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明朝的历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晋商，鼎盛时期的山西商人，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极大地推动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在这些家族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子弟，他们不仅使家族商业更加兴旺，同时也为国家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出身于蒲州王氏家族的王崇古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王崇古（1515—1588），字学甫，号鉴川，山西蒲州（今永济西）人，他是文官出身，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将领，熟知边疆兵事。曾历任宁夏巡抚、宣大总督、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他不仅在抗击倭寇时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极力推动“隆庆和议”的成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为明代的边疆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1节出身官商结合的盐商世家

    正德十年（1515），正值明王朝中期，富甲一方的蒲州盐商王瑶喜得他的第三个儿子，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男孩，长子王崇义，次子王崇祖，第三个儿子就是王崇古。王氏一族的先祖曾居住在汾阳，自明朝洪武（1368—1398）初年起就迁居到了蒲州，自王冲文、王彦纯、王秉信、王景严、王荣，传到王馨。弘治年间（1488—1505），王馨曾官居邓州学正，他的两个儿子，长子王现（字文显），少年时一度也读过书，但科举上并不顺利，后来出去经商贩盐，游历了40多年，足迹踏遍半个中国，历经了种种艰难困苦，生意终于有了一定的起色，他支撑起了这个门户，在家乡修建了新房，还大力资助几个弟弟读书、成家立业。不幸的是，王现一生都在为生意奔波，四处游历，最后竟然客死于郑家口。明代李梦阳《空同集》卷44记载：

    （王）现初为士不成，乃出为商，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竟客死郑家口……商四十余年，百货心历，足迹且半天下……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以商起家，乃大室庐，备宾祭，毕婚嫁，四弟各成立。

    王现的弟弟，就是王崇古的父亲王瑶，早在父亲王馨任邓州学正时，王瑶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商生涯。他往来于邓州、襄阳、陕西等地，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作为一位极为精明的商人，王瑶为人很仗义，好义轻利，不仅很有心计，还十分讲求诚信，做事一丝不苟，遇事也能分清轻重缓急。他转运货物，行走天下，家族的产业被经营打理得更为红火兴旺。而且，王瑶酷爱读书，即使是在行商的旅途中，也常常手持书卷，边走边读，称得上是一位儒商。明人韩邦奇《苑洛集》卷五称赞他：

    公（王瑶）蒲善士，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

    正德年间（1506—1521），王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行商经营的范围，将货物转运到了甘肃张掖、酒泉一带，并遍及江淮、苏杭、湖州等地，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随着贸易的发展，家族势力也逐渐兴旺，王氏也一跃成为山西蒲州的大商户。

    与此同时，他们还联络本地的其他商业家族，通过联姻的方式形成巨大的商业团体势力。在晋商家族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在事业上互相扶持，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在当时，蒲州最大的商户当属王氏和张氏，而这两大家族又以联姻的方式将政治和经济利益捆在了一起，形成环网相扣、坚固牢靠的官商家族势力。在王崇古的姐妹中，长姐嫁给了沈江，是当地著名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条麓堂集》卷28载，王崇古之舅沈廷珍“以家务服贾……故南帆扬越，西历关陇”；王崇古的二姐嫁给了张氏家族的张允龄，生子张四维，四维官至内阁首辅；三姐嫁给了阎一鹗；四姐嫁给了监生宁夏；五姐嫁庠生刘一直。虽然这些人的具体情况现在难以考证，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崇古的伯父王现、父亲王瑶、大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母亲是王崇古的二姐，而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妻兄王海等，也都是以善于经营而致富的大商贾。

    §§§第2节进士及第，参与边务

    万历年间（1573—1620），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子弟已经获得了正式学籍，有了参加科考的资格。这一转变彻底打破了商人子弟不得为官的传统，提高了商人在社会政治上的地位。同时，商人家族也往往希望能借助政治力量巩固并扩大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就，形成官商结合的家族模式。这种例子在明清两代很多，如清初考据大师阎若璩的家族，就是盐商子弟通过参加科考终于演变为官商一体的大户。王崇古、张四维家族就很典型。

    嘉靖二十年（1541），王崇古26岁时，他凭着自己的天资，一举考中了进士，给这个已经相当富裕的家族带来了更为繁荣兴盛的希望。随着家族生意的扩张，商人们往往希望本族中弟子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提前预知朝廷政局的发展方向，官商结合对于做生意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这一点，是王崇古的伯父王现的最大愿望，早在崇古之前，他就不懈余力地支持自己最小的弟弟王珂发奋攻读，王珂倒也很顺利地考中了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但不幸的是，他身体不好，很早就去世了。王崇古的科举登第，无疑是给这个家族带来了锦上添花的喜讯。

    自从进士及第之后，王崇古在仕途上极为顺利，他官运亨通，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后外放为安庆知府，不久改任汝宁，随即就升迁到了常镇兵备副使的位置上。当时东南沿海的倭寇十分猖獗，王崇古跟随名将俞大猷出征，立下了赫赫战功，升任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长期以来，明朝北部边境一直受到蒙古部落的侵扰，嘉靖四十三年（1564），朝廷以王崇古熟悉边情、能守善战，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从此之后，他就一直镇守北部边镇。在这里，王崇古的军事天才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不仅对边境地形了如指掌，还身先士卒，亲自带兵出征，捣毁了敌兵的巢穴，打了不少胜仗。隆庆（1567—1572）初年，屡建奇功的王崇古升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成为一位封疆大吏。后来，为了加强京畿地区的守护，朝廷将宣府、大同、山西三镇的军务也一并交给了他。

    §§§第3节力排众议，促进隆庆和议的达成

    王崇古的仕途可谓一路畅通，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大获全胜，不断升迁，直到后来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王守仁曾分析道：“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他所指的这四个地方，就是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均是明代边界最让当局者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宣大和蓟辽两个独立军区，由朝廷直接委派总督任指挥官，这是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超越各级总兵，向来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拥有这个资格，而王崇古正担任着这个重要的职位。分析起来，王崇古之所以能够在明朝的朝廷上拥有一定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特殊身份，既是科场得意的进士出身，又是鼎鼎有名的武将，既有文化，又会打仗，加上长期在北疆征战，对蒙古各部族的动向摸得很清楚，所以才具有很高的声望。

    多年以来，王崇古一直总督宣大军务，立下了不少战功，但若论他在北疆任指挥官时的最大贡献，则是促成了与蒙古俺答的封贡议和。隆庆四年（1570），把汉那吉主动归降明朝，朝廷尚还犹豫不决，王崇古凭着自己对边境事务的熟悉，力主议和，提出了著名的“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朝贡八议”。在他的极力坚持下，明朝与俺答部落结束了长达200年的敌对战争状态，化干戈为玉帛，走上了握手言和、通商互市的道路。北疆数千里军民由此过上了安居乐业、团结和睦的生活。

    就当时的边境形势来看，由于蒙古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特殊性，他们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布帛、铁锅、茶叶、药材等商品，但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明朝对蒙古就一直采取防范态度，只允许有限的、朝贡式的贸易，根本满足不了需要。既然不能购买到想要的必需品，蒙古部族干脆就采取了更为直接的办法，他们常常率军入关，抢劫财物、骚扰百姓，以致双方长期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亨利·赛瑞斯先生所指出的：“明朝在边境任过职的高级官员清楚，蒙古对纺织品、某些食品、工具、铁器以及家庭用具的需求，是边境麻烦的根本原因。”

    王崇古出身商业世家，在军事策略上，他也充分体现了与生俱来的商人的精明和谋略。他对蒙古人采取了分化、拉拢的态度，严厉禁止杀害俘虏和降兵，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给三镇各级将领刊发文件，还在沿着边境的各方道路关隘处设立木牌，上面明确公布优待俘虏的新政策，“有力者或杀获虏酋，例得加官进爵，赏银各千百两……有谋者或劝导诸人归顺，数多亦同爵赏……其余独力不能谋为者，各窥机便或马步投边，或率众归正，自有应得赏恤。如仍畏避执迷，甘为虏中奴仆，或听诸逆反役虏地耕纳……将来进兵，尽从剿杀”。

    可以说，王崇古实行的分化和优待政策起了很大作用，遏制了蒙古贵族的势力发展，减少了他们对明朝边境的骚扰。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当地居民和蒙古族人民对明朝的态度发生了分化，有很多蒙古人拖儿带女地投奔归顺了汉族，一年之中竟然多达2000多人。与此同时，王崇古还使用了贿赂敌军、收买间谍，以获取情报的办法。他还给边防士兵每人每月发放3两银子作为经费，用于探听对方的动向、收集情报等，以了解蒙古贵族的最新动态。这些措施使王崇古成为一名知己知彼的将领。当把汉那吉向明朝投降的时候，对方的虚虚实实都被他了解得一清二楚。在这种情形下，他才有机会成功地说服皇帝，最终达成和议。

    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正在王崇古在宣大总督任上大展身手的时候，蒙古部落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明朝投降了。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虽然事件的起因直到今天还在让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但有些史料表明，这件事起源于这样一个偶然事件：

    把汉那吉是蒙古族鞑靼部首领俺答汗的孙子，隆庆四年（1570）十月，当爷爷的俺答见孙子把汉那吉的未婚妻“三娘子”很漂亮，就占为己有，惹恼了把汉那吉，在极度愤怒的情形之下，他又听人说王崇古有优待降人的政策，于是，率领着妻子、儿女和十几个部属直接跑到明朝的大同城外，敲开城门，表示要归附明朝。时任大同巡抚的方逢时也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将领，他一面派人接待把汉那吉，一面急忙请示上司王崇古。由于把汉那吉自幼丧母，由俺答的妻子伊克哈屯一手养大，感情很深厚，在妻子的日夜吵闹之下，俺答不得不亲自率领十几万蒙古骑兵出征，到处搜索把汉那吉的人影，“分道人犯，索把汉甚急”。对把汉那吉的归附，究竟是接受还是拒绝？此时将这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王崇古面前，可以说，这是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明朝与当时蒙古族中最强大的鞑靼部之间的一场恶战。

    所幸的是，此时的军事将领是王崇古，而他素以精明谨慎而著称。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以长期与俺答打交道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命令全体部下进入战备状态，但同时又明令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的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这样一来，敌人就抓不到任何绑架高级别军官作为人质来交换的机会。王崇古与方逢时进行一番商讨之后联名上奏朝廷，他认为这是打破僵局的最好机会，提出了处理把汉归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给把汉那吉很好的待遇，豪宅美食，但严禁出入；中策是以要杀把汉那吉为借口，逼迫俺答退兵；还有一个不错的计策就是将把汉那吉安置在边境外，让他招降自己的部众，享受汉朝的属国乌桓国的同等待遇。等到俺答老死后，让他和俺答的儿子辛爱去争王位，待双方僵持不下时，明朝正好坐收渔利。同时，王崇古认为，最好的策略就是应该接受把汉归附，赐给他房屋田舍，授以官职，发给丰厚的俸禄，让他心悦诚服地待在明朝，但不允许他随意离开，如果俺答来要人，就拿他做人质来交换此前投靠敌人的叛徒，“宜给之宅舍，授之职衔，丰其汽禀，易其服用，以悦其心；严防出入，禁绝交通，以虞其诈。岁月既久，果无异心，徐为录用，俾其自效。若俺答果肆勒兵，近边索取，则明行晓告，许其生还，谕以祸福，因与为市”。

    这一番筹划可谓十分周详，在袭扰无效的情况下，俺答只得与明军和谈，王崇古派出了使者鲍崇德前往俺答军营谈判。为了促成和谈，王崇古给皇帝上了一篇著名的《确议封贡事宜疏》，文中陈述了先前禁止马市等边境贸易时，蒙古部落由于需要生活用品不断骚扰劫掠边民，而明军被迫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来加强防备等状况，提出允许把汉那吉归顺的请求：

    在虏既未遂安生，故游骑不时近边，扰我耕牧，大举每岁窥逞，劳我慎防，在我亦无时解备，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故思一容通贡，各遂保全。审时度势，万非昔年开市之比，今部科之议乃以禁例为援。夫先帝禁复开马市，未禁北虏之纳欵，今虏求许贡后容伊买卖。如辽东开元广宁互市之规，夷商自以有无市易，不费官银，不专市马，亦不过通贡中之一节，非复请开马市也。臣等虽至愚，苟无利于国家，有违于禁旨，何甘身冒重辟，而为虏请乞？但历查俺酋父子兄弟之横行各边者凡四五十年，而累犯蓟镇者三五次，当其震惊宸严、流毒畿辅之时，孰不欲饮其血而食其肉？然发言盈庭，文移充栋，空抱灭胡之志，未收遏虏之功者，虽势力之未能，亦缘议论太多、文法牵制，使边臣无所措手足耳。昨岁秋时，老酋纠众东行，三卫绰风传报京城戒严，至倡为运砖聚灰之议，拥门城战之图，率以为御虏长策，其不至贻笑于虏者几希矣。今虏酋纳欵乞贡内附，乃必欲定久要，守尺寸以可保百年无事，它日有失，究首事之罪，岂惟臣等所不能逆料？虽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侄，能要诸酋于目前而不能制诸酋于身后也，夫拒虏甚易，执先帝之禁旨，责虏酋之难保，数言可决。虏必发愤逸去，身在宣大而遥算各边，此亦边臣识度所不能及也。在宣大近以遣降之恩，兵马之力，或可保数年之不侵。

    在奏疏中，王崇古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议锡封号官职，以臣服夷酋，照得北虏各部落，惟土蛮为小王子之裔，屯驻辽蓟东北，众十余万，其控弦带甲者，不满数万，虏种虽众，而兵未精强，故难独逞。俺答故兄吉囊并其弟老把都三人，原系土蛮臣属，分注宣大迤北云州青山河套内外、河西大小松山，连年抢虏番汉盔甲，器械既多，益以板升奸逆，教虏为兵，战阵攻击尤徤，兵号精强，但众势分据，未易卒合。故每次入犯，必纠会于数月之前，聚众至十余万，方敢深犯。否则各分边境，趁草驻牧，时遣精骑，朴抢窥农，此虏中之大势也。

    ……

    一定贡额以均赏赉，夫夷虏之进贡各献马匹……一议贡期贡道以便防范……一议立互市，以利华夷……一议抚赏之费以求可继，照得各镇每年四时戒防既多……一议归降以杜启衅，照得朝廷悬招降之例，以开华人归正之门……一审经权以严边备。

    虽今日天朝暂假爵职之名器，示以荣锡之恩，每岁暂借客饷十之一二，为抚赏酬贡之费，是一时羁縻之微权，而保固疆圉，生全边氓，将不可数计矣，释此不事，此为明见则拒虏甚易而灭虏实难虏将窥隙，而东西岁扰，我必随势而远近戒防，士马疲于奔命，财力匮于征输，是为不能达权，将并经常之守，不可继矣。

    （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他从自己多年来与俺答打交道的经验出发，仔细剖析各方形势，分析和谈将带来的种种利益，并进一步提出了明确可行的具体措施。王崇古可谓发挥了自己文官出身又兼任武将、熟知边务的巨大优势，这篇奏疏文辞极佳，写得条陈理析，头头是道，说理十分透彻。但是，当这份奏疏送至朝廷时，还是引起了满朝哗然，朝臣们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以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人为首的主战派激烈反对接受把汉归附，而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张四维等人极力支持王崇古的和谈主张，兵部尚书郭乾则被吵得不知所措，议论了很长时间都定不下来。最后，主和派终于占了上风，在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下，王崇古的意见被采纳了，穆宗颁下诏书，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得到了朝廷的支持，王崇古开始自己的部署，他针对俺答调兵临边索要把汉的情况，一面下令军队做好防御准备，一面派遣鲍崇德将明朝厚待把汉的情况转告了俺答：把汉那吉被授予了“指挥使”的官爵，鼓动他归顺的奶公则被封为正千户，其他各人也有封赏。当俺答派遣使者来了解虚实时，把汉那吉穿着明朝赐给的正三品的红袍金带，威风凛凛地会见了使者。这些彻底打消了俺答的疑虑，他立即把此前叛变投敌的赵全等人捆绑送回了大同，任明朝发落，同时还派遣使者表示感谢，发誓再也不会侵犯边境了。可见，作为具体处理此事的官员，王崇古可谓临危不乱，极有大将风范，他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佳对策，并争取朝廷支持，妥善处理把汉归附事件，为明朝蒙汉关系的改善、议和做好了铺垫。

    见把汉那吉受到厚待，俺答干脆进一步提出，要明朝封他为王，并开马市进行贸易。王崇古紧急向朝廷上奏疏，主张同意俺答的请求。这封奏疏为他招来了很多批评意见，虽然当时远在北疆，但从与高拱、张四维等人的信件往来中，王崇古自己也得知了朝臣们对这个问题的激烈反应。他从对蒙古形势的了解出发，极力坚持，再次上奏疏明确提出，应该答应俺答的请求，封他为王，这样才能利用他在蒙古各部落中的威望，限制其他各方势力的发展。王崇古分析了这次俺答请求“封乞通贡”与此前的种种不同之处，认为不应该以先帝时的情形来拒绝这次收服蒙古部落的大好机会。同时，他还不无担忧地指出了拒绝可能会带来的恶果：缺乏生活必需品的俺答，一旦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必然会加大军事进攻的力度，虽然王崇古的军队并不惧怕和敌人打仗，但流寇扰民、劫掠生事却难免给边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

    王崇古在《确议封贡事宜疏》中还全面提出赐封、通贡、互市的主张，对比了这次俺答请封乞贡与嘉靖年间开马市的不同，驳斥了反对派“先帝禁开马市”的论调，肯定了封贡互市的必要性。他提出了对俺答等蒙古族各部首领封赐爵位、官职的具体办法：赐俺答以王的封号，颁给镀金印信，其余各部首领、俺答子孙等分别授予都督、指挥等职衔。此外，王崇古对蒙古族各部进贡的马匹也规定了数额，以便使蒙古各部族每年都能获得明朝的礼物，并强调只有数额公平合理，才能避免他们内部因不均而起纠纷。同时，他还明确规定蒙古进贡的时间为每年正月上旬，并对来使人数和所走的道路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以确保进贡的蒙古使者不至于对明朝形成威胁。

    收到王崇古这份计划周密的奏疏之后，明穆宗下诏在兵部召集会议讨论此事，虽然朝臣们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但由于王崇古的意见理由充足，对封贡的具体实施也有周详的考虑与安排，因此得到了朝廷的批准。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穆宗作出了裁决，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对俺答的子弟、部属也分授官职，并允许蒙古各部族同明朝通贡互市。同年五月，俺答在得胜堡外晾马台（在今大同市北面）举行了盛大的受封庆典，他当众“对天叫誓”，表示“永不犯中国”。

    §§§第4节认真实施，促成互市的成功

    在把汉那吉归附之前，俺答也曾多次向明朝要求通贡互市，但都被拒绝了。王崇古在奏疏中分析情形道：“庶虏中得衣食之急用，斯可永绝盗心，而客商岁得虏货之利，将源源自至，防范既严而通夷之夙弊可革，交易既广，而不均之骚扰可免矣。”

    这几句可谓点到了关键处，蒙古部落抢劫，主要目的在于衣食日用品，游牧经济的单一性、流动性，决定了他们迫切需要中原的铁器、布帛、烟草、茶叶以及其他手工业产品。正如西方汉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经济上的要求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轴，有力地吸引着北方游牧民族。因此，北方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向心运动是由其本身经济要求所决定，同时又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客观规律运动”。

    历朝历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种种往来，多半是出于基本生活需求的动机；中原政权出于自身安定等政治考虑，往往对这些民族采取安抚措施。整个明朝前期，蒙古族都是依靠战争和零零星星的掠夺等方式来满足他们对农业物资的需求，和明朝长期处于敌对战争状态。而这一次，在处理了把汉归附事件之后，明朝终于确定了与蒙古部落互市的政策。王崇古自己出身商业世家，当然深知搞好边境贸易的重要性，他对互市的实施作了周密筹划与安排，不仅明确规定了交易日期大致每月一次，还由双方各自派出一定数目的军队，驻扎在贸易地点以及市场周围，以维持市场秩序，保护贸易的正常进行。除此之外，他还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规定了贸易的重要商品——马匹的价格，“臣当互市之初，开具宣谕榜例，要定虏中上等扇马一匹，拟价十二两，搭配段布官货一分，实值银八两余；中扇马一匹，定价十两，货实值银七两余；下扇马一匹，定价八两，货实值银六两余”。

    王崇古制定了明确的政策来保护客商利益，鼓励商民参加贸易，因此互市才得以正常发展，他坚持“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的原则，使汉族和蒙古商人双方都能从互市中获利。蒙古人需求的主要商品是粮食、布匹、绸缎、锅斧等生活必需品，而中原商人则从互市中购得货物，转而贩卖到内地，获取丰厚的利润。事实上，自从和谈互市之后，明朝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从军费开支来说，仅宣大三镇，每年就可省下军费60万两，等于明朝年财政收入的1/5。不仅这样，王崇古还规定了互市的税收制度，从中收取税费，用来充当军饷，“凡夷马商货，各有税例。每年即以收获银充抚赏之用”。经过王崇古的周密筹划和悉心管理，明朝北方边境的蒙汉互市不断迅速发展。仅就宣府、大同、山西三处互市成交的马匹数量来看，隆庆五年（1571）互市之初仅7030匹，隆庆六年（1572）7845匹，万历元年（1573）为9103匹，到了万历二年（1574）就突飞猛进增到27000多匹，仅仅4年之中，马匹成交数量就增加了近3倍，足以见证整个蒙汉贸易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既反映了实施互市符合边境人民的生活需要，也验证了王崇古的战略眼光和措施得当。

    如果说接受把汉那吉归顺还算得上是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的共同功劳，但此后的俺答封赐和通贡互市，则主要是由王崇古一手具体策划和实施的，是在他的极力坚持下才达成的。方逢时自己也曾说过：“臣以忧归，王独任其事，请封议贡，约会定期，劳心苦志，克有成绩。”

    王崇古的这一功绩，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著名政治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就写信赞扬他说：“向者仆固谓：‘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此所谓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确实，作为明朝镇守北疆的官吏，王崇古在隆庆和议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所谓“非常之人，非常之功，非常之事”。隆庆和议的成功，俺答封贡互市的实现，从根本上改善了明朝蒙汉关系。《明史·王崇古传》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历史将永远记住他的这一功绩。

    当然，隆庆和谈也经历了很多波折，由处理把那汉吉而引出与蒙古议和与开马市，朝廷内很多人持反对意见。廷议时，虽然以张四维等人为首的22位大臣表示支持王崇古的意见，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有17人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巡按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则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作为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王崇古与张四维的“议和”策略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职的高拱、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此时这几人频繁书信往来，就此事反复商议，形成了联合行动。到隆庆五年（1571）三月，议和派占了上风，明朝政府终于决定，封俺答为顺义王，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即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每月一次在长城的各关口也开设小市场，后来发展到在陕西、宁夏等地也开设马市。边贸一开，交易的商品除布帛、菽粟、皮货等大宗物品之外，还有服装、针线等生活必需品。“封贡互市”达成之后，明蒙边疆得以休兵息战，大同和丰州滩地区逐步由军事战争前沿转向边疆商贸汇聚中心。《明史·王崇古传》载：

    崇古乃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其大小部长则官给金缯，岁市马各有数。崇古仍岁诣弘赐堡宣谕威德。诸部罗拜，无敢哗者。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折腾了200多年的边疆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此后百年中，双方虽然偶尔也有小规模的摩擦，但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总体来分析，隆庆和议的达成，也不仅仅是把汉那吉降明这一偶然事件带来的结果。其实，任何政治条约的签署都是双方军事实力被量化的对照。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明穆宗朱载继位前，国家大权一度集中在高拱和张居正手中，此时两人的矛盾还没有暴露出来，在北部边防和俺答问题上观点一致，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新政。方逢时、戚继光、谭纶、王崇古等名将也相继被起用，这些边将都能把边防重责视为自己的天职，与中央密切配合。自从隆庆元年（1567）以来，开始大规模整修工程，在长城重点加强防守，尤其是在王崇古等将领的督责下，数年之内，长城沿线各地相继奏报修墙完工。王崇古也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据史料记载，光是隆庆三年（1569）九月、十月、十一月，就受到朝廷数次银两赏赐。《万历武功录·隆庆四年》中评论道：“数年以来，版筑日举，大边已可据而守矣。”

    在大规模修筑完善长城的同时，王崇古等人还非常注重边将、边兵、边费、长城等各项要素之间的整体协调，灵活运用战略战术，长期以来不堪一击的明朝边防形势出现根本变化。不难看出，王崇古等人的休整军队、加强军备、修筑防御工程等措施，在议和开马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北部边疆的防御能力较之嘉靖年间有了实质性提高，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俺答愿意同明朝进行和谈的基础。

    与俺答议和互市，有利于边境安宁，也对当时山西商人的贸易活动最为有利。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家族均为大商户，主要在边境上进行粮食、绸布、盐业等贸易。隆庆和谈之后，边境贸易开展得如火如荼，不仅给他们的家族带来了巨额商业利润，同时也给他们自身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和危机。一个月之后，王崇古的政敌就开始弹劾他了，御史郜永春视察河东盐运时，就禀报皇帝道：“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直指张、王两家控制了河东、长芦和两淮的盐市，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史学家认为，是以王崇古和张四维家族为代表的晋商力量推动了隆庆和议的发展，甚至影响到了朝中权位的争夺。事实上，王崇古这一行为的动机，正如他自己在奏疏中已经表明过的，“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故。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臣等虽至愚，苟无利于国家，有违于禁旨，何甘身冒重辟，而为虏请乞”。

    经过上面的分析即可发现，并不能因为王崇古的家族在经商并抓住了“封贡互市”的这一巨大商机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就简单地认为王崇古、张四维等人在这一利国利民的重大政治决策上，极力主张和谈互市，仅仅是为了给族人做生意开辟市场，出自于单纯从中渔利的目的。这种简单化的看法，不仅对为边疆民众安居乐业、经济空前繁荣发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王崇古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有违历史的真相。

    隆庆和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通过封贡、互市，明王朝与蒙古部族建立起了正常的贸易关系，极大地改善了双方的军事对立局面，蒙古诸部不再依靠劫掠抢夺等方式来实现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同时，军事扰乱和敌对状态的停止，不仅确保了明朝长城沿线较长时间的和平，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开国以来，明朝就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延续了200多年。明政府虽把对付蒙古势力作为边防的重点，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却一直都未能消除明朝北方的祸患。自从俺答封贡之后，明王朝在边防军事上的压力也减轻了，财政和经济上都减掉了很大的负担，“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隆庆和议之后，蒙汉人民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杂处，互市贸易蓬勃开展，长城不再是阻隔明蒙双方的界限，而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汇聚点，边境屯田的粮食产量也大有提高，粮价不到此前的一半。“千里无复人烟”、“至穷至苦”的大同也逐渐发展成边境商业巨镇，明人在史书中记载了当时边塞的繁荣景象：“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之所无者。”

    互市贸易市场上的畅销货物，如汉族的棉布、瓷器、烟草、茶叶不但极大地改善了塞北游牧民的生活状态，也改变了江南汉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北疆市场的大量需求，直接促进了江南地区棉织业、丝织业以及制陶业等手工业的发展。以贸易为纽带，中原与塞北之间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被联结在一起，并向周边辐射扩展。江南地区的纺织品输往北部边疆和蒙古游牧地区，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中心——江南和北方草原地区被连贯起来。为了满足边境贸易的商品需求，晋商的足迹已经到达了江南、广东等地区来寻求购买商品，王崇古就曾经发出过指令：“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幅车奏塞下。”

    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商人们不远千里、长途跋涉，自发地云集到边疆地带，带动了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交流和互补。隆庆和议不仅给商人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和巨额利润，也给明朝百姓带来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一度处于军事冲突前沿的大同与丰州滩等地区，在互市之后成为蒙汉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汇聚的重要场所，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末乃至清代。对此，清人魏源曾作过较为公允的评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作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张家口等城市发展了起来，进而成为联结中国江南与内外蒙古以至东欧地区的经济枢纽。10多年之后，曾经战火纷飞的边境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商业乐园，“六十年来，塞上民物阜安，商贾辐辏，无异中原”。而且，民族之间的长时期交流和积淀，使长城以外的北疆成为中华民族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为多民族国家的最终统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5节横槊赋诗，慷慨悲昂：王崇古的诗文风格

    因“俺答封贡”一事有功，王崇古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加兵部尚书。后进太子太保，召理戎政，加少保。直到万历五年（1577），他感觉自己年纪大了，提出辞职回归原籍养老。万历十六年（1588），他因病去世，时年74岁，谥号襄毅，后世也因此称他为“襄毅先生”。由于王崇古是文官出身，文采也很好，他著有《王毅公奏议》、《公余漫稿》、《王鉴川文集》等，流传后世。

    自从嘉靖四十三年（1564）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起，王崇古常年镇守在边关地区，因而他的诗歌作品多边塞之作，风格浑雄苍劲。如《登钟山戍楼》一诗：

    危楼高结跨飞虹，古塔堎嶒对梵宫。

    北去关河连塞上，西来风物自秦中。

    洞门暗向前山转，石井深连幽涧通。

    扼险应期追一范，不堪摇落成烟空。

    整首诗气象阔大，气势豪迈，体现出一派大将之风。清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12中提到王崇古，称赞他的诗：“襄毅诗格耸高，横槊自喜，然按之不无儒响。”评价很高。《皇明诗选》中收录了王崇古的另外一首诗作《庚戌九月将赴金陵夜泊庐阳邮亭闻虏犯近郊识感》：

    江上初收雨，严霜已渡河。

    汉兵闻出塞，胡骑竟如何。

    雁阵凌秋尽，笳声入暮多。

    武陵遗曲在，慷慨不成歌。

    抒发了自己听闻敌人再次侵犯边境的感慨之情，整首诗与前一首的豪迈气势殊不相同，诗文寓情于景，尾联淡淡地流露出自己的担忧，“武陵遗曲在，慷慨不成歌”。明人李舒章曾就其风格称：“意色间整，殊有缓带之风。”而“云间三子”之一的宋辕文在评价此诗时，则称赞道：“司马江上一篇，殊有格调。”

    §§§第6节结语

    从王崇古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位富有文采的武将，同时还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他长期担任明朝的封疆大吏，大力加强北疆的防御，多次指挥明军击败蒙古军队的进犯，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难能可贵的务实精神和随机应变的政治才干。在他的坚持和推动下，明朝北疆实现了和平与稳定，不仅促进了蒙汉两族的友好关系，也符合双方人民的长远利益。在把汉那吉归顺以及与俺答封贡互市这一系列事件中，王崇古充分展现了他高人一筹的远见以及卓越的政治才干，这一点，在当时就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可以说，俺答的归顺，是受降、封贡、互市三位一体，自汉唐以来，中原从未有人做到过，这是王崇古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王崇古将永垂丹青、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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