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唐朝文化
文化不是人为造出来的。文化是一种积淀，是在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沉淀下来的。沉淀下来的东西是真实的、厚重的，是经过历史选择和检验的，也必定是靠得住的。
文化与外交
古往今来，文化与文化传播与外交政策之间，有着密切但常被人忽视的重要联系。一国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能大大有助于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唐朝不仅继承与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且积极汲取异族文化、外域文化。在此基础上，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
汉朝时中国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但从7世纪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南北朝和初唐富有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在这段时期里，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了20世纪前的最高峰。随着统一的空前强大的唐朝的建立，盛唐的政治和文化成为邻国竞相效仿的对象。亚洲一些国家几乎全盘搬用了唐朝模式，如朝鲜半岛各国。668年建国的锡兰就像是一个小唐朝，713年至926年崛起的渤海国亦模仿唐制，日本在七八世纪间对唐朝的学习就更显而易见。古京都仿效古代中国首都形式，建于公元794年，从建立起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是日本的帝国首都。作为日本文化中心，它具有一千年的历史。它跨越了日本木式建筑、精致的宗教建筑和日本花园艺术的发展时期，同时还影响了世界园艺艺术的发展。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历史建筑一起，17座建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并被确认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宝藏、作为日本典型的文化遗产而得到保护。许多已经被确认为国家历史建筑和特别保护的花园，被列入了文化保护法范畴。另外，优美的周围环境也得到特殊的保护。这座千年古都的最初设计是模仿中国隋唐时代的长安和洛阳，整个建筑群呈长方形排列，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京，东京仿照洛阳，西京模仿长安城，中间为皇宫。宫城之外为皇城，皇城之外为都城。城内街道呈棋盘形，东西、南北纵横有秩，布局整齐划一，明确划分皇宫、官府、居民区和商业区。
最近，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强调文化复兴在中国当前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出中国可以通过文化复兴再现盛唐雄风。其实李光耀大可放心：中国恐怕是世界上最善于汲取历史经验的国家了。二十四史不是白写的，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和2000多年政治史也不是仅供顶礼膜拜的。
美国能在20世纪取代19世纪大英帝国的世界老大地位，并不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机缘”这么简单。19世纪美国崛起时其传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播美国文化与信仰，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推行及其国际形象的树立影响巨大，他们帮助催生了美国外交一个强大的理想主义流派——即所谓的“威尔逊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好莱坞和麦当劳等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又为美国助了一臂之力。
这种文化传播与对外政策密切结合的特色并非美国独有。在西方，远的如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途中一路传播希腊文化，近者如大英帝国公然标榜“文明教化的使命”。但恐怕很少有国家拥有像中国那样悠久的文化交往史。当然，在古代中国，属于现代西方思维范畴的“国家”和“外交”的概念都不存在。但正是取而代之的文化交往思维，帮助缔造了中国在东亚2000年的辉煌。在文化成就、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这三股传统中国的核心力量中，中国士大夫恐怕最以文化为荣。正如历史上的唐朝文化具有一种强大的同化功能，能将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改造为己用，确保自己长久的生命力。
清香的文化享受
我们总想找一些名贵的事物来表现唐朝的强盛。富贵的牡丹，虽然能体现歌舞升平，但过于柔软；金戈铁马，虽能逞强一时，但过于霸道；只有悠久的茶文化，如同一坛千年的陈酒，不时散发出像来自远古时代的酒香，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第二个鼎盛时期，在军事、文化和经济上的发达，如同一颗灿烂的明珠辉耀着整个世界文明史，在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唐王朝的强盛与繁荣等量齐观。而对当时世界乃至后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深邃的文化内含和精神风貌，呈现出中华文化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兴旺景象，这一点在茶文化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唐茶文化的发展，激发了文化创作的激情，文人、士大夫尽兴饮茶，将饮茶作为一种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的手段，视为一种高雅的文化体验过程。因而，自唐以来，从流传下来茶文、茶诗、茶画、茶歌等看来，无论是从数量到质量，还是从形式和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时代。李白、杜甫、白居易、卢仝、杜牧、皮日休、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无不留下世人称颂的茶诗。
其实茶文化的风靡是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分不开。自唐贞观以来，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一背景和发展趋势，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包括茶业的发展。发达的交通和开明的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茶的种植与贩卖。随着茶树的栽培与加工技术的成熟，饮茶之风日盛，出现了“比屋皆饮，举国之饮”的盛况。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墨客，均以饮茶为高雅之举。而文人雅士们在茶楼茶会中品茶唱诗，互相交流茶得，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茶文化也随之产生。
不仅如此，饮茶还借信佛而盛行，渗透到了宗教文化之中，从而丰富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内涵。其实佛与茶的关系源远流长。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便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汉末期，便有僧人在寺园中种植茶树，而最早的饮茶习惯也是由僧侣间发起的。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用亲自烹制的茶以招待好友陶渊明，话茶吟诗，通宵达旦，被后人传为佳话。到了唐代，僧人们以茶敬佛，以茶献佛；通过信佛，饮茶之风开始从佛寺向民间传播。由此可见佛教对茶文化的影响和贡献了。
然而，说到盛唐茶事，不可不提一个人，那便是后人称之为“茶圣”的陆羽。说来也奇，仿佛天生就与茶有缘，小陆羽从小就是孤儿，三岁时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陆羽的少年时代便是在寺院中度过的。唐德宗建中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陆羽考察了各地饮茶习俗并总结了历代制茶经验后，撰写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全面阐述了煎茶法的制作过程，从而也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
茶性宁静清雅、质朴致和、淡泊去欲，僧人从饮茶实践中发现，饮茶既可提神醒脑，清除疲乏，修身养性，又能补充水份，获得丰富的营养，因而茶深得僧人喜爱，饮茶逐渐成为寺院生活的重要内容。佛教寺院兴起的种茶、制茶、研茶、尤其是饮茶风尚，在唐朝佛教极大的社会影响下，由僧及俗，促成了唐“风俗贵茶”的局面。而这种“贵茶”之风，还让专来大唐留学的日本名僧传播到日本，从此日本有了茶树、茶园，产生了日本的茶道。概而言之，佛中有茶、茶中了佛、佛离不了茶、茶因佛而兴，所以有“茶佛一味”或“茶禅一味”之说。
唐代茶文化的流行不仅表现了唐朝深髓的文化内涵和精神风貌，而且还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雅与深邃，清静与宁神。饮茶的过程就是精神调节和自我修养的过程。从法门寺出土的一组巧夺天工的金银茶具来看，唐人对茶的喜爱不仅仅表现在饮用和解渴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至爱和理想的倾注。这种倾注也激发了文化创作的激情，文人与士大夫更是将饮茶唱诗视为雅逸的文化体验和精神上的享受。
茶文化给中华民族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形式、新的内涵和旺盛的生命力。饮茶交谈、赋诗，为广大人民所普遍接受，根植于民间社会生活的沃土，积淀、固定为一种民族文化形态。这是茶文化盛行、流行、繁荣至今的社会基础。继唐之后，从宋人的《品茶绿》，至元曲的《玉壶春》，再到明人郎璞的《七修类稿》到《茶疏》及老舍的《茶馆》，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唐三彩
中国古代文化渊源流长。众所周知，中国是陶瓷的故乡，陶瓷的国度。在进入文明以后的五千年中，陶瓷文化无不和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命运相联。它一直伴随着炎黄子孙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功能极为广泛，渗透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而且有文化价值。它对了解中华民族个性、心理趋向和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作用。
陶瓷在中国古代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都存在着一种遗憾，那就是各类型的陶瓷文化艺术风格持续了一个阶段后，随着每个朝代结束，特色也就随之终结了。但它作为一种物质消费的方式，却能一次次的反复出现、存活和延续在中国人的血脉中。
特别是唐三彩陶，是中国陶塑全盛时期的标志，造型准确精细，充分表现了塑造者的创造力与丰富的想象力，技巧娴熟，人物和动物等体态肥健，结构比例协调，骨肉神态和色泽质感都写实精致，有着大唐极盛时期的特殊韵味。
唐三彩是中国唐代的艺术精华，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是唐三彩的极盛时期，洛阳作为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毋庸置疑地成为唐三彩的发源地。唐三彩继承了我国历代工艺品的优秀传统，创立了唐代彩色塑陶艺术的独特风格。唐三彩在造型上浑厚丰满，工整细腻，刀法质朴，线条流畅，显示了盛唐时期的精神风貌。唐三彩在锻炼上采用两次烧成，特别在釉彩的使用上，采用我国独有的低温流串工艺，各种釉彩自然融熔流动，互相渗化，产生了五光十色、绚丽多姿、人工彩绘难以到达的艺术效果，体现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
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唐朝时期得到空前发展。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制三彩器和彩釉器。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塑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矿物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南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五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制。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敷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时的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唐三彩的艺术源远流长，精美绝伦的作品说明了中国陶工所耗费的心血。历史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唐三彩是极其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她融合了中外文化的精髓，具有生活性艺术美，民俗性艺术美，融合性艺术美。
唐服与建筑
服饰不仅仅是一种穿在身上的服饰，而且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建筑不仅仅是一座纯粹的建筑，而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和社会文化的物质标志，体现了历史在空间的延续。
唐服意蕴
服饰是一种穿在身上的文化，其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我们“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深入了解中国的本土服饰文化，不仅可以让我们认同本民族自身悠久灿烂的文化，而且可以在提高国民视觉素养中唤醒当代国民的“文化自觉”的意识。
其实衣服有它的时间观念，即“潮流”，潮流是有它本身的潜在功能和意识，其中包括社会意识、文化意识和时代意识；衣服的演变也是围绕着环境关系和实际需要而向前迈进。服装潮流是标志着社会与文化的演进。每一变化象徵着不同时代的思想。因此潮流文化可作正面解释，它有其时代需要和根源，它是意味着改革和创新，同时亦代表了特定时期的价值观。
尤其是华服的变化更加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华服最璀璨的年代是在大唐。只有唐代的衣服、佩饰、化妆、随件和整体服饰形象，才是中华民族服饰最为灿烂的篇章。尤其是通过群体服饰形象所显现出来的那种雍容，那种自信，那种豁达，那种宽容，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唐人那博大的胸怀，那包容万物、高屋建瓴的气魄，闪耀着中华民族及中华服饰的耀眼光芒。
唐朝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由于长期稳定，生产力极大发展，国力强盛。其服饰无论衣料还是衣式上的发展，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其工艺美术和服饰文化在华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外域文化的影响而推陈出新，将中华服饰的发展推到了顶峰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
唐代由于佛、道、儒三教融合，儒家思想被外族文化冲淡，在当时社会思想崇尚开放的自由氛围中，唐朝的服饰终于呈现出品式多样，异彩纷呈的局面，甚至妇女穿着男装都成了当时一种时尚。唐代服饰普遍华丽、生气勃勃、雍容大度，充满大唐盛世之风范。
唐时服饰由窄到宽，到盛唐时则演变到了宽松博大。当时妇女上装皆为交领衫，长裙系于胸上方，拖曳于服下，给人一种宽松全新之感。我们不难看出隋唐时期社会的精神面貌的朝气蓬勃。尤其是隋唐女装，非常富有时装性，是中国服装史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女子着装最为大胆的一种。襦裙俏丽修长，披帛飘然若仙，粉胸半掩，其造型雍容华贵，妆饰富丽堂皇，真是“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慢来罗裙半露胸”。
唐人不仅讲究服饰的款式造型还讲究发式，千变万化的发式体现着中华诗韵，或是在颂咏着神州山河。那些大胆的构想，那些神奇的巧思，都表现出中国人的艺术天赋以及对祖国、对生活、对艺术的执著的爱。
唐人讲究面妆，无论是花钿，还是斜红，再或是面颊上的钱纹、花纹、小鸟纹……每一种妆式都有一段奇妙诱人的传说。对唐人那文化性的“满面纵横花靥”来说，今日脸颊上涂面国旗就去足球场凑热闹的球迷，只能望其项背。
唐人讲究服饰配套，男人幞头、圆领袍衫、马皮六合靴，既具儒雅气，又有骁勇风。女人或榴裙，或胡服，或男装，在高雅之中蕴含着一种娇美，在富贵相中又有一种不受束缚的人性的酣畅。张扬，但不故作潇洒；随意，一切都在自然而然之中。总之有一种大气、霸气，霸气之中又显现着谦和，不拒绝外来文化，所有外民族服饰精粹都可以为我所用，都可以共同构成大唐的盛世繁华。
当前，唐服像一阵风似地吹过中华大地。人人都穿上一件对襟立领缎面袄，就好像是衣冠王国崛起了。当然，不管怎样，总算给曾是衣冠王国的臣民们增添了一份自信。
从积极的角度看，这种服装是中国各民族服饰精华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它具备着区别，有西方服饰风格的东方神韵。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只是，我们或许有些挑剔地讲，这股华服风并没有穿出气势来。也可以说，形式轰轰烈烈，内容却显得单薄。
不要误认为今日的“唐装”就是唐代服装，更不要误认为今人穿上华服，就能渲染出大唐的气势。重要的不是跟风似地穿上一件华服，而是要在现代时装中倾入中华服饰文化元素，尤其是要持续不断地保持并发展服饰中的中华风，穿出华服或说中国人的气势来。这，才是衣冠大国崛起的时刻。
景外之景
从月亮遥望地球，肉眼可以清楚地辩认出的人类文明工程？有两项：一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是荷兰的围海造田。古代世界有所谓七大奇迹：其中的五个是建筑物：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亚德米斯神庙、阿历山大灯塔、哈利卡那梭斯陵墓。现代人喜欢用特定的建筑物来代表特定的城市和地方，例如比萨斜塔、罗马斗兽场、巴黎艾菲尔铁塔、伦敦大笨钟楼、悉尼歌剧院、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北京天安门、华盛顿白宫等等，数不胜数。
德国诗人歌德把建筑比作凝固的音乐，这是因为建筑与音乐之间有着很多的艺术相同点、具有音乐美的特性。建筑的外在形态、内部结构、组合、比例，与音乐变幻的旋律有着类似的特征。不同的单体建筑物或建筑群尤如乐曲中的独唱、对唱、重唱和多声部的大合唱。
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把建筑比作画图，他曾做出过这样的论述：“一般地说，一座欧洲建筑，如同欧洲的画一样……中国的任何一处建筑，都像－幅中国的手卷画……”梁先生虽然把东西方建筑都比成了画，但是我以为，他在这里想突出表明的是中西方建筑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异样的审美情趣。
可是，建筑不仅仅如字典上的定义，是一门营造的艺术和科学；也不仅仅如德国诗人歌德的比喻，是一曲“凝固的音乐”；在我们看来，她还是人类文明的象徵和社会文化的物质标志。如同诗歌、文学、音乐、绘画，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体现了历史在空间的延续。当然，在不同的阶段她有着鲜明的时代个性。建筑和城市是以特定的社会群体和形态为组织结构的，她的地域文化色彩非常浓厚。因为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的生活、思维和交流方式，不同的生产技术、经济体系、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都影响着建筑和城市环境的形成与发展。例如中国有宗祠、四合院式的民居；欧洲则有教堂、市政广场。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这种交流有时表现出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而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一种融合和吸收，使人类文化具有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和多元性。同时也使建筑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唐朝当时的建筑不是反映出官式建筑的特点，就是表现出民间建筑的特点，这标志着唐朝把从在汉代自西域传入中国的代表印度特色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世俗文化相结合，终于走上了中国化道路，把国外的建筑风格真正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同样，唐代的建筑技术和成也随着中国文化的东传而对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地区产生影响，推动了东南亚建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唐代建筑气势雄大，造型质朴，体态遒劲。这一时期的建筑，砖的应用更加广泛，琉璃的烧制更加进步，建筑构件的比列逐步趋向定型化。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保留至今较为完整的有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正殿，还有许多没能保存住而被记录在壁画当中。此外，舍利塔遍布各地，粗大挺拔、风格朴实的建筑构件和刚劲富丽之美，使大唐的装饰艺术具有夺人的风采。
唐代盛行直棂窗，窗棂上的纹样有龟锦纹及花纹繁密的球纹等。室内壁面上往往会有壁画，天花板形式很简洁。这时候的彩画构图已初步使用“晕”，它对以对晕、退晕为基本原则的宋代彩画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使用花纹方面，除莲瓣以外，窄长花边上常用卷草构成带状花纹，或在卷草纹内杂以人物。这些花纹不但构图饱满，线条也流畅挺秀，还常用半团窠及整个团窠相间排列，以及回纹、连珠纹、流苏纹、火焰纹及飞仙等富丽丰满的装饰图案。
唐朝建筑追求的不是一片孤立的风景的美，也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的美，而是艺术意境的美，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就像砖石叠成的史书，无不表明着它的文化特征、记录着历史的足迹。人们或许不记得现任的法国总统，但不会不知道巴黎的凯旋门、卢浮宫；人们或许不清楚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哪座城市，但不会不知道矗立在杰克逊海湾的悉尼歌剧院。因为它们在展示美的同时，还担当着承载历史的重任。
书情画意
中国的绘画，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背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道、佛、禅等思想的影响，在审美价值上体现出深刻的精神内涵。中国绘画的主导思想，是强调人和自然的融合，寻求精神美和自然美的统一，最终达到美和善的统一。
中国画，无论是山水还是人物动物，其基本特征是以墨线和点造型，不像西方绘画那样借重光色来表现物象。画家借助水墨的作用，创造出表现物象的运动感、空间感、节奏感等多种多样的线条，赋予天地以畅达的生命，万物以灵跃的生机。
毫无疑问，琴棋书画，皆是在深刻的人文背景之下结出的智慧之果。它肯定源于一个东方思维系统，有着共同的智慧特征。但另一方面，各种果实的味道却是不完全一样的，各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唐代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在人物画日臻完美的同时，青绿山水画与水墨山水画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作为独立画科崭露头角。画种纷呈，画法多样。名家辈出，各善胜场，风格多种，争奇斗艳。
唐代初期，以宗教佛像和贵族为主的人物画有了很大发展。名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现存的《太宗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就是阎立本的杰作。
盛唐以后，随着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题材大大开阔，画法也有新的创造，人物画开始以世俗生活为内容，山水画也日益兴盛起来。最有成就的画家是吴道子，他是画工出身，对人物画和山水画都有很高的造诣，有“画圣”之称，现存的《送子天王图》，据说就是他的作品。吴道子以绘制宗教壁画和宗教人物画而著称。据传他画的宗教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的寺院道观中就有300多幅。而《地狱变相图》，是他佛教画方面的代表作品，被评之为“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竟使有些杀生为业的屠户和渔夫，也“见之而畏罪改业”。这说明画家观察的敏锐，造型的夸张，技巧的精湛，确有独到之处。而且吴道子的绘画技巧还惊人地熟练，据说他画丈余的人像，可以从手臂或脚部开始，都能画出完整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画佛头部的圆光，转臂运笔，一笔而成。更绝的是他画人物的衣带，飘飘欲举，让人有微风拂面的感觉。故有“吴带当风”之誉。
在画法技巧上，吴道子在传统的兰叶描和西域的铁线描之外，创造出一种莼菜条的笔法。他还发展了梁朝张僧繇用的晕染法（即凹凸法），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深浅，使画富有立体感。在这时期，吴道子绘制了大量的宗教壁画，使宗教绘画更加世俗化，诸如现实生活中的使女形象成了普渡众生的菩萨，从而提高了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画金碧山水著名，设色绚丽，描绘工细，景物逼真，是山水画北派之祖。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意，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朝还有许多长于画花鸟禽兽的画家，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韩滉、戴嵩画牛，都著称于世。
寺院、石窟和陵墓中的壁画，是唐朝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其题材虽以佛经故事为主，但也大量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如耕地、收获、拉纤、伐木、射猎以及角抵、乐舞等。那些供养人画，更是当时历史的写真。这些壁画的无名作者用生动的笔调，描绘出当时的现实生活，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壁画中的飞天，窟顶的藻井图案，也是富有独创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
绘画在近现代获得了比其他艺术更大的发展，同样有一批凌绝古今的大家。国画的表现特征的加强，西洋画法的传入，更加丰富了国画的表现力。古老的中国绘画，在新的时代又涌动着新的生机，创造着新的风格，在中国深厚的文化艺术中，弘扬东方艺术精神，振发出艺术的新境界。
一场战役引发的思考
无论是战争缔造了文明，抑或是文明缔造了战争，总之，有战争就有文明，有文明就有战争。
天宝十年的怛罗斯战役，虽然是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怛罗斯战役却推动了唐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怛罗斯战役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在前苏联境内江布尔城附近。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因石国“无番臣礼”率兵征讨。石国王约降，高仙芝允诺和好。旋即高仙芝爽约，将兵袭破石国，俘虏其国王，献于阙下斩之。石国王子逃走，向大食及其他邻国求援。各国对高仙芝的欺诱贪暴，甚为愤怒，计划共同袭击唐西域四镇。高仙芝得知这个消息后，想要先发制人，将兵进攻大食。参加唐朝联军的有葛逻禄部及拔汗那国兵，据说共有番汉兵三万，其中汉兵两万，番兵一万，深入七百余里，在怛罗斯城与大食军队遭遇。于是，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怛罗斯战役打响了。
在怛罗斯战役中双方相互厮杀，战斗持续五日。其间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见形势不妙反水倒向大食，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副将李嗣业和别将段秀实收拢散兵游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联军中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结果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唯恐大食追兵将及，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此前李嗣业还曾劝高仙芝弃兵逃跑，被段秀实斥责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最后高仙芝等遂引残兵逃至安西。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三万余士卒近乎全没，只有少数人逃脱。
这场战争唐军失败了。但是关于怛罗斯战役的后果及其影响，史学家们还有不同的评价。白寿彝认为，怛罗斯战后，安西的实力仍是不可低估。而封常清讨大勃律一役，尤可见唐在西方之势力仍然存在，决不像沙氏所说。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决不是因为恒罗斯战役。它是由唐朝国内形势决定的，可以说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夸大怛罗斯战役对唐朝国势及本国形势的影响无疑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与怛罗斯战役这两个历史事件时间相距太近的缘故。确实，安史之乱以后，唐在中亚的存在，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已非往日炙手可热，仅剩其影响而已。
在怛罗斯战役4年之后，“安史之乱”暴发，大唐帝国于是元气大伤，告别了鼎盛的黄金时代。因而，一般的历史学家武断地认为各种矛盾积累的“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分界岭。然而这只是就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地区社会动荡及其不良影响而言。如果以大唐版图论兴衰的话，那么怛罗斯战役的历史地位是需要提升的。这种判断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甚至明代的宋濂在写元史的时候还念念附带一句“唐患在西戎”。正是大唐经历的怛罗斯战役及其失败使得“西戎”离心渐起，按现在的话说叫打算有“外遇”。而此次战役失利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距太近，于是内忧外患的大唐便不再是盛唐盛世了。当然大唐王朝后来还有一段中兴的日子。
可是具有喜剧意味的是，唐王朝在苦苦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中，还借用怛罗斯战役的对手--大食的军队来到中国帮助平乱。这些军士果然不负众望，在消灭安禄山、史思明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获得唐朝皇帝嘉奖。这些大食军士还喜欢上了中国，政府也鼓励他们在此封妻荫子。据说他们也是今天的回回民族最早的先民。
虽然“由怛罗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迹于西方”这种观点有点太绝对，但是这次令大唐在道义上陷于不太有利地位的重要战役的失利，不能不使一些西域藩国看到唐王朝虚喘的一面。当然，客观地讲，“安史之乱”让大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折腾的够戗。它甚至将驻扎在安西、朔方等戍边部队内调平叛，几乎上演一出大唐版吴三桂赴京勤王的悲喜剧。因此，此后人们谈及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存在，恐怕仅仅是以影响为主而已。中亚的西域各国，也正是从那以后开始了面向大食，并经历皈依伊斯兰化的历程。
唐朝虽然在这次战役中失败了，可是却推动唐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这大概是战争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在这次战役中，唐军士兵大约不下万余人被俘，其中就有许多能工巧匠，如造纸匠、纺织匠、画匠等等。《通典》作者杜佑族子杜环作为高仙芝部队的一个随军书记官也成了大食的俘虏。杜环曾在大食居住十年之久。他在大食时就曾见过中国工匠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批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陵、吕礼为“织络者”。杜环于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这些人既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于怛罗斯战役之前到达中亚的，也可能是这次战争的俘虏，而或许更有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可是是这些人把唐代高超的手工技艺，教授给阿拉伯人，进而传到欧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之，怛罗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罗斯战役有着直接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同年在巴格达就出现了中国境外的第一个造纸作坊。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也有认为怛罗斯战役之后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出现在撒马尔罕。《旅程和王国》一书有这样一句话——“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确属无疑。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罗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对西方文明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其契机，恰恰就是这次怛罗斯战役。
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传授给阿拉伯人，后来再由他们传往更加遥远的欧洲……这几乎成为中世纪东、西文化传播的固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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