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十讲-大唐英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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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东去,浪淘尽”,刷不掉的是英雄的故事和英雄的叱咤风云。韶华消逝,灯暗星淡,掩不住的是英雄的忠诚肝胆。在英雄辈出的大唐时代,多少豪杰,多少志士,不仅是那个世纪的“明星”,还如酒,愈久愈香,令后人回味无穷。

    瓦岗寨的英雄

    战争与英雄是一对孪生兄妹,战争造就了英雄,英雄在战争中诞生。但为什么无数英雄好汉秉执他们高尚的道德理想,而走向人生的悲剧结局?让人扼腕,使人慨叹。为什么愈是道德操守高尚的英雄,愈没有好结局?这究竟是英雄个人的悲剧,还是道德理想的悲剧?

    鹿死谁手

    有一种说法是唐朝并非是从隋炀帝手中夺得天下,而是在平定群贼之后才定于一尊的。李唐确实没有和隋炀帝正式交手,主要是隋炀帝在江都根本就不想回来,倒省了攻打长安的李渊父子的不少麻烦。不过,李渊在一年之内由太原到长安称帝,除了他的两个儿子、众将士以及像李三娘这样的巾帼英雄之外,还有一个功臣是李渊未曾赏过的,即李密。

    李密参加了杨玄感的起义,失败后辗转去过几个地方,最后在瓦岗落脚。李密在瓦岗军中表现出了他的志向及才能——志向上,自称盗贼的翟让不如他的平天下之志;才能上,瓦岗当时更擅长打劫,原因嘛,主要是有能力不知该怎么使,因此李密的加入,确实使瓦岗的层次及目标提高了一个台阶。但在评书中,李密的到来似乎有股不祥之气,却把瓦岗的黄金时代交给了一个混世魔王——只可惜,那个草包的程咬金现实中根本没做过瓦岗的头领,而且根本不草包。

    当时真正的头领翟让认为李密比他强,因此极有尧舜风度地将头把交椅让了出来。只是李密果于杀伐的一面他却不知道。自从让位后,翟让基本上干的就是诱敌这样的事情了,有人为他打抱不平,这些话就传到了李密耳中,慢慢地,李密相信了,决定有所行动。李密采取的手段是非常常见的设宴,但翟让根本不疑心会出事,结果就被杀掉了。李密这样做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为后面的树倒猢狲散埋下了伏笔。笔者怀疑之所以后人对李密印象不好,把他说成一个无义之人也是由此而来。不过李密也不算冤枉,他的所为的确不义,正是所谓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富贵。

    当时瓦岗盛极一时,而李密离天子之位也仅一步之遥,但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王世充来,把李密打了个大败。其实这么说也不全对,半路里杀出来的本来是宇文化及,是他非要和李密争洛阳,于是洛阳城内越王杨侗采用了元文都的建议招安李密,共同对付宇文化及。可是王世充却反对,毕竟洛阳方面在和李密的战斗中死了不少人,联合李密又得不到士兵的认可,其结果可想而知。

    经过一场内变,王世充掌握了洛阳的大权,与李密又成为敌人,那么李密只好又包围洛阳城。可是没想到屡战屡败的王世充最后竟然打败了李密。北邙之败还引发了很多旧瓦岗的将士改投王世充,于是呼喇喇大厦将倾,眼看大势已去,李密拔剑欲自刎,就在眼前的王伯当自然不能不管。走投无路之下,一行人一起跟着李密投奔了唐朝。

    李密投唐大概是因为上面提到的他的那个功劳。什么功劳呢?李密之所以大败,是因为他不该啃洛阳这块硬骨头,而把肥肉拱手送给李渊。此事说来话长,李渊将出兵时,李密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虽以兄相称,但语气却很是有些傲慢,甚至是有些以盟主自居了。但李渊对这个倒不在乎,他是官场上的老手,这种事经历得多了。眼下最实际的是能够夺得长安,至于他李密,如果能为我挡住洛阳,就算万事大吉了……因此李渊的回信甚是恭敬,大弟大弟地这么称呼。没想到,几句牙疼咒一般的奉承话,竟把李密捧得飘飘然起来,使得本来就想攻打洛阳而且也有些不得不打洛阳的他,真的乖乖打洛阳去也。等他清醒之时,李渊已坐在长安的皇椅上了。可以说李渊这一次把李密耍得够戗。

    李密或许真的把李渊的“大弟”信以为真了,要么就是嫌被李渊耍得不够,在绝境中放下“盟主”身份去投奔李渊,以为能够捞个什么王当一当。不过,李渊“弟”的称呼虽没变,但他给这个“弟”的官爵却是与这个称呼十分不匹配的,只是光禄卿而已,其实就是管皇宫中膳食的官。而且除了李渊,其他大臣对李密及其部下非常倨傲,甚至还有索贿的,他们这样做,说是李渊的纵容一点也不为过。另外,李渊又以李世民打败薛仁杲为由要李密去迎接他,其实就是让李密看看唐兵的威武士气,在心理上给予震撼。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一个阴谋服务的,那就是想有意逼反李密。李密果然被激怒了,可惜后人不批评李渊的阴险,反为他封李密为光禄卿开脱,说什么怕人心不服等等,又怪罪李密杀妻无义,是个反复的小人。其实李密不走也不行,不走的话早晚也会被李渊以别的方式干掉。只是李密的“背叛”,让李渊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杀他,就是瓦岗旧将也说不出来什么。最后,李密死在了唐将盛彦师的手中,时年三十七岁。

    有人曾说过,如果手中掌握着瓦岗军的李密与李世民所部交战,那一定会很好看。也许吧,只可惜这场假设的大战是永远无法上演的。

    后院失火

    李唐王朝好容易在关中站稳了脚跟,却没想到后院失火,当初自己发迹的地方如今却被别人占领了。抢了李氏后院的人,便是刘武周。

    刘武周,传说他的母亲怀他时梦见了一只雄鸡入怀。古时有很多这种传说,大凡兴过一点儿浪的人都有个不平常的来历,不过一般要么是日月入怀,要么就是龙或者鱼之类的。在禽鸟类中,最典型的是后世的岳飞,他出生时是真的有一只大鸟飞到了屋顶上,他的名“飞”、字“鹏举”,就是由此而来,只不过他的父亲有没有认准那鸟就是他想象中的鹏,则是另一回事了。鹏是很威风的,可是鸡就不然了,即使是雄鸡也一样。刘武周怎么会选这样一只动物,真是匪夷所思。

    大业十三年(615年),刘武周在马邑杀了王仁恭,自称太守,然后投靠了突厥,封为定杨可汗——幸亏刘武周没有建立什么朝代,不然他比后晋的石敬瑭唯一好的地方就是,他还没有自称“儿皇帝”。不过,投靠突厥在当时好像是比较流行的,即使是李唐此时也是有求于突厥,说几句臣服的话对李渊来讲也不过是发个牙疼咒,但他并未接受突厥的封号,这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主张入侵太原的,是宋金刚。宋金刚可谓大将,善用兵,他被窦建德打败后投奔刘武周,刘武周很高兴,封他为宋王,委以军事重任,并且家产也分了他一半,还把妹妹嫁给了他。这种信任程度可以说相当深了,仅次于翟让的让位给李密。

    武德二年(619年)四月,刘武周进军黄蛇岭,唐齐王李元吉派张达率军驱逐,结果全军覆没。于是刘武周攻占石州、平遥、介州之后,可以说已经包围了太原。于是李渊派出姜宝谊、李仲文迎战,又是大败。然后,李渊任命亲信裴寂为主帅,不想被宋金刚切断了水源,导致再一次的大败。眼看太原就要守不住了,李元吉非常有英雄气概地对司马刘德威说:“你用弱兵守城,我带着强兵出战。”然后连夜带着家人逃到了长安,把李渊气得直想杀人。这种情况下,李唐的王牌部队终于登场了。

    在十一月的寒风中,李世民率部踏着冰渡过了黄河,屯兵柏壁。然后又是相持。百姓听说是秦王李世民到了,于是莫不归附——这个,嘿嘿,说实在的,当时李世民除了很能打以外并没有什么政绩,百姓为什么要归附他呢?不管是真的归附也好,是四处抓人也好,反正来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便“渐收其粮食”。有点“抢”的意思,但却是非常客气地抢,因此史家此处用了一个很能体现这种客气的动词“收”。不管怎样,反正唐这边的粮食问题是解决了,李世民又用后发制人的方法,开始消耗刘武周的粮食。粮食总有耗尽的一天,没吃的了就只好逃,敌人逃了就只有追。于是,宋金刚一路逃了下去,而李世民则是追了一路。双方都是强行军的速度,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不光如此,双方还要交战数十回合。这样一来,吃饭的时间是没有了,即使想吃,粮草也追运不上来,所以谁都没法吃,即使是李世民,也是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在雀鼠谷唐军抓到了一只堪称世界上最悲惨的羊,把它分吃了——其实也就是喝羊汤,从后来大家在介休城里一起狼吞虎咽的情况来看,好像不存在谁独吞了羊肉的情况。宋金刚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惨,他们在士气上又输了一筹,不过这也许有助于逃跑速度的加快……最后,果然刘武周和宋金刚逃跑得更快些,没有让李世民抓到。他们逃到了突厥,可是最后又都为突厥所杀,客死他乡。

    刘武周一灭,唐的王业之基也夺了回来,然而李唐王朝并不甘心就此作罢。他们想当的,不是偏安一隅的唐王,而是真正一统天下的大唐皇帝。

    龙虎斗

    打完刘武周没多久,李世民再次披挂,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奔赴战场。这一次唐军兵锋直指洛阳的王世充。可以说,攻打洛阳和虎牢关之战,才是唐初具有定天下意义的大战。

    王世充说来有点“传奇人物”的色彩,他的母亲带着他改嫁,所以他改姓了王。他对隋炀帝阿谀奉承,讨得了隋炀帝的欢心,后来炀帝让他去解洛阳之围,可见不是一般的信任。瓦岗之围使洛阳城里极其困难,即使王世充到了,也是三连败,情况糟糕得很。眼看就要不行了,但王世充祭起鬼神当法宝,安排了一个巫师来表演托梦,梦到了周公旦对他说会保佑王世充取胜。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光愚昧,而且可笑得紧,不想这招当时还真起了作用,他的部下多信鬼神,当时一看有周公相助,于是纷纷请战。就这样王世充率精兵两万、精骑两千出击,竟然获得了胜利,一下子摧垮了做着盟主大梦的李密。

    对付完李密,洛阳一下子轻松了好多。本来已经揽得大权的王世充自封为太尉、尚书令,又要加九锡,杨侗本不想同意,不过被派去的段达却说了一句大实话:“太尉欲之。”王世充就想这么干,谁也阻止不了。杨侗熟视良久,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最后只能没好气地说:“随便你。”加九锡是篡位的前兆,果然在李渊登基后的第二年,洛阳城内也上演了一出禅让的大戏。不过越王侗可不像代王侑那么好摆布,而且洛阳城中杨隋的势力相对于长安来说还是不小的,王世充也着实费了很大力气。篡位的程序都差不多,制造神话自是必不可少的,哪个皇帝登基都要弄出几个这种故事来,李渊不也是弄了个老子显圣吗?然后是推辞三次,最后逼不得已无可奈何,王世充只得答应了皇泰主的让位请求。可是,登基你就老老实实地当皇帝呗,王世充偏许了个可笑的牙疼咒,说以后等皇泰主长大一点儿就把皇位还给他。不久,王世充就把杨侗杀了,杨侗临死之前,祈祷以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里。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当上皇帝的王世充还是摆出了一副勤政爱民的样子,只是坚持的时间实在太短,还在他没杀杨侗的时候,就已经懒得再演戏了。此外,王世充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话虽多但却往往不得要领,常把大臣们听得晕头转向。结果有人当面把这点提出来,王世充默然良久,倒是没有怪罪他,但却始终也改不了。就是这个缺点,在程知节的口中,评价则是“老巫妪”,就是老巫婆了。在王世充还没当皇帝的时候,一次,两军阵前,程知节拉着秦琼当众投降王的敌军(就是唐军了)。临走前,程知节毫不隐讳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不过没提那个“老巫婆”,不然就成笑话了。这样的叛逃光明磊落,而且相当少见,可比演义里的暗中逃走有趣多了,当时肯定有很多人看得瞠目结舌。还有,王世充任人唯亲也是不怎么得人心的——李渊也是任人唯亲,不过能堵住人口的是,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孝恭,都是比较有才能的,尤其是李世民,这个不服不行。不过王世充倒是很轻视他,称他为“童子”,就是后来演义里常用的“唐童”。

    武德三年(621年)的七月,王世充口中的“童子”率领着大军来征讨他了。王世充一下子犯起糊涂来,不晓得为什么唐要出兵征讨他。于是两军阵前问道:“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我?”让人想到“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句诗,只不过王世充可不会“终日思君不见君”,他巴不得李世民永远不来找他呢。此问可说是智可及,愚不可及,统一天下征讨四方难道需要理由吗?这本身就是理由。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回答说:“四海咸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这当然是明显的借口,阻“声教”(其实就是指王世充阻挡了李唐王朝的统一)的并非只有王世充一个,只能说按进度是到了该消灭王世充的时候了。王世充仍不觉悟,又问:“那么和好行不行呢?”“我爹只教我来打你,可没说让我与你讲和。”反正我们就是要打你,你又能怎样呢?既然如此只好开战了。

    洛阳之战李世民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比较稳的打法,一步步蚕食王世充的地盘。王世充有个不利的条件,就是他手下投降的人太多,最后所有的城基本上不是投降就是被攻占,只剩下洛阳了。尽管如此,李世民要想拿下洛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有一次勘察敌情差点被单雄信杀掉,因而最后他不顾徐世■的劝告执意要杀单雄信,难免令人怀疑他的动机。但单雄信为人,并非如演义中那般英雄,历史上的单雄信,是个轻于去就的人,李世民杀他未必没有道理,否则后来的兄弟相争中单雄信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实在不好说。

    李世民围困洛阳,洛阳城中当然不好过,人口锐减,最后百姓甚至到了用泥混米做成饼的地步。《围城》里有句话,“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洛阳城中曾有十三次阴谋献城的行动,都被王世充镇压住了,可见王世充的确是个厉害角色,绝不可小看。上一次对李密能够成功地反败为胜,就是一例。这一次王世充还想再续上一次的神话,带着二万人出来硬拼。这一仗果然够惨烈,就连李、王二人都很危险,一个差点阵亡,一个被刺了一槊,不过谁都没死,但对于王世充来讲,此仗不是平即是败,更何况真的败了。他没有让洛阳成为滑铁卢——李世民的滑铁卢。此后双方仍是胶着状态。洛阳的困难就不说了,李世民一方也十分艰难,将士思归情绪比较浓,但他还是咬着牙挺住了,不管什么人反对,哪怕他父亲李渊来的亲笔信,他都不听,目的只有一个,攻下洛阳。而此时洛阳城中王世充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盼窦建德能够早日来援。

    最后王世充盼来的不是骑在马上指挥大军的夏王窦建德,而是被大军押解坐在囚车中的唐军阶下囚窦建德。两人相对而泣——王世充泪水中为窦建德流的部分不一定有多少,但是他肯定想到了自己惨淡的将来……

    没有办法王世充只好投降,但条件有一个,就是要李世民保证他以后的生命安全。这里就不好说李世民也在许牙疼咒,我认为他是真的不打算杀王世充的。于是,在唐营之中面对着当初自己轻视的“唐童”,王世充一躬到地,结果被李世民调侃了一番。到了长安,李渊一开始先是破天荒地没有杀这个反王——总归还是要照顾一下李世民的面子。然而王世充并没有因此而逃脱被杀的命运。就在王世充全家刚被发配到蜀地后,王世充就被仇人趁其接“旨”之际杀掉了——这自然是矫诏,本属大罪,可是李渊并没有怪罪那些人——可以想见,此事的幕后真凶到底是谁了。

    不过也不用为王世充叫屈,因为他也曾背信弃义地杀掉过很多人——或许这就是报应?

    西行记

    走入时光回廊,回到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时代,好像看到玄奘的身影,循他的足迹,再走一趟大半个丝路版图。大漠孤烟,雪地冰天,人烟渺渺,涉水攀山,若非有惊人的体魄和毅力,又如何穿越过这重重的险山恶水,心底的万水千山?

    敢问路在何方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翻山涉水两肩霜花。风云雷电任叱咤,一路豪歌向天涯,向天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上个世纪,一曲《敢问路在何方》,唱热了国人的心,也唱热了神话《西游记》。

    而《西游记》里的唐僧,是被广泛误读了的玄奘。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开国之初,这个玄奘,万里孤征,历尽千难万险,从印度载回了大量的佛教教义,也载回了巨大的荣誉;也是这个玄奘,第一次把中国的美好印象留在了印度,开辟了两个国家友好交往的新纪元。

    相传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绕殿转,被大臣释为西方佛祖显灵。便在公元64年,派人到西天取经。汉使在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到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将两位高僧请到洛阳城,弘扬佛法。明帝专门在“国宾馆”鸿胪寺修建寺院,供两位高僧在此修行并翻译佛经,因当时佛经都是由白马驮来,所以命名为“白马寺”,这也成为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

    2005年4月9日至12日,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一个关于在洛阳白马寺院建设印度风格佛殿的协议,即《印度在中国洛阳白马寺院西侧建造印度风格佛殿的备忘录》。

    仿佛已经形成了惯例:中印两国的往来和文化交流,总也绕不开一个结——佛教。

    而大唐高僧玄奘,真正让这个结成为不解之“结”。

    玄奘西行到底充满了多少凶险,1300多年后的人们已经难以猜测,个别人还有些不屑:从中国的浦东到印度的新德里只需要六个多小时耶。

    神话《西游记》本想铺张那段艰难险途,所以增设了许多妖魔鬼怪,还调动齐天大圣、天篷元帅、小白龙等护佑,才过了九九八十一难,但困难再多,那结局别说唐僧,连现在的小孩子都知道:有惊无险——最终,肯定有相助的神。

    西行求法,那实在是一条前途难测的路,那也是玄奘的一条幸运之路。

    想想吧,自汉以降,前往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有多少,数以百千计,但除了法显、玄奘、义净等几个人,有多少人走完了全程?

    冻饿、干渴、盗贼出没不说,更加上让人绝望到极致的迷途,像一个慢性杀手,生生让你一点点感觉死亡的临近。

    八百里沙漠,无声无息地悄悄行进,1300年的历史,淹没于沙漠里,因为不忍卒读行者尸骨。但玄奘时代,尸骨必是不甘淹没于历史的悄然脚步的,张扬着自己的骨骼,直直地朝向前方,横在玄奘前面,那就是玄奘的西行方向吗?

    到过西安市慈恩寺的人,应该不会忘记这样一幅玄奘取经石刻图:身着和尚服的玄奘,挂着佛珠,颇类帝王圣人之相,电视剧《西游记》里的唐僧,无论经历多少艰难困苦,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但五天四夜忍饥挨饿、九死一生的玄奘呢?

    脚穿草鞋,腰间小包裹里放着衣服,左手拿经书,右手持拂尘,背着经书箱,书箱顶上顶着个伞,伞前挂着一个小油灯的图像,记述的是玄奘取经途中夜晚边赶路边读经书的情景。这是宋代人的杰作。

    真是一个国际玩笑。

    走向文弱、缺乏冒险精神的宋代,穷其全力,难以想象极具开拓精神的盛唐时代的产物玄奘,这是自然,把玄奘的行为仅仅看做一介佛徒的狂热,那是现代人的无知。

    虽然我们无法想象玄奘在荒无人烟的八百里沙漠跋涉的情景,但《大唐西域记》里“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足以让我们望而生畏。

    东北亚的释迦牟尼

    玄奘在中国乃至整个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应该是功高盖天。

    用“中国的释迦牟尼”甚至“东北亚的释迦牟尼”来说玄奘,一点儿都不为过。《西游记》里的唐僧善恶不分,糊涂迂腐,而历史中的玄奘,按照专家的说法,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佛教唯心主义理论家、不畏艰险的旅行家、卓越的翻译大师、舍生求法的典型,名副其实的中印友好的化身。

    他不怕困难,勇于进取,被鲁迅先生称赞为中国人的“脊梁”。他在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和主持曲女城佛教辩论大会等故事,在印度广为流传。印度的教科书里有“玄奘”一课,印度的博物馆里陈列了他负笈求经的图像,把他当做“圣人”。印度重要学术著作《印度和中国》等书中都众口一词地称赞:“在到过印度的许多中国人之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个。”

    踩着尸骨和鸵粪,玄奘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走向印度河,走向克什米尔,走向恒河流域,走向那烂陀寺——这个印度最大的寺院,也是世界的佛教中心,玄奘到来的时候,正是那烂陀寺藏书最丰富的时候,已经有宝彩、宝海、宝洋三大藏书殿。玄奘在这里披阅了寺内各类经论,通晓了经论真义。然后辞别恩师戒贤法师,在印度五国云游,六年后又回到那烂陀寺,被戒贤法师聘为客座教授,给全寺僧众宣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等经典。

    玄奘求学印度期间,正是印度曷利沙帝国的强盛时期。帝国的统治者戒日王,是古代印度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他在动荡分裂的局势中重新统一了辽阔的北印度,以后又征服了除南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五印度各邦国的盟主。戒日王既是一个成功的君主,同时也是印度宗教学术的保护人。他笃信佛教,尤其信奉大乘教。为了从理论上征服小乘佛教,戒日王要求戒贤法师派出高僧同小乘派论战。戒贤就选派玄奘和子光、海慧、智光四大弟子前往应命。戒日王在进行完一场战争后,接待了当时在印度已经有名望的玄奘。

    玄奘向戒日王介绍了中国的社会状况、文化艺术以及唐太宗的圣武英明,引起了戒日王对中国的仰慕。接着,玄奘畅论大小乘佛教学派的得失,英姿勃发,妙语连珠,言论风采令戒日王及其大臣赞叹不已。戒日王阅读了玄奘用梵文写的批驳小乘派的论文《制恶见论》1600页,折服万分,当着众人的面,对在场的20余位小乘高僧说道:“我听说只要日光一出,萤烛之光立刻黯然失明;天空中雷霆震响,锥凿之声马上哑然无音。你们认为至善的宗派,已经被他一一击破,不信,你们不妨试着来救救看。”20余位小乘僧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人敢出来和玄奘对论。

    为了表示对玄奘的敬重以及对他宣讲的大乘佛法的弘扬,戒日王决定在首都曲女城专门为玄奘举行一次全印度佛学辩论大会。参加曲女城盛会的除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外,五印度计有18位国王、大小乘僧侣3000余人、婆罗门教及其他宗教教徒2000余人、那烂陀寺1000多名僧人。与会之人,都是博通经义、富有辩才的各派学术精英。这是印度学术史上空前规模的盛会,也是五印度文化名人的大聚会。公元642年初春,大会开始。释迦牟尼全身铸像由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左右侍卫,由一队华丽的象群护送进入会场。接着,18国国王及各国高僧依次乘象而入,场面蔚为大观。42岁的玄奘被推为大会论主,由戒日王恭请升上七宝论坛高座。一连18天,玄奘独踞论主高坛,写出论题内容公开挂入会场,声明“论说中如有一宗没有道理而被驳倒者,当斩首以谢。”但大会连续18天,始终没有一人敢出场和他辩论。各派学者被他精辟的议论折服,无一表示异议。大会圆满结束,戒日王按印度规矩请辩论胜者玄奘骑象绕场游行一周,前呼后拥的僧众手牵他的袈裟,大呼:“中国大师宣讲佛法,没人敢反驳,大家应该知道啊!”戒日王当即授予玄奘“摩河耶提婆”(即大乘天)荣誉称号,玄奘声震遐迩,誉满天竺。各派各宗,没有一个不佩服他,各行各界,没有人不知晓他。

    但是,荣誉留不住玄奘。他毅然谢绝了各国的邀请,携带着675部佛经起程回国。

    当时印度的许多寺庙里都画有玄奘所穿的麻鞋,并以彩云烘托,在印度,当时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鞋当做佛的足印一样敬重了。

    这是一种智慧和力量的征服,这是一种中国骄傲。一种极具生命张力的开拓精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性格的展现,一种让世界敬仰的中国精神,玄奘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直言敢谏开新窗

    走向印度佛教堂的,供养佛祖的现在大多是外来者,印度人更多是看客,印度人即使有人信佛教,也已经是“新佛教”了,“新佛教”相信现世报,不相信来世报,这是对释氏佛教观的大胆改造;把中国玄奘佛陀奉若圭臬的,是日本人、韩国人,他们的虔诚让中国人叹为观止。

    曲女城大会结束后,紧接着玄奘又参加了印度5年一度、历时75天的佛教“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就是五印度各国凡是懂得佛教或婆罗门教义者,不限教派、学派和不同观点都可以参加辩论。玄奘在会上看到了戒日王及其伟大的布施精神,他深受鼓舞,对自己献身于释迦牟尼的事业,充满了自豪与信心。

    会后,玄奘再次向戒日王提出辞行归国,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及那烂陀寺僧众再三盛情挽留,鸠摩罗王还许诺,如果玄奘愿意留在印度,他可为其建造一百所寺院供他传经,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

    公元642年六月,玄奘怀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信念,谢绝戒日王的再三挽留,踏上归国的路程。

    这时的唐王朝,已经是别一番洞天,政权稳定,经济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强盛局面。宗教政策也不断成熟完善,放弃了对佛教的排斥和打击。玄奘万里西行的成功,适应了唐王朝扩大对外关系发展的政治需要。唐太宗收到玄奘回国的表文,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到于阗迎接慰劳。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平安回到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论及其他一些经籍共675部,金檀佛像7尊,佛舍利(即佛骨)150粒,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在中国,佛学也开始走上自己的巅峰。

    佛教其实是一种智慧。它也是一种巧妙的处世哲学,一种存留于上层权力和凡世百姓之间的哲学。

    释迦牟尼时代,是不崇尚权力的,他主张个人的修为,不希望权力的介入,所以直到印度阿育王时代,佛教在印度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

    玄奘不一样,玄奘深刻地体会到佛教要发展必须藉以政权的力量,官府的推动,玄奘了解中国国情。

    所以,回到大唐长安前,玄奘先奏书唐太宗,再三对自己的离去表示道歉,并解释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种种理由,这其实就是一种智慧。

    玄奘的态度感动了唐太宗,其实玄奘不这样,唐太宗也不会拿他怎样,但这是给官府一个台阶。

    应该说,唐玄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时代,一个生机勃勃财力雄厚的时代,在这样时代里的几个皇帝诸如太宗、高宗乃至武则天,都是喜欢佛的人,这应该说是成就玄奘的基础;但换过来说,为什么不能说大唐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臣民呢?大唐一派繁盛,威加四海,难道没有唐玄奘的一点儿功劳?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把一个中国人从未了解过的世界,把异域的风光介绍给国人,极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这是否也影响了有唐一代的大政方针?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经西域回到唐都长安,受到祖国的热烈欢迎。当时唐太宗为东征高丽,已进驻洛阳。行前他已接到玄奘即将返抵长安的报告,特命京城留守、宰相房玄龄隆重迎接玄奘。

    这一天,有关官员远迎玄奘到都亭驿安顿住下。次日,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送玄奘至城中弘福寺。全城的寺院出动了所有的幡幛、幢盖、宝案,排列于自朱雀大街至弘福寺的路侧,僧尼们穿着一新,列队送玄奘及其带回的经、像、舍利前行。一路上吹吹打打,梵乐不断。都城士庶和文武官僚分立两旁,数十里间香华缤纷,赞响彻天。长安城里万人空巷,争相欢迎和瞻仰自佛国载誉归来的大和尚。

    过了几天,玄奘到洛阳面见唐太宗,他再次向唐太宗陈述自己西行求法擅自私行的惭愧心情,彻底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也为自己争取了主动。

    随后,玄奘有条有理地向太宗汇报了往返天竺的经过,详细介绍了在西域和五印度的见闻,包括自雪岭以西直达印度境内几十个国家的物产、风俗、历史、佛迹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往昔张骞、班超所未闻见,《史记》、《汉书》没有记载的珍贵资料,引起了唐太宗极大的兴趣。他十分高兴地夸赞玄奘的学问和品格,认为超过了西晋名僧释道安;要求玄奘将在西域至印度各国的亲身见闻著成一书,供有关人员学习、参考。

    这是一次彻夜长谈。整个晚上君臣间的促膝谈心,究竟对彼此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后人也许无法窥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玄奘给唐太宗洞开了另一扇天窗,唐太宗了解到中国不曾见识过的许多许多。

    是不是玄奘的归来影响了大唐的外交战略,不能妄加推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拜见太宗于洛阳宫、仪鸾殿后,唐太宗为玄奘的博学多才、通达事理所动,力劝玄奘还俗辅政,参加中央政权,但对于唐太宗的盛情,玄奘委婉谢绝,表示愿将余生致力于佛经翻译,并顺便提及希望得到朝廷物质上的帮助与支持。

    薛仁贵的传奇

    唐太宗李世民备战高丽的时候,某日梦中得到指示,说这次要靠一位身穿白袍名叫薛仁贵的大将来保他取得高丽战争胜利;几经周折后果然梦境成真。

    异类将领

    在大唐的功臣里,薛仁贵无疑是个异类。有一句歇后语说:薛仁贵征东———劳而无功。综观薛仁贵一生,南征北战,总是在危难之时身披白袍出征,功成之后,即遭贬黜,几起几落,总逃不出这个怪圈。为什么呢?仔仔细细地看了薛仁贵的故事,我们首先可以从出身里找到答案。薛仁贵出身寒门,除了天生神力,没有可以夸耀的背景,这使他一面世,便引起周遭的不满:怎么可以这样?有的是名门之后,家族显赫;有的是名师之徒,师门耀眼;就算像程咬金这样的市井顽劣之徒,也有一班瓦岗寨兄弟做后盾。而薛仁贵却是大唐用人之际,“天上掉下的薛哥哥”,一个人出来单挑的。

    薛仁贵家境贫寒,却又生得一副大肚肠,一身大力气。一般的财主们虽然喜欢仁贵的力气,但也怕他的饭量,不敢雇他干活,所以仁贵经常饿肚子。后来有一家姓柳的大财主,不嫌仁贵饭量大,雇他当长工,养马种田,仁贵好歹算找了一碗饭吃。可是不久,柳财主家的小姐看中了仁贵是个有出息的人才,私下里和仁贵好上了,事发以后,小两口被赶出了家门,住到白虎岗上的一座破窑里。生计益发艰难,仁贵每日去汾河湾里打鱼射雁,换些柴米维持生活,就他那饭量,肚子还是填不饱的。不过民间因此传说起仁贵的箭法来,他能够专射雁头。还有传说是他儿子薛丁山能射开口雁,比父亲强。不过丁山纯是传说人物了,仁贵的儿子名唤薛讷。

    有一年,仁贵穷急了,就想迁葬父母的坟地,改一改风水,妻子柳氏便因此激励他说:“有本事的人,要善于抓住时机。现在当今皇帝御驾亲征辽东,正是需要猛将的时候,你有这一身的本事,何不从军立个功名?等你富贵还乡,再改葬父母也不晚!”仁贵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撇下妻子,去新绛城里找张士贵将军,应征入伍。

    仁贵的武艺本是极好的,又因为出身贫寒,急于改变现状,所以上了战场后非常勇敢。他跟着大军到了辽东的安地,正好遇上将军刘君邛被敌人包围。仁贵率先跃马冲入敌阵,斩杀了敌将,割下首级来系在马鞍上,敌军一下子全吓坏了,仁贵于是一战成功。

    攻打安市城的时候,高丽的莫离支派大将高延寿率兵二十万,占据有利地势,依山结营,抵抗唐军。太宗皇帝命令众将分别出击。仁贵知道自己成名的时机到了,为了引起大家注意,就特意穿了一件耀眼的白袍,手挥长戟,腰里挂着两张弓,大叫着纵马奔驰,所向披靡。大部队则跟着他的身后,冲杀敌人。

    这一番出色的表现被太宗皇帝李世民看在眼里,不由惊奇地询问:“穿白衣的先锋是谁呀?”旁边人回答说:“薛仁贵!”战斗结束以后,李世民亲自召见了薛仁贵,赞叹不已,赏赐了许多财宝和俘虏战马,又授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还有个职务是北门长上。部队回国以后,太宗李世民感慨地对仁贵和众人说:“以前跟着我打仗的那班旧将,现在都老了。我想提拔勇将托付征伐大事,则没有超过你的。这次征伐,得到辽东我并不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薛仁贵这样的勇将啊!

    史上说起薛仁贵,溢美之词往往只有一句:天生神力。在这天生的神力后面,还有———就是能吃!从无数的点点滴滴里我们都能看到,薛仁贵的饭量极大。说一个男人是五大三粗的“饭囊”,那应该不算恭维。在这些形容的背后,我们隐约能看到一个淳朴、粗野、带着一点莽撞和羞怯的农家男子的身影,他在那些高贵的“将领”中间,当然宛如一个异类。

    三箭定天山

    龙朔元年(661年),一向与唐友好的回纥首领婆闰死,继位的比粟转而与唐为敌。唐高宗诏郑仁泰为主将,薛仁贵为副将,领兵赴天山击九姓回纥。临行,唐高宗特在内殿赐宴,席间唐高宗对薛仁贵说;“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试以五甲射焉。”薛仁贵应命,置甲取弓箭射去,只听弓弦响过,箭已穿五甲而过。唐高宗大吃一惊,当即命人取坚甲赏赐薛仁贵。

    郑仁泰、薛仁贵率军赴天山后,回纥九姓拥众十余万相拒,并令骁勇骑士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临阵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骑士慑于薛仁贵神威都下马请降。薛仁贵乘势挥军掩杀,九姓回纥大败,所降全部坑杀。接着,薛仁贵又越过碛北追击败众,擒其首领兄弟三人。薛仁贵收兵后,军中传唱说:“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从此,回纥九姓衰败,不再为边患。

    乾封元年(666年),高丽莫离支泉盖苏文死,其子泉男生继位,但为其弟泉男健驱逐,特遣使者向唐求救。唐高宗派庞同善、高品前去抚慰,为泉男健所拒,于是,唐高宗命薛仁贵率军援送庞同善、高品。行至新城,庞同善为高丽军袭击,薛仁贵得知后,率军及时赶到,击斩敌首数百级,解救了庞同善。庞同善、高品进至金山,又为高丽军袭击,薛仁贵闻讯后,率军将高丽军截为两部分奋击,斩首5000余级,并乘胜攻占高丽南苏、木底、苍岩等城,与泉男生相遇。对此,唐高宗特下诏慰勉薛仁贵。接着,薛仁贵又率两千人,进攻高丽重镇扶余城,这时,部将都以兵少,劝他不要轻进。薛仁贵说:兵“在善用,不在众。”于是率军出征,这次战役,他身先士卒,共杀敌万余人,攻拔扶余城,一时声威大震,扶余川40余城,纷纷望风降伏。这时,唐又派李■为大总管由他道乘机进攻高丽。薛仁贵也沿海继进,与李■合兵于平壤城,高丽降伏。之后,唐高宗命薛仁贵与刘仁轨率兵二万留守平壤,并授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安东都护。薛仁贵受命后,移治平壤新城。他任安东都护期间,抚爱孤幼,存养老人,惩治盗贼,擢拔贤良,褒扬节义之士,高丽士民安居乐业。

    薛仁贵任安东都护时,吐蕃渐趋强盛,击灭了羌族建立的吐谷浑,又侵略唐西域地区。为此,唐高宗调任薛仁贵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并以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将,率军十余万人,征讨吐蕃。

    薛仁贵奉命西行,军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一说今青海湖西布哈河),将趋乌海(今青海光海县西南苦海),薛仁贵对阿史那道真和郭待封说:“乌海地险而瘴,吾人死地,可谓危道,然速则有功,迟则败。今大非川宽平,可置二栅,悉内辎重,留万人守之,吾倍道掩贼不整,灭之矣。”郭待封自愿留守,薛仁贵又嘱咐他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薛仁贵安排好后,率部前往乌海,及至河口,遇吐蕃守军数万人,薛仁贵率军一阵冲杀,斩获殆尽。薛仁贵收其牛羊万余头,鼓行而西,直逼乌海城,然后派千余骑兵回大非川接运辎重,但这时郭待封已被吐蕃击败。薛仁贵因无辎重接济,退军大非川。此时,吐蕃调集40万大军前来进攻,唐军抵敌不住,大败。但吐蕃并不穷逼,以唐军不深入为条件与唐议和,薛仁贵不得已应允,然后率败军东归。战后,他因败绩被贬为庶人。

    不久,高丽地区相率叛唐。唐高宗起用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以经略辽东。任内,薛仁贵因事违法,贬象州,后遇赦免而还。

    薛仁贵晚年,吐蕃势力向北发展,阻断瓜(治今甘肃安西东南)、沙(治今甘肃敦煌),同时,突厥也不断侵扰唐北境。

    这时,唐高宗念及薛仁贵功劳而召见他,之后,任用他为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兼代州都督,率军前往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击突厥。突厥闻薛仁贵复起为将,都非常害怕,不敢撄其锋,一时奔散。薛仁贵乘势进击,大破突厥,斩首万余级,俘获两万人及牛马羊三万余头。

    薛仁贵于永淳二年(683年)去世,终年70岁。死后,朝廷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官府还特造灵舆。护丧还归故里。

    看薛仁贵起起落落的人生,先是受制于大对头兼上峰张士贵,薛仁贵三次投军不果,不知道是不是张士贵早已看出了薛仁贵的潜能,所以嫉贤妒能,而人算不如天算,张士贵落得小人枉死,也不能说没有薛仁贵的原因。除了被张士贵暗害,薛仁贵起起落落,跌宕起伏的人生颇让人回味。

    薛仁贵三十岁的时候,东征高丽,大胜而归,唐太宗称“喜得虎将”,封他为右领军郎将,可唐太宗准备让位给高宗时,又担心薛仁贵功高盖主,把他贬去守城门了,谁知几年后高丽又生事端,无奈薛仁贵再次出征,得胜回朝,可不久在征讨吐蕃的战役里,因与副手不合,虽然讨了个议和的结局,还是被贬为庶民。

    直到突厥进犯大唐,皇帝环视四周,还是老薛厉害啊,于是再次召薛仁贵入朝……薛仁贵的一生都在奔波,从征东到征西,从封侯到流放,最后死在遥远的广东异乡。这一生虽然丰富多彩,但总好像不那么功德圆满,没落一个完美的结局。

    传奇故事中的唐代侠客

    在人类已经有了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卫星精确制导的今天,谈论剑器,显然有些下里巴人。然而,一千多年前的大唐时代,有关剑器、侠客极其浪漫和色彩浓烈的故事,却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景观和旋律,以至于影响着中国漫长的历史,形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无望的爱情

    唐人传奇——武侠小说的始祖。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学领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局面。不但诗歌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而且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随着唐代都市繁荣和适应市民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大量产生,这些小说,文采华茂,情致宛曲,为后世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成为唐代文学中又一朵鲜丽的奇花。唐代初期及中期的传奇小说,以神怪及爱情的题材为主,作品甚多,成就极大,其最著名者有《古镜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等篇。唐代的爱情小说,反对门阀制度的意味比较鲜明,它有意突出了男女之情与门阀世族制度的矛盾。和过去的小说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鬼魂的显形、灵魂的脱离躯壳、死去活来等变形或怪异的方式来表现这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通过把美好的事物被残酷地毁灭的过程剖示给世人,造成强烈的悲剧效果,来达到抨击社会的目的。

    《唐六典》卷十九曰:“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媲偶”。所谓“本色”,即指本阶级、本阶层。进士和娼妓,其地位不啻天壤之别,自然是不许“媲偶”的。

    所以李益忍心辜负霍小玉别娶卢氏。其实小玉只想要一种平庸的幸福。霍小玉的父亲原是唐玄宗时的霍王爷,母亲只是其侍妾。霍王爷死后,母亲带着霍小玉流落民间,霍小玉不得不做了歌舞妓这个行当。但是,她只愿意做卖艺不卖身的“青倌人”,因为这样嫁个好人家的希望才会大一些。奇怪,现实污浊如此,霍小玉们还把荒漠当做绿洲,把苍白看成水晶,对人性充满了美好的愿望。

    恰逢此时,状元及第的李益出现在京城。其时,李益正在等待委派官职,常自夸耀其风流才情,四处寻求名妓,经人介绍,李益见到了天仙一样的霍小玉。彼此一见钟情,青梅煮酒论诗文,很快,两人就同居了。事实上,李益的出现,只说明长安又来了一个寻花问柳的轻佻之徒,只写一些为了发表的情书。而霍小玉却一头热地扎了进去。

    这是唐人蒋防在笔记小说《霍小玉传》延续的“书生与妓女相爱”这个母题。整个社会对书生寄予了太高的道德期望,所以文人一旦变心,比将军、武夫变心更让人齿冷。李益曾写下“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给弄潮儿。”这样深情款款的闺怨之作,能证明其有才华,但不证明他就一定忠孝仁义悌。为官清正的苏轼也会把自己的侍妾像马一样随意送人,十足一头大男人沙文主义猪。

    也是的,书生和妓女,在道德价值和社会阶层上相距太大,凭什么上天会给他们幸福?霍小玉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一年后,李益升为郑县主簿,须先回故乡陇西探亲,然后上任。尽管李益再三强调会接霍小玉到郑县完婚,她仍然忧心忡忡。她提出:“我年龄方十八,郎君也才二十二岁,到您三十而立的时候,还有八年。一辈子的欢乐爱恋,希望在这段时期内享用完。然后您去挑选名门望族,结成秦晋之好,也不算晚。我就抛弃人世之事,剪去头发穿上黑衣,也就满足了。”考虑到唐代门第之见极深,不同层次的姓氏不能通婚,且多晚婚,霍小玉的担心是必要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不过李益却烧昏了头,一个劲地发誓永不分离。

    李益回乡后,父母高兴异常,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官宦人家卢家的女儿。李益兴高采烈地放弃小玉了。一时出不起卢家聘礼,李益还亲自四处奔走,凑足了钱,终于热热闹闹地成了亲。

    此时的霍小玉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砸锅卖铁、典当珠钗地四处寻李益。一年过去了,杳无音信。担心终成事实,霍小玉悲愤交加,卧床不起。镜里照着的,仍是那张苍白的脸,鲛绡上却再也没有泪痕了。是怨毒分泌的汁液,滋养着她活下去。

    全长安都知道李益负心了。黄衫客把李益架到了霍小玉家门口。李益羞愧难当,霍小玉挣扎着站起来,拿起一杯酒泼在地上,表示与李益已是“覆水难收”,倒地而亡。临死前发了一番宏愿:“我身为女子,薄命如此。君为大丈夫,负心到这种地步……我死以后,一定变成厉鬼,让你的妻妾,终日不得安宁!”果然,李益后来得了强迫症,一连结了三次婚,都以休妻杀妾做结。

    然而,任谁都为霍小玉不值:这辈子已经为负心郎赔上了,做了鬼还要跟那张让人生厌的面孔纠缠在一起,还不如起咒赌誓,生生世世再不相遇。住在爱情这口井里,像故事里每一个美丽、善良、充满道德感且天真的妓女一样,她注定看不到明天。

    唐朝职业女刺客聂隐娘

    自古以来,文人们总是歌颂女子的娇弱、美丽以及清白,所以,就算是有豪气冲天的女子,也进不了正史,留下的往往是些似是而非的民间传说。就算是《水浒》里厉害的女性角色,三分之二都是长得奇丑无比的夜叉型。有人对我说,练武的人,本身就日晒雨淋的,肯定长成黑皮糙肤、关节粗大,骨格奇伟的模样,所以不要指望武功高强的女人会是美女。

    不过,美丽不美丽是一回事,这些侠女们的气节和风采就是另一回事了。像聂隐娘、红线女、吕四娘这等女刺客,虽说可能是民间传说中凭空造出来的人物,但肯定能看出不少人们对于女侠的期望和向往。她们,作为半边天的另一种代表,跳出了阴柔乖顺的框框,让我无限景仰。

    聂隐娘,武侠的鼻祖,并不是说她创造了武术,而是文人对她的记载和刻画,让她成为中国最古老的武侠小说中的主角,《聂隐娘》也成为了武侠的范本。比如说出身,侠客们不是出身名门,就是出身草莽,即使草莽英雄们往往也有着高贵的血统,好比是著名人物的私生子、弃子、或者是动乱中失散了的儿女。聂隐娘相传就是唐朝贞元年间大将聂锋的女儿,一个尼姑看上了她,向聂锋讨,作为一个有权有势的父亲,怎么可能将女儿平白无故地交于一个尼姑呢?这种荒唐事以前不会发生,现在不会发生,以后也不可能发生。但这个神奇的尼姑自有她的办法,用“法术”将十岁的隐娘“偷”了去。我猜想,这种法术无非就是催眠或者迷药,等小女孩不省人事后就将她抱走。

    一晃就是四五载,与后期武侠小说描写的一样,聂隐娘在神尼的训练下苦修飞檐走壁和刀剑功夫,在十四岁时,就能用羊角匕首当街杀人而不引人注意,非常厉害。她的尼姑师傅也常常派她去刺杀大人物,在一次次的行动中磨炼冷血的特质。如此这般,聂隐娘成长为一位美艳、冷血、技术精湛的杀手。看完这段话,大家一定觉得特别亲切吧,因为在武侠小说的世界中,大多数人物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聂姑娘作为武侠第一人,她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算是当代文人们继承和发扬祖先们留下的精华。

    聂隐娘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是她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磨镜子的丈夫,这种职业恐怕不是很体面的,却是她自己主动要求下嫁。在这里,我不是想谈什么儿女情长的问题,况且裴铏也没有写香艳故事的意思,我只是强烈地感觉到这位女侠正在努力充当自己命运的主宰。

    感情上,磨镜的年轻人出现本来就是因为被选择而加入,相当的被动,充其量也只是个“小男人”。直至聂隐娘打败空空儿、精精儿,功成名就,这位磨镜师傅依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完全就是隐娘的陪衬。在事业上,大帅魏博高薪聘请聂隐娘去暗杀刘昌裔,在刺杀过程中,她却发觉刘昌裔是个相当不错的聪明人,于是干脆一转身做了刘的保镖,跳槽跳得随性而漂亮。在最终的归属上,聂隐娘更绝,她辞别了老公和老板,也就是磨镜师傅与刘昌裔,云游四方了。从此遍访得道高人,不知所终。

    虽然,聂隐娘的传奇不够壮烈、不够曲折,而且还不够矫情,没有什么绝世神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没有什么情意绵绵,更没有现在被用滥了的多角恋情,但她肯定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另类美女。她的鲜活泼辣、我行我素,她的好恶分明、敢作敢为,还有她的洒脱随性让人备感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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