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拜访位于陕西省的中国共产党地盘的外国人。1936年的夏天，拥有着异于常人的勇气的斯诺，与国民党一同策划实施了对该区的封锁，并且与这支独特的军队共度了四个月的时间。他的报告详细提供了有关军队信息的第一手资料，也详尽的记录了那些与世隔绝了长达九年之久的人们的所作所为。
自从埃德加1928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就与他相识了，我十分敬佩他的忠诚、勇气和智慧。在淞沪会战结束前夕，我与他探讨了关于前往八路军控制下的地区的可能性。
“我相信，”他向我保证道，“军队的领导人将会十分欢迎你前去视察他们的军队建设。”
“你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十分好奇地问道。
埃德加的眼中闪现了一丝意味深长的光。“他们很不同，”他不急不缓地说，“他们很谦逊，对待事情从来不会掉以轻心，言行谨慎，不过也有着一种中国人的特殊习惯——‘要面子’。他们通过让别人批评自己来克服这一点，各种推辞和拖延是他们的死敌，他们解决眼前面临的问题时非常及时且有力。”
埃德加的话听起来有些言过其实，但是我对于埃德加的诚实有着十足的信心。这些人一定拥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才会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我的兴趣更浓了。
当我向奥弗里茨中将解释我为何笃信八路军所遵循的军事理论很可能已经给中国的抗战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时，他意识到了人民运动的要点，并且委任我深入内地继续进行更深入的观察。
八路军在上海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在上海西北方向布置了一条直线距离将近一千英里的战线。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前一年的12月已经占领了西安城，所以这座城作为我接下来活动的始发站最为合适。当务之急是从蒋委员长那里拿到一张通行许可，不过，如果想同蒋委员长在南京会面的话，绕过在上海和南京交界处的右线战场的日军十分必要，绕过后再沿扬子江北岸顺流直上，顺着运河便可直达。
可能用美国和中国在地理上的某些相似之处进行一个简明的比较，会有助于说明我正在经历的这段距离的概念。整个中国的面积，除了满洲里地区以外，大约与美国的面积相等，但是南北跨度要比美国宽四百至五百英里，新疆至山东半岛绵延约两千七百英里。上海地区海岸线向南北延伸，向西北方向约三百英里就是北平。
如果我们把南京在地理上的位置比作华盛顿特区，那么上海大概就相当于华盛顿特区临近的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北平就是加拿大西北部三百英里的渥太华。扬子江将会“发源于”落基山脉，向东流经等同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的重庆，以及地理位置上约同于肯塔基州的莱克星敦的汉口。西安占据了同爱荷华州的迪比克相同的地理位置；京口铁路与陇海—兰新交汇的郑州，相当于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山西重要的游击战据点五台山，大概位于苏必利尔湖的东部。而沿着扬子江北岸从上海到南京意味着我必须要穿过诺福克前往马里兰州，以便躲避驻扎在“诺福克”和“华盛顿特区”之间的日军。
我周转于上海各地忙于购买过冬装备时已近11月中旬。我可能会用一整个冬天的时间同军队深入到内地地区，所以厚实的衣服很有必要。一件羊皮大衣和一双结实的登山鞋是我的购物首选，接下来又买了睡袋和粗布背包，后者我可以背在肩上，装些旅途上用得着的物品。旅途上我只能喝开水，所以我买了一个小茶壶。加上筷子、碗、一个搪瓷杯子和一个洗脸盆就是我的全部行囊了。我打算着尽量像一个中国人那样生活，与他们同吃同住。
11月19日，战役结束后的一个星期，我乘坐新北京号前往位于扬子江北岸约五十英里的南通。一场湿冷的冰雨不期而至。船本应在八点起航，但是临近九点时船上的辅助发动机仍在嗡嗡作响，运送货物的小车不停地从船上搬下新鲜的白菜搬运到法国码头的地上。码头上，几个身着破烂毛衣的小男孩在越堆越高的白菜旁徘徊着，他们趁着装卸工不注意的时候熟练地一把抓起那些散落的白菜叶。在码头的南边尽头处有一扇巨大的铁门，将法租界与城市的其他区域区分开来。门后面，一个日本兵骑着与他身材不相称的四肢修长的马，看起来就像是这座城市被攻占了的一个信号。他身后袅袅的青烟，正静静地诉说着这征服的代价。
我检查了下我的四周。在上层甲板与我同行的是“沉默的吉姆”诺利斯，一名美国飞机推销员，还有两个白俄罗斯人和两个从新疆来的男人。下层甲板是被挤得动弹不得的中国难民们，他们几乎没几个人有可以避寒的毯子或棉被。他们只是在战争阴云笼罩到家园时，成千上万的试图在外国领区内寻求庇护的人中的一小部分。现在他们正朝着自由的中国译者注：自由的中国指二战时期非日军占领的中国部分地区。进发，穿越一千英里或者更远的路到达内陆地区就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他们的身后是被敌人烧毁或被强占的家园，前方充满了未知，但是他们已经决心要在西边广袤的地区中某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在那里，他们至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而不是被外族人呼来喝去。
响起的警笛声至少提醒我们白菜的运输已经完成。船头从码头外摆出来后全速前进。不久我们航行经过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巡洋舰，而这些巡洋舰将不会出现在我接下来一年的旅程中了。
绕过了河岸后在公园桥译者注：华人多称外白渡桥。向东驶去，船迅速驶过了黄浦江，躲闪过了几艘小船、驳船、燃煤拖轮和几艘日军驱逐舰。杨树浦区在北，浦东区在南，呈现出一幅可悲的奇特景象。曾经效益不错的工厂和仓库如今都只剩下遍地烧焦的残垣断壁。曾享誉一时的商业贸易之都上海，如今却在日本的宽容政策下作为一个次要的交易中心苟延残喘。前滩上日本医疗船的医务人员还在忙于运送着伤员，显露着不多的有人活动的迹象。
“沉默的吉姆”诺利斯是个喋喋不休的人，他五年前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试图扩大本国商业航线，于是诺利斯作为飞行员驾驶着邮政飞机从长江上游的汉口和重庆，跨越千山飞到旧封建帝国的首都北平。现在他希望能够把飞机卖给南京政府。诺利斯是个令人愉悦的旅行伴侣，他有着讲不完的故事，而且从不抱怨劳累的旅途给身体上带来的各种不适。也正是这位“沉默的吉姆”打破了我们和那两个新疆人之间的沉默。
年长的那一位是萨布里，是位在新疆地区，也就是中国在亚洲中部的一个省工作的政府人员，同时也是南京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身份上的优势使他一下船就受到了地方官员的热情款待。还有他的儿子亚瑟，虽还是个学生，但是英语说得很流利。
我们发现南通的灾民已经泛滥成灾，这些难民都在竭尽全力向西开出自己的一条路，试图逾越那条横亘在长江北岸的运河，不过开出的这些路甚至都不配称之为路。那天晚上，约有九千名难民坐着蒸汽船、驳船和各种小船来到了这儿。他们的处境实在令人感到痛心。这些难民身上都没几个钱，他们的食物及落脚处全依靠着当地这些百姓的施舍。大部分的难民只能睡在野外，几个人分成一小拨，随便挤在哪个建筑后面背风处的小角落里。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登上了一艘货运船，也是以蒸汽为牵引力的六艘船中的一艘。我们的目的地是向西七十英里的口岸，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艘可以载我们横渡长江的客船。届时我们将会再次进入在中国控制下的领土，然后乘火车去南京。
到了那天清晨时分，我们同两个白俄罗斯人已经成了点头之交，他们正要前往镇江保护附近一座外国人开设的工厂。
上船之后，我们在没有靠背的长条凳上坐了下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李妥善安放在自己座位下面。难民们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后方。他们如潮涌一般地挤上了船，塞进了船上的每一个角落。当座位和过道都挤不下后，这些人就干脆躺在了长条凳的空隙之间又或是长条凳下。这些人是老百姓（字面上的意思是一百个姓，用来概括集体公民的名词），也是这场战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是不论是此时还是后来的旅程里，我从没有听到这些人建议他们的政府与敌军达成和解的任何话语。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成为自由人。
整整两天两夜，我们都像蜗牛一样往目的地蠕动着。由于烹调设备的限制，食物成了一个大问题。两个白俄罗斯人分给了我们一些他们带的黑面包。除此之外我们只能靠着花生和茶勉强度日。那些难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坐在我前面的一个有着机敏的眼神和艺术家般手指的中国年轻人吸引了我的注意。
他热情地冲着我微笑，询问我接下来的行程还有多远。
“南京，汉口，没准儿会走得更远。”我带着一点好奇地回答。在搞清楚对方的政治倾向之前，我最好还是先不要透露太多信息给他。
“我正要去西安。”他接着说，脸上露着充满期待的微笑。
“真希望我也能去那。”我觉得跟他逐渐亲近了一些。
他的黑色眼睛打量着我的脸。
“真的吗？”他轻轻地叫了出来，“你会去延安吗？”
中国共产党的司令部就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延安。
“希望如此。”
“那真是太棒了！你之前去过那里吗？跟我说说。”
“关于延安我知道的并不太多，”我回复他说，“这也是我想去的原因。但是你呢，你为什么会去那？”
“我希望能够被那里的一所军校录取，”他说，“我有过一份不错的工作，曾是个坐办公室的国外中间商，不过我后来辞职了。对于我来说，能够保家卫国才是正经事。在上海，我们听说八路军的领导人们都很可靠，而且他们正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都说那些领导人知道怎么对付日本人，他们会把日本人诱进陷阱，然后再一击致命。”
“上海的很多人都去投奔八路军了吗？”我问他。
“是的，很多。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去了，女人们也去了。”
离船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年轻人，但是，他是在日后几个月里我见到的上百个从中国其他各省北上投奔八路军的第一个。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被那些领导人是如何正直可靠的说法所吸引。中国目前仍怀有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所处的位置而不是靠自夸和粉饰太平来吸引人们兴趣的希望。年轻的中国正在思考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能够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我身旁的母亲们在给她们的孩子哺乳，男人们边抽着水烟筒（一种带水冷装置的烟筒）边低声交谈着。大一点的孩子爬到大人的肩上以便自由地活动手脚。不时会有巡回的演员或者歌唱家给人们带来临时的表演，从掌声的大小就能知道这些表演受欢迎的程度。
吉姆·诺利斯给其中一个人取了个外号，叫“掌声如雷”。他熟练地用左手的手指操纵着两块大概四英尺长的竹板，他在左胳膊下藏着一个竹管子，直径大概有九英寸，尾部用蛇皮封紧。当他的同伴即兴演奏几首关于旅程中发生的事件的民谣小曲子时，“掌声如雷”不时地拍拍木板或者尖声敲击竹管底部的蛇皮为演奏增加演出效果。
另外一个还不错的表演是模仿鸟儿唱歌以及各个年龄段小孩的哭声，学得惟妙惟肖。模仿孩子哭的那个表演甚至惹得船上的妈妈们发出阵阵笑声。
我们被难民们堵在船舱里挤不出去，于是吉姆跟“掌声雷动”做了笔交易，让他给我们捎一些茶水，一壶茶水给他一毛钱。之后我们就叫他“一毛钱”。这个外号在难民中变得流行起来，不久船上的人都叫他“一毛钱”，大叫中还不乏大笑声。
轻松的氛围很快把大家都感染了，我和吉姆也决定暂且投身于这娱乐当中，于是找了一首我们和白俄新疆兄弟都能唱的歌。最后我们用他们的语言唱了“伏尔加船夫曲”。如果在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之间还存在种族偏见的话，那么这首歌已经把之前的偏见一扫而光了。从这首歌开始，我们都是同样的人，我们共同见证着这个民族的兴衰荣辱，走的每一步都同样的谨慎小心。寒冷和饥饿，兴高采烈和丧亲之痛，我们的心里全都明了，只一句充满同情和理解的话语就能激起兄弟情谊。
第三天早上凌晨三点钟我们结束了这趟运河之行。虽然还需要步行十五英里的路才能到口岸。但是城门直到五点半时才能开，我们不得不等到那个时候。我和吉姆与两个白俄罗斯人和两个新疆人同行，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旅馆早起的厨子给我们一人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那天下午有一辆陌生的宿营拖车行驶在去口岸的蜿蜒小路上。一些人走着，一些人乘着黄包车，还有一些人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吉姆和我走着，雇了一辆黄包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和睡袋。
口岸的小码头上停着两艘船。一艘船的船舱上悬挂着巴特菲尔德及斯维尔的旗帜，而别的船舱都涂着甲丁和马西森两家公司的标志颜色。两艘船的船尾上都插着英国国旗。我们选择了舒适安逸的蒸汽船实在是有远见，正好避开了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战舰继续向上游航行而空投到扬子江的炸弹。我们去找了甲丁船上的保安，这艘船正忙着装卸货。船长告知我们，他刚刚接到命令要继续作为备用船只留在口岸，专门用来运送那些需要走运河航线到上游的英国游客。不过，他还是很高兴能够在我们走之前给我们提供一餐饭。
真是顿可口的饭菜！我们刚吃完，一艘小蒸汽船就开过来了。我们被告知，小船是从镇江开过来的，即刻就要掉头返回。船上的舢板马上搭过来，我们上了蒸汽船，夜幕降临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就到了镇江。
正如几个士兵说的，火车站里有一辆几乎是煤车组成的火车正准备开往南京。我们把行李包扔进了一辆煤车然后自己爬到了车顶，不过感觉不怎么舒服。在等待了五个小时之后有人告诉我们这辆火车不去南京了，我们的行李也已经被转移到了另一辆装满士兵的乘客车厢里去。于是我们又挤过了车厢的连廊找到了行李，不禁为我们还能拥有这么一个小角落可供落脚而感到十分庆幸。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火车启程前，又一队士兵到达了火车站。这些士兵的脸上洋溢着满是刚刚逃离地狱的喜悦和活跃，无须多问，他们一定是刚刚撤离了前线的士兵。他们硬挤进了车厢，把手臂相互搭在彼此的肩上。我们站在这些士兵的中间，结束了这趟旅程。
南京早已显露出了衰败的迹象。在和平时期满是行人的街道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副武装的卡车。卡车在城内和扬子江南岸的码头之间不停地往来穿梭装卸着货物。当我9月份拜访南京时，空袭警报为即将袭来的日军飞机而鸣响，而如今只有寥寥数个居民会响应警报，但是所谓的响应也只是悠闲地漫步到防空洞躲避而已。日军正逐渐逼近着首都城市，而这里的政府部门则向西迁移。
扬子江和黄浦江之间的弹丸小岛上为保卫上海的战役已经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中国军队选择在这个区域退兵，最终以失败收了场。中国的将军们缺乏在如此困境中转移，或是说撤退一支人数多达三十万军队的经验和相应的训练。此外，驻扎在汉口湾北岸的日军强烈地威胁到了在苏州及其周围地区南侧防线的中国守军。从镇江至西南方向扬子江对岸的芜湖有一条绵延四十余英里的防线，南京正处于该线的保护下。但是如果这条防线被日军刺穿，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军队在扬子江地区进入到了一条半英里宽的死胡同。蒋介石必须要做好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城市安危的准备。
我们的船靠岸时连一辆黄包车的影子也没有找到。不过没一会儿工夫，一辆福特轻型货车就停在了我们面前，坐在前座的两个人看起来像是美国人。吉姆认出了他们。其中一个是航空机械工程师，叫兰卡斯特；另一个是安德鲁斯，一位通讯专家，现在正受雇于中国航空委员会。他们主动提出要带我们去找旅馆。
“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他的夫人还在这儿，”安德鲁斯告知我们说，“但是朱利叶斯·巴尔马上就要驾机带他们离开了。”巴尔是蒋委员长私人飞机的飞行员。
他们还说，蒋委员长的澳大利亚籍顾问威廉·亨利·唐纳德也同在这里。这里绝大多数的大使馆已经搬到了汉口去，因为汉口将会成为新政府所在地。
在大都会酒店预订到房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栋漂亮的建筑门可罗雀，鲜有人入住。
我得知唐纳德在离蒋委员长的居所不远的紫金山居住后，决定去看看他。
当我驱车路过中山路的时候，旧时的回忆一下子涌现在我的脑海。1929年的6月，我出席了国父孙中山的国葬礼，当时的我也走在这条路上，一路随着送葬的队伍走到了在紫金山的陵园。国民党肃清了各省的军阀后在这建立了国民政府。成千上万的人们站在街道两旁目送送葬队伍以示他们对这位革命之父的敬意，那时的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而现在，这条街上除了坦克大炮之外什么都没了。在那座雄伟的新政府大楼上斑驳的几个大洞就是中国所经受的这场悲剧的证据。许多房屋都变成了一片废瓦碎砖。商店门口还堆放着一些商人们遗留下来的希望运往内地的物品。只有高山陵墓上的园拱顶还保持着完整——对于汉族的子孙来说，保持对他们的领头人尊敬忠诚，打败入侵者，重建一个独立的国家，无疑是个挑战。
因为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作为无政府倾向的顾问存在，唐纳德在中国已经成了传奇人物。在做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之前，他曾经跟随满洲里的张学良大元帅。据说，他对于在内地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力量的了解胜于任何一个外国人。虽然他对中文知之甚少，也鲜有食用中国食物，可这仍阻挡不住受过他帮助的人们对他的尊重。
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在我眼前的是一个中等身高的壮汉，我猜想他大概可能有五十岁了。他那张友好坦诚的脸线条很锋利，他的头发也已经灰白。我向他介绍了接下来前往西北地区的计划，以及希望能够得到一张来自于蒋委员长的许可证以便成行时，他听得目不转睛。
“你得知道，”他说，“现在想要去内陆可不是件容易事。政府无法为你的人身安全做担保。”
“是的，我知道这点，”我向他保证道，“我所要求的仅仅是一张通行证，一张军队军官认可的通行证就行。我对自己的安全问题全权负责。”
他最终同意了会将我的要求转告给委员长，并且让我知道他最后的决定。
我带着十分的自信离开了那里随后便驾车前去美国大使馆。
“欢迎来这座瓮中之城。”乔治·艾奇逊笑着说，乔治已经是大使馆的高级官员了。“你觉得留在南京跟我们过感恩节，大家一起吃火鸡怎么样？前提是我们能找到火鸡的话。”
“荣幸之至，”我回答他说道，“如果我在周四之前能从西北地区脱身的话。”
城里还有二十几个美国人，大多数都在做着传教士，或者是医生、与教育有关的工作。我们得知，乔治·费奇，一位当地的青年基督徒协会的代表，现在与J·L·黄上校住在一起，我和吉姆·诺里斯顺路去拜访了他。
我们进了一所感觉像兄弟会聚点的房子，除了乔治·费奇以外，屋子里都是中国人。J·L·黄正是这个大家庭的头儿。他曾经一度担任着青年基督徒协会的秘书一职。自1934年兴起以来一直热度不减的新生活运动，旨在复兴中国的传统美德，例如谦恭、公正、正直和自尊自爱，他作为干事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同时他还在致力于提高官员和一些大公司高层道德水准的官员道德互助组织中担任着秘书一职，现在是一个名叫“战地服务团”的新组织的负责人。组织里的另一个中国代表就是他曾经的助手。
西奥多·图是个有天赋的音乐家，他负责着军队里的大量军歌训练。萨姆·梅出生在美国，并且在美国的大学取得了工程学的学位。杰克·杨是一位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杰克在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位考察员，之前曾经到过亚洲的其他几个地方考察过，其中一次是跟西奥多·罗斯福上校一同去的。组织的另一位成员是蒋委员长的官方摄影师。
这些人的英语说得跟他们的母语一样流利。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月里，我将要前往中国各地，考察蒋介石所下命令在地方的执行情况。一些成员要为前线的部队提供巡回的影片，其他的一部分为外国记者团提供向导服务，给伤员发放津贴，或是给准备要启程来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准备住所。
他们现在有些过度放松。我们一整晚都在聊天，开玩笑，唱中国和美国的歌曲。
乔治·费奇在他的团队里非常受欢迎。他本人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而他的这些信念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奇的正式工作是指导监督这里的青年基督徒协会的日常事务，同时还兼任着新生活运动的非正式顾问。在日军侵占南京时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亲眼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大规模屠杀，奸淫了无数的妇女，他计划有朝一日要站到世人前告诉整个世界日军的侵略有多残暴无情。不过目前，他与其他外国人商定要合作建立一个希望可以得到日本侵略者认可的安全地带，希望在城市最终沦陷时可以为妇女和儿童提供保护。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这些在西方接受了教育的中国人，对于他们的民族充满了信心。他们明白中国人的心理，同样也理解西方人的。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充满着坚定的信念，渴望着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能够在世界之林昂首屹立的强大民族。这样一组人马潜在的创造力是无法估量的，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提高老百姓们的福利待遇。
第二天，J·L·黄带着我去见了被指名担任这座城防守战负责人的唐生智将军。
唐将军在一所将教学重点放在军事训练的老牌军事学校的办公室办公，在他周围的人都是些穿着考究的工作人员。他曾被评为杰出的军事人才，做了近三十年的部队领导人。不过因为他在1930年和冯玉祥将军结成盟友、与蒋委员长进行对抗的行为给他的政治生涯蒙上了污点。事发后的第二年，他获准被特赦并重新担任了军队的指挥。当他在阐述他的防御计划时，我发现他很和蔼可亲，对人也很热情。
“我誓与南京共存亡，”他向我保证到，“哪怕日本最终还是会占领这座城市，我也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接着他继续谈论着街道战的技术问题。唐将军的整个谈话都围绕着反击战术展开，他只计划充分利用城内的资源，一点没有提到要在城外设置防御措施。
当我从唐将军处离开时，我感到南京城签订投降协议的那一天不远了，因为一旦日军的坦克或者其他武器攻入城墙内，整个城市都会沦陷。
感恩节那天，唐纳德送来了我的通行证，十四英寸长十六英寸宽的通行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底部的位置还用红色的火漆盖着军事委员会的公章。
我事先已经打听了一番消息，得知去汉口的船只并没有固定的开船时间。船只在南京将货物装船之后会尽快开往汉口，然后在汉口卸货，接着再次飞速驶回南京进行下一次的运输。马西森公司的一艘船按照日程将会在第二天到达南京。下午我便去了大使馆跟乔治·艾奇逊共进感恩节晚餐。
掌管着美国航空队的克莱尔·陈纳德上校当时也在大使馆。几年前，陈纳德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休。在这场冲突发生不久前，他刚刚接手了1932年由杰克·杰伊特建立的中国航空训练学校。他在杭州的学校在战争的第一天就被炸成一片废墟，于是只好将学校转移到南京，而现在他又要把学校搬往汉口。陈纳德本人拥有瘦高的身材，是美国空军中难得一见的飞行员，他所擅长的空中策略和空中行动计划已经向中国人证实了他的价值。
乔治的厨师成功地在处于混沌状态中的南京找到了一只用来代替火鸡的鹅。弗兰克·罗伯茨上尉和詹姆斯·麦克休上尉，分别是助理军官和海军武官，还有斯顿，以及大使馆的第二干事黑尔·帕克信步走进屋来，落了坐后开始享受这一顿在特殊情况下令人难以忘怀的感恩节饕餮大餐。正当我们还在享受这一餐时，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我们立马放下刀叉赶到使馆屋顶的防空洞以便观察这场突袭。
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纽约时报》的迪尔曼·德丁、合众社的威尔顿·詹姆斯、《泰晤士报》的马康·麦克唐纳德（也是唯一一位与我同在上海的）也加入了我们。
这场突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空投下来的炸弹型号。先前的炸弹都是重型弹，爆炸之后会带来数量突增的碎片和四处蹦散的残骸；而这些看起来像是轻型炸弹，碎片都是横向爆炸的。这场空袭旨在全面摧毁目标的丑恶心理昭然若揭。日军妄图尽早占领南京城，减少不必要的武器消耗。
第二天晚上，黄将军打电话告知我有一艘甲丁蒸汽船太古号快要靠岸了，不过几个小时后就要启程回上游。我赶忙背上我的背包赶往码头。
眼前的这一幕令我感到十分困惑。河岸边看似有一道古怪的堤坝，上面堆放着大量等待装运的物品。各式各样的军囊和上千的难民交叠穿插在一起。难民们围在团团的篝火前，等待着离开这座城市的机会。他们并不在乎将要去哪里：到上游地区的汉口，或者到河对岸的火车站搭车去北方。临时担架上的伤员躺得歪七扭八，腿、胳膊、头还有腹部都包裹着绷带，身体的疼痛从他们的脸上便可略知一二。
两个航空专家安德鲁斯还有兰卡斯特也跟我一起到了码头。吉姆·诺利斯决定留在这里。我将会非常想念与他在一起时无忧无虑的时光。
船在距码头五英里处抛锚靠岸，我们乘了一艘摆渡船渡过这段距离。小船一路划过了美国的炮舰班奈号以及众多当地渔民的小船，我们的西边就是自由的中国。随着小船向南划去，我们身后的城墙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这些城墙能讲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在这面墙里，明朝首次在这里建都；一个世纪前，又在这里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中国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还是在这面墙里，狂热的反政府分子太平天国也同样把首都建在这里，虽然不久就被西方军队剿灭。我预感中国的下一个过渡阶段马上就要到来了。她的人民流走西方，但是他们的回归将使中国更加的富强。这些城墙终将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世界强国首都的围墙。
我对拥挤的船已经不感到稀奇了。这船上的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人。不过，在向河流上游行进时一些乘客依次在各个口岸下了船。第三天一清早我们在北岸看到了汉口。码头湾沿岸有很多西方殖民者建造的欧式建筑。河的对岸是汉口的兄弟城市武昌，在交通网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广东—武昌铁路线就从这里通过。蒸汽船经过了长江上的巡逻舰吕宋号，然后停靠在了海关的埠头。
兰卡斯特和安德鲁斯下船之后都去寻找各自先于他们到达此地的妻子，我则去了亚细亚石油公司的大楼，美国总领事馆就在那里。
约翰森大使在这里继续进行短暂的指挥工作。彬彬有礼的总领事保罗·乔塞林也在这里。
“你要去什么地方？”大使问我。
“去找八路军，希望如此吧。”我回到道。
“那好吧，那你可要小心了，”他小心地劝说着，“别冒不必要的险。”他送我出去时，像个父亲似的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
在吕宋号上，长江巡逻队的指挥官——海军少将马夸特也对我同样的热情和关怀。
“如果你需要任何的医疗补给，”他告诉我说，“就到下面的医务室，那的医生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的。”
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后挑了点儿小份的药品和消毒剂，比如碘、水银红药水、硫磺软膏、奎宁、阿司匹林、铋和一些硼酸粉末。除了这些，还有少量的绷带和医用胶布。长久以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些物品的用处非常大。
目前看来已经没有理由继续留在汉口了，于是我前去车站看是否有去北方的车。这儿的情况跟南京没什么差别。没有固定行车时间的火车，遍地的难民，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车开往北方。大部分的火车都用来运送来自浦口地区（南京对面的地区）的装备和补给，火车从那个地方向北至徐州，向西至陇海和郑州，南至汉口。
我站在月台的难民中，放下了手中的行李，找了个放松的姿势坐在行李上等着下一趟火车。六个小时之后来了一辆。还没等乘客们上车，女人和儿童们就吵吵嚷嚷地要求先上。我挤进了通往二等车厢的通道，然后再一次坐在了我的行李上。又过了一个小时，火车终于发动向北开去。
现在我才刚开始了解远离了国外势力影响的真实的中国。我们一路经过了丘陵地带，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了遍地麦田的河南平原。火车偶尔会转轨到另一边的铁轨上为南边开来的装满了湿漉漉设备的火车让道。摩托车的轰鸣声在飞机发动机的噪声中和肩挑竹竿的家庭妇女的吆喝声中穿街而过。到处都是试图在这凛冽的寒风中寻找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的士兵和他们的妻子。
在郑州，正好有一辆火车准备向西开往我的终点站西安。火车的通道鲜有不那么拥挤。组织严密的士兵们准备前往黄河去抵御潮水般的敌军。午夜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这片连溪流都可以将土壤切割出峡谷的平原上，土质十分松软。我们走的这条路已经下陷低于地表，常年负重的牛拉木轮车也把脚下的土壤碾磨成了粉末，从车窗里还能看到小山和溪谷两旁的山洞。这片黄土最闻名遐迩的就是这里的山顶洞人。
在陕县，我们近距离看到了黄河。它坐落在城市的下方偏北，流经一条一英里宽的峡谷。直到我们抵达潼关由北向东的急转弯之前，这幅景象一直在我们眼前。看来穿越陕西省的风陵渡，然后到东埔乘窄轨火车到陕西省内陆的想法也是可行的，这段路程如果要用美国地理来比喻的话，大约是威斯康辛州湖至密歇根的苏必利尔湖地区。
西安在距我们现在的位置西行约一百英里的地方，我们到那儿时已是傍晚。西安还算是座平静的城市。战争还未将魔爪伸到这里。城内西北角的地方有一家中国旅行社经营的有自来水和现代化卫生设施的宾馆。当我在北边经历了几个月的原始生活后重返这里时，对于这些现代设备的想念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了当地八路军代表林伯渠的办公室。林同志去了中国共产党的司令部所在地陕西省北部的延安，伍云甫接待并且倾听了我的诉求。
办公室里只摆放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卡尔·马克思、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还有朱德的巨幅画像。
伍先生脸上可以看得出他的坦率和他对我的警告。
“我得将你的要求转告给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他告知我说，“可能得花上几天才能等到回复。”
我下一个拜访的是蒋鼎文将军，也就是陕西省政府主席。据说蒋将军是蒋委员长的远亲，深得委员长的信任。蒋将军因为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反共观点而被人们所熟知。
在秘书的陪同下我们一同前往将军的住处，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高个儿男人走进了接待室。外表上看来，他跟美国的印第安人长相类似，但是他的那双艺术家般的小手掌深深地吸引了我。
“一路上辛苦了，参赞，”他欢迎我说，“但愿你在我们大西北能待得舒服。”
我跟他保证说这里很舒适，接着告诉了他我这趟行程的目的。他点了点头，我猜测他在见我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八路军正跟日军在山西开战，最近我们还赢得了一次胜利。”
他简略地向我说明了一下目前北方的形势。日军占领了北京—包头线途径绥远的一段铁路，然后沿着铁路从北平向南边转移至汉口，目前暂且还没有到达黄河。一队日本兵在河北的东部占领了从天津到山东省边界的部分铁路。还有一些沿着北边的东埔路及东边正太铁路攻打了进来，占领了山西省首府太原府。
将军又跟我谈论了很多关于他如何在黄河地区布防理论的细节。我走时，对于他所具有的能力感到十分佩服，虽然从他的态度和思维模式中可以感到他有些独裁统治的倾向，但这不妨碍他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还是没有毛泽东那边的消息传来。也许我的任务就要这么失败了。不过与此同时，我有了足够的机会去研究这里的社会生活。
很多的苏联飞行员和飞机聚集在这儿，为了解决飞行员的住宿问题，J·L·黄特意修建了一个旅馆。在这里，来自苏联的年轻飞行员和机修工不仅能在参加异国战斗的情况下享受到家一样的感觉，还能吃到跟家里一样的食物。
之前建在天津—北平地区的三所大学现今也搬到了这里。每天早晨，学生们准备好进入内陆后，就会迈着轻快的步伐列队前进，穿过大街小巷。他们非常热切，年轻男女的眼神明亮，一起大步走路时还会唱起新的爱国主义歌曲。他们的体育课由毕业于密苏里州大学的本·沙伯格教授执教，沙伯格先生于一年前加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队伍中。
在中国内地传教团里我发现了史维森夫妇的身影，他们二位已经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年的光阴，其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甘肃省。伯特夫妇是英国使团成员，库洛医生、鲁斯·泰特医生和内特小姐在传教士医院工作。库洛医生的母亲之前住在近日被日军占领的太原府。库洛医生给了我一封信望我转交给她，之后我通过一个中国的游击队员把这封信递交了出去。
在西安的街道上我看到了很不寻常的一幕：大量的单腿或双腿都被截肢的士兵。我的结论是，可能当地的医院专门负责这类的伤员，但是库洛医生告诉我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原因是当地医院缺乏像样的设备治疗肢体末端的严重创伤，截肢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治疗方式。
我被告知，有几个非常严重的病号已经被转送回西安了。库洛医生的医院已经满员，无法再容纳多余的病号。医院中的病人每天都会收到七十分（中国的流通货币）的资助。那之后我了解到了在汉口的红十字会一直资助着授权的医院，以便于他们能够照顾好伤员。这笔资助金在很多红十字会运营的医院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毛泽东派的人终于来到我处的时候已经是12月10日了。那天我在宾馆正准备坐下吃午饭，一个山西部队的勤务兵突然跑进来告诉我让我立即前去办公室。当我快到的时候另一个士兵跑出来告诉我让我赶紧去火车站，那有个工作人员在等着我。
“你听我说，”我抱怨着，“我还没拿我的行李呢。”我的眼前出现了在没有睡袋或者换洗衣服的情况下在山西熬过一个温度在零度以下的冬天的可怕景象。
他耸了耸肩然后说：“不要急（这话一点儿用都没有）。”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绝不允许自己在没有一套过得去的装备下就仓皇开始这趟远征，于是我赶紧转身按原路返回了我在旅馆的房间。当我忙着把我所有的行李打包时，一个袖子上戴着“八路军”徽章的年轻上校进了屋来，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调皮的微笑。
“在四点还有另外一趟火车，”他消除了我的紧张感，“你看，我们试着尽快地执行命令。毛同志的命令一到，我就知道有辆火车马上就要开了，而我们可能就得坐那辆。”
我听到他说的话后扑哧地笑了出来。这个年轻人正在努力尝试通过催促我不带任何行李就开始一场冬季的远征来摒除拖延的陋习。好吧，这也算是个不错的开端，如果提早知道的话，我想我会更倾向于为了配合他而丢下我的行李而不是破坏他的小把戏。
四点的时候我们登上了一辆开往潼关的火车，同行的是一支八人的巡逻队，每个人都配备了一把中国大批量制造的汤普森冲锋枪。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开始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