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边界东侧的河水通常向东流，与山西交界的河北西部地区多山地，中部和南部是广阔的冲积平原。我总是很好奇，中国将如何在没有山的平原上展开游击战的呢？那岂不是直接将自己暴露在敌军的眼皮底下吗？
离开长城之后我们来到了龙泉关口。1900年的战火硝烟仿佛还没有散去，残垣断壁仿佛在诉说着八国联军侵入北平后德军在此猖狂实施的暴行。如果走空中线路的话，到这里约有一百五十英里，在来这儿之前，我并不知道联军竟在那次战役中入侵到了这么远的地方。
快到达时，当地的儿童、妇女、农民和商人出来迎接我们。冬天的西行之旅中，我曾在这里借宿过一夜，现在能回来考察这里人民政治的进展情况真是有趣。他们的民族情绪高昂，看起来每个人都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反日工作。妇女们在为军队制作鞋子，傍晚时还能看到成群的妇女缝制衣服。村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了，年长的男性还要在地里劳动，因此一些妇女承担起了村里自卫队的工作。村入口检查我们通行证的哨兵就是其中的一位女性。
儿童们除了学习外还承担了村里的清洁工作，偶尔能看见他们用当地一种灌木扎的扫帚清理街道。但是生活不完全只是工作而已。白天学校上课，晚上大家聚集到旧庙前唱歌、演讲，或是听战争形势的最新报告。
我们进入了一个富裕一点的乡里，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向沙河河谷前进时，看到了种满谷物的梯田和长满白菜、土豆、玉米和大豆的菜园子。在坡上耕种的农民使用的都是短锄头，他们一只手拄在矮木桩上支撑身体，另一只手用来锄地。不久后我在平原地区又见到了长锄头。中国真是一个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民族。
太阳落山前我们到了阜平，这次可不像1月份时那么热闹了。日军曾在3月时占领了这座城，将近一半的建筑被毁于一旦，人口也只剩下原来的二分之一。所幸留下来的这些人还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并且在县长黄伟喜（音译）的领导下迅速重建了家园，恢复了秩序。这位县长才毕业一两年，上次我来的时候曾见过他。这是一场年轻人的战争，尤其在这些游击区内，年轻人肩负着人民和军事的双重责任。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惊喜等着我：美联社的记者霍尔德·汉森也在这里。他正要西游，正巧也在这个镇子上逗留。早在1934年汉森初到北平时我就认识了他，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即便是那些试图在东方错综复杂的政治中努力寻求一方地位的日子里，他始终都显示了不同反响的勇气和为人民解决困难的优秀品格。除了日常的教书工作外，他在地区事务上也表现得很活跃，对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着研究。作为一个记者，他来到这里想要亲历战争是情理之中的。这趟旅程使他成为了第一个访问山西和河北游击战区的西方记者。
汉森离开北平已将近一月，这一个月里，他的胡子也放肆地生长着。对不怎么留胡子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蓬乱的红胡子的确有点吓人，我们几乎整夜都在畅谈。我已经两个半月没有跟外界有过任何的联系，而他正好可以提供我想知道的最新消息。早上时，我们两个互相交换了警卫队，然后向着相反的方向各自出发了。他在两个月后出现在了西安，而我在穿越了山东省后又进入了郑州的自由中国。
汪洋是这几个小伙子里唯一一个吸烟的。他对我的烟斗一直很赞赏，我有两个，于是就送了他一个。我时常跟同行的军队分享我的烟叶，于是很快就见了底。汪洋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喋喋不休地说着阜平出产的烟草在中国北方有多么出名。现在我有了充足的补充了。这是一种最受中国农民喜爱的细长的黄色烟叶，是货真价实的烟草。从阜平骑马向南时我们抽得很起劲，还不停地称赞着它们优良的品质。
我们脚下的路是日本人在3月份入侵阜平时走过的路，一路上鲜能看到房屋。一些村民回到了村子里重新开始生活，不过仍然还有很多人逃亡在外。现在正是夏收的季节，多种水果和蔬菜的丰收使他们不必为食物发愁。
又骑行了二十二英里后，我们拐进了北面的主路，在翻过了一座矮山后眼前出现了一个富饶肥沃的山谷，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游击队司令部停了下来。当地的司令官和军官们都去战场为一次旨在肃清京口铁路沿线的日军的协同作战做准备了。这次行动将会在三天后庆祝抗战一周年的夜里发动。司令部之中笼罩着一层将有大事发生的紧张感。
军事区的第四团接到命令要护送我们穿越日军在铁路沿线的封锁线。第二天我们继续向东往前线外十英里的司令部去。
王子峰（音译）负责指挥第四团。他的身材消瘦，双颊下陷，看起来有点消化不良，但是事实证明他的确是一名高级军官。他在细节上精益求精，团内的大小事务都要像机器中的零件一样可丁可卯，不能出现任何差池。官兵们穿着整洁，完成任务时有质有量。这里的自律同我在八路军的部队里看到的一样，但王同志对于细节的追求使他的部队有着其他队伍所没有的效率。
他安静地向我们解释着我们将不得不在这里过夜，然后在六日的清晨到达铁路附近的指定地点，穿越封锁线会在深夜进行。
那天晚上，我们在由拆下的门板和马形木架搭成的床躺下后，王子峰就来了。他告诉了我这个地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抗日的。他娓娓向我道来这个地区的抗日历史，一个个故事清楚地展现了在日本占领地区的人民是如何反抗的。
“去年九月平型关大捷后，”他开始说道，“朱德总司令把一一五师的一个旅派到了阜平寻找补给顺便组织群众运动。一个由王平（音译）任主席的动员委员会马上设立起来了。多年来，河北人民在家里都有用来对付土匪的枪支，现在这些枪支被收集起来配给武装游击队和自卫组织。几天之后，这个旅就被派往山西的繁峙参与对日作战，只留下一个营的兵力继续在阜平进行日常工作。
“王平在各个村镇之间奔走，组织动员委员会和宣传队。因为日军的入侵，多数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四处逃散，旧的政府部门也因此陷入瘫痪，当务之急是恢复社会秩序并且让人们相信团结合作才是抗击侵略者的有效途径。我也在协助开展这项工作，并且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建立第十团游击队上面。12月，聂荣臻在阜平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自此，我们组织工作的进度加快了。这个地区成了河北西部的第四区，而我的团也就变成了第四团。”
整件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能想象出他在解决发展问题时可能遇到的千万个问题。政治管理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而对人们进行道德理论上的教育才是难中之难。招募新兵、配备武器、部队训练本身都会遇到很多问题，除了这些，还要供养组织、情报部门，同时还要抵御日军的搜寻队。然而在八个月后的今天，民政部门的职能已经步入了正轨，人民坚信最终的胜利会属于自己，这个团也成了一支团结一致、装备优良、经过系统训练的优异部队。
“你的团打过的仗多吗，王同志？”我问。
他不置可否地冲我笑了笑。“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出战，”他回答道，“我们削弱了铁路沿线的日军力量。2月26日，我们在上川大战一场，敌军派出了一千人进攻完县。他们的纵队配有八十四辆卡车、十二辆坦克、一百名骑兵和十六门反坦克炮，而我只用了两个营的兵力攻击他们在上川的侧防线，又用了一个营的兵力突袭他们的后方。日本人在天亮前撤退了，跟他们一起撤退的还有三卡车尸体。我们估计日军损失了一百名士兵，而我们只伤亡了五十二人，包括一个营长和两个连长。”
7月6日的清晨，我们在一支由二十四名骑兵组成的小分队的护送下向铁路线出发。这支队伍是我们见过的外表最讲究的队伍。他们的装备都是统一的，每个人的被子和卫生用品都被收在蓝白格子的棉布鞍袋里，再按中国的习惯搭在马背上。马鞍的规格也是统一的，全部都是从日军那缴获来的。骑在马上的士兵都把步枪吊在左肘下，看起来都是老手。
我们经过的一个地区展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好景象。士兵们正铺设电话线，一队抬着担架的纵队也在前进，带着简陋户外工具的农民们也在各处集合准备拆毁铁路。大家都很富有幽默感，虽然并没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可路过时还是报我们以友好的微笑。战争已经持续一年了，战争一点点地消耗着他们的身体和心灵的同时还要跟敌人斗智斗勇，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情。
我们顺着一条狭窄蜿蜒的小路慢跑进入一个距离铁路线五英里的村子。突然间，领队停下来下了马，这是让大家跟着他做的信号。好像变魔术一样，几个老百姓突然出现牵起我们的马就往街道上跑。一个男人抓住了我的肩膀，拉着我穿过了附近一个屋子墙上的洞。在快步走过了几条窄街后我们来到了一个专门送丧的人家。院子的四边堆放着三层又重又厚的木质棺材。三个小伙子紧随着我，随从人员告诉我，我们得在这里待到日落。
事情发生得太快，神秘的色彩挥之不去，我们都因跑得太快而浑身大汗，感到十分兴奋。欧阳观察了一下形势——
“这个镇子经常被日军侵占，”他解释说，“因为它在被占领的铁路区以内。虽然老百姓对我们很忠诚，但是村子里也有可能有特务，往往部队在通过时都会尽快地离开城内。”
院子里非常热，我们一整天都过得无所事事，喝喝热茶，搧搧扇子。同时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夜里可能会遭受的危险。傍晚时分我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和歌声。随从告诉我们，村子里正在开群众大会，为镇上准备出发去拆毁铁路做准备。
我们再次骑上马慢慢悠悠向东前进时已经是黄昏了。种满了小麦、谷子和高粱的田野绿油油的。我们的北边是一支黑压压的纵队，长长的队伍正在穿过田野向东北方向前进，我们的南边也有着同样一支纵队。大概是附近村子里出发去拆毁铁路线的老百姓。村里通常只留有妇女、老人和儿童。他们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阴郁。在过去的一年里，相似的场景已经出现过太多次，不同的纵队向东而去，等再次折返时，人数总比出发时少得多。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不是荣耀，而是残酷的现实，他们的生命和家园都处在威胁之下。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了脚步等待夜色的降临。村民们立即拿来了一只装满了开水的大锅和几盘馒头。一群热心人围在了我的周围，好奇我的国籍。当我告诉他们时，所有人都一边惊呼一边按中国特有的流行方式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他们眉开眼笑地跟我说：“美国挺好。”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赞美别人最好的一句话了。诚然，他们把我当成一名志愿者。我们离去时，一个老汉大声地冲我们喊：“替我打死一个日本人，把他捆在你的马上给我带回来。”
我们快到铁路时，枪声四起，子弹从南向北不断飞来攻击着要镇。整条封锁线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四五百码开外的地平线上有个建筑隐约可见。我后面的一个战士从一旁迎头赶上。“那是个车站，”他说，“车站边上有个混凝土的炮台，那里面有四十个日本兵，但是他们晚上不会出来。”
突然间，我们扬鞭小跑了起来，策马跑过铁道后一头扎进了一条树林密布的小路上。车站那边也响起了枪声，我们没有理会。北边也传来了轰轰的炮声。于是我们放慢了速度，在这无与伦比的蓝色夜空下漫步。
午夜过后，我们到了一个临近滹沱河的村子。我曾在山西两度、河北西部一度横渡这条河。河水水面现在已经涨到了半英里宽了。我们没有理由仓促渡河，于是我们给马下了鞍，在柳树丛下休息，等待天亮再渡河更加稳妥。拂晓时分，我们骑上马，过了河之后到了定县县长所在的李清县，他原本的镇子已经被日军占领了。
在河北中部，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土壤肥沃了，庄稼增加了不少品种，长势也变好了。村子里出现了一些富有的村民，这一点从如雨后春笋般的大房子就能看出来，穿着长袍的商人、知识分子和地主的人数明显也增多了。第二天我们启程去安国时惊讶地发现，货物的运输也更加现代化。他们不再用牲畜驮运我们的行李，而是把行李装在一辆开得很慢、无弹簧阀的手推车上——这种车被称为北京大车。
县长亲自护送我们去了以出产中草药闻名的安国，这座城最近才从日军手中收复回来。冀中军事指战员吕正操派了戴维·黄译者注：即黄敏。在安国迎接我们。
戴维·黄是位老朋友了。他的个子不高，身强体壮，充满着活力，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戴维的行事作风非常得友好，他的热心肠更让人欲罢不能。他是民主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狂热的追随者，多年以来，他曾多次在天津和北平的大学里向学生们灌输他深信不疑的理论。在1月时，我曾经在阜平见过他，当时他担任军事学院的政治教育一职。现在他为冀中政府做着同样的工作。
“欢迎到冀中来，”他神采奕奕地说，“你觉得我们的新中国怎么样？”
我告诉他，新中国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尤其是富人阶层同农民之间的合作。
“我们这边进展不错，”他回答得很严肃，“但是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这儿的人民接受教育的情况比山西那边好很多。日本人的暴行让上层社会的人们意识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是很难生活的，他们也足够理智，能够看清只有各阶层团结合作才能抗敌成功。”
接着他又指出了我已经注意到的两点：这里的军队领导大多是来自于满洲军前任将军万福麟的部下，政治领导人则来自于八路军。
戴维·黄骑来一辆摩托车，把我送到了位于东北方向五十五英里外的任丘司令部。不过，我们在博野停留了一宿跟我的老朋友、来自北平的前任教授杨秀峰聊了聊。上次见他是在山东的聊城，在我第一次穿越日军防线之前。
他和他的妻子正打算为我在山西和陕西见过的领导人开设一所军事和政治培训学校。学校将在8月初开课，但是现在已经接到了上千张申请，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和平时期大学里的学生。
那天晚上我陪同他参加了一个该区政治军事领导的会议，主要内容是探讨近几周的工作，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
会上的批评没有给大家带去负面情绪，这是个健康的信号。他们认为铁路东部津浦铁路沿线的游击活动差强人意，需要改进。保存过剩食物的技术也是个薄弱环节。我们眼下储存了大量的食物，但是在平原地带保护粮食免遭侵略者的觊觎不是件容易的事。会议专门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此事。
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老百姓过于自信，虽然他们在最近与日本人的博弈中占了上风，但是却绝不能沉迷于这种流于表面的安全感，不能放松警惕，还要继续加强合作。
最后一个问题是农民协会中会员与非会员的差别问题。会议主席提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是否能让农民之间的合作完善起来，使农民协会的会员得到明显的好处。但是，他还补充到，我们还要确保会员和非会员之间不要起冲突和摩擦。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的兄弟。
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任丘，途中经过了几个一度被日军占领的工业城市。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日益壮大，威胁到了日方的交通运输线，导致了日军不得不撤军。到处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不过，很显然这儿的社会平等和个人自律的进展情况不如山西。这里的思想教育工作刚开展不久，缺少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尽管如此，在距离北平和天津的日军基地七十英里、铁路线以东二十英里的地区进行的这些活动还是难能可贵的。
司令部在离任丘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司令员吕正操和冀中地区的总督李振涛（音译）带着一个营仪仗队迎接了我们。
吕司令四十岁上下，低调不惹人注意，在战争初期，他曾当过万福麟的满洲军的团长。他身上有一种经过训练后的军官独有的威武做派和自信，考虑问题周到细致，尊重他人的感受，这些特质使他能得到人们的信任。
李振涛总督比他年轻很多，虽亲切友好，却没有个性，外貌平平。他现在的职务只是暂时的，再过几周就将由从汉口调任过来的曾经做冯玉祥手下的鹿钟麟将军接替了。
这儿的情况跟八路军军队有些相似，也有小鬼和警卫员，人们之间不讲繁文缛节，大家相亲相爱，同志情谊深厚。司令部用无线电设备同五台地区政府联络，同冀中地区内的防御区则使用无限电和有线电设备双管齐下。
那天夜里，吕司令和戴维·黄来我这儿聊天，我获知了一些关于这里的抗日组织建立过程的信息。但是我首先想知道的是我们抵达的那天夜里发生在铁路沿线的战斗的结果。
“我们的部队与铁路西边的抗日力量合作，”吕说，“联合起来对日军的各个旅进行攻击。我们占领了一些城镇，但是敌军的增援部队到来后又失守了。我们占领了定县和保定府的车站，拆毁了一些地方上的铁路，保定府城北的一座桥被毁，铁路运输一共中断了三天。其间有三辆火车失事损毁。”
还有一些7、8月份日军刚开始侵入时发展抗日力量的故事。“那时我指挥五十三军的六九一团，”他说，“日军沿平汉铁路向南推进时，我们团负责拖延战。10月1日，我们到达了北平南部二百英里的赵县。在执行保护西面的左侧防线任务时突然发现我们被包围了。向东突围时我们只剩下了一个营的兵力。因为同军队其余部分的联系被切断，我们也没法请求增援。我通过无线电告诉万福麟将军，我们可能要留在在河北打游击战了。
“在博野，有一些学生自发组织了人民自卫队，继续向北，一部分八路军也穿越了铁路线。他们的领导在高阳、蠡县和任丘组织游击队，传授战斗的要领。这些组织的代表委托我做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为了更好的合作，我答应了他们。
“12月份，尽管我们进行了奋力反击，可日军还是占领了高阳和其他城市。我认识到我们急需学习更多的游击战术，于是派遣一部分部队到了铁路西边学习八路军的战斗经验。1月份的时候，他们带着在八路军那儿学来的经验技巧回来了，计划组织老百姓建立一个游击队。
“八路军派给我们一些受过训练的政治干部，加上我从以前的团里挑选出的一些人组成了新的游击团。他们为了北部地区更好地合作作战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我们也加入他们成为了成员之一。理论上说，这里属于第一战区，应受郑州的程潜将军领导，但是程潜将军远在三百五十英里外，中间还隔着神出鬼没的日军，这给程潜将军的管理带来了重重困难。”
我问吕同志，他是如何在没有丘陵和山地的平原克服了游击战的种种阻力的。
“这比普通游击战难太多了，”他回道，“尤其是在敌人使用机械化的设备和飞机时。但幸运的是，河北有很多河流和数量众多的丛林。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我们几乎只在夜里行动，情报部门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关于日军行动的全部消息，我们完全能利用我们眼前的条件发动攻击。”
他也同在五台的聂荣臻一样强调了这一点：这里的政府是临时的，这片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都处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所有的重大政治决策问题都要提交到在汉口的中央政府获得认可。
“你想去北平吗？”第二天清晨吕司令问我。
我受宠若惊。“你是说你的人能把我送进北平城里而不让日本人发现吗？”我问道。
“是的，如果你还有三天空余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用一天时间就把你送进城，在城里呆一天，第三天再把你接回来。日本人什么都不会发觉。”
作为一场冒险，访问北平将会很激动人心，但是我在思考了利弊之后还是放弃了，因为这种行为没什么意义。我相信这些人能够实现他们的承诺，但是考察北平城不在我的任务范围之内，况且万一我被逮捕，中国人送给我的地图和笔记对于日本人来说可是无价之宝。
我向吕解释了我的担忧，他表示赏识地笑了。取而代之的是我要前往距北平仅五十英里的设于霸县的北部前哨。我在这里见到了大量的从日军处缴获的战利品，包括对游击战来说用处很大的掷弹筒。掷弹筒长八点五英寸，装有来复线，筒内还有一个可以用拇指螺丝上下推动以便调整射程的撞针。筒身重约十二磅，炮弹直径两英寸，高四英寸，比枪榴弹要大，比迫击炮稍小。他们对这些武器进行了测试，精确射程约六百米。德国制式。
三个小伙子和我开会探讨了我们下一步的路线。12月时我在辽城，当时指挥一二九师的徐向前目前在冀南的南宫组织当地的生产生活。我们决定先去找他，该地距我们大概一百四十五英里，接着向东走进入山东。商量好的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
在内陆地区的旅程我十分小心地预防着痢疾，只吃熟食和自己削皮的水果。哪怕在正式的中国晚宴上也不会使用他们提供的热毛巾以防感染沙眼。冬天时，我的身体状况很好，但是现在，虽然我做了预防措施，可还是染上了痢疾和沙眼。我有办法处理痢疾，可小药箱中却没什么药物能治得了沙眼，这里也没有正经的医生。
肉体上的病痛盖过了精神上的痛苦。穿越冀中向南走时，我的两眼充满了粘液，我以为自己要失明了。因此，当我们发现镇上有一个来自新西兰的护士时，我舒了一口气，普利斯小姐是位健壮、热心的女性，在当地的教会医院已经工作了十五年。看到我紧张成这个样子她也忍不住笑了。
“沙眼！”她简短地说。“这没什么，我们大家迟早都要得的。”接着她给我开了点药阻止病情恶化。
整个旅程都是很愉快的，这只是旅途中的一个小意外。每个城镇都能看到人们在为长期抗战做着准备，多余的食物都被藏起来了，一般是埋在地下，老百姓们也都接受了思想教育，这对加强克服困难的意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正是吃西瓜的好季节，在酷热天里我们经常停下来休息。在一个喜欢喝热水的国家，能用熟西瓜刺激一下味觉成了一件奢侈的事。西瓜有很多品种，最美味的是三白瓜。三白瓜成熟时的皮、籽和瓤都是白色的，它也因此得名。
我们又平安地渡了河。在安阳和束鹿之间，我尴尬地发现我的裤子前面被烧出了一大片破洞。发现时我正惬意地抽着烟斗大步往前走，忽然我的大腿上传来了烧灼感。低头一看原来是烟灰掉到了大腿上，引燃了卡其布的短裤，烧出了两只手大的一个破洞。
进入束鹿县时将会有一些欢迎活动，而我现在很明显是无法见人的。更糟糕的是，拉着我们行李的大车已经走到了我们前面。于是我们快马加鞭，大家都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我们在追了五英里后赶上了大车。小伙子们和护送我们的士兵围住我以遮住村民们好奇的目光，好让我换上体面的行头。但是这件事真的太好笑了，在前往黄河的路途中，这件事总能让我打起精神。
在五天的艰难跋涉后，我们到达了南宫。再次见到徐向前让我感到很高兴，他还是像我在辽城见到他时那样的和蔼、慈祥，但是他现在瘦了，看上去也很疲倦。
辽城是水果之乡，我们停留的这两天里，但凡我们聊天，小鬼们就会端来桃子、梨、和苹果。朱德的副政委邓小平也在这里视察工作，他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这里有一种冀中地区缺乏的沉着的信念。其中的不同大概是源于领导人低调的自信。这儿的八路军对自己有信心。在漫长的反击日军的岁月中，他们已经全方位地考虑过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所有问题。他们的想法清楚无误。同样，他们对自己的军事策略和执行能力深信不疑。
冀中地区位于河北南部边界、平汉铁路东部和山东境内的大运河西部之间。南部边界正好是大明北线的一部分。河北省的版图在这里变窄成了一个锅手柄一直延伸到黄河。冀中地区的面积约有八千平方英里，约同于马萨诸塞州的面积。
日军曾经一度占领了贯穿这一地区东西、连接两条铁路的一条公路，给沿线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折磨。日本人继续进军时，中国的常规部队也追向了南方，村民们只好靠自己的手段谋生。他们中的有些人做了土匪，还有一些人想组织队伍保卫家园。但是他们没什么计划，力量也不集中。
“那时是12月份，”徐向前告诉我，“这些地区一些城镇的代表来到了我们在辽城的司令部（山西境内），请求我们帮助他们组建游击队。当时我们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于是派了三个接受过训练的人同他们一起回去，几个星期之后又加派了二十四个人。到了1月份，我们又派去了四个连的兵力。这些人有能力将巨鹿和南宫的老百姓组织起来，并且建了一个基地。3月份的时候，宋任穷带来了一个骑兵连，将基地的范围扩大了。在4月的上党堡胜利后，我带着主力部队来了这儿。”
“你们是怎么在上党堡击退日军的？”我问。
“那天是3月11日，”他说，“日军一支约有三千人的纵队和一辆载有一百八十辆卡车的火车通过关口进入了山西。我们伏击了他们的侧线，消灭了近千数的敌军。最激动的是我们把他们的卡车全都烧了。”
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对付那些中国土匪的。“你们也消灭他们吗？”我问。
“不会的，除非在我们解释他们会对中国的老百姓造成伤害之后还一意孤行。”他回答我说。接着他又告诉我，收编进八路军部队的土匪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他们必须要同意：
1.反抗日军直到他们撤出中国；
2.服从八路军的命令；
3.接受政治教育和政治领导；
4.避免伤害百姓；
5.上报日常的开支；
6.接受八路军的津贴薪金（战士每月一美元，司令每月五美元）；
7.同食一锅饭。
他说起了叛军（指日军招募入伍的中国人），必须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才能证明他们的忠诚——消灭日军。
“光这个地区就有五千名左右这样的士兵。”他笑着说。
“我们讨论这些情况时，徐同志，”我说，“我想知道你们每个士兵都要宣誓履行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邓小平在我们聊天时一直在径自吃着水果。说到这个话题时他向后靠在了椅背上，表示很感兴趣。
“原则就是，”他说，“第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全国军事力量的协同合作；第三，全国人民的协同合作；第四，改革政治机构；第五，实行抗日的对外政策；第六，实行战时经济政策；第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第八，抗日的教育政策；第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还有最重要的第十点，确保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举出这些纲领时，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照我在山西和河北看到的实施情况。他说的每一条纲领都有对应的实例。自从离开晋江后，我到的每个地方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到来了，倾盆大雨已经整整下了两天，我们的行程也因此耽搁。不过这也让我多了些能够跟徐、邓二人接触的机会。
在参加八路军以前的邓小平是个普通工人。他曾花费数年时间在法国研究当地的工人运动。邓小平是个矮个子，身体强壮，思想像芥末一样敏锐。
停留几日的一个下午，我们谈论的话题涉及了整个国际政治领域，他所掌握的信息之广让我很惊讶。其中的一则消息着实让我目瞪口呆。
“去年，”他说，“美国将自己从国外购得的一半军火都提供给了日本。”
“你确定吗？”我问。在我的认知中，美国人的同情一直压倒性地倒向受到侵略的中国，在内地的八个月里，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我都会默认美国当然会拒绝把战时物资卖给侵略国。这是多么盲目而极端的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是在第一年战争爆发时由一家美国的新闻社提供的。”
我感到很苦闷，跟他说一定是那些人搞错了。我无法相信美国人会蓄意搅进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止境的屠杀和蹂躏的邪恶战争中来。
徐向前进了屋，我们的谈话转向了另一个话题。我向他打听了这个地区的现状。
“日军现在还占据着铁路沿线的几个镇子和我们南边的大名。周边地区内的土匪已经被肃清，但是南边的状况还不是很乐观。大名和黄河间的地区领导人丁树本很值得信任。我们已经给他提供了一些援助。”
他想知道我打算怎么回到汉口去。
“我想多看看山东的情况，”我回答，“我还希望能够穿越黄河和郑州以西地区。”
“如果你找不到护送你的警卫队的话，”他告诉我，“就回这儿来，我们总有办法把你送过去的。”后来他的这句话果然应验了。
当我们离开南宫前往山东省内第一大城市林清时已经是6月底了。街道因为连续的大雨被淹了，不过地里的庄稼还是那么绿油油的。园子里种着豆子、玉米、高粱、谷子和芝麻，偶尔还能看见大片的棉花。从这里到临清只有五十英里，只消一天我们就到了。
我们距离镇子还有一英里远的时候就看到了一群人骑着马向我们走来。快到时，一个人策马前进挥着帽子冲了过来，嘴里不停地大喊着“欢迎欢迎”。刹那间我认出了他，他就是孔庆德，那位走起路来像豹子滑行一样的营长，去年1月份时就是他把我从正太铁路线送过去的。”
他下了马，我们两个拥抱在一起。他那张敏感诚实的脸上容光焕发，用一种八路军士兵常见的密友般充满激情的方式紧握住了我的手。
“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了，孔同志？”我问。
“几天前我带着我的团来了这儿，”他回道，然后谦虚地说，“我现在指挥的是你在皋落见到的那个团。前任团长陈锡联在一次战斗中被打中了脸颊，现在是我们的副旅长了。”
看到他让我发自内心的高兴，一是因为我们曾经一起行军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二是因为我之前担心过我在山东的接待问题。
在城门口，一大群人被拦在了一条横穿街道的绳子后，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听了后咧着嘴笑了。
“我从徐向前同志那听到了你要来的消息，正好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海军上将也在这儿，我就告诉了他关于你的事情，他准备来欢迎你。”
我们向着城里走去。其它城市也会有团体前来迎接，可是没有一个能与这里的相媲美。在离我们还有一百码的距离时，一个手里攥满了卡片的士兵跑了出来。这些卡片得有五十张，来自于各个省政府主席、部队指挥官、重要城市和各县官员们。我也该捡起我的社交礼仪了。
不过在省界上没有正式的欢迎仪式。省政府主席的秘书雷博士和这个地区的军事将领韩将军先迎接我们，随后是低一级别的官员，在他们后边是从道路两旁往路中间涌去的男男女女和儿童。他们手里拿着代表学生、商人、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横幅，有些人在唱歌，还有一些在喊着口号。在这种场合下想要知道前来迎接我们的官员的名字简直是不可能的。
警卫员们在人群中挤出了一条通往人力车泊车的小路。自从三个半月前离开西安后，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人力车。进城的路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群众，坐车还不如走路快。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到了美国博德教会医院。
这样热烈的欢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美国在人民群众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这是个向美国示好的机会；另一个原因，这也是一次当地官员集中展现人民热情的绝好机会，借此可以激励人民更加努力地抗战。
我被告知，自从日本人入侵中国以来，医院的外国医护人员都撤离了。省政府主席决定把我们安顿在一个医生家里，还把他的私人厨师派来照顾我们这几天的饮食问题。
我尽快清洗去了旅途上的一身污垢，陪着雷博士一起正式地访问省政府主席。雷博士五十七岁，谦逊，仪表堂堂。不凡的风度和优雅的行为举止都显示出了他上流社会的文化教养。他用一种缓慢但是清晰明了的英语对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请我坐下。一个勤务兵端来了米酒和雪茄。
对于中国人来说，海军上将沈鸿烈有着极不寻常的一生。他出生于湖北，先是接受了传统教育，后来上了武昌的军事学校，又在日本学习了七年的海军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访问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中国观察团成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又担任了满洲海军舰队的总司令。在抗战初期他就任青岛市（山东省最主要的港口城市）市长一职，这一职务使他在海外闻名。执行了蒋委员长的命令，在日军攻占青岛之前将本市的日本工厂付之一炬的也是他。
去年1月份，前任省长韩复榘因为不服从命令，没能保住山东省而被正法，沈鸿烈被指名接替这一职务。
在谢过了他的热情款待后，我问他司令部是否会一直在临清。
“不会的，”他轻弹了一下雪茄烟上的烟灰说，“这些天我都把司令部放在我的裤子后兜儿里，我到哪里，司令部就到哪里。山东一共有一百零七个县，被划分成了十二个行政区。我在各区之间来回视察，组织武装力量，重建交通运输，尝试着给人民建立起新的信心，力求反抗更有效率。”
沈鸿烈问起了亚内尔海军上将和美国海军的将领们。多年来，青岛都是我们的亚洲舰队的夏季司令部，作为青岛的市长，他当然认识我们的高级将领们。他调侃地说起一个海军上将现在竟在内陆指挥军事行动，这听起来太不相称了。当我起身告辞时，他陪着我一起到了医院，并且留在那儿吃了晚饭。
黄河以南地区的统一战线对于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自由的中国来说是必经之路。为了加快我们最后的旅行计划的实施，在晚饭时间我询问了省政府主席通过敌人防线的可能性。他认为机会很小。他告诉我说，这个计划实行起来要花费几天到几周不等，在准备期间我可以待在这儿。如果不是我要尽快回到汉口去，这样的安排对我来说还是很诱人的，于是我向他提议，如果山东这条路不好走的话，八路军可以安排警卫队可以护送我去南边。主席答应我晚上会给郑州的程潜将军拍个电报。
在第二天的日记开头中我这样写道：“早餐的水果、粥、鸡蛋、烤面包和咖啡给今天开了个好头，这是一顿多么美味的早餐啊！”几个月来，我已经成功地适应了中国的饮食习惯，毕竟我们都是受习惯支配的人类。能在山东吃到一顿地道的美式早餐，引起了我越来越浓厚的思乡之情。
上午我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雷博士陪同我和几个小伙子去了城边的一个分会场。装饰了旗帜的主席台前坐着一万多人。台上与政府主席同席的有共产党、国民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
大会以国民党的形式开始，先宣读国父孙中山的遗愿，全体与会人员向主席台上挂着的正在俯视人群的孙中山照片三鞠躬。这是个欢迎会，每位代表都上台进行了简短的致辞，最后是省政府主席沉稳而实事求是的讲话。在场的群众实在是太多，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听得清讲话，不过坐在前面的人向后面的人转述了发言的重点。
轮到我上台时，我像平常一样阐述了美国的政策。人们听得最认真的是结尾时韩将军的发言。韩将军是另外一位冯玉祥派来的人，他自称是老百姓的一分子，是一位讲话极具号召力的演说家。他走到了台上，弯下腰，显得自己平易近人。他义愤填膺地诉说着日军的残暴，呼吁大家激发起爱国主义情怀。他一边说，手还不停挥舞着手势；他变换了嗓音，用尖细的声音模仿卖国贼是如何投靠日本人的，他踱着小碎步在台上走来走去。群众们看到这样的场景都大笑起来。快结束时，他以叙事诗般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行为，号召大家都来支持他们。大会用雷鸣般的掌声回应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大会最后在国歌声中落幕。
程潜将军打电话告诉政府主席，他可以提供两条不同的南去线路给我。一条是横渡黄河后直接向南，再向西进入河南境内的郑州。这条路的安全系数高一些，但是路程长一些，还要横穿一个被河水淹没的地区。另一条路线是先南行一百一十五英里去濮城，在黄河北岸向西行一百五十英里抵达郑州南边的一个地方渡过黄河。这条路线经过的地方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抗日战线，而且还要从两个间隔只有二十英里的日军防御区通过。这条路线比较短，还能够感受一下情况不明朗地区的人民的精神状况，于是我选择了这一条。
但是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玩笑。我的沙眼恶化了，没出河北时就发起了高烧。虽然医院里的外国医护人员已经撤走，但还有一个中国男护士坚守在这里。他每天照常来上班，病号房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我找到了他给我治病。
“我们在这儿的一间实验室有技术人员，”他告诉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可以给你验验血，查出发烧的病因。”
我同意了，化验的结果表明了我染上了回归热，这种病跟斑疹伤寒有点类似，都是通过虱子传染的，在华北地区尤其是山西陕西一带很流行。可我还是第一次碰上。
“有什么特效药吗？”我问技术人员。
“六零六，一种注射药品。”他简短回答我。
“你能给我注射吗？”我问。
“当然了。”他说。
他熟练地给我打了针，六个小时之后我的烧退了，病情也没有反复。
后来我听说这个护士曾经在郑州的浸礼会教会医院接受过埃利斯医生的培训。
我经常跟政府主席和八路军的孔团长聊天。我能够看出，在主席代表的国民党和八路军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尤其是在如何发展省内的抗日力量这个问题上最甚。主席强烈反对人民发动，特别是政治方面。
“我对文化团体没什么异议，”他说，“但是国民党是执政党，人民必须遵守他们的决策。”
他表示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军事权力都已经授权给了地方的行政官。他计划在各个行政区和县组织武装力量，使这些区都有足够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
另一方面，八路军认为应该通过改善社会福利，跟人民讲解代议制度的基本原则，向他们灌输自我牺牲精神，才能将抗日力量发挥到最大。
除了这个团，八路军在临清的兵力还有两个支队（支队是个具有灵活性的军事单位，根据战斗任务的不同，人数也从一千到一万不等）也在山东的东北部执行任务。另一个部队在泰安地区。
这两种观点很明显是无法调和的，但是这里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为了击败外敌不得不在一起合作的现实缓解了国共两党的关系。最终会有折中方案的。
四天的时间足够我们休息和调整，我们继续向南出发前往位于大运河边上的聊城，在那里我遇到了这趟旅程中最有趣的人——范筑先将军，这个区的行政长官。
他五十八岁，身强体壮，秃顶，拥有满腔的热血和强烈的爱国心。他留着中国人很少见的长胡子，说话时总会有点神经质地拽拽胡须。如果刚好说到了他感兴趣的话题——不过看起来他对什么都感兴趣，他就会变得十分活跃。
他告诉我他曾经目睹战争的爆发。在就任临清行政长官和他目前的职务时，他组织了老百姓，较早地认识到了组织民众的意义，所以现在才会有十万人在他的手下。他说，部队里的一部分士兵现在正和位于北平城外的曹春（音译）一起行动。他有着自由的思想和对代表政府的信任，虽然他目前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在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在老百姓看来是团结协作的结果。
到了辽城不久后我收到了一张用英文写着“致新来的美国人”的条子。这个条子出自两位天主教父——安德鲁·沃尔特·特雷西和休伯特·诺米尔之手，他们两个都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中国的圣芳济修会成员。他们从中国人那里听说城里来了个美国人，不过还不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在这儿只停留一个晚上，可是范将军却已经安排好了晚宴，于是这两位仁慈的教父只好邀请我第二天早上同进早餐。我正在餐桌上寻找有没有地道的美式风味时，他们端上了苹果派，带着这可口佳肴引起的乡愁，我又开始了向南的长途跋涉。
范将军陪同我们一起去濮城，他和他的手下骑着自行车，这个行为似乎让老百姓们感到很高兴。范将军和我在每个路过的村子都发表演讲，因此这段路程花费了我们三天的时间。我非常迫切地想要加快速度，演讲都很简短，将军很明显有些失望。到了濮城后，我像往常一样跟一直给我做翻译的欧阳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讲话了，就让范将军高兴高兴吧。我们就按他说的做。”我把我脑子里能想出来的问题都讲了，意在取悦范将军。我对于人们到底能坚持听多久的演讲还不离开很感兴趣。我讲了三个小时，已经筋疲力尽，脑袋里空空如也。可是人们还是意犹未尽。“这才对嘛！”范将军柔和地说。
濮城是日本人在之前焚毁的另一座城。这座城临近黄河，整个军队在徐州战役期间几乎都驻扎在这里。我们听到的关于日本在这里犯下的暴行简直骇人听闻，让人无法相信。
一个自行车队把我们护送到了河北省锅手柄位置的开州（今濮阳），徐向前曾经提过的丁树本的司令部就在这里。像往常一样，我们到达时，城外已经有百姓在等候了。在穿着长袍的商人和穿短上衣的农民中，我一眼就瞥见了一件白色连衣裙。这偏僻的地方能有外国妇女吗？当我走近时，我看到了她的穿着，无疑是个西方妇女，而且——如果我的直觉没错的话，她是一位美国人。
她的名字是伊丽莎白·戈尔茨，城里唯一的外国人，来自于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是孟诺派教会在这里医院的护士。她安排了教会的一间空屋给我们住。
丁将军是我在这次出行中遇到的在日军入侵后还能保留原来职位的少数几个军官之一。在开战前，他是周围五个县的县长，日军占领了开州后，他直接把司令部迁移至乡下且开始开展群众运动。丁将军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奇特结合体，虽然他在学校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是他却能意识到人民的满意程度对于合作的价值。
丁将军用他独特的方式接待了我。当我到达时，他的参谋长出来迎接了我。他告诉我将军就在办公室等着我。安置好行李后我和小伙子们来到了他的衙门，我们在那儿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仪式结束后我们被带进了将军的房间，他的个子很高，带着难以接近的冷淡自负。我们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严肃地谈话。欧阳和我已经工作很久了，对于我的中文词汇量很是了解，所以将军说的有些话大家就心领神会地不再翻译了。但是参谋长却严厉地责备道：“将军说的话要全部翻译。”
那天晚饭时将军也来了，并且一直留到了深夜。到了这会儿，原本的拘谨和自负浮夸的姿态都消失了。他变得热情、有魅力，谈话中时而展示一下他独特的幽默。他说，和徐向前的谈话使他获益匪浅，提到他以往带领游击队所获得的成功时带着难以掩盖的欣喜。
翌日清晨，他派了一个连的游击队将我们护送到了二十五英里外的八里营。人民军的一个连正在那儿等着我们，即将陪同我们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到达九十英里外的原武。
大部分的道路因为黄河泛滥而被淹没了。我们的行李车走起来麻烦不断。经常一耽误就是几个小时。
但是旅途最后一段路上最尴尬的就是我们的警卫队了。这个队是由最近才刚刚招募入伍的人组成，没怎么经过训练，纪律很差。第一天的行军过后他们的脚就疼得不行了，第二天结束时，全队有一半的人都坐在路过农民的推车上了。
我们走得越远，老百姓的态度变得越令人不安。他们从没接受过让北方人民活力激昂的爱国主义或是自我牺牲的思想教育。经过了没完没了的非正规军的勒索，再加上敌军频繁的侵扰，他们已经失去了道德操守。夹在靠不住的老百姓和警卫队之间，我和小伙子们真的开始怀疑是否能完成这次旅途。
第三天，我们碰上了此行中最危险的一件事。北边的道济铁路支线和南边的延津都驻扎着日军，两个地方相距不到二十英里，又都是平原地带，非常适合坦克和摩托纵队执行任务。
按照计划，我们应该在早上走到延津北边八英里开外的地方。但是一个本地向导出了错（或许是故意的），我们走出一排树荫之后突然发现延津城在我们两英里外的地方。我们除了继续前进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利用地面的凹凸匍匐向前，爬了一英里之后我们掉进了一个凹坑里，多亏地形的优势我们才没有被发现。又前进了五英里之后，警卫队说他们需要休息，于是我们在一个小村子停了下来。
那是8月初的一天，天气燥热难耐，大家都在忙着找树荫遮太阳，或干脆躺在了地上。我们距离延津只有短短五英里的路程，警卫队的纪律竟还这么差。我决定四处审查一下确保我们的安全。结果发现我们连一个哨岗都没有，甚至连站岗的哨兵都没有。警卫队真是什么事都不操心。
小伙们和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镇上的一座小山。如果受到袭击的话，至少那里可以作为一个避难处，所幸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在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警卫队又上路了。直到第二天我们到达了原武，才丢掉了那些不安的情绪。
第一战区第五游击队的大队司令部就设在原武，他们的指战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个大队现在归程潜将军指挥，在方圆二十五英里的比较富裕的农村中做了很多出色的群众工作。
我们听说，三十九军军长与刘和鼎将军已经安排了一支护送队伍和一艘帆船，第二天早晨即可与我们在黄河北岸会面。这将是我们在战场上的最后一夜了。
我们按计划在河岸与他们会和后即刻登船横渡了已经涨到了二英里宽的河面。我们精神抖擞。这次穿行中国北方一千五百英里、三次跨越日军防线的旅途现在面临尾声了。在黄河的南岸，我们在建造防御工事的士兵们的帮助下上了岸，顺利通过了各级司令部到达了旅团的指挥部。那正有一辆卡车等着送我们去郑州。
自我4月份走后郑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军占领了陇海铁路，郑州城东部约三十英里的位置现在还堵截着黄河决堤的河水。程潜将军已经把他的指战部迁到了郑州西边八十英里外的洛阳，这里由刘和鼎将军的三十九军驻守。浸信会医院的埃尔斯医生去休假了，医院只有汉弗莱医生一个人值班。
我去拜访了刘将军以感谢他的好客。刘将军是一位优秀的职业军人。在上海打了漂亮的一仗，是军队里一位能力杰出的年轻指挥官。外表看起来他的体格并不强健，但是举止文雅。他诚恳大方地通知我，他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交通工具，第二天我就可以去汉口了；小伙子们也要去西安，然后再从那搭车回延安。但是首先，他想请我们吃晚饭。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陇海公园的树荫下集合赴宴，不到一年前，我曾在这里遭到炸弹的袭击。刘将军和他的下属尽可能地让我们感到舒适。大家都没有拘束，也很友好。
对于我、小刘、欧阳、汪洋来说，这是我们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只有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一起经过了长途旅行的人才能理解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国籍和种族并不意味着什么，品德的正直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忠诚的伙伴曾经在无数场合下证明了自己的勇敢正直和忠心耿耿。我们现在都比旅程刚开始时成熟了许多。汪洋原本是个性急的小伙，现在变得稳重、冷静、有自控力、懂得自我牺牲。我也有些许的改变。在充满着自我牺牲精神的环境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不可能对这种精神力量无动于衷。
晚餐在火车到来之前结束了。我们来到了车站。在看到我进了车厢之后刘将军才回到了月台上，让我们这群人做最后的告别。我把随身行李中那些以后用不上的东西给几个小伙子分了分，这些东西以后在延安一定会帮上他们大忙。火车鸣笛了，我们紧紧地握着双手，眼里流着泪水，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在月台上，他们又恢复了先前的镇定自若，唱起了歌。当火车缓缓驶出站台时，他们的歌声不停在我耳边回响。几个月里，多少次我听见这首歌被千万人传唱着：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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