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本质上是很我行我素的。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方式使得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养成了自扫门前雪的习惯。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早就已经众所周知，人们对于旁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给别人造成的不便也很容忍。比如，如果车站上的一个男人隔着车窗把他的大捆行李扔在了乘客的膝盖上，乘客稍作反抗后又有五个包裹扔过来。这事引起了人们的哄笑，不过大捆行李被放在了走道，成为了可以容几个人坐的座位。
在潼关下了车，穿过了一排贩卖小食品和开水的小贩后，我来到了八路军在当地一处外墙糊满黄泥的建筑物内的办事处。我们要在这里过夜，这儿的人们带着我看了看我将要在上面过夜的长板凳。
河对岸的南边高地就是这趟窄轨铁路的终点站风陵渡村了，这条铁路向北二百九十英里就是现在正处于日本人控制下的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府。黄河由西向北流经风陵渡，从村子所在的高地脚下急转向东流去。发源于西面的渭河和洛河就在此处汇入黄河。
潼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的任务就是为西安抵挡来自南部和东部的敌军。日军在几个月里就夺取了风陵渡高地，但是他们的军事扩张也就到此为止了，这群人还没有准备好为了横穿这里而做出牺牲。
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下了高地到河边上了一艘小帆船，在湍急的水流中行进了半英里后抵达对岸。整个南岸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仓皇从太原府军械库调遣来的军械设备。不久，南岸将会重新成为世界聚焦的焦点，而木板条又将成为中国军队急需的军需品。
因为山西的火车在夜间不运行，一辆年久失修的公共汽车在风陵渡等着我们。我们每人要了一碗面条填饱肚子，周围的男人们、女人们和小孩儿们都站在我们身后，好奇地看着几个面色红润的外国人笨拙地用筷子吃着面条。
“走吧！”公交司机大声地呼喊道。我们整装上了车，汽车很快向北拂尘而去。对于我们的目的地我仍旧一无所知。的确，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有时我从早上睁开眼就要开始思考晚上将在哪里过夜。除了接受即来的事件外我们也别无他法。
在那天的晚些时候，我们看到了类似县城的城墙样物体。“到临汾了。”随行的工作人员解释道。
临汾是这个省新的省会，若想前往临汾的话必须要再走一百三十英里。由阎锡山将军领导的当地政府就座落在那里。
在一座石制大门前有人挥手让我们停下，几个青春洋溢的士兵用洪亮的声音欢迎了我们，他们的手臂上还戴着刻有八路军标志的徽章。显然，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我身为卫队成员的同伴的老朋友了，他们都互相对对方挥着手，然后友好热烈地相拥在一起，嘴里还大声说着“欢迎啊，同志。”
军队的后勤部副部长杨立三将军热情地接待了我。过了一会儿，他招待我洗了脸，吃了一顿豆芽、米饭和鸡肉烹制的便饭，这顿饭在这个地方已经是盛宴了。
但是这一天的旅程到此还没有结束。大概因为我是到此地来的第一位外国政府人员，晚饭后杨将军盘问了我拜访军队的原因，我能够看地出他们对于我的动机有所顾忌。然而，下午的时候我接到通知，我将被送往汾河西北方向的领导人培训学校。一个小时后我和另一个士兵兼向导的人一起漫步回去。临近黄昏时我们到了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山村。
这个小村子仿佛因为诚挚友好的同志情谊而散发着光芒。除了老人、妇女和小孩以外，其他人都穿着平纹蓝布的军队制服。大约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女孩们把她们的蓝色军帽帽檐拉过了黑色的齐刘海，无所顾忌地同年龄差不多的男孩玩耍在一起。村民之间也相处的其乐融融。
我被安排前去这所学校的校长——彭雪枫将军的办公室。彭将军本人约四五十岁，精瘦且精力十分充沛。随后而来的又是一场盘问。很明显，我坦诚的回复让彭将军十分满意，于是他接下来向我解释了关于这所学校的办学目的。
这些青年男女在这里接受训练以成为游击战的主力。如他所描述的，游击队的队员都是在这一紧急时刻自愿加入军队的。他们以连、营为单位，大部分都是就地招募，受 训后在他们对其地形地貌有所了解的地方组织形成抗日力量。
三男一女四位学生就是这个学校的全部教员。每门课程持续九周的时间，学生毕业之后就离开学校到日军后方组织游击战。课程的内容中百分之六十是军事策略和技术，尤其要学习老游击队员的实战经验。余下的就是些政治课了，学生们接受代表政府的基本原理的教育，学习如何组织社团，以及社团里个人及团体的道德准则教育。
第二天彭将军（我发现他只是个“同志”）陪同我参观了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学生们搬着自己的凳子在各个房间窜来窜去。课本都是油印的小册子组成的。课堂教学的形式让人联想起美国大学的教学，学生们做着大量的笔记，老师在黑板上画着示例图给学生讲解。
学生的宿舍非常整洁。学生们以十一人或十二人为一组分享一间宿舍。中国北方的卧室里有一个升起的高台，他们管这叫做“炕”，从这一面墙砌到另一面墙，被北方人当成床使用。炕的基底用砖围起，底部用石头垒起，抹上泥后就相当于一个火箱。在炕上睡觉感觉就像睡在了灶台上。一般情况下，人们在炕的一端生火（有时在屋外），生火产生的热量大小视睡觉的人距离火箱远近而定。中心是整张炕最舒适的地方。
这些房间里的炕要分配给班里的每个人。白天时被子要整洁地叠放在每个人的床头位置。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也都要求统一摆放在指定的地方，甚至连牙刷和毛巾都有各自特定的位置。如此整齐划一的军容军表真是让西方军队感到汗颜。
到了晚上，学生们会分成小组围坐在木炭火盆旁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有一个小组对于诗歌感兴趣，而另一个小组却置身于绘画当中。其他的在研究音乐、文学或者手工艺术。晚上10点钟时他们就回宿舍休息，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他们告诉我，爬山是每个学生必须接受的训练之一。第二天早上我跟我的同伴一起加入了餐前早操的队列。天亮之前他们整好队伍前往村后的小山。爬了十五分钟后我们碰到了一连串的台阶，大约能绵延一英里至山顶。
学生领袖把男性分成了几个小队，每隔五到十步安排一个人。
“注意看着我给的信号，“他说，“我要看看你们谁能最先到达最上面的台阶（大概一英里的距离外）。”
他口哨声一响我们立刻出发，叫喊声，笑声，在这条小窄道间碰撞着，声音随着人群沿着阶梯向上蔓延。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学生们就在山顶集合了，大声地喘着气扇着风，浑身都散发着生命的活力。
他们围站成了一个圈唱起一些为新中国而写的振奋人心的歌曲，他们的声音激情迸发，声音穿过了他们脚下那个连汾河也渐渐消失于彼的灰色山谷。
我该给他们唱首美国歌曲吗？不，但是我会用我的口琴演奏一曲。我的嘴唇适应了乐器后开始酝酿要奏一曲陆战队的战歌——《火海浴血记》。没多久他们就一起哼起了曲子。当他们又整队开始向斜坡下齐步走去时，两队人马还哼唱着这首美国陆战队的歌儿。
彭同志有新消息给我。南京已经陷落，美国的班奈号炮艇也被日军的炸弹击沉。细节的缺失让我陷入了沉思，思考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都是什么。我那些领事馆的老朋友在不在舰上？美国本土那边是什么反应？1898年时梅因号沉没的历史又再次重演了吗？这次的事件是日本蓄意策划的吗？因为缺乏更加深入的信息，我决定将我的旅程进行下去。
“如果你想的话，今天就可以去军队的司令部了，”彭同志知会我道。这真是鼓舞人心，此前我正因为行动被限制而感到十分懊恼。
司令部在北边二十英里的地方。他们给我准备的是一匹从日军那里虏获的瘦高而笨拙的马，马鞍已经备好了。下午的时候我们上路了，小刘——我年轻的保镖、一位背夫，还有个专门驮行李的牲畜。
快到傍晚时我们到了一个看起来很祥和的小村子，顺着一捆电话线我们到了一个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军机重地的地方。
我把马拴在了打眼的地方后观察了我的四周。向我走过来的是个健壮结实的男人，中等的身高，穿着平纹蓝布的制服。他古铜色的饱经风霜的面庞上带着热情的微笑，他伸出的手正试图握住我的。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朱德，就是那位享誉全八路军的领导人。而且直觉还告诉我，我交到了一位暖心慷慨的朋友。
没有一张照片能够不失真地记录下朱德，因为没有一张静止的照片能够准确描绘出他富有活力而又散发着善良友好的气息的脸。在接下来的那一个月里我逐渐发现，朱德受到了他部队里每一个人的爱戴。只要在老兵的面前提起他的名字，老兵的眼中就会出现柔和的目光。“朱德？啊！朱德啊！”他们会兴奋得说不出话，语调中也传递着他们对于朱德的爱戴之情。朱德带领着他们经历了上千场的战斗，他与这些官兵们同甘共苦。不管环境有多艰苦，他对于每个身边的人都坦诚相待。
在与他共处几个小时之后，我理解了那种感觉，短短几个小时的相处后我就能够完全信任他。
他身上的贵族气质使他与众不同。他性络中的无私、友好、耐心，使他浑身散发出别具一格的人格魅力。他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说起自己的成就时非常低调，对于军队现在的处境也有着发人深省的看法。
这个男人的生活在他四十岁那年出现了巨大变革，并且决定下半生致力于带领他的同胞走出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双重绝望。他带领红军从南部的江西省历经了六千英里的长征到了大西北。
后一周的时间里，当我跟着他的随从在山上远足时，我更深层次的认识到了朱德非凡的个性。我总结出他拥有着三种卓越的性格，我把这些性格转化成了易于理解的美国的名人。我感觉，他有着罗伯特·爱德华·李译者注：美国将领。的亲切，亚伯拉罕·林肯译者注：美国政治家，思想家，第十六届美国总统，任期内爆发南北战争。的谦恭，和U·S·格兰特的顽强意志。
第一次的见面时他带着我穿过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住宅的院子（房屋将一个院子围在中间）到他的司令部。屋子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供睡觉的炕，一头放着一个壁柜。墙上挂着一张山西地区的地图。我们在这儿用中文聊了一会儿后翻译就进了屋。原来这个翻译也是我的老相识——周立波。
我刚认识立波的时候，他还是个刚从上海大学毕业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第一次相遇是在西安，当时他正要到部队找一些书籍资料。他是个有点敏感的、热心肠又非常诚实的家伙。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羁绊，因为我十天后再次启程前往战区时，立波作为我的翻译又一次与我作伴。
“你是来我们部队的第一个外国工作人员，”朱德说，“我们很高兴你能来这里，不过不知道你想看点儿什么？”
“我想，”我充满期待地说，“能够同你在战区的部队一同行军。”
朱德宽慰地笑了笑，我接着说：“你看，我们听了不少关于现在正用于反击日军的游击策略。我作为军事人员，对于了解贵军包括那些策略在内的的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另外，我也很想了解你们管理军队的理论学说。”
在我说话的时候朱德一直仔细端详着我的脸，边把头顶的帽檐拉向脑后，一边做出已经决定的手势。
“不错，”他回答得很简短，“明天我会把我的同事聚在一起开个会，你可以尽情地提出你的疑问。至于你想随军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吧。走吧，我们去吃点儿东西。”
他带路又穿过了院子，院子里有四位稍息站立的警卫员，每个人的拇指都搭在皮质腰带上的毛瑟手枪，背上背着双剑。我们进了屋，屋中央摆着一张圆桌，一边还站着三个正在说话的男人。
“这位是我们的政治教导员，任弼时同志。”朱德向我介绍了一位身材瘦小、一脸警惕的同志给我。
另一位看起来似乎接受过长期军事训练，我判断他大约三十岁上下。“这位是左权同志。”朱德解释说。第三位同志是个大高个儿、名叫蔡前的强壮的韩国人，供职于敌工部（部队的情报机构），目前任部长。
我们互相坚定有力地握了手，坐在没有靠背的高凳上准备吃一顿米饭、白菜汤和鸡蛋做的午餐。
“不要客气，”任同志招呼我道，“这里条件有限，没什么山珍海味，只能委屈你跟我们吃一样的。”
这些家伙的表现很友好很自然，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家里。“不要客气”这句话似乎是军队中的流行语，是他们坦诚的说话和行为方式，也是一种孔子学说在盛行后成为中国传统礼节一部分的略流于表面的礼貌的简洁形式。比如说，循规蹈矩的中国人绝不会像朱德这样自发地出门迎接我们。相反我会被流于形式的秘书和迎宾接待，然后不得不应付几个自命不凡的领导人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我们将会坐在生硬的椅子边缘，小口抿着茶水，在不停地转换着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度过没有意义的二十分钟。但是现在，我们都非常地放松。
“你想看场篮球赛吗？”吃完饭后朱德问我。
他又带路去了村外的一片运动场，两支队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争霸赛。这里的场景在美国的任何一个村庄里都能看到。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防守区，运球时空气中充斥着双方队员的呐喊声。这个时候一个穿着一身单调的橄榄色制服的人加入了我们，我认出了这修长短袍上是张西方人的脸。
“我们这儿还有个你的同胞，参赞。”朱德说，“这位是史沫特莱同志。”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很多年前我就听说过这位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于救治亚洲受压迫人民的伟大女性了。我看过了她的自传《大地的女儿》，而且我还听闻，近几年红军被中央政府围剿时，她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提供援助。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她会怎么看待我的到来呢？
“很高兴见到你，史沫特莱小姐。”我诚恳地告诉她。
“你已经见过我了。”她说话的声音很沙哑，还带着一丝的不耐烦。这个声音中还是有着情绪化的感情在里面。我发现这种特质支配着她的性格。多年经受的苦难深深地触动了她，虽然她不断努力试图减弱这种感觉。殖民主义和剥削带来的深重痛苦，使她的愤怒不可遏制，因此，凡是拿她的痛苦取笑的人都会遭到她尖刻的回应以及言辞犀利的驳斥。
她穿着制服的样子有些冷酷，脸上带着受过苦难后的特有标记。但这仍然是一张顽强的脸庞，坚定的下巴，还有充满智慧的眼睛，深棕色的头发还带有一点小卷，我想这位女士并不是爱慕虚荣的人。对于她，我的所说所想及所做都是完全诚恳的。
她跟在我和朱德的后面走回了我的住处，也就是那间在小商贩家的屋子。屋子里我看到了一位保镖，还有派给我的另一位勤务兵。其中的一位——小罗是个十八岁的身材魁梧的家伙，几年前就在家乡湖北加入了八路军。还有那位勤务兵小张，来自四川的十三岁小伙。
我们围着炭火坐下来开始聊天，小张带来了花生、炒板栗和茶。
“跟我聊聊关于你们组织的情况吧，朱同志。”我提议到。
“我们共产主义者，”朱德开了腔，“并没有个别人描绘得那么凶恶。过去的时间里我们解放了中国的农民，就是那些在地主剥削下无望地生活着的、日子过得还没牲口好的农民。中国的资源很丰富，如果国家能够合理分配使用这些资源的话，足够我们所有人过上像样的日子。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防御日军的侵略中，以防我们沦为日本的傀儡。”
“跟他讲讲部队是怎么来的山西吧。”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建议道。
朱德的脸上绽开了一个顽皮的笑容。
“直到8月份的下旬，红军和中央政府军才筹备组成了八路军。但是我们转移速度很快。9月1日，我们的第一一五师在山西附近横渡了黄河，第一二零师和一二九师也紧随其后。
“日军已经占领了山西北部的大同，并且继续沿着同蒲铁路继续向南。另一支由日军第五师组成的纵队正顺着陆上沿线从山西东北部向平型关进军穿过长城。山西省的驻军在南线奋力抵抗大同方面来的敌军，因此我们决定将第一一五师派往东北部的五台山地区。我在沿途的一个村子建立了我的总部，在日军没发现的情况下，第一一五师平安行军至平型关的南边。整个行动由副师长聂荣臻指挥。
“那片地区的地形非常崎岖。日军的必经之路布满了破旧的铁轨、深陷地平线下的山谷。路两边还有绵延的群山。
“山西当地的八个团已经被孙楚将军收入麾下。我们决定在日军经过之前原地等待，以静制动，当我们师从南线向后部移动时，孙将军的部队会从西面袭击敌军。
“9月25号早上的七点钟，日军的一个旅经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山西的军队还没有对敌军发起攻击，聂师长发了信号询问计划是否有变。孙楚的回复是否定的。聂师长立刻决定要利用目前地理上的优势发起紧急行动。两个团攻击了敌军的右线，另外两个营的人马包围了敌军的后部。日军成了瓮中之鳖，大约一千名士兵在这条沉陷的路上丧了命。不过最重要的是，虽然日军的将军逃脱了，但是袭击后部的两个营俘获了日军的一个旅长，并且还夺回了局部的土地。
“在这场交战中我们缴获了我军现在非常急需的棉被、大衣、军火和食物。日军之前太过轻视我们的军事能力，否则也不会遭受出其不意的攻击。现在他们行事小心多了。”朱德描述完了整个故事之后轻轻地笑了笑。
“他还没全都告诉你，”艾格尼丝补充说道，“还有五台山来的部队呢。我跟着那个部队一起来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另外一支日本纵队沿着正太铁路线从东边强攻进了山西。我们快速从北部进军，每天行军大概四十或五十英里，以便在日军到达之前穿过铁路。我们后部的警卫在最后一辆火车开过之前拖住敌军，严重阻碍了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但是我们没有携带足够的食物，将要途径的那片区域也已经被先于我们的敌军吃干抹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二天在五十英里行军中，我们的士兵勒紧腰带，艰难跋涉时那一张张憔悴的脸，对了，还有那些伤员们，”他的声音充满了感染力，“我们没有可以给他们用的麻醉剂，只有少量的绷带。农民们只能临时用门板和棉被组装成了担架抬着他们。”
天色越来越晚，我的客人们起身要走了。
“明天11点的时候我去送你。”朱德说。
“我明天也会给你带点咖啡作早餐，”艾格尼丝加了一句，“我等一下要去隔壁的街上。”
勤务员小张和警卫员小罗，一直放不下心地来回徘徊。这支军队的行为典范是：友好、独立和民主。
“赶紧去睡觉吧，同志们，”我轻声地责备他们说，“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他们因为我用了“同志”这个词咧嘴笑了。也好，那是一种充满同志情谊的气氛，没人能阻止这种气氛在我们之间相互传染。
“明天见，同志，”他们轻快地回答我，“祝你做个好梦。”
天快破晓时，我被早起在村边练习吹号的号兵吵醒了。我静静地躺着，听着我身边的这生命之声。隔壁屋的两个男孩正低声交谈，屋外，哨声夹杂在部队队列沉闷的踩踏声中。在远处，一队士兵唱着一首首听起来都很相似的行军歌曲。军队坚信要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
门被轻轻推开，小张的脸冒了出来。他看到我醒了的时候又笑起来。
“开饭了，”他宣布道，“我们还给你准备了热水刮胡子。”他先端进来了小米粥、煎鸡蛋和茶，然后又端来了一盆还冒着热气的热水。
正当我忙着洗漱和吃饭时，两个男孩站在旁边十分好奇地看着我的睡袋、手表和鞋子。
他们告诉我在部队里他们被叫成“hsiaokwei”，意思是“小鬼”。小罗因为想冒险，就离家出走到了部队，而小张则替代了无法再供养他的父亲在部队的位置。他们告诉我，一些男孩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参了军，一开始做团里指挥官或更高军职的勤务员，接着被提拔成警卫员。那些一直在学习或者有能力的会成为军队的班长或者排长。之前就有一个小鬼被提拔成了一个团的团长。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走了。他们说必须要去学校了。学校开展的是书法课和关于个人道德的教育课。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翻译周立波进到了屋里来。
“这是给你的咖啡，”艾格尼丝说，“我也带了些蜂蜜，都是我在洪洞一个药剂师那发现的。这在这儿可是佳肴了。。”
立波带了一些烧饼，就是一种用面粉做的圆形的硬饼干。我们把它分成小块在火上烤了吃，艾格尼丝也煮了些咖啡。
艾格尼丝把她的脚竖起搭靠在灶台边上，惬意地大口咀嚼着烧饼。“你一定要去五台山，”她认真地说了一句，“他们在那边做的事情很值得一做。你知道的，那边都是山区，已经完全被日军包围了。朱德让聂荣臻留在那组织自卫反击战，建立临时政府。那可是完全的民主，而且他们还在尝试新的主意，政治上、社会上还有经济上，都在试图找到一种能够让人民都感到满意的方案。”
“我也很想去那里，”立波插了一句，“如果你真的要去，带着我当你的翻译怎么样？”
“没问题。”我向他保证说。
一个小鬼进了屋，告诉我们朱德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我。
假若日军在那天投放炸弹轰炸了八路军的总部，那么八路军将会损失大量的将领，因为在此正聚集了前一天我见过的所有成员——副师长彭德怀、一一五师杰出的师长林彪，还有朱德。
彭德怀是指挥官里坚强的一位成员。他跟朱德一样支持民主领导。但是他意识到，如果要在军队践行任何的行为准则，那么领导力中必须要注入铁一般的执行力。他希望能够证明这个理论。与此同时他的心被受压制的农民牵绊着，所以他要求每顿饭都要吃一碗小米粥，与农民们吃一样的食物。
林彪是这些指挥官里最年轻的一位，只有二十八岁。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的人，也是一位敏锐的领导，几乎全胜的战绩使他当上了最近被改编成一一五师第一方面军的师长。他同时也是延安军校的校长、山西司令部的党员。
“首先，”朱德说，“你愿意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世界其他各地政治状况的信息吗？我们被孤立在这里，几乎没有机会了解到外界发生的事情。”
我开始详细地描述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力量，包括亚洲各地的。我说这些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记着笔记。
他们的问题表明了他们多急切地想要知道外界的情况。如果德国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会做何反应？为什么其他的民主国家不帮西班牙推翻弗朗哥政府？为什么美国没有强迫日本尊重他们签订的《九国公约》？
“现在轮到你了，”朱德笑着说，“开始问你的问题吧。”他叫了个小鬼过来让他去拿些花生、桃子和茶来。
“让我们从军事行动开始吧，”我提议道，“你们抵御日军的基本计划是什么？”
他们诧异地面面相觑，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笑声。我发现了这情况的好笑之处。这支军队正在为民族而战，而我却在问他们为防御敌人制定了什么战略。
朱德试图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透露出我们的部队所在地或是马上要进行的行动，但是我们基本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们相信，中国有能力通过发动群众，建立起全民范围的自卫反击，以最大限度地抵消日本引以为傲的现代武器和组织优势。这就意味着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和小孩，不论要经受多少苦难，不论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都要坚持不懈地斗争下去。我们也要制定一个经济上的计划，一个能够使十到十二个行政区达到相对自给自足的计划，因为我们的交通运输水平还很落后，有些地方可能会被日军完全封锁。这就是我们计划的第一部分。日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全国，因此他们会尝试采用政治手段来控制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人民决心独立，并愿意为让他们的孩子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成长，享受幸福童年做出牺牲，日本将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它的企图。”
他停下来剥了一颗花生，左权接着他的话说了下去。
“我们要继续传达给人民坚持反抗到底的工作，”他说，“由军队的政治部执行。任弼时同志等会儿会跟你讲。”
“现在，关于计划中军事方面。”他快速地在一张纸上画出了山西省的概略图，在中央画出了南北方向的东埔铁路，还有从太原府东区至京口铁路段的正太铁路。
“日军占领了靠南的东埔铁路和正太铁路。我们已经安排了守军以围困住这几条线的交通。在太原府的北边，我们安排了两个师的兵力分别沿着铁路线向东西两个方向布开。第三个师安排在正太的南部。这片地区地势很崎岖，不过幸好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爬山。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一天内可行军六十至七十英里。而日军因为扛着沉重的设备和大炮，一天连二十英里也走不了。我们把士兵分成最多六百人一单元的小分队移动。每个分队都带着自己的无线电设备以便随时接受师团领导的命令。他们不断地突袭日军的交通运输线，袭击他们的防备部队以及伏击行军中的敌军部队。这些人时刻向我们提供敌军的最新动态。更及时的消息、更快的命令传达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我十分钦佩这支小组。他们不会等待别人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会用手中所拥有的工具和脑中的智慧创造出新的工具来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以便完成交代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具有如此坚定的决心和如此高贵精神的男人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他们的。
“那关于政治部的工作呢？”我问任弼时。
“这个话题我们明天再讨论吧，”他建议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译者注：来源于《游击队之歌》。
《游击队之歌》的歌声中带着充足的精力和一种坚定的信念。这些歌曲已经像星星之火一样传播到了内陆地区，也因此在之后的漂泊生活中这首歌我听了一遍又一遍，每当这首歌在我耳畔响起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得想起军队司令部这些热心肠的男男女女。
朱德也来了，就坐在我旁边的长条凳上，激动地把我的一只手握在他的两手之中。但是他没坐多久就起身穿过了人群，每登一级台阶都停下来跟别人交谈一会儿，或是弯腰抱起一个孩子在他怀中搔搔孩子的下巴。整个演出会场都弥漫着亲善友好、宽容的气氛，同志之间的友情也另人感触颇多。
丁玲上了台，穿着从敌军那缴获的橄榄色的日军大衣，很吸引人们的眼光。她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大致介绍了一下后面的剧情：第一幕描述了日军是如何抢夺卢沟桥引发了这场战争。接下来的一幕是一位旧式的中国官吏是如何慢慢转变成了一位低调、慈祥、受人欢迎的领导人的。最后一幕强调了团结合作在抗击日本人一战中的重要性。这出戏介绍了一个只关心自己的、试图抽身于战争之外的一个农民。日军来了，杀掉了他的父亲，奸污了他的女儿，并且强迫他的儿子为他们工作。他家的一个男丁有个朋友在游击队，从他那里这位农民得知了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才能够打败日本人，于是他开始游说家中的其他成员进行抗日。一天深夜，女儿挥着屠刀杀死了日军的入侵者。她的兄弟们也将屋子里的另外两个日本人击毙，抢走了他们的武器，全家逃进了游击区。
这些正在上演的场景深深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睛。观众们在演出到高潮阶段，不时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喊声打断。
九点时演出结束了，人群逐渐散去，人们脸上的笑容昭示着这一主题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第二天，任弼时很早就来到了我的房间。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儿聊，”他跟我问好，“我会给你解释我们的政治工作的问题。”
“政治工作，”他开始说起，“是军队反抗入侵的核心和灵魂，是我们工作的生命线。我们的武器都很陈旧，为此我们也感到很惭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加强政治上的思想控制来弥补这一劣势。不管是士兵还是老百姓都必须了解中国与日本打仗的原因。他们必须要学习如何团结协作、如何和谐友好地共同生活以及如何抵御入侵者。这项工作分成了以下三步：（1）军队内的教育，（2）人民群众的工作，（3）一致对敌。
“这项计划第一部分的目标是发展一支士气高昂、能够成为全军楷模的军队。我们以连队为单位，每个连队都有一位经过训练的政治领导人。日常的课程就是学写字和认读，所有的士兵都必须具备读写能力。当部队需要行军时，就将课上的笔记缝在前面士兵的帽子上，以便于他们在行走时也能学习。我们努力尝试通过演讲、漫画还有游戏向他们传达有关于诚实、实事求是、谦逊及团结协作的行为准则。
“领导人们，”他继续说，“在日常生活中跟他们的士兵有着亲密的关系。实际上，在部队中不会有什么社交障碍。领导人们已经通过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自己的领导才能，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源自于自身能力和知识储备的自信使广大士兵深深地折服。但是他们也是同志，当他们不当值时就与其他的士兵无异。
“军队在出兵前都会开一个动员大会，领袖会向大家解释执行该项任务的理由。同时也会对敌军的力量进行估计，讲解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后果。当战争结束后通常会开另一个大会讨论我们所犯的错误，只有充分认识了自身的错误我们才能吃一堑长一智。
“一支军队必须要有一套规章制度来规范全体人员的行为。我们有十一条简单的规定。主要的有三条：
1.坚定反日的爱国主义；
2.一切行动听指挥；
3.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然后还有八项次要的：
1.士兵在进屋之前必须得到屋主人的许可，在走之前必须要向屋主人的款待表示感谢，并且必须确认是否给主人带来了不便。
2.保持卫生；
3.说话平和；
4.买卖公平；
5.借东西要还；
6.损坏东西要赔偿；
7.不给老乡填麻烦；
8.不虐待或杀害俘虏。
“有些规矩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没有必要，但是之前的中国军队染上了苛待百姓和随便拿人家东西的恶习，这些规定几乎都是为了矫正恶习的。一支严格遵守纪律的军队能够鼓舞人民的信心。”
“我开始懂了，”我打断了他的话，“不过为什么你们也做百姓的政治工作？你们想像鼓舞军队士气那样鼓舞他们吗？”
“是的，”任同志回答说，“军队就好比是鱼，而人民就好比是赖以生存的水。这水必须要洁净得没有杂质，温度也要保证适合鱼的生存。对于人民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跟日本打仗，也必须要了解如何为围追堵截敌军的中国军队提供帮助，还要知道如何自治以及和谐生活。我们打算通过开会、墙报和各种宣传标语实现这个计划。
“如果我们在一个地区驻扎下来，人们就会被分成一个个的小社团以更好地接受教育。通常这项工作会在地方的治安官，也就是县长的指导和监督下以县为单位进行。每个村子里都会有一个团体是由小商贩组成的的，还有一个为女人，一个为孩子，还有一个是为工人和农民的。虽然成员间的情谊都是自然形成的，但是新成员的加入仍需要大力的宣传。接着这些小团体会成为这项指令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也会有专门为成人设立的学校，以便他们能够学习读和写。他们将被教授如何管理会议，如何选择他们的村级和县级的官员。如果人民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他们也就有资格为自己的事情当家作主。”
这些话，因为真实、理想和充满着智慧而让人欣然接受。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奏效了，那么我会意外地见证一个乌托邦社会的诞生。这种可能性非常令人激动。
“那你们的对日策略呢？”我问询道。
“我们的想法是，”任弼时说，“日军是压迫者，他们的军队通过恶意的谎言进行了无耻的诓骗。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挑拨日军战士之间的关系来使他们的部队分崩离析，这种可能行一定存在。日本军队里有韩国人、满洲人、蒙古人还有台湾人，所以我们准备了各种版本语言的宣传语。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由经过训练的男男女女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潜入敌军的连队分发各种小册子小传单。我们也同样要求部队的士兵必须记住几个必要的日语短语，以便于在日军士兵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向他们喊话。比如说有这几个：‘放下手里的枪，我们不会伤害你们’‘别向你的中国兄弟开枪’和‘我们会送你们回家——日军士兵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对待日军的俘虏也不错。他们在被关押的村子里很自由。其中一些我们还送回了日本部队。有机会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告诉身边战友我们其实很友好。
“这项工作的成果在敌军内部发挥的效果很慢，但是感觉如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付出终会得到回报的。”
小鬼送进来了一些食物，也到了结束谈话的时间了。更何况，我也需要时间思考一下刚刚谈话中提到的另人震惊的消息。
12月份有些难熬的日子在这友好的氛围中很快地过去了。艾格尼丝和我经常绕着村子散步，有时会走到西边的山脚下，有时也会到汾河边去。我对于这位有勇气和胆量抛下被我们视为文明的舒适环境而来到都是陌生人的原始环境中的卓越女性又多出了几分敬佩。艾格尼丝已经四十多岁了，她的愿望之一就是能够继续与这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继续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下去。
有一次我们一同去了东边八英里外的洪洞拜访一位英国的传教士。特鲁丁格先生和他的夫人已经为中国内地传教团服务近四十年了。他们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一类，被中国人视为自己人，对于我们所说的八路军的作风也感到很赞赏。当我们起身离开时，特鲁丁格先生问我朱德先生是否会接受一本《圣经》的复制本作为礼物。我想他会的。于是传教士先生在他自己的那本中文版的《圣经》上签了名字，请求我们一定要转交给他。朱德庄重地接受了它，第二天他也带来了一本书并且麻烦我们以他的名义将它转交给特鲁丁格先生。这本书的书名是《法西斯主义的分析》。
我非常热切地盼望着和军队一起出军的那天，以便能够看看军队领导人们的实际工作情景。一天晚饭时我开始跟朱德聊天。当我说到我曾向蒋介石申请前往上海战区的许可证时，他的犹豫使我更加确信了他对我的安全问题的担忧。我决定减轻他的这种担忧。
那天晚上我给汉口的约翰森大使写了一封信。“我马上就要去前线了，”我写道，“不过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并且违背了朱德司令的意愿。如果不幸遇难或受伤，我并不打算怪罪八路军或者中国政府。以此信为证。”
第二天早上我把这封还没封口的信交给了朱德，并且要求立波将信读给他听。信寄出后朱德可能就会安心一些。
无疑他的小伎俩得逞让他笑得很开心，但是我还是能看出他松了一口气。
“好吧，参赞。”他向我保证道。朱德把他的帽子拉向脑后，做出了一个表明了他同意的手势，“你可以去，不过你最想去的是哪里？”
“去五台山（苏必利尔湖东部）。”我回答得很坚定。
朱德有点吃惊地看着我。五台山整个地区都被日军包围了，而且现在日军从北、东和南三个方向试图摧毁进入这片区域的路。这正是我想要亲眼见证八路军是如何战斗的原因。通往五台山的路上至少要两次通过敌军战线，因此增加了看到斗争场面的机会。
朱德关切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一个充满赞赏的微笑在他诚恳的脸上延展开来。他曾经也是个士兵，他能够理解一个士兵想亲历战争场面的心情。
“好，”他回答得有些勉为其难，“你可以去五台山，立波也会继续做你的翻译。我也会给你派勤务兵和警卫员。”
我带着这个欣喜的消息去找了艾格尼丝和立波。
“我们得煮壶咖啡庆祝一下。”艾格尼丝兴奋地哭了，然后转头在她宝贵的储备食物中找着咖啡。
那天是圣诞前夕，巡逻队会在第二天启程。我们一边讨论着接下来的旅程，一边小口抿着咖啡，艾格尼丝向我传授了她随军时的一些经验。
“你知道吗，”她问，“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克制和禁欲的军队了。你有没有注意过部队里男女之间的那种同志般的情谊？”
我已经注意到了，而且我还很好奇他们之间有没有男女之情。
“禁欲是这个军队灌输给他们的美德之一。你绝不会听到猥亵妇女之类的事，军队管理下的区域也绝不会出现卖淫行为。卖淫被他们看成是对妇女的剥削，这违背了他们的信念。”
这个谈话的话题突然转向了圣诞节，于是我建议唱几首颂歌。
“我一首颂歌也不会唱，”艾格尼丝响应说，“但是我会唱黑人颂歌。”
“那好吧，你唱颂歌，我演奏口琴给你伴奏怎么样？”我如此要求。
那天的夜晚是难忘的。一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女人和一个来自佛蒙特州的男人在中国共产党位于整个中国心脏部位的总司令部庆祝圣诞节。
夜深了，朱德和一些同事加入了我们的节日庆祝。朱德独唱了一曲他家乡四川省的有点悲伤的民谣。左权也舞了剑。
当朱德适时地说“我们兄弟血肉情深”时，所有人必定都将这句话深深印在了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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