歼8Ⅱ型飞机综合火控系统的改装要求和中美双方以及承包商在整个项目中应承担的责任。在双方签订的LOA中规定，美国为中国提供55套生产型设备（50套装机设备和5套备用设备）和4套原型设备，并包括初始备件、支援设备、技术资料、训练、后勤支援和美国政府的管理。其中，4套原型设备在全尺寸发展阶段生产，2套用于试验计划，1套用于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1套用于航空电子试验保障。在全尺寸发展阶段，美国对中国提供的两架试飞样机进行综合火控系统改装的全面研制，包括地面试验、飞行试验、设计、改装工程以及项目管理。其中火控系统将包括可与连续波照射器（CWI）兼容的雷达、雷达天线罩、惯性导航系统、火控计算机、多路数据传输总线、备用控制器和接口组件、大气数据计算机、平视显示器、下视显示器、显示记录仪、控制和显示面板、转换编程器、驾驶杆和油门控制杆。

    中国政府将向美国空军提供必要的资料，提供维护和后勤人员、支援设备以及操作人员，提供所有必要的零备件和发动机等，以确保美国空军及时对构型做出精确控制和试飞计划的完成。本报盘建议书预计总费用为501754733美元。

    这个中美政府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国内称之为“八二工程”，而美国方面则称之为“和平珍珠计划”（PeacePearlPro-gram，PPP）。

    招标样机运抵美国

    为了帮助合同商投标，按报盘建议书的规定，由中方提供一架歼8Ⅱ型飞机的样机，供投标商进行空间协调、评估可达性和维修性及座舱布置。经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同意，将歼8Ⅱ02架飞机（静力试验用飞机）修复并改装后作为“八二工程”样机。

    1985年6月，沈飞公司完成了招标样机的改装工作。1985年12月29日，样机装箱从沈阳发出，于1986年1月3日运达上海，并由上海远洋运输公司负责由中国上海运至美国纽约港。

    1986年8月4日，招标样机由歼8Ⅱ样机发运安装工作组和美国空军代表共同负责，用低平板卡车从纽约港起运，并于8月5日完好无损地运抵代顿市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9月9日下午，中美双方进行招标样机交接，美方为招标样机提供了机库，设置了安全保密设施，并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样机运抵美国后，美方先后有110多人来参观样机，其中有美国空军后勤司令部（AFLC）、美国国防部国际后勤中心（ILC）、美国空军航空系统分部（ASD）和美国空军采购后勤中心（AFALC）的8位将军和2名将军级文职官员。他们对歼8Ⅱ飞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说：“这飞机很大，很漂亮，很有潜力。”“和平珍珠计划”项目经理爱斯沃思先生说：“美、中两国政府间的第一次合作，美方从基地到国防部，乃至总统都很关心，我们一定为这次改装配置最好的设备，保证试飞时我们高兴，你们满意。”

    第一次招标评审会

    李明1986年9月从沈飞公司调回601所任总设计师，1987年才正式接任“八二工程”总设计师，此时，“八二工程”即将全面铺开。他感到了临阵换将的味道，应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句话，感到了自己准备得不足。由于“八二工程”不仅仅是美方对歼8Ⅱ飞机进行改装，美方也需要中方配合支持才能进行工作。而且，美方改装两架歼8Ⅱ飞机之后，就要由中方自己完成其余48架飞机的生产，最终还涉及中方是否真正掌握了综合火控系统/综合航电系统的设计、试验和验证试飞等技术。正是有了这样的紧迫感，李明回到所里后，潜下心来，认真琢磨LOA、TRD、SOW等文件，以加深对这些文件的理解，同时，也考虑了自己将要面临的任务和将要做的工作。这对他后来从事“八二工程”工作，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这也应了“凡事预则立”那句话。

    1986年10月，顾诵芬和李明参加了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在北京海运仓召开的“八二工程”工作会议，会议由国防科工委科技部陈丹淮部长主持。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八二工程”中美双方第一次联席工作会议做准备。以运往美国的两架样机的制造为主线，安排了样机制造与国内配套设备的生产计划。此外，会议针对即将召开的中美双方第一次联席工作会议，就工程技术、进度、工作范围、后勤、训练等方面需与美方交换的意见做好准备，以利于美国空军在美国国内进行招标。

    1987年1月2—25日，由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空军、航空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组成的中方代表团共28人前往美国代顿参加“八二工程”中美双方第一次联席工作会议。作为“八二工程”总设计师，李明率601所的黄昌默、蔡正学、贾鑫、姜成伟、宋季琛、林於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美国之行是李明参加工作之后第一次出访美国，也是他负责与联邦德国MBB公司开展ACT合作后，负责执行的第二次对外技术合作。李明记得坐了10多小时的飞机才飞抵旧金山。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已近10年，国内到美国去的人已不少，到机场接他们的就是先去的华人，为他们开车的司机原是北航的教师，小组的宋季琛曾是他的学生。而入住的西湖旅馆，也是一位去美国继承父亲遗产的中国妇女所开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初到美国，语言能力尚不够，生活中不少事就靠这些华人帮助。

    初到美国，满眼皆是新奇。当时的领导对代表团成员也非常照顾，让他们在旧金山游玩一天后再转机去代顿。当时所谓的游玩，也就是坐车参观了金门大桥、十八盘、双峰等一些知名景点。但是，当时大家的心思都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也没有人将太多的心思花在游玩上，旧金山一日游匆匆结束。

    由于当时正值冬天，到了代顿后，到处白雪皑皑，气温也比较低，李明与航空工业部飞机局王若松副局长住在一栋二层楼的旅馆中，楼上楼下各住一人，其他同志也是如此，美国的“中产阶级”消费水平可见一斑。代顿的莱特-帕德森基地也是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的驻地，所以美国空军的不少研究实验室都设在该基地。这些实验室都以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命名，实验室内有他们的塑像/照片，学术气氛很浓。李明所在的技术小组与投标公司进行会谈的地方就紧靠美国空军材料研究实验室。

    第一次联席工作会议，先由美国空军对工程总规划、构型控制、生产制造支援、训练、后勤支援和试飞等任务做了介绍，然后分为管理、技术、后勤训练及专题4个小组进行会谈。

    李明率领的技术小组主要同8个拟投标的主承包商代表分别进行会谈，地点被安排在专为信息保密而建的屏蔽室内。这个房间不大，最多也就能容纳20多人，按照规定的流程，技术组一次与一家公司进行会谈，对方人数为4~6人。会谈中，双方互相介绍后，承包商代表表示愿意参与PPP项目，并就歼8Ⅱ飞机的技术状态等提出各种技术问题，由技术组一一回答。

    通过与这些拟参与投标的美国公司会谈，李明感到，美方公司对PPP的反应是积极的，几家大公司都踊跃参加投标。在这次会议中，就中方使用的导弹、惯导、全机及设备的电磁兼容性以及连续波照射器等问题同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交换了意见，大部分达成了共识。

    会谈中，中方技术小组回答拟投标公司提出的各类问题共109项，全部译成英文交AFSC下属的项目办公室，为各公司编写投标建议书打下了基础。在代顿期间，中方代表有机会参观了位于代顿的美国空军航空博物馆，既看到了美国几十年来在航空科学和工程领域取得的成就与众多产品，也看到了他们在推进和发展航空事业上的不懈努力与贡献，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选定格鲁门公司

    经过3个多月的招标准备工作，最终波音、格鲁门、罗克韦尔3家公司决定参与歼8Ⅱ改装工程的招标，并且提交了投标建议书。

    1987年6月2—7日，中方派出21人组成的评标工作组先后抵达代顿参加评标工作。评标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参与美方的评标活动，全面了解各主承包商的投标信息，比较他们在管理、技术、后勤训练、进度等方面的特点；回答美国空军和主承包商在评标中提出的各类技术问题；根据评审意见和我方决策意向，与美国空军进行谈判，正式提出我方意见。

    美方的评标过程分为3个阶段，即“初评”，“中评”和“终评”。方案及主要的技术、后勤、管理问题要在“中评”阶段解决，“终评”阶段主要是在已确定了工作量的情况下最后报价。美方按管理、技术、后勤和经费4个方面分为12个组，其中技术方面分为可靠性、维修性、生产质量控制、航空电子、飞机综合、系统试验和系统安全等6个组进行评定，各组按评价和风险估计两个部分进行评定，评价分蓝、绿、黄、红4个颜色（蓝——优秀，绿——可以接受，黄——勉强够格，红——不可接受），风险分高、中、低。

    评标过程中，技术组的任务是评审承包商投标建议书中的第二卷（技术）、第七卷（系统规范/技术要求文件）和第八卷（系统试验计划），其中第二卷是重点。

    技术组对各家公司提出的火控系统、电源系统、环控系统（ECS）、电磁兼容性、电子综合、发放水平限制、对飞机的总体布局的影响（结构更改、存在的风险、气动力布局、重量、重心等）、可靠性和维修性、试飞等技术方案和系统规范/TRD等进行逐项评定。对于发现的重大问题，技术组填了30张表格交给美国空军，美国空军研究后，又与我方进行了3次技术谈判，所提的问题都得到处理后，双方签字，形成正式文件。

    经过评标，格鲁门公司中标并于1987年7月被选定为“八二工程”主承包商。

    制造与交付试飞样机

    按照合同要求，在主承包商确定之后，中方应于1988年底向美方交付两架改装用的试飞样机。根据1986年“八二工程”相关会议决定，赴美飞机的技术状态按零批状态加技术单。此后，中美双方曾就此事进行过协调。

    然而，由于技术状态的变化，601所最终发出了01、02架飞机有效技术单目录、随机设备工具和检测仪器目录等，并编写了飞行员改装讲义（中、英文版），以配合飞机的试飞。

    沈飞公司则于1986年在试制经费还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就将两架运美试飞样机投产。

    为将两架试飞样机按规定期限运抵美国，中美双方曾多次研究运输方案，经过权衡，决定采用空运方案。1989年1月20日，两架试飞样机连同后勤保障设备、备件和器材等由美国空军的C-5A运输机从沈飞公司直接运至美国格鲁门公司。安全抵达后，移交目录，飞机运往机库。紧接着，沈飞公司技术安装组开始清洗和装配飞机，并与格鲁门公司一起打开口盖，进行完整性检查，进行飞机校水平和称重，并于2月15日，由沈飞公司和格鲁门公司双方代表办理了两架飞机的临时交接手续。1989年2月28日，两架试飞样机正式移交给美国。

    第一支技术支援小组

    1987年7月，选定主承包商之后，标志着歼8Ⅱ飞机改装工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1987年12月9日，中方派往美国的第一支技术支援组（TST）抵达纽约长岛，李明任组长，技术支援组常驻格鲁门公司。执行“八二工程”任务，这是李明最长的一次驻美工作。技术支援组由国内相关研究所的技术人员组成，主要是配合格鲁门公司开展各阶段的工作，进行技术协调，同时也了解他们执行TRD和SOW的情况，1987年12月—1988年9月，前后历时10个月。

    格鲁门公司在中标之后，先派出了一个小组到沈飞公司考察歼8Ⅱ飞机的研制生产情况，同时，格鲁门公司开始为“八二工程”项目组建研发/改装团队。在这个团队中，除从公司各相应部门抽调了一些技术骨干外，其余工作人员由人力资源部对外招聘录用。

    “八二工程”开始实施后，格鲁门公司将位于纽约长岛的一个大机库改建成了一个专用的，相对独立，近似封闭的工作场所。改造后的机库分隔出了项目领导机关、各部门、中方技术支援组办公室等，此外还留出了供飞机停放与改装的场地。办公室经过装修，与目前流行的大办公室相仿，只是当时没有个人的计算机终端，但有中美双方共用的复印机房，配置了几台不同功能、规格的复印机。中方技术支援组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组长还配置了一个小办公室。

    格鲁门公司对“八二工程”项目团队的机构设置是典型的西方式项目管理模式，除项目经理、副经理和一名行政助理外，下面还设置了相应的专业/工作组。这些专业/工作组由合同、商务/财务管理、项目计划与控制、构型管理、采购；工程、器材管理、测试与评定、制造、质保；综合后勤保障等专业组成，上面用分号隔开的三部分表示分别履行管理、工程和售后服务3个方面的职能。

    让李明印象深刻的是，在这100来人的研发/改装工作团队中，从事综合后勤保障专业的人员数量与整个履行工程职能任务的人数相当，比工程专业的人数多得多。工程专业组只有20来人，却要负责整架飞机的改装设计、技术协调以及全部的发图工作，不像国内的研究所那样要分成许多专业。飞机的强度设计审查，只由一位资深的强度工程师和3~4名工作人员全权负责，测试与评定专业组包含了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AIL）等实验室的试验任务和试飞评定任务，其工作人员也只有一个主管加几个助手。

    经过工作中的交流与观察，李明认识到格鲁门公司是按照任务需要定职责，然后根据职责再定人，并且要求每个人高效率工作，这充分反映了他们追求高效率，当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人力资源成本比较高。

    虽然把综合后勤保障列为售后服务职能，其实，其工作内涵并不只是售后服务，而是囊括了“四性”，即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可测试性的研究、指标论证、相应的标准和规范贯彻等大量任务。对中国国内和李明本人来说，这是一个新领域，通过“八二工程”使李明深刻认识到了“四性”的重要性，这些工作不仅事关武器装备的使用效能和效率，对全寿命周期费用影响十分显著，而且是必须从型号设计一开始就要专门研究、规划与落实的。后来，李明回国后在所里成立了“四性”专业组、“四性”研究室，并逐渐发展成为综合后勤保障部，在“八二工程”中获得的认识和知识是主要推动力之一。

    第一支技术支援组在美国的工作，主要是参加了系统定义和全尺寸开发两个阶段，直至飞机改装前期的一些工作。

    在系统定义阶段，技术支援组主要承担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接口控制文件（ICD）的编制工作，凡是与综合火控系统有接口关系的专业，都要按美方规定的格式提供ICD，而这是需要与格鲁门公司各个系统进行大量协调与多次修订才能完成的。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参加AFSC项目办主持召开的系统定义阶段的各种评审会。格鲁门公司的研发/改装团队，编制的整个综合火控系统及其每一项设备的技术规范以及座舱布置改装原则、驾驶员操作程序（POP）、逻辑设计概要、系统的软件需求初步说明等，都要逐一进行评审。

    这样的评审，美国空军各相关司令部要派人参加。而中方国内派出参加评审会的人员、驻AFSC的联络办公室代表、驻长岛技术协调组代表以及TST代表都以观察员或美国空军技术顾问身份参加会议。主要评审承包商的方案和技术规范是否符合合同的相关要求，如有遗漏或疑义，可在会上提出质询，格鲁门公司的项目组给予解答或说明。如认为解答或说明不完全符合要求，可通过填写行动项目表（ActionItemList，AIL）提出，限期由承包商的项目组答复，直至归零。技术支援组的人员参加了各相关专业的评审，而李明则参加了所有的评审会。对他这个有心人来说，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因为，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看，系统定义阶段的工作内容，实质上就是对综合火控系统进行顶层设计。格鲁门公司为系统中每项设备都制订了技术规范，涵盖了该设备的功能、性能、组成、接口关系、可靠性、维修性、可测试性、保障性、安全性、质量保证等一系列详细要求，也明确了要进行的一系列验证试验工作要求和应遵循的美军用规范与标准等，从而建立起整个综合火控系统的规范树。同时，格鲁门公司对综合火控系统的驾驶员操作程序、接口控制文件、系统软件的开发计划和初步概要设计、计划开展的系统级试验项目与主要内容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因此，由于参加了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项目办公室组织进行的系统定义阶段的各种技术评审会，使李明清楚地知道了格鲁门公司为歼8Ⅱ飞机改装的综合火控系统是一套以F-16A/B型飞机的综合航电系统为基础，针对中方要求作适配性改进而成的系统，技术基础是现实的、牢靠的。同时，也使他对综合火控系统的顶层设计技术文件的组成和主要内容，以及顶层设计方法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而且，评审中，美国空军各个司令部的参会人员，对各自负责的部分表达的关注，所提出的问题或提出的行动项目表，都能引起李明的思考。所有这些，都对掌握综合航电系统的顶层设计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系统定义阶段结束之后，在保留一定数量的行动项目表的条件下，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项目办同意格鲁门公司按计划转入全尺寸发展阶段。根据合同规定，项目全尺寸发展阶段包括设计、研发、零部件制造、试验机改装、系统综合鉴定试验、预生产改装与试飞、武器综合和第Ⅴ类改装的准备等工作。由此可见这一阶段任务之繁多，并且分为国内与国外两条战线进行。

    在全尺寸发展阶段，李明先是带领技术支援组在国外工作，1988年9月回国后，他继续在国内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在带领技术支援组驻美工作期间，李明先后参加了系统的初步设计评审和关键设计评审（CDR），其中包括去巴尔的摩的西屋（WestHouse）公司，对APG-66雷达进行关键设计评审等。除参加各种评审会外，还要针对大量的技术协调工作开展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最后以接口备忘录（IFM）的形式记载下来。接口备忘录是技术支援组与格鲁门公司在技术合作中的主要技术文件，所有技术问题和资料需求与提供、会议协调结论、文件更改以及通知等都用接口备忘录形式发出。对于接口备忘录，双方必须有问必答，且每个月底清理一次，下月初发出状况报告，列出尚未答复和答复后未满足要求的文件。

    比如，当时在综合火控系统的任务计算机中，需编写发射中方霹雳5、霹雳8和霹雳4空空导弹的火控软件，格鲁门公司要求中方提供这些导弹的发射包线（MLE）。当时了解到，格鲁门公司的工程小组中并没有专门处理导弹发射包线的技术人员，经过讨论，格鲁门公司请了相关部门的专家来作讲座，讲到将按失机概率15%和出界概率15%来处理导弹发射包线的原则，于是技术支援组就通知国内相关研究所进行建模与提供相关结果。当时国内霹雳8导弹的雷达随动功能尚未开发，经与国内商量并做好技术准备后，要求美方在“八二工程”中实现雷达随动功能。此外，霹雳4导弹因涉及三国（中、美、意）四方（美方的格鲁门公司和西屋公司、中方的航天和航空两方），前后进行了多次技术协调，直到将三国四方的技术人员都集中到长岛进行具体技术协调后，各方的职责和应提供的资料以及建模计算工作才得以落实与执行。

    又如，歼8Ⅱ飞机设计时，飞机的环境技术条件是成品研制协议的顶层文件之一，该文件主要是依据国家军用标准（简称国军标）及歼8飞机的试飞测试结果编制的。但是文件提供给对方后，格鲁门公司认为该文件太笼统，没有给出飞机各舱段的实测环境数据，尤其是安装综合火控系统设备舱段的振动环境和炮振环境。李明觉得，格鲁门公司的意见对促进飞机的环境试飞测试是有好处的，于是就与国内相关单位联系，要求加以研究。之后，601所和试飞院两次派人到长岛同美方研讨，就试飞测试数据处理方法达成了共识，并提供了相应测试结果。

    据统计，第一批技术支援组在驻美工作期间，先后收到格鲁门公司发出的GASD-IFM共745份，技术支援组发出PRC-IFM共758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技术协调工作量之大。

    按照格鲁门公司制订的计划，项目进入全尺寸发展阶段后，要完成的试验与鉴定任务包括软件测试、产品合格性试验、产品接收试验、产品环境合格性试验、试飞地面保障设备组建、电磁兼容性/电磁干扰（EMC/EMI）试验、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试验、功能开发试验台试验、全机地面通电试验、环控系统试验、电源系统地面试验等。原则上，凡与改装的综合火控系统有关的中方设备，都要参加试验。上述这些试验，在国内已经完成的，要把试验结果提供给格鲁门公司，其余的由格鲁门公司自己完成。其实，上面这些试验，当时大多数在国内都做了，但有的做得并不严格，如产品的EMC/EMI试验，于是，技术支援组要求国内尽量创造条件开展试验，最终国内选了几十项产品做了EMC/EMI测试，并向格鲁门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检测结果报告。至于全机的EMC/EMI试验，当时国内没有能做全机试验的微波暗室，因此，格鲁门公司利用已经运抵美国的歼8Ⅱ样机，在其全机电磁兼容性试验的屏蔽暗室内进行了摸底试验，这是中国飞机首次在屏蔽暗室进行系统级试验。

    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试验是综合火控系统研制过程中的一项重大试验任务，试验目的是对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综合、总线通信、全系统综合集成以及驾驶员操作程序设计的正确性进行检查和测试。

    在“八二工程”项目之前，601所并没有这样的实验室，但是为了掌握航空电子系统的综合试验技术，也为了支持后续48架飞机在国内的研制生产，601所借“八二工程”这个契机申请并经上级机关批准，在601所进行了若干技术改造项目，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建立一个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

    当时601所筹建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是韩金昌，虽然他比较爱钻研，但是毕竟没有接触过实际的综合火控系统，对要建立的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能否满足今后的试验要求，感到心中没底。于是，他托人带信，请求李明帮他收集美方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的相关资料并指导所内实验室的组建工作。虽然中方派有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技术支援组，负责试验时对中方设备的操作、维护和排故，他们在工作中能够了解一些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的情况，但非常有限。如果601所不能建成自己的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航空电子综合试验手段就上不去，不但会影响到以后48架飞机在国内的研制生产，还会影响到我们对美国的技术能否真正吃透，进而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出配备先进综合航电系统的新型战斗机。李明作为第一批技术支援组组长，在参与评审的过程中，对格鲁门公司用于该项目的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的组建情况，承担的任务，所用到的试验设备等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李明还有机会评审了格鲁门公司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的试验大纲和试验方法，并参观了该公司所建成的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与试验主管柯曼第先生进行了多次交流。李明将了解和掌握的资料及时同韩金昌沟通，对601所建造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技术支持。正是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了“八三工程”及后续多项预研和型号任务的重要实验室。在相继进行了多次升级和技术改造之后，实验室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只有十几个人的技术支援组来讲，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要完成如此繁多的技术协调任务，除每个人的技术积累外，真正的技术大本营还是国内的各相关研究所，尤其是601所。不过，由于条件限制，当时技术支援组与国内相关研究所之间的联络方式非常单一，也比较落后。开始时，技术支援组尽量用所带的图样资料回复对方的问题，而凡需国内研究所研究之后方可答复的问题，则全组集中到一起，通过联络办公室和驻长岛技术协调组安排国内来往人员捎带，这种方式的工作效率非常低。后来李明发现，技术支援组组长的办公室安装的电话是可以打国际长途的，这也使得同国内的联系和沟通便利了许多。考虑到美国与中国的时差，李明同所里的黄昌默副总师约定，每周至少一次，晚上到办公室接美国的电话，并制订了所总机值守人员在该时段不得离岗这一制度。久而久之，这样每周通电话研究问题的习惯竟然成了一项制度，之后的几位技术支援组组长也延续了这样的工作方式。

    刚到美国的时候，“八二工程”项目联络办公室和驻长岛的技术协调组为李明他们联系了一个住处。住了没多久，技术支援组的同志们都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做饭的厨房不太方便。沈飞公司的张德惠在运送招标样机时认识了美籍华人刘穗馨。刘穗馨是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的，他有一个哥哥在大陆。刘先生承担了安顿技术支援组的任务，对他来说这也会为他提供一份不错的收入，算是双方共赢的事情。

    就当时各个驻美工作组来讲，技术支援组的生活待遇是最低的，其他上级机关派出的代表要么租住大房子，要么买了房子，还配有车，技术支援组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不过全组都以工作为重，毫无怨言。在刘穗馨（大家都称他刘老板）的帮助下，技术支援组所有成员分住两地，4个人住在刘穗馨家，其余住在他租的另一个单元楼里，好在两个住处都在纽约皇后区，相距不太远。租来的房子也没有重新装修，显得有点儿旧，条件也一般。

    在技术支援组的同志们看来，住在刘老板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既省钱又方便。一方面，住处可以自己做饭，这样组里的成员每个人上班时就带盒饭，中午用微波炉热一下就当午饭了；另一方面就是有“免费”班车，刘老板每天都开车接送大家上下班，从住处到格鲁门公司位于长岛的办公室车时大约40分钟，偶尔堵车时间会长一些，即便如此，组里的同志基本没有迟到过。

    每到周末，刘老板就在接大家回家途中让大家结伴去逛超市，其实就是去采购下一周的食物。当时常去的是一个叫WestBeaf的超市，这个超市面向的顾客大多都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美国做事的人，其食物品种很多，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很受大家的欢迎。只是没有水产品，采购时，同志们按照来之前商量好的分工，有人买蔬菜水果，有人选肉类禽蛋，有人买面包、牛奶、果酱。这样一周的食品就采购回来了，组内的贾鑫是回民，还得有所照顾。牛奶、面包和果酱主要用于早餐，比较方便省时。

    刚搬到新住处时，每天下班之后大家都会一起做饭，倒也显得热闹。后来改为轮流值日，每天留一人在家做饭，既保证了大家的正常饮食，又可以使大家集中精力工作。

    由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到美国，对美国既陌生又好奇，因此每逢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技术支援组的同志们都会集体出行，除了前往曼哈顿、时代广场等繁华商业街区参观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纽约的博物馆。

    第一批技术支援组到达美国两个多月后，迎来了1988年的春节，这也是技术支援组全体成员第一次在美国过春节。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目中，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举家团聚欢庆的日子。随着春节的临近，技术支援组的同志面对紧迫的工作任务，仍然像平日一样正常工作。格鲁门公司非常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专门为在这里工作的中方人员放了假。放假之后，刘老板组织技术支援组的同志们去了大西洋城，第一次见识了有名的赌城。澳门现在也是个赌城，但李明小时候在澳门生活时，却从未听说过，也未看到过现在澳门赌城的面貌。为了排解大家的思乡之情，刘老板还开车带技术支援组全体成员去华盛顿游玩。大家带着干粮，在华盛顿参观了总统纪念堂，还参观了白宫、国会山和华盛顿宇航博物馆，一天之内走了不少地方。

    参观大西洋赌城

    在当时的格鲁门公司对外联络部中，有一位来自广东的美籍华人保延昭先生，他与联络办公室及驻纽约长岛中方技术协调组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还多次到技术支援组的住处看望李明和同事们。有一次，他到技术支援组住处时，谈话中提到纽约曼哈顿有一个航母博物馆，可以带技术支援组人员去参观。这个航母博物馆是由一艘美国海军退役的航母改建而成的，格鲁门公司一直都是美国海军最主要的舰载机供应商，所以保先生与该博物馆的关系不错。大家到了之后，保先生出示了格鲁门公司的工作证，就全免票进入。对技术支援组的所有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航母，他们参观了航母里布置的各种展室，还在“登月舱”前合影留念。

    中、美之间关于“八二工程”的最高层协调工作会议是每半年召开一次的安全援助管理会议（SAMR），先后共举行了4次，在中、美方轮流举行。

    第一次安全援助管理会议即SAMRⅠ是1987年10月在沈阳举行的，这是中、美双方工程启动性质的会议。SAMRⅡ于1988年4月在美国夏威夷举行；SAMRⅢ则在中国杭州召开；而1989年4月召开的SAMRⅣ安排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宇航发射基地，即举世闻名的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发射场。

    SAMR会议一方面是协调与安排工程各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双方领导加强交流的一个机会，双方都会利用会议展示各自的文化与历史。SAMRⅡ会议是在夏威夷举行的，夏威夷位于太平洋中央，空中鸟瞰就像是大洋中的一串珍珠，常年平均气温26℃，变化幅度很小，这里既是旅游胜地，也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支撑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点燃太平洋战火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几十年之后，这里的战事纪念馆向游人开放，清澈的海水下，沉没的美国军舰仍清晰可见，一面大墙上，镌刻着战死者的姓名。据陪同中方人员参观的一位美军中校韩宁（中文名）讲，当时日军的作战目标主要针对太平洋舰队的舰只，并没有对港口内的舰船维修加工能力等基础设施造成多大破坏，所以在美国本土大后方的支持下，利用已有的修造能力很快就将受损舰船修复，再次形成强大战斗力，这超出了日本的想象。韩宁还邀请大家到他家做客，他的家在山上的别墅群中，夫人是解放前东北师范大学校长的女儿。别墅的大厅中，挂着一幅中国著名画家刘海粟赠给他们夫妇的题字。韩宁的汉语水平不错，这与他夫人的直接帮助有关。不过，他还告诉李明，美国军方对有各种民族语言能力的军人都比较重视，如汉语等，每年还有考级制度，在薪金中有专门的外语级别津贴。

    SAMRⅢ会议是在中国杭州召开的，会议结束后，为了尽地主之谊，中方决定邀请美方代表去西安参观兵马俑。然而飞机从杭州起飞到达南京之后由于天气原因，双方代表在南京等了很久，直到当天15时多才起飞去西安。到了西安之后，直接从机场坐车去参观兵马俑，整个行程时间都很紧张，急匆匆的，但总算尽了一份心意。

    举行SAMRⅣ会议的空军基地毗邻卡纳维拉尔角的航天发射场。会议结束后，美方邀请中方代表参观了航天发射场，这次参观给李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很清楚，当时美国的航天发射部门为将总装后的运载火箭运送到发射塔，专门设计了火箭垂直运输车，还专门修了一条十分平整的铺满小石子的“沙路”，这种垂直运输方式后来也为其他国家所采用。在发射场附近的奥兰多，有一个迪斯尼乐园，很多美国家长带孩子来这里时，也会顺便参观航天发射场，不得不佩服美国人在商业和科普结合上的精明。多年之后，提起当时的事情，李明仍会不住地感慨。在举行SAMR会议的过程中，中方展示的是文化和久远的历史古迹，而美国的历史才200年，却向人们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创伤和最为先进的航空与航天高技术。

    1988年9月，第一批技术支援组圆满完成任务，李明和同组的同志回到国内，601所解思适所长接替李明担任第二批技术支援组组长。

    当时，项目全尺寸发展阶段已进行到最后关头，两架样机在改装，电缆敷设与试飞测试线路敷设等同步进行。样机改装的过程中，样机首飞也开始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美国方面为“八二工程”指派的首席试飞员是一位空军中校，名叫斯图华德。

    按照美国战斗机的研制程序，试飞员从一开始就要介入，所以斯图华德介入“八二工程”比较早，并出席了多次关于飞机改装的评审会。在这期间，他对中方提供的歼8Ⅱ飞行员手册不是很满意，格鲁门公司的试飞主管威逊纳在得知情况后，也一再提出，希望中方编写一本更详细的飞行员手册。在得知美方反映的情况后，李明要求601所编辑组，按美国飞机飞行员手册的格式和内容要求编写歼8Ⅱ飞行员手册。编好译好后发给了格鲁门公司，试飞主管和飞行员看后表示满意。

    合作戛然而止

    在国际政治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在“八二工程”中体现得很明显。

    就在“八二工程”进行到关键时刻，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了“6·4”事件。美国总统布什于1989年6月5日发表声明，暂停中美军事技术合作项目。随后美国空军单方面宣布中断合作，中方人员被迫当天撤离工作现场。但合作中断期间，格鲁门公司对飞机的改装工作并没有停止，只是由于没有中方的技术支援，改装中积压了不少问题无法解决。

    回顾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东欧剧变，苏联国内出现严重动荡，作为西方领袖的美国，借口人权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急切期待中国就此“变天”，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果断地平息了事件，美国无可奈何，就动用了“制裁”手段，首当其冲的就是“八二工程”这个中美之间最大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

    不过，美国当时并不是直接施加制裁手段来终止工程发展。在项目中断了3个月后，经中美双方高层协商，决定重新恢复工作。9月28日，中方留守人员又进入格鲁门公司现场，国内派出的第五批技术支援组于10月23日进入格鲁门公司继续工作，工程又有了很大进展。

    1989年10月30日—11月4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卢克（Luke）空军基地召开了项目管理评审（PMR）会议，作为恢复工作后的第一次高层管理会议，这次会议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安排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方面表示，由于工程暂停，整个工程的进度将拖后3~6个月，而且经费也需增加。当时，李明的脑海里闪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会后，美方开车送中方人员去参观科罗拉多大峡谷，但大家都没有心情，只在上面草草望了望，就回来了。

    关于经费的增加，美方后来的解释是，格鲁门公司曾与莫哈维试飞基地签有合同，租用机库和试飞支持设备，并且已预付款，但由于工程暂停，合同取消，而要恢复租借，须重新签订合同，而价格已大涨了，且其他供应商也有类似情况。1990年3月，美方提出需增加的经费超过两亿美元，试图要求由中方承担美方单方面中断合作造成的经济后果。对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做出决策，决定停止“八二工程”。4月下旬，中美高级代表就工程发展前途举行了谈判，并签署文件，决定终止工程发展，会议决定在中方已付款的基础上，完成飞机改装、地面试验，以及相关工作，直至经费用光。7月5日技术支援组人员全部撤回。

    “八二工程”结束时，两架试飞样机的改装工作已经基本结束，飞机状态基本完整，美方的第一套综合火控系统经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试验后，又转到功能开发试验台（FDTF）上进行试验，然后装在0102架飞机上在微波暗室进行了全机电磁兼容试验。第二套综合火控系统经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试验后，直接装在0101架飞机上，第三套设备原定经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试验后，运到莫哈维，装到航电试验机（AFTSF）上，但是由于工程终止而没有实施。

    已改装的两架试飞样机在格鲁门公司长岛贝斯佩奇（Beth-page）机场进行了开车与试车，并对已经安装的综合火控系统做了机内自测试，对电源系统（EPS）做了安装与导通检查，对环控系统做了安装与气密性检查等。试验表明，综合火控系统的功能基本齐全，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待处理，还有许多试验没有完成。

    1990年5月，空军“八二工程”办公室联合航空航天工业部及下属的有关厂所共15个单位召开会议，对“八二工程”做出了处理意见。结合当时的实际条件，要求国内立即停止试飞用的零备件、保障设备和工具的发运工作；停止48架飞机的生产准备工作和重量重心调整工作，以及两架改装样机的国内试飞准备工作等。“八二工程”正式成为了一段历史。

    主要收获

    后来美方将两架试飞样机和4套原型综合火控系统运回中方。但由于长期以来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的机制、体制，使得由我们自己完成后续工作并开展试飞研究的建议未能得到落实。不过，不少设备，如APG-66雷达、雷达罩的防雷击导流条的制造工艺、惯导设备的通风冷却、15千伏安交流电源控制器的电磁兼容性设计等，为国内相关研究单位的产品研制和技术攻关提供了借鉴。

    “八二工程”从酝酿到终止，历时10年，中方为此项目支付了2．057亿美元，这还未计入国内配套发生的费用，损失是相当大的，这是由世界范围的政治斗争造成的。抛开政治方面的因素，就个人而言，李明在参与“八二工程”的4年多时间里，收获还是很大的。

    首先，在项目终止时，李明认真回顾了所参加的工作并整理了获得的资料，除LOA，SOW，TRD，SSS等160多份正式文件外，还有一些从格鲁门公司要来的规范与标准，对这些文件资料都进行了认真消化，并多次参加了这些文件的技术评审，了解和掌握了综合火控系统的顶层设计技术、拓扑结构，通过多路总线进行数据通信，驾驶员操作程序（POP）的设计与实现，以及接口控制文件的编制等先进设计技术、设计过程和主要设计方法，也了解和掌握了各主要分系统的功能、性能和主要技术指标，成为以后开展自行设计研制时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其次，通过技术协调，对导弹发射包线的建模与计算方法和火控工作方式的拟合，综合火控系统的精度分配，误差源及量值分析，雷达/连续波照射器/中距拦射弹三者的兼容与各种指标的协调，雷达罩与雷达的一体化设计，通过雷达计算机对雷达罩瞄准误差的修正方法，以及敌我识别（IFF）系统与脉冲多普勒雷达的兼容等许多原先所知不多的知识、设计方法与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

    通过“八二工程”，设计人员对综合火控系统综合试验验证有了明确的认识，了解与掌握了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的基本组成、试验大纲、试验方法和试验步骤，并据此指导了国内航空电子综合实验室的建设。由于这次综合火控系统的改装涉及到对飞机原有的环控系统和交流电源系统的更改，也扩大了对这两个系统的知识面，特别是交流电源系统，采用数字控制器实现交—直—交的调制，原理上优于歼8Ⅱ装用的电磁恒装交流发电机，为国内航空机载电源研发开辟了一个新的技术领域。

    通过“八二工程”，对系统和分系统的电磁兼容性/电磁干扰试验以及飞机环境技术条件的技术协调，以李明为首的科研团队已认识到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既促进了国内相关军标的建设，也有力地促进了所内相关试验能力的建设，还促进了对飞机环境的试飞测试研究。

    前文中提到，在“八二工程”的综合后勤保障方面，当时美国已推进到全面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与保障设计研究，而国内以北航杨为民教授为首的团队也在积极开展研究并推动各飞机设计单位研究与应用。李明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这是未来飞机研制和设计的一个大趋势，所以回到所里之后，他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工作，并逐渐培养和建立起一支“四性”设计研究方面的队伍。

    美国人在设计和研制战斗机的时候，地面保障、试飞测试与试飞计划、试飞员等很早就介入研制过程，而当时中国国内不是这样。“八二工程”远在首飞前，有关飞机的测试改装、试飞方案、试飞数据采集与传输（从莫哈维经卫星通信回传到纽约长岛格鲁门公司）以及飞行员改装培训等早就做出了安排。相关人员也较早介入了解项目的设计、开发以及参加各种技术评审等，对促进国内提高试飞效率和试飞质量有借鉴意义。在此之前，在联邦德国MBB公司对歼8ACT验证机的评审中，李明对系统工程管理已有一定认识，而格鲁门公司娴熟的系统工程管理，使他在工程实践中有了更多的体会，有助于提高他的工程管理水平和能力。

    总之，李明参与“八二工程”的主要收获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为掌握综合航电系统的顶层设计和系统研制技术打下了坚实基础，基本具备了组织和主持开展综合航电系统研制的能力。二是通过“八二工程”直接了解和见识了飞机研制领域所反映的、所代表的美国各种先进技术，这些技术正是美国在第三代战斗机研制中普遍采用的，对改进和提高我国的设计技术和研究水平产生了重大促进作用。还有一个收获就是通过驻美工作，李明的英语听说能力提高了，原先他的英语能力只限于阅读，后来注意在写的方面锻炼与提高，但听说能力较差，在驻美工作环境和工作要求下，他被迫开口说英语，也就逐步有了一定适应工作的能力了。

    尽管“八二工程”由于政治原因终止了，但基于李明对综合航电系统设计技术的掌握，考虑到国内已在脉冲多普勒雷达和惯性导航系统预研攻关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873”预研又对综合航电系统的集成技术、总线通信技术取得突破，一股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与“八二工程”功能和性能相当，而任务可靠性还要优于它的综合火控系统的决心和勇气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后来的“八三工程”就给李明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实践机会。

    正是通过“八二工程”“八三工程”的历练，601所的综合航电系统研发队伍在李明的带领下快速成长起来，试验研究能力和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并最终在歼11系列飞机的研制中得以发扬光大！通过努力和实践，第三代战斗机的另一项关键技术又被李明带领的团队攻克和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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