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明皇
国家的强盛，不是君主一个人的作为，因为他不是万能的；然而，假如没有英明君主的领导，国家的兴盛却只能是梦幻。这看上去有些悖论，但却是千古不变的规律。且看玄宗，他史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这不是后人凭空赐予他的赞誉，而在于他用大笔画出了开元盛世。
圆滑中庸
一块石头，当它刚被放在河上游时，有棱有角，毫无规则。河水不断地冲击着它，推到中游，急流冲下的石块相互碰撞，并被水侵蚀，不断地磨擦，它逐渐变小变圆。当它被冲到下游时，棱角已都被磨去，变得圆溜溜了。
人性又何尝不是这样？刚开始棱角分明，却总要受到社会的挤压，冲击，一次次地挫折碰壁磨炼，使得人性最终圆滑起来。
圆滑，恐怕是人性中的最高境界——就我个人观点认为。一个人只有拥有圆滑，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能够灵活地在社会中穿梭，熟练地驰聘于社会，那样才是真正的“人中之杰”。
玄宗是个奇才，奇就奇在不管在什么局面场合中，都能扮演相应而又出色的角色。他所扮的角色，不是矫揉造作，而是发乎内在秉性的自然进入，圆滑和不失中庸。
现实需要什么角色，他就进入什么角色。
他有种与生俱来的政治素质，敢于在铁和血、生和死中进行角逐。他对传统政治有着出神入化的理解，把舆论视为玩物，凭需要而定取舍。对韦氏、太平公主染指最高权力，斥之以“牝鸡司晨”。在奶奶武则天死后，中宗懦弱无能，结果朝政大权落到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原来发动政变恢复唐朝的功臣、宰相张柬之也被他们贬官驱逐，太子李崇俊被杀。
韦皇后效仿原来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对于女儿安乐公主的违法卖官鬻爵也不加制止，大加纵容。在公元710年，中宗终于死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被她们合谋毒杀。然后，韦皇后便想学习婆婆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没有等韦皇后动手，一直静观时变的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便抢先发动了兵变，率领御林军万余人攻占了皇宫，把韦皇后一派全部消灭。然后，由睿宗李旦重新即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但父亲李旦也和中宗一样是个软弱的皇帝，不愿和太平公主发生正面冲突，总是忍让。而太平公主则认为是自己给了他做皇帝的机会，功劳巨大，所以她掌握了朝政大权。
随着自己势力的强大，太平公主的野心也膨胀起来，想像母亲那样也做做女皇。太平公主的主要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开始她没把他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年轻，但后来了解了李隆基的英勇果断之后，就开始防范他。她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到公元712年，睿宗厌烦了做皇帝的生活，把帝位让给了儿子李隆基，但是仍然掌握了朝政大权：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军政大事的决定权。睿宗的让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在公元713年的七月三日，唐玄宗李隆基果断地先下了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
玄宗以皇室旁支成员身份走上皇位，把名分观念完全一脚踢到了一旁。他认为成功是唯一的目标，在这过程中，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亲情，可以做出违反常规的事。政治经营必须冒险，大成功须大冒险，他政变屡屡成功的关键，即在于不避风险，勇于承担风险。在这大无畏的精神下，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做到坚忍不拔，忍辱负重，大智若愚。冒险与谨慎的结合，使他达到了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境界，取得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
玄宗的皇袍加身，不能全说成是机遇的眷顾。如果说机遇特别眷顾他，则他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机遇。
他积累了丰富的江湖经验，加上通达的性格，能和各种人交往，高度自尊和礼贤下士的灵活结合，使他在王公贵族、达官显宦、山野逸士、卑官小吏、地方豪强、家奴阉人中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和追随者，或以义相合，或以利相诱，建立了一个无论以何种形式活动都具实力的政治集团，从而赢得了节节胜利，成为天下的主宰。
理性和人性的较量
玄宗生当酉年，肖鸡。
有人说，公鸡由于它作为雄性几乎无限的性能力，在古代成了男性力量和活力的象征。
玄宗有力量，有活力，是不可多得的男性象征。从搏杀到治国，从战争到和平，从国内到国外，他都体现了公鸡式的精神。
他称得上是伟男子。伟男子都很复杂，而这个伟男子尤其复杂，复杂得无与伦比，复杂得成千古绝唱。他的复杂，一则出于多元的性格矛盾，一则出于在不断地变。什么时候什么因素抬了头，他就成了什么人。
唐玄宗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他善用宰相，量才任官，犹如伯乐识千里马般提拔贤人；唐玄宗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又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作准备，接受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庸兵。除了对兵制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最终恢复北、西疆域。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但是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李林甫病死后，又是杨国忠掌权，致使政治更加黑暗。
如若不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史事，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古怪复杂的人。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内外矛盾，前后矛盾，在矛盾中成一代伟业，又在矛盾中沉沦下去。
理性足，理智强，他懂得事情可想、可说、可做的界限，能及时纠正不妥的行为。上台后反对奢靡，提倡俭朴；中止江南采鸟扰民；拒献中外器玩等等，都表现出极强的明智态度。他也有浓郁的人性，当人性焕发时甚至有些调皮。他会玩，斗鸡、打球、弈棋、畋猎，无一不精。太常卿姜晦主持的杂技队，有一演员以头顶长杆舞蹈闻名，从未失手，玄宗令人用铁鞭暗击其杆，对左右说：“其杆马上就要折断。”当他的话应验后，拍掌大笑。
理性和人性不时地搏斗。在前期，他是理性战胜人性，造成了超然物外的光辉政治形象。到后期，人性压抑了理性，纵欲、享乐、奢侈，弃政，移情声色，堕落得一塌糊涂。
实际感受造成了这种变化。未发迹前，他感受到整个社会及每个人都受到权力的制约，没有权力只能充当配角，甚至连配角都不是；有了权力，不仅可以支配他人，而且还能获得尊荣，满足人的最大欲望——荣誉感。临政多年后，无休无止的繁琐政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产生了厌倦，尤其是巨大功业建立后，他在自我陶醉、国人颂扬中逐渐领悟到一种宗教式的空虚：一切荣耀都会过去，再伟大的功业和宇宙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厌倦加空虚，于是有些看穿，从而把政治热情变成了声色兴趣。
他着了迷、发了狂地追求权力，追求成功，想方设法加强皇权，从名到实体现“朕即国家”的法则。在这过程中，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时时把握着政治航向，唯恐给人什么可趁之机。当大权成为掌中物后，他却把权力委托给李林甫，躲进深宫去及时行乐了。
两种素质并存，因价值取向的变化，前后期各取一端。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有着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能统筹全局，举贤任能，虚心纳谏，改革时弊。作为飘逸的才子，他有着浪漫主义的情调，好幻想，有些迂阔，易感情用事，沉浸在声色之中，把国家命运攸关的大事弃于一边。两种素质造成冲突，冲突得使他既获得了太宗式业绩之荣，又险些蒙受了李煜式亡国之耻。矛盾，既可调和又不可调和的矛盾，使玄宗由明君变为昏君，从成功转入失败，把喜剧演成悲剧。
梨园·丑角·唐玄宗
戏剧界被称为“梨园”，“丑角”在梨园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鼓师”是乐队的总指挥，“鞭鼓”是鼓师用来指挥乐队的主要乐器。然而，提及这些角色的首创者，却要从唐朝说起。
唐玄宗李隆基幼年即喜爱歌舞。6岁时，他的祖母武则天在宫院里大宴群臣，他即席表演了歌舞节目《长命女》，精湛的表演，博得在座的皇亲国戚及群臣们的赞赏。李隆基继位后，选定了宫中的一片梨园作为排练歌舞的场所，这就是“梨园”的来历。
唐玄宗在“梨园”戏班，非常喜欢扮演“丑角”，剧中凡有“丑角”可演，无论角色大小，唐玄宗总是很认真地登台上场。因他是一国之君，登台演出且扮演丑角，有失帝王的君威，于是在演出时，特意在脸部挂上一小片儿白玉以遮面。后来的丑角艺人在演戏时，就效法唐玄宗，在脸上勾画一个类似白玉片的白粉块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戏曲舞台上的丑角脸谱。因为唐玄宗爱演丑角，旧戏班里的人们对扮演丑角的艺人特别推崇。据梨园名宿和老前辈传说：“过去戏班里的演员，无论你唱得再好，演技再高，在班子里的地位也是老二，唯有唱丑角的演员才算老大，因为尊“丑”就是尊皇帝。”
唐玄宗还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及理论家。他首创了用鼓（就是现在的鞭鼓）来指挥其他乐器。每逢梨园戏班排练剧目，唐明皇还要亲掌鼓板。从前戏班子在演出时鼓师在的地方叫做“九龙口”，即来源于此。
旧戏班里装有黄蟒、官衣、道袍、王帽、凤冠、九龙冠、圣旨、笏板、尚方宝剑等道具的箱子，是不能随便坐的，唯有丑行演员敢坐。丑角演员在后台可以随意坐立，但其他演职人员就要按章行事。在演戏前，只有丑角演员勾画脸谱后，其他演员才能化装。在赶庙会唱戏时，戏班子先要敬“神”，大家都要磕头跪拜，但是唱“丑”的演员，无论年龄大小，男女老少，资历高低，都可以不鞠躬、不作揖、不磕头。这些规矩，皆因唐玄宗的缘故。
历史的戏曲艺人都把唐玄宗尊为祖师，演丑行的艺人更把唐玄宗尊为始祖。从前，有许多戏楼、戏台、剧场及演戏场所的后台都供有唐玄宗的泥塑或木雕金像，还有一些唱丑的演员家里也供有唐玄宗的牌位与塑像。旧时，演员们在演出之前，下场之后，包括鼓师和乐队的所有伴奏员及在后台的舞美服务人员，都要对着祖师爷唐玄宗的塑像行礼、作揖，丑角演员还要单独磕头跪拜，来感谢始祖给他带来的身份与地位。
盛世文学，盛世艺术，渲染出盛世的风采。玄宗在这风采中吸取百家之长创造出梨园文化。梨园文化负载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沁润着每一个中华子民的情感和生存方式，在中国，在世界，在有华人的地方，都有梨园文化，每一个中国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梨园文化的血脉，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生动体现。
今日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挑战。在以经济为主调的社会体系面前，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人格规范的变化，特别是引起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体系的变化，这一切都显示出对传统文化的极大冲击，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成的中国戏曲、美术、音乐、曲艺等艺术形式，面临着极大的冲击和考验。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顺应全球文化的热潮，在积极维护传统文化的同时，利用全球化来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对话，使中国文化与国际文化接轨，使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从而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同时还要借历史遗迹，以静态文物为依托，复原再现当时的历史文化场景，继而挖掘研究唐文化乃至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并借此发起一场社会性的历史文化保护活动。
民为贵，君为轻
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个国家不只属于君主一人，离开了人民，君主也是草芥。太宗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玄宗体会箴言，恢弘大度，选贤与能，辉煌治世，以有道明君之称载入史册。
身经屯难，体恤民心
人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得到的太多了，同时，失去的也更多了。人也因此遗忘了心灵底片里的爱，它好像一片枯黄的落叶被风吹得离开了枝条，最后沉睡在那块厚厚的泥土里。矛盾为原本厚厚的泥土添砖加瓦，最终成为了人与人之间那堵坚固的石墙。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水源，更隔绝了人与人交流的唯一通道。但不知哪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一块又一块的石墙冲破，搭上了一座座美丽彩虹的桥。
君自古以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每天都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老百姓也望而生畏。因此两者之间出现了一堵厚厚的石墙，隔绝了友好，隔绝了温馨。难道这样的关系是一条不变的公式吗？不，不是的。唐玄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他从小在危难中长大，深知为君不易，也更能体贴百姓疾苦。他以仁义治国，礼贤下士，不滥用刑罚，赏罚分明。登上皇位后，他接受并采纳了宰相姚崇所提出的十项建议。第一，废除严刑峻法；第二，不要穷兵黩武；第三，执法公平；第四，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第五，废除苛捐杂税；第六，皇亲国戚不得充任高官显职；第七，皇上对臣下要以礼相待；第八，皇上要虚心求谏；第九，严禁滥建佛寺道观；第十，鉴戒过去国戚干政之教训。
例如，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因为抢夺百姓的财物，吞占民田，怨声载道，于是被御史告到朝廷。王仙童有恃无恐，企图通过李业，请玄宗赦免。玄宗派姚崇处理。姚崇秉公执法对玄宗说：“王仙童犯法，证据确凿，的确无恶不作，巧取豪夺，私占民财，御史所说的全是事实，不应该赦免。”玄宗随即便依法惩办了王仙童，打击了那些无法无天的豪强贵族，使得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退到上古，梁襄王曾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梁惠王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襄王问：“孰能与之？”孟子回答：“天下莫不与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君王不嗜杀戮，那么，天下没有不愿意把政权交给这个君王的人。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说：“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又说：“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是说尧把舜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天又把舜公开介绍给百姓，百姓接受了。于是舜就做了天子。虽然在孟子看来，归根到底天有决定权，但是天还是把事情告诉百姓，百姓同意，舜才做了天子。透过孟子说法的唯心论雾障，可以看到，一个政权的建立是要通过百姓认可的。从唐太宗到唐玄宗，贤明的君主们，深深地体会到孟子的微言大义。并且身体力行，视民如子。
一次，唐玄宗亲自带领文武百官在洛水之滨为他们饯行，杯盏交错的告别，歌女舞妓的表演，把场面推向了高潮，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下《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
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
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
讲学试通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
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
恤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
这确实是一篇刺史的座右铭，一篇施政纲要，它具体又实在，道出了玄宗对刺史的要求，他还严禁外戚宦官干预朝政。提倡大臣对朝政提出批评建议，善于纳谏。他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取消了租税以外的一切额外征收。充分体现了一个“超级家长”的情感。正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玄宗初年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政治的清明，导致经济与文化的飞速发展，以至天下富庶，在开元年间出现了空前的盛世景观。当时有这样一首诗描绘开元盛世的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政绩，民意，孰轻孰重
就中国古代政治而言，由于老百姓的物质条件很差，只要父母官们“清、慎、勤”，对老百姓的生活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骚扰，产生太剧烈的动荡，因而它确实是一条比较稳健的“牧民之道”。“今人不见昔时月”，想想古人“清、慎、勤”的官箴，拿它来照照今人，也许不无益处。
古人就曾提出：“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许多地方官员甚至把“清慎勤”三字匾额高高地悬挂在官衙大堂之上。这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要那些父母官们时时提醒自己、警戒自己、检视自己、照照自己。由此可见，古人为官，对“清、慎、勤”三字确是非常看重的。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晏婴就提出：“廉者，政之本也。”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旧时民间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宋代名相包拯包青天则说过：“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这些话语，虽然只是片言只语，没有形成庞大、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传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为官要廉而不贪，洁己爱民，作老百姓的道德表率，才能正本清源，使政治上轨道，使国家日臻强大，使百姓安居乐业。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那少有的几个盛世中，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高擎廉政的旗帜，如汉文帝、唐太宗、唐玄宗，清世祖等就是典型。
他们不但对臣僚提出廉政的要求，自己也是廉政的表率，因而对当时清廉政风、淳朴世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汉文帝弃修百金之露台，影响何止于当时；又如唐太宗与魏徵君臣认识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一生都保持“衣无锦绣”的俭朴之风，其影响也及于后世。即便是那些性喜豪奢的帝王，为政权的稳定考虑，惩起贪来也决不手软，倡起廉来也一样卖劲。因为廉政最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人民对那些两袖清风、克己奉公的“青天大老爷”也总是特别拥戴。
在玄宗时代就曾涌现出这样一批“青天大老爷”，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聚沙成塔，“开元之治”才得以实现。
敢于顶撞太平公主的陆象先，一直被玄宗看好，遂封为川蜀行政长官，陆象先不负众望，一贯以恬静寡欲的风格，实施仁政为主的宽简之政。属下曾建议，只有重刑，才能建立威信，否则民会骄慢不畏惧，他正言以答：“为政在于治理，何必一定要用刑法树威。”他认为，人本性善，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样久之，可以感化百姓，使民顺之，并且通情达理。
他在任蒲州刺史时。处理政事提倡仁恕，反对严刑峻法。有一次，有个小官吏犯了罪，陆象先只是责备了他几句就算了。小官吏的上司说：“像这样的罪犯应该判杖刑。”陆象先说：“人情是相差不多的，我的话难道他不了解吗？如果要用杖刑，应该从你开始。”
陆象先经常对人说：“天下本来没有那么多的事，只是庸人自找烦恼，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处理问题只要能弄清是非，正本清源，事情自然就简单了。
就这看来，其实一个好官他的政绩和民意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为官者，必须有德，这是国家，社会，公民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百行以德为首”，“一德立百善从之。”官德就是为政以德。官员“为民做主”在历史上曾是百姓评价好官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就有句关于好官的名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造福一方最佳的佐证以及对于这个官员至高无上的礼遇那就是万民伞以及脱靴之礼了。
威严中透着仁慈，果断中带着周密，礼数中藏着傲骨，洛阳行政长官李杰又是个有个性，有魅力的“青天大老爷”。
他的工作效率很少有人能和他比肩，只要有公务，就没有休息，行路吃饭，也成为一种工作方式。在他的衙门中，休想找到滞留未决的事务。
同僚钦佩，胥吏佩服，上下同心。
一寡妇状告儿子忤逆不孝。李杰升堂审案，他看出原告神色似乎有些不对劲，以法律后果问道：“你儿如此不孝，按法当死，你不后悔吗？”原告请按法严办。李杰答应依法处置，让他回去准备棺木收殓儿子。寡妇出堂后，途与一道士密语。李杰发觉后，重新升堂，审出寡妇与道士勾搭通奸，而欲害儿灭口。最后，儿子宣判无罪释放，道士被处死钉进了那口棺材。
明镜高悬，李大人的故事越传越神。
从这些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为政以德的“德”和以德化民的“德”，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很有几成“干货”的。
这“干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二为“慎”，三曰“勤”。在我国古代社会，为官行政，只有做到了清、慎、勤，才能算是施德政、行德治，拿了“俸钱”而心中泰然。
“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渔阳鼙鼓动地来
宫廷柔舞欢笑的曲终处，渔阳鼙鼓动地来，还沉浸在祥和之中的无忧子民，被激越急躁的蹄鼓声，震得目瞠口结，措手不及。是谁糊涂？是谁清醒？此时是治世？还是乱世？只有历史能回答。
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无限的链条，甲现象引起乙现象，乙现象又引起丙现象，丙现象又引起丁现象，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结果，而这个原因又是前一个原因的结果，这个结果又是后一个结果的原因，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
罗素在其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序言里抱怨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我说帝王君主们既是果，也是因。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大唐，在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后，天下户口由唐初的38万余户，发展到891万余户。此时的唐经济实力已达到了顶峰。帝国版图和势力范围则随着国势强弱不断变化。高宗李治时达到最大，国境东至日本海、西至咸海、南抵越南、北越贝加尔湖，幅员纵横皆过万里。
由于国家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是农耕经济区，边疆地区则是游牧经济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须区别对待。于是唐在内地实行州县制，边疆地区则实行在都督府和都护府统领下的羁縻府州制。羁縻府州制是为了安置归顺的游牧部落而设，开元末年，羁縻府州数量已达到内地府州的两倍半多。羁縻府州制不改变归顺部落的组织和风俗习惯，由唐廷册封各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并准许世袭，各部落不需呈报人口，进贡土特产代替赋税，并可以保留原部落的兵士，自治权相当大，但这些部落对唐朝都必须承担军事征发的义务，每有战事，酋长们都要率领本部兵马，换上唐军旗号出征，由于这些归顺的部族多为游牧民族，擅长骑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样对于周边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制度和罗马帝国利用高卢人、色雷斯人等蛮族作为雇庸军颇有相似之处。其实这种形式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不愿充任唐廷的炮灰，在670年、678年唐军在大非川和青海两败于吐蕃后，诸蕃部落开始叛乱不断：后突厥复兴、吐蕃逐渐壮大、奚和契丹叛乱，边警不断。这些叛乱使得唐朝一方面失去了大量无需开支的骑兵部队，一方面又必须不停征发兵力来应付不断的战事。兵源不足和财政困难成为了唐廷的两大难题，其中兵源的不足最终导致府兵制的废止，中央的军事力量也由此大大削弱了，到742年时中央和内地兵力仅有8万余人。
同时，唐廷不得不实行新的防御政策，在敌可能入侵的要冲地区设置重兵，任命大将就近指挥。其实在唐初期，为应付大规模边境战争，已经开始设置临时战区，其统帅即所谓某某道行军大总管。这种临时战区制度到李治统治后期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已经趋于固定，后来行军道又演变成了边防军区，行军大总管演变成了节度使。
下面我们看一组数据。
开元后期，边疆地区已经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包括：平卢道节度使，治所营州（辽宁朝阳），镇抚室韦、靺鞨，防御契丹，统兵约3.75万，战马5500；范阳道节度使，治所幽州（北京西南），控制奚、契丹，统兵约9.1万，战马6500；朔方道节度使，统兵6.47万，战马1.43万；河东道节度使，治所太原府，统兵5.5万，战马1.4万，与朔方道节度使共同防御漠北的突厥等族；陇右道节度使，治所鄯州（青海乐都），防御吐蕃，统兵7.5万，战马1.6万；河西道节度使，治所凉州（甘肃武威），阻断吐蕃和突厥，统兵7.3万，战马1.94万；安西道节度使，治所龟兹（新疆库车），镇抚西域诸国，统兵2.4万，战马2700；北庭道节度使，治所庭州（新疆吉木萨尔），防御突骑施等部落，统兵2万，战马5000；剑南道节度使，治所益州（四川成都），防御吐蕃，镇抚蛮、獠，统兵3.09万，战马2000；岭南道五府经略使，治所广州，镇抚南方，统兵1.54万。
兵权过于分散的迹象，并没有让玄宗皇帝警觉，反而由于征服四夷的野心，更变本加厉地放纵任用节度使，加长节度使的任期，多年不予调换，如安禄山就担任了14年平卢道节度使；节度使常一人兼统多镇，兵权开始集中，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统兵26.7万余人，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18.3万余人；重用蕃将，747年时，诸道节度使中，有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四个蕃将，此前唐廷对于蕃将虽然百般笼络，但极少让他们担任一方面大员；节度使权威变大，除了独掌兵权外，还握有地方财政和民政大权，更加助长了对中央的离心力。
其实，高力士曾经向李隆基表示了自己对边将拥兵过重的忧虑，李隆基没有太在意，而实际上此时哥舒翰和安禄山两人就已经一共拥兵33.15万人，战马5.6万，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和70%，而且离都城长安都很近。
大唐盛世就像一个大火药桶，问题只是谁去引爆它。
范阳起兵
导火线终究是有人去引爆的，只是玄宗没有料到，那个人竟是他的干儿子。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正式亮出旗帜，乘着铁甲战车，率领15万步骑精锐大举进军，烟尘千里，鼓声震地。以诛杨国忠为名挺进京城，在范阳起兵。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作乱；朱棣说是靖难，连皇帝都一块清了，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个，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皇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美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他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诣行在”。
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遣，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地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有理由的，但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的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
难逃的宿命
宿命，如果存在的话，那一定是本原和唯一的秩序，因为既然万物的轨迹都是既定，其它的秩序便可有可无甚至不称为秩序了。宿命与时间是很有趣的话题，首先是“现在”之前的所有宿命都是历史，是被熟知的宿命，而在之后才是更加具有宿命意义的宿命。
安史之乱后，玄宗皇帝带着儿孙和杨氏兄妹等人，凄凄惨惨地到了马嵬坡，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中国古典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香消玉殒。
玄宗清楚，国事剧变，已经演变出新的政治格局，他将难以逆转地退出历史舞台，民心所向，新的政治权威，已非太子莫属。此时此景，需要有一个明智的态度，既可以免除群龙无首的局面，也可以作个顺水人情，另外，还可以试探一下太子的政治意向。于是他向太子发出了传位诏书。
太子不接受。无论他心里怎么想，形式上却怎么也不能贸然接受，否则将显得野心勃勃，其实暗里，早已对皇位觊觎已久。便在表面上回绝了。
玄宗别无选择，最后决心入蜀。车驾起动，却被当地父老拦住，请求留下，担负起领导军民抗叛的重任。可是，如果不去蜀地，他又去哪里呢？自己年事已高，也已失掉军心，民心，哀莫大于心死，不能不走。
玄宗走了，太子留下，这一留，留出了皇位的更迭。天也！
夕阳即将消失的瞬间，一切被湮没。无声无息也许是最美的状态。
黑色的风。灰色的海。黑暗笼罩。一种叫宿命的东西降临。
玄宗众叛亲离，途中遇雨，雨淋着檐下的铃儿，或许还有杜鹃“不如归去”凄凉的啼声，令人闻之恻然。于是玄宗想起了贵妃，想起了以前的快乐生活，又想到眼下的凄凉，悲从中来，做成一曲雨霖铃。后来著名的词牌《雨霖铃》即由此而来，还有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说的便是这件事。当时他还仔细地听铃声，竟然听出来铃儿唱的歌词是：三郎郎当。一笑。
不过却是很恰当的，如果玄宗后期能够像前期一样励精图治，就不会听到铃儿的讽喻了。但是，人都是有局限的，玄宗也不例外。柏杨先生说李隆基是个“人渣”，原因是安史之乱使唐朝一下子从天跌到了地，而且人口锐减。虽然不同意这么刻薄地评价玄宗，但他后期的昏聩确实是一件至少令我们表示遗憾的事。如果说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而盛极必衰的话，那么按正常规律也应该是逐渐下滑，比如汉朝在汉武时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转折期。而李隆基开元与天宝的函数却是不可导的，可以算是阶跃函数了。数学上的一个理想模型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个实例，这既是数学的幸事，也是唐朝的不幸。而这个不幸，不能不说与玄宗个人因素有关。唐朝总是会衰落下去，总要有一个皇帝来承受导致衰败的指责，不巧让玄宗赶上了，但他个人为此作出的“努力”却是功不可没，李林甫、杨国忠不管真心假心，都曾提过安禄山要造反，但玄宗就是不听，看来真的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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