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刺激性-从晚秋飞向盛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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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种肤色的学生占少数,他们对中国了解的不多,问题提得单纯,甚至在中国人听来是幼稚,一两句话就可以回答清楚。他们听完回答总是点点头,表示满意、谢谢。这时候站起来一位黄种肤色的“义士”,我用“义士”这两个字并不含挖苦的意思,他当时的表演实在是很侠义,那神态仿佛在说:“你们不行,提那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怎么能难住这两个中国作家?看我的!”于是,他摆出了最了解中国“内情”的架势,提出了一连串自认为是“最尖锐”的问题,十分自信地认为一下子就会把我们难住,看我们张口结舌,出尽洋相。其实他那些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仅不时髦,简直是老掉牙了,我据实介绍了情况,讲了我自己的观点。其他的学生都点头,那位“义士”很不甘心会有这种效果,眼看要自己下不来台,用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又开口了:“你们别来这一套,瞒不过我!”

    我笑了“我们这一套不想欺瞒任何人,请问你这是哪一套?”

    “我去年刚从大陆出来,大陆的情况我都清楚。”我心里一颤,为这个自作聪明的小伙子感到悲哀,只好说:“中国有句俗话,去年的皇历今年看不得了。”

    紧接着又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向张洁飞去。张洁讲的更真诚,更激动,没有回避我们面前的困难,讲了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也讲了我们的未来。讲到最后感情奔涌,化做热泪滚滚而下。全场为之一震。

    我坐在她的旁边,心里十分感动,这是多么宝贵的泪水,多么纯洁的泪水!这泪水体现了女作家的才气,把她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晶莹赤热的灵魂全托出来了。不知这些在美国大学的学生们对张洁的泪水作何感想?这泪水难道不能温热有些人的心,洗亮一点他们的眼睛吗?张洁为这次讲课做了最精采的结尾。

    无酒不相逢

    走出会场,林教授向我们表示歉意,认为那个学生的提问不礼貌,也不得体。我却哈哈一笑,表示应该感谢那个学生,因为我觉得这堂课对我来说也很有收获。我回国后也许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只是不理解那个学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这样干,出风头、表现自己?还是想迎合某种东西?岂不知这祥一闹反而逼得他的教授不得不为他向我们道歉。我心里隐隐有点舒服,也许应诙由我们向两位美囯教授道歉。

    这时有两个刚才听课的中囯留学生追上我们,一个叫苏炜,一个叫董阳声,他们也有些忿忿然,觉得都是中国人,何必要在这种场合给自己的同胞出难题,结果反倒把自己弄得很难堪!我不愿再提这件事,那个小伙子够可怜的了。便岔开话题,问起他们的留学生活。原来两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小董在上海复旦大学上学的时候曾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炮兵司令员的儿子》,当时在上海颇有影响。这样一耽搁,我们赶到招待会上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致辞”、“答辞”一类的程式已经过,光剩下喝酒聊天了。

    从美国各地专程来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代表也都到齐了,两国作家想必已经互相做过介绍了,三三,两两,或坐或立,谈得正热闹。我刚才讲话够多了,现在不想说话,只想喝点饮料,休息一下。和主人见过面,寒暄几句便来到客厅外面的花园里,绿荫下摆着几套白色桌椅,清静幽雅。我从侍者的托盘里挑了一杯冰镇苹果汁,正想找个座位坐下,有一位美国妇女向我示意,她身边正好有一个空位子,我表示了谢意,然后坐下去。

    “您是蒋子龙先生?这位是安妮蒂乐德。”一位华人学者自动充当了翻译。

    “噢,久仰!听说去年您到中国访问过了?”我嘴上说着客气话,脑子里飞快地映出以前看过的有关这位女作家的材料:可能是1945年出生,我记得最清楚,她是这次参加会议的美国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是中国团中年纪最轻的,这可真是碰巧了。

    安妮——蒂乐德是宾夕法尼亚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州的何林斯学院,在西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授过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曾是美以美教会大学“杰出的客座教授”。写过五本书,其中《丁克溪的朝圣者》一书为她赢得了荣誉,获1974年的普利衆奖。此外还接受了其他一些文学奖励,她好象同中国的许多女作家一样,也是文学上的幸运儿。

    “我不懂中文,只能读英译本,觉得《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是最好的作品……”安妮单刀直入谈到了我的作品,使我感到被动,因为她的著作目前还没有译成中文,我只看过一些内容提要,那不算阅读,无法对等的交换对彼此作品的看法,只能聆听她对我的批评。便说:

    “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的来信,很想听您对我的作品谈点具体的批评意见。”

    “《日记》的成功有三条,使我感受很深刻。一、人物是复杂的,不象有些中国作品里人物那祥简单;二、技法是现代的,节奏很快;三、语言简炼幽默。”她的神情是真诚的,也很会说话,这叫反话正说,此三条的对立面不正是我另一些作品里的不足吗?她不说出来,却让我想到了。

    没料到我和第一个相识的美国作家就这样以文学作桥梁,很快沟通了思想和感情,建立起友谊和信任。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作家,在文学上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谈得很愉快,安妮兴之所至当场用钢笔为我画了一张画。并告诉我,她学过美术,很想为我画张像,又怕画不象,于是画了一幅抽象画。我是看不懂她的画,她自己是不是能解释清楚那幅画的意境,我看也没有把握。

    我来不及再跟其他美国作家交谈,就不得不告辞出来,坐进汽车跟大家一起到一个剧作家家里去参加另一个筵会。

    还好,主入安排了一个接一个的酒会,主要目的并不是只为了塞饱两国作家的肚子,而是以吃为辅,以谈为主。以酒菜为媒介,便于感情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我和美国工人诗人加里——斯奈德几乎是一见如故,很容易就把双方感情的距离拉近了。这次我俩的交谈却不是从文学开始,而是从各自的生活经历谈起。“工人诗人”是他自称的,而且强调自己当过伐木工、护林员、油船水手、电焊工等,现在是个农民。是“体格强壮的流浪汉”和“能够吃苦耐劳的无产者”。在这样的场合,周围是这样一群人,他用庄重的口吻这样介绍自己,使我感到惊奇和钦佩。他甚至指着剧作家豪华的客厅、丰富的饭菜幽默地对我说:“这一切都应诙是我的,不知为什么被他们抢来了。他们是吸血鬼,资本家。”

    美国文学院院长、这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主席诺曼卡曾斯似乎猜到了斯奈德的心思,对大家说:“请中国朋友不要误会,你们今天看到的不是典型的美国家庭。”大家笑了。

    加里斯奈德于1951年在里德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还曾到印第安人部落里生活了几个月,他在精神上体验到一种需要要把生活中美好、超然、粗野和丰富的精力加以神化。这成了他创作诗歌的一个动机。他先后出版过八部诗集,多是描写美国西部风景,让自己返回自然,寻找超世的经验。

    “我的诗为人民服务,为被压迫的生物服务,甚至为非人的生活服务。”他这样对我说。

    他对东方的事物兴趣很大,曾将中国的诗篇和日本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还是大乘——金刚乘口传教义的佛教徒,他到过印度,在日本生活了12年和日本作家共同研究中国文化,1968年,和一个日本女子结婚,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又迁回美国。他丰富多彩的背景和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反复表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非常想到中国去,却一直未能去成。

    我深为他惋惜,随口而答:“这太遗憾了!”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轻轻地拉我衣袖,回头一看是我的一位女同胞,她善意地小声提醒我:“什么事呀,你竟用‘遗憾,这个词儿,在外交场合这是表示一种抗议……”

    真叫我哭笑不得,只好轻声对她说:“这不是外交谈判,这是作家交谈,我有自己的头脑和嘴,请你好好照顾自己吧。”

    我感到兴趣索然,决定回国后一定要写那篇文章一一《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

    饭后主人弹起了钢琴,有人随着音拍敲响了手鼓,摇起了碰铃,其他美国作家又唱又跳。他们热闹一番之后要求中国作家唱歌,作家应该多才多艺,我知道冯牧唱程派青衣那是很有功夫的。只是没有京胡伴凑,不知他怎样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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