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名分资源之争
如果人们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处于不对等的地位，那么对这种信息资源的占有便不同，从而形成一种地位的区别。反过来，如果人们处于不同的地位，那么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信息资源的掌握和控制的程度。然而当对信息的掌握已经能够达到垄断的状态时，就会出现对信息的解释权的争夺。
谣言孕育的土壤
什么样的时代最容易产生谣言和政治预言？黑暗的时代。那么，为什么黑暗的时代最容易孕育出谣言和政治预言？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各种政治预测，或者是一种模糊的想法，或者是明确的意向，这种政治预言，往往十分具有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状不满，想要摆脱黑暗统治下的悲惨生活，因而有时会通过口耳相传，把一些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传”成了谣言。
谣言往往诞生在黑暗时代，诞生在人民急于把谣言和口号变为现实的年代。就在号称“三十余年，风行万里”的隋朝，那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在位时期，产生了很多的谣言与政治预言，这一切，都是隋炀帝的政治措施带来的。
隋炀帝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浩大工程，让百姓不堪重负，百姓们因为服徭役，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耕种自家的田地。因为工期紧张，劳动繁重，很多民夫都死在施工之中，隋朝大地一时出现了无数的孤儿寡妇。
杨广认为西京长安有些旧了，住起来不够气派，于是派尚书左仆射、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数百万人参加劳役。又征集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花草禽兽，充实御苑。此时隋朝经文帝统治二十多年，国家富庶，有此经济基础，杨广决心要将东京的宫室苑囿，修建得比长安更富丽壮观。不出三月，一座新兴城市、繁华帝都在洛水之滨拔地而起。杨广强行命令迁徙洛州及周围诸州商贾居民数万户充实东都，自己则带领萧后与众嫔妃，迁居显仁宫。
早在营建东都的同时，杨广就决定，要修一条沟通南北的水路，可以由水路从东都直达扬州江都。于是，杨广命尚书右丞皇甫仪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夫，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改造在春秋年间吴王夫差时所沟通江淮的邗沟。这样，一条连接东都和江都，贯通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河流的通济渠修成了。加上文帝时代即已修成的沟通东西两京、连接渭水和黄河的永通渠，从西京长安至扬州江都的水路俱已沟通。大业四年（608年），杨广又征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全长两千余里，沟通黄河以北诸水系，向北直达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年），杨广又命人开凿江南河，北起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利用六朝以来开凿的旧运渠，加以疏导拓宽，沟通长江与钱塘江。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征发黄河以北十余郡民工开太行山路，修通洛阳直达太原郡晋阳城的驰道，又修筑一条自陕西榆林到蓟州（今北京附近）的御道，长四千里，宽一百步。又征发男丁上百万修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今内蒙古境内），要求二十天完工。
在这样的情况下，隋炀帝依然不知道体恤民情，反而到处游历，显示自己作为皇帝的排场和权威。他还四处炫耀武力，让边疆各族向自己臣服。但是，在攻打高丽的时候，由于军事计划受挫，隋炀帝一再加码，把隋王朝推到了悬崖边上。
隋文帝建国之时，曾经封高丽王为辽东公，高丽国王上表谢恩，并恳请封自己为王。隋文帝就册封他为王。高丽王在封王的第二年就率兵侵扰辽西，隋文帝大怒之下派兵攻打高丽，大军打到辽河沿线，高丽国王觉得自己不是隋朝的对手，马上派使者前去谢罪，还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高丽王名元）。因为有过隋文帝时期的胜利，所以隋炀帝觉得他即位之后，高丽自然也应该服服帖帖。于是，他派使者要求高丽国王到隋朝都城觐见。高丽国王十分恐惧，不知道这位新皇帝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便没有前来，让隋炀帝十分恼怒。
这个时候，隋炀帝身边的大臣裴矩发表意见，说高丽在商朝的时候就是中国领土，现在居然不臣服，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隋炀帝对裴矩的话十分赞同，于是下诏书要征讨高丽，命令民夫在东莱海边造船，民夫们日夜在水中造船，腰部以下都生满了蛆虫，死掉了三分之一。同时，隋炀帝还征发壮年男子入伍，并且要求各地供应军粮、铠甲、兵器，百姓难以承担这种苛政，人们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这种情况下，人民盼望着隋炀帝的昏暗统治早日结束，再回到以前那种生活富足、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之中。于是，政治预言出现了，人们对隋朝灭亡的猜测也出现了，人心惶惶，纷纷说着这件事情。
在攻打高丽的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因为劳动力不够，无法保证耕种，同时再加上官府的威逼，人民的生活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于是，第一批揭竿而起的人开始打出明确的政治口号，邹平人王薄、清河人窦建德等发动了起义，从此以后，一时间起义在各地爆发，无法胜数。
王薄还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作为一个政治歌谣，来号召百姓起义。这首歌十分直白，全是民间俚语，十分具有鼓动性：
“长白山前知事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白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歌一问世，马上受到那些不愿意接受征召的百姓的拥护，他们纷纷加入起义军队，并且制造出更多的政治歌谣、谣言和预言，来打击隋朝的统治，讲出自己的政治愿望和要求。
舆论增值
从历史上来看，即便是再玄妙、再离奇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十分简单而且十分容易理解的动因。同样，即便是再巧妙、再古怪的政治预言，背后都有一个十分简单的目的。
那些有利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舆论，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比如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装狐狸叫声，王莽伪造天命之类的东西。但是，有些信息则是民间产生的，当时只是民众们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可是，只要有人对这种信息进行整理和“有意”的解读，那么这些原来处于中性的信息，就会变为有利于某一方的舆论。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舆论的增值，就是从原本不具有特定意义的信息中生发出具有政治作用的内容。
隋朝末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谶语广为流传，而当时十分有势力的李密、李渊、李轨等人都先后用这个谶语来号召民众追随自己。到底这条谶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为什么“李氏”在人们心中可以作为取代杨氏的人物？其合理的根据何在？
这条政治预言的出现，据说是和隋炀帝所做的一个梦有关。隋炀帝杨广营建几大工程之后，志得意满，正一心醉享太平。忽然，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洪水滔天，淹没都城长安，冲毁殿宇屋舍，只有城头的三棵李树傲然挺立，安然无恙，而且这三棵李树还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杨广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他急召术士解梦。一个叫做安伽陀的术士听他把梦中情景讲述之后，先求杨广恕罪，然后才神秘兮兮地说：“洪水淹没京师，是不吉之象，预兆皇室即将有难。城头三棵李树硕果累累，挺立不倒，预示将有李姓之人取代杨氏而占据天下。陛下是否听说过，最近市井流传着歌谣，‘杨花飞尽李花飞’，又有一首童谣说，‘李子结实并天下，杨主虚花无根基’，这都是李氏将兴的谶语，不可不防。”
这个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其实，隋炀帝做梦的事情，很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术士安伽陀。他引用了两首当时的政治预言歌谣，并且认为这就是李氏将要取代杨氏的象征。而“杨花飞尽李花飞”，本身既可以当做是景色的描写，又可以当做是对掌权者的预言。所谓“李子结实并天下，杨主虚花无根基”则是比较明确的政治预言，但有趣的是，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政治预言中，并没有“李子结实并天下”这一首。
那么，安伽陀的这番分析，又是有什么目的呢？
安伽陀在讲述了李氏对隋朝的潜在威胁之后，又建议隋炀帝杀掉所有姓李的人。但是隋炀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隋炀帝虽然任意妄为，但是他也知道李氏是全国的大姓，根本杀不过来，而且李氏家族人才辈出，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如果要铲除他们，他们必将奋起抗争。
安伽陀的真实目的，在大臣宇文述向隋炀帝的建议出台之后，变得十分明显。宇文述说：“安伽陀所说的话确实是有根据的。为臣和李浑是夙亲，知道他这个人情趣和普通人大为不同，经常整天和李敏、善衡等人在密室中商量事情，甚至彻夜不眠。李浑是国家的重臣，地位显赫，家世兴旺，而且他手中还控制着禁军。一旦他有了二心，很可能发动政变推翻您的统治，我觉得安伽陀所说的歌谣里面提到的李氏，就是李浑。他为什么要深夜和别人在家中密谋呢？这是不正常的，希望陛下明察。”
正所谓“图穷匕首见”，任何以神秘形式为依托的政治活动，最后的目的都是十分直接的。原来，安伽陀不过是和宇文述合演了一出双簧，先是安伽陀危言耸听，然后是宇文述出面把这个李氏的身份点破，接着就建议隋炀帝除掉李浑。
李浑是李氏家族最为著名的大臣李穆的第十个儿子，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而且还被提升为右骁卫大将军，地位确实很高。宇文述十分忌妒他，就借助术士安伽陀的“预言”，将李浑置于死地。更为有趣的是，自东晋以来，就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谶语：“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
“木子弓口”暗含“李弘”二字，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强烈的号召力，自东晋以来，假托李弘名义的起事连绵不绝。这本来是民间宗教的一种传言，但是隋炀帝听了安伽陀和宇文述的话，越发疑心，就联想到，李浑有一侄儿李敏，小名“洪儿”。“洪”字与“弘”同音，隋炀帝就隐约觉得，可能李浑的侄子李敏，就是那个能够成为宗教预言里面所说的“李弘”的天子。于是，隋炀帝动了杀机，将李浑、李敏及其亲族三十二人全部杀害。
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宇文述，都没有想到，隋炀帝对民间传言的恐惧和打击，令“李氏将有天下”这个传言有点走向“真实”的味道了。
因为有隋炀帝的杀人行为推波助澜，加上隋炀帝的暴虐统治，人们从模糊的希望宗教人物“李弘”转世来拯救自己，转而相信真的有一个姓李的人能够成为消灭暴君的英雄了。
李密、李渊、李轨就成为因此而受益的人。
李密虽然也是李氏子弟，但是他家族人丁稀少，虽然他也曾做过隋朝官员，但是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后来，因为隋炀帝变本加厉地猜疑姓李的人，所以李密就外出逃亡，说服那些起义者和地方豪强听从自己的计策，推翻隋炀帝。一开始，那些人都不把李密的话放在心上，后来，他们渐渐觉得李密就是那个谶语里面所说的将要实现“杨氏将灭，李氏将兴”预言的人。于是，李密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
有一个叫李玄英的人趁机锦上添花，说他听过一首歌谣，内容是：“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他还解释说，“桃李子”实说逃亡的李氏之子；“皇”与“后”就是指君主；“宛转花园里”是说隋炀帝将在扬州回不了京城；“莫浪语，谁道许”就是秘而不宣，那就是指李密。
李玄英这番话，把李密推上了神秘的顶峰，让人们觉得李密就是隋朝的克星。李玄英的表现，就像隋炀帝面前的术士安伽陀一样，是一个靠对玄怪预言进行解释而带有强烈针对性的人。李密后来成为瓦岗军的领袖，不能说不与此谶语大有干系。不过当时不但李密一个人想独占这条信息，李渊也是十分急于对信息进行解释的。
李渊经常私下和人说，自己的姓名出现在图谶上，说明自己将要取代隋朝。当时他的长子李建成在河东，身边只有次子李世民。李渊对李世民说：“隋朝气数已尽，我李家就是顺应天意将要称帝的人。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当时李渊也听过一首——也许是李渊授意手下传播的——《桃李子歌》里面说：“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这里面，“李”就是李渊的姓氏，“桃”当做陶，是“陶唐”的意思，那是上古的帝王，恰恰李渊在隋朝被封为“唐公”。当时，山西一带的人民都在唱这首歌，李渊十分满意，经常对李世民说，我们要一举成功，来应验谶语。从此以后，李渊开始招兵买马，准备起事。
如果说，李渊和李密是前两个利用谶语来抬高自己，而且还做得比较巧妙的人，那么李轨借图谶突出自己，就是东施效颦了。
李轨在隋末时候担任武威鹰扬府司马，这是一个地方上的军事官员。李轨家境殷实，喜欢武学，经常结交一些江湖朋友。在隋炀帝统治最脆弱的时候，西部的薛举在金城起兵，李轨和同乡曹珍、关谨、梁硕、李贝斌、安修仁等商议说：“现在我们不如齐心协力去抗击薛举，保有河西之地，静观时局变化。”然而，在他们推举一名领导者的时候，大家都互相谦让，最后还是曹珍提议，说图谶上有“李氏当王”的预言，现在我们这群人里面有李轨，这就是天命，说明李轨注定要做我们的领导者。于是，李轨爽快地接受了推举，成了一支叛乱队伍的领袖。如果说李密和李渊确实是在让自己成为合乎谶语上预言的人物，那么李轨则是仓促上马，他只是提到自己的姓氏，而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符合图谶这一重要问题解释清楚，显得站不住脚。
到了李渊借助道教的图谶来宣扬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时，对传说和谶语资源的争夺才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道教在初创时期，充分吸取和运用了东汉的谶纬神学，将其演化为道教图谶，其功能之一就是作宗教式的政治预言，预告王朝更替、人物兴衰和符命所在。六朝政权更迭频率高、政治动荡加剧，更使道教符谶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
在中古历史舞台上演出的诸多道教图谶中有一个最能引起观众注目的，即东晋以来流传于世的“老君当治，李弘应出”。李弘是道教中的人物，据说是太上老君转世治理天下时的化名。从322年到416年，前后不到百年，东起山东，西至四川、陕西，南到安徽等地，均有人以李弘名义领导农民起义。这条道教图谶的地域之广泛性、时间之持久性都非其他图谶可比。
隋文帝建国之后，对图谶严加禁止。但图谶并不是统治者想要禁止就能灭绝的，它有其产生的土壤，那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黑暗统治。隋炀帝时期，社会上的造谶者仍然不断。到隋末，各种符谶蜂起，而有关李弘的谶语仍颇有市场。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年）二月，扶风人唐弼举兵造反，聚集了十万人马，号称李弘为天子，唐弼自己则称唐王。
但当时更为流行的是李弘之谶的变种，即“李氏当为天子”、“老子将度世”等一类不确指的符谶以及通俗化的谣谶。由于隋末天下大乱，出现改朝换代的迹象，政治预言家们便粉墨登场，李姓当王之谶随之不断涌现。这些谶语搞得隋炀帝疑神疑鬼，所以才会有杀害李浑一家三十二人的举动。
社会上都已经知道隋炀帝害怕姓李的人，于是姓李的人如果参加起义，必将大受欢迎。起义的群雄中，姓李者也经常以“名应图谶”为借口，想要称王称霸。
每个人对于图谶、歌谣等资源的解释不同，都要经过各自的改造，以符合自身口味的需要，起到鼓动人心的效应。
资源制造与舆论传播
如果有人问：隋末社会上如此多彩的关于李氏当兴的谶语及歌谣来自哪里？答曰：其源盖出于道教，出自道士们的杰作。
道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制作了大量李弘的图谶，到隋末改朝换代的征兆再现，好为政治预言的道士们又纷纷依据新的形势搞新的创作。这些作品形式诡秘，内容是对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乃李弘图谶的进一步发展。
楼观道士岐晖的预测代表了一部分道教中人的意见。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亲驾征辽，岐晖对弟子说：“天道将发生改变，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是几年之间的事情了。”有弟子问他将来会怎样？他回答说，太上老君的子孙将治理天下，此后道教将兴盛起来。几年之后，隋朝果然纷乱并起，天下被李渊所夺得。
分析建立于现实政治基础之上，且表达了道教的政治愿望：老君子孙治世，弘扬道教。此时道教的预告还不具体，随着政治格局的明朗化，道士们的预言明确有所指。茅山道士王远知向李渊密告符命，说李渊是正在沉潜的真龙天子，自己受到天命的感召前来报信。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也就是李渊起兵的那一年，据说太上老君在终南山出现，而且还告诉在此修行的李淳风“唐公受命”的预言。李淳风出自世代信仰道教的家庭，所谓太上老君的话云云，只不过是李淳风自编自演的一出神话剧。
这时，当年曾经作出预言的道士岐晖也测定了谁是真命之主。在唐高祖李渊刚刚起兵的时候，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也起兵响应，当时岐晖就向平阳公主提供粮草作为资助，当李渊来到时，岐晖故意宣称李渊就是将要平定四方的真命天子。
唐高祖李渊即位之前，大臣裴寂等依照当年汉光武帝获得著名的图谶“赤伏符”的旧例，上奏说，太原有一个慧化尼唱了一首歌谣，内容是“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还说“西北天火照龙山，童子赤光连北斗，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拍手唱堂堂，驱羊向南走。”这类歌谣、诗谶正和《桃李子歌》相差无几，运用隐喻暗示、拆字和谐音的手法，宣告李渊是上天指定的统治者。在这些歌谣里面，李渊的名字被拆作“童子木底百丈水”，至于“白雀”、“白幡”，则是因为李渊起兵的时候，服色、旗帜的颜色都以白色为标记。
这首诗谶，在李渊手下大臣的督促下问世，完全适合建立李唐政权的需要，证明李渊的龙袍加身乃是天意使然。这些歌谣的制造者，大概是李渊集团中出身道士的人，这是他们的本行。这类谣谶本已遍于天下，但口头传播，未免各说不一，现在按现实政治需要改定成文字后，再流布出去，更使人人皆知，还以为这真是上天的预兆。这就是唐高祖从道教符谶处窃取的丰厚政治收益。不仅李渊集团，隋末诸多豪雄也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道士制谶和已然流传的道教图谶。
那么道士们何以要如此竭尽全力制作图谶呢？佛教深深知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吾教盛衰常与帝道相望”。道教同样坚信这些道理。试看许多道教谶语谶谣都附加着使“吾教大兴”的条件，即可明白这是道教和未来国主的政治交易。为了达到“法事立”、“吾教盛”之目的，道士纷纷寻找新的国主，制谶作符，改换门庭。不仅如此，道士们还侧身隋末群豪逐鹿中原的问鼎之争，为自己所认定的新主人效力。
其实，不只是李渊受到道教的图谶支持，王世充、李密等其他豪强军中也都有道士参与其政治军事斗争，有的作谶，有的作战略上的谋划，有的干脆脱下道袍换上官服，有的则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目的都是要新桃换旧符，求取道教的生存与发展。
道教积极议政参政，隋末各大政治集团，也都尽力延用争取道教力量，特别是利用道教善于制谶作符的特色为本集团作政治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各政治集团用封官、许诺弘教等方式拉拢上层道士为自己服务。这之中，李渊集团可说是做得最高明的。
其对道教图谶更是十分自觉地以之作政治宣传，而且在利用道教符谶上，唐高祖比李密技高一筹。李渊善于运用道家权术，示之以柔弱，在条件不成熟时表面上小心避开图谶，而李密则刚愎自用，过早运用符谶，结果树大招风。由于李密过于张扬，隋炀帝认为符谶应在李密身上，故把注意力集中在李密身上，而不及西顾李渊，这就使李渊保存了实力，得以从容布阵，剪除群雄。
李密谋杀翟让而独占瓦岗基业，十分自满，还曾经写信给唐高祖李渊，信中说自己“以天下为己任”。李渊对此的态度是，进行虚伪的奉承和赞美，让李密更加自满，而李渊则不动声色地扩大地盘、增强实力。李渊在运用道教图谶上的老谋深算，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道教图谶在李渊建唐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功用，道士们多次受到唐高祖的封赏，道教也得到李渊的大力尊崇，把道教排在儒家和佛教之前，成为三教之首席。唐高祖的种种崇道举动，实因道教为其预告符命也。
综观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图谶、谣谶便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里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道教图谶以宗教为形式，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用一种神秘方式传出信息，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鼓动效应，特别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更具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权威性，颇能打动人心，招徕人才，既能出现“英雄相附”的场面，又能震慑政治对手，起到心理战的作用。这就是道教图谶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动摇了敌人军心，诱导了人心归向。
道教图谶之所以能起如此大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和中国古人群体潜意识中的“天命”有关，是所谓“百姓顺昊天之命”，这就是普通人的政治心理定势。李渊所谓：“近世时运迁革……历数有归，实唯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
用现代政治宣传心理学的眼光看，道教图谶用社会的暗示使人们的“天命”心理定势具体到某人身上，让人们相信此人是天命的代表者，产生众望所归的效果。而得人心者得天下，道教图谶成为得人心的舆论工具，起到了令群雄纷纷“归唐”的舆论导向作用。在这一点上，李渊可以说运用之妙，炉火纯青。
第二，图谶又是所谓应谶者的兴奋剂、镇定剂和强心剂。比如李密始终认定自己是符谶所在，所以他不甘心屈居人下。他后来投降唐朝之后又发动叛乱，除了其他因素外，图谶对其认识心理有重大影响。李渊也是如此，他多次在诏文中称“朕受天明命”、“受命”，宣称唐军是“天军”，大有一种顺应天命、替天行道的气势。特别是当有人把他是天命体现者的信息反馈回来时，更加固了其自信心。
第三，李渊对图谶的利用是双向逆反的，即只准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因为“膺录受图”，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只可私有，故李渊一上台便于武德元年（618年）六月颁布诏书，禁止私人散布谣言、图谶，只能由国家进行解释，由国家进行管理。李渊从图谶中获得了支持，也知道图谶对政治的重要性，所以开始严加控制，以防其他人也利用图谶来发动叛乱、篡夺江山。
图在下，吞八荒——深不可测的开国君主
《教父》中冷酷无情的考利昂老头子说过，“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简洁而耐人寻味。人生的岔路口，每个人都最终要选择一条走下去的路，殊途异路，终点就是他唯一的命运！殊途怎样选择？保尔·柯察金的回答也许只适用于他的时代，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早已永恒。弱者的命运由别人把握，强者的命运由自己把握。
史书里的尴尬
言及唐高祖李渊，如果没看过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没有在古史的字里行间追根溯源，总会让人联想起被时下热播的电影电视剧歪曲至极的一个窝囊老头形象。
即使在官修的正史中抑或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中，高祖也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平庸君主：他轻信宫中妇人之言和朝廷中的闲言碎语，而赏罚不甚分明；他耽于打猎游乐，而在政治事物上不大尽心；他优柔寡断，在立太子这样有关国本的事情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主意……总之，他缺乏担当大事的气魄，他似乎并不符合一个开国的英明君主的模式，所谓的“因人成事”似乎就是专门指的像他这样的人——他完全是因为他第二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太宗世民才成为皇帝的。甚至于在起兵兴唐这件事情上，也似乎是被逼迫而行的，而非是他自己的本意。
翻开《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我们几乎看不到高祖在太原起兵以及后来统一全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旧唐书》中只是忽略了高祖在起兵这件事情上的贡献；而《新唐书》中却将推动起兵的大功统统记在了李世民的名下，按照《新唐书·高祖本纪》和《新唐书·太宗本纪》的说法，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高祖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后，次子世民便开始与刘文静密谋推翻隋的统治。而且明确地说“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看起来，高祖在这件事上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进一步，《新唐书》中又说：“世民阴与（裴）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以此来逼迫高祖下决心。这更凸现了高祖为人的优柔寡断和世民的果断、智谋。
然而，在和高祖同时代的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却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记述。
温大雅是太原府人，也是唐朝建立过程的目击者。其人好学而有才识，实际上，从《旧唐书·温大雅传》及附列的其兄弟子侄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其整个家族都是博学之士。当时写国史的史臣评论说：“诸温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在《旧唐书》其本传的赞中亦云：“温、陈才位，文蔚典礼。”对其评价都是相当高的，也可见其记述的可信性。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温大雅翔实地记述了唐朝建立的过程，他指出：是高祖策划了太原起兵，而且正是由于他的英明指挥而使唐军在夺取隋都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大唐创业起居注》中，高祖被描绘为一个善于决断的领袖，一个足智多谋的战略家，而世民却在整个过程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载：“炀帝后十三年，敕帝为太原留守……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从高祖的这些话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雄心了。《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又载曰：“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帝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尔，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其夺取天下的志向，也让人一览无余了。据此看来，灭隋建唐，是高祖早已确立的志向，而并非是迫于世民的计谋的不得已的举措。这在情理上来看也是很自然的，李渊那个时代的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较小的，他们远不像后世的臣子那样忠诚于一家一姓的朝廷。再说，无论李家最初的渊源如何，是否像他们自己讲的那样他们出自于汉代的名门，是否如同陈寅恪先生考证的那样同西凉王室毫无关系，但是，李渊出身于王公贵胄之家是毫无疑问的。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以他的出身而论，他怀有夺得天下的念头自是很平常的。
按照《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在决定起兵太原及后来一系列征战的过程中，高祖都表现了他卓越的指挥能力和决断的性格以及足智多谋的本色。
当时，李渊身为太原留守，总掌一方军政大权，利用这个便利之处，他事先秘密部署将领，随时准备起兵，但又感兵力不足，便以农民军将领刘武周占据汾阳离宫为契机，公开集结兵马，又派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四处招募兵马，十几天的时间便扩充了近万人。
其中还有一段这样的插曲，李渊的两位副手太原郡丞王威和武牙郎将高君雅看出李渊集结、扩招兵马是有异图，便想找机会除去李渊。
公元617年五月，晋阳乡长齐世龙向李渊告密：“威，君雅欲因晋祠祈雨，为不利。”李渊知道没法再拖延下去，便让李世民在晋阳宫外埋伏兵马，派人请王威、高君雅议事，然后捏造二人勾引突厥入寇的罪名将二人擒获，随即李世民派兵控制了晋阳城，大唐义旗就此树起。
种种迹象足以见李渊是一个胆略超群、富有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仅善于把握时机开创了一代帝业，而且目光远大，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奠定了大唐的基业。作为辉煌灿烂的唐王朝的奠基人，李渊不仅具备我国历史上所有创业者的杰出政治才干和胆识，而且还拥有很多政治家不曾具备的品格。李渊出生贵胄之家，这既不同于出身泗水亭长的西汉高祖刘邦，也有别于放牛娃出身且做过小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更与以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元朝、清朝的建国者有异。可以说，高祖李渊个人政治生涯中的起伏波折，与大唐的兴衰隆替一样，充满了无限魅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作为唐朝的奠基人，高祖李渊的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却一直被他的儿子、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耀眼功绩所掩盖。李世民的政绩是非常突出，但李渊的奠基作用也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事实上，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上发展创造的。在建立和初创唐朝的过程中，李渊不但有着过人的军事谋略，还有宏大的政治谋略，正是他全面的治国安邦，才使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有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政权建设方面，唐高祖李渊也为唐太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和纳谏方面李渊还给儿子做出了榜样，不过，这方面历史上讲得最多的还是唐太宗。
在总结隋朝用人方面，唐高祖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成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
唐高祖还有著名的《罢贡异物诏》，禁止进献珍奇之物。他说这样会玩物丧志，隋末的皇帝因为奢侈浪费，喜好奇珍异宝，致使臣下纷纷进献，结果闹得民怨沸腾，国亡身死。
唐高祖在政治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都给唐太宗开创了新局面，贞观之治的取得不应该忽视李渊的重要作用。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
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每部又分四司作为办事机关。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礼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察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县以下是乡、里。现在的“邻里”一词便与此有关。
唐朝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均田制：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满十六岁男子）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六十岁以上）、笃疾、废疾的人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至五顷。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
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作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即人多地少）往宽乡（人少地多）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实施均田制之后，又实行了租庸调制：
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布三尺七寸五），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十五天则免调，加三十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
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就是地方向国家推荐、“进贡”人才。
科举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举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受重视。
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有的白了头发还在考。到了宋朝，特设了“恩科”，专门录取一些这种矢志不渝的老考生。
唐朝和宋朝不一样，唐朝科举录取后不立即“释褐”（即脱掉百姓的粗布衣服换丝质官服做官任职），所以，有“白衣卿士”之说，即前途无量的刚中举的读书人。
在隋朝末年，隋炀帝随意破坏法制，致使用法混乱。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和刘邦一样，和百姓约法十二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称帝建立唐朝之后又废除了隋炀帝徒有虚名的《大业律》，让裴寂等人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法，开始时制定的是《五十三条新格》（格是皇帝诏书敕令的筛选汇编，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后来则是在《五十三条新格》的基础上制定的较完备的《武德律》，这是流传下来的《唐律》（唐高宗时制定）修订所依赖的基础。
府兵制，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到唐朝沿用。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
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
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
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可以免掉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
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败仗经常出现。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在唐朝，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基本定型，后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学习中国文化主要是学习唐朝的文化，包括学校的教育内容。
在唐朝，儒家很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李渊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从他专门颁布的敕令中看出来：“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谟。”
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是相州邺（今河北临漳西）人，在李渊做隋朝地方太守时便和李渊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在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因为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他退位让给了李世民。但李世民也赞同傅奕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的观点，虽没有灭佛，但毕竟没有迷信佛教。《西游记》中说唐太宗李世民极其重视佛教不太准确，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唐高祖的文化贡献还有下诏编撰《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书，引用的古籍共有1431种，所引的古籍保存至今的不足十分之一。所以，等于为现在的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古籍。
还有修史方面，在李渊时已经下诏开始，为后来的史书修成创造了条件，也打下了基础。
总之，唐高祖李渊的工作是全方位的，严格来说，是他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唐太宗是完成了贞观之治。这正如统一全国的战争是李渊全面统领部署的，但真正统一则是到唐太宗的时候才最终实现。
政坛赌局里的赢家与附手
历史的公正与否是无法改变的，但有一点不会错：劳苦功高却须格外谨慎，不恃功骄，不贪权贵，不积私怨。一颗平常的心，可保一生平安。“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赢家策略里的进退攻守
李渊于公元617年五月斩王威、高君雅，誓师起兵。不要说他想不到，恐怕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李世民也不会想到：隋朝失掉的这头鹿竟然如此容易得到。
起事之初，他卑词厚礼与突厥和亲，表面上的意思是要借兵买马——此时他确实马匹严重缺乏，深层含义却是怕突厥在他后面抄袭他的老窝，许诺给突厥始毕可汗的是他最喜爱的子女玉帛，始毕可汗对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自然乐得笑纳。
李渊巩固了后方，便留下最小的儿子李元吉任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然后率精锐三万人从晋阳出发，向附近郡县发布告，说明自己不是要造反夺权，而是要到长安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代王杨侑却不领情，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驻守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骁果（隋炀帝后期招募的禁卫军之一）数万驻扎河东，以逸待劳，扼守险要，准备迎击李渊。
李渊率军一路攻城略地，连战皆捷，到了距霍邑五十多里的贾胡堡，却发现寸步难行，此时又下起雨，形势对李渊极为不利。
两军相持近两月，宋老生、屈突通只是坚壁不战，扼守险要，要等李渊军粮耗尽，不得已退兵时乘胜追击，倒是很高明的军事策略。
其时雨已停，李渊急于速战，李世民便用一个简单的辱骂法激怒宋老生出城迎战。世子李建成正面作战，李世民却绕到宋老生后面出击，宋老生全军溃散，自己也被唐将刘弘基斩首，唐军顺利攻克霍邑，而仅在五十里外，与宋老生成掎角之势的屈突通却坐视不救，只是守着坚固的城池自保。此时沿途有许多小股义军投入李渊麾下，“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李渊的唐军不断扩大，到了长安城下时，已有二十多万的兵马。
公元617年11月，李渊率军攻克长安，并立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这种官样文章人人皆知，李渊自己称帝只是时间问题了。李渊自己下诏，进封自己为唐王，官职是“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公、大丞相”，前面三项还沿用北魏以来的官名，总之是一切权力归自己。
攻占隋朝首都长安，和一般的攻城略地绝不可同日而语，在政治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时距李渊起兵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夺取政权的神速令人瞠目，可以说李渊此时已经捉住了隋朝失掉的鹿，下一步就是要杀掉那些虎视眈眈、觊觎这头鹿的抢夺者。
公元618年3月，坐困江都城只管淫乐等死的隋炀帝，被他平日宠爱的大臣宇文化及和侍卫首领司马德戡所杀，大隋的命运就此终结。
开创大隋王朝的隋文帝杨坚不仅不是秦始皇那样残暴不仁的人，相反还是一个爱民敬业的好皇帝，他一手终结了自西晋八王之乱后延续三百多年的南北大分裂局面，重新使华夏一统，历史功绩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亲手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也都很完善，一直到李世民做皇帝后，还是基本沿用隋朝的各项制度，只是在小的地方作些修订。所以隋朝本应是和唐宋明清一样的长命王朝，可惜却因一个荒淫无道的儿子。如同李渊有李世民一样，但炀帝杨广不仅是天才，还邪恶绝顶，历史上坏的皇帝很多，明朝皇帝十有八九都是混蛋恶棍，只是缺乏才能，所以大明朝能苟延残喘了二百七十七年，杨广太有才能，所以仅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不仅为自己掘好了墓，连带强大的大隋王朝也成了他的殉葬品，这倒似乎能从中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皇上是天才未必是福，好的如太宗李世民，则国家兴旺发达；坏的如隋炀帝，国家就会快速灭亡，真应了那句古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论是“勃兴”还是“忽亡”，确实只有天才皇帝们才能办到，那些平庸帝王们只有愧叹“不逮远甚”了。
炀帝一死，李渊知道称帝时机已到，便自立为帝，名义上当然是他扶植的隋恭帝禅位让贤给他。李渊称帝后，建国号为唐，年号为武德，大唐王朝就此开创。
其时宇文化及拥有炀帝在江都留下的全部军事力量，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实力，可惜士心不附，上下离散，实力便大打折扣，宇文化及不甘心如炀帝一样坐困江都，更重要的是将士们都是北方人，思乡情重。宇文化及便悉众返回，准备攻打东都洛阳，却被蓄势以待的李密一举击溃。
随后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的王世充和李密两大军事集团展开激烈决战，一直占据上风的李密却遭致惨败，手下将领也分别投向李渊和王世充两面。这位夺标头号种子选手却率先出局。
李密自以为自己一方长期围困东都洛阳，吸引了隋朝的绝大多数兵力，又断绝了隋军向首都长安的退路，才使得李渊父子乘虚而入，顺利占据长安，缔造帝业，自己也算得上李唐王朝的功臣了，所以决定向李渊投降，并附带所属山东一百多座城池。
李密的投诚令李渊大喜过望，任命他为光禄卿、上柱国、邢国公，并经常称他为弟弟。李密却以为自己功劳当如西汉的韩信、东汉的窦融，即便不封异姓王，也应当位在功臣之首，做个三公（太尉、司空、司徒）或者宰相。大失所望之下，便又和部将王伯当叛逃出去，联络旧部，准备东山再起，被唐将盛尽师击败后斩首。
李密军事集团被消灭后，李唐王朝直接面对的便是一直盘踞洛阳的王世充了。
王世充一战击溃李密后，也兼并了不少李密的人马和土地，力量陡然间膨胀起来。他先是奉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此时便一脚把皇泰主踢开，和李渊一样在洛阳上演了一幕禅位让贤的闹剧，国号为郑。
占据河北的窦建德见群雄纷纷称帝，也不甘寂寞，不过他倒是很谦虚，只是自立为长乐王，建国号为夏，但出入却“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称诏”，便有些不伦不类了。
其时割据一方，建号称帝的人很多，如萧诜、刘武周、梁师都、薛举、李轨等，但都不具备逐鹿天下的实力。不过是趁世事混乱，割据一方，称帝自娱耳。真正有实力和李唐争夺天下的只有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军事集团了。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六月，秦王李世民率主力进攻王世充军事集团，王世充收缩兵力，死守洛阳四城。李世民率兵昼夜急攻，半个多月也未能攻克，唐军损失惨重。李世民的部将劝他放弃攻城，李渊听说后也下诏令李世民班师回长安，李世民却认为大敌当前，困难虽多，也不是不可战胜，而攻克洛阳，消灭王世充是件一劳永逸的事，便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坚定了军心，并改强攻为长期围困，要困死王世充。
王世充虽然守住洛阳，粮食储备并不多，将士居民人数又多，不久便粮食耗尽，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屡次出战又遭败绩，陷入战既不得，守亦难久的绝境，无奈之下只得向宿敌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仁慈爱士，宽厚待民，极得臣民爱戴。他素来鄙视贪婪、奸诈且又残暴不仁的王世充。不过他也认识到：群雄虽多，有实力的只有长安李渊、洛阳王世充和自己三人而已，恰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果王世充被李世民消灭，力量的平衡便会被打破，况且李世民吞并了王世充的郑国后，实力会大增，下一步自然就是要吞并自己了。
他虽然没受过正统教育，唇亡齿寒的道理还是懂的，不管这“唇”和“齿”是朋友还是宿敌，总归是相互依存的，便率领自己的全部精锐部队赶来救王世充。
窦建德倾力来援，令唐军上下大感惊恐，王世充所率领的都是长江、淮河间的精锐战士，实力并不弱，只是缺粮，又处于不利的境地，才处处受限，窦建德所率的更是河北百战之兵，又刚刚大破孟海公，士气高昂，更是不容小觑。两股劲敌合兵一处，唐军便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所以有不少部将建议向后退军，放弃洛阳，静观其变。李世民却认为王世充受困日久，屡遭败绩，已无能为力，洛阳城指日可下，窦建德的夏军将骄卒惰，不难击破。便中分麾下之军，令名将屈突通辅佐齐王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率精锐三千五百人抢先占据虎牢关，扼住夏军的进路。
这是李唐王朝建立以来最关键的一战，胜则江山一统，一劳永逸，败则一切渺然，至多不过和王世充、窦建德鼎足而三，统一天下怕是要遥遥无期了。关键时刻李世民显露出天才军事家的超凡谋略，以少击多，以弱击强，虎牢关外一战全歼夏军，窦建德落马被擒，送到长安后被处死，王世充见外援已绝，心胆俱丧，出城投降。李渊也痛恨王世充的为人，原要处死他，只因李世民亲口许诺保他不死，王世充才得以活命。
窦建德和王世充无论是做人还是作为一个首领，都是善与恶的两个极端，窦建德不得善终，残暴贪诈的王世充却得以保全首领，这件事令后世许多人感到天道不公，其实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成王败寇”才是最大的“天道”，道德有无实在是无足轻重。
李唐王朝随后又用几年时间，陆续削平割据一方的群雄，使隋末混乱割裂的疆域重新统一在一起，然而新造的大唐却又陷入一场血腥的储位之争中。
功臣“怪圈”
有言道：“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刘文静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历史上智深功高的人受到君王猜忌终而被杀的例子不胜枚举。历史的公正与否是无法改变的，有一点不会错：劳苦功高却须格外谨慎，不恃功骄，不贪权贵，不积私怨。一颗平常的心，可保一生平安。“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夺天下，面对强大的外敌，领导者尤其需要集体的献身精神。所以，领导者对部属的过错必定宽容或无暇追究。守天下，领导集团需要团结，但矛盾无处不在且往往出在内部。此所谓：“共患难易，共享福难。”
李渊称帝后的第二年，吏部尚书刘文静获罪被杀。 刘文静在临刑的时候，喟然哀叹说：“高鸟尽，良弓藏。这个话不假啊！”
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李渊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是开国元勋。 尤其是刘文静能够独当一面，功不可没。在李渊起义之初，他出使突厥，深谋巧言，不但消除了突厥背击的后顾之忧，而且征得了突厥军事上的支持。不久，刘文静还率兵在潼关出奇制胜，击溃隋军，一举降服了隋骁将屈突通。
刘文静自感才略功勋在裴寂之上，但裴寂晋升为仆射（宰相），官位和待遇比刘文静高。刘文静对此心里感到极不平衡。 每当在朝中讨论政事的时候，裴寂的意见，常常遭到刘文静的反对甚至诋毁。他们二人的矛盾非常明显。 有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喝酒，借着酒劲大发牢骚，还拔刀砍屋里的一根木柱子说：“以后我一定杀了裴寂！ ”凑巧，不几天，文静的弟弟刘文起家中闹怪事，刘文起晚上召集一帮巫士到家中披头散发地舞刀镇妖。刘文静有个失宠的妾，看到这些异常情况怀疑是谋反朝廷。她为发泄常日心中的怨恨，使哥哥上告刘文静谋反。
李渊派裴寂、萧禹审理这个案子。审案的时候，刘文静说：“起兵之初，我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差不多。现在裴寂为仆射，有豪华的住宅，而我的待遇和赏赐与普通人一个样。我随皇帝东征西讨，家里的老母亲都顾不上，心里确实感到怨愤。这也许是我喝醉了酒，不能自控而发牢骚，现在我无法为自己开脱。”高祖知道这一情况就对群臣说：“从刘文静的话可见，显然是反对朝廷。”李纲、萧禹都极力证明刘文静不是谋反。秦王李世民对高祖说：“当初在晋阳起兵，是刘文静最先提出的反隋谋略，裴寂在其后；占领京城之后，他们的地位和待遇悬殊，文静难免有不满情绪；他只不过是不满，而不是谋反。”世民极力营救文静。但裴寂想借机消除政敌，维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考虑朝政的安全，就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略确实高人一筹，但他为人粗疏狡险，怨恨而不考虑后果；现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留下他必定是留下后患。”李渊素来亲近和信任裴寂，想来想去，认为裴寂说得很有道理。于是，高祖下令杀了刘文静。
李渊手下勇将窦轨的结局也是一例。值隋朝末年，炀帝杨广统治残暴，民不聊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窦轨趁机招募千余人，于九月前往长春宫（今山西永济境）归附李渊，李渊见窦轨前来归附，非常高兴，“降席握手，语及平生”（《旧唐书·窦轨列传》），遂赐良马十匹，并令其率兵攻城略地。窦轨先攻克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渭河入黄河口处），得兵5000人。十一月，又随李渊攻取长安。因功封赞皇县公，拜大丞相谘议参军。
义宁二年（618年）四月，稽胡（匈奴别种）兵5万（一说5万余人）侵扰宜君（今陕西宜君西南玉华），李渊命窦轨率军反击。窦轨行至黄钦山（今陕西铜川西北），与稽胡兵相遇，稽胡兵登高放火，窦轨军稍退。窦轨大怒，立斩畏缩部将14人，提拔队中小校代替，并亲率数百骑于阵后督战，随即下令：“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旧唐书·窦轨传》）及战鼓擂响，唐军将士争先恐后地冲入敌阵，大败稽胡兵，斩首千余级（一说千级），虏男女两万人。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窦轨授太子詹事。时赤排羌作乱，并与薛举叛将钟俱仇联合，攻打汉中（今陕西南郑县）。唐廷拜窦轨为秦州（治上邽，今甘肃天水）总管，前去平叛。窦轨指挥唐军连战连捷，余党悉降。窦轨因功进封酂国公。十一月，窦轨又随秦王李世民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境）打败薛仁杲。
武德三年（620年），窦轨迁益州（今四川成都）道行台左仆射，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相机从事，不必请示。不久便奉命率所部兵马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平灭王世充和夏王窦建德，窦轨与萧禹奉命封守府库，收其金帛，颁赐将士，自己一无所取。七月，窦轨率军返回益州。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吐谷浑军进犯岷州（今甘肃岷县），击败总管李长卿部，唐高祖诏令窦轨和渭州刺史且洛生率军救援，吐谷浑闻讯撤军。
武德七年（624年）二月，始州（今四川剑阁）僚人发动叛乱，窦轨奉命率军讨伐。二十八日，洋（今属陕西）、集（今四川南江）二州僚人又反叛，攻陷隆州（今属四川）晋城县。四月二十一日，唐通事舍人李凤起讨平万州（在今四川达县西北）僚人叛乱。五月十八日，窦轨在方山（今陕西汉阴西北）击败叛僚，俘两万余人，平息了这场叛乱。
同年五月初五，羌与吐谷浑合兵侵扰松州（今四川松潘），窦轨奉命与扶州（今四川南坪东北）刺史蒋善合率军分两路进行反击。当时敌军兵锋甚锐。蒋善合率军先至，破其军。窦轨率军至临洮，进击左封，破其部众。
窦轨显贵后，性情更加严酷，但自身也非常勤奋努力，临阵对敌时，常常十多天身不解甲。其部众无论贵贱少长，作战时如有畏敌者立即斩首。吏士有小的过失也多被鞭挞，以至“流血满庭，见者莫不重足股栗。”《旧唐书·窦轨传》蜀地的盗贼也因此悉平。窦轨最初入川时，以他的外甥为心腹。一天深夜，窦轨要外出，召唤他外甥许久也没到，窦轨一怒之下将其斩首。窦轨还警告家仆不得出外，一次窦轨派一家仆去官厨取浆，既而悔之，事后窦轨对家仆说：“我诚使汝，要当斩汝头以明法耳！”《旧唐书·窦轨传》然后派部将将其斩首，临刑前，家仆喊冤不已。负责监刑的官员一时犹豫不决，窦轨见状大怒，将监刑官一起斩首。行台郎中赵弘安为当时名士，窦轨动不动就对他进行鞭打，一年下来，共打了数百下。
后窦轨应征入朝，唐高祖赐御榻让窦轨坐，结果窦轨因容表不整，加上又坐着和唐高祖说话，唐高祖因此大怒，对他说：“公之入蜀，车骑、骠骑从者二十人，为公所斩略尽，我陇中车骑，未足给公。”《旧唐书·窦轨传》随即将其下诏入狱。
父与子的权力角逐
唯权力为重的政治场中，政治压倒伦理，无孝可言。权力角逐里孝成为用来约束他人的工具，轮到约束自己时便毋庸置疑地像破罐一样踢走，孝的丧失引起一场父子风波。
从封建宗法制度而言，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既是毫无异议，也是不可动摇的。从李渊做唐国公时，他便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世子，李渊后来为唐王乃至称帝，每一步也都是以建成为世子和太子，无论是李渊本人还是其他勋臣武将，对建成的太子地位都没有过任何别的想法。然而在天下已定时，建成的太子地位却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这挑战恰恰来自他同母的弟弟秦王李世民，原因也很简单：秦王功劳太大，甚至可以说这天下本就是秦王带兵打下来的，除了把太子位——就是将来的帝位传给他，否则无法酬赏他的功劳，当然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杀了他，如同刘邦对待韩信那样。
当然储位之争最早的缘起可推溯到李渊晋阳起兵之初，《资治通鉴》记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固辞。”李渊此时不过是赌徒心理，而且入的是生死赌局，有什么都要押上去，为了激励李世民，就把虚无缥缥中的太子宝座也当赌注押上赌桌，以李世民之睿智，自然不会把这种未经深思熟虑，更没有任何分量的话放在心里。
李渊攻入长安做了唐王——实际执掌了政权后，倒也想践履前言，在一些武臣——大多隶属于李世民——的建议下，提出要立李世民为唐王世子，李世民此时倒是兄弟情深，不忍心夺占早已属于兄长的位子，“拜且固辞”，态度既诚恳又坚决，本就犹豫不决的李渊顺坡下驴，正式立李建成为唐王世子。后来李渊称帝时再无波澜，建成顺利成为太子，从这一点来看，李渊对自己的长子还是钟爱的，并非如《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那样：“太子建成，喜酒色游畋（打猎）；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
汉高祖刘邦曾经有句最经典的话：“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就是说决不能把万里江山偌大的家产交到自己不爱的儿子手上，这可以说是所有帝王共通的心态，假如李渊真的如史料所载那样宠爱世民，世民又拥有军功，李渊会毫不犹豫地废建成而立世民，根本不会考虑世民的谦让。
平心而论，李建成还是一位厚道豁达的人，从性格上而言，比李世民更像他的父亲李渊，至于说“喜酒色游畋”，乃是皇室和贵族成员的共同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的时尚，算不上什么缺点。李渊对“酒色游畋”同样喜欢得不得了，他晚年“多内宠（妃嫔），小王且二十人”，几年时间里生了近二十个儿子（实际是十七个，且：近也），这已不是一般的喜“色”了。
不管李建成怎样厚道，随着李世民功名日盛，势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有了一次险遭废黜的经历，李建成不可能不对李世民充满敌意，并且要想方设法来保全自己，但是他的招数也极有限，一是私自招募了几千人扩充东宫的军队，并且向幽州的罗艺借了三百人马做自己的禁军，二是与三弟李元吉联盟，允诺他自己登基后立元吉为皇太弟，两人联合起来与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的势力相比依然相形见绌，明的斗不过，自然只好暗里下手，这也不能怪建成和元吉卑鄙，实在是因为李世民的势力过于强大了。
齐王李元吉倒是既有野心，又有心计的角色，他看清无论从宗法制度还是从个人实力而言，太子的地位都和自己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但他偏偏比他两位哥哥都更热衷于抢占此位，于是他自以为聪明地想出一条妙策：先帮建成除掉世民，然后再扳倒这位容易对付的太子哥哥，他觊觎的不是“皇太弟”，而是要跨过两位哥哥的尸体直登九五之尊，假如他真的成功了，倒又多了一例“厚黑学”的典范。
这期间秦王李世民和李渊的父子关系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李世民攻入洛阳后，李渊派身边几位贵妃到洛阳皇宫中为自己挑选美女，这几位贵妃私下里向秦王索取皇宫的宝物，并为自己的亲属求取官职。李世民对几位贵人的请求全然不买账，一口拒绝。这几位贵人恼羞成怒，回去后向李渊大吹枕头风，李渊口虽不言，心里对李世民的好感已大打折扣。随后发生的一件事直接导致父子两人的冲突。
秦王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赏给他数十顷良田。而张婕妤的父亲通过女儿求皇上把这块地赏给自己，李渊不仅同意，而且亲手写下敕令，李神通却认为秦王给自己的赏赐敕令在先，拒绝按李渊的圣旨把地让给张婕妤的父亲，张婕妤向李渊哭诉，说秦王把皇上赏的田夺去赏给李神通了，耳朵里早已灌满枕头风的李渊一直隐忍着对儿子的不满，在这件事上却是忍不住了，他怒斥李世民：“难道我的手敕没有你的秦王敕令管用吗？”过了几天他又对自己的宠臣裴寂说：“我这个儿子常年在外带兵，被书生教坏了，不是我以前的儿子了。”从此父子之间的关系转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疑益甚。”假如不是四方战乱未息，又有强大的突厥时刻威胁着新生大唐的生存，李渊和李世民的父子关系怕是要降至谷底了。
这件事也说明秦王李世民的势力不仅对太子建成的地位构成足够的威胁，对李渊的皇权也同样是不小的麻烦。自此以后，李渊就再没动过更换太子的念头。
李建成和李元吉明里斗不过李世民，暗里却对他多次实施暗算，都被李世民巧妙地避过了，但兄弟间的争斗愈演愈烈，一场大火并显然是无法避免了。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突厥数万骑兵攻入关塞，围困乌城，平寇御外本来一直非李世民莫属，这一次太子李建成却出人意料地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统帅大军北征，李渊也同意了，命令李元吉率右武卫大将军罗艺、天纪将军张瑾等解救乌城之围，李元吉借机提出：要李世民天策上将府的名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叔宝与自己同行，还要求把秦王麾下的精锐之士都划归自己统领。这是至为恶毒的釜底抽薪之策，用意自然就是要挖空李世民的实力，李渊也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太子府的率更丞王眰又向李世民告密：太子对齐王说，“你得到了秦王的精兵猛将，统领数万军队。我和秦王在昆明湖为你饯行，暗伏壮士，杀掉秦王，对皇上说他暴病身亡，皇上也不会不相信。我再请人在皇上面前进言，把国家政务交给我，你把尉迟敬德这些大将都活埋了，就没人敢不服了。”
李世民知道大祸已迫在眉睫，却依然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秦王府僚长孙无忌等人都纷纷劝秦王先发制人。尉迟敬德更是向李世民摊牌：或者率他们起兵，或者放他们这些武将远远逃命，决不能束手就戮于李元吉之手，而长孙无忌代表的府官幕僚也表示，如果秦王不能下定决心，他们也要随尉迟敬德一起逃命。
在祸患和部下的双重逼迫下，李世民最后决定：发动兵变。其实以他的睿智，比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必然的一步，除非他甘愿不明不白地死在建成和元吉手中，但是同室操戈、弑兄杀弟毕竟是人所不齿的禽兽行为，他要顾虑的不只是身后的千载骂名，更怕在部下和天下人面前丧失道德和威望，所以他的犹豫不决也有一半是在装样子，好像他是受部下逼迫不过，才不得已采取行动。
李世民夜里精选府中将士，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率兵埋伏在玄武门（宫城北门）外。李建成和李元吉清晨上早朝，到了临湖殿发觉事态有变，二人便掉头准备回去。李世民从后追上，呼喊二人，李元吉张弓射李世民，惊惶失措之下却拉不开弓，李世民此时再不犹豫，亲手射杀了太子建成，尉迟敬德率七十名骑兵从后面赶上来，将李元吉射落马下，李元吉带伤准备逃往武德殿向父亲求助，被追上的尉迟敬德射杀。
太子府卫兵首领冯立闻听兵变，率东宫、齐王府精兵两千驰至玄武门，与秦王府的兵马发生激战。宫中宿卫的禁军不知该帮哪一方，索性保持中立，坐山观虎斗。
冯立所率的东宫、齐府精兵无法攻入宫门，便准备转头去攻打空虚的秦王府，李世民和部下将士都颇感恐惧，尉迟敬德适时挑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见主人已死，再战无益，便四下里做鸟兽散去。
初战告捷的李世民派尉迟敬德率兵入内保护皇上，其实是要把皇权从父亲手中夺过来，这才是这场兵变的终极目的，此时的他已容不得再让别人对自己发号施令了，哪怕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否则他擅自杀害太子、齐王，就该去向父皇叩头谢罪，即便皇上需要保护，也该是他亲自入内保护，而不是派凶神恶煞似的尉迟敬德，这摆明了是在向李渊实施“兵谏”。
尉迟敬德披甲持矛，率兵直奔李渊所在的海池。李渊正和裴寂等近臣在海池中泛舟游玩，闻听兵变，心中已明白了大概，见到尉迟敬德闯入，更是明白胜者为谁了，惊慌得不知所措。
尉迟敬德直言不讳：“太子、齐王图谋作乱，秦王已起兵杀掉二人，派臣入内保护皇上。”
丧子心痛的李渊乱了心智，竟没明白尉迟敬德的真正来意，倒是斐寂等人颇为乖巧，知道只消慢上一时半刻，皇上和自己等人也不免要身首异处了，忙劝李渊正式立秦王为太子，并实际上掌握政权。李渊为保性命，只能马上应允。
此时宫中禁军和攻入宫中的秦王的人马已经交战，又有一些东宫和齐王府的卫兵陆续赶来，专攻李世民。宫内宫外一片混战，而李世民并不占上风。但他手中已有了最大法宝，尉迟敬德带着李渊亲手写下的敕书，当众宣读，禁军和东宫、齐王府的卫兵只好弃械，大唐政权便在一个早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就是最有名的“玄武门”兵变。
对于在这场兵变中并不太光彩的李世民，以后历代的史学家无不加以粉饰和美化，并为此捏造了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罪名，这也是古人所谓“为贤者讳”的优良传统，而在今天看来，却既无益又无谓，双方难分是非，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得不除掉对方，天下本就是要“逆取顺守”的，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道德伦理就没有任何位置。
不过唐朝的宫廷政变较之以后的宋、明、清各长命王朝最多，李世民也算是做了个不太好的榜样。甚至到了明朝，永乐帝朱棣篡侄儿的皇位，永乐的儿子朱高煦要抢侄儿的江山，也都是以李世民为楷模，只不过父子两人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而已，李世民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
玄武门兵变后的第二天，李渊正式诏告全国，立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正式向全国臣民宣布了政权的转移。
这一年八月，李渊再下诏书，传位于太子李世民，自己为太上皇，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正式即皇帝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