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波停留在临汾做些书面工作，我也希望能够在临汾停留久一些以便和阎锡山将军聊一聊。在离开朱德的司令部后，我们一起乘火车出发了。
理论上说阎锡山是山西的最高长官。作为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他在山西和绥远两省的行动直接对蒋委员长负责。实际上就我们所看到的，在阎将军的默许下，日军战线后方的军事行动全部是按照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来的。阎将军的兴趣主要还是放在巩固对这个他在过去几年积累了一些财富的省的控制上。他足够精明，能够认识到八路军发展的抗日模式的优势，这一对敌模式能使他免于丢失这个省，所以他欣然接受。
我亲眼见过了省里的状况，对于这位名义上的领导很感兴趣。
我在阎将军一个来自英语国家的干事鲍尔森·张先生的带领下到了他的司令部，鲍尔森先生是个热心肠的年轻人，刚刚毕业于北平的燕京大学，视他的领导为偶像。指挥部坐落在离临汾南边几英里的一个不显眼的小村子里。
进了将军的办公室后我看见一个有点啤酒肚、六十岁上下的人正在忙着研究挂在墙上的战略地图。受中国官僚主义对外表的影响，他灰白的长胡子一直垂到了胸口。尽管有些不自然，他还是友好地跟我问了好。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非常疲劳的老人。
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北方军队的形势，他给我讲解了日军的新行动。虽然临汾在四天之后就陷落了，但当时阎将军并没有因此而显出任何不安。
我向他询问了包括他自己军队在内的所有师团的任命安排，也提到了我在路上遇到过的那些领导人。他开始回想他们的名字，有些没能想起名字，有些没能想起部队番号，于是他叫了一个军官来提醒他。当我问起他基本的军事政策时他站起了身，清了清嗓子好像要发表什么演讲似的。
“中国，”他语气生硬地开始说起，“必须击碎日本的政治预谋。我们必须通过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来阻挠他们的计划。”说完又美滋滋地猛地坐回了他的椅子上。
这有点可悲。但是真相是，阎锡山更像是个商人而不是将军。他管理山西长达二十六年，重点发展了工业和工商业。早年时他致力于建立社会制度和政治改革，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周围急速滋生了一种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作风。阎将军现在垂垂老去，他的本能使他乐善好施，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他的下属去指挥管理省里的各种事务。当我离开他处时，他表达了愿意将他的专车借给我，供我在南去风陵渡的路上随意使用的意愿。时过境迁，这些东西他已用不到了。
立波和我在临汾暂时分别了。我们可能将会在汉口再次相见，但是现在还不确定。离开这个勇敢谦虚的伙伴让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很脆弱的感情及深切的遗憾。他纯粹的友情、从始至终的忠诚，在我精神紧张或是头脑不清醒时总陪伴在身边。
在小罗、小张的陪伴下，这趟火车之旅真是奢华到了的极点。我们坐着将军的专车，路上不停地被两个孩子逗得发笑。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检查了车上的每一个角落，对于从没见过的旋转座椅和陶瓷洗手池及供休息的单间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不过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总算恢复了镇定。到了风陵渡后，我听到小罗绘声绘色地跟一个山西士兵讲述火车上的大体状况，还着重讲了在一等车厢的体验。
我们跟随着上百个逃离日军空袭的难民一同横渡黄河抵达对岸，准备搭乘火车前往西安。
过了三个月原始生活后，有自来水和淋浴设备的宾馆看起来是如此现代化。我取回了当时离开这里去山西时留下的行李，准备回汉口写一篇关于这趟观察工作的正式报告。但是在那之前我想带小鬼们进城看看。
我们马上就碰到了麻烦。这些男孩在过去几周与我的相处中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同伴，我很想就这点对他们表示感谢。我知道他们手里有些军队给的补贴，八路军的每个战士每个月可以领一美元，朱德总司令每个月有六美元。
我先带着他们在城里最现代的餐厅吃了晚餐。他们总是对价钱很感兴趣，问服务生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微不足道的一块五（约是三十美分）的价钱把他们吓了一跳，说什么都不肯吃。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劝说他们跟我一起分享我点的食物，我跟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吃，最后这些菜也会被扔掉。
在有落地窗商店的街上闲逛时，我很享受小鬼们因为看到橱窗里摆放的各种商品流露出的喜悦和热情。我在心里记下了他们各自最喜欢的东西，然后溜回去将它们买下。他们最感兴趣的主要是军刀、口琴、镜子、自来水笔和手表这些能在部队里派上用场的东西。
后来，当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的时候，尽管眼睛里透露着热切和渴望，但这些男孩还是断然拒绝了我。接受我给的礼物对他们来说不是“对”的事，因为我并没有理由为他们花钱。他们已经有了所需要的一切！最后我拼尽全力地说：“听我说，人们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享给那些没有的人是个约定俗成的交友原则，买这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如果你们不要的话，我就直接把他们扔进垃圾桶。”我的逻辑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几个男孩小心地接受了这些东西，将它们仔细地包裹在了随身物品里，然后小跑着回了驻地。我希望我没有在无意中破坏了军队的道德准则。
当我晚上乘火车离开时，小张和小罗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他们手腕上的表和军刀。
习惯上，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是对包括汉口和汉阳在内的一片区域的总称，两个城市隔汉江遥遥相望，武昌坐落于长江的南岸。
三月上旬回到武汉时，我发现这里成为了新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的各级军官和蒋委员长的司令部以及中国官方承认的外国大使馆都搬来了这里。
汉口曾经是外国的租界，但是现在只有法国还留在这里。之前的日军占领区已经被悉数收回，英国和苏联旧时的租界则成为了特别行政区。大使馆、外国的商务楼和中国政府部门的多数办公室都设立在汉口。
汉阳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军械库林立，破旧的贫民窟数量也同样是一个。蒋委员长的指挥部设在武昌，几个外国使团和几所大学也在那里。武昌是广东向北延伸铁路线的终点，进口的货物多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入中国内地的。
军队的行动中心由上海—南京地区转移到了徐州，也就是天津到浦口的铁路东西向的陇海线的交汇处。空中距离上徐州大概在汉口东北方向三百五十英里处。陆上行军时必经向北约三百英里处的徐州，此后还要向东沿陇海继续走二百英里，所以陆上铁路线的距离要比空中路线长。
日军正闷头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徐州进军。空军也在内陆发起行动，企图摧毁中国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和交通运输要道，同时通过威胁恐吓老百姓以摧毁他们反抗的信念。如今的汉口开始吸引日军空军飞行员的特别注意了。
约翰森大使与保罗·杰斯林一起住在他宽敞的套间里，并且邀请道格拉斯·詹肯斯、詹姆斯·麦克修上尉和我加入他们这支愉快的小组。接下来是不多见的令人愉悦的三个星期，白天时写写我此次北方之行的观察报告，晚上时与中国和外国的朋友聚在一起。
我曾以为经过在北平那些年的相处后我已经很了解大使了，但是在战争的重压之下他又显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胆量和能够鼓舞周围人的乐观主义精神。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在一天中抽出一段时间用来完全放松身心，不受琐事的烦扰。他尤其喜欢游戏，扑克牌是他的最爱。每天午饭和晚饭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个都沉迷于这个无害的小游戏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暂时忘记战争。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抵达汉口开始为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委员会工作。汉口的美国主教罗根·鲁斯为她提供了住宿。艾格尼丝旺盛的精力和直率的演讲为她赢得了大多数外国殖民者的尊重和赞美，因为他们认识到她的真诚和她对理想的献身。通过她我见到了大主教，建立了一段坚固而长久的情谊。
鲁斯主教并不是普通的传教士。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即将从这份使他获得了地位上的自信的工作中退居二线。他的私人朋友基本都是政府官员，包括蒋委员长及他的夫人。鲁斯主教的思想开明，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共产党领导人、国民党领袖等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不论在思想还是在行动上都践行着基督教的教义，对中国领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事风格有着很大影响力。
有一天，公共关系副部长霍灵顿·唐医生过来找我，带我去与蒋委员长及其夫人会面。霍灵顿正如新闻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亲切。从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国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被蒋委员长当做一位可以信任的朋友，并且在1937年出版了委员长的传记。
我们横渡长江后到达了武昌，开车到了一座被他们夫妻当做居所的装饰简单的公馆外。自从1929年国父孙中山的葬礼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我好奇经历过岁月的洗礼后，他们是否还似当初。
干练果断的上楼声在屋外响起，蒋夫人跟在站得笔挺的蒋委员长后面进了屋。
蒋夫人迷人的魅力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那并不是幼稚的年轻人的魅力，而是知性成熟的魅力。不过更多的是由心而生的一种成熟的落落大方，以及要服务人民、成为他们引路人的使命感。
他们二位都兴奋地欢迎了我的到来，蒋夫人随后在铺了一张地图的桌子旁坐下。蒋委员长直到有他的夫人扶着才坐了下来。蒋夫人转过身跟我解释道：“委员长在西安后背受了伤，这些年一直饱受折磨，不能站的太久。”
我将他视为在过去几十年中掌控着中国命运的男人。同我上一次见他时相比，他似乎苍老了许多，短发也变白了，但是比往日多了一丝沉稳和自信，也更加老练和成熟。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在他眼里，我看到的是智慧、忠诚和倔强的决心。
在一个小时的谈话里，我向他讲述了我在北方的经历，回答了他们犀利的问题。我向委员长表达了我对八路军领导人的绝对信心，描述了他们正在敌后地区建立代表政府的进度。当我提到五台地区的人民一致抗日的意愿非常强烈，军民合作良好时，蒋委员长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
“我相信，”我回答道，“这是基于他们现在正处于日军包围的这一事实，他们时刻都面临着危险境况迫使他们放弃个人利益而谋求集体利益。更深远的层次上，他们是受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的领导所影响。”
委员长的脸上一时看不出对于这一想法的反应。毫不夸张地说，他的面部表情永远难以捉摸。他威严的沉着镇定是他成功成为领袖的一大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他的自信，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嗅觉、信守诺言也养成了他诚实正直的品格。他的政治倾向难以预测，管理方式也让人摸不到头脑，但是私下里大家都心知肚明，蒋委员长打心眼里偏向于执行自己所处政治集团的决策。
结束时，他们起身要走。我请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个名，他和善地默许了。他用的铅笔一头是红铅一头是蓝铅。签字时委员长泰然自若，红的那头落下，飞快地在纸上滑了几下然后又用蓝笔写。这个字签得争分夺秒，但是意味着很多。
回到了汉口，霍灵顿·唐带着我去行政院长暨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家里吃午饭。在那我们看到了兰德尔·古尔德——一位言辞恳切的编辑，就职于上海唯一一家美国报社。兰德尔·古尔德坚持发表事件的真相，也因此收到了日军恐怖分子的炸弹威胁。
孔博士是我的另外一位老朋友。他的外表看着有点胖，留着短短的胡子，戴着眼镜。在美国的大学接受教育后回到了中国，现在山西领导奥柏林教会学院。孔医生跟宋氏三姐妹里的大姐宋霭龄结了婚，为未来进军政界和商业投资奠定了基础。自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他一直担任实业部长及财政部长，现在又担任了相当于共和国首相的职务。不过最令他自豪的可能是他显贵的出身了，即外国人无人不知的孔夫子——孔子的直系后裔。
那天在孔博士的桌子旁坐着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一位高大健壮、行为和善、善于演讲的男人。还有一位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以及国民党委员会的前任高官陈公博先生，对于蒋委员长现在推行的政策他颇有微词。一年间，他加入了汪精卫的队伍，试图在日本统区下建立傀儡政府。
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蒋介石任正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是这些人里行为举止最怪异的人。他的身高超过了六英尺，臀部肥大。他为成为人民的领袖而感到自豪。早年间还在国民军时，他就以不拘小节闻名全军，或是同士兵一同行军，或是坐在卡车司机旁的副驾驶座位上。1930年时他就军队编制问题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还一度联合阎锡山将军发动了反蒋战争，当然最后以失败收了场。但是他的名字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还是很响亮，而且他的爱国心远远超于对抗日战争的热情。
何应钦将军有点难以琢磨。他的身材不高，戴着眼镜，平静温和，笑容可掬。几年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曾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陆军将领，他频繁地被派遣去解决紧急事件就是证据。1936年蒋介石滞留在西安时，一些目前处于保密状态不便公之于众的事态的发展改变了这个曾经亲密的联盟。表面上他并没有丧失任何的信心，也已经接受了不再担任任何重要的指挥职位的现实。
当我跟这些管理着民族事务的人们聊天时，我无法否认这与我同精力充沛又自律的八路军在一起生活时身体感官上的强烈对比。两支队伍的领袖都同样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都办着代表各自思想的学校。不只是这场战争中日本战败所要接受的惩罚，还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如何在战后发展，都将取决于两党能否制定一个双方都接受的方案。如果我对广大人民百姓的脾性了解的正确无误，鉴于这个民族已经将民主主义融进了他们的骨血，那么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政府将会成为可行的方案，在由人民管理的同时服务于人民。
大使先生的座上宾通常都是从香港飞来一睹中国战时首都的。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约翰·冈瑟了。有天他携同他迷人的妻子来吃午饭，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来了解来自欧洲的第一手消息。谈话也并不是单向的，冈瑟用他乐天的性格活跃了我们的气氛，不停地询问着战争的进度。这些问题都直指关键部分，通过这些问题可以看出约翰对于东方国家的深刻理解。每隔四五个问题，冈瑟夫人就会提出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我们总结，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成为一支水平颇高的新闻报道团队。
另一个在汉口工作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周恩来，他是旧中国政府的后人，穿衣说话都非常文雅，但是他有着不次于我在北方见过的任何一个人的自我约束能力。周恩来有着中等的身材和儒雅的作风，聆听别人说话时总是带着一种超脱的信以为真的感觉。他有着中国首屈一指的天才般的头脑，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中的意见也举足轻重。在国民党成立初期，他就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并且于1927年在上海组织了上海工人起义。
一天晚上当我正在跟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周恩来和其他两个人吃晚饭时，艾格尼丝对于外国记者没有在报纸上报道事实的真相愤愤不平。周恩来久久地凝视着空气，没有注意打到她在发表的长篇大论。不久他端坐起来，用他独有的习惯性姿势，手捧着下巴，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平静地评论道：“如果记者能够丝毫不差地记录当下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快到三月下旬时我又准备出发了。在了解了游击队的行动特点之后，我希望去看看徐州前线上的其他冲突。J·L·黄将军在南京时慷慨相助，当我从京口铁路和陇海铁路的枢纽站乘车前往郑州时，他帮助我提供了必要的身份证件。如果这儿的军官能允许的话，我希望可以停留一两天观察他们行动和决策的焦点问题。
桑福德·埃尔斯医生在郑州管理着浸礼会教会医院，他的家也变成了居无定所的记者和武官的临时住所。即便我只是一个在深夜造访的陌生人，他们还是起了身查看到底是谁搭乘了这么晚的火车。
因为医生对东线转移过来的伤患有一套很见疗效的治疗方法，他的普通病人的数额不断上升到了医院难以招架的程度。当有人满脸忧愁地前来看病时，我总与他一同坐在桌前，他从不会因为太忙而忽略倾听任何一个中国病人叙述自己的病情。有时还没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起身到门口迎接病人的到来。
一天晚上正在吃饭闲聊时，有消息说一辆从徐州开出、带着上千受伤士兵的火车驶达了郑州。中国军队的外科医生担心埃尔斯医生是否会提供帮助来为他们做检查，是否会对这些需要立即处理的病例区别对待。
埃尔斯医生把他的团队成员集合起来赶往火车站。这支小分队包括麦克克鲁尔医生、英国人汉克，还有新西兰人特沃。
伤员们都躺在货车、煤车和乘客休息椅上。他们离开前线只有三天的时间。虽然伤员们第一时间已经接受了急救，但是很多人还是感染了坏疽。大概有五十个坏疽病人被转送到了医院并在急救室度过了那个夜晚。
战士们身上的枪伤是他们又一次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日军机关枪攻势的一个铁证。上海的大部分士兵的伤口都是由炸弹碎片造成的，这意味着中国军队正在进行攻击。
时任正面战场指挥的程潜将军在郑州的指挥部亲切地接待了我，告诉我李宗仁将军将非常欢迎我去徐州前线。他的个子很高，行动很缓慢，五十七岁，留着小刷子一般的胡子，最近刚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第二天他把我送上了东去的火车，同行的还有作为翻译的包世天（音译）先生。
在火车上，我碰到了《芝加哥日报》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代表《霍尔斯坦因报》的瑞士人和战地服务团的几个老朋友：西奥多·图将军、杰克·杨和由蒋介石的专用摄影师朱同志带队的“历史上的今天”电影团队。
“历史上的今天”团队最近制作了一张西班牙战役的海报，名叫《西班牙的地球》，现在他们希望能够记录下中国为独立而战的这一刻。团队的主席乔伊斯·埃文斯和摄影师约翰·费诺都是尼德兰译注：今荷兰。公民，他们一同协助一位为《生活》拍摄照片的年轻匈牙利人罗伯特·卡帕。卡帕也有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摄影作品，有着极其出众的戏剧感。他们几个都对充满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兴致浓厚，毫不畏惧地找寻真相。
送兵的火车涌进了徐州，尽管交通情况很恶劣，我们还是在规定时间里走了二百英里。徐州这个地点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处在天津—南京铁路和东西向的陇海铁路线交汇处。
我们在长老会教会医院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欢迎，这家医院由一个热心肠的苏格兰人麦克菲登以及本身是医生但在中国做了四十年药剂师的格里尔夫人管理着。
这座城市的常驻人口约有七十万，虽然很多居民都已被疏散到了西边，不过看起来仍然还是兴旺的大都市。徐州现在是一个自北向东，且延展向南的半圆形反攻战略区的中心，所以街上身着制服的人数不胜数。乐观主义者坚信，它比在郑州或汉口的防线还要坚固。在战争中有个有趣的现象是，距离敌方越近，人民和士兵的信心越足，离得远的只有恐惧与悲观。
在第五战区的指挥部我看到了李宗仁将军。他不高但是壮实，大概五十多岁。其时，李将军正忙着自己的事情。他简单的生活习惯比我见过的其他中央政府领导人更贴近八路军的生活方式。
他说，日军已经被迫放弃了包围徐州西线的计划，转而前往东北方向四十英里外的津浦铁路支线的一个小城镇台儿庄去了。另一个纵队正以山东省最主要的海滨城市青岛为突破口横穿中国赶往那里。迄今为止他阻止了这些纵队与日军大部队集合。从位于南部的城市浦口行进的日军已经在距蚌埠将近一百英里的地方被阻断。
李将军对我想要跟随一个师团前往前线的要求表示赞同。事实上，当晚他马上要去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孙连仲将军在台儿庄前线的司令部，将会很高兴在自己的专列上能有我为伴。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
到了车站后，我发现“历史上的今天”团体以及美联社的欧文·爱波斯坦也在那儿。专列到站时，车上不只有李将军，还有蒋介石的代理参谋长白崇禧将军。我们启程向东去时已经是黄昏了。
李将军和白将军曾经都是广西军的司令，是除了国共两党军队外最有势力的一支部队。他们出现在这儿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联合一致，因为在此前直至1936年的8月，他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抗情绪十分强烈。
他们两个人都是百年一遇的军事人才，我认为白将军有着这个国家里最明智的军事头脑。1926—1928年，两人都因在北方的一场会战而蜚声全国哦，并且在1929年起兵反蒋，最终又都撤兵回到了南方的广西。从此励精图治建设广西，进行经济改革及组织了一支劲旅。1931年日军入侵满洲里后，他们同共产党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劲敌。1936年，蒋委员长通过和平谈判，成功地再次取得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在某些地区，广西的行政区被叫做右翼政府，在其他地方被叫做民族社会主义者（但不是纳粹的变种）。实际上随着每个乡镇都建立了代表政府，渐渐地显示出来了慈父般的独裁专政。不论怎样，广西在近几年里似乎很享受成为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省份。
从表面和舆论情况来看，白将军有点像过着某种军队上的苦行生活，他从不松懈的自律和对兵法策略研究的投入使他坐上了中国军事领导人的头把交椅之一。他是个伊斯兰教徒，在维护青海、甘肃、宁夏地区的教徒对祖国忠诚方面起了极大作用。
火车在徐州以东四十英里的地方向北拐道进入支线后驶向大运河前往台儿庄。列车在到达一个看似是军用的车站之前缓慢地在黑夜中又行驶了三十五英里。这有几支支线供装卸补给和运送伤员使用。孙连仲将军将带着他的高级军官们来此参加一个午夜会议。
我们取了行李，行走在夜间被蜿蜒的担架挤满的火车站里。我们看起来一定像来自好莱坞取景的电影剧组，而且是配备着三脚架和其他摄影装备的专业剧组。当我们亦步亦趋地走在模糊的小路上时，北方不远处还不时传来的几声枪响，这更是时刻提醒我们战场就在我们身边。凌晨四点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小村庄坐落与一座山的背阴面，在那里等着我们的是几张生皮制成的简易床。不久我们都钻进了被子赶紧享受几个小时的短暂睡眠。
早上七点时我们被持续传来的低沉炮火声音吵醒了，随后泰德·图宣布孙连仲将军邀请我们一起跟他吃早餐。在仓促的洗漱后，我们跟他一同坐在了洒满了阳光的院子里，周围的屋子被他用来当做指挥部。他几乎整夜都在开会，此刻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解脱。他的欢迎很亲切，不久勤务兵端上了面条、鱼和米饭，我们也就各自落座了。
孙将军是北方人，骨架很大，身高约有六英尺，在旧国民党军队的多年时间里一直是冯玉祥非常信赖的下属。他没有接受过优质的教育，在此也没有优势，但是他长达三十年的不断学习、观察和实践军事的艺术，使他成长为一位长于实践的将军。孙将军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在政治上没有二心的军人，甘于将自己奉献给艰苦卓绝的军事任务。这可能就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从冯将军那里，他习得了协同人民共同抵抗的价值，并且将这一价值取向灌输给了他的部队。他最有魅力的一点是能够将权力下方给下属，完全任由他们做决定，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这样做。
一起吃饭的还有参谋长金典荣将军，这位将军三十出头的年纪，曾在德国指导下的中央军事学院接受过训练。
吃过早饭后，孙将军带着我进了他的办公室，站在了作战地图前。
“日军的第十师团”，他开始说道，“沿着北边这条铁路支线向我们这里移动，目的是占领枣庄和峰县。”他分别指了指距离台儿庄三十英里和二十英里的两个城镇。“他们要与从青岛和高密赶过来的一零五师汇合。”他的手指从海边顺着西南方向划过了山东全省后指向了距离台儿庄北面六十英里的临沂。“我们把张自忠将军的部队派往了临沂，安排了汤恩伯的部队埋伏在临沂和台儿庄之间，以便阻止敌军的两个师团汇合。”
我们坐在了地图前的长板凳上，他点燃了一支烟后也递给了我一支。回忆起往事，他面带微笑地继续说：
“我在3月20号时带着我的部队到了这里，三十一师与四川军进行了调剂，23号他们在泥沟遭遇了日军的第十师。我的计划是把日军引到大运河北岸的台儿庄南侧。我感觉，等我的部队离敌军侧线足够近时定能将他们逼到退无可退的位置上，这样我们攻击起来力度也就越大。这一策略的制定，基本是利用了日军太过轻视我们的军事力量而过于鲁莽和自信的弱点。
“迄今为止，我们的计划完成得很成功。我们把守住了大运河沿线和台儿庄西边三分之二的大部分地区。日军现在处于一片长二十五英里、宽十五英里的开阔地带上，很显眼。我们正努力切断他们的交通运输线，摧毁日军在台儿庄的武装力量。”
我到这儿来，原本期望看到一场腥风血雨的徐州保卫战，但是却意外看到了中国获胜的契机。这场行动最后的结果取决于日军能否增援第十师团以及孙将军指挥时的谋略。我感觉后者所占的比例大一些。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们参观了前线的各个地方。一百五十五毫米的中型火炮疯狂地射击着方圆一万至一万五千码的地区。炮兵连、连长和营长都曾在德国任指导的南京军事学校里受过训练，对于最新的射击数据以及观测和控制火力的分布都非常熟悉。随后我见识到了这些火炮的威力。
一个炮兵连的瞭望台设在了该连西面半英里外的一座小山上。从这儿我能够看到台儿庄周遭的战场，以及火炮的目标，也就是日军在城外两英里的小树林后的炮兵阵地。阵地以北是一片生着许多锥形小山丘的高原。每隔三五英里就会有一个用矮墙围起的小山村，村子对角的地方设置着低矮的瞭望塔。农民们在地里静心地播种着小麦、谷子和芝麻，对于头顶飞过的炸弹和近处清晰的爆炸声不加理会。从远处前线传来的微弱机关枪声和刺耳的迫击炮爆炸声也没影响到他们的播种。日军处于防御状态，再加上中国人更喜欢在夜间发动进攻而非大举进攻，整场战争变成了一种持久战。
突然间，威力巨大的炸弹在山脚下爆炸。不用说，这是日军在试图摧毁那里的瞭望台。连长命令士兵们把电话和仪器转移到阵地东边的山上去，然后让我们回到了阵地。爆炸停止前，日军一共发射了五十枚炮弹，这五十枚炮弹都在距离我们所在的小山不远的地方爆炸。我推断这可能是他们的观察员视力太差，一个视力正常的炮兵是不可能连续数次错失目标的。
中方的一支飞行中队从南边飞来轰炸日军所在的大运河北岸。其中一架已经回程，它的引擎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在我们后面的一块平地上滑行降落。士兵们立刻抱着高粱从附近的村子跑过来，几分钟之内这架飞机周围就堆起了高高的高粱。
这是一架使用了寇蒂斯—莱特发动机的苏联双翼歼击机，由一位来自广西的年轻飞行员驾驶。飞机上装配了两挺可以通过螺旋桨开火的轻型机关枪。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距离日军五千码的前线，士兵们正在用口径七十五毫米的枪炮射击着日军的据点，丝毫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当我们观看这场用伪装的武器发起的攻击时，第二十七步兵师正以单列纵队的队形赶往西侧战线，前去支援处于敌军威胁下的部队。
金将军引领着我们从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到了东侧战线。村口树立着一个个像门炮似的磨盘。
“这个”，他说，“是另一个日军在作战上失败的例子。三天前我们在这儿竖起了这些假枪假炮，然后用一门真炮将日军战线上所有的点都打了一个遍。日军花费了大量的弹药想要摧毁这个据点，但是他们竟然连一门假炮都没打中。”
那天晚上回到司令部后，我们围着一小堆篝火坐着聊了一会儿天，金将军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战术又进行了更深入的对比。
“日军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自负。他们现在陷入困境是误以为自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指望火炮和空袭能为他们的地面部队开辟道路，但是我们靠掩体抵御炸弹和子弹扰乱了他们的计谋。当敌军的步兵靠近时，我们的士兵从掩体里出来用重机枪扫射。日军的步兵只会按常规打法作战，碰到这种课本里没教过的情况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回想起之前在山西见到的日本俘虏的随身物品中数以百计的口袋教课书。
金将军继续说道：“我们都是在日军无法进行空战或是因攻击距离太近而不能使用火炮的夜里对他们发动进攻的。发动这样的突袭是为了尽可能让我们的士兵进行近身肉搏，使用大刀战斗时我们的士兵具有绝对优势。”
那天夜里战争的节奏逐渐加快加强。天亮之前金将军来到我们的宿舍，手里挥着什么东西大喊。
“我们把日本人从台儿庄赶走了！”他喊道。
我们赶忙从床上爬起来，围在了金将军从办公室拿来的一张地图前。
“昨天晚上，”他恢复了平静之后开始说，“三十一师的池师长报告说日军当时正在使用催泪弹。我们断定他们的处境不妙。孙将军下令进攻。凌晨四点时大概有四百名敌军士兵从东北方向的城门仓皇逃出，跟外面的大部队汇集后向峰县方向撤退。剩下的两百名敌军士兵在东南角的一栋楼房里设障防守。我们尝试劝降，但是他们抵死不从。于是我们只好放火用烟把他们熏出来，然后全数消灭。”
那一天是4月7日，中国赢得了她第一个主要的胜利。
孙连仲将军回到驻地后因为过度劳累去休息了，但是金将军保证我们可以在清早时前往这座刚刚被收复的小城看看。这对于“历史上的今天”剧组来说可是“爆炸式的独家新闻”，他们将为这次事件留下独一无二的图像记录。
我们在兴奋激动的吵闹声中吃完了早饭。这场胜利会阻止日军向南推进的计划吗？中国最终占取上风了吗？蒋委员长会不会利用这次胜利扩大优势？即使在刚刚取得了如此大的胜利的现在，这些问题也没有答案。中国赢得了一次胜利，而日军很可能立即采取行动为自己报仇。
快到早上九点时，台儿庄周围的平原被暖暖的阳光笼罩着。随着我们逐渐靠近小城，早春带来的绿意也更加醉人。头顶上盘旋着三架日军的侦察机，在视察着昨晚那场灾难性失利后的场面。铁道上一辆装甲列车正跟在一辆清道车后缓慢移动着，道旁还有一列纵队的步兵正在搜寻地雷。一队队士兵抬着伤员步履艰难地穿过田野，向车站终点站的医务所走去。
士兵们懒洋洋地站在运河入口处的防空洞外，另外一些士兵在帮着把炮架推过由小船和驳船临时搭凑出来的浮桥。中国军队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北岸，那边也有更密集的掩体。城墙的残垣断壁就在离这里向东几百码的地方。
墙内是一片衰败的景象：遍地房屋的碎片，街道上杂乱的碎瓦，四处都是掩体，还有布满弹痕的树干。真不知道战斗进行时这里是怎样的人间炼狱！
池峰城将军已经将三十一师的指挥部转移到了城里，我们在那儿碰到他正在与三十兵团的指挥官田镇南谈话。
池将军如此年轻着实让我吃惊，我本以为在前线冲锋陷阵的会是一个稍年长的指挥官，没想到竟是位个子不高、宽肩膀、头发整洁地梳到脑后的三十四岁军官。他穿着棕褐色的粗布裤子，脚踝处系着松松垮垮的皮带，上身穿着一件颜色相同的短款西式风衣，追随着老式的步兵装扮风潮。
池将军是个充满朝气的人，他用简短的几句话将过去几天的战役一笔带过。他描述的主要情节跟在司令部时孙将军给我们讲的差不多。
他解释道：“城东的军官打电话告诉我日军开始发动毒气攻势了。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毒气使他们的眼睛发涩，鼻孔有烧灼感。我说：‘戴上你们的防毒面具，不管发生什么都别摘下来——这只是催泪弹。’然后我下令让另一支后备团发动猛攻。我们使用了手榴弹和大刀。鏖战正酣，我们正打得起劲时日军开始退缩了。到今天早上四点，只有城南一座房子里还有零星敌军在负隅顽抗。我们冲他们大喊，劝他们投降，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射击。于是我们放了一把火。这就是我们这次缴获的战利品。”他指着一堆步枪、手榴弹、机关枪、行军日志，作战指南和三根装着催泪弹的金属管。
池将军叙述整件事的时候田镇南将军一言不发。田将军是位有点老派的年老军官，但是性情温和。他建议我们去看看前线的情况。
我们先去了日军曾占领长达一周之久的城市东部。爬过了沙袋堆砌的壁垒，小心地钻过铁丝网后我们来到了一座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城市。日军没有足够的时间埋葬这些被他们杀害的百姓，四处焦黑的痕迹直接表明了直到最后一分钟时间他们还在试图将所有的尸体焚烧殆尽。一个中国老农民四仰八叉地躺在路中央，失去了生气的手里还抓着一双鹅脚。在他的尸体前面还有一具妇女的尸体，在她撕裂开的腹部上，一个还未出世的小婴儿的尸体半露在外。这是多么可怖的场面！
继续向北走就出了城，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四辆被遗弃的坦克，坦克周围躺着几具已经肿胀腐烂的坦克兵尸体。这是一辆中型坦克，每一辆上都携带着一门五十四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两挺六点五毫米的机关枪。
池将军向我描述了他们打坦克时用的套路。
“敌人企图用二十辆坦克向我们的城北进攻，于是我们在墙上安装了反坦克大炮，并且派士兵隐蔽在地面的洼处单独作战。每个士兵配备了八枚手榴弹，每四枚一扎。每当有坦克靠近他们时，士兵们就将手里成捆的手榴弹扔向坦克。我们用这种方法炸毁了二十辆坦克中的十三辆，剩下的七辆被迫撤离了。被我们炸毁的坦克中，有九辆被日军在晚上用拖车牵引走了，还剩下四辆留在这儿。”
我们之前听说日军在城北两英里外的邵庄有个被中国军队摧毁了的炮兵基地，开火时还造成了三百匹马的误伤死亡。池将军在那天下午派了一支五十人的警卫队护送我们去了那里。
这趟路程中没有意外发生。北边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暗示了敌军就在附近。邵庄只是个小农庄规模的村子。在屋前按照惯例摆放着相同间隔的炮车车轮。炮车周围的地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弹坑。十几辆用来运输弹药的卡车和拖车翻倒在屋子的一侧。房子的墙壁都被炸成了废墟，废墟里躺着二十五或三十五匹死马；其他地方也零星躺着几具。不用说，一看就是中国军队用一百一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精准射击的结果。
黄昏逐渐降临时我们启程往回走。真是异常忙碌的一天。对于埃文斯、费诺、卡帕和爱泼斯坦来说今天的收获颇丰，因为他们拍摄到了独一无二的新闻照片。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今天是充满胜利喜悦的一天，所有人的精神都因这次胜利而为之一振。队列排头开始有人唱起歌来。突然间歌声被打断了。一连串的子弹向士兵们射过来，警卫队立刻就近躲避到路左侧的沟里。
我当时位于队伍的中间部分，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痛苦地挣扎着从一个掩体向四十米外的路右侧移动。我也向路对面的沟里移去。
情况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士兵发现了掩体里有一条毯子，企图用步枪的枪管把它挑上来时，一连串的子弹从毯子下面射出来，原来是一个脚部受伤的日本士兵正藏在这条军绿色的毯子底下掩护自己。
整件事带着悲剧的意味，这个士兵不肯投降，不时地从毯子下举起胳膊，用他的步枪向警卫队乱射一气。警卫队也开火了，但是目标太不明确，只能趁着他举起手的时候才能瞄准。最终，一个士兵匍匐着爬到了他的侧面然后向他扔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在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地方爆炸了，这引得同志们骂骂咧咧。但是第二枚手榴弹扔到了掩体边，结束了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
这场较量对于旁观者来说可能显得不怎么公平，不过那个只有莽夫之勇的日本兵不肯投降，还藏在毯子底下，没人知道他会在何时向何地射击。这样的悲剧在本就卑鄙无耻的战争中还在一直延续。
回到台儿庄后，指挥官们对于我们前往视察了一片还没彻底结束战斗的地区感到十分后怕，掉队的日本兵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他们刚打下来的领土上，不过，前往前线的观察员们是从不会期待他们前行的路上洒满玫瑰花瓣的。
池将军和田将军陪同我们一起回到了已经迁往离台儿庄更近的指挥部。孙连仲将军此时正在等着我们共进晚餐。
又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夜晚。那是人们记忆中，中国军队首次在与配备了现代化武器的外国侵略者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正是在座的这些人指挥了这场胜战，他们的欣喜若狂也是能够理解的。在六个月前，甚至在一个月前，他们的抵抗看起来还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努力从未停止，不加抵抗就拱手将自己的土地相让不是他们的天性。战胜日本强权的希望依然很渺茫。日军目前虽然在阵地战中一败涂地，但可能明天就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不过这场战争至少证明了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从此以后，台儿庄战役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将是希望的象征，是鼓舞他们前进的动力。
孙将军给我们拿来了一些黄酒（就是米酒的一种）。我们举起杯来，为一个全新的、强大的中国而干杯。特迪·塔唱了两首他的新作品，《献身》和《战旗颂》，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唱起来，歌声在墙内回荡着，久久未散。
池将军唱了没一会儿，开口问道：“你知道我们的士兵是怎么评价那些武器的威力的吗？”
我以前听说过部队的士兵们嘲笑空袭用的炸弹，但是我想听听他的回答。
他说：“他们说日军的炸弹没火炮大，火炮不如机关枪的威力大，但是，他们坚持认为我们的手榴弹比日军的机关枪威力大，而我们的大刀是最有效的。”
这个如此简单的分析结论让我们感到十分好笑，但是战士们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赢得过一次徒手肉搏战的胜利。
我问孙将军，日军为何会逃掉。
“我们占领了台儿庄周围的所有村子，”他回答道，“但是村与村之间的交界地带没有守住。”
我推测他可能听从了一条古老的中国格言后才没有将敌人包围得太紧，以防他们无路可退时会绝地反击。
还有一个现象一直困扰着我。中国军队防线的主要阵地都建在大运河北岸，这同将屏障设立于防御部队前方的传统做法相背而驰。我向孙将军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睛闪现出了亮光。
“几个世纪以前，”他说，“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名叫孙子，他曾经有个很著名的理论，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都因这个巧妙的回答而笑出声来，因为现在中国军队面临的并不是在运河南岸建立强大的防御基地的压力，在运河北岸发起进攻消灭敌人才是当务之急。
几天后，我离开了这些令人愉悦的朋友启程回汉口。日军毫无疑问将会发动强大的反攻一洗前耻，但是他们仍需时间调兵遣将。中国军队看起来对扩大战果不怎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这次的胜利多多少少让他们有点昏了头脑，又或是怕会陷入日军的圈套。不管怎么样，在下次日军的反攻行动前，还是有几天太平日子的。
在汉口时，我与来自德国的军事顾问冯·福肯豪森先生聊起了这次战役。之前几次造访城内时我曾与他聊过，他对于军事的专业判断让我十分钦佩。我曾因这个军事顾问团的成员都是来自于亲日国家、他们是否会效忠中国的问题上产生过怀疑，但当我认识到了冯·福肯豪森先生内在的高贵品质之后，我的怀疑消失了。我当时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这样认为，他为中国的事业做出了充满信念和有价值的贡献。
福肯豪森先生因为中国军队没有继续扩大优势而百爪挠心。
“我告诉蒋委员长，”他激动地说，“前进，进攻，赶紧扩大我们的优势。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做。要不了多久日军就会在徐州集结八个、十个师的力量，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如果他们现在消灭掉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消息传到日本后就会动摇本国国民的侵略信心。”他失望地把手举过了头顶。
这就是中国，是中国的战争。中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斗争。谁能说在西方人看来是错误的东西一定会危及中国的命运呢？台儿庄的胜利，一是因为日本人的傲慢和无能，二是因为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日军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会变得更加谨慎，中国的军队也还没有足够强大到可以抵御日军顽强攻势的程度。中国的力量深藏在时间以及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资源中，如果能够巧妙运用这些资源就能够把控住战争的节奏，减少建立在经济基础的硬件条件上的较量。所以说，一次胜利在心理上极大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但是蒋委员长并不把这次胜利看成是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标志。最终达成一致的政策很可能是采取拖延战术，在对手占领的过长战线上将他们消耗殆尽，同时良好地保存中国军队的军事实力。
也许台儿庄一战的最大意义在于和谐融洽的军民关系。孙连仲将军在他的军队里进行了严格的伦理道德上的思想灌输，他的士兵因此都在为同一个理想而斗争——拯救中国。他们意识到广大的群众百姓都是他们的盟友，因此要尊重爱护他们。百姓们也以继续在战区耕田劳作、军民合作为回应。
这次胜利的荣誉首要归功于指战员孙连仲将军以及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东线的军队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张自忠将军的部队部署在临沂北部，阻止了日军一〇五师的行动，汤恩伯将军的部队也在临沂和台儿庄之间为左方的孙将军和右方的张将军提供援助。
汤恩伯将军是另一个置身于政治事务之外的领导。他在冲突爆发之初指挥了北平西北方向的南口保卫战，在台儿庄一战中，他又一次证明了其重创敌军以及俘虏大量敌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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