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刺激性-从晚秋飞向盛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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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半天没人开口,刚才还是十分热闹的客厅里立刻变得气氛尴尬。我们出国前做了很多准备,就是没有准备到美国来还会叫我们唱歌。我在代表团里是最小的一个作家,正好可以躲在后边不吭声,叫他们大将在前边顶吧。

    美国朋友一再鼓掌,沉默的越久我们的处境越狼狈,大将们你看我,我推你。我心想:坏了,自己不应往后躲,大将们应该去打“大仗”,这种唱歌跳舞的事理应由我这个小兵出头。于是我站出去唱了一首山西民歌:

    人人呀都说我们两个好,阿弥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去找你,你不在,你妈妈说你去挖苦菜;第二次去找你,你又不在,你们家的大黄狗咬了我的裤腰带;第三次去找你,你还不在,你妈妈打了我两锅盖;第四次去找你,你老不在,你妈妈说你进了棺材。

    懂中文的朋友哈哈一笑,总箅圆了这个场。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安妮——蒂乐德要我教她唱中国民歌,她的语言我不懂,我的语言她不懂,这可难住了我。好在这时候汽车里响起了轻轻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可能是谢恒(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领事)、聂华苓、张洁、梅缵月几位女士在唱,给我解了围。

    卡曾斯先生和他的伙伴们

    上午9点半钟,30多年来第一次正式的中美作家会议就算开场了。会场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的礼堂里,10名中国作家(一名翻译和一名秘书包括在内,再加上先到美国的陈白尘和刘宾雁)和10名美国作家交叉在台上坐成一个半圆形,冯牧和美方主席诺曼卡曾斯坐在这个半圆的中间,象水泊梁山排座次一样,各率领一队人马。舞台的右后角放着一张长条桌,坐着列席代表:聂华苓、罗伯特李思——加大洛杉矶校文学院长、林培瑞——加大洛杉矶校教授;舞台的左后角也放着一张长条桌,坐着列席代表李欧凡、陈若曦。舞台下面的座位是旁听席,来旁昕的人不是很多。一开始我曾为这一点感到奇怪,中美作家会议筹备了近两年的时间,曾几起几落,引起了中外很多人的关注,为什么来听会的人反而不踊跃呢。几天后在一次酒会上《美洲华侨日报》记者李惠英,当众揭开了这个秘密。她是托朋友走后门才得以到会旁听的。

    据她讲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几乎没有发旁听证,许多报纸的记者和关心这次会议的人,都不得其门而入。卡曾斯为什么要对外封锁消息呢?是想独占新闻,还是另有其他想法?这些都是后话,还是回到中美作家会议的会场上来。在礼堂二楼正对着舞台的同声翻译室里坐着一男一女两翻译,男的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曾宪斌,身体肥胖,脾气随和,好好先生,更象买卖人。女的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名叫余珍珠,和梅缵月是同学。但未取得博士学位,仍在做研究生,有时在联合国当当翻译。其人也象珍珠,小巧玲珑,浑身冒精气。但不失分寸,不妖不媚,圆熟练达,象她这样名符其人的真少见。口齿流利,不论英翻中,还是中译英,都极棒,无可挑剔。叫她一比,本来翻译水平也’相当高的曾宪斌则显得笨拙、口齿不清、声音沙哑。而且常常卡壳,颇有些狼狈。代表们不批评曾教授,却一窝蜂地夸奖余珍珠,这就愈发使人感到尴尬。到处是竞争,水平相当,则女人沾光,更不要说在实际上还略胜一筹的女人啦。

    卡曾斯主持第一天的会议,总的议题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家对人类所能起的贡献”。他要求每个作家先用最简短的语言介绍一下自己的生平和文学生涯,以及对这次会议的希望。“简练是天才的姐妹”,又要有内容,有个性,精采引人,舞台变成了擂台,这是当面考验每个作家的才气。而且关于每一个人的基本情况都知道一些,说套话,重复大家都知道的材料有什么意思?又要介绍自己,又不能有丝毫的自我吹嘘;在这样的场合又不适于故作谦虚,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怎样讲得分寸得体,幽默含蓄,机智风趣,这真得动用作家善于表达的全部艺术技巧和智慧。

    我的位子不在最前,也不在最后,一时半会儿轮不上我,正好可以从容地观察这些堪称中国和美国的一流作家们。如果能抓住他们性格中某一点真实而突出的地方,也不枉在这儿陪坐一场。然而,有近半数的发言令人失望,不是空洞无味、泛泛官话,就是没有惊人之处、缺乏才智。连卡曾斯其人都令我费解,他的发言平淡无奇。可以说他认真地介绍了自己,也可以说他什么都没讲。他是绕圈子的能手,有绅士风度,从容不迫,温文尔雅,语不惊人,却并不软弱。70岁高龄,动作敏捷,眼睛里常含一种善于知人的笑意,不缺乏灵活性和幽默感。

    我们到达洛杉矶的当天晚上,卡曾斯和夫人陪同我们吃晚饭。他的夫人和我坐在一桌,是个极普通的老太太,性情温和,喜欢交谈,显得善良。坐在另一桌的卡曾斯却不时倾听我们的谈话,用目光照顾着自己的太太,我便感到这位先生的精明了。我们的团长冯牧是尽人皆知的文艺批评家,美方的这位团长身上有多少文学色彩呢?他一方面曾担任过35年《星期六评论》杂志的主编,一直是普利策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主席,被作家和记者协会命名为1980年度优秀作家;另一方面,他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医学院的兼任教授,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特别顾问小组的成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还是美国的世界联邦制拥护者协会的主席,作为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及约翰逊总统的私人使者在国外执行过外交使命。出版过15本著作,其中多是医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方面的书,获得过联合国和平奖、美国和平奖等多种奖励。他有这样复杂的背景,其人还能简单得了吗!?

    比较起来,卡曾斯的那些伙伴则表现出了更多的作家的气质。而作家总是有其单纯的一面。

    女作家格雷,5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又高又瘦,满脸褶纹,不停地吸烟。安妮也吸烟,另外八个美国男作家倒不吸烟。美国女人吸烟比男人多而凶。

    “……我曾召集鲸鱼开音乐会,为鲸鱼作曲,给它们朗诵诗歌。听到乐声,加利福尼亚州的灰鲸鱼果然都游来了广斯奈德妙语惊人。

    “我爱男人不爱女人,诗人的语言不应该分为公开的话和私下的话。我有25年没打领带了,为了参加这次美中作家会议,我认真地打上了领带……”艾伦,金斯伯格就坐在我的右边,他的率直使我惊奇,令我感动。

    在所有参加会议者中间,金斯伯格的相貌最容易辨认,最容易记住。他只有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肿,大脑袋。虽然刚56岁,头顶已光秃秃,周围长着一圈儿灰白色的乱发,下巴上的胡子象一团杂草。眼睛大而明亮,象年轻人的眸子,常常用凝聚的目光看人,带有一点轻微的神经质。但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会是个同性恋者,更想不到他会在自己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明白无误地介绍自己的这种“业余爱好”。我专注地望着他,一边听他发言,一边拿他的话和他那不平常的经历对号……我太专心了,忘记了金斯伯格讲完就该轮上我了,我临时想了几句,大意是: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文学的长途跋涉,文学的考察,文学的旅行。

    “我出生在林冲发配的地方,是农民的儿子,以后却偏偏爱上了工厂。既然爱上工厂,喜欢搞技术,就应该去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鬼差神使却偏偏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路。每个人的简历可以介绍清楚,就象在飞机上填写入境卡片一样简单。但命运是无法说清的,尤其是由一连串的误会和偶然的事件组成的。

    “我在中国作家代表团里是年纪最小、对文学的贡献最小的一个,因此这次访问美国除参加会议之外,个人的心愿也最小:一、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热情的来信,我想看看这些可爱的读者生活的地方;二、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美国的自由神雕像锈蚀严重,倘不进行大修很可能要倒掉,目前正筹集款项。我想趁它没倒之前,看一眼这个为世人所瞩目的自由神。

    “感谢主人的盛情,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晚上,卡曾斯在家里宴请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客人们酒足饭饱之后免不了又来一阵文艺节目,文学院长李思领来了夫人、女儿、儿子,为大家开了一个短小的家庭音乐会,演唱了美国传统的民歌。然后金斯伯格打开了一个自己带来的红布包,里面是一个小风琴,比手风琴更小更简单,只有七个音键,象小孩玩具。他自拉自唱起来。

    用中国一句不大好听的话来形容,他的嗓子象“破锣”。但是粗嘎洪亮,他摇头晃脑,唱着牛仔们喜欢唱的歌曲,很是自得其乐。有些歌曲还使大家跟着他一块唱起。

    晚会散了以后,我试弹了金斯伯格的风琴。更重要的是我对这位诗人本身发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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