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停航抛了锚，船尾的两侧飘着日本的青天白日旗。驱逐舰在熠熠生辉的巡航舰后的江水上随着波浪剧烈地上下起伏着，那些庞然大物般的巡航舰上体积巨大的船舱也跟着在无瑕的天空下笨重地摇来晃去。舰船上的甲板已经为军事行动清了场，火力也瞄准着西岸以示威胁。
麦金利号驶出吴淞口进入黄浦江时，头顶天空掠过了两队轻型轰炸机，机翼下还带着红白色的太阳旗标志。顷刻，飞机变换形成了纵队，头机迅速俯冲向了大上海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圆顶，五架僚机紧随其后。
三周前从西雅图起航时我并未料到会亲历一场战争。在东方居住了几十年的人意识到，中日两国最终还是逃不过一场恶战。不论是从国家荣誉或是国家安全任意一个角度来看，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忍受外来入侵者对自己的主权进行反反复复地挑衅。我此行的目的，本是进行正式的针对中文的研究与学习。与此同时，麦金利号客轮在横滨入了港，淞沪会战打响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不知道的是，我即将前往的并不是北平专门研究中文语言的学校，而是将作为一名官方的观察员陪同美国海军，亲眼见证中国为了维护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抗争。
游轮在距离吴淞河口一英里的地方停泊抛锚，虽然船上乘客众多，但却只有一小撮人跟我一同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勤务船。如今的上海并不是个适合游客停留的地方，甚至对于商人来说，他们在此殒命的几率也大大高于和平年代。勤务船从游轮旁驶出后向着八英里外的海关码头全力驶去，我坐在船尾，看着这一幕幕与我在十年前初次抵达中国时有着天壤之别的景象。
我那时与海军陆战队士兵一道前来中国保卫在此地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防遭受从南方北上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袭击。现如今军队已经在过渡时期铲除了各省的旧军阀，一个由国民党建立的政府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国家的首都也从北平转移到了扬子江边的南京。
共产党党内的分裂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共产主义的核心力量被清除掉，那些组织创建了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以及号召土地改革的元老们倍感压力，一场长达九年的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在12月之前才刚刚进入了停战阶段。随后形成了日益坚固的抗日统一战线。
在十年间，尽管内部仍然存在各种分歧，却不可否认现在的中国变得强盛起来，通讯及交通情况得到了改善，法律日渐完善，教育也有了长足的提高。如今的中国由于国家尊严和民族自豪感的产生，其领导人坚持他们应该受到西方国家的平等对待。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在中国享受特权的时代迅速落下了帷幕。西方商人已经准备好了调整如何处理与东方国家关系的方法。但是，在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地方，居高自傲的日本却因中国的强盛而越来越焦躁不安。在日本所密谋规划的东亚新秩序中，一个强盛的中国并不具有一席之地。
1931年的9月，日本试探了西方列强对于通过暴力手段进行强行扩张的反应。日本的军队入侵了满洲里并且建立起了满洲国傀儡政权。在列强看似勉强阻挠，实则暗地怂恿的情况下，1933年，日本强行占领了绥远的热河。
以上这些对于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行为激起了她的人民的强烈愤怒，并且加速了潜在的民族主义精神。国家救亡小团体在国家范围内疾风骤雨般地兴起，个人的以及政治上的对立情绪被搁置一旁，整个民族也平静下来准备迎接一场似乎不可避免的国家力量上的较量。7月7日的那一天，一支驻军在中国北部的日本特别派遣小队在卢沟桥挑衅一支中国的守卫部队，中国政府拒绝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的行为惹怒了日本上层领导。力量较量的时候来临了。
正当我还在脑海中重新回想这一系列的事件时，勤务船已经高速地沿着长江行至上海地区，这一航段沿着黄浦江北岸绵延约五里。船在外白渡桥掉头向南，在河岸西面的码头稍作小憩。码头的景象有些反常，平日里常常能见到的面粉厂成群结队的苦力、批发商，和沿街叫卖的小贩不见了，同样不见的还有摩托车、有轨电车、四轮马车、自行车和黄包车，连宾馆的塔楼和办公大楼也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大楼低层的窗户被壁垒所掩盖，前门也被用绳子捆扎成矮墙的沙袋壁垒遮挡着。在路的尽头，汇中酒店的顶层还有一个因空袭而被炸出的黑洞。
吉姆·迈尔斯，一位美联社的通讯员，在神户时加入了我的行程，现在我们都在询问对方应该做什么。
“我们还是先去找莫里斯·哈瑞斯吧。”吉姆说，“然后从他那打听打听现在局势怎么样。”
这个主意不坏，于是我们去了电报大楼。哈瑞斯是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在十年间他一直在上海负责着美联社部门，对目前的一切情况无所不知。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哈瑞斯笑着说，“现在正好是这场战争的中期。”
随后他给我们描述了事态发展的最新情况。“十天前，在殖民地区以西的虹桥机场，一名日本军官，一位日本海军登陆部队的士兵和一位中国的哨兵发生了一场冲突。从那之后，日本在特遣登陆部队实施了海军的强迫政策，中国也从南京调兵入沪。战争在四天前突然打响了。上周六，中国的飞机误把炸弹投向了这片公共租界上，炸坏了华侨饭店和汇中酒店，切断了法租界内的爱德华第七大街的水源。这场空袭造成了将近两千人的伤亡，其中包括几名外国人。外国的驻华领事馆已经建议疏散妇女儿童和那些并不是非要留在此地不可的商人们。现在，这条战线已经从苏州河边上的租界地边缘向北经过虹桥向外延伸了两英里，继而向东及东南至杨树浦地区。”
看起来似乎这是场预料之中的战争，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蓄势待发的形象早已经表露无遗。
在哈瑞斯的建议下，我们在美国俱乐部安排的房间住下。当把一切都安顿好后，我出门去拜访了海军将领哈利，我们的亚洲舰队的司令。
黄浦江上飘荡着美国、英国和法国舰队的旗帜，在河流下游及小河湾附近，停靠着日本装甲巡航舰，出云号主甲板上还插着一面海军中将长谷川的旗帜。在这些外国战舰的上游至法租界南部，中国已经布置好了一系列的汽艇以及用来组织上游船只移动的航海帆船。
我坐了一条小船抵达了停靠在国外舰队前方的奥古斯塔号军舰并且被引到总司令所在的船舱。在房间里我看到了一位外表上看着饱经沧桑的老人，不过他的表情太过平静和安详，以致于我无法猜出他竟已近古稀。在将要到来的事务繁多的一周中，我发现了他隐藏在如此外表下清晰的思维，敏锐冷静的目光下是一颗坚定的内心以及对日本非法入侵的企图寸步不让的决心。
“在我看来是这样，”上将评说道，“现阶段看来，你在这发挥的作用要比你在北平大得多。你对中文有了解吗？”
我告诉他，1933—1935年在北平执行公务时我曾学习了两年中文。
最终经由驻华大使同意后敲定的结果是，我将被派往上海任驻华海军武官。
那一晚，发生了一件在此后几个月内又多次发生的试探将军耐心和信念的事件。一艘日本驱逐舰逆流而上，在奥古斯塔号舰头三百米的地方停船抛锚，对黄埔区东部和南部的浦东中国驻军进行了整夜的狂轰滥炸，而临近奥古斯塔号的驱逐舰妨碍了中国军队的反击。第二天早晨，哈利上将向日本海军司令发送了一封言辞犀利的便条，却未收到任何回应。其他难忍的事情还在后面。
河滨地区的商业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年轻些的商人在上海志愿队工作，以协助英国和美国守卫他们的殖民边界。日本军队占领了虹桥和苏州湾北部的杨树浦地区，一些西方中立列强的官员却决心把交战国双方的装甲部队阻挡在北部的外国领区外，不过即使这样仍无法保证他们不被偶尔偏离的炮弹所误伤。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枪声和炸弹爆炸声响彻了上海滩的每一个角落。
在美国总领事馆，我发现了戴着眼镜的驻华大使克劳莱斯·高斯，他正在安静地处理着反对派留在桌子上的大量额外行政工作，一些做文秘工作的女性成员已经被转移，高斯大使和他的领事同事不得不接手大部分的文案工作。
克劳莱斯大使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候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归功于多年的领事工作彰显出来的高尚品德，在远东地区多年的外交经验，以及能够处理好随时发生的大量棘手问题，这些条件最适合这个职位。在战争期间的每个清晨，他都会与哈利上将和杰出的第四任陆战队司令官克劳奈·劳伦斯·F·B·皮尔斯在办公室见面。这个著名的三方执政小分队聚集在一起商讨解决目前的问题，并且为能够预见的突发事件制定应对计划。没有困难会妨碍他们三个人的合作，也正是由于他们准确的判断和高度的警惕，才保证了战时没有发生损害美国中立立场的行动或外交错误。
我在上海的同事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少校，忠诚的朋友爱德华·海根。海根已经作为助理海军武官开始履行职责，而我最终下定决心，将投身于交战国双方尤其是中国军队的事务中。
之前我曾参加过战争，但是这次是我第一次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正式观察研究的战争。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做？”一场战争需要被观察被见证，并且为了见证这场战争，我必须要投身战火正酣的前线。我申请能够被委任成为一名正式的观察员，蒋介石委员长并不接受这个申请。这些委任也没有被发布。
日子飞一样地过去了，我们的活动范围有限，若想观察整座城市的形势，只得到一栋中国驻军右侧的国际公共租界大楼楼顶去。最终，我分析出了中国对于军队中出现这样一个外国观察员的反对理由。首先，他们感觉一个西方的观察员有可能会嘲笑他们军队的管理方法以及设备；第二，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不愿意为西方的观察员承担出现安全事故后的责任。他们只是单纯不想徒增烦恼。
中国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前，西方人并不愿主动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甚至连一丝意愿也没流露出来，就更不要说前来关心战争进程这种行为了。我决定去改变他们脑海里的这种偏见，并且设法从有实权的当权者手里拿到在警卫那行得通的通行证。有了通行证的护身，我能够毫无阻碍地进入战区，不必再因我的安全问题去烦扰沿路的指挥官。
在一位中国老朋友的协助下，我拿到了我想要的通行证，可以前往这座城市正处于战乱中的北部和西部地区。
现在长江的南岸，吴淞与浏河之间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日本的两个部门已经在此安营扎寨，分担他们在上海地区已进入战争状态的海军陆战队的压力。1912年，中国的左侧防御战线曾被撕开，日本的军事派遣使中国的防线一度陷入崩溃。但是目前，中国的左侧防线延长至浏河地区，这也迫使日本侵略者只好采取措施从正面攻击以扩张土地。
有一天我决定去试试我的通行证是否可以使用。一路向西走去，穿过了租界的住宅区，经过英国租界西侧边界的防御工事后向北进入了主要作战区。成群结队的苦力们步履维艰地从乡下往城市走去，肩担上还悬挂着大量的新鲜蔬菜。如果不是它们速降至低空开始轰炸地面，他们恐怕还察觉不了这些在他们头顶上轰隆作响的日本战斗机。爆炸声响后，他们连忙扔下了肩上的担子，屈身蹲进平原上星星点点的壕沟，或是躲在坟头后面。在人去世后焚烧尸体的习俗显然在战争中展现了它意料之外的一个优势。
当我靠近战壕防线时，一个哨兵叫住了我并让我出示护照。他只轻轻瞥了一眼我的黄色护照就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顺利的通行让我感到喜出望外。
双方的炮兵部队同时开火实属罕见，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士兵能够透过表面洞察到实质。军队进入战壕开始排兵布阵。一位曾在江苏和安徽省战斗过的眼神犀利的指挥官在四处设置了火力十足的机关枪。当我走近时他们好奇地盯着我看。“你好吗，老乡？”我打起精神问他们。“你也在用我们乡下的说法？”他们咧着嘴冲着我笑，说他们过得还不错，并且问我一切都还好吗。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始终都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兄弟情谊。大概他们觉得我这个外国人是疯了，才会甘愿在一场本可抽身事外的战争中拿自己的命冒险。但是这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可能在下一秒钟死去。我们现在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译注：原文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同一危险中的兄弟。。
战士们都穿着单薄的天蓝色的制服，不过也有一些穿土黄色制服的。战士们的腿上通常绑着跟紧身短上衣颜色相近的绑腿。他们使用的步枪来自于各处——德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还未经任命的高层官员和人员，随身携带着沉重的德国毛瑟自动手枪，放在木质的手枪皮套里，方便随时抽出。
这一天比较清闲。中国的战壕和西方国家挖的没有什么两样。我进入了通向后方的交通战壕。一个穿着列兵制服的人用流利的英语跟我打招呼。
“你是美国人吗？”他问道。
“是的，我是，”我说，“你在哪学的英语？”
“在美国，”他回道，觉得我的吃惊有点好笑，“我从美国的一所大学毕业，后来回国教英语。现在，我的祖国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之抗争，所以我在这尽我的一份不多的力量。”
在此前，我从未听说过在中国军队中担任军衔的大学生，“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几个世纪以来的谚语正好反映了中国人其实并不太看好参了军的小伙子们。
“部队里有很多你这样的人吗？”我询问道。
“是的，很多。”他向我保证说，“爱国主义传播得越来越广泛，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会有多大。学校和大学的学生们这几年一直保持着民族主义的警觉，也正是他们一直向政府施压反抗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目前我们的努力初显成效，我们的人民也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我们的国家免于此劫，我们就必须把民族的繁荣昌盛置于个人的雄心抱负之上。”
我很好奇他口中的“民族的繁荣”的觉悟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我边继续走边询问我遇到的士兵和小工们。
我问一个正靠在装满了干饭团的扁担旁休息的大汗淋漓的小工：“你们到底为了什么在抗争？”
“民族自救。”他的回答没有丝毫的犹豫。
“但是什么才是民族自救呢？”
他在他的脑海里仔细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小日本想要从我们手中夺走我们的家园，不过，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
这问题对于他来说如此简单。他的家园正处于危难之中，如果他能拯救他的家园，他将和与他相似处境的人一起努力。在我行走中国的多年见闻中，我从不曾见过任何类似这样的事。我好奇是否日本人意识到了这种民族精神品质之高及程度之深。
从交通壕出来后我来到了一条环绕蔬菜园的小道。担夫们或是挑着用来煮饭的大米，或是成包的弹药缓步前行。还有一些受伤的士兵或是朝着同一方向缓缓挪步，或是靠在坟头前休息。头顶上，日本的炮弹试图轰炸一点五英里范围内的一个小村庄。让人吃惊的是，人们的耳朵根本没法适应这些炮弹的轰鸣声，也无从判断它们的攻击方向。这些飞机听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即便他们轰炸的目标就是你。
在村子里，我找到了我同伴安置在土坯房里的厨房。当地的百姓已经被转移，把整个村子都留给了士兵。墙上的三个豁口就是并非所有的日本炮弹都能精准击中目标的最好证明。但是厨子看起来反而很平静。
“你们那儿的人都吃什么？”其中的一个厨子好奇地问。
“肉，土豆，豆子，玉米。”我说。
“不吃大米吗？”
“吃，不过不常吃，”我回答道，“通常都是用来做甜点。”
用大米做甜点！这有点超出他的想象了。
“你穿着这么厚重的鞋怎么走路呢？”他又小心地问。
我看了看我结实的皮毛走步鞋，又看了看他那双包裹着整双脚的单薄的棉布鞋。
“我已经习惯了，”我回答说，“而且，这双鞋也能保护我的脚不受石子和泥巴的伤害。”
“走泥地的时候我都会把鞋脱下来。”他一边向远处走去整理他的炉火，一边带着一点轻视地说。
并不是所有的士兵都乐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所有的士兵都会准备好一个友好的微笑或者玩笑。另外，他们拥有一种中国当地特有的智慧，能让他们很快想出一个点子。在距今不久的十几年前，中国的士兵基本上是视津贴的多少决定在战场上出多少力的商品，但是在国民党的临时政治训导下，他们已经有了对社会的初步认知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在回城的路上，我反复琢磨了这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我想，如果日本顽强地坚持对中国的侵略企图，那么这场战争还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八月下旬的一天，海根少校和我正坐在奥古斯塔号上与哈利上将和他的参谋长麦克康尼尔吃午饭。突然间，一枚导弹坠落到舰船附近，振聋发聩的警笛声吓得我们大惊失色。
“那些家伙们在向我们开火吗？”海根惊呼着离开椅子跑到窗边去查看爆炸的具体位置。
海根推断说，爆炸可能是由黄浦江下游的日本海军舰队企图向奥古斯塔号开火引起的。
但是后续却没有爆炸声传来，这多少有点让上将困惑不已，他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上。在恐怖的爆炸声传到这艘舰艇后，他简直如坐针毡。从我的位置看，也就是面对海关码头的正对面，我看到南京路方向滚滚的浓烟和散落的碎片正腾空而起。
电话铃响了，在岸边办公的海军采购处报告了这场骚乱：一个巨大的炸弹洞穿了海军仓库的三层水泥地面，坠落到了地面上但是并没有爆炸。他说起的这个炸弹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声巨响的来源。而另一个炸弹也在几分钟后坠落到了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带——南京路上的先施百货大楼附近。
仓促间，我们吃完了午饭，海根和我动身前往刚才爆炸的地点。警察和租界里的消防队已经把大部分的伤员运走，将近两百具尸体被装到了货车上。
爆炸产生的巨大威力同样波及到了先施百货二层阳台的栏杆。炸弹的碎片四处飞溅，给这片繁华地带几乎所有的建筑都造成了破坏，爆炸产生的气浪甚至将数条街区之外的窗户也震碎了。
这是最后一个被扔到外国租界内的空袭炸弹，但是每天仍有数以千计的炸弹坠落在租界外的中国领地，给正处于围困中的中国右防线火上浇油。日本在白天有他们自己的空中补给。从日出到日落，日本的战斗机源源不断地从黄浦江下游五英里处的复兴岛上运送炸弹到租界闸北地区投放。能够在这样一种无时不刻都充斥着死亡的恶劣条件下生活，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但是这里的居民们却做到了。中国的军队已经挖出了深壕沟防弹掩护，用来抵御日本的步兵军团杀伤力极大的机关枪和步枪的攻击，中方的士兵们坚守阵地，寸步不让
交战的双方不停地向主要战线后方的区域投放兵力。到9月13日，已经有将近五万的日本士兵成功登陆，并且向内陆的浏河地区北部进军了约二十英里。这将把这支已经在上海附近抵御外敌已久的中国军队置于前后夹击的危险境地。中国的一位指挥官——张治忠上将竭尽全力地疏散这一要塞以解决他的部队现在的困境。这场战役在新的战争沿线又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一天夜幕刚刚降临，中国在右翼战线发动了协同大反攻，南京也调了一支飞行中队援助此次反攻行动。西藏路桥上的一个有利位置，当我注意到了一架中方的飞机低空掠过时，我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战争的气息。我一直在思考，这种令人作呕的轻率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那一夜的稍晚时候，我知道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表面看起来，一架飞机被落在了后面，但是实际上，当中方飞行编队快飞抵城市时，一名飞行员注意并尾随了一支刚刚完成空袭任务正准备返航的日军飞行中队。敌方的飞机打开了航行信号灯以方便他们的高射炮台辨别自己人。那个中国飞行员当机立断，决定立刻打开自己机上的信号灯，尾随日本空军到了停机坪。当日军最后一架飞机降落后，他开火横扫了整个停机坪，接二连三地投下了机上携带的所有炸弹，摧毁了七架敌机。
中国的空军虽在上海还没展示过威力，可他们却使日本军队殚精竭虑，他们因此消耗了一笔数量非常可观的弹药。在最开始的几天后，中方开始限制空军的行动以便为夜晚的突袭做储备，突击队员往往单独或是双人结伴而行，晚间突袭行动的时间间隔并没有什么规律。靠近的飞机就是日本防空炮的信号，日军得到信号后开火，炮弹在陆地和舰船上不停坠落后爆炸，产生的烟雾是一场不错的烟花表演，但却鲜有中方飞机被击落。有时敏锐机智的中国军队使得她的敌手显得有些荒诞。
有一个晚上，当两架中国飞机从西边逐渐靠近城市的时候，一架降落在了在国外领区西部的虹桥起降场，这名飞行员加速的马达声被日军的雷达捕捉到。于是他们的每一挺高射炮都对准了西侧，火炮飞跃了西方租界上空，偶有没有爆炸的闷炮掉落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与此同时，第二架飞机在南边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开始靠近日军的驻地，不过直到这架中国飞机开火，日军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在另一个晚上，我听到一架飞机低空贴着黄浦江面飞行。当时是后半夜，此前多次空袭都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大概这就是日军直到飞机飞至外国租界外才开始攻击的原因。日本人连续开炮，但是飞机的飞行高度低于炮弹的轨道。行动还在持续中，飞行员在日本的领事馆上空投放了他机上的所有炸弹后掉头返回了上游地带，依旧飞在密集的弹雨中。
北侧战线外，一场关于战线的南北拉锯战不论白天黑夜都在不停地持续中。日军炮兵和空中力量上的优势开始显露出来，中国的战线却在尺寸之间向前艰难移动着。还在顽强对敌的防御部队信心高涨，可遇难者的数量逐渐上升至五万大关，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他们还能坚守多久呢？这几乎就是整个城市欲问还休的问题。但是在后防线外还有源源不断的新鲜步兵补充进来，这些步兵算得上是经设立在南京的德国监管下的培训中心训练出来的经验丰富的骨干力量，也因此被视为防御战中的中坚力量。他们来自于各省，极富热心，对于民族救赎的热情高涨，但是却缺乏经验以及相应的实战磨练。他们即将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冲到前线，几天之后，或将静静躺在黑土上，或将颠簸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我的一位做情报工作的中国朋友将要启程乘车前往南京，大概要向西北方向走一百七十英里。我想要加入他么？当然了。我一直渴望着去看看通讯线到底是个什么样儿，并且这趟旅程也会提供给我看看约翰森大使和我其他在使馆的朋友的机会。
我的朋友是个典型的富商阶层。当我们驱车前往南京时已经接近午夜，路上没有一盏灯，相继途径了几个哨所。他们使用着一组接头暗号，我的朋友使用着一个，哨兵们用另一个作回应。
一条新的交通网络在交战点的后方编织而成，越来越多的火车通车大大降低了某些位置上的胶着力。几英里之后，我们发现了一支与我们陷入同一个绝望处境中的坦克部队。我的朋友对此毫无解决办法，随着黎明曙光的降临，他的忧虑逐渐增加。
“日军的飞机黎明时就会到达这里，”他说道，“我们应该赶紧回上海去。”
事已如此，我们没有后路可退——只能继续往前争取找到一条可以走的路。
一个身材矮小而又结实的士兵，显而易见来自于南方的某个省，正在四处闲逛着。我的同伴跟他打了招呼。他绕着陷入泥地的车转了一圈，看起来心不在焉。接着，还是那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将我们留在车边后独自朝着一个有人烟的小村庄走去。
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了，那个村庄传来一阵喧闹声，一辆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见的拖车出现在视野里。眼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野小路，借此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那大概是五十来个村民，这些村民的腰被背上的大捆稻草压成了四十五度。在队伍的头部就是那个矮小的士兵。
他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径自顶起车轮将一大捆稻草塞进了车轮底。他指挥着这些村民，伴随着玩笑打闹把汽车推到了临时搭建的新的马路路基上。这个中国士兵实在善于思考且心灵手巧。
整个旅程在黑夜再次降临之前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里，有四架日军的战斗机飞过了我们的头顶。他们大约飞行在高度约一万二至一万五英尺的高空上，而且显而易见，他们在执行着一项比进行空中轰炸一辆老百姓的小汽车还要重要的任务。
在南京城外的汤山附近，一个警察又一次让我们停下来。
“把车停在路边那棵树下面，”他直接命令道，“空袭警报刚刚才响过。”
就在他说完这话几分钟之后，一支有着三十架飞机的飞行编队渐渐从西边靠近分成两个中队，一支中队继续飞往南京城的中心部分，另一支向南侧的河上飞去。十分钟之后，沉闷的爆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
空袭行动临近尾声时又响起了一声空袭警报，而我们继续前进。到了南京城后我们发现，这座城市在今天之内已经数次成为了空袭的目标。电力已经被切断，最大的一家医院也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我的很多老朋友都在大使馆。使馆办公室里集结了一些军事首领，墙上挂着地图，紧急事件的发生让每个人的脚都停不下来。同事中的女性职员已经撤离，速记工作被丢给了那些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的工作人员。
弗兰克·罗伯茨上尉，助理武官，邀请我在我停留的期间去与他同住，我们用了半个晚上的时间交流我们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些印象和看法。罗伯茨本人非常安静，谦虚好学且工作效率高，他更倾向于在前线的观察活动，但是鉴于他目前工作的性质，他需要暂时从手头上的工作中抽身，这样当机会降临到他身上时，他才能做好万全准备。罗伯茨是美国帕奈号被炸事件幸存者的负责人，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在炸弹爆炸后引领幸存者到安全地带后与本国政府联络。
内尔森·图思勒·詹森，时任驻华大使，一直被视为是大使馆的中流砥柱，不仅因为他当时是这项任务的最高负责人，还因为他富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的性格，出色的鼓舞手下士气和信心的能力。外表上看，詹森的体型有点偏胖，头顶上淡红色的头发也已经变得稀疏起来，但他亲切友好的处事方式和对下属无微不至的关爱吸引着人们留在他身边。他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了，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还能自如地引用几个中国的经典故事。除此之外，詹森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习俗也了如指掌。自1930年身居该位起，长年累月的工作积累的经验使他业务娴熟，对下级也充满了理解之情，这些成就使他成为了中国民族事务的带头人。
这次，他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就在日本威胁要不惜任何代价轰炸南京城的几天前，一些在此地的外国人就已经被警告尽早离开。大使也按照惯例向美国人发布了警告，让他们离开这片处于危险中的地区。9月20日，他将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转移到了停靠在江边的
吕宋号炮艇上。此次转移行动，与此前已经商定好的以隐蔽为主、尽量避免发生流血冲突的暴力事件的政策相一致，力争在不丧失一丝尊严及不耗费一丝一毫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完成。其他的大使们也采取了类似的预防措施，但是毫无疑问，只有詹森先生才是这次任务的最高领导人，也只有他才是唯一可以正式向中国外交部就其活动提供建议的人。
第二天，当这个消息漂洋过海传到美国后，铺天盖地的抗议活动席卷了全国。主要的抗争焦点都瞄准了日本，严正抗议此次军事行动迫使美国驻华使馆迁移。大使也同样遭到了大量批评。第三天，日本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没有发动袭击，但是这场争论却延续了很多天。
我提起这个事件，是因为我亲历了它发生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并且还因我与大使已相识多年，就我对他的认识，他在这次事件中所受的批评实在有失公允。詹森有着崇高的使命感，绝不会为他自己辩护一字一句。我与詹森共同经历了两次空袭，一次是在南京，还有一次是在后来的汉口，他的幽默感和精神上的平静对于他身边的人总是一种慰藉。
当时跟詹森先生共同分享一间办公室的是一位有学问的绅士，威利斯·派克先生，时任大使馆的参赞，派克先生称得上是一位精通中文这门语言中细微差别的专家。在中国，没有一个外交官员会比他更加备受敬仰了。其他几位员工是乔治·阿奇森和之后经历了班奈岛爆炸事件的哈尔·帕克斯顿，以及小道格拉斯·杰肯斯，他的下一份工作将前往波兰的华沙，他在那里领悟到的关于生命的真谛远远多于战争给他带去的思考。
在那三天里，空袭好似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城市里四处修建起了防空洞，老百姓们也已经练习多次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第一次警报是尖锐的警笛声，通常响二十分钟，老百姓们听到之后会立即做出反应，疾步小跑地穿过几条街道来到他们分配到的庇护所。十分钟之内，整条街道就空无一人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通常都在防空洞的顶部集合，防空洞作为观察空战和空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张发奎上将在返程回上海的路途上陪伴了我和我的中国朋友。当他十年前因驾驶瑞安单翼机在中国巡回飞了一圈而获得了“中国的林德伯格”译者注：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于1927年6月11日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的称号时我就认识了他。现在他在前去广东译者注：原文Kwangtung，译为广东或广州，旧时外国人不区分两地，民国后才加以区分。的中山地区做省政府主席。
在路上，张发奎还试着通过辨认路过我们的军队的省份来娱乐他自己和我们，他的判断标准完完全全是根据他们的外表来的。不过都很精准。
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观察在乡下的日常活动。每个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接受了基本的军事演化发展的训练。新的公路已经修好，源源不断的供给由卡车、火车和船只通过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络运往上海。
在苏州我们经过了一个新修葺好的防御工事，这也是上海后方修的第三道防线。同时也是上海地区最高统帅顾祝同将军在这里的总司令部。
彼时我们在苏州的东面，这里是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沃德所带领的军队在内战开始前的太平天国平反运动中获得了常胜军美称的地方。沃德的名字虽然在中国仍旧如雷贯耳，但是一位在“中国的戈登”被杀后接替了这一名号的英国军官更加广为人知。
夜幕降临时我们再次靠近了上海的战争前线。街道上挤满了前往战壕与那里的同志换班的部队。彼时这场战役中持续的轰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卡车用树枝树叶遮盖作为伪装，为了运送来自于前线的伤员，司机在挤满了士兵和车辆的路上硬挤出了一条路。在昏暗的视线中，苦力们缓步从我们身旁走过，肩上挑着的沉重的食物、做饭的炊具、军需品在随着他们的步伐有节奏地摇晃着。要不是他们肩担上的这些物品，我们会推断这可能是某一国家的军队在行军。我们蜗牛般地一寸一寸向上海以西五英里的虹桥外围地区的哨所逐渐靠近。
当我们坐着摩托车穿越了租界的街道时，这城里桥上的灯光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可能是因为我们刚从前线压抑的气氛中回来。在那里，人们正经历着反抗、流汗、苦难和死亡；在这里，人们毫不在意，似乎已经忘了这苦难和战争，在他们眼中，空袭的炸弹好似一块从空中扔下的石头一样无关紧要。霓虹灯牌播放着新上映的电影的广告，疾速行驶的出租汽车呼啸着载着赴完晚宴的人们前往夜总会。只有街边那一群群衣衫褴褛的难民，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人们战争造成的悲剧。
当战役进入第三个月时，日军最高指挥部遭遇的烦恼与日俱增。日军试图三个月内占领中国的愿望已经完完全全被击碎。虽然日本在当地掠取了一些利益，却没能阻挡住中国在各个方面，尤其是硬实力方面的提升。从日本的立场来看更加严峻的是，，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区的成功鼓舞了整个民族的士气。号称不可战胜的日本军队并不如他们所称的那么坚不可摧。日军最高指挥部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到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上来。
回到8月份上来，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亲王发表了有关“日本的目标就是完全击败中国，让中国不再有继续反抗的动力”的声明译者注：即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分三次发表于1938年1月16日、11月3日、12月22日。震惊了全世界。此时驻扎上海的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将军译者注：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1948年12月23日，日本甲级战犯，老牌中国通，1937年率军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也发表了同样令人惊愕的声明，声明中说他和他的军队首要目标就是“给中国政府及军队以重创”。发表声明的人用这样的语言暗示出了他们致命的傲慢，同时这也反应出了日本对华政策一百八十度的截然转变。
整个6月，日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增加他们在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和绥远五个北方省份的控制上。他们已经有所打算去摧毁中国政府。不同于以往零零星星的方式，日军对于中国的征服马上就要全面展开。长久以来驻扎在满洲里的部队所梦寐以求的苏联支援却杳无音讯，只好再等等了。
上海前线的日军再一次执行起了强攻命令。侵略军人数涨到了八万人左右。重炮兵团补充了轻型和中型的火炮。闸北西北地带的一个小村子变成了袭击行动的焦点。高效的日本军队用狂轰滥炸的方式在前往村子的路上炸开了一条血路。这个任务如果成功，中国防守军将会被迫退回到闸北的右侧防线。
11月份一个周日的上午，日本的指挥官松井将军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军队正式全线退出战役的声明。可是对于中国军队的这一行为我一点都没有听说，之后我与来自于美国和英国的两位观察员进行了电话谈话，他们从以往的观察经验出发，告诉我这份声明的发表不足为奇。
最高统帅发表这篇声明不是毫无理由的。隐隐约约中总感觉有事要发生，于是我决定出去逛逛，顺便四处看看。《中国评论周刊》的出版商约翰·鲍威尔，总是时刻为一场能够让他享受下垂钓时光，或是带有冒险色彩的短途旅行做着准备。考虑到约翰·鲍威尔可能也想出去走走，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就开我的车去吧，那样咱们能顺利开出战线后方。”他建议道。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约翰·鲍威尔在上海不只是个出版商那么简单，他还是个社会名流。他生活在此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编辑报纸新闻，出版评论周刊，在美国老家的出版社临时需要记者时紧急救场。约翰一直捍卫着公正和事实，无所畏惧地向外界披露腐败和不正当的交易，他也曾不止一次地与威胁着让他闭嘴，甚至是想要他性命的势力斗智斗勇。
我们出发后一路沿着租界西边的苏州河南岸往前走，中国在这里已经修建了不少储备点。那天是10月里值得欢呼的一天。北部以北的常规炮兵部队的攻击正在进行中，对这种场景我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大汗淋漓的船夫划着船只静静地掠过河湾，船只往外运送着成批的难民，向里运送着大量的煤和军需品。及膝深的河水里零星站着几个妇女，正在被先人们打磨平的石块上洗刷着衣物。
这一幅安静祥和的画面，转眼间被一颗突如其来俯冲下来的炸弹发出的疑似警报声打破了，这寂静被打破后炸弹接二连三地不停坠落。前一刻还一尘不染的天空此刻被密集的飞机所覆盖。我们好像身处一个马蜂窝当中。空袭飞机降低了飞行高度后对地面进行了地毯式的扫射，轻型炸弹四处坠落，双引擎飞机在头顶上持续发出着不祥的轰隆声。
苏州河上的飞机尽全力保卫着河岸，沿岸的居民们也在寻找着一切可能的庇护所。当时几乎没有时间供我们泊车，我们只好找到了一个外面飘着德国国旗的小广场附近把车泊了，然后爬上了屋顶。
松井将军发表的声明的影响现在开始显现出来。他希望通过空袭、中断中国右侧战线上通讯及切断储备的方式加速中国军队在此战线上的溃败。
在通向苏州河北岸的小路上，三枚重型炮弹刚刚被空投到河湾上的小桥附近，于是我们决定徒步前去查看爆炸是否造成了破坏。当重型发动机在我们头顶盘旋发出持续低沉的轰鸣声时，我们离桥边还有二百米的距离。在慌忙中我们瞥了一眼空中三架单翼飞机投下的六个炸弹。直到一枚迅速坠落的炸弹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划过身旁的前一秒，我们还兴致勃勃地在分析那几枚炸弹击中我们的几率。我立刻扑到了身边的一个沟渠里，约翰也躲向另一个方向，以防备随后而来的爆炸引起的冲击波。
我小心翼翼地检查着周围的形势，看到约翰就在我前方几英尺外的地方后便安心了。
“他们又没击中这座桥。”约翰咧着嘴笑了。
幸运的是，刚才的几枚炸弹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只是炸毁了在我们和那座桥之间的一段新修建的战壕。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才得以回到汽车上。这感觉就像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窝，空袭还在继续着，我们只能慢慢挪回上海。我们一路上都在祈祷中国军队能够把阵亡的士兵就地埋葬，因为这些坟头旁的墓碑在空袭时偶尔能提供暂时的庇护。中国的士兵也有相同的想法，有时我们还会共同分享一个墓碑，绕着墓碑的两面来回移动以便躲避敌机。
这场空袭突然间结束了，正如它开始时那样突然，于是我们趁机回到了上海城。
三天后，中国政府疏散了闸北地区，并且把右侧战线延伸到苏州河的南岸。这一举动招致了国外租界的疑虑，致使目前这条战线只延伸到了西侧而非北侧。
撤军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是，第八十八师一个五百人的营拒绝疏散位于虞洽卿路附近的一个仓库。这是个需要极大勇气的决定，因为拒绝离开，敌军立刻将这个营包围并且当成了猛轰的目标。但这个行为毫无军事上的价值，四天后这些人就向公共租界的当权者投降并被拘禁关押起来了。
如果不是因为中方军队在杭州湾北岸巡夜时的疏忽，上海地区的战役可能只持续三个月就结束了。苏州湾右侧的防线全面收紧后仍处于中方的完全控制下，在青浦和苏州两个位置部署的强有力的防卫力量也可以在深入撤退时提供极为有效的利用价值。11月5日，有消息传来说日军已经在杭州湾北岸派遣了一个旅的驻军，与青浦防线隔湾相望。
不久，曾经指挥过此地区防御战的张发奎将军，被调去了上海前线。满洲里骑兵连接到命令要解散张将军在此的势力。但是在骑兵连还没到达之前，张将军及他的部队就已经出发了，整个计划以失败告终。见缝插针的日本智囊团将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日军统帅部，登陆计划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就通过了。
目前，因为此刻敌军正威胁着中方的通讯线，中国的全线后撤要求很迫切。11月8日和9日两个晚上，中方的大部分军队悄悄地将他们在上海的几个据点的部队撤离到了苏州。
在这种骚乱冲突不断的情况下，撤军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三十万的步兵都挤在一个扬子江和黄浦江之间冲积形成的小岛上。中国的部队，在实战中善于整支军队整齐划一地移动，在必要时，处于队伍外围的士兵还能在行军的同时兼顾作战。青浦和苏州两个点都已经被舍弃，全部的作战准备都集中在保卫这个民族作为战时首都的南京。
海军武官奥弗里茨中将已经在战役结束的几天前从北平南下，与我一道在前线视察。军队上高涨的民族精神和他们事半功倍的杀敌效率给我们两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机关枪、迫击炮，二十毫米、三十七毫米和七十五毫米口径的枪使用频率很高，战略安排和设备水平也都相得益彰。中国非常缺乏质量上乘的武器，只能使用劣质武器这一情况非常令人焦心。精神力量、血肉之躯，这些在会战中都不足以应对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
由于日军一直在殖民区和法租界的西面和南面边界徘徊，他们发现了留在法租界南边的一个小城里一支大约有五千至六千人组成的步兵团。没过多久，尽管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这支步兵团试图反抗的迹象还是显露了出来。或许疏散闸北时货仓一战的成功鼓舞了这些人，让他们还保留着一丝的希望。
最主要的反击战都集中在了一条沿着法租界边界往南延伸的运河两岸。奥弗里茨，海根和我在临近岸边的一座建筑上凝神细视着这片区域的形势。中国的守军驻扎在运河的东岸，机关枪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杀伤力最大的武器。西岸则出现了日军的坦克，六十，码的范围内都置了三十七毫米口径的机关枪。俯冲轰炸机和炮兵也来给这支力量惊人的日本军队锦上添花。然而，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方部队还是顽强抵抗了一个半小时。
最后，一个中国士兵背着一个受伤的男人慢慢地走向那条将法租界一分为二的河湾。一步一滑，几乎都没怎么注意擦身而过的子弹。这个士兵稳速向前，终于到了河湾对岸，法国的士兵友好地伸出了双手把他和他背上的同胞拉拽进了安全地带。他的行为招来了身后战友们的效仿。河湾中挤满了士兵，他们费劲心力地到达河湾那一边卸下了武装，心甘情愿地被法方拘禁起来。双方都停火了，所有的反击也都开始瓦解。
我回到了外国租界想找点儿东西吃，接着发现了一张埃德加·斯诺留下的便条，他刚刚从中国北部过来。参观走访那家旅馆时，我碰到了马康·麦克唐纳德，一位长期外派在中国的《伦敦时报》译者注：即《泰晤士报》。记者。一见到他，我浑身上下的细胞都洋溢着兴奋的情绪，坚持要给他展示我们的观察成果，于是我们一起前去看看目前的交战状况。
麦克唐纳德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苏格兰人，出于礼貌地关心了一下我目前的工作状况，但是当他见识了交战的两股军事势力已经开始近身战斗、国外观察员能够近乎零距离地观察这些冲突之后，他感受到了这里发生的战役将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担任起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的部队现在都去哪儿了？”他质疑地问道。
“那些没有投降的已经撤退到东面了，”我回答说，“但是我不认为他们还有能力继续反抗。”
可是不管怎么样，唐纳德还是坚持要去寻找他们，于是我们向东去往中国一个本地城市的边界的杜拜大道。在南边的界限上伫立着法租界的发电厂，这个厂子的角落有个六十或七十英尺高的水塔耸立着。水箱五英尺下是一个平台，在支撑着整个水塔的地基上有另一个水箱，大概也有五到六英尺高。我们爬上了后面提到的那个水箱以便观察南墙外的情况，就在此时，枪声又一次响起了。原来是七八百个中国士兵正在我们身后与南边的日本步兵进行武力对抗。
当时中方士兵身处一片开阔地带，而日军却能以建筑掩身。整个冲突事件发生得莫名其妙，但是并没有影响中国士兵在战争中的英勇杀敌。交战又继续了几分钟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头上的水泥板有动静，抬头一看，我们都被头上那一排伸出的机关枪震惊地说不出话了。
这场冲突已经拖延了太久，我们推测这场暴力事件可能是法租界里的日军蓄意引起的。环视整个场地，发现头顶上那个平台边伸出了一双脚，脚尖冲下，看起来这双脚的主人正趴在地面上，鞋也是西方人的尺寸。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暴露在此到底是为了什么？
枪声持续了二十分钟，机关枪的子弹就好像是水管里的水流那样不断往外吐着。突然间中方的士兵猛冲向了墙边，翻过了围墙，在迷宫般带刺的铁丝网里遭遇了全副武装的法国军队，于是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了。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才注意到有血从上面的平台滴落。我抬头一看，那双脚已经一动不动很久了，我顺着梯子爬到了上面一层，决定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上面这层的景象逐渐出现在我眼前，七个人歪七扭八地趴在地上，头部埋在臂弯里。看着眼前的情况，我想他们可能已经死了。我叹了口气，地上的一个家伙慢慢地把头抬起来，他的脸非常得苍白憔悴。
“这里有日本人吗？”他悄悄地问道，“他们进来过吗？”
我打消了他的疑虑，告诉他中国的军队已经向法国投降了，他现在已经安全了。
他站了起来，他的五个同伴随即也都爬起来，一言不发地顺着梯子爬下去。我们把地上一个身负重伤的家伙扶了起来。
“他死掉了，”我的同伴喃喃自语道。
“他是谁？”我问。
“我也不知道，”他说，“机关枪在扫射水箱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场战役上。子弹打到墙上后四处弹开，我们赶紧卧倒，他当时试着爬上那边水箱中心位置的那个水缸，但是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于是他就躺在了我们旁边。没一会儿他伸出头看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时，又被子弹打穿了眼睛。”
我问了问这个同伴的名字，他把手伸进了口袋然后拿出了一张名片，说：“我是瑞奇医生。”
那绝不是一个适合交换名片的好地方，但是最起码的礼数还是要有的，于是我也递过了我的名片。
一双脚从半空中垂下来，原来是一个金发的年轻人，他跳下来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的兴奋无法掩饰，接着言语间提到了趴在地上的那具尸体。
“你认识他吗？”我问道
“是的，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每日电讯报》的彭布洛克·史蒂芬。”
现在回想起来，我曾多次在战争前线见过史蒂芬。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把所有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如果不是这场闹剧般的可悲战争，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见面。现在他成了这场闹剧的受害者——也是上海地区伤亡的最后一个外国人。
在水塔的这场蓄意挑衅，不论日本解释的理由多么华丽，都无法令人信服。上海到处流传着一个谣言，史蒂芬的一封对于日本武装入侵的言辞尖刻的起诉书，以及他对中国的公开支持，招致了一位日本记者的极大厌恶，而这个记者当时正与那支开火的小分队在一起。
从淞沪会战可以总结出来两个结论：（1）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为她的独立奋起反抗，她的军队也已做好攻克万难的准备；（2）日本那支在1904年—1905年的苏联战役译者注：即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一度被视为不可战胜的军队，如今已经被欧洲各国划分成了三等军队。
在外国的军事专家眼里，中国军队从来不属于高规格军队一类，不只是因为劣质的装备、不到位的训练和不规范的组织，还因为在战争中多名领导人一枪未开就向日军投降。中国人不懈的反抗让西方观察员十分震惊，那些重要领导人的叛变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捍卫领土完整的信心。内战是一方面，不过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民族独立的威胁。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民族精神近年来已经逐渐觉醒，并且逐步走向强大。
日本领导层一直无法理解这样的一种民族精神。当他们下令武装侵略这片土地时满以为中国会就此分崩离析，就如同其他发生内战的国家那样分裂成几十个小集团。但是他们的侵略却面临着种族和民族的团结一致。人民已经被唤醒，为了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他们也已经做好了牺牲掉他们的家园、他们的野心，甚至做了牺牲性命的准备。
那么日本军队呢？并不是说日本士兵缺乏中国士兵的勇气，也并不是说中国士兵就一定比日军勇敢，而是日军的领导人缺乏一种主动性和面对突发事件的随机应变能力，整个军队受到的也同样是机械化的训练。日军的一切行动都要按照预定计划来，当原计划无法顺利执行时，日军便会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手足无措。
就拿进攻这件事来举个例子吧。约定俗成的战略通常先由空军及炮兵作为先遣部队通过轰炸的方式为后面的陆军步兵开路，如果步兵在进攻时遇到了反抗，他们会就地等待炮兵的进一步协助。但是中国军队却有大量的遮蔽物，所以当他们遭遇敌军的狂轰滥炸时，他们的步兵反而先行一步如潮般地涌入作战前方驱逐入侵者。
在作战时，日军总会在进攻队伍的头排布下密集的火力，并以此队形向前推进，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成了日军的另一个弱点。在整个战争期间，我见到的日本唯一一次可以称为“匍匐前进”的战例是在淞沪会战的进攻中。步兵兵团的发动进攻前，日军的整条进攻线始终维持着六百至七百码的长度，以至于留给了中方防守部队留下充足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反攻位置。
日军部队长期接受着专门的刺刀训练，所以步兵的徒手搏斗能力也很强。但是在这种类型的比拼中，很明显还是中国的士兵占有优势。
战争结束时，日本军队在编的人数大约是九万人，而中国军队大约有三十万人。总体来说，日军的伤亡人数约有四万人，约占日军总人数的一半。中国军队中被伤被杀害的士兵则数以万计。
这场战争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失也令人瞠目，约有两万百姓被误伤或被误杀，上万人无家可归。
因为空袭和其他冲突所造成的外国租界中的财产损失，初步估计约有一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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