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的开发和“武器”的异化
世界上的事物都无法摆脱自身的两面性，藩镇割据也不例外。藩镇是唐玄宗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解决当时社会危机和边疆危机所使用的有效“武器”，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武器”发展到最后却成为颠覆皇权的因素。
应景而生
唐开元天宝年间，迫于当时的边疆形势，设立了缘边节度使。
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的扩张进攻。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唐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十六都督府、七十二州、一百一十县。最后，在显庆五年讨伐百济，总章二年平高丽，达到了颠峰状态。在这段时间，征讨是由行军总管和大总管统领部队临时出征，事毕则解。所以杜佑说“……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缘边都督“其在边疆，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参见《通典·兵典·总序》），和后来的缘边重兵的节度使大不相同。
但是从高宗仪凤年间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边疆形势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唐廷的目的变成了守住开拓的疆土。从七世纪后期，唐廷对吐蕃连续两次惨败，甚至在仪凤三年时大将刘审礼葬身青海，损失怪重。从此时开始才“少发兵募，且以备边”，“且令大将镇抚，蓄养将士”。到了武后时期，狄仁傑更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认为“当今要者，莫若令边城谨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武威”。定远以及东中西受降城都是在此时设防的。在东北方面，由于奚和契丹在679年受到突厥的煽动诱惑，侵袭州县，唐廷于朔方置云中守捉和大同军镇之。特别是自奚和契丹号曰两蕃之后，唐廷多次调发大军与战，却是每战皆北，于是更加紧地方边区的军镇建设。范阳的清来军、威武军以及平卢军都是此时陆续设置的。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唐朝内部宫廷政变此起彼伏，所以对外部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此外，就是都督府州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长足发展，使其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到了玄宗年代正式设立缘边节度使，正是这一形势的延伸。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经被八个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数十万镇兵。而且由于四面受敌，唐朝开始收缩战线，对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和奚晋封为王并施行和亲政策，以腾出兵力对付西面北面的吐蕃和突厥。
而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到安禄山反叛，便成为唐朝最难堪的时期，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北有突骑驰和阿布思，东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诏。虽然在唐廷与吐蕃激烈鏖战之秋，曾企图缓和与东北“两蕃”的关系，并于天宝四年（745年）再度“和亲”，但契丹、奚竟杀公主而叛，唐廷始终未能腾出东北这只拳头，相反必须在那里集结大批兵力，屯集巨额军资，故范阳军能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其余边疆形势也不乐观，因此自开元以来，戌边军镇日多，这些军镇设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行军留镇，一种是派兵镇守。天宝元年时期，缘边军镇八十余处，以八节度使统之。同时，由于募兵制的抬头，军队素质也随之变化，军队对将领有了更多的依附性。唐初以防丁、行人为主，军城镇戍为辅的防御体系，就是这么逐渐演变，逐渐形成了节度使制度。
这时的节度使，均用忠厚名臣，并且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高者则往往入朝为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郭元振等等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央对边镇的控制，防止边将拥兵过重，尾大不掉。到了唐玄宗，边镇节度使改为由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逐渐扩大，竟可以与中央相抗衡。
节度使在初期所统领的军队主要还是府兵和兵算等征点制军队，只是当边疆逐渐增设久镇长驻之兵时，它所统领的军队素质才为之一变。但就其权限来说，仍基本上未超过唐初的都督：“都督掌管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只是节度使作为诸军统帅，所领兵更为众多些罢了，人们往往把节度使兼支度营田使看成是“有其财赋”的证据，实则不然。支度使是管军资粮购的事务官，“凡天下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由节度使兼任时，一般由副使、判官主其事。屯田或营田是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供应问题，“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绝则没屯田，以益军储”。这种办法自汉代已然，不足以说明节度使独立的财政权力，至多只是表明节度使仅仅有权调配本镇的军费开支而已，而军资的支付则必须以中央度支所定“长行旨”为准。这里就出现了采访使这一概念。
采访使全称采访处置使，始置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前身是唐初不时派遣的巡察等使。贞观十五年，分天下为十道，朝廷巡抚使、存抚使的派遣络绎不绝，由于位轻职微，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于是在景云二年（711年），朝廷设置二十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相当于省长的地位，但由于考虑到权柄太重，容易造成太阿倒持的状况，所以这一实行办法还是搁浅了。但是由于领土内人口的急剧增加，所以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关于设立更高一级的地方官又重新被提上了日程，张九龄奏请设立了十五道采访使，朝廷要求采访使“准刺史例入奏”。到开元末年，采访使的权限已经是“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了。
初期的采访使是没有军队的，政权与军权没有合二为一，一样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天宝年间采访使和节度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常常是一个地区又有节度使又有采访使。但是随着边疆战争剧烈化，多元化指挥难以胜任，于是终于出现了采访使与节度使逐渐归一的状况。
天宝九年，安禄山在已经是平卢节度使加范阳节度使的情况下，兼领河北采访使，终于可以做到一方军政财务自己一把通抓。在安史之乱时期，由于玄宗下令给予各道节度使自调兵食、总管内征发，任免管内官吏等权力，采访使的权限已经被节度使架空。所以在乾元元年（758年）下诏，罢省采访使，改为观察处置使。此后，这个职务例由节度等使兼任，藩镇的军权和行政督察权彻底合而为一。并且边镇节度使改为由少数民族将领担任，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逐渐扩大，竟可以与中央相抗衡，最终形成尾大不掉。
正如后人所说，藩镇既是唐代社会的恩人，又是唐朝皇帝的敌人。藩镇本是唐廷抵御外敌的重装盔甲，没想到却成为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地方藩镇与中央唐廷
唐初期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趋于弱化，地方拥有权力的范围和程度不断增强，形成了唐后期藩镇林立，叛乱频仍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唐代地方分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政区“道”或曰藩镇（方镇）的形成，二是地方权力的扩大。
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本来是州县两级制或郡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以前为州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为郡县两级制），但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凌驾于州郡之上的藩镇，当时的藩镇往往被称为“道”，因此道成为最高一级地方政区实体，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于是由前期的州县两级制变成了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
唐代前期的地方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在人事权方面，不仅州县主要官员由朝廷任免，其他僚佐的任命也一概权在中央，西汉以来通行于魏晋南北朝的僚佐辟署制，在隋文帝时期早已废除，“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有辟署之事”（《文献通考》卷39《选举·辟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唐前期。在财政权方面，由于唐朝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当时财税制度主体的租庸调制，无论是税种、税率，还是征税时间、输纳方式等等，全由中央制定，“国家税收由中央统收统支，地方政府只有依法征税、纳税和输税的义务，没有制税的权力和擅自支用国家税收的权力”（李治安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第40页）。在军事权方面，除了纳入地方政区序列的都督府、都护府具有一定权力外，地方在平时既无统兵权，也无调兵权，根本就没有置兵权。
到了唐后期，地方权力与前期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在人事权方面，且不说割据型藩镇“文武将吏，擅自署置”，即使非割据型的一般藩镇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空间。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在西幸途中曾下令“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218），“任自简择”官属和郡县官虽是战争期间赋予地方节度使的临时权力，但实质上这种权力在战后仍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藩镇节帅不但可以辟署幕僚，也可以通过差遣的形式任命管下州县的官吏，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就称泽潞镇“缘地贫俸薄，无人情愿，多是假摄”。潞磁等四州的县令和录事参军“多是假摄”就是差遣，而且“以前并是积久之弊”，说明相沿已久。唐后期藩镇人事权的扩张于此可见一斑。
在财政权方面，唐前期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也被打破，地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赋税分割权。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的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779年）为基准，确定各州府征税总数以及送使、留州的数量。至元和年间，唐宪宗“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新唐书·食货志二》），标志着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割两税和中央对两税收支实行定额管理的新体制的全面建立。
至于军事权方面，唐后期的藩镇，无论是拥兵一方军政自专的割据型藩镇，还是以向朝廷提供财源为主的财源型藩镇，或者是以防止边地少数民族骚扰为主要任务的御边型藩镇，以及以牵制对付割据藩镇为目标的防遏型藩镇，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有学者统计，唐后期全国军队近百万，藩镇军约占其中的80％，是当时武装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藩镇的军事权构成了唐后期地方权力最鲜明的特色。
当然，唐后期地方权力的扩大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即便如此，从以上所述也足以看出在中央集权衰弱的同时，地方拥有越来越广泛的权力，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这样说，地方分权化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运动的基本趋势。
汉唐两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不同路径，对我们思考地方权力在两朝盛世形成、持续中所起的作用极富启发意义。我们知道，西汉盛世的顶峰是汉武帝时期，但被后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盛世局面，就主要出现在作为西汉盛世组成部分的“文景之治”时期以及汉武帝即位的初期，而此一阶段恰值汉代地方权力最为活跃和比较活跃的时期。我们还知道，唐王朝盛世的顶峰是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导致由盛转衰，但唐王朝经济活跃、文化昌明、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仰慕之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了百年之久（直到黄巢起义以后才彻底衰弱），而此一阶段正是地方权力扩大而尚未失控的时期。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汉初地方分权曾经导致地方割据势力扩大、引发吴楚七国之乱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经济活跃带动整体经济繁荣，推动汉武帝鼎盛局面出现等积极作用的一面；既要看到唐后期地方分权化趋势最终造成了藩镇林立、叛乱频仍、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权力扩大曾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支撑中央权力、延续盛唐文明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你方唱罢我登场
安史之乱后，藩镇间攻伐不休，利益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谁都想独领风骚。各股藩镇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用尽了浑身解数。肃宗基本收复河山后，又把河北之地分别交给将帅治理，从此又埋下新的祸根。
军势中的变脸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
在唐后期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各镇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维护，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唯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唯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唯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
泾原叛军立朱滔的兄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兴元元年（784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略。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元和十二年（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中央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此后，藩镇割据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
“兵权”与“政权”的关系
古代史家评论唐代的藩镇之祸道：安禄山、史思明扰乱天下，至肃宗时基本收复河山，政权趋于稳固。为了犒赏有功战将，便把河北之地分别交给各将帅治理，谁知从此种下祸根。各藩镇擅自任命官吏，目中全无王法；公然征收赋税，拒绝上交中央；仿效战国时代，相互时战时和；最高统帅位置，私下传授子孙；压迫大众，鱼肉乡民，暴行犹如禽兽；此匪方走，那寇又来，百姓永无宁日。从此以后，直至亡国，再也不是皇家之地。（原文见《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
这一番话，大体上勾勒出了导致唐政权衰落和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藩镇”的祸害：脱离中央控制，擅自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盘剥百姓，战争不断。如此状况，怎能不亡？不过，在此并未指出藩镇割据祸患的真正来源。实际上，藩镇之设并非始于安史之乱以后，而是正当玄宗的“太平盛世”之时，已经建立了这一后患无穷的制度，只不过当时这种制度的负面影响并未显现出来而已。
“藩”，意指“保卫”，“镇”，意指“军镇”，故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藩镇，初衷是旨在用这一军事制度保卫国家的安全。隋唐时期，北方境外的游牧政权突厥，始终对中原王朝的安全形成或多或少的威胁，历任君主都想方设法消解这一不稳定因素。唐太宗在位之初就击灭了东突厥，此后“恩威并施”，故与突厥相安无事；但自高宗后期开始，突厥复振，遂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冲突不断；后来，西面又受到日渐强盛的吐蕃的侵扰；接着，东北境外的契丹、奚也大举进犯。有鉴于此，中原王朝不得不大量扩充边防军镇，并赋予其长官越来越大的权力，以更好地抵御来自境外的军事威胁。
按唐朝的官制，地方上州郡的文职长官称“刺史”，军事首领称“都督”。高宗永徽年间之后，有的都督另有“使持节”的权位，遂称“节度使”，不过不算正式官衔；至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方始正式置“节度使”官职，但其权力还只限于统带军队。至玄宗的开元年间，便以数州为一“镇”，在北方设置了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镇，其首领为节度使，各州的刺史便成为他的下属。节度使的权力范围大为扩展：不但拥有数州的土地、民众，得以支配他们交纳的赋税，同时有权管辖境内的各级官员，得以决定他们的升迁和贬黜，并且拥有强大的军队，得以随时动用武力。到玄宗的天宝年间（742—755年），在边境地区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藩镇数量陡然增多。
尤其留下后患的是，有的人竟然身兼好几个军镇的节度使，以至权力急剧膨胀，例如，安禄山便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其治所分别在今北京、辽宁朝阳和山西太原，总兵力将近二十万，东北和北方边境的军、政、财权都集中到了他一人手里。肃宗继位以后，由于全国战事频仍的缘故，除了边陲之外，内地也多设立“节度使”一职，由重要州郡的刺史担任。于是，内地同样藩镇相连，大镇拥有州郡十多个，小镇也有三、四个。尽管大多数藩镇仍然听命于中央，但是地方长官的权限极度地扩大和集中，毕竟增加了对中央的离心力。况且，还有好几个藩镇倚仗着自己的实力，飞扬跋扈，桀骜不驯，乃至举兵叛乱，割据称霸。盛世时期为了巩固国防的“节度使”官制，就这样演变成了后来的“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是如何削弱乃至断送唐朝政权的呢？首先，它在经济方面减少甚至完全剥夺了朝廷本来应该从地方上获得的税收。例如，魏博镇的节度使田承嗣，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对境内百姓征收的赋税要比以前重得多。他仔细核查户口，强令年老、体弱的人留在家里种田，青壮男子则参军服役，数年之间，便组成多达十万的军队。他所征收的赋税并不上交中央，而郡县的各级官吏也都私自任命，并不上报朝廷。因此虽属“藩臣”，却完全不尽臣下的义务。（原文见《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
成德镇的节度使李宝臣“征收七州的赋税，供自己使用，因此军需物资极为充裕。他和薛嵩、田承嗣等节度使结成姻亲，互为表里，不接受朝廷的诏令，不向中央交纳赋税，私自任命官吏，妄图将土地、政权传给子孙”。（原文见《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卢龙镇的李怀仙“统率数万精兵；擅自委任文武官员；所征贡赋不纳国库，留作自用”。（原文见《旧唐书》卷143《李怀仙传》）汴州的节度使李灵曜“使用强制手段，将汴州境内以及经过汴州的一切财赋，都截留下来，不交中央”。（原文见《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宣武节度使韩弘“在二十多年内，境内所征的赋税从不纳入国库，全部留作自用。私藏的钱币多达百万贯、粮食三百万斛、军马七千匹、兵器不计其数。专门制定严峻刑法，用以聚敛民间财物”。（《旧唐书》卷156《韩弘传》）
如此等等截留军镇境内赋税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使得中央政权的财政日益恶化。然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一旦朝廷要求各节度使派遣援军，征讨某些叛乱者的时候，那么凡在藩镇境外的军事费用，却都要中央支付。例如，唐穆宗时，朝廷要求诸藩镇共同讨伐王廷凑，召得十五万人马。但是这些军队一出自己的辖境，就向中央索要军需。朝廷不得不专门设置“南北供军院”，运输粮草以及犒赏诸军的财物。但是，这些军需和赏赐财物，不是遭到敌军的中途劫掠，就是被诸镇的后方军士哄抢殆尽，而在前线搏杀的人却很难得到所需军饷。于是，本已非常空虚的国库更见枯竭，唐政权的国力更见削弱，但“叛军”却未必真正地被“剿灭”。
所以藩镇割据对于唐政权的第二个重大打击，是使得中央政府成为军事上的“侏儒”——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军队。藩镇的军队只听命于他们认可的节度使，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委任。不少节度使都私相传授，甚至，一旦得不到军队特别是亲兵“牙（衙）军”的支持，节度使自己都会被迫下台，乃至遭到杀身之祸。
《旧唐书·懿宗纪》描述藩镇节度使与其近卫亲兵的关系道：王智兴出镇徐州时，招募凶悍之士二千人，组成分别称为“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等的武装队伍，轮番宿卫。在此以后，由于节度使的姑息娇纵，这些亲兵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田牟出镇徐州时期，经常与亲兵闲谈厮混，开怀狂饮，高歌欢舞，嬉戏打闹。花费巨大，日以万计。尽管如此，“牙军”将士并不总是领情，只要稍不如意，就鼓动闹事，甚至侮辱和驱逐主帅。寿州刺史温璋升任节度使，不为骄兵所接受，所以他虽然尽量抚慰，迁就军士，却始终未能获得他们的认同，即使赏赐的酒食，也被一概拒绝饮用。故而未满一月，就不得不怏怏离职。
《旧唐书·罗弘信传》（卷181）描述藩镇魏博（其辖境包括今山东、河北、河南的一部分）的“牙军”情况道：魏博镇的“牙军”始自至德年间（756—757年），当时田承嗣占据相、魏、澶、博、卫、贝六州，召募军中勇武剽悍的子弟作为统帅的近卫亲兵，故称“牙（衙）军”。牙军的地位优越，报酬丰厚，时日一久，便骄横异常。其后形成惯例，往往子承父业，亲朋结党，更是气焰嚣张。凶暴的牙军，经常无视法令，巧取豪夺，地方官员对此毫无办法。尤其可怕的是，只要他们认为主帅不合其意，就用暴力反叛，另推新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同儿戏一般。比如，牙军曾经先后拥立过史宪成、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等人，但是一旦对于奖励等事务不满，就不仅废黜其位，并且可能诛杀满门。所以，每个节度使若欲较为顺利地指挥大批军队，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博得其核心武装“牙军”的欢心。
这种“弱干强枝”、“尾大不掉”的局面，使得中央朝廷既无法有效地委任所需要的藩镇节度使，更难以控制藩镇的各种事务，由形形色色矛盾导致的大小战争也就频繁发生了。所谓的“四镇之乱”颇具典型意义。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唯岳秘不发丧，伪托李宝臣的口吻，上表朝廷，要求由李唯岳承袭节度使。但是德宗执意不允。其实，李宝臣在世之时，就与平卢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结盟，相约日后要互相支援，让各自的子孙接任节度使之职。所以，在此之前已经因“盟友”支持而承袭伯父田承嗣之职的魏博节度使田悦，便竭力为李唯岳向朝廷说项，却依然被德宗拒绝。于是，田悦、李正己与梁崇义便共同支持李唯岳发动武装叛乱。
同年七月，李正己去世，其子李纳也如李唯岳一样，秘不发丧。八月，奏请朝廷承袭父位，亦遭中央的拒绝，由此更生反叛之心。同时，梁崇义被协助朝廷的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击败，遂与妻子投井自尽。翌年闰正月，李唯岳属下的兵马使王武俊叛变，将李唯岳缢杀，传首京师。梁、李二人虽死，但是三个月后，为朝廷讨伐李唯岳的卢龙军节度使朱滔自己也起兵反叛，同时与不满朝廷“奖掖”的王武俊结成同盟。他们又和田悦、李纳联合，推朱滔为盟主，共同抗拒中央。于是，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在十一月末筑坛于军中，祷告上天，同日称“王”。所居处所称“殿”，妻子称“妃”，长子称“世子”，并设各种官职，模仿中央朝廷，俨然成为几个地方小国。十二月，李希烈也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朱滔等人为了扩张对抗朝廷的势力，便劝他称“帝”。（事见《资治通鉴》卷227《唐纪四十三》）一时之间，硝烟弥漫，诸“王”并起，中央政权的衰落可想而知。
这些动乱和战争，不过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唐政权彻底崩溃以前的一百数十年中，这类战事不可胜数，有的直接威胁到首都的安全，甚至逼迫皇帝狼狈逃亡。例如，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十二月，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反，他威胁朝廷派去的使者道：“这儿距长安不过一百八十里，我夜里睡觉时都不敢伸臂舒腿，怕的是一不小心踏破了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恐怕也只有我周智光能够做到！”此话吓得使者两腿直打哆嗦。（事见《资治通鉴》卷224《唐纪四十》）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支援遭到李希烈围攻的襄城（在今河南），途经长安，军士由于赏赐菲薄而哗变，攻进皇宫。德宗只能仓皇逃往奉天。叛军遂拥立被软禁的前泾原节度使朱泚为首领，朱泚便称帝、改元，于翌年正月改国号为“汉”。德宗在外流亡了整整九个月，才于兴元元年（784年）七月返回长安。给予李唐皇室沉重打击的这次“泾卒之变”，也是源于藩镇割据。
唐朝后期的战乱以及唐末国土的分裂与政权的崩溃，和“藩镇割据”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史家对此现象的一段概括，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央与地方以及军队的关系如果超出“适度”的范围，则其后果很可能是整个政权的削弱乃至灭亡。唐朝末年，天下到处是节度使控制的藩镇。这些藩镇，不是士卒杀死主帅，就是盗贼驱逐守令。朝廷没有能力讨伐，只得勉强承认。总的说来，他们都想互相吞并，扩张地盘，以图子孙承袭，世代相传。
江淮以南诸镇，由于并非战略要地，而且当时中原地区正在自相角逐，无暇远征，因此得以父子相袭。而北方诸镇，则往往突然崛起，迅速败亡，多是被宣武、河东所吞并。只有凤翔藩镇，初立之时，据地最多，因此能够独立于汴、晋之间，传授二世。灵夏藩镇，僻处一隅，待到宋朝兴起，仍不能统一此地，乃至传袭三百多年……
天下分裂，根源久远。早在太宗之时，就在边境地区设置节度使。玄宗天宝年间，在西、北边区设立十个节度使，旨在用其驻军防守边疆，不过还没有世袭的节度使。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已经世袭，但东南诸镇仍未世袭。唐末黄巢之乱以后，则东南以至全国都成世袭的藩镇了。唐亡之后的“五代十国”，实际上即是诸藩镇后裔的联合体。（原文见《文献通考》卷276《封建考十七》）
显然，一旦驻军首领的权力过度膨胀，凌驾于地方文官之上，甚至权力可以世袭之后，便会严重威胁到整个政权的稳定。中央政权如果不能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军队首领之权力过于膨胀的危害性，不能较早地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则必然会对政权带来无法弥补的削弱。唐代的君主在“盛世”时就伏下了藩镇割据的隐患，则后代的统治者不能不以此为戒。
军事策略中的得失
没有藩镇，就没有多元的历史空间，而有了藩镇唐朝皇帝的卧榻就再难高枕无忧了。怎样平乱？使得无数英雄绞尽脑汁。
变通术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的朝代。在唐朝前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对外交流频繁，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是，由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所发动的安史之乱，令偌大的唐王朝摇摇欲坠。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各地的节度使也大多对中央怀有异心，并暗地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第二个安禄山。唐代的皇帝和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们对此十分担忧，但是当时国家受安史之乱的打击太大，生产凋敝，人口减少，军队疲乏，人才凋零，这些条件又不允许他们扫平藩镇，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同时，唐朝在西部的劲敌吐蕃也趁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实力被削弱的机会，纠集了南诏等西部土著反抗唐朝，想称霸西部，进而吞并唐朝。唐朝在西部的疆域急剧缩小，而且时时受到吐蕃的军事威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从唐肃宗开始，几代皇帝都试图重建中央的权威，他们对大一统国家的统治方式进行了变通，逐渐取得了成效。
唐代在安史之乱后，为了处理地方问题和边疆的隐患，就对大一统的统治政策作出了调整。
安史之乱后，虽然唐朝的中央军队基本上消灭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但安史叛军的根据地——河北藩镇（今天的河北、山西一带）的实力仍然存在，并不可忽视。同时，在安史之乱中，吐蕃趁火打劫，入侵唐王朝的领土，两个政权之间的矛盾也激化起来。一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一面是边疆问题的严重，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唐王朝的统治者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要使王朝的统治继续，就势必要稳妥地处理这两个棘手的问题。否则，一旦其中一个问题没有合理地处理，就有王朝倾覆的危险。
唐肃宗及其大臣们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向安史叛军的剩余势力妥协。正是因为唐王朝的妥协，才真正结束了安史之乱，并因为唐王朝承认河北藩镇的相对独立性，这一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才稍稍缓和下来。
这种中央对地方作出让步并且承认地方政权的相对独立的做法，无论是在儒家的治国理论中，还是在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实践中，都未曾出现过的。所以，唐朝政府作出这个让步，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唐朝政府的这个让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河北藩镇因为获得了合法地位，便很少滋事了，局势也日渐好转。在国内局面走向稳定之后，唐王朝并没有苟安于旧地，而是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手段来发展自己，并削弱在边疆问题上严重威胁其统治的吐蕃。
在经济上，唐政府采纳了刘晏的建议，进行改革，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增加了国家收入，使唐王朝境内因地主兼并土地以及国家加重剥削而激化的阶级矛盾相应地缓和一些，国家的稳定向更深层次发展，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来加强国防。
在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军在西南边疆打败了吐蕃和南诏的联合进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吐蕃放弃了从陇右向东部遏制关中的企图，把进攻的矛头转向西域，进攻唐朝管辖的安西、北庭。但是，吐蕃的出兵西域，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而且使关中的局面开始缓和，并导致了吐蕃与回纥的冲突。
当时回纥是在中亚和西域地区举足轻重的势力，吐蕃的进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回纥极力反对吐蕃入侵西域。而且，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王朝与回纥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谅解，二者的关系比吐蕃与回纥的关系要融洽得多，并且唐王朝对回纥在西部的控制也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吐蕃的入侵打破了这个已有的格局，破坏了唐王朝西部的势力平衡。回纥与吐蕃冲突的结果是：吐蕃的力量有所削弱。由于吐蕃统治者征发南诏人从军，更引起南诏对吐蕃统治者的极大怨愤。唐廷利用吐蕃和南诏之间的矛盾，采用釜底抽薪之计，通使南诏，使唐和南诏恢复了友好关系，这就间接削弱了吐蕃的实力。
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主动与地方藩镇交好，争取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又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孤立吐蕃，并利用其他势力打击吐蕃，以免除边患。这是唐朝变通了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规则的有利结果，给唐朝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形势。此后，唐朝就开始着手对地方藩镇的整治了。
如果说唐朝政府在对河北藩镇作出的让步属于将国家力量化为绕指柔的亲和力，那么，从唐代宗的儿子唐德宗开始的对藩镇的战争，则是显露出了国家力量那种百炼钢的强硬。
唐德宗时期，已经开始对藩镇力量进行抑制。同时，也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成德军的李唯岳、淄青的李正李纳父子、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进行讨伐，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没有彻底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于是唐德宗就开始尝试先用非军事手段削弱藩镇，比如，将一支军队划分给多个节度使统领，削弱其相对势力；对首鼠两端的藩镇恩威并施，加以笼络。到了唐宪宗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藩镇势力的战争。割据西川的节度使刘辟和不服从中央命令的镇海军节度使李舟鸟先后被平定，唐宪宗又对河北藩镇进行了征讨，终于使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中央势衰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唐代的中央权威再次树立，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规模再次出现在有中兴气象的大唐。
唐代统治者变通统治规则，采用先让步再分化最后全面出击的策略，对地方的强藩势力进行抑制，没有拘泥于此前理论和经验上对大一统国家统治方法的成见，在特殊情况下，灵活制定规则，既缓解了外患，又消除了内忧。唐代统治者以重建王朝权威的目的将国家力量“百炼钢化做绕指柔”的一时妥协之举，可称为变通规则的千古妙方。
打草惊蛇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知悉唐德宗不是个好对付的人，就上表要求献钱三十万缗，以此观察德宗的为人。“（德宗）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犹豫之间，大臣崔佑甫出主意：“皇上派使臣慰劳淄青将士，顺便把李正己上献的钱物赐与将士，如此顺水推舟做人情，一则使淄青将士感戴皇帝恩德，二则让诸藩镇知道朝廷不贪货财。”
唐德宗大悦，依计行之。“（李）正己大惭服。”
郭子仪晚年年老多病，德宗就以朔方军大将李怀光代替郭子仪掌军政，并加其为校检刑部尚书，为宁、庆、晋、锋、慈等州节度使。
李怀光原姓茹，是渤海靺鞨人，其父茹常在朔方军中因功多为朝廷赐姓李，名“李嘉庆”。李怀光自少生长军中，也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名，史书称其“勇鸷敢诛杀，虽亲属犯法，无所回贷”。一旦大权在握，李怀光马上就把从前和他同位而现在又怏怏不服的宿将史抗等五人一并诛杀，初露控霸一方的威权。唐廷对此也假装不知道，奈何不得。
德宗继位之后，在蜀地淫侈专制十多年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崔宁入朝后，又耍小聪明，暗使属下蛮将寇侵州县，德宗本来已下诏派他归镇，大臣杨炎苦谏，德宗就把崔宁留在京城，命朱泚的范阳军前往其驻地，好歹总算拔了一颗钉子。
刚继大位的唐德宗很想干出些大事，重整破烂的唐朝河山。建中元年（780年）三月，派十一个黜陟使（此官设立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类似巡察钦差）分巡天下。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识时务”（史官以此四字评价，可见这位洪大使确实是个坏大事的书呆子），他见魏博节度使田悦属下兵士有七万之多，就下令“裁军”，裁掉四万兵，让这些人回家务农。但这一举措却犯了打草惊蛇的大忌。
本来，田悦“事朝廷颇恭顺”，很有顺臣守法的样子，现在看到朝廷要窝心给自己一脚，裁撤士兵，激起他心中嫌怨。但田悦和他叔父田承嗣一样，属老奸巨滑之流，他假装顺服朝命，裁四万官兵。然后，他又把这些已经脱掉军服的将士召集于一处，激怒他们说：“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士兵大哭。田悦于是“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重新让兵士归营。于是军士“皆德（田）悦而怨朝廷。”
宰相杨炎想收复原州和秦州，就派李怀光和朱泚等人前往泾州集结。泾州诸将知道李怀光军法严峻，又刚刚擅杀朔方五将，就推刘文喜为首，拒不接受李怀光来统军。
唐廷就以朱泚为泾原节度使。刘文喜不受诏，于建中元年五月据泾州反叛，并把儿子送去吐蕃做人质以求援兵，唐廷马上下诏李怀光、朱泚去平讨。唐德宗非常坚决，对刘文喜索求旌节的要求一口回绝，也不听信朝中诸臣请求赦免刘文喜的意见。同时，他对泾州城内兵士仍旧像对待唐兵一样，赐以春服，吐蕃当时又和唐朝刚刚缓和关系，也不发兵相救，不久，“城中势穷”，诸将共杀刘文喜，传首阙下。如此，算是德宗给诸藩镇又“上了一课”。
以敌克敌未成反失己
连环计，指多计并用，计计相连，环环相扣，一计累敌，一计攻敌，任何强敌，攻无不破。此计正文的意思是如果敌方力量强大，就不要硬拼，要用计使其自相钳制，借以削弱敌方的战斗力。但是连环计比较难运用，它要求运用者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判断力，如能巧妙地运用，就如有天神相助，反之，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
李宝臣自被田承嗣大骗一把后，一直怏怏不乐，率兵回镇，自守门户。
“宝臣晚年犹猜忌”，觉得儿子李唯岳暗弱，恐属下不服，就诛杀辛忠义等二十多名大将，尽收其财，由此军心不附。李宝臣晚年还笃信神道，大饮妖人“特制”的“仙液”，结果中毒而死，年六十四，也是“坏人有善终”，花甲已过，诸福尽享，又免于横死，也算结局不坏。
李宝臣死，军中推李唯岳为留后，求袭父位。唐德宗不答应，命李唯岳护其父丧入京进行“国葬”，下诏任命张孝忠为节度使。
当初田承嗣死，李宝臣上表力请田悦代之，谋求子孙世袭；如今李宝臣死，田悦投桃报李，就上表力求朝廷下旨让李唯岳世袭，德宗又不答应。于是，李唯岳就和田悦、李正己等人暗中联合，阴谋抗拒王命。
众藩将欲起未起之际，偏偏兵势最弱、对朝廷礼数最恭的山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先被逼反。唐德宗性急，召梁崇义入朝。鉴于唐代宗时有大将入朝见诛，梁崇义一直推托不去。为示以恩信，唐廷加梁崇义同平章事，赐以铁券。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觊觎山东道土地，一直上表要替朝廷讨伐梁崇义。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七月，朝廷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督诸道兵讨伐梁崇义。荆南牙门将吴少诚献策，李希烈就以他为先锋，督兵进讨。九月，梁崇义连战连败，困守襄阳。大势已去，守门军士开门争出投降。见大势不妙，梁崇义与老婆投井而死，被唐兵吊出尸体后割下脑袋，传首京师。至此，统治山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长达十九年的梁崇义终归灭亡。
同时，由唐将马燧、李抱真等人率领的昭义军、河东军又在临洺大败田悦军，斩首过万，围攻邢州唐军的田悦军见势不妙也解围而逃。当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病死，其子李纳奏表请袭位，唐德宗又不许。田悦派人暗中哀求李纳和李唯岳，心怀怒气的二李就派兵援助田悦，在相州邺县一带与唐军相持。建中二年十二月，唐朝李怀光的朔方军大破魏博、淄青藩镇兵于徐州彭城，江淮漕运恢复通行。
当初，李希烈上表请讨伐梁崇义之时，唐德宗每每上朝会见群臣，都以李希烈为忠义榜样。巡视淮西的黜陟使李承劝谏：“李希烈以朝廷名义讨伐攻战肯定得胜，但恐怕其有功之后，骄蹇不臣，更烦朝廷用兵！”德宗大不以为然。李希烈攻败梁崇义后，果然据其地为己有，并大掠府县，积所掠宝货于襄州。“上乃思（李）承言”。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二月，刚刚被朝廷封为魏博招讨使的马燧与河阳节度使李凡、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一起在漳水边上与魏博军相持。
田悦派王光进筑半月形城守长桥，官军为叛军所阻，不能过河。马燧见状，忽生一计。他派军士用大铁链把数百辆军车相连，车内塞满土囊，堵塞住长桥下流，诸军于水浅处涉渡。由于唐军粮少，田悦属军皆坚守不战。马燧命军士持十日的干粮，进屯沧口，与田悦军队在漳水之东的洹水夹岸对峙。
李抱真、李凡皆不解，问：“粮少而深入，这样做不危险吗？”马燧解释说：“粮少则利速战，现在魏博、淄青、成德三镇军不与我们战，是想疲累我军。假使我分军击其左右，田悦肯定派兵相救，那时我腹背受敌，肯定失利。因此，我一直进军逼田悦战，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如果他出战，我肯定为诸君破敌！”于是，马燧命人在洹水上搭建三座浮桥，每天都过桥挑战，田悦仍旧缩头不出。马燧下令军队夜半饱食，偷偷顺洹水直趋魏州，下令道：“贼军来，就马上停军成阵。”同时，仍留下百余人马在原来的营中击鼓鸣角。诸军尽发后，这一百多人就抱柴火在一旁潜伏隐蔽起来。
诸军前进十多里地，田悦知道消息，忙率淄青、成德步骑四万多人冲过桥想从后掩袭唐军，并乘风纵火，鼓噪而进。
马燧按兵不动，不慌不忙，命兵士结阵，并除去阵前方圆百步的杂草以为战场，严阵以待。首当战阵的，是精选的五千多勇猛能战之士。田悦人马至前，气势衰竭，纵火又灭，忽见唐军安静地严阵以待，惶恐不知所为。马燧纵兵大击，田悦兵大败。纠缠乱斗之时，李抱真、李凡部下兵士有一阵子几乎招架不住，但见马燧的河东兵大胜，掉头还斗，合军追击藩镇军队。田悦军士逃至洹水三桥处，早在那里埋伏的唐军一把火把桥烧个干净，贼军掉入水中淹死无数。此阵唐军共斩首两万多，活捉三千多，敌尸枕藉三十多里。
如果唐军乘胜追击，田悦肯定跑不掉。不料，由于马燧和李抱真两人一直有过节儿，都暗有所思，马燧追至魏州南就停军不追。田悦逃至魏州南城，其大将李长春原本坚守城门等待唐军。天光大亮，唐军仍没出现，无奈之下，李长春不得不打开城门。田悦一进城，就立马杀掉李长春，凭城固守。
此时，魏州城内兵卒才几千人，战死者亲属又满街号哭，一派惨痛之状。见此情形，田悦又忧又惧。毕竟奸雄出身，他持刀立马，集合城内军民于军府之外广场，流泪哭诉：“我承蒙淄青、成德二位老伯（李正己、李宝臣）保荐，得以世袭田承嗣伯父的家业，现在两位老伯故去，他们的儿子不能承袭，田悦我不敢忘二位伯父大恩，不自量力，上表为他们求袭封，最终拒命朝廷，丧败至此，致使众人死伤，都是我的罪过啊！我田悦老母在堂，自杀不孝，请诸公以此刀斩断我的脑袋，持之出城向马燧仆射投降，自取富贵，不要与我田悦一起取死！”言毕，他自投马下，泪下如雨。
毕竟同生共死一段时间，田悦此前又以家财供养四万本来应裁掉的军士，河北又自古出“悲歌慷慨之士”，哥们义气加血性，众人感奋，一起上前抱住田悦说：“田尚书您举兵徇义，不是为了您自己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一直受田氏之恩，希望能与您一起拼死一战，如果不胜，赴死而已！”田悦闻言，心中大喜，脸上仍旧悲愤满布，说：“诸君能不以我田悦的丧败而抛弃我，我愿以死相报！”于是他马上搭香台，与诸将割发立誓，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并把魏州城内府库的钱财和城中富人的宝货全集中一起，奖赏士卒，众人大悦，部伍重振，各自凭城坚守。
十多天后，马燧等诸路唐军才相继至魏州城下。急攻数日，不克。
此时，藩镇李唯岳的束鹿城也被朱滔、张孝忠等人攻下，唐军进围深州。李唯岳忧恐。其属下参谋邵真劝其密奏朝廷请降，让他先派弟弟李唯简入朝，然后诛违命诸将，再亲自入朝谢罪。
李唯岳听计，就派弟弟李唯简先入朝。很快，田悦知道李唯岳首鼠两端，大怒，派衙官扈岌前去李唯岳处，责备道：“田悦尚书举兵，正是为您求封节度使，一点没有私利。现在您听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罪归于田尚书，怎能做出如此负义之事！如果您斩杀邵真，田尚书待您如初；如果不然，就此恩断义绝！”李唯岳犹豫之际，他的另一个高级参谋毕华也进言劝他：“田尚书以大义举兵，完全是为了您啊。而且魏博、淄青两镇军兵足抗天下，胜负未知，奈何现在就脚踏两只船呢。”
“唯岳素怯，不能守前计”，惶急之下，就把邵真抓来，当着扈岌的面斩杀，又发一万多成德镇兵，在束鹿与唐兵相抗。不久，朱滔、张孝忠大败镇军，李唯岳烧营而遁。
李唯岳本来可以不败，败就败在他的前锋王武俊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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