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时政
诗在关注人的自然本质时，关怀的是自然的人，是人的生命个体存在，此时，诗与时政无关，抒写的是生命体验；诗在关注人的社会本质时，关怀的是社会的人，是人的群体存在即社会存在，此时，诗的意义在于兴观群怨，在于发挥“美刺”功能。
君臣之间的诗来诗往
大政治家多是大文豪，唐诗为什么那么引人注目？因为唐太宗的诗不是很差，有他的提倡。明代的对联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因为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没有读过书，却喜欢作对联。唐太宗诗好，他的臣子也多是大文学家，如魏徵等的诗就很好。那又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政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其文名也被他的政业盖过了。在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也多是大文学家。我们祖上的那位老粗皇帝汉高祖，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换做是别人还未必可以作成这个样子，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大政治家一定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而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淳厚，才能轻松愉快地为政。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事实上的奠基者，武功文治为中国帝王中第一人。史载唐太宗“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由于他的喜好与提倡，始开一代尊崇诗歌的风气，其功不可没。他的臣子魏徵是青史流芳的诤臣，太宗从谏如流，这是历史上君臣际遇的极致，流传下来许多佳话。然而，这二人还有一段诗缘，极能表现出这对君臣的凛然正气和优秀品质。
一天，太宗设宴群臣，兴起时提议，各赋一诗咏一事。太宗先赋《尚书》：“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预，商辛亦荒湎。恣请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有积善。”以夏康、商纣王荒淫亡国的史事来警醒自己，彰显了一代圣君的明智。其主旨也意在与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居安思危，修德黜恶的警劝相通。随即魏徵赋《西汉》：“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咏汉高祖刘邦虽经长期征战在马上打下天下，但终靠得是制定礼仪制度，才获得了皇帝的尊严，而更重要的是汉朝的统治据此才得以巩固。诗旨仍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劝君向善的诤臣本色。唐太宗听罢为此感叹说：“魏徵未尝不用礼来约束我啊！”
这对君臣的这两首诗虽为宴饮之作，但意关宏旨，内容雅正，以他们的至高地位，无疑对当时的诗风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两首诗艺术上无甚突出特色，有特色的是贤君和直臣的气度胸襟！
唐诗里不仅有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诗交诗谊，还有以诗讽谏的佳例。在诗的委婉与涵义中表现君臣之间的进退攻守。
《庚溪诗话》中有个薛令之，为东宫（太子宫）侍读，没有其他的吏职，俸禄不高，便题诗于墙壁：“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无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筋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后来被玄宗见到，索性拿笔续之“啄木觜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桑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见到因惧而谢病归乡，从此不再复用。
薛令之，长溪（今福建霞浦）人，中宗神龙二年 （706年）进士，官左补阙兼东宫侍读。因为阶低俸薄，久不升迁，遂题壁以自悼。名为自悼，实为自嘲，出语诙谐，如同“打油”诗，倒也形象生动。试想盘中仅有几根苜蓿菜，饭匙自难将它勺起来；羹稀，插入筷子，自然有“宽绰”之感。唐玄宗是不满下属这样的牢骚，有趣的是他未当面斥责（即常说的龙颜大怒），而是再题诗于壁予以讥讽。君以诗斥臣，称得上是文雅别致，非文网宽松、政治清明的盛唐莫能有。当然，唐玄宗续诗口气也是颇为严厉的，斥薛令之不安于贫困如长嘴啄木鸟，不修其德如短羽之凤凰，暗讽他另择去处。“嘴长毛短”今仍为关中一带俗语，喻人好吃懒做、道德不修。可知在唐时长安已流行这样的话语了。
科举与诗赋
以诗称著的唐代，进士科最受士人青睐，时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之说。进士试诗赋之制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嗣奭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千奇万怪，何所不有？”
至隋朝开始，中国的官吏在选择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形式——科举。它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选出了如此长的政事当中的层层官员，管理着偌大一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构成一个官吏的网络体系。
在唐代，因其国力的强盛，各个方面都显示出高度发达的状态，包括科举在内。科举在唐代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在唐代人的心目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刘宾客嘉话录》中就有一则记录充分显示出这种重要地位之所在。文章的大意是这样的：“苗给事的儿子苗瓒要去赶考，而偏偏这时苗给事因为中风卧病在床。等到考试临近，他的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更重了。儿子苗瓒看到这种情况，便问父亲是否去参加考试。苗给事这时虽不能说话，却还能写字，当即写出两个字：‘入！入！’其子苗瓒看到之后，便不顾病情危急的父亲，匆忙赶考去了。”
科举，其实就是设科取士的意思。即朝廷按照不同的行政管理的需要、规定不同的考核内容、设置一定数量的科目，使地主阶级文人根据各个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志趣，分别选择一项科目进行考试，并通过考试而进入仕途。它最大的优点是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它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有知识才能的人，无论你出生如何，年龄如何，只要你能通过考试，就能够升入官吏网中，迈进豪门。这是科举相当开放性的一面。
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士族垄断政治、为庶族打开仕进之门的新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
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说：“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史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
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
或许应该这样说，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纵观历史，文学家大多为进士出身。我们粗略地一列就有贺知章、陈子昂、王昌龄、王维、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不胜枚举。科举制推出了一批名人，让他们为官从政，他们的诗文便能附骥，相得益彰。如果仅是一介书生寡居陋巷僻壤，诗文何以能远播？这或许叫做文名效应。在进士名人名单中，诗人居多，且都是唐宋时期的，这与唐宋考试以诗文为重不无关系。明清以后，进士出身的文学名人就少了。
历史上人们也多认为唐代科举制直接促进了唐诗的兴盛，但也有人认为从省题诗来看，对唐时期促退的作用，认为省题诗中像唐代天宝年间的《湘灵鼓瑟诗》中“曲终不见人，江上数峰青”这样的佳句很是少见，清人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引《丹阳集》云：“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就连白居易中第的省题诗也被人评作“像老妪能解的平民诗人底手笔。”
科举，对于诗人来说，其实是一堵墙：墙内、高官厚禄，墙外、穷困潦倒；墙内、是政治；墙外、是文化。内外之间反差之大，使多数的读书人两边都有瓜葛，两边都有期待。但后来又两边都不着实，两边都通难落地。
难以想像，一个读书人只要一通过科举，通过那堵墙，就可以为朝廷出谋划策，整顿钱粮，管理赋税。朝廷与诗人，政治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等同的吧！爱幻想的诗人们，思绪翩翩，天南地北，文笔一动，思绪泉涌。可真的处理起时务来，却未必能够胜任。
所以，这时的文人们从文化本位上说，失落了文化良知，因为他们只是把文化当成一种通过科举进而做官的工具，这并不是文化本身的目的所在。而从政治台阶上看，又缺乏政治品格。以至于在政治、科举、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怪异的关系：不娴熟政治，是因为文化；不能保全文化，是为了政治。是官吏呢？是文人呢？似乎就无法定义，不着边际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真正的本质是从一大群的文人中选出几个作为官员，是一种文官选拔的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述能力的考查制度；以诗赋文章作为试题，也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才能，而是测试一般的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于文学史而在于政治史。
李白曾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借以言志，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意欲以纵横之术，谋为帝王辅弼，济苍生，安社稷，然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
此为李白一生最高理想。然而，李白最终却只是以诗人的身份称雄于文坛，至始至终没能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彪炳史册。这与作为政治中心的科举，不能说没有关系。科举的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文人心态，成就了诗人李白的辉煌，却把政治的李白轻轻的搁浅在宦海岸边。
边塞诗里的王朝
别林斯基说：“艺术性在于，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而诞生的边塞诗，寥寥几笔，却如曲曲动人心弦的乐章，咏唱着一个个成败英雄不灭的精魂。
古代边塞往往是一幅残缺荒凉的景象，那里的断垣危壁，古城烽煫，都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人。甚至连高山大漠，黄沙白云，也都承载着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光荣和耻辱，辉煌与衰落。所以，唐代边塞诗在表现时间流逝所造成的破坏性的同时，又有使以往的景观在作品和心灵中再生的功能。他们一方面吟咏岁月流逝及民族融合过程中所造成的残缺破坏，同时，又借助历史遗迹使古代边塞生活得以在诗中复现，毁坏与复活，构成了唐代边塞诗的双重景观。唐代边塞诗在描写历史遗迹时，它所展示的实际物象是已经破坏的，然而，古代边塞生活的某些场景也就借助毁坏的遗址在诗人心中复活。诗中出现的表层物象是残毁型的，而诗人心灵深处却是使古代生活画面得以再生。
而凡在一个时代特别发达的文学现象，大抵总会表现出该时代的某些重要特质。唐边塞诗正是这样。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时代之一。唐王朝统一强盛，边塞战争威武雄壮而又备历艰辛，终唐之世，一直是国家、民族的大事，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心。诗人们对之极为敏感，充满深情。整个唐代，凡较有声誉的诗人，几乎莫不涉笔；名家大家，更无例外。于是以边塞战争为核心内容的边塞诗便在一片沃土润气之中争妍竞秀般地盛开起来了。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社会的特殊风貌。
初唐边塞诗的主导风格是郁勃。当时天下甫定，一统王朝的元气正徐徐上升。但整个说来，尚觉力不从心，国家时遭侵袭，因而边塞诗中常常充盈着一种强烈的愤激之情，同时伴有沉重的压抑之感。这种郁勃特色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强敌入侵的愤然抗击，一是对于时事政治的喟然长叹。前者的代表是骆宾王，后者的代表是陈子昂。他们都不止一次地从军出塞，对边塞生活描绘逼真，感触深沉。
盛唐边塞诗反映得主要是气势磅礴的边塞战争，赋予它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雄大气象。诗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军旅英雄，描绘了无数具有传奇色彩的战争，表现了唐军克敌制胜的巨大威力，激荡着一种气吞骄虏的雄风；尚武风习。投笔从戎成为反复鼓吹的主题。许多诗对效忠君国作了热情的赞许，更对武功作了热烈的颂扬。与此同时，普遍贬斥和亲；自信观念。诗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常常把破敌立功看得非常容易。在写战争的苦难时，也具有一种雄浑的底蕴，怨气之中含有豪气，因而并不使人感到低沉；开创心理。
盛唐人志向高远，有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战斗决心。诗人们对边地的奇景奇事，充满激情，诗的境界多有创新。另外还常看到一种无畏的“拿来”精神，对塞外的乐舞、风俗、物产等多所赞美，对民族友谊有许多感人的描写。以上诸端，使盛唐边塞诗赢得了崇高的赞誉，人们从中看到了民族伟力的迸发。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盛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对外战争的优势随之丧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土沦丧，无力收复。诗人们常常对庸懦的朝廷给予辛辣的讽刺。为光复旧物，诗中时时发出深沉的怒吼，表现出昂扬的斗志；时而又传来悲愤的叹息和凄凉的哀怨。旧时的换兵制度已经废毁，边愁乡思成为诗中的突出主题。对征戍之苦的描写大量增加，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佳篇杰构。在整个创作中，理想的光辉逐渐淡弱，现实的色彩愈益加浓。诗中多写战士的苦难，其中对血与死的描绘尤其令人触目惊心。把边塞与死亡连在一起，成为习见现象，英雄主义的热情日趋消冷，人道主义的新潮代之而起，对凡庸军将的批评更为尖锐突出，为士兵的呼号更见痛切。与此相呼应，景物描写也常显出一片萧瑟悲苦，沮丧、绝望情绪十分浓重。
从“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诗》其三十五）、“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年少行》其三）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忠贞精神；从“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李益《塞下曲》）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一往无前、虽死无憾的无畏精神；从“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杜甫《前出塞》其六）、“燕然山上云，半是离乡魂”（于濆《塞下曲》）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同情士卒、泪尽泣血的人道精神；从“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娑取封侯”（高適《九曲词》其三）、“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李白《塞下曲》）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横扫敌患、靖定边尘的进取精神。此外，边塞诗中还出色地描写了祖国边疆的壮伟风光和兄弟民族的友好情谊。无数优秀作品中所表现的这些积极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足资我们借鉴、继承。
唐边塞诗对后世影响深远，受到历代人们的高度重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到激动人意”，首标“征戍”。明代李攀龙、王世懋、胡应麟，清代沈德潜等评选唐诗，几乎都将边塞诗作列为冠首，由此可见它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群芳灿烂的唐代诗苑中，边塞诗确是一丛奇葩，十分引人瞩目。尽管边塞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早有滥觞，唐以后亦赓续未断，但是，能够在诗坛上发生如此重大影响、形成如此恢宏局面的，却只有唐代。所以我们说，唐边塞诗是卓然独立的。
诗酒行
诗与历史相知，诗与酒相惜，酒与历史相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总不缺乏诗酒同行的味道。历史已远我们而去，留给我们的只有跳跃在文字间的想像和在诗史中的滔光掠影，鼓角铮鸣，以及那弥漫着的酒的芬芳。
诗，自产生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情也尽化酒中。数之当以唐为最。中华民族的盛世唐朝把诗酒结缘推向了历史的巅峰，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酿酒业空前发展，酒已不在是奢侈品。诗人把饮酒聚会、吟诗作赋两项活动融为一体，文人们常常借酒激发诗歌创作热情。唐代诗酒最相连，真正做到了诗酒交融，形成了无酒就无诗，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赞美酒的诗歌更是不计其数。诗酒唐朝的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酒中有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贺知章、李王进、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诗酒唐朝中也有个别样的朝代。
古之文人离不开酒，古之诗人离不开酒，古之诗词也离不开酒。早有魏武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体现了酒对文人的影响。到了唐代，文人饮酒做诗，更是蔚然成风，可谓无酒不成诗。酒之千秋功过，在文人来说大都充当了一种情感的消遣、排解之物，他们借酒吟诗，也借酒抒情。唐之送别有酒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唐之愁也有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赞酒诗篇不计其数，但其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多出至唐朝。唐朝酒香之浓郁可以说在诗人们笔下发挥到了极致。唐时期的诗人，几乎个个都是诗酒狂客，这个精英荟萃的创作群体，用酒与诗把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心态表现得潇洒狂放，树立了诗酒的高峰。
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等人以田园山水诗表现出盛唐时代的和谐宁静，反映出诗人喜山好水、淡泊宁静的思想状态。很多作品都写出了诗人饮酒游赏、把豪放的诗情与酒意融入自然，达到令人神往的境界。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诗酒豪放，以酒诗歌咏心中之志！边塞诗酒，高扬着为国出征的雄壮激情，深含着诗酒抒发的豪迈情怀，成为盛唐的一道特殊风景线。
唐代许多诗人的心目中，人生的最大快乐，不是封侯拜相，不是拥有金山银海，不是得道成仙，而是有诗与酒的享受。
九转灵丹那胜酒？五音清乐未如诗。
——杜苟鹤《白发吟》
百事尽除去，唯余酒与诗。
——白居易《对酒行吟赠同志》
酒与诗是双美，缺一不可。只会端起杯来傻喝狂醉，那一点诗意也没有。当然酒与诗的“分工”又不同。“取兴或奇酒，放情不过诗。”（白居易《移家入新宅》）高高兴兴地饮酒，诗也就流出来了。酒象是魔术师手中那根棍子，它任意指挥，诗人的情思就随它而动。“酒肠堆曲蘖，诗思绕乾坤。”（杨乘《南徐春日怀古》）酒进入肠子以后，在里面七弯八拐，左飞右旋。“绕”着石头，石头会走路；“绕”着草木，草木会说话。山起舞，河歌唱，天地万物，全都灵气浮动，无不象醉了一般。
谈到唐朝、谈到诗、谈到诗人、又谈到酒，那么就不能不重墨谈谈唐朝著名的诗人兼酒民李白、杜甫、白居易。
郭沫若先生说李白“生于酒而死于酒”，李白的一生真是别要饮，聚要饮；喜要饮，悲要饮；闲要饮，忙要饮。“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李白的诗歌语言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风格多样，尤以雄奇、飘逸、奔放著称，气势充沛，汪洋恣肆。诗人磊落不羁，游遍大江南北，他热情奔放地讴歌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名句名篇俯拾皆是。杜甫称“李白斗酒诗百篇”，他在微醉时吟成的酒诗，大多也脍炙人口，流芳千古。如“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等。这位“诗仙”兼“酒仙”最后竟死于“腐胁疾”，即慢性酒精中毒症，此病为大量饮烈性酒五年以上才染。呜呼，哀哉！
杜甫的诗歌，“浑涵汪茫，千汇万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被誉为“史诗”。
杜甫少年即豪饮，世称“少年酒豪”，他嗜酒如命，“百罚深杯亦不辞”，他喝酒“饮如长鲸吸百川”，只可惜，“耽酒须微禄”，他一生穷困潦倒，“街头酒价常苦贵”，“酒债寻常行处有”，后半生难得见他有几回“痛饮狂歌”的日子。公元770年，杜甫避难到湖南耒阳，县令慕其诗名，送酒慰问。结果，饥肠辘辘的他，一醉竟成千古不醒。杜甫真可谓是尽醉而归，此真乃百不幸中唯一的幸事也。
白居易晚年自号“醉吟先生”，他爱酒，“酒盏酌来须满满”，“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醉”。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浅切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真率地抒发了个人情怀。他在诗歌的题材、风格、表现形式等多方面摆脱了盛唐诗的传统，为后人的诗、词创作开启了新的门径。他的诗《琵琶行》真可谓是“千古绝唱，诗坛圭臬”。他死前要求简葬，只带一坛酒入墓。由此可见他对酒情有独钟、难舍难分。后来传说有盗墓者挖掘坟墓，先见一坛子，打开酒香四溢，不禁喝得酩酊大醉，这才保住了香山居士的遗骨。白居易墓中藏酒，真可谓料事如神矣。
一边饮酒，一边作诗。酒渗到诗里去，诗融到酒中来，真是难分难解。“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段成式《哭李群玉》）人的一生就这么度过。当时的社会风气，不会作官，不会发财，没人取笑；而不会饮酒，不会作诗，则视为无能。许多人都以诗酒自豪，贫不为耻。当官的死了以后，骨埋山丘，尘随风去，再没人理会，而诗酒之徒，却为人津津乐道。
酒承载着诗人的喜怒哀乐，演绎着世间的悲欢离合。酒激发了作者的诗情，诗丰富了酒的内涵。这就使得酒和诗这两种本不相关的事物交融到了一起，诗中有酒，酒中有诗，浓浓诗意中飘散着郁郁酒香。酒能使人的大脑兴奋，使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活跃的状态，调动起人的记忆和平时积淀在头脑中的各种信息，催发灵感。因而古之文人骚客若杯酒不沾，清醒理智，那么令人所津津乐道的《将进酒》、《月下独酌》、《饮酒》等诗篇，概不会出现，没有酒，诗不尽兴，酒对诗可以说是一种发扬，诗对酒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与情感的抒发。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长久为人们所传诵。它不仅是中国古今诗歌的高峰，而且还体现了很多的民族文化。唐代诗人多嗜酒，他们把自己的情感释放在酒里，又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把酒和自己的情感注入在诗中。作者醉于酒，感于生活的朝代，吟者醉于诗，忆于过往的时代。
历史已经远去，诗人已经远去，而酒还在伴我们一路同行，并且酒这位千年长者走到今天，并未见衰老，反而更加焕发了生机，那里有诗，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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