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达摩祖师西来意

    菩提达摩大师是印度南天竺国人，刹帝利种姓族。到了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达摩大师秉承了般若多罗的遗训，寄身商船，三年后，首先到达中国南海。

    达摩的禅学，处于印度禅和中国禅之间的过渡阶段，在中国禅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

    梁武帝得知印度来了一位得道高僧达摩，心里非常敬仰。于是派人到南海，于梁普通八年（527年）十月一日，将达摩专程迎接到金陵（今南京）弘扬佛法。

    梁武帝非常信仰佛法，而且大弘法化、发菩提心、兴隆三宝、造庙度僧、布施结缘。每隔五里地方，就造一座寺，每隔十里地方，就造一所庵，度很多善男信女去出家做和尚、当尼姑。梁武帝一见到达摩大师，就请求开示法要。

    梁武帝问：“朕一生所有造寺、度僧、写经、弘扬佛法，到底有没有功德？”达摩回答说：“没有功德。这些只是人天之果，是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际没有。”梁武帝又问：“如何是真实功德呢？”达摩回答说：“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无法可得，这样的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梁武帝又以“如何是圣人所求的第一义谛”发问，达摩祖师以“廓然无圣”相答。梁武帝又问：“对朕者谁？”达摩说：“我不认识。”

    达摩与梁武帝二人，一问一答，话不投机，梁武帝还不能领悟达摩大师的根本法要。达摩禅师认为这是机缘不合，于是就离开金陵，渡江北上，于北魏时，到了洛阳。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当时的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魏孝明帝曾三次诏之，达摩亦不出少林寺。达摩圆寂后，孝明帝亲撰碑文，刻石立于嵩山。

    达摩所传禅法认为，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两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理入是悟理，就是由理而入道。方法有“壁观安心”和“藉教悟宗”两个方面。

    宗密说：“达摩以壁观叫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

    “壁观”之目的在于“安心”。“壁观”，宗密解释为心如墙壁之意。“藉教悟宗”是通过读诵佛教经典（达摩所传的四卷本《楞伽经》）教义而悟道。

    入道之另一途径是“行入”，“行入”有四：“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达摩的“四行”，不再注重传统禅法的修持形式，而以“安心”为宗旨，要求在契悟真性的基础上无贪无著、苦乐随缘。并认为，只有在日常的道行之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安心无为、称法而行。

    达摩的这种修行观，后来发展成为禅宗提倡的“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这样一种随缘任运的修行方法。

    达摩被后世尊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二）二祖慧可与三祖僧粲

    禅宗二祖慧可（487—593年），本名叫做神光，俗姓姬，武牢（今河南省成皋县）人，在幼年时代，对于儒家学说以及文学书籍都有研究，悟解很深，出家以后，更精通佛教大乘和小乘教义。北魏正光（520—525年）初年，他听说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就前往求法。他来到少林寺，只见达摩祖师孤身一人面对墙壁静坐，修行禅观。求法心切的神光就住了下来，每日早晚侍候在大师左右，希望得到大师开示佛教的要义。可是过了很久，大师一直不肯开口讲法。

    有一天夜晚，天降大雪，至天明时，积雪已经过膝。达摩问他来求何事，神光回答说欲求佛法。大师告诉他，只有勤苦真诚，才能求得诸佛无上妙道。神光拔出戒刀，毅然砍下自己的左臂，鲜血染红了白雪。然后说：“求大师与我安心！”达摩就伸出一只手来，厉声对神光说：“把心拿来给你安。”神光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心的所在，回答说：“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与汝安心境。”神光听后大彻大悟。

    达摩收神光为弟子，取法名叫慧可。同时又把从印度带来的《楞伽经》一部共有四卷传给慧可。

    慧可成为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

    三祖僧粲（？—606年）。据宋道原《景德传灯录》记载，有一位居士，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前来礼拜二祖慧可大师，说：“弟子身患风恙，请和尚忏罪。”二祖回答说：“把罪拿出来，我为你忏罪。”居士沉默很久说：“我找不到罪在哪里。”二祖说：“我为你忏罪完毕。”居士说：“今天我才知道罪性不在身内，不在身外，也不在中间。正像我们的心性一样，与佛法的道理并无二致。”

    慧可大师听了居士的话，非常器重，认定他是佛门的栋梁之材，就为他剃度，给他取法名僧粲。

    两年后，慧可有一天对僧粲说：“菩提达摩祖师从遥远的天竺国而来，把正眼法藏密传给我，我现在传授给你，连同达摩祖师的衣钵，你应当善自珍重，不要使佛法断绝。”

    这样，僧粲就成为禅宗第三代祖师。

    僧粲大师得法之后，弘扬禅宗，有长达六百多言的《信心铭》流传后世。他在一次法会上，宣讲完佛法心要后，在大树下合掌站着圆寂。

    （三）四祖道信与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禅宗初创于道信，基本完成于弘忍。道信是三祖僧粲的弟子。道信传法给弘忍。他们形成了从初祖到三祖相对独立的派别，即“东山法门”。

    道信（580—651年），复姓司马，7岁出家。他曾经向三祖僧粲学习佛法十年。在唐武德甲申年间，在蕲州黄梅的双峰山（即破头山，今湖北黄梅县西北约10千米）弘法。据普济《五灯会元》记载，唐太宗曾四次诏请他前往京师，道信有三次都以患病推辞。第四次，太宗对使臣说：“如果再不来，就把他的头取来。”使臣对道信传达了太宗的旨意，道信仍然不肯奉旨离山，“乃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使臣只得回去复旨。太宗听说后，对道信更加仰慕，赏赐丰厚，不再逼迫道信离山。

    弘忍的再传弟子净觉撰写的《楞伽师资记》中讲到道信的禅学时说，道信撰写过《菩萨戒法》和《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道信依据《文殊说般若经》，修行“一行三昧”，提出“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的二心论——净心与染心。“二心论”，由道信开创，成为东山法门的禅学特色。

    《文殊说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强调长坐不卧的修行方式。道信注重坐禅，他要求弟子“努力勤坐”。道信进一步对参学者强调，“莫读经，莫共人语”。他认为到功夫成熟的时候，自然能对佛法有深入的体悟。有记载称道信“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六十年”。

    《楞伽师资记》把“安心”定为东山法门的禅学的中心思想。但是，东山法门的“安心”与达摩的“安心”有所不同，东山法门是“安理心”。净觉释“理”时说：“心能平等名之为理，理照能明名之为心，心理平等名之为佛心。”道信曾经说过：“……独一清静，究竟处心自明净。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他认为，如果真能心如明镜之后，可能一年，可能三年五年，有的需要老师的点拨，有的不需要，就能解悟佛法。

    禅法本是应机的，无法教授。如果自己觉得有所领悟，就秘密向师长表达自己的心得与见地，请求印证。这种传法的方式是在师徒两人之间秘密进行的，不落于文字表面。这就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弘忍的禅学也是通过这种方法从道信那里传来的。

    禅宗虽然不立文字，但也有“藉教悟宗”的主张，就是不与经教相违背。不立文字，是让参学的人忘言忘念，领悟佛法的真意。达摩、慧可、僧粲是以四卷本的《楞伽经》创立禅学体系的，而道信、弘忍以后的禅学，又增进了《金刚般若经》《大乘起信论》的思想。

    弘忍（602—675年），俗姓周，浔阳（今江西九江）人，也有说他是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人。关于弘忍7岁奉事道信出家的事，《宋高僧传·弘忍传》有这样的记载：道信去黄梅县，路上遇到一个少年，“骨相奇秀，异乎常童”。道信问他：“子何姓？”少年回答说：“性即有，不是常性。”道信又说：“是何姓？”少年回答说：“是佛性。”道信问道：“你难道没有姓吗？”少年回答说：“姓空故。”少年的意思是，我并非没有姓，只是这个“姓”本质上是空的。道信见这个少年禀赋异常，预见到他对佛法的传承将会有所作为，就找到他的父母，请求允许他出家。少年的父母也颇为开明，“以宿缘故，殊无难色”。这样，道信就给少年取法名弘忍。

    道信的弟子弘忍三十年不离左右。弘忍在道信的门下，勤于劳作，供养一同参学的“法侣”生活。他性情木讷沉厚，“常勤作役，以体下人”。“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即白天与僧众一起劳作，晚上摄心静坐至天明。

    他坚持执行道信“努力勤坐”“莫读经，莫共人语”的教诲。由于他修行精深，平时虽不常看各种经论，但只要听人读诵，就能领会其中的深意，“未视诸经论，闻皆心契”。

    得到道信的传法袈裟后，弘忍在冯茂山（今湖北黄梅县北约10千米）弘法。除《楞伽经》外，他又发挥《金刚般若经》的意旨，听讲者超过700人。冯茂山在双峰山之东，所以也称东山，当时人们称弘忍为东山法师。道信与弘忍的禅学由此被称为“东山法门”。

    因为弘忍的禅法是对道信禅法的发扬，道信倡导的“一行三昧”成为东山法门的根本。

    弘忍的门下弟子，根据弘忍传法所论，集录了《最上乘论》，他的禅学思想，强调“守本真心”，他认为，“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

    弘忍认为，众生与佛虽然真性无二，但众生由于迷于真性，丧失了本有的真心，因而沉沦生死，不得解脱。如果能悟达法性，自识本心，从而守本真心，妄念不生，就能与佛平等无二。弘忍把识心悟性提到极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最上乘论》中有“渐修顿悟”的倾向，这在禅宗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此后，迷与悟，顿与渐，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禅宗南北分歧的核心问题之一。

    “东山法门”不再像从前那样行头陀戒行，而是有了严格的戒律；不是游行于村落，居无定所，而是已经形成了农禅并作，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比较稳定的僧团，奠定了禅宗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开创了中国禅宗特有的宗风。

    （四）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638—713年），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父亲名行瑫，被贬到岭南新州，贞观十二年慧能出生。慧能3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母亲把他养育成人。由于家境贫寒，他砍柴谋生。

    有一天，他到街市上卖柴，听到有人读诵《金刚般若经》，其中有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心下有所领悟，吃惊地问：“请问这是从哪里得来的经书？”

    诵经者回答说：“蕲州黄梅县冯茂山弘忍禅师劝导人们读诵此经，说可以见性成佛。”慧能听了，“如饥渴之于饮食，立志游方”。

    游方中的慧能曾借住于刘志略家。刘志略有姑姑出家，法号无尽藏，经常读诵《涅槃经》。慧能就为无尽藏尼姑解释佛经中的深义。尼姑拿着佛经问他某个字怎么读，慧能却说自己不识文字，并说：“诸佛妙理岂在文字耶？”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慧能到了湖北蕲州（今蕲春）黄梅东山。初见禅宗五祖弘忍时，五祖问他是何方人氏，“欲求何物”，慧能说自己是岭南新州百姓，来这里向祖师求教做佛的法门，不求别的。五祖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你怎么也想成佛？”“獦獠”是唐代人对南方少数民族轻蔑的称呼。慧能机锋敏锐，他反问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吃了一惊，知道这是个佛门法器，为此留下他，让他随着众人做杂役。慧能在米房里舂米八个多月。

    后来，弘忍法师要向弟子传授衣钵，命众门人各作一偈表达心中对佛法的见解。大家都说，神秀上座是教授师，他一定会得法的。

    神秀上座经过认真思考，作了这样一个四句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看了偈子，说神秀的境界已经到了门前，只是还未见到本性。并说：“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

    慧能也作了四句偈，暗中呈献给五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大师认可了慧能的心得，并传衣钵给慧能，慧能成为禅宗的六祖。

    为了防人争夺法衣，弘忍让慧能立即离寺南行，韬光晦迹，三年内不要弘法。五祖弘忍送慧能至九江驿，弘忍要为慧能摇橹，慧能对五祖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

    五祖回寺后，过了三日，才普告全寺大众说，我的正法已经南传了。在座大众都莫名其妙，可是寺内有位上座和尚名叫慧明，听说正法眼藏和传法的衣钵，被卢行者得去，心里感到恼怒，马上飞奔追赶。慧能大师看到后面有人追赶，就将衣钵放在路旁，自己躲在一旁。慧明赶到后，用双手尽全身之力去拿衣钵，可是衣钵却不动。慧明心里就害怕起来，大声叫道：“卢行者，卢行者！”慧能走出来问道：“慧明上座，你是为衣钵来，还是为法来？”慧明说：“我是为法来。”六祖开示说：“不思善，不思恶，这时，什么是你慧明上座的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

    慧能在岭南怀集、四会（今广东县名）一带的山林中，隐藏到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他来到了广州法性寺。正逢印宗法师住持此寺，开讲《涅槃经》，前来参学的僧众非常多。有一天，慧能偶然在大殿里听到两个僧人争论。原来，他们看到佛前所挂的长幡，被风吹动了。一个僧人说这是风动，一个僧人说是幡动，议论不休。慧能上前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众僧听了这样高妙的见解，都感到很惊异。

    印宗法师在旁边也听到了，就请慧能为大家开示佛法要义。与慧能交谈后，印宗法师更认定他非同寻常，问道：“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慧能就把五祖传给他的衣钵拿出来。印宗这才知道，他就是传承弘忍衣钵的六祖。

    印宗法师为慧能大师正式举行剃度仪式，又请智光律师，在法性寺临坛传授比丘满分戒法，授以具足大戒。后来，印宗与僧众参学者，共送慧能回到韶州曹溪宝林寺（今广东曲江南华寺）。

    在韶州，因为有韶州（今韶关）刺史韦璩的支持，六祖慧能得以公开弘扬圣教，大阐宗风，学者云集。在慧能门下得法的弟子有四十三人。为了避免争夺佛的衣钵，发生不必要的纠葛，宣布从此以后传法，只传法印，不传衣钵。

    慧能始终保持了道信和弘忍山林佛教的特色，多次托病推辞了武则天和唐中宗的诏请。

    由于慧能长期在曹溪宝林寺弘法，他也被称为“曹溪大师”。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六祖慧能圆寂于新州国恩寺，享年76岁。他的遗体被弟子迎归曹溪宝林寺。宝林寺就是现在的南华寺，寺内六祖殿供奉的慧能肉身像，历来被认定为六祖的真身。唐朝著名的文学家王维、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曾为六祖撰写碑铭。

    慧能所倡导的南宗禅学，代表着中国禅宗的主流，绵延发展至近代。

    （五）《坛经》的禅学思想

    慧能到曹溪后，应韶州刺史韦璩等人之请，到韶州大梵寺说法。《坛经》就是慧能的门人根据六祖传法时的记录，汇集整理出来的，成为中国禅宗最重要的经典。

    现存的《坛经》也包括了慧能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以及慧能圆寂前付嘱等内容。它的全称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简称《六祖坛经》。

    《坛经》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法海记录本（已逸）、曹溪原本或称法海集记本（已逸）、敦煌本、古本或称圆会本（已逸）、惠昕本、契嵩本、至元本或称德异本、宗宝本等八个版本。

    《坛经》由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内容组成。

    “序分”叙述了慧能于大梵寺说法，法海集记《坛经》的缘起。“正宗分”是《坛经》经文的主体部分，是慧能大梵寺说法的内容，也包括以后慧能与弟子们的答问，这部分经文约占全经经文的三分之二，集中阐述了慧能独创性的禅宗学说。“流通分”是全经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叙述了慧能去世前对十弟子等的付嘱及临终前后的情形。

    《坛经》中所体现出的六祖慧能禅学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提出“即心是佛”论。慧能禅学的出发点，是“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人人都有佛性。见性，就可以成佛。“心是地，性是王”，二者是不可分的，“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在，性去身心坏”。

    慧能认为，“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但是，如果心迷，就不能自悟本性。“自性若悟，众生是佛。”他说：“自心皈依自性，是皈依真佛。”

    基于这样的认识，慧能认为“万法尽在自心”，“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他进而得出“于自性中万法皆现”的结论。

    慧能的禅学，是让参学者直接从自己的心中体悟“佛意”，承传释迦牟尼佛“教外别传”的“心法”。这种“以心传心”的传承方式，也是禅宗初创时的基本原则。

    自《坛经》以后，即心是佛已成为禅学常谈。

    六祖慧能禅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即心是佛”认识之上，提倡“顿悟成佛”的修行观。他不主张传统坐禅的修行方式。他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他对禅定重新加以定义：“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他举出《菩萨戒经》中“我本元自性清静”的经文，进一步发挥出他的修行方式，说：“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他认为，“若识本心，即刻解脱”。“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若识自性，一悟即全佛也”。

    所谓“一悟即全佛”，也就是顿悟成佛。《坛经》中多次强调，“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慧能说：“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他打比方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

    慧能的顿悟说，立足于当下的现实之心，就是自心般若在念念无著中的自然显现。他说：“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他借五祖弘忍的话说：“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

    如何能实现顿悟呢？慧能自称：“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对“无念”，慧能解释说：“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

    慧能甚至认为，“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

    《坛经》中记载的禅僧法达的开悟机缘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法达曾经读诵《法华经》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处，经上有疑”，请慧能为其解答。慧能告诉他，“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知见转《法华》，开众生知见被《法华》转”。法达一闻，“言下大悟”。

    《坛经》明确指出，“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

    《坛经》体现六祖慧能禅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不落两边的“中道观”。佛教的理论体系是圆融无碍的，但用言语表述，往往容易出现偏颇。

    “中道”最初是印度龙树一派的方法论。慧能把它引申沿用过来，在论证自己的禅学观点时，他从空无观点出发，提出“不着一边”和“出语尽双”的观点。他在圆寂前，传授十大弟子时说：“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慧能举出三十六个相对的词汇，分为三类，就是外境无性对、法相语言对、自性起用对等“三科”。

    比如，外境无性对有五个：“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慧能叫弟子顾及两边，非这边也非那边，“中道”就是不偏在一边。比方：“何名为暗？”他认为“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即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

    对三十六对法，他说：“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解用，即通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

    比如谈“空”与“相”，慧能举例说：“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着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就是如果对“第一义”有所拟说，就不免有所肯定，执著一边。这种着边的话头，都叫做“粗言”或“死话”。中道认为，肯定即是否定，肯定一边，即是否定另一边。不着一边，才能达到心体释然，应用自在。

    慧能的这种“出语尽双”“不着一边”的主张，直接影响了以后禅宗的“公案学”。只有超出两边，问答的双方才能毫无所得，而达到真正的解悟。

    通览中国僧人的佛教著述，都是“释经”，即在解释佛说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观点。太虚大师说这是“依教修观的禅”或“依教修心之禅”；胡适先生把“释经”定义为“印度之禅”或“半中半印的禅”。

    《坛经》则不同，它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一部被称作“经”的经典性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真正意义的中国禅宗的形成。它以其独特的语录形式，建立了完全属于慧能自己的佛学体系。虽然这一体系并没有离开大乘佛教这个总的框架，却在中国僧人的心目中确立了与“佛说”相提并论的中国禅学思想。

    能记录六祖慧能思想的，除了几个版本的《坛经》外，还有《曹溪大师别传》。《曹溪大师别传》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据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考证，日本最澄法师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至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入唐，《曹溪大师别传》著于建中二年（781年）。当时距慧能卒年（713年）仅半个世纪，因而也是研究慧能生平及禅学的重要文献。

    （六）“南顿北渐”之争

    中国禅学的创始者和确立者是慧能，而对其进一步发展和阐扬的是其弟子神会。

    神会（668—760年），俗姓高，襄阳（今属湖北）人。神会最先追随弘忍的弟子神秀。神秀的禅学被称为北宗，当时影响颇大。后来神秀被武则天迎入宫中，奉为国师，“两京之间，皆宗神秀”。后来，唐中宗、睿宗也奉之为国师。

    神会听说弘忍的衣钵传给了在岭南传法的曹溪慧能，就又跟从慧能学法十五六年。

    慧能圆寂前，与弟子告别时，法海等弟子都涕泪悲泣，只有神会无动于衷。慧能称赞他：“得善不善等，毁举不动，哀乐不生。”并认为其他的弟子都“不得”。他严厉地诲训他们说：“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并开示说：“法性本无生灭去来。”从中可见慧能对神会的肯定。

    慧能圆寂后，神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到北方与号称“北宗”的神秀法嗣进行论争，从而确立慧能曹溪学说“南宗”的正宗地位。在争论中，神会也把慧能的禅学和南宗思想进一步完善，并有所发展。

    当时北宗神秀的弟子普寂，由于得到唐中宗和权贵的支持，推神秀为禅宗第七祖（把译四卷本《楞伽经》的求那跋陀罗定为禅宗第一祖，把达摩定为第二祖）。

    神会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十五日，参加了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大云寺举行的无遮大会，同北宗的崇远法师展开了一场南北禅宗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后来由独孤沛记录成文，名为《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神会在辩论中，指责了普寂出自私心，随便确立神秀为祖师的做法。他批评北宗“传承是傍，法门是渐”，指责神秀的禅学不是达摩禅法的正宗传承。

    后来，神会又到洛阳传法，住菏泽寺，每日作道场，参学的僧众越来越接受“南宗”禅风。由于神会的努力，慧能的“南宗顿门”逐渐得以流布天下，而北宗的影响力和地位开始动摇，“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

    由于普寂是当朝的国师，“北宗”有政治势力的支持。天宝十二年（753年），神会被加上了“聚徒疑萌不利”的罪名，被流放数年。九十高龄的神会两年之间在湖北、江西一带换了四五个地方。神会被贬谪回来后，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由于神会德高望重，帮助国家筹集军饷，对郭子仪收复两京起到了重要作用，唐肃宗下诏，把神会请入宫内供养，并在菏泽寺中，为他建造禅宇。这件事成了神会确立“南宗”正宗地位的关键。

    乾元元年（758年）五月十三日，神会卒于荆州开元寺。朝廷不仅为他建塔，谥号“真宗大师”，贞元十二年（796年）德宗皇帝还敕皇太子集诸禅德，楷定禅门宗旨，立神会为禅宗的第七代祖师。

    从此，慧能南宗的地位得到了公认。

    （七）禅宗的自我完善——“宗密禅学”与“百丈清规”

    随着南北朝隋唐时佛教的兴盛，中国的禅学得以迅速发展。不仅佛教本身形成了如“华严宗”“禅宗”等宗派，就是禅宗内部，也各树门庭，以至“宗门禅”林立，小的有百家，大的有“江西、菏泽、北秀、南诜、石头、保唐、宣什及稠那、天台”等十个派别，按宗密的说法“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各个门派都立宗传法，“以经论为干戈，互相攻击”。致使“数十年来，师法益坏”。

    宗密（780—841年），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人。因他长期居住于陕西县（今户县）圭峰，专事著述，最终在那里圆寂，人们称之为“圭峰宗密”。

    宗密出身于高门望族，他一生致力于对佛教义理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年十七八乃至今垂半百，未曾断绝”。宗密是唐朝后期最著名的禅学家，他搜集诸家的禅学文献，集百家之言，探究源流，考查禅门各派的是非异同，最后加以会通，得出结论。宗密的著述之多，超过了其前所有的佛学家，研究的领域涉及佛教的各宗派，他把各家各宗的禅学会通在一起，纂辑成了上百卷的《禅源诸诠集》，可以称其为禅学的集大成者。这部大书只有总序保存了下来，长达四卷，称为《禅源诸诠集都序》，是中国禅学史的重要文献。宗密的禅学，形成了严密系统的体系，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几乎所有禅宗史书都有宗密的传记。

    宗密是佛学的通家，兼通数宗。因他早年师事华严宗的四祖澄观，被尊为华严宗的五祖。但他在中年以后，更致力于禅宗，并拜菏泽州大师神会的三传弟子道圆为师，自称“问法契心”，而以菏泽神会的四传弟子自居。

    宗密的禅学贡献首先是以禅判教。判教，也称教相判摄，是判别解释佛所说法的方法，区别佛所说法的形式、先后秩序、内容、含义等。

    宗密所处时代，正是禅学发展的历史关键时期，在杂乱无序的多元化禅学中，宗密把慧能代表的“南宗”确立为中国禅学以至中国佛教的正宗，是未来中国禅学以至佛教发展的方向。

    对当时各派系的立场，他认为各家均有所长，“悉非邪僻”，不仅不指责任何一家，还对各家各宗所长，加以阐扬。他把各种思想和宗派判摄为六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儒、道。接着把佛教自浅至深，分为“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五等。他认为，佛根据众生根器不同，提出了五教的“方便说”，不能执一为整，执偏为全。他把一乘显性教称为“圆教”。所谓“圆教”，就是其他宗派都融会于这个体系之中。

    对于佛教中的“禅”，宗密也由浅至深地分为小乘禅、大乘禅、最上乘禅。宗密把达摩传承下来的禅法，称为“最上乘禅”。

    宗密判佛教为三种，即“密意依性说相教”“显示真心即性教”“密意破相显性教”；他又判禅宗为三宗，即“息妄修心宗”“泯绝无寄宗”“真显心性宗”。宗密认为，“三教三宗是一味法”。以“三宗”的禅心，证悟与之对应的“三种佛教”。最后“禅教双忘，心佛俱寂”。这样“俱寂即念念皆佛，无一念而非佛心；双忘即句句皆禅，无一句而非禅教”。

    在顿悟成佛的问题上，宗密继承了神会顿悟后还需渐修的理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未悟而修，非真修”。为了区别他所主张的渐修与“北宗”渐悟成佛的不同，他说：“北宗但是渐修，全无顿悟，修亦非真。”他直接提出他承传的荷泽宗是“必先顿悟，依悟而修”。他对悟后的渐修，提出“迷悟十重说”，认为渐修对治的是烦恼，把六道凡夫不觉悟之本和三乘圣贤觉悟之本各分为十重，最后修行至正觉，达到“佛无异佛”究竟的觉悟。

    宗密自己概括其禅学理论体系为“三种教，三宗禅，十所以，十别异，轮回及修证又各十重”，并评价“理无不穷，事无不备。研寻玩味，足可修心”。另外，宗密所著《原人论》是其禅学思想的纲要。

    宗密完善了禅宗中国化义理的思想体系，而怀海则完成了禅宗的戒律建设。

    从达摩祖师传禅到僧粲禅师时代，禅修者还仅是极为个别的情形，到了道信禅师的时候，其门下就有僧俗五百余人，诸州学道者云集双峰山，五祖弘忍禅师门下有七百余僧，形成了“东山法门”；而六祖慧能禅师归宝林寺时有“缁白千余人”。随着这样的禅僧修学的集团性规模不断扩大，对于管理制度的制定与成文化，也是势在必行。尤其是其禅门的特殊修学方式，亦应有相应特殊的规制。《百丈清规》的出台，可以说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呼唤出来的。

    怀海（720—814年），本姓王，唐朝长乐（今福建县名）人。他出家后曾住百丈山（即今江西奉新的大雄山），所以被称为百丈禅师。怀海的最大贡献是糅合大小乘律，制定了《禅门规式》，后世称为《百丈清规》。

    百丈禅师因住于律寺之中，而感到对禅宗“说法住持，未合轨度，故常尔介怀”，从而别创禅林，制立清规。别立禅居，使禅宗僧侣直接从一般寺院中分离出来，成为自主的部分，这样，禅宗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最终成为历史事实。

    《百丈清规》为禅院确定了组织、体制、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规定禅宗僧众不再住在律寺，别立禅院居住。

    “禅院”最大的特点是“不立佛殿，唯设佛堂”，表示以“法”为重，规定实行“普请”（集众作务）法，上下平等，协作劳动。当时，禅农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寺院经济形式，禅众集团长期形成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平等消费的生活方式，开始规范化和制度化。“清规”把劳动生产与禅修生活结合起来，给僧人物质生活的自给提供了保障，改变了寺院经济基础，缓解了佛教与社会的经济利益冲突。发端于道信，开拓于弘忍的农禅体系，由怀海完成，将禅行与农作融合为一，并在制度上加以巩固。这是禅宗的一次重大革新，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制度，立即得到天下禅宗的普遍承认，并很快通行起来。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更被传为佳话。

    “清规”又规定设立住持，住在方丈，尊为长老。禅院由此完成了禅宗的制度建设。

    《百丈清规》制定之后的几百年间，就出现了十几种清规，历代丛林依《百丈清规》为蓝本，作了一些权宜性的增减，到元代至元年间（1335—1340年），奉敕重修，称为《敕修百丈清规》。迄今近七百年间，《百丈清规》一直作为历代寺院的基本法规。禅宗的真正崛起，是以清规的创建为主要标志的，而清规的制定，又对禅宗寺院的普遍兴起起到了根本的推动作用。

    《百丈清规》是怀海对禅宗的极大贡献，《百丈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对禅宗自身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不立佛堂，唯树法堂”，显示了佛法的崇高性质及僧众在佛法面前的平等地位。“清规”中许多有关禅僧生活的规定，一千多年来始终是禅宗和尚们的基本戒规。

    （八）“一花开五叶”——五家宗派的形成

    慧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菏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家弘传最盛。

    怀让禅师（677—744年），金州安康（今属陕西）人，俗姓杜。从六祖处开悟得法后，到湖南衡阳南岳居住，在那里大阐宗风。怀让禅师再传与马祖道一。

    怀让继承了慧能禅学“无相”“无住”、不可言说、无所执著的般若思想，突出自然任运的特色。马祖曾居南岳传法院，“唯习坐禅”，见有来访者都不顾。怀让去，“亦不顾”。六祖慧能曾对怀让说：“汝向后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见马祖气宇不凡，怀让认为，六祖指的“马驹”就是此人。于是便对他进行诱导开示。有一天，怀让问马祖：“大德坐禅图什么？”马祖回答说：“图做佛。”怀让就取出一块砖，在石头上磨。马祖开始不理他，见他磨的时间长了，就问道：“磨做什么？”怀让回答说：“磨做镜。”马祖问道：“磨砖岂能成镜？”怀让反问道：“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接着，怀让又进一步开导他说：“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马祖闻言，豁然开悟。

    马祖（709—788年），名道一，俗姓马，汉州什邡（今四川什邡县）人，一般称“马祖道一”。马祖开悟后，奉事怀让十年，后来在钟陵（今江西南昌）开元寺，创“洪州宗”，入室弟子有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百丈怀海、南泉普愿、西堂智藏、大珠慧海、盐官齐安、归宗智常、盘山宝积是其中最著名的。百丈怀海、西堂智藏、南泉普愿被称为马祖门下三大士。马祖的禅法经百丈而化出沩仰和临济二宗。

    行思禅师（？—740年），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俗姓刘。从六祖会下得法之后，到吉州青原山般若寺安住精修，弘扬禅宗，世称“青原行思”。行思的资料很少，也是因为弟子石头希迁而知名。

    希迁本姓陈，端州高要（今广东高要）人。他曾住衡山南寺，寺之东有块石头，平整如台。他就在上面结庵，当时的人称其为“石头和尚”。因希迁曾到曹溪找六祖参学，希迁初见行思时，行思就问他：“你从曹溪得着什么来？”希迁回答说：“未到曹溪时也未曾失落什么。”行思又问：“若如此，去曹溪做什么？”希迁回答：“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

    有僧问希迁：“如何是解脱？”希迁反问道：“谁缚汝？”又问：“如何是净土？”他又反问：“谁垢汝？”僧人接着问：“如何是涅槃？”希迁仍是反问：“谁将生死与汝？”

    希迁的著作《参同契》和《草庵歌》在禅门中流传很广。石头希迁的弟子最著名的有天皇道悟和药山惟俨，门下分别流出了云门宗、法眼宗和曹洞宗。其他著名的还有丹霞天然、潮州大颠等。

    从马祖和石头二位大师以后，中国佛教的禅宗，即慧能的南宗，就分为五家宗派，闻名天下。达摩大师在传法与慧可大师时又说了四句偈子：“吾本来兹土，传法度迷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禅宗学者认为，五家宗派的形成和发展，即是偈语的暗示。

    五家宗派具体的传承如下：

    第一家是临济宗。

    马祖传百丈，百丈传黄檗希运，黄檗传临济义玄禅师，因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

    第二家是曹洞宗。

    石头传蔼山，蔼山传云岩，云岩传良介禅师，这个法系是由洞山良介禅师与曹山本寂禅师师徒二人联合创立的，所以叫做曹洞宗。

    第三家是沩仰宗。

    百丈传灵佑禅师，沩山灵佑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了沩仰宗。沩仰宗自仰山禅师开始，只传到第四代。到了宋朝初期这个宗派就已经不大闻名了。

    第四家是云门宗。

    石头传天皇，天皇传龙潭，龙潭传德山，德山传雪峰，雪峰传文偃禅师，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云门宗”。到了南宋时期，这个宗开始逐步趋于衰微。

    第五家是法眼宗。

    雪峰传玄沙，玄沙传罗汉，罗汉传文益禅师，“法眼宗”由文益创立，因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

    五家中，最兴盛的是临济宗。自从临济义玄禅师的最初法脉长沙楚圆大师以后，又分传出两个法系，一是传与南昌黄龙山的慧南大师创立了“黄龙派”，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二是杨岐派，创始人是宜春杨岐山方会大师，因方会住杨岐山（治所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

    禅宗“五家七派”的禅学思想，相差无几，大同小异。归根到底，同出一源，仅是门庭接引学人的宗风有所区别。

    禅宗在五家七派以后，禅风有所改变，有“颂古”“评唱”等一类禅门偈颂行世。临济宗杨岐方会派下的圆悟克勤作《碧岩集》，影响很大。克勤弟子大慧宗杲提倡“看话头禅”，深受士大夫们欢迎。这种佛儒合流的倾向，影响到宋明理学的形成。

    曹洞、临济两家禅学，自宋以后，经元明清三代，至今不绝。但是曹洞宗的势力不如临济宗，俗谓“临天下，曹一角”。

    （九）元代以后禅宗的衰微与没落

    1279年，元建都大都（北京），南宋灭亡。蒙古族上升为统治民族。元王朝实行民族等级制，按照民族的不同和被征服的先后，把国内的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并在官吏的任用和法律地位乃至其他的权利和义务方面，作出了种种不平等的规定。

    虽然元代允许多种宗教并存，甚至宪宗蒙哥（1251—1259年）在对宗教加以保护的基础上，重点扶持佛教，把佛教的地位置于诸教之上。但蒙古贵族崇奉的是喇嘛教，历届皇帝都奉喇嘛教僧人为师，成为元朝的一大制度。由于南人是最低等级，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禅宗自然要受到不小的影响，以至元代形成了“尊教抑禅”的倾向，在政治上，表现出对南人的歧视。

    元王朝为了改变禅僧不重经教的学风，向江南禅宗兴盛地派遣讲经僧人，以此树立传统佛教典籍的权威，甚至支持把禅寺改成“讲寺”，如天台宗僧人性澄，请将国清寺由禅院改成“讲寺”，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

    中唐以来，由于佛教义学的衰微，“从教入禅”是一种时尚，入元以后，僧侣“从禅入教”成为新的潮流。由于北宗在元以后就销声匿迹，南方禅宗的正宗地位和主体地位仍在保持着。对元统治者，南方禅宗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如临济宗的禅师中峰明本，就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而元统治者对南方禅宗也减弱了压力，加强了怀柔的成分，“聘之不至，制金纹袈裟赐之”“加普应国师”，表现出对南方禅宗既有形势的肯定。

    在元代，全国的寺院佛教事务由宣政院统一管理，寺院分为禅、教、律三宗。天台、华严、慈恩三家属“教”，而“律”为佛教各派共同尊奉。喇嘛教因理论与慈恩相通，慈恩便为元代佛教所重。当时的佛教是“二分天下”，形成了所谓“南禅北教”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

    元代临济宗，在北方有海云印简（1202—1257年）一系，南方有雪岩祖钦（1215—1287年）一系。印简被称为中兴临济的人物，不过，此一系的法统并不很长。祖钦系是元代禅宗影响最大的一个支派，其中高峰元妙、中峰明本、云峰妙高、天如惟则、千岩元长是这一派的代表。

    元妙（1238—1295年），号高峰，以话头禅和“三关语”接引和启悟参学者。他著名的三关语是：“大彻底人，本脱生死，因甚命根不断？佛祖公案，只是一个道理，因甚有明与不明？大修行人，当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

    另外，元妙还有“室中三关”——“杲日当空，无所不照，因甚被片云遮却？人人有个影子，寸步不离，因甚踏不着？尽大地是个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烧却？”两种三关语，并行于世，引导参学者了生脱死，彻底参悟。

    明本（1263—1323年），号中峰，明本是元妙弟子中的佼佼者。他的禅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宗杲“看话禅”的复兴和对其他禅法的批判上。另外，禅净一致的理论，虽不是明本的独创，但他提出“禅即净土，净土即禅”，将“话头禅”与念佛法门结合起来，则是他的发明。

    在元代密、教、禅、律四宗并存的局面下，明本提出禅宗是“一佛大觉圆满之心”，虽然四宗都是“一佛之旨”，没有高下优劣，但明本的禅学理论，既有为当时禅宗地位低下抱不平的成分，也有他对禅宗的自信。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他主张以儒术治天下，治定了严密而有极强针对性的宗教政策，诏令禁止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等他认定的“邪教”。为达到“化愚俗、弥边患”的政治目的，明统治者还多次对番僧（喇嘛）给予过高的待遇，以致引起朝野不满，最后世宗（1522—1566年）不得不“复汰番僧”，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越来越小。

    明统治者建立和健全僧司机构，强化佛教管理，朱元璋还多次颁布诏令，把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等，僧人也相应分为三宗，要求“各承宗派，集众为寺”，甚至对僧人的服装也加以具体的规定，这种严苛的政治环境，限制了禅宗的自由，切断了禅宗与其群众基础的联系，导致了禅宗的自然衰亡。

    明初著名的禅师多出自临济宗。最有影响的是楚石梵琦（1296—1370年）。他得法于元叟行端，是大慧宗杲的五世法孙。有国初“第一宗师”之称。明中叶以后，有笑岩德宝（1512—1581年），得法于龙泉寺之无闻明聪禅师，是中峰明本的八世法孙。笑岩德宝是明代最著名的禅师之一。德宝提倡“念佛禅”，以念佛来取代参禅，主张默念“阿弥陀佛”“如此用心，不消半年一载，话头自成”。

    他说：“净心一志念道……念道即是念佛，念佛即是念自心，自心能成自己佛。”

    笑岩德宝门下有幻有正传（1549—1614年），正传门下又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和雪峤圆信三位各传禅于一方的名僧，在当时被称为“临济中兴”。

    曹洞宗在元代的代表人物北方有万松行秀（1166—1246年），南方有天童如净（1163—1228年），两位禅师被称为曹洞宗的两大宗匠。到了明代，著名的禅师则是无明慧经（1548—1618年）及其弟子博山元来（1575—1630年）和鼓山元贤（1578—1657年）。但总的看，随着佛教在入宋以后的衰落，禅宗在明清时期，已开始出现颓败的情景。清世宗雍正在一道上谕中批判当时“师以盲传，弟以盲受。人人提倡宗乘，个个不了自心。岂不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垂绝如线？……甚至名利熏心，造大妄语，动称悟道，喝佛骂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卖拂卖衣，同于市井！……虽宗徒愈盛，而宗旨愈泯矣”！

    世宗的这道上谕，揭示了当时禅学走向没落的情形。明清时期，出现了各种灯录和语录，禅学进一步文字化和义理化。许多著名的禅师，也都倡导禅净合一、禅净双修，禅宗出现了归向净土宗的倾向。宋明时期理学盛行，禅学开始依附于理学，佛教同儒道融合，在禅儒一致、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发展趋势中，禅学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而走向没落。

    尽管如此，中国禅学的文化精神，早已融入了传统文化思想之中，并对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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