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与权力交接
唐朝建立之初，身处弱势地位的秦王李世民，利用自己掌握的武装，通过政变的方式除掉了太子李建成，软禁了皇帝李渊，成功地对皇位交接的规则进行了改变，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和规则制定者。
被美化的权力争夺
唐太宗的即位是通过兵变得到的，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事后虽然采取了不少的补救措施，但亲兄弟之间这样的结局总让人有些心存芥蒂，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就是有这种过多的血腥味儿，无毒不丈夫，用这句话形容帝王位置的血腥争夺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历史上，由于唐太宗统一全国的赫赫战功，在玄武门事变即位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谓是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唐王朝走向强盛的顶峰奠定了基础；对外，他解决了从北朝以来长期威胁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势力，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夷夏之分，对各民族一视同仁，有利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后代子孙及历史学家抱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态度，将玄武门事变演绎成太子为了保住自己继承人的地位，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陷害李世民，被逼上绝路的李世民没有办法，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才出现了玄武门事变。历史的真相真是如此吗？如果按照现代博弈论来分析，可能在这场皇权的争夺战中，采取阴谋手段，改变游戏规则的可能更多的是李世民。
李建成并非像小说中描绘的那样平庸无能，如果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位置换一换，李建成并不一定干得比李世民差，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从两次行动就可以看出。李渊太原起兵后，兵分两路，由建成和世民各率一路，直指关中，目的是一举夺取隋朝的心脏地带，震慑群雄，李建成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完成任务。另一件事是在击败窦建德后，李渊不该将其在长安斩首，窦的部将刘黑闼两次起兵反唐，第一次被李世民镇压下去，但由于残酷迫害，刘黑闼不久又卷土重来，打得唐军不敢开关迎敌。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主动领兵，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安抚为辅，使河北的叛乱彻底平息。这些事实表明，李建成不仅具有较高的军事才干，还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政治上，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他是大唐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由于名正言顺，在中央和地方得到的支持都较李世民多。在人才方面，李建成拥有魏徵、王珪等人；作为太子，手中所掌握的军队也不比秦王少。但为什么李建成在皇位的争夺战中却以失败而告终呢？
如果按照规则进行博弈，李建成的势力，再加上齐王李元吉的支持，秦王李世民继承皇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我们知道，决定博弈结果最终还是靠综合实力，而事实上，太子府加上齐王府的实力比秦王府要雄厚得多。但史料记载的大部分是李建成兄弟如何谋害李世民的事情。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建成和李元吉便多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打算趁机刺杀李世民，大概李建成觉得不好当着父亲的面做此事，所以制止了李元吉。
武德九年（626年），有一天，太子李建成晚上找李世民去喝酒，在酒里下了鸩毒，李世民心痛剧烈，吐了几升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
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相反更加紧了行动。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了。虽然收买秦王府将领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就在李氏兄弟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李渊也同意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以免后患。
历史上记载的这些事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这是令人怀疑的，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正史都是皇帝身边的史官写的，在取得胜利之后，将光环套在自己头上，将对手抹黑，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这些事情都是不大可信的。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李建成的实力自始至终都比李世民要强。在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杀了建成和元吉两人，东宫闻此凶讯，卫队首领带领东宫卫队联合齐王府亲兵就来攻打玄武门，李世民的部下根本抵挡不住，最后靠抛出建成兄弟的头颅，要尉迟敬德逼迫李渊宣布太子谋反才渡过这一难关。
因此，如果建成兄弟真的对李世民采取谋杀的手段，李世民有九条命也早就没了。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在谋杀与不杀之间进行博弈：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采取谋杀的手段来争夺帝位，建成的实力强，肯定成功的概率比李世民要大；如果建成采用谋杀，而李世民不采取谋杀，建成的胜算几乎是百分之百；建成不采取谋杀而李世民采取谋杀手段，世民成功的机会自然就会增加；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不采取谋杀手段，建成的胜算则明显大于世民。所以对李世民来说，采用谋杀是他唯一成功的手段。李建成正因为胜券在握，所以他根本没想到用同室操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至于建成贿赂李世民的部下，将李世民的谋臣武将调离秦王府，都是采用釜底抽薪的策略，希望李世民知难而退，主动放弃与他争夺帝位的想法。李建成在这场博弈中的失败，败就败在他既想获得帝位，又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手足相残的骂名，沽名钓誉的虚荣心，不仅使他失去了帝位，还丧失了性命。
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建成博弈中的底线是在不用流血的基础上，双方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争斗；而李世民各方面的实力不如建成，因此，他的底线就是只求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从玄武门事变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它是李世民一手策划的。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同时部署了行动计划。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没想到会出意外。
六月六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伏兵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李建成没有收买成李世民的将领，李世民却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便是被收买的李建成的属将。正因为李建成认为有自己的人在，才敢于上朝去，结果走进了死路。
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时，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便想回头。但此时李世民骑马赶来，双方发生了激战，李元吉射了三箭没有射中李世民，李世民却一箭将李建成射死，尉迟敬德领骑兵将李元吉射死。然后，李世民派尉迟敬德披甲戴盔，手持兵刃向李渊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诏平息了两派的激战。
六月六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在这场博弈中的关键人物李渊的态度是暧昧的，可以说，他的犹豫不决直接导致了兄弟的火并。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听从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如果李渊能果断地把帝位继承人彻底定下来，建成、世民兄弟的博弈就会由于父亲的偏向和决定而结束。正是由于李渊的摇摆不定，使李世民对这种暗箱操作感到绝望，才采取打破暗箱操作，改变游戏规则，为自己争取最后一线机会的做法。他成功了，所以阴谋诡计都落到对手头上，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采取“正当防卫”，由于兄弟都死光了，所以不得不挑起皇帝这副重担了。
危机背后的真相
李世民，一代人杰，有着卓越的才识与赫赫的功绩。他十八岁助父起兵，先后平定了薛举、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强大的敌对势力，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而在即位后，又锐意改革、轻徭薄赋、重视发展文化，使得国力强盛，社会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只是在晚年做了几件糊涂事。这都是大家所明了的。
但是，和秦王集团对垒的太子、齐王集团又如何呢？太子李建成本人又是否是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平庸之辈呢？
在李渊起兵之初，建成以左领军大都督的头衔指挥部队，在夺取长安的过程中，功绩不小。义宁二年，以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之衔，率兵十万进攻洛阳。武德二年，讨伐司竹群盗祝山海，平之。武德四年（621年），有稽胡数万叛乱为边害，建成以计杀其壮男六千有余，敌首领逃走。武德六年（623年），他和李元吉一起进攻刘黑闼，以王珪、魏徵之策擒之。当然，建成作为世子、太子，要以此身份驻守朝廷，这是全局的需要，也是皇帝李渊的安排，并非建成懦弱或懒惰。世民在前线征伐，建成在后面巩固根据地，并支援前线，也有萧何之功。所以说建成无功而为太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而关于建成的人品，书上又有多处描述。《资治通鉴》引《新唐书》言其“性颇敦厚”，《通鉴纪事本末》道其“性宽厚”、“得众心”，结纳了不少贤能人士，例如魏徵、王珪便都甘心为他效命，魏徵还一直劝建成杀掉世民。而前面提到的在他死后还带兵前去攻击李世民的薛万彻等人，李世民虽然饶恕了他们，可他们也没有再做官。在征伐刘黑闼过程中，李建成也在河北地区结交了几个实力派人物（这便是李世民上台后，河北地区总是不好管理的原因）。这都说明李建成还是能招贤的。
至于头脑，建成作为太子，很明白自己所受到的威胁。他先团结元吉，又与坐镇幽州的庐陵王李瑗联手。在高祖身边的重臣，也大多为太子说话。建成又与后宫交好，还团结那些皇亲国戚，宫内宫外大多是太子系。说明他足够睿智。
而且他一直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由于古时典训“立子以长不以功”，所以即使是那些正直的大臣也没几个会对太子这个人选说三道四的。
由此看来，李建成不仅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还有君临天下的能力。正是因为这一点，李世民才处心积虑地积蓄力量，寻找机会，最终除掉这个正统皇位继承人，而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史料，都是在《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以及《国史》中的，都是由李世民的亲信们所记载的，而对于建成一派，看不到只言片语评论玄武门之事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此处是否客观公正。
怀疑自然是要拿出反驳的证据的。
李渊欲立世民为太子一事。新旧《唐书》皆言：“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立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
这种说法是很动听，可惜查看分析便知并非事实。关于起事，先是刘文静与李世民一番话，后又是刘文静推荐裴寂给高祖，由其劝高祖谋反的。何况当时“建成携家属寄于河东”，当然不可能对最初的策划有什么帮助了。起事后，李渊又秘密召唤建成来到太原，在看到建成后，“大喜”。随后就攻下长安，然后就立世子，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请立世民为世子呢？袁绍与刘表的故事，现在人尚且以之为笑谈，当时的人都不知道吗？而且若有大臣上表请立世民，史书却为何丝毫无记载？如此不合规则。即使是后来建成数次做了错事，李渊也才不过想把世民派去洛阳，实行分治，又如何会总想着立世民为太子呢？所以说这个说法有很大漏洞。
再说城南射猎的劣马一事。这里便要仔细说说李世民爱马的癖好了。李世民生长在边地，自幼便勤练骑射，从晋阳起兵开始，数年征战，强弓骏马都伴随着他。李世民在数十次战斗中，无不身先士卒，深入敌阵，奋勇厮杀。但是由于武艺高强，又机智敏捷，更因为有超凡的运气，他从来没被敌人的刀箭所伤。这也说明了他的坐骑是特别灵活的。懂得骑术的人都知道，骑术不仅要有好马，更要骑手本人与坐骑精密的合作。这便说明了李世民是如何善于驭马了——与薛仁杲大战之时，他以宝马“白蹄乌”数百里追袭；与宋金刚大战时，他骑“特勒骠”直插敌后，使敌军阵脚大乱，溃散而去；与王世充对阵时，他坐“飒露紫”，仅率十余骑突袭敌阵；与窦建德鏖战虎牢，他乘“青骓”冲入敌营。另有“什伐赤”、“拳毛”也都为他冲锋陷阵立了大功，他死前留下遗诏命人雕刻上述六匹骏马于陵墓前，称“昭陵六骏”。
在他晚年，一匹心爱的宝马黄骢骠病死，他还悲伤地命乐工作《黄骢叠曲》来表示哀悼。太宗有《咏饮马》诗曰：“骏骨音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饶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可见对马的观察与喜爱之深切。关于他娴熟的骑射功夫，也有《出猎》诗，“雕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如此看来，李世民对马的研究绝对够深刻，按道理一眼便能看出其兄所献马的优劣，为何却在马三次蹶后才明白呢？何况那马第一次蹶的时候，他便是跳到数步之外了。难道建成那么幼稚？这么多年战争后还不知道自己的弟弟是个优秀骑手？就算他们没一起作战，他没见识到，他手下人都是干什么吃的？连这点资料都没收集到吗？可见世民是想用这个事情来诋毁其兄。
再说饮酒一事，在双方争斗那么严重的时候，他还敢喝他哥哥的酒吗？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会那么傻？而建成与其兄弟之争朝野皆知，建成又怎么会如此张扬地鸩杀他？而且几天后这“吐血数升”的李世民便拉动强弓射杀这想害他的大哥，身体恢复也真够快的了吧。
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还有几处，虽经史家修饰，却还是有编造的痕迹。
再看李世民，在此前，在建成已经做了太子后，他几次暴露出觊觎皇位的心思来。
《旧唐书·隐逸传》曰：道士王远知，琅邪人也……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后便要“加重位”，对方还是归隐山林，贞观九年太宗降诏曰：“朕昔在籓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这年王远知一百二十六岁，自言将在夜晚升仙，第二日晚上“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寝”，便死去了——太宗自己都说了“无忘寤寐”，而且多年后一登基便有奖励，大家还相信他从不想着皇位，而是紧急时刻不得已而为之的吗？再看世民的天策府，时称“小朝廷”也，一面稳定冲锋的骁勇武将，另一面招募文学贤才，其用心不言皆知。封德彝便对李渊说，“秦王恃他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设立这天策府，既说明他早有为皇之心，又说明他早有为皇之备。
都说建成如何收买后宫妃嫔，而世民也为了博取父亲的好感，派妻子长孙氏入宫“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可见在他初期征战没有给后宫好处而屡遭谴责后，也明白过来，想弥补这个过失了，所以世民说“建成淫乱后宫”，可建成当初只是想杀世民就差点被废，如何敢在这个时候与后宫生是非，就算真的与某几个妃嫔有染，又怎会泄露而不自知？
世民还出重金收买了建成手下王眰等人，如果世民一直安于做秦王，又如何会费尽心思来做这些工作？
再就这事变本身看一看，玄武门，乃入宫必经之地，李渊自然要用最信任的武将来把守，而这个将军常何，却被李世民所收买，这说明李世民此前早已经做了作掉建成的准备了。再看文德皇后，《唐书》皆曰，“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文德皇后在贞观十年病死前还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当时房玄龄被遣归乡里）文德皇后所言之“奇谋秘计”，显然是包括这最重要的玄武门之事，而且还包括那时候一直进行的与太子党争斗的密谋，也说明了他们早已准备谋划此事，只是日期未定罢了。
所以说，“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一次刺杀活动。司马光和范祖禹认为世民杀兄“贻讥千古”、“无君父也”。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是众所归心的明君，在历史上的贡献都是公认的，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单就“玄武门之变”来看，这也不过是一场兄弟残杀、争夺皇位的普通争斗，而绝不是李世民就站在了光明的位置。
窥皇权兄弟斗心机
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之间相残，双方都不是正义的，而且都使用了阴谋诡计。他们一个是太子，一个是亲王，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居然各施诡计，甚至不惜背上残杀手足的罪名。不过，在唐太宗掌权之后，通过控制史官，篡改了国史，把自己放在正义的地位，反而说李建成是谋反作乱。
为什么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要为了皇位进行争夺，而且胜利者非要把自己说成先皇选定的继承人呢？要知道，当时没有民主的选举制度，只能使用“嫡长子继承制度”来确定国家的皇位继承人。
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至于周公所定嫡长制的具体内容，《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条下有这样的概括：“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最重要的是，周代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者，立子以贵不以长，乃传子法之精髓。”就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精神而言，它是要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为什么到周公时会产生嫡长子继承制，并且被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弟相继为主，在实际操作上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嫡长制的出现，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从深层次上看，嫡长制的出现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本身的发展水平，一是国家政治组织的发展完善程度。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私有制和家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了使家族的财产权能够在后代子孙中平稳地继承，特别是为了确定家族领先的继承资格以确保家族血缘共同体的延续，势必要形成一种维系和调节家族内部成员相互关系的规则体系，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宗法。其中，父家长地位的继承问题又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各种资料说明，家长不仅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更重要的是拥有祭祀权，担负着奉祀祖先、传承家族的功能，并不单单涉及财产继承问题。
家长是关系到家族传承的根本所系。因此，作为家族共同体的首领，家长的地位本身就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出于平稳延续家族的需要，必然要求采取严密的继承之法，使诸子中唯有一个人拥有继承资格，而将其他诸子排除在外。中国的嫡长制的功能在于：使具有政治特质的家族共同体领袖的继承权严格地限制于一人。由商代以兄弟相继为主的、不太规范的继承制度过渡到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正是体现了这一客观要求。
再次，由于中国的宗统与君统是密切结合的，故从另一角度上看，嫡长制的出现也意味着国家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完善。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总的趋势是国家内部的次级结构和组织分化得日益细密，各级机构和官职的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政权组织的活动也日趋规范和制度化，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嫡长制一经确立之后，就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基本或理想的形式，为后来的专制王朝所继承。秦汉以后，除了秦王朝因短命而亡未及确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之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其奉为“万世正法”。在正常情况下，嫡子是取得皇位继承人最过硬的条件。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早逝，于是选立太子的儿子（嫡长孙）为法定继承人，理由就是“皇孙世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后来明成祖舍去功勋卓著的次子朱高照，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也是基于“长嫡承统，万世正法”的认识。然而，就具体实行情况看，由于条件不具备或人为的因素，嫡长制在实际操作上不得不大打折扣。首先，由于无法控制的生理方面的原因，历史上许多皇后往往不生儿子，或者虽有嫡子，但因医疗保健水平的落后而患病早夭，使得“立嫡”的首要条件得不到保证。故秦汉两朝二十八个皇帝中，嫡出者仅三人，东汉皇帝竟无一人嫡出；宋代十八个皇帝中仅三人嫡出；明代十六个皇帝中也仅五人嫡出。嫡子在历代君主总数中的比例很小。这样，在不能“立嫡”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立长”的原则，在其他庶出的皇子中按照年龄顺序选择继承人。
其次，君主也常常出于个人的好恶而干扰破坏嫡长制的实行。从根本上说，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存在的，统治者一旦觉得某种制度妨碍其利益时，就会千方百计规避和破坏这种制度。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位继承人问题本来就是事关“国本”的重大问题，这决定了作为掌握最高统治权力的君主必然要想方设法施加自己的影响力，而不会绝对拘泥于既定的制度。
另外，专制制度说到底还是一种人治的政治，这决定了它的任何具体制度都具有弹性或伸缩性，至多都只能是一种礼法或习惯法，而缺乏现代法律制度的刚性。从这一意义上说，专制君主往往既是制度的创制者或推行者，同时又是制度的规避者与破坏者。具体来说，君主对太子好恶往往是影响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如汉武帝晚年喜爱少子刘弗陵，常常对人夸他“类我”，后来果然将其立为太子。后世君主也常常以此为理由废嫡立爱子。另外，皇帝对于太子生母的感情变化，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数。因此，嫡长制下的继承人资格最终是根据生母的身份贵贱确定的，一旦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因失宠而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的地位。而在皇帝多内宠的情况下，受宠对象往往随时而变，必然使嫡长制不断遭到破坏。如汉武帝时卫后宠衰，太子刘据于是不保；光武帝刘秀由郭氏而移宠阴丽华，太子刘强只有惶恐让位与之子（明帝刘庄），都是著名的事例。
最后，各种权贵势力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如东汉时期一些外戚后妃为了把持朝政，乃至故意“贪立幼主以久其政”；唐代中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甚至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对皇帝废立生杀，当然也就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出现嫡长制的某些变通或变态的情况：其一是兄弟相及。如唐敬宗无子传位于其弟文宗，文宗无嗣传位于另一皇弟武宗，宋哲宗无嗣传位于徽宗。其二是选择宗室子弟入继。通常是在皇帝无嗣的情况下，从皇室近亲子弟中过继一人，以填补皇位继承人的真空。如西汉宣帝、哀帝，东汉的安、质、桓、灵诸帝，宋代的英宗、孝宗、理宗，明代世宗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应当说，仅就皇位嫡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继承制度下，无论是“立嫡”还是“立长”，都公开放弃了才德方面的要求。可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承方式，势必在嫡长制的“产出”与君主专制政体的需求之间造成严重的脱节：一方面，君主专制制度毕竟是一种人治形式，在制度的设计上，君主被赋予了至高无上、不受法律限制的绝对权力，被摆在“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的位置，这要求君主必须是至圣至明、至善至美的全能人物；然而嫡长制恰恰是立嫡、立长而“不以贤”，从而在君主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其实际的政治能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或不对称问题。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嫡长制实行中的一些变通和变态方式，有的原本就是君主个人好恶或者权贵势力争权夺利的产物，当然也不可能解决君主权力与能力不平衡问题。
既然嫡长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弊端，且又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问题，为什么又能够为历代封建专制王朝所继承，并被奉为“正法”、奉为皇位继承制度的基本形式？这首先是因为，秦汉以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在先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先秦君主制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和更高阶段。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和频繁的、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但它们所导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属于华夏各民族内部的同质文化的交流，并未遭到异质文化的大规模冲击与挑战，因而不会打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过程，使得传统的东西更容易继承和保存。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虽然也在“礼崩乐坏”的历史动荡中遭到很大冲击，但其观念和基本原则却以新的形式保存下来。
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讲求君尊臣卑的体制，宗法制所体现的嫡长尊卑等级观念，恰恰适应了日趋强化的君主集权运动的客观需要；君主专制制度肯定国家最高权力由一人私有独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私”的性质，它似乎比任何政治制度都强调对政治权力、政治职位的排他性与独占性，而作为西周宗法制度集中体现的嫡长制，则为满足这类需要提供了现成的法宝。嫡长制之所以被历代专制王朝奉为正法，还因为它比较能够减少争夺皇位的冲突，对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最为有利。
在皇帝多妻多子的情况下，除嫡长制之外，选择继承人的可能方式理论上还有“选贤”与兄弟相继。但贤与不贤本身就是一个主观评价的问题，标准不容易把握，实际上等于无标准。而在私有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采用兄弟相继的方式也缺乏硬性的约束力。因为“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之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兄终弟及的原则事实上无法抵挡住权力私有欲、独占欲的冲击。只有根据“嫡、长”这些先赋的或“天定”的条件，把皇位继承资格最大限度地限制在一个人身上，才能确立起比较明确的、可操作性的标准，才可能杜绝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较好地避免诸子争位、骨肉相残的局面。
本来，在儒家的理想中，一直把“传贤”奉为圭臬。然而嫡长制恰恰就是一种家天下的“传子”制，它显然不符合儒家“传贤”的理想。但在事实上，嫡长制却又是得到了儒家肯定的。
从儒家所预设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来看，嫡长制虽是“家天下”的传子之法，却是通往“官天下”的现实起点。如儒家公羊“三世说”就认为，在孔子的意识中，人类社会将依次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即：由乱世到升平世（小康世），再到太平世（大同世），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周政不行，周礼崩坏，各立嗣者也有之。王位继承方式的混乱加剧了臣弑君、子弑父、父杀子的政治动荡，使父子、君臣等“亲亲”、“尊尊”关系受到严重破坏。
因此，孔子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周礼，重建起码的社会政治秩序，其中就包括恢复周代的王位嫡长子继承制，减少由立嗣所引起的纷争，而非空想地、不切实际地急于实现大同社会的“立贤”之制。所以，在坚持公羊学派立场的学者看来，嫡长制虽然不甚理想，不甚美善，但这在“小康之世人性尚欠完满的情况下则是不得已的事，因而也是必要的制度”。
孔子也曾说过，夏商周三代是“大人世及以为礼”。按照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解释，这句话就是在谈“家天下之意”：大人即指天子诸侯，世及即子孙世袭相承也。传子曰世，传弟曰及。就此而言，则是说政权在私，三代只能为小康之局。
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由低到高、由小康到大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只不过他将大同理想社会置于三代以前的历史开端而已。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嫡长制的世袭制虽属小康之制，但具有“息争”、“笃亲”之功，是由乱返治的起点。先圣周公已经通过这类制度建立过统治秩序，为后圣孔子树立了榜样。所以，在“从周”与“复礼”的大前提下，儒家肯定嫡长制恰恰反映出其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寄托。
总之，就儒家的立场上看，嫡长制符合家族本位的伦理要求，也具有“成仁”的道义基础，是孔子“王心”、“王义”和政治理想所托。从而，作为一种政治继承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传统，嫡长制在历史中获得了“百王不易之制”和“万世正法”的地位，具有了神圣的合法性。这样一来，本来只是基于利弊权衡、适应统治者私利最大化需求、最大限度实现权力独占的嫡长制，便在儒家政治文化的“磁化”作用下，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般地获得了文化上的意义。
不难看出，嫡长制确实为专制政体的皇位继承提供了起码的、基本的规则与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位继承方面的政治动荡，发挥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同时，它也是在充分权衡各种继承制度利弊优劣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种不失明智冷静的选择，表现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较高理性成分。
嫡长子继承制对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具体运行方式更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嫡长制本身还是它的各种变态形式，在专制政治这一大前提下，都只能流于一种非智能的选择方式，都必然导致君主在权力和实际能力之间发生严重的脱节和矛盾。因为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出全智全能、三头六臂式的人物来胜任君主所拥有的无限权力。
人类的无数经验业已证明，面对无限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政治世界，任何君主个人都注定不能胜任，都注定是“无能”的，只有合理的法律制度设计“才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更何况在嫡长制为主干的皇位继承制度下，经常会把幼儿、白痴、昏庸者乃至性格变态者推上皇位，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君主、伟人政治更是相距甚远。
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势必需要某种机制，以便对君主制度的这种内在矛盾和缺陷加以适当调节和弥补，如利用儒家伦理规范对君主加以熏陶约束，同时借助组织和制度的力量，即利用官僚制度的理性和智能因素弥补君主才智上的不足。
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君主制度的一个奇特现象：在制度的规定层面上，君主被赋予无限的权力，并且随着中国历史的延续，这种“制度化”的权力似有不断加强之势；而在制度的运行层面上，则往往由于君主事实上的“无能”而使君主的专制权力流于“象征化”的状态。从中，正可以看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复杂性和内部矛盾运动的轨迹。同时，也正是这种矛盾运动，使专制君权有可能突破“家天下”的、“私”的格局，在客观上成为一种代表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公共权力”。
治国剧组里的君与臣
儒家“爱人”，道家“做人”法家“治人”。从古至今，人作为天地运行的主体，不断地缔造着属于自身的历史。你、我、他的错综关系中演绎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艺术。
爱臣如子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情绪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从他与臣子的关系，以及他的以仁爱之心对待夷族的作为中看出。李世民承认自己对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爱。魏徵感慨他们有李世民做君王是三生有幸。但从魏徵的这一判断中又可以读出饱含沧桑的历史悲剧感：圣王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个李世民，其在位也仅仅二十三年。
历史的吊诡在于，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间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人们发现，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相比，有着惊人的类似：两人都是次子，都有战功在身，都聪明绝顶，名震中外，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皇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了军事霸权，赢得各族人民拥戴，被尊为天可汗或者圣人可汗。最后，这二人一个身败名裂，另一个却被后代奉为千古明君，虽然下场相反，但他们的事业却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连续性。
斯特·托罗维奇有一本书，叫《国王的两个身体：关于医学与政治神学的研究》，对类似上述问题有着深层的探讨。处托罗维奇认为，身为天下至尊的国王其实有两种身体，其一是自然身体，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一身体是由一系列自然成分所组成，处于这种身体状态之中时他和别人一样也有激情，也面临着死亡；另外一种是政治身体，处于这种状态时所有成员均臣服他，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构成了身体，他为头，其他臣民为躯干。和自然身体不同，政治身体不受激情支配，也不恐惧死亡。这种关于帝王的政治身体之说，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便曾在其《政治学》的第一卷里写道，当一个身体由众多部分所组成时，身体便成为统治者，余者成为被统治者。所以当一共同体人想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王国或者一种政治身体时，他们总是必须推举出一个人来统领这个身体。这个人通常是帝王。
奥古斯丁在其《论神圣的公民权》第十九卷第二十二章中说，所谓国民就是按照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由众多人所构成的一个身体，但如果没有头，那么这种国民便不能被称之为身体；在自然身体中，被斩首之后的身体只能称做躯干，同样，在政治身体（国家）的观念里，缺乏头（首脑）的共同体不能称为身体。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家继续利用身体的形象来探讨国家首脑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利奥·施特劳斯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序言中甚至认为不论从前还是现代都是这样的。
运用这种学说观照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便可以发现其中的吊诡般的连续性和隐密的断裂处。像隋炀帝和唐太宗这样的封建帝王也拥有两个身体，一个是由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约束的政治身体，一个是受激情支配的自然身体。政治身体也就是皇帝宝座。在儒家看来，帝王这个政治身体更多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力，权力是依附于责任之下的。治理天下的责任，是帝王无上权力的前提。如果一个帝王不能履行治理天下的责任，就要离开皇帝宝座，这就是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分离。如果非暴力手段并不能使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分离，孟子甚至认为可以弑君，通过自然身体的毁灭，迫使二者分离。自然身体的死亡不能导致政治身体死亡，政治身体会从已死的自然身体中分离出来，又转移到另外一个自然身体之上，这就是帝位的继承。
儒家的“国家”和“天下”是基于道德的政治共同体。这个道德共同体是以帝王（在他们看来帝王须是德行最高的圣人，就是圣人王，曾经有许多朝代，干脆以圣人一词代称天子）为中心的“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天下观念则必有“华夷之辨”，因为要区分我们，则必然同时区分出“他们”。
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不外把家、国、天下当做身体的放大，这个身体应该是圣人王的身体，圣人王通过“内圣外王”从自己的身体中体验出一套关于人的行为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使用国家暴力强制施加于其他人。
封建社会没有法律约束帝王，帝王高于法律，只有传统、先例和道德构成巨大的约束。我一直认为，传统和惯例是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其实是一致的，例如周公和孔夫子都是从历史中寻找道德的根源。
儒家认为，政治身体必须是理性的，免于激情的支配，所以儒家根本不担心帝王会做错事，会用无上的权力为非作歹。帝王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合二为一，而自然身体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无法克制住激情，所以只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律来禁锢帝王的自然身体是极度危险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没有成文法的仁政更为可取，因为前者还有避害趋利的空间，而后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体统治下，可以说根本无从确定何处可以逃避。即使帝王有道德，他们的道德也是极为不确定的，英明帝王的理性会多一点，还在襁褓中的帝王只会给予民众屎和尿。
帝王与一般人不同，没有隐私，但却有无上特权。帝王体制之下，臣民的财产随时都可能被剥夺和被抢劫，臣民没有人身权利，即使他们的妻子，如果帝王看中，也必须服从他的欲望，甚至人世间最宝贵的生命也捏在帝王手上，他可以随意处死你。
在魏徵等贤臣的帮助下，李世民找到封建时代长治久安之策，在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这一行政三分的制度框架下，“偃武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于是就有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它堪称儒家道德学说指导政治实践的典范。但是，这一盛世是短暂的，随着李世民的离去而人亡政息，犹如一道流星匆匆划过几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法能够约束帝王的行动，道德操守终归是不可靠的。
虚怀若谷，敬德保民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孔孟开创的儒家文化。儒家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以德化民，强调要施仁政、行德治。但真要做到这一步，其实并不容易。
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为政者必须首先有“德”，有了“德”才可能以“德”施政；否则，把“德”挂在口头上，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哪有什么“德政”可言？因而，提倡“德治”的儒家最讲究修身养性，认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政治伦理，在顺序上是依次递进的。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养成了良好的德行，才能有益于社会；否则，一个人即使再有才，再能干，而德行有亏，也是会受人非议、招来白眼的。譬如，在重视乡里评论的汉末社会，具有雄才大略的曹操被贬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是一个例证。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提出的这一套政治伦理不仅对君王而且对士大夫们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德才兼备的政治家。他是治世的明君。他之所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主要是由于他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明君兼听，昏君偏信。这是大臣魏徵跟他讲的。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徵，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徵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采纳臣下的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徵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
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做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未曾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庸。
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徵，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徵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徵。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徵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徵说起来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
贞观之治是中国治世的象征，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既有唐太宗的英明领导，又有赖全国人民的励精图治、艰苦奋斗，但也与贞观群臣全力的辅助分不开的，贞观时期是中国人才聚集的一个高峰，史称名将名相辈出，文学上叫谋臣如雨、猛将如云，都形容当时人才之盛，事实上当时的确发掘并有效利用了许多人才，就唐太宗列于凌烟阁的特殊功臣（第一等）就达二十四人之多。
政治舞台上，谁是魔术师
一个国家的存在，在政治修明，不在山川险要，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
唯妙唯肖的人格秀
文字表达是一个人思想的火花，打开一个视角，等于走进了万千世界。从唐太宗的诗作中可以体会到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人格魅力。唐太宗也正是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将众多贤能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繁盛，为中国的历史长卷画上了绚丽的一笔。
唐太宗对大臣们曾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这段话简要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的思想。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的“治国”大义。唐太宗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做“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他的一句名言“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就是君主的安危受人民力量制约思想的流露。正因为唐太宗思想中有了这种认识，所以他实行休养生息的抚民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勤政爱民”也成为后世对唐太宗的评价。
他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继位后励精图治，提出了很多“爱民”、“子民”和以“仁义”抚民的政策，并且确有许多节俭自身，施惠于民的德政善举，大得民心。从贞观元年开始的3年时间里，关中关东各地持续发生水、旱、虫灾。而关中灾情最重，百姓无以为生，卖儿卖女来养活自己。他当即采取措施，一方面开仓赈灾，一方面让灾民到非灾区就食……
贞观元年，关中地区大雨连绵闹饥荒，第二年物极必反，没有水灾，却换来旱灾，兼蝗虫肆虐，大闹饥荒，很多民众穷到卖孩子，换取食物的地步。唐太宗下令拿出皇宫府库的财宝，赎回被卖的子女。并且大赦天下，发布诏令说：“只要五谷丰收，天下安定，即使灾害移到朕身上，也心甘情愿。”
说也奇怪，不久旱区居然天赐甘霖，旱象解除。
两个月不到，长安地区又出现蝗虫，文武百官忧心忡忡，担心农作物歉收。唐太宗正巧在皇家苑囿看见了蝗虫，随手抓起几只蝗虫，祝祷说：“百姓视谷子如命，你们却吃掉它们，宁可让你吃了我的肠肺，也不要你们去吃百姓的谷子。”说完就要把蝗虫往嘴里送。左右官员急得拦阻，说：“不要吃，吃脏东西容易生病啊！”唐太宗语重心长地表示：“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还怕生病？”于是生吞蝗虫。
不知是纯属巧合还是天人感应，这一年蝗虫并未成灾。
先且不问蝗虫为什么收敛，久旱为何逢甘雨。看看唐太宗的肢体语言，透露出什么？除了责备蝗虫，不该为害农作物，致使生灵涂炭之外，他同时宣示和宗教家一般殉道的决心，——宁可让蝗虫吃他的内脏，也不希望蝗虫吃百姓的谷子；宁可厄运上身，也不要百姓受苦受难。
对蝗虫说的这段话，另一方面也是对上天的祈祷文。因此唐太宗的传达对象，一是蝗虫，一是上天，还有呢，就是老百姓以及后人。
也就是说，与其说唐太宗是对天祈祷，不如说是藉此传达他爱民如子，为了国泰民安，宁可舍身的伟大情操。口说无凭，必也伴随着吞食蝗虫这种恶心的动作，才能信服于人。这是政治人物擅长的“做秀”。唐太宗时没有电视机，但有史官记录，传诸后代，流芳百世，而消息经京师散播出去，百姓感动，全民爱戴。小小一个举动，寓意大焉。
体恤民心这一点在唐太宗的诗歌中也有所流露。康熙在他的《讲筵绪论》中指出：“诗以吟咏性灵，如唐太宗诸篇，未尝不以天下黎民为念者。”现举几首太宗的诗略作分析：“洪涛经野变，翠岛屡成桑。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王。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春日望海》）。
在观海时他也未忘节欲治国。“寄言博通者，知予物外志”（《初晴落景》），写自己咏物之意不在单纯讴歌事物本身，而在于考虑治国大业。“已获千箱庆，何以续熏风”（《秋暮言志》），写自己已享用千廪俸禄，自应有所作为，以解除庶民之困苦。唐太宗咏物诗的比重很大，但这些咏物诗也非单纯吟咏事物，更多的是借咏物来表达自己作为帝王的心志。“萧条起关塞，扬苨下蓬瀛。拂林花乱彩，响谷鸟分声，披云罗影散，泛水织文生。劳歌大风曲，威加四海清”（《咏风》），唐太宗由风天的景象联想到汉高祖的《大风歌》，想到自己应励精图治，勤政为民。“对此新登岁，披襟弄五弦”（《咏雨》），流露唐太宗关心民瘼，庆幸丰登之意。另外，在他的《喜雪》诗中当他看到万物被冰雪覆盖、遮蔽的景象时，感慨到“怀珍愧隐德”，联想到世间也会有怀才不遇之人，于是深感惭愧。
在封建帝王的生活中射猎恐怕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唐太宗也有两首表现该题材的诗作，然而他所表现的却并不都是游猎带来的乐趣。《冬猎》的结句中写到“禽荒非所乐，抚辔而招忧”即是说明在打猎时，还忧虑国家政事。另一首《出猎》中更是明确写道“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打猎的目的是为了为民除害，并非娱乐。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作为君王的唐太宗也有享乐、奢侈的一面，更不想说他没有吟风弄月、赏心娱情的思想，而是认为分析一个人物应该与他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和该人物的身份、地位结合起来看。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在他消遣娱乐之时仍不忘国事，不忘百姓，仅从这一点来看，唐太宗的人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恩威并举
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唐太宗虽曾多次派兵反击突厥、吐谷浑等的侵扰，并进而征服了突厥、吐谷浑等，但他主要还是采取以怀柔为主的羁縻政策。
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于依附的各族，他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注意保存其部落体制，尊重其习俗。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任命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以统辖本族。不但基本上不征税，而且还经常给各族贵族以大量赏赐。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很信任，不少人被授以高级官职、册封爵位。还帮助他们的部属，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他通过“和亲”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又开通通往西域的大碛道和通往北方边疆地区的参天可汗道，以加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为唐朝树立了声威。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唐高祖起兵时，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一度对颉利可汗称臣。及统一全国后，突厥不断侵扰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重兵进逼长安。太宗亲自领兵隔渭水而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无辞以对。在唐军的严加备御下，颉利不敢轻进，结果双方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鉴于此，决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正当唐太宗积极准备反击突厥的时候，突厥汗国由于颉利可汗“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被统治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粮乏绝”，给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时机。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突厥。次年春天，李靖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大破颉利于定襄（今内蒙清水河）。颉利北走碛口（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于此，又把颉利打得大败。李靖乘胜追击，李勣又伏兵碛口，堵住颉利逃往大漠的道路，颉利可汗穷蹙被俘，东突厥灭亡。原来隶属于东突厥的各族都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军在这次反击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唐初，吐谷浑虽一度与唐通好，但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贞观九年（635年），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诸军进击吐谷浑。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南库库诺尔岭）击溃了吐谷浑精锐。吐谷浑王伏允逃入沙碛。唐军深入追击，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难，穿越上千里的无人之境，其中侯君集率领的一支军队一直到达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伏允在逃窜中为部下所杀，其子慕容顺降唐。唐军凯旋，从而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平定吐谷浑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用兵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由于高昌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并侵扰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三年冬，太宗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数万人进击高昌。次年八月，唐军越过“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进抵高昌，击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迅速包围高昌都城。唐军填堑攻城，飞石雨下。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贞观十八年（644年），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结突厥与唐为敌，郭孝恪经过奏请，亲自率兵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为完成西域的统一，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领大军十万进攻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次年冬，唐军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布失毕逃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军围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毕，遂平龟兹。于是设置龟兹、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克什）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之，有效地控制了广大的西部边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除用军事力量对付敌对势力外，也用和亲政策保持边疆的安定，而以唐与吐蕃和亲影响最为深远。松赞干布是吐蕃杰出的君主。他仰慕汉族文化，于贞观八年遣使入贡，后来又奉表求婚，得到唐太宗的许可。贞观十五年，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不仅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艺品，带去了内地的菜种、蚕种以及各种药物和典籍，也带去了大批工匠和乐队。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感到异常高兴。为了照顾文成公主的生活习惯，他“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己还改服汉人的“纨绮”。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对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东北边疆，长期占据辽东一带的高丽，阻挠新罗、百济与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时侵犯辽西，杀害边民。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决定进攻高丽，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军四万，分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渡海趋平壤；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趋辽东。第二年，李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兵临鸭绿江。唐太宗自统大军，亲到辽东前线督战。唐军攻破辽东城，进军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延寿、惠真降唐。但安市城守甚严，久攻不下。这时天气转冷，粮食将尽，太宗只好下令班师。
正当唐军征辽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机侵入河套。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陀，将其消灭，原来附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次年，唐于铁勒诸部设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设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大单于台，以统新置各府、州。还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的势力已达到漠北的广大地区。
唐太宗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唐平东突厥后，将突厥降众安置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吐谷浑平定以后，仍以慕容氏为可汗。后来又把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可汗。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与汉人表示同样的关怀。隋末以来，边民多为突厥所掠，北疆平定以后，下令“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对汉民“没落外番投化，给复十年。”“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对各族将领都视为一体，不分畛域。当时有不少战功卓著的少数民族将领，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尤为有名。至于被任为将军而在地方任职的那就更多了。
由于唐太宗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突厥与吐谷浑各请互市，他们从内地得到了大量的布帛，而内地“资于戎狄，杂畜被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乏耕牛”的困难。内地的盐、茶、绸缎、文具、饰品与吐蕃的马匹、药材、皮毛等的互市也十分活跃。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医药、生产工具、蔬菜种子等物品，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使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了吐蕃。在唐朝规模庞大的国学中，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西域、吐蕃、渤海等族酋长的子弟。在吐鲁番等地还曾发现《论语》、《史记》、《汉书》、《神农本草》等书的残片。这都说明唐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大量进入内地，带来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法和海马葡萄纹的铜镜，也传入内地，并被普遍采用。在“四海宁一”的条件下，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文皇帝与《贞观政要》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李世民敢于将儒学投入到政治生活实践当中，成功地以武夫的身份获得“文皇帝”的美称，因此赢得了儒学士人的尊敬，赢得了封建社会的所谓“人心”。
君道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贞观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反过来，帝王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加之唐初魏徵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他们君臣关系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古时君王接受批评或规劝，称之为纳谏，臣民规劝或批评君王，叫做进谏。唐太宗曾问大臣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成这个观点。唐太宗还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因为敢于当面指出唐太宗的不足并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而深得唐太宗的信任。裴矩原是隋炀帝非常喜欢的大臣，很有些才干和见识，隋炀帝是不喜欢人规谏的，谏臣多遭杀身之祸。裴矩聪慧，处处奉承隋炀帝，很为隋炀帝出了一些祸国殃民的坏主意，如夸富西域，远征高丽等，因此裴矩被称为隋朝的佞臣。可是，入唐以后，裴矩却常常在朝堂上据理谏诤，故而又被看成贞观诤臣。裴矩历经隋唐两代，判若两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显然，裴矩还是裴矩，只是唐太宗与隋炀帝的作风不一样罢了。
唐太宗为网罗人才，非常重视科举制度。古书上记有一段故事：唐太宗在端门上看到许多新考取的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所以他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房玄龄、魏徵、李靖、戴胄、王珪等，都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道，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
唐太宗说过，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继续推行均田制，即按人分给一定数量的口分田和永业田，又实行新的租赋徭役制度租庸调法。朝廷注重搞好农业生产，时时注意不违农时。有一年，河东万泉县喜降春雨，县狱中囚有十几名犯人，也临时宽以假日，令其回家及时播种。太宗还亲自身体力行，提倡公卿俭约，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武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己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激情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总体上来说，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统治者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
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屈己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纳谏。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展呢？
作为历史参考书的《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唐玄宗时的史臣吴兢编撰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一部《贞观政要》，既是唐太宗治国安邦之术的观点政策的汇集，更是唐太宗以史为鉴从政的历史经验总结。《贞观政要》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内容均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述的。不论是政治改革，任贤纳谏，还是经济建设，劝课农桑；或是制定法律，奖掖文士；或“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或对外国艺术和宗教的交流，唐太宗都特别重视对前代主要是隋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他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书中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唐太宗之所以取得“贞观之治”的政绩，主要得益于“史”与“人”这两面“镜子”，特别得益于史。唐太宗把魏徵比作是一面“人镜”，魏徵死后，唐太宗亲自到灵堂放声大哭了很久，并亲笔撰写碑文，认为自己损失了一面镜子。而魏徵则是一位历史学家兼政治家，他远见卓识，总揽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的编撰，并亲自主编《隋书》，前后达16年之久。唐太宗之所以采纳魏徵提出的200多条“谏议”，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魏徵所提的“谏议”，言之有据，据之源史，决不是夸夸其谈的“新观点”。从贞观十一年，魏徵给太宗的《十思疏》和太宗的答诏中，我们可窥见魏徵的才能以及与唐太宗君臣相互勉励的情景。
《十思疏》全文（白话）如下：
臣听说冀求树木长大的办法是必须先固植它的根本，希望水流长远的措施是必先浚溶它的泉源，殷盼国家安定的途径是必须先累积德义。泉源不深而希望水流长远，根本不固而冀求树木长大，德泽不厚而殷盼国家治理，臣虽然是下愚的人，也知道绝不可能做到，何况明智的圣人呢！
人的君主手握国家重权，统治着广大的天地，将极天般高峻的帝位，永保社稷无疆的福祉，不时时居安思危，持勤俭戒骄奢；德行不够丰厚，情操控制不了欲望，这也是丧害根本以冀求树木芪盛，堵塞泉源而希望水流长远的方式啊！
向来众多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无不因为殷忧而道为之彰明，功成而德为之衰退，有善始的帝王实多，能善终的帝王却少，岂不是进取容易而守成艰难吗？从前进取而有余，如今守成而不足，这是什么道理呢？臣的意思是，人君在殷忧的时期，必定竭诚以待下；等到得志以后，则变得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可以成为一体，傲物则骨肉变成路人，虽然用严刑来督责，用威怒来恐吓，终究只是心存苟免而不怀仁德，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怨愤不在于大或小，可怕的是怨愤者是人；人民如同水一般，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理应留意戒慎！用腐朽的绳索驾驭飞奔的马车，其危险性可以忽视吗？
统治人民的君主，如果真能做到：产生欲望则思知足以自我警惕；想有所兴作则思知止以安定人民；想到位高势危则思谦虚而自我修养；害怕满溢则思江海所以下于百川；乐于游猎则思包围三面以免杀绝；忧虑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忧虑蒙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意念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泽所加则思无因个人的喜欢以谬赏；惩罚所及则思无因个人的愤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那九德，选拨贤能而任用，选择至善而顺从，则智者尽能发挥他们的计谋，勇者尽能发挥他们的力量，仁者传播他们的恩惠，信者贡献他们的忠诚，文武争着效力，君臣因而无事，可以尽情享受豫游之乐，可以修养松乔般的长寿。歌舞升平可无为而治，不多言语使百姓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部下处理公务，致使劳役聪明的耳目，亏损于无为的大道呢！
魏徵此疏，作于“贞观之治”的巅盛时期，当时天下大治，歌舞升平，一派繁荣。而魏徵却提出居安思危，强调秉持忧患意识。今天看来，各个朝代的兴衰史，无不印证了魏徵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魏徵在贞观十三年，又上一篇《十渐不克终疏》，言辞切峻，直列太宗十个方面的“渐不克终”，可谓犯颜直谏的典范，堪称廷谏第一人。其行为和胆略，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话题。
在敬佩魏徵的同时，我们更加欣赏李世民——一个善于纳谏，立志上比尧舜的“天可汗”。在历史的长河中，铁骨铮铮、犯颜直谏的谏臣可谓多矣，不少人满腔热血，因触了逆鳞，为国为民写下了一首首悲烈的挽歌。如商朝时的比干、春秋时的伍子胥、战国时的屈原、隋朝时的高熲、明朝时的解缙等等，哪一个不具有超前见识？哪一个不是思辨过人？可他们仅仅因为廷谏的对象胸襟窄小，结果给后人留下的是无奈的叹惜。
李世民身经百战，本是个英武之气十分沛盛的帝王，可在谏臣面前，他克制自已，努力效法圣君。我们不妨看看太宗读了《十思疏》后，亲手写的一份答诏：“知道频频抗表上疏，诚极忠款，言穷切至，使朕披读忘倦，每达夜半。若非公体国情深，开导义重，岂能以良图见示，匡扶朕的不及！……公的批评，朕闻过了！朕要将它放在几案上经常阅读，希望晚年能得善终，不让尧、舜的良政专美于往日，不让刘备、孔明的交情高出于当今。等待公再报朕以嘉谋，无妨有所冒犯而不必隐讳！朕将要虚襟静志，敬伶德音。”由此可见，唐太宗与魏徵之间，始终默契地秉持着忧患意识，相互间肝胆相照，共同打造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贞观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当时的世界而言，它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举世瞩目。究其原因，是与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分不开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唐太宗在位时的所有重大决策，每必与大臣们对照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以防止决策上的失误。因而，他在位的23年政绩，历来被史家赞誉为“贞观之治”。唐太宗总结自己领导成功的经验时，把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几乎每天必照不已。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唐太宗的话内含历史的真理，因而成了千古名言。后人只是将唐太宗话中的“古”字改为“史”字而已，内涵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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