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将会是中国的新首都——自开战以来的第三个首都。中国的政府机关将迁移到此地，相当于把美国首都从华盛顿迁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土尔沙。
身处四川盆地南部的重庆同中国的其他地区完全不同。根据地质学家的结论来看，在第三纪时，这里曾是一个包括了一座红砂石沉积湖泊在内的面积达七万五千平方英里的盆地。长江的四条支流（该地因此得名四川）都流经这里，使得四川成为了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整个地区都被青藏高原的山脉包围着，唯独长江如一把利刀在盆地切出了一条峡谷。这里的气候温润，晴天少，冬天几乎没有霜冻，盛产水稻、小麦、小米、玉米、豆子、糖和烟草，这些作物供养了战前在这里生活的四千四百万居民。新修的公路将重庆同南边的云贵以及北面的陕甘连接了起来。
重庆已经开始行使它的政治职能，包括外交部在内的许多政府机构已经搬到了这里。虽然在几周之后，日军的战机从他们在汉口的新基地出发，将这里活生生地变成了人间炼狱。可是至少此时，这里还是平静的。
长江南岸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外国办事处。在标准石油公司院子中新启用的大使馆办公室里我找到了大使。他一如既往地亲切邀请我，同他一道和大使馆参赞威利·佩克及他的秘书西德尼·拉丰住在一起。
我在这里度过了悠闲的一周。在安静祥和的氛围中，我不愿再打扑克牌，而是取代以研究中国棋。同时，根据我过去十年的观察结果，我还要不断完善我对远东局势的看法。
日本领导人长久以来试图以经济合作，以及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为借口为侵略中国的犯下的罪行开脱。可是事实却如一记重拳打在了日本的脸上。
如果日本只是单纯寻求经济合作的话，他们满可以在1931年9月强占满洲里前的任何时间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但是实际上，在此次冲突开始前，中国是日本出口贸易的最大主顾，同时还拥有着丰富的资源。战前的中国拒绝同日本合作，正是因为此前日军曾多次地侵犯中国的主权，而不是出于对日本人天生的反感，
至于共产主义，根据我的长期观察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奉行以下几个原则：在政治方面坚持代议制民主政府，在经济方面坚持合作，而在社会方面，由于强调了社会的平等，所以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称其为共产主义的方面。日本妄想通过武力方式征服中国的企图没有减缓这些理念的传播，反而起到了催化作用。
为了深刻了解日本的真实目的，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在过去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次短暂的间歇外，这个国家一直受制于军阀的统治。日本首次表露出征服野心是在1592年，野心勃勃的秀吉将军宣布了征服远东的狂妄计划。首先要攻占的是朝鲜，随后就是满洲里和中国。不久清军入关，秀吉在上海南部的宁波建立起军事总部，并且企图以此为根基向南亚、菲律宾群岛和现在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扩大势力范围。秀吉在侵略朝鲜时去世，他的计划也随之搁浅——直到20世纪的军阀稍加修改后将它复活了。
秀吉死后没多久，日本建立了以天皇名义进行统治的德顺幕府，随后日本进入了闭关统治，直到二百五十年后被康芒多尔·佩里的谈判打破。自从明治军阀集团复辟以来始终占据着政治的头把交椅。1894年，日本借助武装入侵以达到非法扩张的计划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从那日起到此次中日战争的这一段时期内，日本的领土在原有的十四万八千平方英里的基础上增加了七十一万平方英里。
1931年，欧洲诸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已近白热化，满洲里的九一八事变无疑再一次挑逗了他们高度紧张的神经。对日本来说，侵略满洲里只是试验西方列强反应的手段。日本一直默默观察着世界政坛的风云变幻。1933年，热河也紧随满洲里之后掉入了日本这个无底深渊里。意大利也效仿日本入侵了埃塞俄比亚，德国紧随其后。
令人瞠目结舌的不仅仅是日军在亚洲的侵略行动。日本海陆军官对征服计划的态度让美国举国震惊。日本人满脑子都是他们的使命感，誓将日本的文化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中国只不过是这个“宏图伟业”的一块垫脚石而已。因此，他们征服中国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合作。日本一旦得逞，定将利用中国取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组建一支更加强大的军队实行疯狂的全球扩张战略。
美国人对于中日战争的兴趣可能不仅只停留在学术层面：东亚政局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将面临大洗牌，或实行独裁统治，或将迎来民主统治的春天。如果日本取胜，美国就要小心自己的安全了。长久以来，日本攻占美国本土欲望的强烈程度与德国想要摧毁英国相比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现在仍给日本提供建立这种霸权的战略物资简直是自掘坟墓！
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在上海时，我以西方列强的军队为参照，经过了三个月的观察后将日军归类到了三流军队的阵营里。而此后多年的观察结论又无数次的证实了这一点：战斗力濒临枯竭，运输协作能力差强人意，地空部队协作失调，武器粗制滥造，士兵作战能力不值一提，以及领导人匮乏的想象力和主动性。日军已经铸下大错，其一是没有正确估计中国人的脾性和抵抗的决心；其二是随着战争的发展，日军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铺设的过长战线大大损耗了日军的战斗力。
日军日趋残忍的暴行在无形中给他们的征服计划加深了难度，中国人民承受的苦难越多，抵抗的决心就越坚决。日军企图通过在广大农村和城市地区疯狂投放空袭炸弹的做法没有起到预想中的威胁恐吓作用，结果适得其反；毫无节制的烧杀奸淫更是令人发指，甚至有证据表明日军的某些暴行是受到军队指使的。不过，被炸毁的数所高级学府本不在日本的计划之内。而在日军占领区内大力推行食用鸦片，也只不过是企图削弱中国人民精神力量的骇人听闻的计划之一罢了。
尽管如此，日军的力量仍不可小觑，绝不是什么容易对付的货色。上至将军，下至士兵，日本人对于天皇有着近乎狂热的忠诚。他们百折不挠，坚持不懈，在这场战争中所犯的错误绝不会重复第二次。日本的帝国总参谋部训练有素，善于利用对手的不利处境扩大自己的优势。
由于战争的范围的不断扩大，日军部队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绥远到印度支那边界将近两千英里沿线以及西伯利亚边界都需要大量士兵驻守。由于日本在紧急时能够动员参军的人数上限为七百万人，人手问题十分棘手。在将近三年的对外战争中，日军的死伤人数累计将近一百万人，另一百万人派往东亚大陆执行任务，日本本土还有大量士兵蓄势待发。
日军因没有完成对中国的侵略计划而耿耿于怀。不过退一万步讲，就算日军能够击败有组织的军事力量，零散的民间抗日力量也能轻易化解日军在那些占领后却没有足够兵力镇守的地区的控制。可是，如果他们不惧代价放手一搏，并且继续接受美国提供的铜、钢、铁、石油和棉花等战时物资，日本极有可能会实现部分目标。但是前提是：它的兵力需要达到现在中国兵力的两倍甚至是三倍。
然而现实是，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日本连维持现有的局面都非常吃力。
中国为重新获得独立而战，全国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中国虽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不过好在他们主要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战争初期，中国的军队在组织、装备和训练方面的准备不足，最多只能算得上是支中规中矩的部队。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只在战争初期造成了小麻烦。主力部队的指挥官多由满足主流政治倾向的人任职。低效的行政流程必须简化，而且须在不损害政要感情的前提下进行。中国各方力量的团结从1937年才逐渐形成气候，随着战争的进程向前推进，各方敌对的政治集团也要学会合作。中国现在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尽快填补熟知现代战争技术的指战员和参谋人员的巨大缺口。
不过，随机应变是中国人的首要特点。抗日的决心在人民当中有着普遍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正着手将人民的决心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即便是血肉之躯，在与长枪短炮的抗衡中也使日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侵略者也因此放慢了进攻的步伐。中国用这种代价赢得了时间，足够他们成立训练指战员、参谋官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学校；军队重新改编；后勤部门重组以满足部队需求；新修道路；改革人民福利和丰富精神生活；逐步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向西迁移，在受威胁地区的学校和大学也都迁往了西边。
长久以来中国内部斗争混乱，共产党领导人苦苦探究其储存的人力资源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其成果对国内的生活模式和抵抗侵略的作战模式有很大帮助，价值不可估量。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互不相让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携手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虽然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目的终归是相同的。
虽然国共两党的方法不同，但是各自对于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民生还是表示认同的。
在国父孙中山在进行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发现了中国最大的弱点是将党派忠诚置于国家忠诚之上。孙先生虽不鼓励压制党派忠诚的发展，但是要求党派必须忠于国家，并且以建立基于中华民族的强大国家为目标。国民党接过了孙先生的衣钵大力发展党派对于国家忠诚，而共产党则主张普及爱国主义。
国父的民生主义的设想中，政治权力握于人民手中，由人民选举的政府代为行使；人民享有选举权、复议权、提案权和罢免权；政府机构的权利分属五个方面，除了西方沿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之外，还增设了曾为旧中国封建皇朝带来大量人才的考试权和检察权。
目前中国人民最大的渴望就是早日摆脱贫困。这个国家的贫穷已经深入了骨血，为了摆脱它，大家都挖空心思地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在国际亟待脱贫的情况下，国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应运而生。他计划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以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再融入不同的理论。他说：“我们当然可以用马克思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资本的分配不均往往是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但是目前，中国的实业欠发达，聊阶级斗争或是无产阶级专政为时尚早。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坚决抵制一切空想主义。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立足于长远、预见危机、提出预警、并能保证中国不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过大的计划。。”
他继续说道：“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跟民生主义是相对的。三民主义主张的是民族民主民生——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受全民监督，共享国家利益带来的好处。如果这最终成为了现实，人民之间共享的不只是公社的财产，而是可以共享一切，那时我们才真正实现了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对大同世界的定义。”
他把人民分成了三个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发明家、宣传家和实干家。他说：“这三类人相互制约又协调合作，人类的进步才能一日千里。”
论证道德方面时，他用了以下的理论：“人类虽然天生在智力和能力上存在个体差异，但是人们一直渴望可以消除这种不对等。这是道德上最理想的状态，同时也是我们要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但是我们要从何处着手呢？对比一下关于生命的两种哲学体系就明了了——自私者利己，无私者利人。利人的人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为他人谋取福利。在这种思想比较普及的地方，懂得审时度势的人已经做好了将自己的优势转换成他人幸福的准备，博爱的宗教和慈善事业也遍地开花。不过不管是宗教或是慈善都无法凭一己之力担当起驱散自私之魔的重任。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广泛基础上的解决方案，实行革命、推翻独裁、主张民权、消除不公正。这有这样，我们才能协调我之前描述的那三类人，使他们拥有平等的地位。我们都应服务于人，而不是剥削。照这样下去，虽然人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分三类，但是从道德层面看，只要人人都有一颗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心，社会的不平等也就可以日渐消除了。这才是平等的本质。”
鉴于孙先生的理论是目前中国的先锋思想，我便没有犹豫地引用了。他计划分三步实现三民主义：首先，在军政时期要铲除各省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接下来，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统治，让人民拥有初步的政治权力；最后一步是宪政时期。
1927年，创建了共产党的这一批人策反了国民党政府，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对于孙先生发展民生的计划不加理会。当然其他分歧也是存在的，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论也一直没有终点。
共产党人还觉得国民党延长训政时期没有必要，推行代议制政府的脚步也拖拖拉拉。共产党人的持续施压，再加上开战以来共产党逐渐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终于促使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1940年4月的上旬，重庆召开了第五次会议，参政会再次强调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了敦促早日实行代议制政府的草案。蒋委员长在参政会中表示：“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已经改变了整个政治形势。某种方面上说，中国人取得了阶段胜利，政府也越来越依靠于人民的支持和合作来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实施宪法的必要性需要被正视起来了。”
与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于国共两党，委员长的讲话和参政会的行动预示着饱受了磨难的中国马上将要迎来崭新的黎明。
中国人的眼中，对国家的忠诚等同于对民族的忠诚，一旦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了叛国的行为，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牵连，所以当面临外敌入侵时中国人通敌叛国的情况很少见。能在死后得到后代的尊敬是每个中国人最大的心愿，没有人会敬拜背叛了祖国的父亲。因此，当国民政府的前总理汪精卫接受了日军提供的职位成为日军在华的傀儡头目时，全中国以及国外的观察家们都大为震惊。
只有了解了这个人和他的过去，才能够理解他此番看似荒唐的做法。汪精卫五十五岁，修养良好，受过高等教育，个人魅力十足。他是孙先生早期的追随者，后来做了孙先生的私人秘书，在孙先生弥留之际还帮助起草了他的遗嘱。1925年时被推选为了国民政府主席，1926年在与蒋委员长出现矛盾后辞职前往欧洲。等到第二年他回来时，蒋委员长已经在南京建立了右翼政府，而左翼政府仍留在汉口。汪精卫再一次与委员长起了争执，盛怒之下回到了左翼政府所在的汉口。
1930年，冯玉祥和阎锡山组成反蒋同盟，汪精卫也加入了他们。汪精卫在离开了国民政府后做了三件事，全部说明了他离去正是因为他对委员长所握权利的嫉妒。孙先生去世后，汪精卫统治中国的野心渐渐变成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他从一个信念坚定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可耻的机会主义者。
1940年4月1日，在日本的协助下，他假借蒋介石之名的在南京举行了傀儡政权的成立仪式。不过实际办公却是在重庆。为了混淆视听，汪精卫还称他管理的这一党为国民党，以抗日为首要目标。
这个行动是日军对占领区实行政治控制的一次尝试。傀儡政权中，只有汪精卫一人在中国人中曾享有过一定声誉。对于权力的强烈欲望和无法抑制的反蒋情绪，大概就是对他叛国行为唯一合理的解释。
狐假虎威的傀儡政府完全依赖于日军的支持，只有在日军占领的地区才能行使管理权力，包括百分之九十的铁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国人对于该片辖区的贪婪正中了日本人的下怀，日本人正好利用这些外国人的贪婪，打消他们在此建立傀儡政权的念头，以及为日军侵略计划提供财政支持的政权的顾虑。
不过实际上，日本只能控制这一带的铁路线，生活在交通线交叉的盲区地带的老百姓仍忠于中国，被占领的村庄和城市的多数居民在暗中支持重庆政府。傀儡政权的兴衰与日军在中国的冒险一样，都以日本军队的胜败为转移。
日本领导人应该对汪精卫的忠诚度抱有一定的怀疑。对于一个有背弃了旧主子历史的人，如果还有一个获得高升的机会，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掉现在的主子去投奔新主子。
显而易见的是，中日战争的结局很大程度上不受这两个国家的控制，而是给两国提供援助的西方国家。美国更关心的是胜利的一方会给自身带来哪些利益。
日本的胜利将意味着独裁统治的胜利。日本对美国的矿产和本土不能生产的产品在短期内会有需求。但是在日本的工业初具规模后，将很快自给自足。日本将垄断远东的市场和矿产资源。随着其工业的发展，日军将扩大他的陆军和海军部队。届时日本将企图夺取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群岛的所有权。在西太平洋获得保障后，日本的目光紧接着就会转向东边觊觎已久的阿拉斯加海域和夏威夷。更何况离夏威夷只有两千英里远的马绍尔群岛东部的岛上还有一个日军的托管地。随后的行动我们暂且留给时间，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除非侵略者彻底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否则他们是不会停止脚步的。
如果是中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呢？虽然是新生政权，中国却是现在少有的几个民主结构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胜利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东方民主的基地。他们的政府很有可能是代议制，国家社会主义也会得到发展。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一定会保卫他们的领土主权，并且要求同西方大国平起平坐。对于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需求如果能拿出系统的引进计划将会大有帮助，但是这类的协助最好通过不掺杂政治和特权的商业形式实现。
西方人恐怕难以理解这场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影响，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民族是如何运转的，不曾来过中国的人也意识不到这样庞大的人口的生活有多么的原始。养活自己的迫切需要、庞大难民数量的安置，政府和教育机构的向西转移，这些新的事业使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长期的倦怠中走了出来。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将会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统一的国家以及更加先进的民族，也意味着战后的中国人民即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在经济上来讲，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潜力巨大的买方市场。
在地理方面，苏联和日本因为与中国位置相近而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美国能以正确理智的态度面对中国的话，也许也会从中获利。那些要去中国学习的美国人必须要学习中文，学会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同他们平等相处，就如同他们那些要去法德英等国留学的美国同胞一样。他们不能期待在租界里享受特权，也不能期待他们的劳动和投资会获得高于中国人的报酬。中国人对美国人十分膜拜，他们会热心公正地对待一切事物。作为个体来说，中国人坚定果敢，虽然处理事情的方式同我们的大相径庭，但是我们需要接受这种差异。毕竟他们的文化要比我们早几千年。
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有着光明的未来，也许他们真的能够实现那个曾经只在书中见到过的乌托邦：政治平等，经济和社会秩序良好。
当道格拉斯运输机从重庆起飞飞往昆明时，空袭警报响了。美国飞行员调转机头飞向西南，我们穿过了云层和层层云雾中的山峰。在最初的五十英里，小山旁的梯田上波光闪闪，插满了水稻秧。飞机继续爬高，梯田变干了，作物也变成了小麦或是谷子。一路上我们没有寻到有人居住的影子。我们飞过了崎岖险峻的山谷，湍急的河水流入山谷中， 房屋一点一点消失不见了。我们翱翔在地势不平的山谷上空，澎湃咆哮的瀑布从山谷尽头的峡谷飞流之下。蒙蒙的水雾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房子，慢慢的，房子连成一片变成了小村庄。突然间，我们就置身于一个好似绿毯的谷地，一座城市逐渐出现在我们的眼中。飞机盘旋着降落在了一个停满飞机的机场，此时我们已经到了四百英里外的昆明。下了飞机才发现，降落时见到的飞机不过是用竹子和草席捆成的模型，专门用来迷惑敌人。
一些政府机关和大学已经迁到了昆明。不过更能提起我兴趣的是开办在这里的民航训练中心。经过一年美国教官的教导后，已经有一百五十名新飞行员从这里毕业。
在昆明的时间很充裕，于是我搭乘法国控制下的火车到了河内看望我在北京认识的老朋友——美国领事保罗·迈耶和他的妻子。我登上了内燃机动力的米什林火车。米什林的轮胎由硬橡胶做成，整趟路途都没有听到恼人的噪音。铺设的铁轨如同一个螺旋瓶塞钻，在沿着峡谷的地形转过无数道弯、穿过了无数条条隧道后，我们在边界小镇换上了蒸汽车头，连夜开往河内。
视野里开始出现一些典型的热带植物，当我们沿着红河谷继续向东南走时，热带植物愈发的多了。天亮后不久，我们就到了距小镇一百六十英里外宽阔的三角洲，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就在这里，远看仿佛是地处亚热带的东方小巴黎。通往殖民政府行政大楼的宽阔大道两旁，欧式风情的公园、简洁的洋楼和有着独特外观的旅馆、银行和商店错落有致。当地居民住在殖民政府外围，聚居区里有别致的集市市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上还用法语和拉丁化的日语介绍着要售卖的商品。法语是这里学校的必修课，当地人几乎都能掌握——至少所有人都听得懂。
由于汉口和广州的失守，曾作为次要交通枢纽的河内突然间成了一个繁忙的城市，从这里通往云南和广西的铁路是进入中国的三条路之一。其他的两条，一条是刚完成的缅甸到昆明的公路，另一条是苏联到中国西北的公路。大量的日本特务看似在旅馆和咖啡馆消磨着时间，实际上是在暗中监视着中国和殖民政府的活动。
在海防，我登上了一艘汽艇，开始了前往香港的双日游。此行我计划去看望宋子文和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我的中国考察报告不可能完整。
船到达直布罗陀式的岛屿上时，我想起了一个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却依然记忆犹新的英国朋友——近卫兵第一团的上尉。他曾经告诉我，当他第一次从他的战舰甲板上看到香港时并没有注意到近在咫尺的繁忙码头，而是将目光投到了远处的银行和商业大厦，接着是山上外国员工和殖民地政府官员整洁的住宅，最后停留在了山顶上的总督官邸。他不由地惊呼道：“我的上帝，这简直是另一个英国！”
宋子文正在广东银行他的专属办公室里。自从当上财政部长后，他的身材发福了不少，也更加严肃和成熟了。不过他的魅力并没因此减少一丝，厚重眼镜片后的那双犀利的眼睛依然还闪烁着智慧和善解人意的光芒。
众所周知，宋子文是中国公认的财政奇才，并且赢得了外国银行家的高度赞扬。他是蒋介石夫人、孔祥熙夫人和孙中山夫人的兄弟，今年才四十四岁。1915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毕业论文。北伐战争（1926年至1928年）期间给蒋介石的军队提供了资金支持，南京建立新政府后一直担任财政部长。1933年，由于同蒋委员长有了分歧便辞了职，在那以后就一直为中国银行工作并且担任董事会主席。不过，一个拥有宋子文般能力、能量以及宗教信仰的人是无法冷眼旁观中国如此不堪的局面的，更何况政府还有赖于他提供的意见。外国人对他在这个紧急关头拒绝担任任何要职的决定感到十分迷惑，可能他觉得自己在幕后工作时能发挥更大的力量。他是一个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体，前者是他的本能，后者则是受环境影响。
在告别时，他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说出了大部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的：“我们不期待美国为我们而战，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美国给日军提供援助。假如美军减少为日本提供援助，转而给我们以道义上的支持以及少量的财政支持，这场战争的胜利就会是我们的。”
上次见到孙中山的夫人还是在孙先生出殡时。那个灰蒙蒙的清晨，成了寡妇的宋夫人步履沉重地跟在她那位杰出丈夫的灵车后前往南京紫金山陵墓里国父的最后安息地，那场景转眼已过去了十年。从那以后她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过着安静的隐居生活，同时也继续进一步发扬和诠释着孙先生的教诲。1927年，蒋介石加入右翼阵营后，她认为蒋违背了孙先生的教导，视他为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与蒋委员长或是国民党划清了界限。在这危机关头，我想知道她的态度如何。
孙夫人的秘书引着我来到了她在香港的摩登住宅楼。我在只有简单摆设的房间里等待时感受到了她杜绝奢靡的生活态度。她走了进来，自然诚恳地跟我问了好。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八路军中流行的“不要客气”的态度，顿时像回到了家。她的思想成熟，充满着自信却并不只专注于自身。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她高尚的品格体现得愈加淋漓尽致：她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尤其是受压迫的人民的爱。她没有任何伪装，表情淡然，美丽又安详。
她并不缺乏幽默感，当我说起我在北方的经历时，她常常饶有兴致地插几句话，向我解释为何中国人会有我描述中的行为。我本是来喝茶的，可是时间飞逝，当我起身离开时仍有很多话没说完，于是她提议我们可以前去一家中餐馆同她的两位秘书共进晚餐。
毫无疑问，她认为一直在执行三民主义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而蒋介石还不断鼓励下属对他本人忠诚而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虽然人民还没有准备好行使参政权，但是代议制政府本应一早就建立了。不过政府最大的失败是没有执行民生主义，相反却置人民于不顾而迎合着上海的银行家，尤其是在土地问题上。
她比以前充满了希望。虽然战争已经向那些自私自利的政府官员们证明了国家的力量是来源于人民，但是贪婪和自私仍然存在。
她对自己的工作所谈甚少，但我知道她全身心投入了中国保卫同盟这一事业中。在她的指导下，同盟会从国外筹集了资金和支持用来开办和援助医院，照顾前线的伤员，解决绝望中的难民，她把每一块钱都用在了刀刃上。在她鹰眼般锐利的目光下，绝不会有钱流入无耻官员的口袋里。
与孙夫人的谈话为我对这场战争长达几个月的观察工作划下了完美的休止符。她成为了新中国的精神领袖：忠诚、无私、爱国，为了获得更好更平等的生活而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
在乘船向东横渡太平洋的几周颠簸里，过去数月的往事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像拼图的碎片一样最终都找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拼图的主题就是保卫中国的独立，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是使自主抵御外敌入侵成为可能的政治、经济的改变，是能够为独立运动提供足够的推动力和牵制这种力量的博弈。
在这个发酵中的史无前例的时代中，在为平等和机会努力奋斗的同时也在极尽全力满足一己之私，例如蒋介石。他的经历、对民族的奉献和他个人的品格让他的兴趣不仅局限于党派，而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践行各党奉行的思想并且实践。共产党中那些诸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淡泊名利的领导人，已经成为了自由思想与行动的先锋，自我修养和个人权利的守护神，一个平等、经济井井有条的社会的驱动；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他们有能力在这样一个宽广无垠的国家建立政权，通过利用现存的经济体系以及技术手段组织资源。同时，国民党引入了西方大量的先进思想、科学知识、商业理论、西方文化以及技术。诸如白崇禧、李宗仁、孙连仲和汤恩伯等的军事领导人，改善了军队行军以及阵地战的组织和效率。
各方的努力正稳步向前，正在为了实现中国民族独立、民主和更优的生活质量的目标凝聚成一股新的力量，不久的将来，这股力量就会为她四亿五千万的人民带来福祉。
这个模式的关键也正是那些正在成功运转的社会模式的关键：社会成员的无私奉献以及我为人人的高尚情操。
六个小时的飞行，在途径两站后我抵达了长江上游、四川省的商业中心重庆。刚刚离开饱受战争摧残的汉口，两者相比较，重庆似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宁静、碧绿，让人心生安慰。穿过了总是盘绕在重庆上空的云彩后，我们突然从最低的云层钻了出来，看到了脚底下长江和城北商业区参差不齐的建筑。长江和北面的嘉陵江由一条细长的岩石隔开，商业区就坐落在那里。随着马达的轰鸣声，我们的重型海上飞机紧贴着湍急的水面向前滑行，停在了一片停机坪上。
这里将会是中国的新首都——自开战以来的第三个首都。中国的政府机关将迁移到此地，大概等同于美国首都从华盛顿迁到奥克拉荷马州的土尔沙。
重庆在四川盆地的南部，这里同中国其他地区完全不同。根据地质学家的意见，在第三纪时，这里还是一个有着红砂石沉积湖泊的面积达七万五千平方英里的盆地。长江的四条支流（因此该地取名为四川）都流经这里，使得四川成为了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整个地区都被西藏高原的山脉包围着，唯独长江切出了一条峡谷。这里的气候温润，晴天少，冬天几乎没有霜冻，盛产水稻、小麦、小米、玉米、豆子、糖和烟草，这些作物供养了战前的四千四百万居民。新修的公路将这里和南边的云贵以及北面的陕甘都连接了起来。
这里会是中国的新首都，包括外交部在内的许多政府机构已经搬到了这里。几周之后，日军的飞机从他们在汉口的新基地出发，把这里活生生的变成了人间炼狱。可是此时，至少这里还都是平静的。
在外国住宅集中的长江南岸，在标准石油公司的院子里新建的大使馆办公室里，我找到了大使。他还是那么的亲切，让我跟他一起和大使馆参赞威利·佩克和他的秘书西德尼·拉丰一起分享住所。
这一周我过的很悠闲，在安静祥和的气氛中下下中国棋，现在已经代替了以前的扑克牌。同时，根据我过去十年的观察，还要不断修订我对远东局势的看法。
日本领导人以经济合作以及根除共产主义的传播为理由，试图以此来开脱罪名。可是事实正好相反。
如果日本只是想要寻求经济上的合作的话，他们满可以在1931年9月攻占满洲里前的任何一个时间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而实际上，此次战争开始前，中国是日本的最大主顾和最大的原材料出口国。战前对日的抵抗并不是他们对于日本人天生的反感，而是日军已经太多次侵犯中国的主权了。
至于共产主义，据我的观察，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原则，在政治方面是代议制民主政府，在经济方面坚持合作，在社会方面，由于强调社会平等所以也能够称其为共产主义。日本试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不但不能限制，反而还加速了它的传播。
为了理解日本的真实目的，得要追溯回三百年前，长久以来，这个国家除了少数几次的短暂间隔外，一直受军阀的统治。他们的军事领导人渴望征服的证据之一，就是一五九二年，野心勃勃的秀吉将军宣布了要征服远东的狂妄计划。首先要攻占的就是朝鲜，随后就是满洲里和中国。随着清朝皇帝入关，秀吉计划在上海南部的宁波建立军事总部，试图以此为基地出发攻陷南亚、菲律宾群岛和现在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幸运的是，秀吉在侵略朝鲜时去世，他的计划也随之搁置起来——直到二十世纪的军阀将它稍加修改又将它复活了。
秀吉死后没多久，日本就建立了以天皇名义进行统治的德顺幕府，随后日本进入了二百五十年的闭关统治，后来被康芒多尔·佩里的谈判打破。自从明治军阀集团复辟以来，军阀集团恢复了控制大权，想要借助征服进行扩张的计划在一八九四年实施。从那时起，到这次与中国的战争，在这期间内，日本的领土由原来的十四万八千平方英里扩大了七十一万平方英里。
1931年，满洲里掀开了日军入侵的新纪元，现在欧洲的侵略势头也很迅猛。对日本来说，侵略满洲只是试验西方列强反应的试探剂。由于西方列强保持沉默，1933年，在满洲里之后，日军的黑手又伸向了热河。意大利也紧随其后，入侵了埃塞俄比亚，之后就是德国。
不过，惊人的不仅是日军在亚洲的侵略行动。美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日本海陆军官对征服计划的态度。日本人满脑子都装着他们的使命——要把日本文化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他们只是把中国当成了一块垫脚石。由此可见，他们征服中国，要的不仅仅是进行经济合作。中国一旦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将会从这里得到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和天然资源，然后组建成一支更强大的军队进行更远的征服。
中日之间的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不只有学术上的意义：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东亚将实行独裁统治还是民主之花遍地盛开。如果日本赢了，美国就要留心自己的安全了，因为日本陆海军想要攻占美国的欲望的强烈程度绝不亚于德国毁灭英国的欲望。可是，美国竟然还在给日本提供建立这种霸权的战时物资！
日本在中国的远征究竟怎么样？经过在上海的三个月的观察，我认为，跟西方列强的军队比起来，日军的军队是三流的。在随后的一年里我证实了这一结论，我的根据是日军的战斗力不足，运输协作能力不强，地空部队协调的不好，武器使用不力，以及领导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已经犯下了大错，其一是对中国人的抗日情绪和力量没有正确的评估。其二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军队分散在广大地区只会削弱日军的战斗力。
日军又因为暴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增强了他们的抵抗决心，这就给自己徒增了完成侵略野心的烦恼。对于没有设防的农村和城市进行无止境的轰炸，企图以此来恐吓老百姓对于他们的计划有害无益。日军的烧杀奸淫更是不受约束，有证据表明，甚至有时候这些暴行还是奉命行事的。被炸毁的高级学府数量之大也必定是计划的一部分。在日占区鼓励居民使用鸦片，也只能说明他们想借此削弱人民的精神力量来阻挠中国人对于这个变态计划的抵抗。
但是，日军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说到底，日军也不是好对付的军队。官兵们都很勇敢，他们对于天皇的忠诚近乎狂热。他们能坚持，也有足够的决心，不会重复犯过的错误。日本帝国总参谋部训练有素，有很强的预见能力，善于抓住能够改变时局的关键时机。
战争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绥远到印度支那边界将近两千英里——还要在西伯利亚边界维持大量的部队是这支军队面临的难题。由于日本在紧急时能够动员的人数上限约是七百万人，所有人力也是他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在三年的战争中，他们的死伤人数累计将近一百万人。还有另一百万人要派往东亚大陆，日本国内已经基本空巢了。
日本在中国的目标很难完成没有异议。就算能够击败有组织的对抗，那些独立组织的抵抗也会有效地破坏对于还没占领的地区的控制，现在日本也并不具有这样规模的人力。可是，如果日本不惜一切，如果还能继续得到铜、钢、铁、石油和棉花等由美国支援的用于战争工业的物资，日本可能将会实现其目标的一部分。但是代价就是它的兵力需要达到现在中国兵力的两倍甚至是三倍。
可是现实是，在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日本连维持现有的局面都非常吃力。
中国进行战争的目的是重新获得独立，全国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中国犯下的错误很多而且很严重，但是重要的是他们采用的战略都是正确的。战争刚开始时，中国的军队在组织、装备和训练方面连中等水平的现代战争都难以应付。中国人的弱点不是组织能力，这只是在初期的弱点。军事单位大部分来自于各省，下派的任务也多是凭司令官的对指战员的喜恶而定。要提高效率，就必须在不损害政治权利的人的感情的前提下进行。中国的团结在1937年才开始，还要随着战争的进展和协调新加入的对抗集团，也许最棘手的问题是缺少了解现在战争技术的指战员和参谋人员。
不过，足智多谋是中国人的首要特点。抗日的决心在人民当中还是很普遍的，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正准备将人民的决心转化成具体的行动。血肉之躯同钢铁抗衡的代价是很可怕的，侵略者也放慢了进攻的步伐。我们用这种代价赢得了时间，成立了训练指战员、参谋官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学校；军队进行了改编；重新指定了适宜的计划；修建了新的道路；颁布制定了一些改革方案用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采取了统一的内部经济的做法。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向西迁移，所有受到威胁地区的学校和大学也都迁往了西边。
共产党也不再需要他的领导人从浩瀚的人力当中寻找出一种能够保存自己实力的方法去进行艰苦斗争，而是可以将一种具有无限的价值的生活方式和抵御外敌入侵的模式贡献给民族事业。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上都不再针锋相对。虽然他们各自的方法各不相同，可是追求的确是同一个目标。
在国父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章中，他承认了中国的软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将对派别的忠诚放在对国家的忠诚之上。他虽不鼓励对派别的压制，但是要求能够将二者强化到同一个程度上。其目的是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国民党强调国家忠诚包括派系的忠诚，而共产党则主张国家忠臣高于一切。
国父的民生主义的设想中，人民掌握政治权利，人民选举的政府代为行驶这些权利，人民将享有选举权、罢免权、提案权和复议权。政府机构的管理权分为五个方面，除了西方沿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之外，他增加了考试院和检察院，这两者都曾为旧中国皇朝政府提供过良好的服务。
在中国，人民的要求是摆脱普遍和极端的贫困。为了摆脱它，每个人都努力的赚钱聚财，国父提出的民主主义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计划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以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尝试一种新的方式。他说：“在分配不均的社会中，当然可以用马克思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但是中国的实业目前欠发达，阶级战争的无产阶级专制是用不上的。……我们主张用一种思想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资本，以防将来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大问题，而不是先提出不切合实际的办法，等到实业发达时再用。
“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跟民生主义不同。我们的三民主义是说，民有民治民享。这就意味着国家为人民所有，国家大家管，利益大家分。如果这样说的话，人民对于国家来说不仅仅是共产，而且其他事也可以共产。这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口中的大同世界。”
他把人民分成了三个等级：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发明家、宣传家和实干家。他说：“这三种人相互协作，人类的进步才能一日千里。”
他是这样论证道德方面的：“人虽然有智力和才力上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必须要努力使它平等，这是道德上的最高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将人的两种思想做个比较就明了了。人的思想，一种是利己的，一种是利人的。……利人的人，只要是对人家有益的事，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做。这种思想发达，而且还有聪明才智的人，就会利用自已的优势为他人谋求幸福，渐渐积累成博爱的宗教和慈善事业。不过宗教的力量时强时弱；慈善之事也时强时弱，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行革命、推翻专制统治、主张民权。此后，协调这三类人使他们拥有平等的关系，人人都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照这样下去，虽然人天生的聪明才智分三类，但是由于服务别人的道德之心发达，三类人也就可以相等了，就是平等的要义。”
我引用了孙先生一段很长的论证，因为这现在是中国内部发现的向导。他计划三步实现这三大原则：首先在军政时期，要铲除各省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其次是训政时期，期间由国民党统治，让人民拥有初步的政治权力；最后一步是宪政时期。
创建共产党的这一批人，一九二七年起兵造反，反对国民党建立的政府，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对于孙先生发展民生的计划不加理会。还有其他的分歧，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的核心一直是它。
共产党人还觉得国民党延长训政时期很没有必要，拖延人民为自己的代议制政府争取时间。共产党人的持续施压，加上开战以来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终于迎来的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1940年4月的上旬，重庆召开了第十五次会议，参政会重申了民族团结抗日的政策，通过了宪法草案以早日实行代议制政府。蒋委员长在参政会的一次演讲中说，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已经改变了整个政治形势。中国人取得了阶段胜利，同时政府也更加依赖人民的支持和合作。所有大家都意识到了实施宪法的必要性。
国共两党的代表都出席了此次会议，委员长的讲话和参政会的行动代表着饱受磨难的中国新的开始。
外敌入侵时，往往对国家的忠诚也意味着对民族的忠诚，所以中国人通敌的情况很少见，也因为叛徒往往还要冒着家庭也被牵连的危险。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死后得到后代的尊敬。每个人都知道，没有哪个儿子会对身为国家叛徒的父亲进行膜拜。所以当国民政府的前总理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建议成为日军在华的傀儡头目时，中外的观察家们都大为震惊。
必须要了解了这个人和他的过去，才会理解他为何会这样做。汪精卫五十五岁，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很有个人魅力。他是孙先生早期的追随者，还给孙先生当过秘书，在孙先生弥留之际帮助起草了他的遗嘱。在一九二五年时被选为了国民政府主席，但在一九二六年与蒋出现矛盾后去了欧洲，第二年他回来时，蒋已经在南京建立了右翼政府，而左翼政府仍在汉口。汪再一次与蒋起了争执，盛怒之下到了汉口。
1930年，冯玉祥和阎锡山组成反蒋同盟，汪也参加了。汪精卫在离开了国民政府后所做的三件事都能说明他嫉妒委员长的权利。孙先生去世后，汪一直有统治中国的贪念，他从一个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可耻的机会主义者。
1940年4月1日，在日本的协助下，他在南京举行了傀儡政权的成立仪式假借蒋介石之名以增加混乱，汪还称他管理的这一党为国民党。
这个行动是日军对占领区实行政治控制的一次尝试。傀儡政权中唯有汪精卫一人曾任职于国民政府。他抛弃了自己的国家，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和反蒋情绪。
傀儡政府依赖于日军的支持。它只能在日军占领的地区行使权力，包括百分之九十的铁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日本利用了在此地的外国人的贪婪打消他们也要建立傀儡政权，至少是给日军侵略计划提供财政支持的政权的顾虑。
不过，日本只能控制这一带的铁路线。而交通线之间的地带的老百姓仍忠于中国，被占领的村庄和城市的多数居民暗中也在同情重庆政府。傀儡政权的兴衰与日军在中国的冒险一样，都以日本军队的胜败为转移。
日本领导人一度怀疑汪精卫的忠诚。对于一个有过这样历史的人，如果还有一个往上爬的机会，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掉现在的主子去投奔新的外国主子。
中日战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国家不可控制的因素。两国都依靠着外援，所以美国尤其关心胜方可能会对她造成的影响。
如果日本胜利，就意味着独裁的胜利。日本对美国的资本、原材料和它不能生产的产品在短期内会有需求，但是随着日本工业的发展很快就不再需要，日本将垄断远东的市场和资源。随着其工业的发展，日军军队将继续扩大。它将会夺得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群岛。在西太平洋获得保障后紧接着就会将目标转向东方。阿拉斯加海域和夏威夷都是他们的池中之物。离夏威夷只有两千英里远的马绍尔群岛东部的岛上有一个日军的托管地。随后的行动还有待推测，但是应当记住的是，历史已经证明了征服者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之前是不会停止脚步的。
如果中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呢？中国是现在少有的几个民主结构的国家之一。政治民主要在那里开花结果。中国的胜利意味着中国即将成为东方民主的基地。他们的政府有可能会是代议制，用以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如果中国期望在平等基础上与他国交往，首先要保证自己主权的完整，其次将需要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外国资本和技术进行援助，不能以政治特权来承诺。
西方人恐怕难以理解这场战争的催化作用，因为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四亿五千万人民的整体，没有来过中国的人不会知道这里生活的多么原始。他们需要养活自己，庞大的人口移动起来困难重重，于是政府和教育机构向西部转移，这些政策使上百上千万的中国人打起了精神。也意味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获得极大的提高，购买力的提高和广阔的市场。
新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苏联和日本，这也给两国带来了好处。如果我们能正确理智的看待它，美国也许也会处于有利位置。那些要去中国学习的美国人必须要学习中文，在内地同他们的人民一起生活，平等的对待他们，如同他们那些要去法德英等国的美国同胞一样。他们不应该期待在外国租界里享受特权，也不能期待他们的劳动会获得更高的报酬。美国人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会对热心公正的人做出友好的反应。他们的方式跟我们的不同，反过来说，我们对他们也不甚了解。他们的文化要比我们早几千年。
当巨大的道格拉斯运输机从重庆起飞飞往昆明时，空袭警报响了。美国飞行员调转机头飞向西南。我们掠过了云层和山峰。在前五十英里飞过了小山丘和山坡上种着水稻的梯田。飞机继续爬高，梯田变干了，作物也变成了小麦和谷子。周围看不到人居住的影子。我们飞过了崎岖险峻的山谷，湍急的河水流入山谷中。房子和村子又缓缓出现。突然间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绿色覆盖的山谷上空，一座城市进入了我们的眼中。飞机盘旋着降落在一个机场。我们已经到了四百英里外的昆明。我们从空中见到的飞机其实是用竹子和草席做成的，专门用来迷惑敌人。
政府的办事机构和一些大学已经迁到了这里。不过在这里开办的空军训练中心更让我感兴趣。在美国教官的训导下，一年中已经有一百五十名新飞行员从这里毕业。
在昆明停留的时间只够我去河内看望我在北京的老朋友，美国领事保罗·迈耶和他的妻子的。我上了内燃机做动力的米什林。我们穿过了山谷边缘的盘旋公路，过了无数条隧道，在边界城镇的老街区换了蒸汽车头，在卧铺车厢里过了一夜后到达了河内。
老街区就出现热带植物了，沿着红河谷继续向东南走，热带植物愈发的多了。我们在天亮后走了一百六十英里，到了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在这个半热带的地方，我看到了这个东方的小巴黎。宽阔的大道两旁种着棕榈树，经过了雄伟的殖民政府的行政大楼；欧式公园；漂亮的洋楼和旅馆、银行和商店布满了街道两侧。在外一层是集市市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上用法语和拉丁化的东京湾语言。法语是这里学校的必修课，当地人几乎都会说法语。
河内突然间成了一个繁忙的城市。由于汉口和广州的失守，从这里通往云南和广西的铁路是能通往中国的三条路之一。其他的两条，一条是刚完成的缅甸到昆明的公路，另一条是苏联到中国西北的公路。几十个日本特务在旅馆和咖啡馆游荡，监视着中国人和殖民政府的一切活动。
在海防，我登上了一艘汽艇，两天的旅程后抵达了香港看望宋子文和国父孙中山的遗孀。我的调查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会是完整的。
船到达直布罗陀式的岛屿上时，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英国朋友，近卫兵第一团的上尉曾经告诉我，第一次从甲板上看到香港时，他的实现掠过了繁忙的码头，扫到了银行和商业大厦后面的仓库，接着是山上外国雇员和殖民地政府官员的住宅，最后停留在了山峰上的总督官邸。他不由地惊呼道：“我的上帝，这多么像英国啊！”
宋子文在他的办公室里。自从当上财政部长后他圆润了不少，更加严肃和成熟了。不过他厚重眼镜片后的那双闪烁着智慧和理解的眼睛告诉我，他的魅力还在
宋是中国公认的财政奇才，连外国银行家也高度赞扬他。他是蒋介石的夫人、孔祥熙夫人和孙中山夫人的兄弟，此时才四十四岁。他在一九一五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毕业论文。北伐战争期间——一1926年至1928年里，他资助了蒋的军队。南京建立新政府时，他就当了财政部长。在1933年，由于同蒋委员长有了分歧，他选择了辞职，后来就一直为中国银行工作，担任董事会主席。不过，一个像他一样有才干和能量的人是不可能不理睬中国的时局。国难当头，外国人对他拒绝接受公职感到十分迷惑，可能他更倾向于不用露面的幕后工作。他结合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前者是他的本能，后天则是受环境影响。
在告别时，他跟我说了一番刚好反应了中国大部分人民对于美国对这场战争态度的话：“我们不期待美国为我们而战，但是至少不要给日军提供援助。假如美军为日本提供少量援助，给我们以道义上的支持，这场战争的胜利就会是我们的。”
上次见到孙中山的夫人还是在十年前跟随她去位于南京紫金山陵墓的国父的最后安息地时。从那以后她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过着安静的隐居生活，同时也努力阐明孙先生的教诲。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右偏后，她认为蒋违背了孙先生的教导，拒绝为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做任何事情，把他们视为三民主义的叛徒。在这危机关头，我想知道她的态度如何。
孙夫人的秘书领着我来到了她在香港的住所。我在简朴的房间里等待时看到了她的精神。她不允许自己奢侈。她走了进来，自然诚恳地跟我问了好。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八路军中流行的“不要客气”的态度，让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而且，她还拥有自信却不自负的头脑。这一点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更加明显了。她充满了对受压迫的人类，尤其是妇女的爱怜。她没有任何伪装，自由自在，安详而又美丽。
她很风趣，当我说起我在北方的经历时，她常常饶有兴致的插几句话。我本事来喝茶的，可是时间飞逝，临走时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讲完，于是她建议我们同她的两个秘书一起去吃饭。
她认为国民党没有执行三民主义，而共产党则在执行。她认为蒋介石一直在鼓励下属对他本人的忠诚而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虽然人民还没有准备好行使参政权，但是代议制政府应该一早就建立了。更严重的是政府竟然没有履行民生主义的原则，相反却不顾人民的处境而迎合着上海的银行家，尤其是在土地问题上。
她现在比以前充满了希望。战争已经证明了国家的力量是来源于人民的。
她没怎么谈到自己的工作，但我知道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为了中国保卫同盟。在她的指导下，同盟会正在筹集资金开办和援助医院，照顾前线的伤员，为难民提供急需的帮助。她要让每一块钱都用在当用之处。在她鹰一般的目光下，绝不会有钱流入无耻官员的口袋里。
在和孙夫人的谈话中结束我对这场伟大的战争长达数月的观察是很完美的。她概括了新中国的精神：忠诚、无私、爱国，为了更好更平等的生活方式而不知疲倦的工作。
我在乘船颠簸回东边的太平洋的那几周里，过去数月的往事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纵横交错的难题各就其位。中心位置的是保卫中国的独立，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是能够抵御外敌入侵、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贡献力量的各个阶层。
在观念和行动的巨大动荡中，一方面是为机会和平等奋斗，一方面是为满足一己之私，尤指蒋介石。他的经历，对国家的忠诚和个人的品德，让他逾越了党的利益，我公众的利益去选择各党派有益的思想和行动。从共产党和她的杰出的、低调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那里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他们坚持个人的价值和权利，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从国民党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利用现有的经济模式。国民党还引进了西方的思想、科学知识、经营模式、文化和技术。像白崇禧、李宗仁、孙连仲和汤恩伯等的军事领导人改善并训练了他们的军队组织，使其更加的有效率。
所有的这些力量，正在缓慢但肯定地被编织成一个新的格局，朝着进步、民主和为四亿五千万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前进着。
这一格局的关键，就是那个任何成功的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成员的无私奉献和对他人权利和感情的密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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