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徐州府陷落。中国军队撤军时一片混乱，不及上海和南京陷落时整齐的撤军场面。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看，日军在五个月内的进攻都被成功阻挡，而中国军队却丝毫未损。
没多久，日军的军事领导就确定了下一个行动。7月初，日军舰向长江上游驶去准备对汉口开战。6月14日，位于长江北岸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陷落，汉口驻军如弦上之箭。
向西推进的日军用了三个编队。最北侧的纵队从安微省北部的合肥出发，向位于汉口以北一百英里、向西二百英里的铁路线上的信阳城进军。第二、三编队分别沿长江两岸向西进军，由江上的日本军舰为他们保驾护航。
为了保卫武汉，中国军队建立起了由三十八岁的陈诚将军领导的第九战区。
陈诚是蒋委员长的爱将，同蒋委员长是老乡，在国民革命伊始就跟随着他，曾短暂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员，北伐战争时期任过炮兵团的团长，除此之外还做过军长和军团长。他的身材矮且瘦，拥有旺盛的精力和行动力以及对蒋委员长不二的忠诚。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共产党的交际圈子里，他的独裁主义倾向很不受欢迎。但是任政治部主任时，他跟作为副主任的周恩来却相处得很愉快。
武汉战役（波及范围包括汉口地区）中，中方抵抗的力量逐渐壮大，到战役末期投入兵力共达一百四十八个师，总数超百万人。日军共出动了十个半师，一个师约有两万人，总数二十五万人。最后出战人数还不及中国的一半。
但是在这场战争中，人数和师团的数量不能成为衡量双方实力的标准。日军在江上停着炮艇，陆地上还有强大的机械装备，更何况他们的空中实力占有绝对的优势。日军的空中战队在战役的前半程并没有给地面部队提供有效的协助。不过当轰炸一开始，中国被消灭的人数以营为单位计算，除了撤退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当我8月份到汉口时，日军还远在一百多英里之外。
外国使馆迁到了重庆，一起迁走的还有外交部。对我来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当初我保存于使馆的信件和衣物还能否取回。大使无法知道我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再次出现。几个星期以来我只能穿着在旅行时穿的外套。但是幸好没有造成什么困扰，在承受着战争重压的汉口，大家并不在意。
这次停留期间我住进了基督布道团的一间屋子，大部分还在坚守的记者也在这儿，了解局势的发展很方便。我在这儿住了两个月，一边准备我的正式报告，一边观察战事的进展情况。
在汉口临近战争结束的日子里，外国租界里只剩下了可怜的几名记者、领事官员、军事观察员和外国船舰上的军官和船员，气氛异常紧张压抑。汉口还在苟延残喘，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这就像是眼看着一位受到重伤的朋友等待死亡一样。
记者们和观察员们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绝大多数都曾在战场上见过面。我们一起吃饭、躲避空袭、前往前线，彼此之间自然产生了同甘共苦的亲密感情。这最后的日子里，我们成立了一个叫“汉口最后的撤离者”的组织，这个组织里的成员有：《纽约时报》的迪尔曼·杜丁，《先驱者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美联社的耶茨·麦丹尔尼，合众社的麦·费希尔和在台儿庄战役中的老相识——正在为《生活》杂志做战地记者的罗伯特·卡帕。除了这几位，还有两位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艾瑞克·梅爱尔和乔治·克拉纳科夫、新西兰的记者沃伦、还有一个名叫乔治·霍格的牛津大学毕业生、《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瑞士记者沃尔特·柏萨德。在他们的打字机和摄像机下，战争的面目全都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
很长一段时间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位女性成员。不过有一天，另一位富有冒险主义精神的女性也加入了我们，她就是为《伦敦新闻纪实报》工作的英国人芙蕾达·阿特丽。
未见其人之前，关于她的故事我已听过很多。阿特丽最近写了一本披露日本经济的书叫《日本的泥足》，在市面上并不常见，因此也具有特别的价值。资料是她和她的丈夫——苏联驻日的商务处处长——在日本生活时搜集的。但是没多久，她的丈夫就成了苏联大清洗运动的刀下亡魂。阿特丽夫人在认清苏联制度的真面目后回到了英国。她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方面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还是一位讲求实际的人道主义者。在前线访问时，她因为伤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心神不安，并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蒋介石的夫人，中国的第一夫人得知后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进行改革。
在美国总领事馆里，总领事保罗·乔斯林密切注意着美国公民的权益，约瑟·史迪威上校和弗兰克·多恩上校为我们的作战部收集情报。
停靠在长江的吕宋号上，海军少将来布雷顿的旗帜还在主桅杆上飘荡着。这艘战舰本是用于长江巡逻的旗舰。战争的爆发分开了他的巡逻船队，一部分停靠在中国设置的江面栅栏上游，还有一部分停靠在下游。美国海军士兵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他们在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身处险境的美国人的生命和权利，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大多数时间都要待在船上，无法像记者或观察员那样下乡走动。于是我们船员们发扬美国人的精神给自己设计出了很多娱乐方式。其中之一是成立了一个名为“长江老鼠”的协会，在船上服役六个或六个月以上的海军将士为协会成员。另外，中国在江面设置了栅栏以阻止长江上游的船只继续向上海推进，他们随即也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勋章，以纪念他们在上海服役的这段经历，并且把它命名成了“壁垒”勋章。任何一个在栅栏上游服役过的美国海军士兵都能够把这个勋章加到自己的获奖记录里。这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奖励，在缺乏欢声笑语的日子里，这枚奖章曾带来过无数的笑声。
董显光仍旧担任着公共关系部的领导人。一天他带着我去见了蒋委员长，这次的见面在两天前就已经说定，但是委员长的私人住宅在一次袭击中被毁，只好将我们的会面推迟了。顺便说一句，尽管蒋委员长经常去前线视察工作，可这次的轰炸却是他在这次战争中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了，这颗炸弹击中了蒋委员长和她夫人避难的防空洞，还有几颗击中了他的警卫员住的房间，伤亡了几个人。
蒋委员长看起来非常疲惫，头发也比三个月前更白了，但是精神状态不错，还是那么自信满满的。蒋委员长饶有兴致地听着我的旅途逸闻，偶尔发表一些感慨、评论或是问题。毛泽东曾向我讲过共产党的战后计划，我很好奇蒋委员长的反应会是什么。等我把共产党的计划告诉他之后，我问：“他们的计划跟你的一致吗？”他的回答很简单：“差不多。”
那个瞬间和以后的诸多日子里，我都极力地揣测着这位中国强者的动机和信念。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过多要求，但却一直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必要时为了挽救他的祖国牺牲一些生命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他不能果断地在自己党派的下属中推行政策以改正效率低下的问题呢？他为什么不愿意沿用已经在北方敌后地区证明行之有效的方式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呢？
我想这大概有三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在中国，蒋委员长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他虽不是个独裁主义者，也不赞成独裁统治（虽然他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强迫或威胁别人接受他的想法），但是现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他的作用是将所有的小集团联合到一起，哪怕是国民党内部的很多的小派系。
其次，他也是一位注重忠诚的人。他对下属的忠诚总是给予回报，还形成了一套体系，有时甚至在不利于自己也无所谓。他的下属中有些曾经精力充沛、心胸宽广、办事雷厉风行，但是现在却成了自高自满、思想保守的人。对于这些人，他都不忍严厉处置。
最后，国民党的很多官员都是按照独裁主义的模式晋升起来的。他们信奉传统，认为作为管理层的上级理应享受老百姓们享受不到的特权和津贴。只有掌握实权才能一直拥有这些，一旦老百姓被发动起来，对于他们管理下的事务有了发言权，自私自利的官员就会丢了乌纱帽和特权。不过，要改变这些已经形成的观念是需要时间的，蒋委员长正尝试通过说服和树立榜样来改变这些成了形的风气，但是进度很缓慢。
1938年的复活节前夕，他在对中国人民的电台讲话时说：“一位民族革命家，一定要先将社会的黑暗、腐化、自私和贪婪根除，然后再以崭新的面貌来创造蓬勃向上的新生活，来寻求民族的解放。”这份郑重的声明正是他对自己革命理想的陈述。
蒋委员长对这场战争充满信心。在这段日子里，他努力争取时间，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广阔的领土同日军的现代化作战设备相抗衡，粉碎了日本迅速占领中国的诡计。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他向指挥官们下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攻，即使是在被迫撤退时，也要按照先前制定好的路线回撤。事实上，上海、徐州、汉口的几场战役只是在拖延时间，为了在地形崎岖、易守难攻的内地建立根据地争取必要的时间。他们这样做也为老百姓接受民族精神的教育赢得了时间，更加坚定他们反抗日军的决心，这样，即便有一日他们不幸生活在了日军的暴政下，也能重拾信念继续暗中抗日。汉口论陷，也意味着第一阶段的结束，彼时中国的军队将驻军于青藏高原的中心位置，日军难以驱逐或追击。而日军为了守住他们的占领区不得不消耗大量的人力、军力，以及大量的物资修建一条长达一千五百英里的运输线。
战争接着将会进入第二阶段，或是说游击战阶段。这时的主要问题将会是如何防止日军通过政治手段对占领区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如何阻止他们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如何给他们的交通运输造成麻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任务变成了力图将一切可能的傀儡政权萌芽扼杀在摇篮里，发动人民，粉碎无所作为的领导人。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将要开展大范围的游击战，给日军的战略据点频繁地施加压力，阻止日军掠夺中国的一切资源。如果中国人民成功地阻止了日军对这片土地疯狂的资源掠夺，那么这场侵略战争对日本来说可真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当然了，第二阶段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国的经济实力提高、能长期坚持持久战的基础上的。日军为了维持军队的正常运转付出的代价极高，包括食品在内的全部补给全部直接由日本本土空运过来。日军士兵不爱吃中国的小米、白菜、豆腐和黄豆之类的食物，更喜欢吃自己的大米、鱼和牛肉。除此之外，日军是按照西方的传统方法建立和接受训练的，要求配备重型武器，要求大炮和飞机协同作战，行军时携带的重型武器不但拖慢了速度，保养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日本人死板守旧不懂变通的性格给本就艰难的战争难上加难。
而中国军队一方面有着本土作战的优势，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得到食物补给，另一方面他们习惯于携带轻便的武器快速转移，。军民关系和谐，让他们在游击战中占据了主动性。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徘徊在最低生活水平的边缘，在保卫国家的精神的激励下，他们纷纷准备做出自己最大的牺牲。虽然缺少生产战时物资的重工业基础，但幸好还有丰富的原材料。中国拥有的更为重要的东西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爱好自由的民族的支持——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所没有的。
当然了，游击战不是决定性的，所以还有第三阶段，也就是反攻阶段。当日军在本土资源枯竭，战线过长双重压力下不得不撤回沿海地区时，中国发动反击的时刻就到了。反攻要求有力量强大、训练有素的部队实施打击，蒋委员长已经计划在西部和西南的几个省排兵布阵，就如他在通往缅甸、印度和苏联各个交通线上建立了据点一样。
这些计划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的长期团结。虽然国民党军队中一些自顾自的军官和八路军的下级干部间发生过摩擦，我依然坚信蒋委员长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是相互信任的。他们双方心中装的都是国家利益，都意识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价值。他们的目标是成立代议制政府，然而这个目标的实现不能急于一时，中产阶级官员脑子里的老旧思想只能一步步地改变。民族面临的处境越危急，他们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小。
关于蒋委员长的性格还有另外一面值得探讨。人们一度对他是否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产生了一些猜测。有一种观点认为，他皈依基督教是试图获得外国传教士支持的狡猾之举；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妇唱夫随，一切都源于他虔诚的教徒妻子。但这两种观点都跟蒋委员长至真至诚的名声相违背。
众所周知的是，当蒋委员长第一次求婚时，他现任妻子的母亲宋夫人把信奉基督教作为了第一要求，他欣然同意。但是有传闻称，他当时只表示愿意加深对基督教的了解，但不能只为取悦他的心上人就一口答应信奉一个他还不甚了解的宗教。这并不像一个处于热恋状态的男人的回答。
不过，我坚信蒋委员长信奉基督教是发自内心的。1936年12月当他被扣押在西安，随身携带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圣经。我在后来同他们夫妻二人共进过午餐时，他在餐前祷告后那静默的一分钟中表现出的平和是无法伪装的。
可能是耶稣从事了一生的改革事业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兴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现在就已经抓住了基督精神的基本要点。在一次公开的演说中他曾经说过的一段意义深远的话：“长久以来，我一直不停地探寻耶稣的改革精神的源头。我想这精神来源于耶稣的爱。他的这种爱，驱赶了人们污秽的思想，瓦解了不平等的制度，让所有人都享有上帝赋予他们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我并不是要将蒋委员长信仰的基督教同他在内战期间迫害共产党人的行动统一起来，我只是想指出，对于基督教学说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妄下定义。在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有一些自诩为基督教徒的人做事丝毫不考虑博爱和怜悯这两个最主要的基督教义。还有一些自诩为基督徒的人似乎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经过耶稣基督傅过油的译者注：基督教七大圣事之一。，他们坚决地反对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也许蒋委员长在心里认为共产主义的非基督倾向是邪恶的。我认识一些美国传教士，他们曾激烈地公开指责共产党，不过正是他们指责的这些人在一丝不苟地践行着基督教的教义，比那些号称是基督徒的人更加坚定和持久。有时候既定的印象不一定是正确的。不过，西安事变给蒋介石带来了另一个重大变化——自那以后，他更加和蔼，也更加注重人道主义了。
有时人们也会好奇蒋委员长是否会以和平方式做出让步。他的过往经历和公开的言论都表明了，对于有损中国主权或领土完整的行为绝不手软。
1937年12月16日，蒋委员长通过无线电台向全国发声：“我的职责和所处的位置让我无法逃避肩上的责任。只要我还存活于世，我就将不遗余力地为中国贡献我自己的一切，直到中国战胜一切苦难，人民安居乐业。只有获得这场胜利，我才能无愧于党国、无愧于政府、无愧于人民。”此后他又不停地重复这次发言的立场。
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我看到了正在负责国共两党政府间联络工作、同时兼任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王明也同在那里。
叶剑英在八路军任参谋长一职，不过在这儿他是办公室主任，经常给蒋委员长和他的军事参谋部出谋划策。他中等身高，是个热心肠、暴脾气的壮汉，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不过每当我造访时，他总是挤出点时间跟我聊聊。
博古是共产党的一位政治专家，在统一战线达成前，他担任着陕北苏维埃主席。博古岁数不大，约是三十三岁，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镜。除了毛泽东以外，可能没人比他更熟悉共产党的思想了。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从不忙于解释或阐明任何情况。他总是很安静，话也不多。
第四个成员是王明，他大概三十岁上下，个子不高，性情温和，是个理想主义者，外表看起来值得信赖。多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有着出色的表达能力。
他们在说话从不啰嗦。如果我想要他们解释某种情况，他们或是直接回答我，或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们不方便评论，从不含糊其辞。
那个时候，他们正迫切地要求蒋委员长将百姓动员起来保卫武汉地区。如果这项政策被接受了，他们将建立在北方已取得成功的游击队，在村里组织自卫队，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这个地区会大大减小落入敌手的可能。也许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做好被占领后同政府积极合作的准备总是没错的。据说，蒋委员长也倾心这个计划，但是国民党的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如教育部长、右派的陈立夫表示了反对，遂未通过。
有一天，新四军的项英副军长从安徽省南部的游击战区来访。新四军是一支最近才在老红军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部队。1934年红军长征刚开始时一直坚守在江西，奉命掩护全部部队撤离。项英集中了所有的队伍继续在闽赣边界同国民党军队抗战，直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项英的个子不高，头发剪得整整齐齐，满身的肌肉。他说话时非常激动，总是能直指问题的核心。战场上的长期历练使他反应灵敏。作为实战指挥员，他十分恰当地弥补了叶挺军长的缺陷，叶军长虽然也同样地热忱，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
新四军现在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在日军占领了长江沿岸的各个港口后他们先后辗转到了芜湖、南京以南的地区。当地百姓的情绪十分低落，政府也无暇顾及他们。让他们重新树立起信心、引导他们忍受困难，坚持抗日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强求。另一个问题是补给，国民政府虽然允许他们自己组织武装力量，但是却不愿意按照八路军的标准为他们提供武器和军需品。
从这个角度来看，八路军也明显处于同样不利的位置。从我在北方旅行的这些日子里获取的信息来看，中央政府提供给八路军的物资十分有限。但是国际观察员并不同意这一结论。他们认为八路军岁没有直接接受苏联的援助，但是采用了一种以物换物的政策，苏联提供的装备通过新疆抵达兰州后再运到西安，沿路分发给驻军，八路军所得装备的数量由政府决定。
这两支队伍都按照中央政府颁布的工资表领工资和军费（从战士到军官，领取的工资从每个月从七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但是发到士兵手上时则按照地方的规矩来（战士每月一美元，朱德总司令每月六美元）。剩下的钱用来买食品、药品，维持不受中央政府资助的游击队的日常开销。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武汉的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在夏季，双方军队备受霍乱和疟疾的折磨。中国的部队因此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战斗力。随着秋天的到来，疫情逐渐减弱，日军势头再一次强劲起来。成千上万的伤员通过汉口被转送到西边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的医院。
武汉地区的空袭也增多了，飞机投放炸弹的高度上升到了一万二到一万五千英尺的高空，轰炸的精准度较从前也有了质的飞跃，看来是掌握了新型的炸弹准星技术。在中国军队的小飞行队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除了几架迫击炮，中国对于这些袭击根本束手无策。训练飞行员、空中防御力量的重建迫在眉睫。曾在春夏两季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援助的苏联飞机，此时也因欧洲的紧张局势而回国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点不太理解汉口上流社会一帮年轻人的态度。他们跳舞、游戏、举办鸡尾酒会和派对，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同胞还在为国家的独立而浴血奋战。对于刚从年轻人以牺牲个人、为国奉献为荣的北方地区回来的我来说，这种差异让人十分震惊。
我跟蒋介石的夫人再一次提起了这件事。“为什么还不发动一场针对中国青年的运动，劝说他们为自己民族的独立做点贡献？”我说，“至少他们应该意识到生活不该过得那么奢侈。”
蒋介石夫人回答我说：“这正是新生活运动应该做的事。”
于是，我又去向新生活运动寻求答案。
新生活运动在1934年时作为国家精神动员计划的一部分开始进行。有些人觉得这是蒋委员长对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思想教育的呼应。无论如何，新生活运动的本意是减少贪污，促进个人和公共卫生，敦促大家更加注重个人的仪表，给大家提供精神上的动力。
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围绕着四个中国古老的美德：礼、义、廉、耻展开。
“礼”强调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要举止得体，行为端正；“义”着重于个人的责任感，包括广泛上的服务他人；“廉”要求正直和廉洁；“耻”敦促人们要培养自尊心，当自己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后会为自己感到羞耻。
随着运动的进行，蒋委员长发布了更加详细的八条原则作为指导：
1.把昨天看成死亡，把今天看成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造一个新的民族；
2.让我们承担起民族的重任；
3.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信义、诚实和廉耻；
4.我们吃、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
5.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
6.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
7.我们的行动要勇往直前，迅速果断；
8.我们必须信守我们的诺言，即使在未许诺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1934-1937年，这项运动的影响横扫了全国范围，运动中倡导的《八条》和爱国主义在人民的脑中产生了神奇的化学作用，产生了为同日本较量（大家都心知肚明，这种较量早晚都会到来）而做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然而在实行过程中，官员们太过强调举止和外表而忽略了其他内在修养的建设，导致了这个运动没有抓住人们的心。同时，八项原则中要求普通大众要为国家赴汤蹈火，但对于官员和富裕阶层却没有提出相应的要求。
当时，一位著名的外国官员对于很多中国官员当时的态度做了评论与归纳：“这些人决心斗争——直到劳苦大众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许这个评论有些极端，但是他的话指出了一种把牺牲和不平等的职责强加给老百姓、利益分配不均等的社会现象。这类人的子女会逃避斗争的磨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战争初期，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工业分布在沿海地区。淞沪战役中，日军的轰炸使广东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业产业消失殆尽。1937年至1938年的冬天，包括作家埃德加·斯诺、上海工部局工业监察科首席观察员路易·艾利在内的一批中外人士见面讨论了当前的这一局势。商讨出来的结果认为，中国应该在合作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游击工业模式。这种工业应该摒弃集中的原则，转而设厂于广大的内陆地区，同时可以减少被空袭的危险。工厂应尽量靠近资源产地，钢铁工业在矿山附近，纺织工业在棉、毛产区等。尽可能地雇佣数以千万计的难民为主要劳动力。
新的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先生已经抵达了上海。不同于呆板枯燥、循规蹈矩的英国大使，而是敢于打破常规、精力旺盛的人。他听到了这个主意后，立即看到了这个想法背后的发展潜力。据说他立即就去禀告了蒋委员长，委员长立刻给他拨款五百万美元。
3月时，我在汉口见过了阿奇博尔德先生，虽然从来没有讨论过工业合作的问题，但是我能够想象得出来他是能为这项计划赞助的人，因为他的强壮、活力，不竭的好奇心和无穷的精力，而且还是位抽烟斗的英国绅士。我第一次短暂地拜访他时，他说他有一封给我的引荐信时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完后立刻将手伸进了公文包里，掏出了一封来自埃德加·斯诺的信。如此的谦逊和不讲排场立即让我敬佩万分。
不过，真正为工业合作社起到了推动作用的是路易·艾利。他曾经在上海工部局一个铁打的岗位上工作了十一年。不过，他有着很强的社会意识，也看到了建立一个可以为战场上的军队提供支援、填补中国内地经济空白的工业组织的必要性。于是他离开了他的职务，申请投身于中国政府的工作。他的申请立即被政府接受了。
这段时间以来，路易一直往返于汉口，我也慢慢地了解他了。路易今年四十多岁，出生在新西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服役于澳新军团，几番前往第一线战斗，受重伤后在医院修养数月后从部队退役。他看起来并不高，身强体壮，淡黄色的头发，脸色不错。他的精力非凡，谦逊程度也出乎意料。
他不仅仅在努力的创办合作社，而且还推动汉口现有的工业向内陆地区迁移，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工业企业家看起来大概分成了三类。有一些很聪明也很有合作精神，能够意识到早日将厂房迁移到重庆、成都或西边其它适合的城市的优势。还有一些虽然愿意搬迁，由于对航运和手工搬运机器的难度和所需的时间不甚了解，他们选择在汉口生产到最后一分钟，很明显，他们打算迅速地拆卸完机器后立刻转移到新的地方继续生产，不愿多耽误时间。第三类工业企业家数量不多，这类人心中没有家国天下，只有自己，由日本人或中国人管理对他们来说没有分别。他们蓄意的拖延时间，千方百计地阻挠迁移的执行。不过，最后还是耐心和坚持赢得了胜利。政府也开始考虑在考虑在云贵地区和云南建立工业基地的可行性。
汉口沦陷后的几个月过得飞快，艾利经常骑自行车、乘船或是骑马在中国到处游走，说服人们建立工业合作社。现在，大概有一千五百个这样的企业已经开展了生产，范围涉及纺织品、纸张、肥皂、蜡烛、玻璃、陶瓷、酒精、皮制品、火柴、手电筒电池和其他百十来种生活必须品。
每个合作社的成员按照他为社里生产所做的技术贡献比例分红，年终时根据他们的股本获得利息。每个成员至少要购买三支股，最多不能超过二十股，可以采用分期付款的形式。但是不管成员们持多少股，在行使投票权时都只能投一票。创办合作社的资金可以从政府拨款的流动基金、或是国内外的自愿捐赠里借用。企业在开工后用他们的利润还清贷款。在这种模式的带动下，合作社生产的产品现在已经进入了各个市场。
合作的思想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启发。这个模式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前景。随着合作规模的壮大，人们的购买力已经提高，改善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只是时间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在工业合作社的推动下，这将会成为使中国达到或是超过清朝大臣李鸿章所设想的繁荣的一种手段。据当年一份流行的报道里提到的，李鸿章曾经对一位英国政治家说：“想象一下，如果四万万中国人民把他们的衬衫尾部增加五英寸，这对纺织业意味着什么？”
中国政府里还有一些外国人在工作，虽然他们的目的并不像艾利那样单纯。1938年7月初，德国的军事顾问团被招回国，只有四名德国人留了下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有过辉煌的战绩的沃索尔·F·N·斯坦内斯上尉。他是希特勒随从中非常出彩的一位，但是后来因为与希特勒起了争执而被关进了监狱，在妻子的苦苦哀求下才得以释放。他带着全家来到了中国，做了蒋委员长的私人卫队队长。他中等的身材，金发，在四十岁上下，敏锐但是缺乏耐心。他不仅仅是卫队长，出于对他专业的军事知识和旺盛精力的爱惜，蒋委员长还会委托他完成一些高难的特殊任务，比如在河道布置地雷、设置障碍物和改进情报工作的方法。
贝尔恩斯普郎博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位退伍老兵，曾经做过骑兵军官，后来还当过飞行员。1933年时，他成为了给希特勒投下反对票的百分之二十五中的一分子，不久后就离开了德国。在战争爆发后，他成了公共安全专家。他在中国多年来担任的都是公共安全顾问。他的身材高挑，体格健美，友好热情的性格被他冷淡的外表掩盖了，在冯福尔肯豪森将军和德国顾问团撤退之后，他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军事方面，成为了斯坦内斯的爱将之一。
另外一位进行着伟大工作的德国人是费兰克·霍碧奇，跟斯坦内斯和贝尔恩斯郎相比起来他要年轻许多。他是防御工事的工程师。瘦且肌肉发达，喜欢讽刺别人。尽管如此，他工作起来兢兢业业，一直在中国的各处战线奔波游走。
德国顾问撤走后，苏联的技术军事专家接手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炮兵、工程、交通运输方面的专家，均曾就任于训导中心或是亲历过战争前线。但是冯福尔肯豪森将军作为顾问还是无可取代的。
曾经在南京有一面之交的澳大利亚人W·H·唐纳德担任着蒋氏夫妇的首席外国顾问，负责着他们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公共关系中的各种工作。唐纳德向来直言不讳，但也从不擅作主张。因为他没有个人的私心，也因为他的谨慎和通过了考验的忠诚，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都很尊重他的意见。
军队的医疗服务在那时还没达到军队其他方面的平均水平。在中国，军队的医院仿佛就是后妈的孩子，永远处于一种缺药少医的状态，改善伤员的待遇也永远被放在改善作战部队装备之后。在上海战役期间，前所未有的数量的伤员从前线撤下，一时间战地医院人满为患。在耶鲁大学校友F·C·严医生的指导下，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二十家医院进行伤员的善后工作。
在部队工作的医护人员没有军事地位是医疗队的弱点。医护人员在指战员面前完全没有话语权，当伤员们渐渐恢复健康，就又归前线的指挥官所有了。也因此，专业能力强的医生不愿来军队医院工作。
有两个人正在为克服阻碍、恢复秩序而努力着。曾经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生学业的胡兰生（音译）医生任汉口医疗队的队长。他诚实、坦诚、一丝不苟，五十岁出头，曾经效力于冯玉祥的国民军。但是相对年轻的卢志德（音译）医生的推动力更加强劲，卢医生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又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来卡尔美国军事医学学校。
卢医生负责撤离和疏散时的医疗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立战地包扎所和野战医院上，提出了各种方案来尽可能快地从前线将伤员运送到医院。
多年来，罗伯特·林医生与胡、卢两位医生同在北平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医院译者注：今协和医院。工作，合作得十分密切。林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英国部队的军医。现在他又多年积累下的经验带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疗救济委员会。委员会和战地部队以及在交通线上的部队医疗队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这位不知疲倦的组织者在1938年9月时就组织了医疗队、护理队、预防队和放射队，往返于各个战场。除此之外他还设立了几所专门为扩大医疗队伍和提供替补医生的培训学校，这也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冯玉祥将军现在住在武昌的市郊。3月时，我曾经在与孔祥熙博士共进午餐时见过他。不过，我还是想能够有机会可以好好认识一下这位毕生中充满了各种传奇和矛盾的人。一天，我请胡医生，也就是冯将军的老相识，为我安排一场与冯将军的会面。冯将军告诉我说，他会在第二天清晨六点的时候见我。
汉口到武昌的首班摆渡是在早上五点四十分开。我赶上了，然后快步前进，在约定的时间到了冯将军的住处。
他的家里摆设简单到了极点。他用军人独有的敏捷迅速地走进了我等候他的房间——他身材高大威猛，身穿一身干净朴素的中山装，脸上还带着逗乐的微笑，大概是因为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来吧。没有翻译在场，因为我们都以为对方会带着翻译，幸好冯将军能够勉强听懂我的中文。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战争的各个方面，遇到我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会给我提示一个字或是一个词。
虽然冯将军的身高足有六英尺，体重也有着二百二十五磅，但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身材和健康状况。他倡导节俭的生活，在中国军事的编年史上，他因在内战期间多次易帜而占有大量的篇幅。1930年至1931年期间，他曾尝试过推翻蒋介石统治，结局惨淡，失败后隐居到了孔子家乡，在泰山的一座庙里阅读古书直到1937年。冯将军的身上有两点是一直不变的，那就是他对百姓的热爱，和对日军侵犯中国主权的厌恶，而后者从1931年日军侵略满洲里时就开始了。
早在1920年年初时，冯将军的国民军驻扎在张家口—北平地区，那期间他皈依了基督教，也因此得到了“基督将军”的称号。蒋委员长为了防止冯将军的再次倒戈相向，选择对他表现出的忠诚持保留意见。但是他一直按照基督的教义生活，在公开的演讲中还进行了传道。
一个可靠来源提供了关于冯将军的一个小插曲。蒋委员长建立过一个制度，要求每星期一上午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聚集在一起开会，再三强调他们要为这个民族的目标——也就是国父孙中山阐明的三民主义献身。蒋委员长本人或是他的一个高级将领都会发表一篇简短的演说。
某个周一的上午轮到冯将军发表演说，当他说到统一的问题时沿用了《圣经·新约》中哥林多前书及后书的第十二章中关于统一的片段，尤其是强调了下面的一段：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会议结束后，来自广西的一位领导人李济深将军问他道：“我不知道《圣经》里会有这样的话。从哪儿能得到一本复印本？”
“交给我吧，”他回答说，“我给你找一本来。”
随后，他从美国圣经会在当地的分会得到了一本《圣经》的复印本送给李将军，封面上还用烫金字写了他的名字。
冯将军虽不再用以往军事指战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但是他的名字在百姓心中还有着一定的分量。而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提出的意见给政府创造了很大的价值。
9月25日，汉口余下的政府机关也逐部门关闭了。军事形势虽然没有发生紧急变化，但是显然这个决策是十分必要的。最终，我从机关办公室的朋友那听说，政府还是决定撤离，撤离时要避免出现上海和徐州曾出现的那番混乱的场面。军队将用四周的时间逐渐从外围撤离。面对着空无一人的城镇，最后的陷落不可避免。人们认为趁着军队完好无损时就撤退是明智的。四个月的拖延为蒋委员长在西部建立根据地和建造交通铁路争取到了足够时间。
撤退前的几个星期里，汉口城一片混沌，又给这场战争带给人民的牺牲和苦难增添了一桩铁证。心中还留存一丝希望的难民在这里短暂地停留，期待这噩梦初醒的到来。接着又失望地收拾行装又一次上路，向内陆地带转移，准备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医院里剩余的伤员也都上了渡船和火车。准备逃亡的企业家和商店老板们趁着最后的一点时间把能带走的都带走。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征用了，无奈需求量太大，还是不够用。
这几周里，部队以武汉为据点，朝着南北不同的方向出发。六十个师的兵力都被派往东边的南京和上海地区执行捣毁日军交通线的任务，其他师则向着西边的丘陵地带进发，前往那里阻止敌人从此处深入内陆。
10月25日，汉口全部撤退完毕，日军在当天就入了城。广州沦陷的噩耗也在四天前传来。
几个月前，人们就预料到了敌人将会入侵广州，所以汉口为何没有采取更加有效的防御措施进行自我保护至今还是个谜团。广州遭受的破坏在中国的城市中首屈一指，数千人丧生，高达几百万元的财产毁于一旦。很明显，军事指战员余汉谋将军太过相信情报，以为日军会因害怕与占领香港的英国人起冲突而放弃攻占广州。慕尼黑会议上的绥靖政策在远东地区引起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会后，日军立刻在大鹏湾登陆，推进了一百英里都没有遇到有威胁的抵抗，就这样到了广州。
关于余汉谋叛国的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如果有确凿的证据或是跟进的报道，他的命运将同山东一战惨败后的韩复榘一样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罪名一旦成立，等待着他的非枪决莫属。不过似乎余汉谋的过失在于玩忽职守。敌人大举来犯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奋力抵抗，但可能造成军队和守城同归于尽；仓皇撤军，放弃守城，而他选择了后者。为了免于受到叛国罪的指证，在撤退时，他严格地按照蒋介石之前规定的线路进行撤退。
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中国进入了旨在拖垮敌人的游击战阶段。经过十八个月的浴血抗战，中国没有就此衰落下去而是变得更加强壮了，她已经能够适应和抵御住来自敌人的攻击。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他们以顽强的决心包扎好伤口咬紧牙关。虽然战斗失败了，但是最终的胜利会属于他们。四千万难民和两万五千名大学生跟他们的老师不远万里来到了内地并不是一无所获，中国铺设的上千英里与外界联系的公路也不是白费力气。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使他们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智慧。
更重要的是，不同政治信仰和社会阶层的人们逐渐明白了如何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共事。他们在一起相处得越久，就越了解彼此的特点、思想和目标。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懂得了他们共同的政治目标是什么，那就是民主。
在汉口被攻陷前，我乘坐飞机到达了五百英里以西的四川重庆，在飞机上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研究远东的政治局势已经有十二年了，其中有八年的时间是在中国，期间也常去日本。我的眼见让我更加确信，控制日本海军的军阀集团对权力有着无穷无尽的贪欲，如果不加制止，这个国家接下来将挑衅美国。而在中国随军观察的十八个月里我也更加相信，如果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国家停止对日本的军需物资的提供，中国完全有能力抵御日本的侵略。
政府官员无法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尤其是涉及国际事物就更不行了。我们政府的驻外外交和军事人员对于外国官员的所想所思甚是了解。
因为公开讲明了我在中国北方亲眼见证的中国人防御日军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突破了外交原则的底线，可是这个故事才讲到不到二分之。但是如果我不改变个人的身份，我就无法再将故事继续讲下去。于是我提交了辞呈，辞去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军官的职务。压在我身上的紧迫的使命感没有留给我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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