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明代山西晋商世家中，不仅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商人，同时，这些商贾子弟中也不乏在学术和政治上都做出过卓越贡献者，出身蒲州盐商世家的张四维（1526—1585），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张四维，字子维，号凤磐，世称“凤磐先生”，蒲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他少年得志，很早就考中了进士，历任翰林学士、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是明朝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作为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熟知北部边境事务，对明朝边疆的稳定和边境贸易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1节“蒲州故里多豪贾”：出身盐商世家

    嘉靖五年（1526）五月十二日，一个阳光明媚的盛夏时节，山西蒲州的富商贾张允龄喜得儿子，取名张四维。张氏家族的先世原来居住在解州盐池南部，元朝时，先祖张思成为了躲避祸乱，举家迁往蒲州，从此世代居留此地。张四维的太祖孟儒公，祖父张谊，号首阳，后来都因为张四维的显赫而被追赠了封号。

    张四维的生身母亲王氏共生育了七子三女，四维作为这个家庭的长子，必然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关于他的名字，《张文毅公行状》曰：“中条有别峰曰凤鸣山，因以凤磐自号云。”可见他的志向远大不凡，而其父张允龄也对他寄予厚望。

    山西蒲州贩盐的商人很多，张四维自己曾道：“蒲州故里多豪贾。”究其原因，在于蒲州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之相邻的解县有一个“天日曝晒，自然结晶”的内陆盐池，所产的盐被称作“潞盐”。食盐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当时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明清时期，蒲州的商人由于靠近解县盐池，大批盐商就以销盐为业，活跃在全国各地，依靠贩卖食盐积累财富，成为商业世家。

    蒲州张四维的家族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豪门巨贾。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字伯延，号嵋川。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不得不自己掌理家务。长大后，他开始了自己经商贩盐的生涯，多次往来于皋兰（兰州）、碾伯、张掖、酒泉等地，后来又到淮、泗一带，渡江进入吴地，沿着汉江西上三峡，往返于蜀楚之间，北方还到达沧州等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辛苦经营了20余年，获得巨大的成功，家业一派繁荣昌盛景象。

    张四维的弟弟四教也是一位商界奇才，他年仅16岁便到汴泗、江淮、姑苏、吴兴等地游历经商。他为人胸怀大志，乐施好义，早在随父亲经营长芦盐业时，就十分熟悉盐务的分布和调度，以识量宏达、精于计算，在生意圈里小有名气。张四教不屑于斤斤计较，做起大生意来舍得投资，即是花费巨万为自己铺平道路也在所不惜，经商的行为方式也往往出人意外。后来，张四维应试做了京官，把父亲张允龄接来京师居住，生意便交给了张四教来经营。张四教在商界大获成功，家族商业在他手中达到了鼎盛，资产比他父亲时期高出10倍之多。

    与其他商业世家一样，张氏家族的显赫不仅在于本身的地位和财富，也表现在与其他豪门望族的姻亲关系上。张氏家族的姻亲也多是商人和官宦，张四维的外祖父王瑶，就以贩盐而起家，张四维的舅父王崇古，是一位以战功名扬当世的将领。张、王两家都是当时蒲州数一数二的盐商。明代王世贞说：“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制二方利。”

    张四维二弟四端的妻子李氏，她的祖父李季也是在河南、河北等地贩盐的大商贾。据《条麓堂集》卷28载：

    （范世逵）家世以农商为业，公初服贾四方，绰有心计，倜傥负大志，视行辈逐逐然，竞锥刀之末者不屑也，令甲榷淮浙，占鹾利，以佐国计，凡商人占淮浙盐者，悉令输粟甘肃、宁夏等边……然自开中以来支结旷日持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亏缺，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

    张四维的四弟张四象，娶妻王氏，她家曾祖父王宾也是商人，后来王氏早逝。张四象后娶的妻子范氏，还是出于盐商之家，祖父范世逵在明朝初年时就经营盐业。张四维的儿子甲征、定征，两人所娶的都是兵部尚书杨博的孙女。张四维的女儿嫁给了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谆，而马自强之弟马自修也是陕西的大商人，少年时就“弃儒业，在鹿、延、商、洛之间贩粟”。可以说，张四维家族是一个商与官密切结合的团体，商人从经济上极力支持族中子弟在仕途上发展，在朝中疏通关节，进而显赫。这一点，使张四维遭到了很多政敌的攻击。早在隆庆五年（1571）御史郜永春到河东视察盐业时，就借机说盐法败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攻击张四维、王崇古二人身为高官权要，而家族经商贩盐，垄断市场。

    §§§第2节生而颖异，少年登科：仕途上的一帆风顺

    1.科举考试一帆风顺

    张四维天资聪慧，生而颖异，史称他“七岁就外传，动如成人”，这种聪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科举考试上的一帆风顺。年仅15岁时，张四维就参加了考试，首战告捷，“举茂才，名列优等”，这样的成绩令当时的督学——一位姓刘的官员十分惊奇，当众称赞张四维是自己平生所仅见的神童，预言他必然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四维参加了乡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了举人。时隔四年之后，他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一举考中了进士，更重要的是，他还因为文章书法俱为优等被选入了翰林院，成为第一名庶吉士，授为编修，从此正式步入仕途。庶吉士是一种荣誉，因为明代的翰林院一般被视作是为皇帝存储人才的地方，尤其到了后来，逐步发展成一种不成文的惯例——非进士出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所以庶吉士素有“储相”之称。刚刚步入仕途的张四维踌躇满志，正待大展宏图的时候，他的母亲王氏夫人去世了，他不得不回乡丁忧守孝。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年期满之后，张四维重新回到朝廷任职，继续任翰林院编修。此时的张四维常常埋头学问，闭门读书，可谓是穷诣博览、深思考究，在学术上小有成就。他还代袁文荣起草策士文牍，通古博今，计谋高明，被誉为“真博物君子”。代徐文贞考订国策大计时，对各种策论陈述利害，理据充分，也博得了好评，初步展露了政治才华。嘉靖十一年（1562）至四十四年（1565），张四维在这两次会试中任同考官，他还参加了《永乐大典》副本的抄录工作，至隆庆元年（1567）四月十五日，张四维42岁时，《永乐大典》抄录完工，他也因这一功绩升任右春坊、右中允。数年之后，又被升迁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可谓一路平步青云。

    这一时期的张四维，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小有成就，他还写了一些比较闲适的诗文、戏曲，现存的《条麓堂集》收录有他的《乙丑夏志》诗，充分表达了他在宦海沉浮中难得的寄情琴书、闲适自在的一面：

    长日睡不足，宁知节暗迁。

    荷风轻掠燕，槐雨骤惊蝉。

    薄宦逐青绶，闲情寄素弦。

    夜来湘簟奭，忽地梦钧天。

    2.主要交游对象以及对他的影响

    虽然自称“薄宦逐青绶，闲情寄素弦”，但作为这种富贾豪门的长子，张四维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担光大家业的责任。早在张四维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当朝几位重要人物的注意，其中，高拱、杨博、王崇古等人对他的人生历程起到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可以认为，他在政治仕途上的一帆风顺，除了自身的聪明才智之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几位交往十分密切的关键性人物在不断地提携他。

    作为张四维的舅舅，王崇古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人生走向，这一点自不必说，而朝中实力派人物杨博则是同里乡人，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杨博和王崇古都是征战多年的名将，十分熟悉边疆形势，经常在一起谈论边防战事，张四维年少时与他们交往十分密切，耳闻目濡，对边务的见解也多有过人之处。在张四维30岁时，他的母亲王氏夫人过世，他回乡丁忧期间，曾常常与杨博等人外出游玩，多有诗唱和，现存的《条麓堂集》中收录有诗歌《河中乙卯变后九日和坡翁韵》就记录着他们的交往。

    登临还九日，胜迹蓦成空。

    物候何尝异，人烟迥不同。

    孤城秋草外，断壁夕阳中。

    野哭千家血，山山枫树红。

    从文意来看，这首诗写于张四维母亲去世的第9天。他与杨博相会，杨博有赠诗，而张四维也赋诗作答。杨博是当朝权高位重的大臣，他自嘉靖八年（1529）考中进士，后来一度官至吏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少傅，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杨博熟知边疆形势，而俺答对杨博的军事才干和军队战斗力也非常畏惧，听闻杨博被任命并出塞的消息，不待他出征就赶紧引兵退却了，杨博因而大获全胜，他因势利导，大力整顿边务，赏功罚过，鼓舞士气，同时增修防御工事，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他的功绩也受到了世宗的肯定和表彰。张四维和杨博的密切关系表现在姻亲上，杨博的两个孙女，分别嫁给了张四维的长子张甲征和三子张定征，可见两人之间交谊匪浅。

    另外一位与张四维交情很深的是当朝首辅高拱。高拱是明穆宗的老师，穆宗性格较为平和，没有突出的才干，明穆宗十分信任自己的老师高拱，将政事都委托给他。张四维深受高拱的器重。早在隆庆三年（1569），张四维刚刚进入仕途不久，高就越级提携他为翰林学士，上任两月就拜为吏部侍郎，协助吏部尚书选拔、考核各级官吏。高拱在各个方面都尽力提携张四维，四维也感激高拱的这种知遇之恩，竭力支持他的各项政治主张。如此一来，朝内官员对高、张相结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御史郜永春到河东视察盐业，就借机说盐法败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攻击指张四维、王崇古二人身为高官权要，而家族垄断了食盐市场。面对同僚的这一攻击，张四维极力奏辨，申明自己并无私心，没有利用职权为家人经商谋求私利。面对弹劾，张四维自请辞官，在高拱极力维护下才得以留任。但是，张四维毕竟尚还年轻，缺乏一定的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他办事从快从急，对下要求十分严格，招致朝中同僚的嫉恨，不断受到攻击，无奈之下只好自请辞职，以患病为借口，请求回家养病，暂时躲避风头。嘉靖六年（1572）的春天，他回到朝中，时逢皇帝出阁讲学，召四维充任东宫侍班官，协力詹事府，称得上是朝廷中的要职了。高拱意欲提拔张四维作为自己的心腹，内阁大臣赵贞吉去位时，高原本想将四维援引进入内阁，但因受到他人的谮毁，才未能实现。高拱甚至还一度筹划赶走不听从安排的内阁大臣殷士儋，以张四维入阁来顶替这个位置，但由于后来他自己也被张居正赶下了台，这事就不得不暂时被搁置了。

    《明史·张四维传》对此事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张四维，字子维，蒲州人。倜傥有才智，明习时事。杨博、王崇古久历边陲，善谈兵。四维，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习知边防。高拱深器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学士。甫两月，拜吏部右侍郎。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维，四维亦干进不已，朝士颇有疾之者。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四维父、崇古弟为大商。四维奏辨，因乞去。拱力护之，温诏慰留焉。初，赵贞吉去位，拱欲援四维入阁，而殷士儋夤缘得之，诸人遂相构。及御史赵应龙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复有劾四维者。四维已进左侍郎，不得已引去，无何士儋亦去。东宫出阁，召四维充侍班官。给事中曹大埜言四维贿拱得召，四维驰疏辨，求罢。帝不许，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罢政，张居正当国，复移疾归。

    利用联姻、同乡等种种关系，王崇古、张四维、杨博、马自强等这些官商大族强强联合，特别是王崇古、张四维舅甥一个在外掌握重兵，一个在京担任重臣，内外呼应，势力十分庞大。这几人的政治交情和密切关系，在万历年间著名的边疆事务“俺答封贡”一事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隆庆四年（1570）十月，把汉那吉归降明朝，当时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兵部尚书王崇古将把汉拿吉归降的事上奏给皇帝，朝廷上议论纷纷，众臣相持不决。王崇古主张与蒙古俺答议和，以消释双方多年的敌对和战争，但有一些大臣则极力反对。在高拱和张四维的全力支持下，和议成功，北疆明蒙之间得以偃息战事、通商贸易。从现存张四维的文集可以看到，当时他与王崇古频繁有书信往来，就封贡一事进行讨论，现存文集中尚有《与王鉴川论封贡第五书》及第八、九、十等多封书信，他们不断传递信息，交换意见。可以说，此事正是王崇古、张四维在高拱和张居正的直接支持之下最终达成的，和议互市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举措，张四维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是他对明代边疆形势稳定、蒙汉人民休养生息做出的重大贡献。

    如果不出现意外，张四维下一步的政治道路应该就是进入内阁、参与机务了。但生活的道路往往并不会按照预定计划来发展，张四维的仕途也在这一年再次出现了波折。隆庆皇帝死后，年幼的万历继承了帝位，张居正联合司礼太监冯保设计赶走了高拱，取而代之成为首辅。这样一来，张四维靠山已倒，不得不再次称病隐退。为了重返政坛，他努力迎合张居正，逢年过节则不断给张居正送上厚礼，同时他还大力结交皇太后的父亲——山西人武清伯李伟。好在张居正在“俺答封贡”中也和张四维站在同一立场上，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便以增置内阁成员为由，推荐张四维入阁。

    §§§第3节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

    万历三年（1575）八月，张四维在自己50岁这年，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随张居正等人在内阁处理机要事务。同年十月七日，他随神宗在文华殿讲读，皇帝很赞赏他的学识，见他举止不凡，器宇轩昂，还亲自提笔书写了“一德和衷”四个大字赐给了他。当然，张居正举荐张四维入阁，正是看中了他的能干和顺从，而张四维自此就成为张居正手下的得力干将，鼎力支持他的政治革新运动。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他不仅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与张四维也有着密切联系。他自隆庆元年起进入内阁，隆庆皇帝去世后，年幼的万历帝登基，张居正联合李太后和冯保挤走了高拱，自己成为内阁首辅。当时的皇帝还是个不到10岁的孩童，两宫皇太后就将国家政务一并委任给了张居正。这是张居正执政的黄金时期，他自视极高，称“我非相，乃摄也”，由辅政而跃为柄政，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意欲实现政治理想，竭力推行改革，全面掀起一场重大革新运动以挽救逐渐衰败的明王朝，力图消除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各方面的危机。同时，张居正也将个人的权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即使是年幼的神宗也只能听任自己的这位老师随心所欲地操纵国家政权。

    张居正前后主持国政有10年的时间，在政治上颇有建树，他所采用的主要革新措施有：推行一条鞭法，清丈土地；消减支出，裁除冗员；加强军事方面的防御，起用名将戚继光等来训练士兵；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和淮河。这一系列新政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史书将这个时期称为“明朝中后期的黄金时代”，其时国库余额十分充足，国力堪称富强。作为张居正一手提拔到内阁的下属，此时的张四维全心全意地支持张居正的一切政令主张，贯彻他的改革措施，采取“得盗即斩”的强硬手段，推行“一条鞭”赋税制度，大力裁汰冗员，减少支出，防御鞑靼，浚治黄淮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平常在朝中相处时，为了小心起见，张四维也事事顺从张居正，不敢有所违逆。

    §§§第4节自任首辅，全力“倒张”：在张居正卒后执掌朝政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卒，在他身后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拉开了帷幕。张居正死后，张四维成为首辅，时年57岁。他在万历皇帝的支持下登上了首辅的位置，见怨恨张居正的朝臣很多，张四维决定以宽大从事，安定人心。他劝皇帝改变此前过于繁苛的种种政策，施惠天下，起用受张居正排挤或罢官的重要人物，恢复他们的职位。朝政气象为之一变，不再是张居正执政时的局面，大臣们逐渐开始上谏发表自己的意见。

    “耻为臣下挟制”的神宗乾纲独揽，在他的授意之下，张居正逝后不到100天，张四维就率领着自己的门生、部属开展了一场全力“倒张”的运动，全面清算张居正残余党羽势力。对于万历朝的这场重大变故，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不休。其实，张四维之所以要清算张居正的势力，考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张四维的这一举动是为了迎合神宗皇帝独揽大权的需要。神宗年幼登基，不得不放任张居正独揽大权多年。然而，随着神宗的年龄增长，他对张居正生前的严加管束开始感到极为不满。可以说，张居正的态度激怒了皇帝，这才是他在死后受到清算、家族蒙祸甚惨的根本原因。

    隆庆六年（1572）六月，张居正赶走高拱自己成为内阁首辅，当时的神宗尚还年幼，两宫皇太后对他也信任有加，一应政事都由张居正决断，“慈圣徙乾清宫，抚视帝，内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张居正的权力在万历朝也达到了顶峰，他深受神宗母子的信任，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年幼的神宗无法亲自过问政事，只能采取加大恩赐的方式来拉拢他。一时间，皇帝对张居正的宠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明人笔记小说《谷山笔麈》有这样的记载：

    江陵相君柄政，上眷顾殊绝，古今无两。每日御讲筵，讲臣出就直庐，平漏，相君以侍书入，在文华殿东偏张一小幄，相君、司礼侍立，造膝密语，于此见之，上顾相君有所欲语，正字即却走，出殿门，少刻，闻语止乃入。一日，江陵在直庐感病，上御文华后阁，亲调椒汤，使使赐之。又盛暑御讲，上先就相君立处，令内使摇扇殿角，试其凉暄；隆冬进讲，以毡一片铺丹地，上恐相君立寒处也。

    大权在握，又在太后、皇帝如此的优待厚遇之下，张居正逐渐专横独断、凶横跋扈，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记述了这样的事例：

    万历甲戌五月，穆考附太庙，一日东阁会揖，相君谓少宗伯汪公镗曰：“附庙，新主当从左门入，以高庙在上故。”汪曰：“故事，当从中门。”相君曰：“安知故事不谬？第从左门入，不必议。”汪俯曰：“唯。”万历初年，议理论政之体皆仿此。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张居正实际行政权力的强大，他的言行举止中都透露出一种跋扈之气。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惜在朝政掌故上改变惯例和规则，按照个人的意志行事。其实这些行为都是为了表达一种姿态——作为当朝权力的实际执掌者，他的绝对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而且，随着执政时间的加长，张居正在政治生活中的独断专行亦愈演愈烈，逐渐在万历初年形成了“首辅一言堂、无人敢持异议”的局面。他不仅在朝政上专断，偶尔难免将尚在幼年的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处处以老师自居，时间久了，难免会引起神宗的反感。

    张居正死后，冯保首先被扳倒，这位太监的巨额财产引起了神宗对张居正的怀疑，这成为张居正被清算的一个直接诱因。司礼太监冯保一度在内依靠太后的宠幸，对外倚仗张居正的势力，专擅威福，就连神宗自己也称呼他为“大伴”，不敢处罚他。等到太后归政、张居正又去世之后，冯保失去了倚靠，却仍然不知收敛。在张四维的授意下，他的门生御史李植首先发难，条列了冯保的十二大罪状，神宗看完奏折大怒，处置了冯保。当时正好潞王完婚，所需用的珠宝尚未备齐，神宗身边的官吏又声称是冯、张两家汇聚了天下的众多财富，才导致了宫中的短缺，这一下彻底惹恼了神宗。弹劾张居正的人蜂拥而起，终于形成了一股波涛汹涌的势力。《明史·张四维传》记载此事道：

    初，四维曲事居正，积不能堪，拟旨不尽如居正意，居正亦渐恶之。既得政，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会皇子生，颁诏天下，疏言：“今法纪修明，海宇宁谧，足称治平。而文武诸臣，不达朝廷励精本意，务为促急烦碎，致征敛无艺，政令乖舛，中外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诚宜及此大庆，荡涤烦苛，弘敷惠泽，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国脉之要术也。”帝嘉纳之。自是，朝政稍变，言路亦发舒，诋居正时事。于是居正党大惧。王篆、曾省吾辈，厚结申时行以为助。而冯保欲因两宫徽号封己为伯，恶四维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贿保，数短四维；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书王国光媚四维，拔其中表弟王谦为吏部主事。时行遂拟旨罢国光，并谪谦。四维以帝慰留，复起视事。命甫下，御史张问达复劾四维。四维窘，求保心腹徐爵、张大受贿保，保意稍解。时行乃谪问达于外，以安四维。四维以时行与谋也，卒衔之。已而中官张诚谮保，保眷大衰，四维乃授意门生李植辈发保奸状。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变。于是四维稍汲引海内正人为居正所沉抑者。虽未即尽登用，然力反前事，时望颇属焉。

    可以说，张居正身后之所以被清算，在于他的权力与最高权力皇权发生了抵制和碰撞。他在首辅任内，长期以对待学生和后辈的态度对待神宗，在冯保的配合下，对神宗严加管束和限制。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对二人的惧怕转化为强烈的不满和怨愤，张居正却浑然不觉，这种怨愤在他死后全面爆发出来，因此，他的家族及党羽难以逃脱被清算的厄运。

    其次，张四维发起的这场“倒张”运动也出于他平时对张居正的不满。隆庆六年（1572），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大学士高拱狼狈罢官而去，张居正终于坐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他的政治主张终于获得了实践的机会，这是经过相当艰苦的政治倾轧才获得的胜利。权势和地位的来之不易，使张居正倍加珍惜，不惜以任何代价和手段来巩固这一地位。同时，内阁权力争斗的经验也使张居正深切感到，要想不受阻碍地施展个人的政治抱负，必须保证自己牢牢掌控大权。所以在之后的人员选用上，他一直贯彻着这一政策，张居正选人的标准就是必须听命于自己，没有争权的野心与实力。不难看出，他先后选用的内阁成员吕调阳、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诸人在当时都毫无锋芒，在内阁也是绝对俯首听命的配角。而且，张居正任首辅时对同僚的态度极为刻薄，他不仅自己独揽朝纲，处事也十分霸道，从未将他人放在眼里，史称“视同列蔑如也”。时任次辅的吕调阳，虽然是由张居正推荐入阁的，对他的行为也不敢有丝毫的异议，其他如马自强等人，虽然一贯为人持正，但也不敢有所作为，仅仅是守着自己的位置混日子。《明史》记载当时的情形称：

    太后以帝冲年，尊礼居正甚，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徇徇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

    时吕调阳、张四维先在阁。调阳衰，数寝疾不出，小事四维代拟旨，大事则驰报居正于江陵，听其裁决。自强虽持正，亦不能有为，守位而已。

    此时的张四维，小心谨慎地遵循张居正的意志行事，不敢有丝毫的个人见解，“谨事之，不敢相可否”，“恂恂若属吏”，根本不敢把自己看作是张居正的同僚。尽管如此，张居正还是对张四维不满意，觉得他所拟的旨意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意见，甚至逐渐讨厌起他来。而张四维也是心里憋着一股怨气，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尤其是当张居正得知张四维私自结交冯保之后，非常严厉地制止了此事，他这样处处防范张四维发展自己的势力，使得张四维对他的怨恨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其实，张四维对张居正的怨恨，还有一层私人交情上的原因。虽然是张居正引荐张四维进入的内阁，但与张四维关系更为密切的人却不是张居正，反而正好是张居正在隆庆六年赶走的政治对手高拱。张四维与高拱的交情显然更为深厚，张居正虽然在与高拱的政治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他也不得不起用部分高拱的人，而这些人表面上暂时服从于他的权威，但事实上很难打消心中的怨恨和不满。再加上这些人长期受到压制，难免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而且，张居正的改革是在其强权下推行的，他执政时，素以严刑峻法来处理事务，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也结下了不少仇敌，在士大夫群体中，累积了相当的不满和怨怼情绪。他恃宠傲物，个人权欲的膨胀与行为方式已经严重超出众人的承受范围，神宗给自己这位生前的恩师和元辅大臣所定罪名就是“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长期被压抑的心理，在张居正死后得以释放，几乎没有人对张居正的被清算感到同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再者，张四维清算张居正，也是出于清除异己、树立个人权威的需要。张居正任首辅时期，在对反对官员的处理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不适当的地方，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依附于他的人往往进一步打击其反对者，难免引发很多官员对张居正的不满。例如，在张居正在位期间，他的三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二儿子嗣修被神宗亲自擢为一甲第二名；八年（1580），他的第三子懋修以神宗钦点的一甲第一名考中状元，他的长子敬修也考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张居正三子皆中进士，成为明代科举制度史上的一个极端事件，引起了舆论的极大不满。《古谣谚》记载当时的民谚曰：

    万历丁丑，张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复登鼎元，有无名子揭诗于朝门口：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

    张四维一直隐忍多年，直到在张居正死后接任了首辅之位。由于张居正的势力还很强大，所以张四维想要稳固自己的首辅地位，他首先不仅要赢得皇帝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扫除张居正的余威并肃清其党羽的势力，树立个人威望。张居正虽然死了，但他的死党司礼太监冯保仍然在宫内，他历来我行我素，十分骄横，并不把张四维放在眼里。冯保处处与张四维抗衡，他找到了一个借口，弹劾张四维与吏部尚书王国光“以同乡关系而互相勾结”，以此来打击张四维。但这一招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冯保不甘心，再次与御史曹一夔密谋，弹劾王国光，借此向张四维发难，幸而神宗还比较信任张四维，批驳弹劾者道：“元辅忠臣，御史何得妄言。”冯保还不甘心，他联合御史张问达再一次弹劾张四维。这一次，张四维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这些政敌，将弹劾者一一降职调出了朝廷。此事提醒了张四维，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彻底清除张居正残余的势力，其中冯保等人就是最大的一股暗流。于是，他对张居正的党羽发动了全面反攻，派自己的门生李植与言官共同上奏疏，收罗、揭发冯保的种种罪状。这些奏章终于使神宗震怒，命令张四维拟旨：“奴辈盗我威福，久其急诛之。”这样一来，冯保及其党羽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和庇护，尽数被驱逐出去，朝政风向一时大为改变，张四维自己的个人权威开始逐步树立了起来。事实上，这种政治上风向的逆转在中国古代都是常有的事情，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往往是反对者粉墨登场，开始清算前任，起用自己的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仅就明朝中期而言，张璁赶走杨廷和、夏言排挤掉张璁、严嵩赶走夏言、徐阶排掉严嵩、高拱排倒徐阶、张居正扳倒高拱，这已经成为此时政局的一大特色。张居正任首辅时期的一些举措虽然有不当之处，朝臣们尽管不满但也还处于隐忍待发的状态中，没有人敢于发作。正是因为张四维的首辅地位还未稳固，所以会先后遭到御史曹一夔、山西道御史张问达等人的弹劾。神宗要清算张居正，张四维其实心里早有预料，张居正一死，张四维执掌了权柄，明明早就知道朝廷内外对张居正及其新政不满的大有人在，他看准了这一时机，意欲借着“倒张”运动收拢人心，树立个人威望，于是，大量起用被张居正打压的大臣，“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于是，稍汲引海内正人为居正所沉抑者。虽未即尽登用，然力反前事，时望颇属焉”。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朝中大臣们大多由张四维等人提拔起来，对他心怀知遇之恩的感激的局面，“诸大臣由四维、时行起，乐其宽，多与相厚善”，言路“至是方发舒”，可以认为，张四维和他的继任申时行“相继柄政，务为宽大”的用意很明确，不仅报复了私人的种种恩怨，同时还树立起了作为首辅的个人威望。

    张居正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铁腕人物终于去世了，皇帝挣脱了他的钳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主持内阁的张四维极力与张居正划清界限，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也如释重负，攻击张居正。因此，在皇帝的默许和继任首辅张四维的配合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张四维执政期间，也颇有建树，他平时生活起居一向简单持重，但每遇到大事的时候，处理起来却很果断，“至临大事、决大疑，迎刃而力断”。他志在扶危定倾，安定社稷，也做出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一次，云南地方官给朝廷输送贡金，由于天气不好，行程受阻而延误了时间，神宗很生气，要追究地方官吏的责任，严惩当事人，张四维急忙上奏疏劝阻了皇帝的这一行为。又一次，皇帝突发奇想，下诏要征用云南地区贮藏的20万两矿银，以供自己个人享用，这个意思一传出来，满朝哗然，张四维深知此事绝不可行，就极力劝谏皇帝，终于使皇帝放弃了这个想法。神宗还曾打算下诏命令江西的官窑为他烧制一大批陶瓷等器皿供宫廷享用，数目多达十余万件，而且还要求样式精巧，工艺繁复，实在难以完成，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民间的极为不满，老百姓和地方官吏们怨声载道。张四维得知后，又极力劝阻，使神宗最终停止了这一项工程。

    §§§第5节丁忧守孝，不幸病故：卒于蒲州故里

    张四维是个孝子，科举登第出任京官之后，就把父亲张允龄接到京城居住，亲自奉养。张允龄虽然50岁了，还明眸乌发，手脚灵便，看起来就像三四十岁的人。此时，张氏家族的昌盛也达到了巅峰状态，他的一个儿子是朝中首辅，位极人臣，另外几个儿子则是富甲天下的商贾。对于这样的家运，张父感到很满意，他常常说：“吾祖母、吾母两世坚贞，幽明感应乃于儿辈。”张允龄认为是自己的祖母和母亲两代人辛苦抚养遗孤，历经艰辛，坚守贞洁，感动了天地鬼神，才荫福惠泽子孙后代的。由于思念故乡，张允龄晚年时离开了京师，回到故乡养老，他在距离蒲州（永济）城东5公里的孟盟桥修建了极为豪华的别墅，山水园林，一应俱全，并种上各种花卉，四时不败，成为自己颐养天年的好地方。

    万历十一年（1583），张四维刚刚就任首辅不久，他的父亲嵋川公张允龄在家乡去世了，虽然十分不情愿离开职位，但他也不敢不按照惯例回乡丁忧守孝。考虑到这一次回乡的时间较长，他在文华殿和万历皇帝辞别时，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建议，劝诫万历皇帝要法祖、孝亲、讲学、勤政、清心、寡欲、惜财、爱民等。辞别皇帝之后，张四维日夜兼程，抓紧时间赶回家奔丧。不幸的是，刚刚回到家中，他的继母胡氏夫人也去世了。祸不单行，时隔不久，他的两个弟弟也相继去世了。张四维废寝忘食，竭力守孝，悲痛交集中，一下子就病倒了，他带病志哀服丧，操办丧事，此后就一直重病缠身，到了万历十三年（1585）十月，就在服丧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张四维终于一病不起，病逝在蒲州家中。神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震惊，为表示哀悼，还特地辍朝一日，派遣官吏治办丧葬事宜，上谥号文毅，追赠张四维“太师”的封号。

    在父亲去世，张四维服丧回乡的这一段时间内，他还为家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和当时已退职还乡的舅舅王崇古一起来到村外的万固寺闲游，看到寺庙里的多宝佛塔因震裂而歪斜着，这是由于塔基在几十年前的一场大地震中受到了损毁，一直无人修缮，宝塔即将倒塌，十分危险。两位富甲天下的朝廷重臣当时就下了修缮多宝佛塔的决心，在两人的筹措和安排下，万固寺的重修事宜被列上了日程，匠工们被征召组织起来，重修宝塔，粉饰一新，张四维还专门为宝塔题写了“多宝佛塔”四个字的匾额。但是，还没有等宝塔最后修缮完工，张四维就去世了。他题写的匾额直到今天仍然留在宝塔上。

    §§§第6节张四维的学术及文学成就

    1.学问与诗文俱佳

    张四维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朝廷高官，虽然他并不以诗文学术为自己的主业，但毕竟是位博学多才的文人士子，在学术及文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张四维的著作收录在《条麓堂集》中，现在可以看到的版本是《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1卷，是张四维去世10年之后，由他的儿子张泰征收集他的文章并刊刻的一个集子，原本现在还被珍藏在山西大学图书馆里，原书版框高216mm，宽316m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编《续修四库全书》时，根据原本影印了这个文集，其中张四维的文集32卷，另有附录2卷，收录他人为张四维所作的文章、祭文6篇，分别为《张公神道碑》（申时行撰）、《张文毅公墓志铭》（许国撰）、《张文毅公墓表》（王锡爵撰）、《张文毅公行状》（王家屏撰）、《王太夫人墓志铭》（王家屏撰）以及张四维的子嗣张甲征、张泰征、张定征、张允征、张元征所撰《王太夫人行状》。

    早在进入内阁之初，张四维就曾参与重抄《永乐大典》，并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两部法律名著，前者于隆庆三年刻印，现仅存一部蓝印本，被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后者于隆庆五年由淮安知府陈文烛刊行。受当时的风气影响，张四维还善为戏曲，自己著有《双烈记》、《章台柳传奇》两种戏曲，并有一部《曲录》，流传至今。

    2.对商人团体的赞赏和描述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商人的社会地位向来被排在社会底层，重农轻商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而到了明代，山西商业的兴旺发达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有所提高，山西人中则有“学而优则商”的独特社会风气，“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在山西人中，特别优秀的子弟的首选职业则是经商，只有做不了生意的才被家长安排来读书。张四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本人又出身富甲天下的盐商世家，所以他对商业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具有十分开明的认识。他深谙其中的种种艰辛与困难，比其他人了解商人的本质，他从自身的家族利益和生活背景出发，认为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商人不仅应该与士、农、工平等，商业也应当受到同等重视。所以，在张四维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为商人撰写的墓志、碑铭等，热情讴歌许多商人历经千辛万苦的创业事迹，不吝颂词地称赞他们利国利民的品行。《条麓堂集》中保留了大量关于山西商人经商的故事，记录了他们的处事经营之道，这一点在历代当国大臣的文集中出现，极为难得。张四维这些诗文的流传，为后人研究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了解商人的生活背景提供了翔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张四维的文风，何东序在《条麓堂集序》中言：“公生平无江山凄婉之感，去国登岳之叹，著作皆启沃应制、讲德歌赓、一德和衷、主赐臣荣……与文清、虎谷重世间出并称文章宿老。”

    这种说法确实很有道理，从生活的时代背景来看，张四维出生在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较为稳定、富庶，一切政治危机都还隐藏在平静的表象之下；从生平经历来看，张四维出生于豪富之家，年轻时就科场得意，后来也平步青云，一生为官，经历简单，所以心态也较为平和淡定，没有经历过南宋末年文天祥那些国破家亡、剧烈动荡的重大变故，也没有经历过游历求官、四处飘零的生活。他一生既富且贵，位极人臣，仕途又较为顺达，表现在他的诗文中，体现出一派雍容雅致的风格，正像北宋的宰相晏殊一样，展示的是一派“富贵词人”的酬唱、饮宴、游历等景象。从内容上看，诗文大多是表现官宦生涯中的日常生活，其中有不少篇目都是应景之作，成就不高。总体来看，张四维的诗文中，以写景诗居多，大多是诗人辗转各地的宦游经历、随感随想，充满了闲情逸趣，充分反映了他闲适安逸的生活境况。张四维曾以月为题写过好几首诗歌，现都被收入了《条麓堂集》卷一中：

    十五夜对月泛湖

    一时僚佐俨如云，今日清光照秋草。

    世事阴晴不可寻，等闲圆缺成古今。

    但愿年年三五夜，扁舟新酿对知音。

    咏月中桂

    月桂何方种，清宵云外妍。

    灵根朔后出，芳树望时全。

    影静偏宜夜，花开不计年。

    中秋对月

    皎皎中秋月，三年此地看。

    兔毫应可数，桂影倍生寒。

    中秋无月志感

    空堂对烛听寒雨，往事关心心独苦。

    天上阴晴竟偶然，人间时节生今古。

    这种描述赏月、观花、饮宴、游湖等生活场景的诗歌，表现出一派闲情逸致，是张四维文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对士大夫生活的描述。再如这篇《春日感怀》，充满了悲时伤逝的情调。

    郊原春半柳垂丝，变后山城碧藓滋。

    燕子不知当日主，桃花犹着旧年枝。

    岭猿踯躅梁王苑，野草芊绵习氏池。

    眼底韶华今古恨，东风翻肋雍门悲。

    大好春光引发了作者的无限遐思，勾起了对往昔的留恋之情，诗人巧妙地运用典故，抒发了对岁月逝去的无限感慨，诗中充满着惜春悲春的气氛，和宋词中的名篇“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颇为相似，当然，对于这位“富贵诗人”来说，“小园香径独徘徊”也是他的生活常态。

    当然，张四维的生活也并非一直这样闲适安逸，作为一名具有极高政治追求的朝廷重臣，国计民生、朝政翻覆等事务总会常常在困扰着他，如在《条麓堂集》卷一所收的《秋感》一诗，就流露出了这种情绪。

    秋夜一何长，秋思一何苦。

    思苦不欲眠，夜长不欲曙。

    桐影暗窗月，蛩声集四宇。

    对此凄清时，壮怀纷若缕。

    悠悠撩我心，的的不堪数，

    推枕起夷犹，披衣听晨鼓。

    “悲秋”从宋玉的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开始，就成为文学作品中久远的主题，“秋夜一何长，秋思一何苦”，首句即奠定了全诗忧伤和悲苦的感情基调，漫长凄清的秋夜使诗人难以入眠，起床独自徘徊，梧桐的树影连窗口的月光也遮住了，四处弥散着秋虫的鸣叫，从中我们不难读到“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中夜徘徊的况味，往昔的雄心壮志也慢慢消磨殆尽。诗歌风格凄冷悲怆，将秋景与悲情交融在一起，抒发了自己抑郁困顿、志不能伸的情绪。

    不过，作为一个很有追求的政治家，张四维的诗歌也绝不仅仅只是表达了个人的一己私怀，他的诗歌中也有一些反映国计民情的篇章，可以被视为明朝中后期社会现实的真实表露，具有较高的价值，如反映农民稼穑艰辛的《悯农诗》（《条麓堂集》卷一）：

    北陆耀炎曦，南亩事耕耔。

    荷笠锄午禾，锄湿汗成水。

    金风肃霜节，田家初罢耒。

    私逋偿舍翁，公租归官理。

    日暮空柴庐，无能饱糠秕。

    宸襟轸稼穑，豳风构崇址。

    虞弦协遗歌，省助多方喜。

    所希玉烛调，击壤咏千祀。

    张四维青少年起就与杨博、高拱、王崇古等人交游，故对边塞生活亦不陌生，对边疆事务也常常有自己的见解，他在这些事务上坚持了自己的政见，为稳定边疆局势、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条麓堂集》卷三中收录有他的《塞上曲纪癸亥秋宣大事》：

    狼烟一夜偏居庸，汉将全妆不战功。

    应念君王勤北顾，捷书飞奏未央宫。

    三秋亭堠向无烟，一夕鸡鸣血满川。

    风雨凭陵胡骑远，居庸北望草连天。

    老上凭秋西射雕，控弦百万过临洮。

    左贤分取三千骑，十日燕山杀气高。

    胡马秋肥塞草长，弯弧直拟犯渔阳。

    归途却避亏闾水，知是嫖姚旧战场。

    铁骑连营扼塞扉，五更刀斗静戎机。

    蓦闻营外鸟啼月，共道单于夜遁归。

    这首诗以汉事来代称当朝，描述了明朝的边塞军事生活，整首诗气势浑雄健劲，感情激越高昂，充满了慷慨豪迈的气象，巧妙地将边塞景物与军事题材融为一体，赞颂了将士们杀敌报国的战斗激情，完全可以被视为是明代边塞诗中的上乘之作。

    另外，张四维也有一些咏物小诗，或者抒发一时的情怀，或者表达个人的志向，也是理解这位古人的重要线索。如《咏路旁孤松》（《条麓堂集》卷三）中，诗人着意塑造了“路旁孤松”的独特意象，让人联想到汉魏诗人左思“郁郁涧底松”的孤傲不驯之气，整首诗借着古松逆境中的孤高桀骜的形象，表达了诗人自己卓尔不凡的理想和抱负。

    羡尔亭亭偃盖姿，孤高宁是路旁枝。

    不逢柏竹谁为伴，及遇风霜世自知。

    樛干盘云龙卧处，乔柯挂月鹤归时。

    徂徕未必能相胜，立马高吟有所思。

    另外一首直抒胸臆的抒情诗作《耳聋自嘲口号》（《条麓堂集》卷三）组诗，从文意来看，是张四维在父亲去世之后，回乡丁忧守孝期间写下的，表达了自己年逾60之后逐渐耳聋的生活状态，虽为诗题为“自嘲口号”，看似很随意，但从中不难感受到其中情感真切，尤其是“安眠但觉扁舟稳，风浪掀天总不知”表达了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人生境界，意蕴极为深刻，不仅是诗人晚年思想境界的真实体现，也从一个层面给我们了解这位诗人提供了线索。

    六十何缘耳便聋，应嫌声入与心通。

    道人授我长生诀，却听原来第一功。

    喧诨真非野性堪，仕途双耳饱曾谙。

    从今不用临流洗，槔润萤辉任奢谈。

    当年进履圯桥公，提耳传书戒用聪。

    策蹇昨由桥上过，无端野老戏龙钟。

    塞口辞纷老境宜，五湖深处学鸱夷。

    安眠但觉扁舟稳，风浪掀天总不知。

    雅郑无心别派流，潜神虚室是真修。

    耳根清净浑如许，穴蚁由他书斗牛。

    §§§第7节结语

    张四维生而颖异，15岁举秀才，19岁中举，27岁进士及第，并以庶吉士出身被选入了翰林院，隆庆（1567—1572）初年，他成为皇帝的老师，充任经筵讲官。他仪表堂堂，风流倜傥，机智过人，不仅娴熟文辞，善于应对，还熟悉国家形势以及各方面的事务，在仕途上一直很顺利。他先是深得大学士高拱的器重，被越级提拔，后来张居正虽然把高拱赶下了台，但时隔不久，还是起用了很有才干的张四维。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能够赢得万历皇帝的支持成为内阁首辅，也是他本身政治能力的一个明证。然而，作为政治家，张四维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想化的人物，《明史·张四维传》中对他评价道：

    四维等当轴处中，颇滋物议。其时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瞽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诟谇日积，又乌足为定论乎。然谓光明磊落有大臣之节，则斯人亦不能无愧辞焉。

    就张四维的为人及性格来看，他是一个善于隐忍和积极应对社会生活环境的人，在时机未成熟之前，隐忍不发；在时机到来之时，努力争取；在把握时机之后，极力施展。这是他基本的政治行为方式。在张四维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看似自相矛盾之处，而他自己却将这些矛盾和谐地统一于一身，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治家的多面人格。张四维的一生，除了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才华之外，他一直在努力经营自己的仕途，凭借富有的家资，不断地结交朝中高官，从他与高拱、杨博、张居正、太后之父李伟、冯保等人的交往来看，他都在竭力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但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点也无可厚非，“仕无中人，不如归耕，自古然矣”。张四维是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士子，作为一个大家族的长子，他承担着繁荣和振兴这个家庭的责任。至于在张居正死后发起的“倒张”运动，也是一种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审时度势。不难看出，张四维是一个热衷于追求政治事业成功的人，为了实现这些不惜付出代价，这种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是值得肯定的。

    张四维不仅仅是一个天资聪颖的才子，同时也是一位具有相当思想深度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一生政绩良多，尤其是在对商人和商业的关注上，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思想的进步意识。这一点，与当时明代乃至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史相适应，也为中国商品经济在明代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和扶助。我们应当以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人物的行为，理解其所处的政治环境，赞赏他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为北疆形势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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