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盘算着，这趟旅程大致上相当于从爱荷华州的杜比克市出发（陕西省，西安市），向北前往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市（绥远边界上的陕西省榆林市），然后向东北行约一百五十英里，再向东南前行，最后穿过底特律市和休伦港回到密歇根州的兰辛（郑州），全程大概是一千五百英里。
跟往常一样，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秘密只有在不告知任何人的时候才能称其为秘密。然而，直到抵达郑州之前我都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是否会回到徐州前线也未可知。日本人正调集了大量的军力准备重新占领西南地区。
彼得·弗莱明从伦敦来此为《泰晤士报》的系列报道搜集资料。他想要去徐州前线一探究竟，于是我们决定同行，至少同路到郑州。
弗莱明刚刚三十岁出头就已经因几本关于巴西、中国和中亚地区的游记而名声大噪。他很安静，也不傲慢，是个旅行的好伴侣。从汉口开来的火车原本只要十四个小时，却因频繁的空袭延时了两天。每当有警报时，火车车头便与车厢分离向前开个几百码，乘客们也都分散躲进了田野或是去山谷的涵洞里寻找遮蔽物。正当我们的火车好不容易到达郑州时，又赶上了这个城市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空袭。我们把行李扔进一辆黄包车后直奔浸信会医院，黄包车在后面一路狂奔追随着我们。
这个城市的十几个记者都在寻找能够去往徐州的交通工具，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停留了一个星期。但是中国军队正在向东面增援，没时间管我们这些普通的旅客。
从程潜将军那儿我们得知，日军正在徐州一百英里以北的滋阳集结军队，在那里他们更方便攻击徐州的东西两面。
我们的军事联络官约瑟夫·史迪威到来时，我正在思考是否应该先去徐州的问题，他说他也要去那里。我的路线即刻明确了。两个美国观察员没有必要都去徐州前线，彼得·弗莱明可以陪同史迪威上校一起，而我将单独出发向西去看看能够为前往绥远的计划做点什么。那天夜里我登上了西去三百英里外的西安的火车，就是在那里，我开始了与八路军一起的冬季旅行，这趟旅行也最终在那里结束。
我听说从西安向北二百五十英里就能到达共产党所在地延安，再向北二百英里到陕西—绥远边界后有一条可以通卡车的马路。我打算先去延安呆几天，跟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聊一聊，然后再前往榆林，希望在那能够找到一支可以护送我去绥远马占山司令指挥部的警卫队。届时，我就要自己碰运气了，看看能否有好心的游击队领导人可以带我通过华北至山东省。这一趟大约有一千五百英里，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可以在五个月之内走完。
到了西安后，我又一次拜访了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将军。榆林和绥远的军队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主席能够代表蒋委员长。他友好地接待了我。
“你看了不少我们打的仗了吧，参赞。”他欢迎我道。
“是的，将军。”我回答说，“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
我简短地向他描述了一下我的计划，说：“占领区内的军民合作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在我看来，这对于你们的反击抵御来说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想去考察一下合作的范围大概有多大。再说，国际上对占领区内统治权的所属问题知之甚少。日军宣称他们还享有最高统治权，但据我所知，我非常怀疑这一点。如果我能亲自考察整个地区，我就能够说句公道话。”
“但是，参赞，”他有点抱怨地说，“这样的旅程极度的危险，你为什么要冒那样的险呢？”
我顿时语塞了。此前我从未想过到底是什么力量一直激励着我进行远征，我只是单纯地想参与进这场战争中而已。而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在完成我的职责之余，还有更深层次的欲望驱动着我。
“将军，”我由衷地回答他说，“我来自一个视人民自由和平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国家。为了保证这些权利的行使，我们的人民也经受过很多苦难。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中国人民同样热爱自由和平等。并且据我所见，这些人已经准备好牺牲自己的享乐、家园甚至是生命来保障他们的后代可以享受自由和平等。作为国家来说，美国不能在这场冲突中倾向任何一边。但是作为个人我能够见证，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你们的人民也在为反抗侵略者做着不懈的努力。我将会就此向全世界公布我的报告。我敢说，任何一个我的同胞都愿意为此而冒险。”
我并不想表现得太戏剧化或是感情用事，但是在我的观念里，自由和平等是人权当中最重要的两点。我现在意识到，我的潜意识早已开始与日本侵略者藐视人权的暴行进行抗争。但是与日本侵略者截然不同的是，我在中国人身上看到了当初我们的祖先在莱克星敦、特灵顿、福吉峡谷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精神。
蒋将军异常的沉默。等我回过神来时，竟看到了泪水从他小麦色的面庞上流下来。他擦干了泪水，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参赞，我没想到一个美国人能这么深刻地理解我们反抗的目的。我将全力配合你的所有要求。”
他就是传闻中那个对共产党实行残暴的棍棒统治的人。但是他也是人，并且很显然他对祖国之爱并不比那些没有实行专制统治的人少。他是另一种环境和训练下的产物，思维方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自从这次谈话之后，我对于蒋鼎文是个顽固分子的传言不敢苟同。
在八路军的办事处我见到了神情威严、一头白发的林伯渠，当时他任中国共产党所在地、陕北特别行政区的主席。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先辈，1922年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白发从高高的额头向后梳着，灰色的胡须使他显得颇具贵族气质，还有那副挂在耳朵上的不太合适的眼镜也给他增添了些仁慈的气质。他是一位校长的儿子，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担任国民党高官时，曾在1927年检举揭发了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右翼政府的秘行，后来他逃亡苏联并且在那里学习了四年。回国后，他在江西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长。目前他担任特别行政区的主席一职，同时也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
林同志对我的计划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并且为我向毛泽东和延安的其他领导人写了介绍信。
之前在这里时，我曾试图促成林伯渠和来自瑞士的马西教授的合作，他当时在西安领导着国际联盟反传染病小组。马西教授带了一个医疗小组跟林伯渠一起来到这里，在听说八路军的军队急需照顾伤员后，他立刻热切地表达了能够在这里建立一所医院的愿望，但因必要药品和仪器却十分匮乏而搁浅。我在此时问起了有关他们的消息。
“我们把他们送去了延安，”林同志回答说，“国际联盟想管的事儿太多了。”
我决定到了延安后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伯渠说明天将会有辆运送药品物资的卡车去延安，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随车出发。
晚上，蒋将军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为我送行，他的大部分下属也参加了。按照中国的惯例，我坐在了招待我的主人对面。将军简短地说了几句后很正式地将介绍信一封封地递给我。这几封信分别是要交给榆林的邓宝珊和高双成，绥远的马占山、傅作义、何柱国、门炳岳将军的。他还要派卡车把我送到北边，我告诉他，八路军已经为我作了安排。
带着蒋将军的祝福，我回到了宾馆，为我接下来的艰苦旅程做着准备。
“不下雨的话，你两天就能到了。”国际联盟反传染病委员会的艾瑞克·兰多尔大夫一边最后检查着装上车的药品，一边对我说，“不过要是下雨的话就说不准了。”
这是辆美国产的卡车，顶蓬的两侧各印着一个大大的红十字。我这趟路程的同伴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护士简·伊万小姐，还有三个前往延安希望能够被当地学校录取的学生（一男二女），以及一个负责这辆卡车的来自上海的童子军。这个童子军的名字叫郭志德（音译），他长得非常俊朗，穿戴着一身标准的童子军制服，包括刀子和哨子，浑身上下都充满着朝气和活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的脸上总是堆着笑容。
除了郭同志以外，我们都爬进卡车的车身，尽可能让自己在这堆药品和行李中舒服点。而郭同志一个人跟司机坐在驾驶室里。
简·伊万在山东的一个天主教教会做过五年的护士，中文说得很流利。她在几个月前同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一起回到了中国，在八路军做一名志愿医护工作者。三天前，也就是在我刚刚离开临汾时就被派往了那里。结果没想到日军在第二天就发动了袭击，于是她只好跟着大部队一起向西横渡黄河逃命，她的经历说起来也够惊险刺激的。日军每天都会轮流用飞机投放炸弹，不停地用机关枪扫射。有一次，一枚炸弹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爆炸了，她的半个身子都被掩埋在了黄土下。但是这些可怖的经历没有削弱她的激情，相反她还带着补给回到了延安。在路上的那三天里，她总是容光焕发，从不抱怨车窗外扬起的灰尘或是座位不够舒适。
我们从一座铁路桥上跨过了渭河，向着陕北连绵的丘陵驶去。这儿的黄土很容易风化成粉，再加上过往车辆的碾压，车轮的转动扬起漫天灰尘，我们仿佛在洗黄土淋浴一样。不过，只要我们正向着北方前进，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同官县，在一个铁匠家找到了栖身之所。屋子只有一间，但是有两张被一条窄过道隔开的炕。简和那两个女孩睡在一张上，郭同志、男学生和我睡在了另一张上。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太拘泥于这些小节是不可取的。
我们在早上五点半时起了床，吃过了一顿豆腐乳和小米粥的早餐后，我们又踏上了那条灰尘满天飞的土路了。我们开始了爬坡，没一会儿我们眼前的路两旁就出现了向外延伸的贫瘠的黄土峭壁。这种黄土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垂直断裂。时间和各种因素对山峰长久的侵袭，使得这些峭壁看上去很有年代感。偶尔看到的种满谷子的梯田使得这片没有生气的土地不那么荒凉。
我们稳健地在一条被车辆碾压得不成样子的路上行驶，不时地开过陡峭的峭壁，或是驶进山谷，又或是渡过布满乱石的河床。有一次我们碰上了一条河，河宽且深。一个留着旧式散乱的长胡子、头发盘在头顶上的船夫为我们撑船渡了河。他的这翻打扮还是旧社会时表达对皇帝忠诚的一种标志。那一晚我们就在山上一个叫老泉的小村子里过了夜。
整个村子里都驻扎满了省府的部队，我们没有找到落脚处。于是我们去了最后一个可以求助的地方找了司令官。一个爱管闲事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们，他对前来共产党司令部的人都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轻视，表现的很冷淡。
他径自跟那三个学生聊起天来，把其他人晾在了一边。为什么他们要去延安？去上学吗？但是国民党也有学校，并且还为学生提供良好的食宿环境，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延安的学生只有小米吃？他们只能睡在窑洞里吗？他露出了有点羞涩的微笑。
学生们都很坚定，回答也很简洁礼貌。他们决心已定，不管是讽刺还是威胁都无法改变这个决定。年轻人问了三十分钟后放弃了继续追问，告知我们那天夜里可以借宿在学校。
好奇的学生围着我们看，我们铺开了被褥，简和女孩们睡在长板凳上，其他人睡在老师的讲台上。
翌日早晨，我们到达了特别行政区的边界，停下来挨个接受了检查，就像要进入另一个国家一样。后来我向毛泽东问起如此边检的原因，他告诉我，自从在行政区发现了两名间谍后，检查就变得非常严格。
那天傍晚时，我们进入了延安。这座古老的城市坐落于三个山谷的交界地带，山谷两侧的土墙为来此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学生提供了上千的窑洞以供休息。窑洞绵延了几英里，远远望去如同燕子或蝙蝠在峭壁上筑的巢。窑洞不但能解决住宿问题，同时还能保护住在里面的人免遭空袭的伤害。
老百姓们都住在城里，我们的车开过商业区时，我发现这里并不像其他中国内陆城市中常见的满街污秽，相反，石板路非常整洁，百姓们夜不闭户，看起来也同样整洁。种类繁多的商店也很令人惊喜，裁缝、理发店、饭店、药店都包括在其中，还有出售各类小商品的杂货铺。
我们在邮局门前遇到了国际联盟反传染病小组的温茨勒医生，他把我们带去了他的办公室并收下了我们送来的药品。学生们被学校派来的代表接走了。郭同志还要继续留在车上，简和我一起去了窑洞。
简有她自己的窑洞，而我被安排在了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和加拿大教会医生理查德·布朗大夫曾经住过的窑洞。他们二位已经被派往了五台山那间我曾在去年冬天拜访过的医院工作。
我的窑洞在镇子西边的一个峭壁上面，有一条可以通向其它二十个窑洞的小路。窑洞约有二十英尺宽，三十英尺高，半月形的的洞顶中央最高处约有十二尺高。洞的最深处有一床与洞齐宽的土炕，大概有八英尺高。当然了，这床炕是没有火眼的。墙上挖出了一些架子，洞前有一堵与门同高的土墙。墙上装着斜格窗，窗上糊着纸以便让光线透进来。
我只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翌日清晨就有一位当地的政府官员将我带到了村里的一家官方旅馆去了。旅馆隔壁有一家联营的饭馆提供各类食物。王同志被派来做翻译，他五十岁左右，虽然严肃，但是也很好相处，曾因政治倾向问题在南京坐了很久的牢，最近才被释放回来。
这里的同胞情谊同我在八路军部队时感受到的别无二致。同样的和蔼友善，同样的无拘无束，同样的真诚坦率，让人感到神清气爽。每个人都乐于直视你的眼睛，不卑不亢，但不盲目自大。生活虽不易，但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因此也增添了一丝快乐和满足。
然而，我在这里受到了一种此前在八路军的部队时没有感受过的猜忌质疑。比如说，有一天来自党中央的三个人来到了我的房间，他们神情不安，扭捏一番后终于有个人说出了他们此行的目的。难道是我昨天早上在峭壁上拍了一张俯瞰小镇的照片吗？我跟他们保证我并没有做什么过火的事，我不可能在没有王同志同意的情况下就随随便便地照相。我对着王同志说：
“我昨天照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操场上，你还记得吗？”
他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接着，我继续说：“我不想你们对我有哪怕一点点的怀疑，我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胶卷洗出来。”
他们跟我说也许是搞错了，但还是带走了我的照相机。第二天他们将我的照相机和底片归还回来。我发现底片上少了两张，但没人告诉我这一点。我回想起来，丢失的那两张底片一张是大刀舞，还有一张是刺刀演练。
这让我很担心，使我联想到这是否是一种与他们崇尚的高尚道德相违背的欺骗行为。我跟王同志提起这件事，没过几天，我的底片被送了回来，同时还有年轻人的解释，他说这只是因为长久以来对于保护机密的训练使得他们过分紧张了。
来到延安的大部分学生都进了抗大的军政干部学校，在那里不论男女都会接受一系列的训练。学生大概有六千人左右。学校安排的课程跟我在山西看到的学校基本相同，后者的排课也都是模仿抗大来的。每门课程开课时间约有四个月，学生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各个部队、游击队或是去敌占区组织人民斗争。
陕北公学坐落于山谷外三英里的地方，也是一所培养青年政治干部的学校。高地上的一个天然圆形凹地里修有一些窑洞，大概有一千五百名学生住在那里。
我参观了这个学校的课堂，也给学生们讲了话。他们对于其它地区的战争近况很感兴趣，急于了解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尤其是美国究竟为什么没有尽到《九国公约》中的义务这一问题。
我强调道，这份公约签署国的义务只是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接着我说：“听着，试想一下，假如现在我们把情况颠倒过来，美国现在是个像中国一样的弱国，墨西哥就像日本一样在侵略我们，那么你们这些身在中国腹地的人有多大的兴趣来营救我们呢？”
他们明白了我说的。“但是，”他们接着说，“美国很强大，而且你们的发言人反复地强调美国在国际关系上代表的是正义和道德。我们并不期待美国能为我们而战，但是我们也不认为美国现在给予日本的那些援助符合你们自己所宣称的道德准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给出令他们满意的答案，我只好提醒他们，放眼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在绝大多数人还没弄清楚自己的意愿前，政府是无法做出任何重大的决策的，而让大多数人设法搞清楚自己的意愿是需要大量时间的。
这些年轻的男女，大多都在二十岁上下，头脑清晰行为敏捷，来这里的原因多是出于对现在领导人的忠诚，深信他们能够带领着人民建立一个强大的、能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的国家。多数的学生都是从西安步行了二百五十英里来到这里。他们在这儿的学习生活被安排得很紧凑：学习、戏曲、唱歌、政治、经济、卫生和道德方面的演讲，还有为增强体质安排的爬山和其他操练。饮食乏善可陈，一日两餐小米，但是对于果腹来说已经足够。等他们手里有点钱时，也会去村子里的饭馆点上一碗八宝粥打打牙祭，香甜的水果、坚果与大米熬成的粥补充了他们体内极度缺乏的糖份。
一个晚上，王同志带我去看望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总是在白天休息，晚上工作。
在他工作的屋子里只有一根蜡烛燃烧着。我走进门时，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人，狮子般的头支配着这具健壮的躯体，厚重的头发向后散乱地梳着。和蔼的眼睛望着我，脸上都是理想家的微笑。
他的脸上绽开了一个绅士的微笑，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欢迎，”他的嗓音很低，说得很轻柔，“我听说你要跟我们的部队一起行军了，很高兴能在这儿欢迎你。”
微弱的烛光、一清二白的屋内陈设，简单到只有一床炕、一张木桌和几书架的书籍，最主要的，可能是毛泽东本身散发出的变化莫测的气息，使得这间屋子好似是另一个世界。我们在桌子的两旁坐了下来，毛泽东轻声吩咐窗外的警卫员拿些茶和花生来。
这就是为中国贡献了现代的自由思想基础的伟人，在他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了支撑其工作的基础。他跟朱德一道穿越了充满各种各样危险的六千英里长征，到达了相对安全的黄土高原。他非凡的感知和洞察力完美地化解了日军在山西、河北两地进攻时来自现代武器的绝对优势。
那天夜里我们聊到很晚，谈话涉及战争、欧美的政治形势、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和一个成功的政权所需的必要条件。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同样讲求实际。
“只要我们的人民能够忍受苦难，”他说，“坚定继续反抗的意愿，中国就不可能被打败。只要人民对他们的领袖有信心，相信我们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后才会建立起顽强反抗的意愿。我们努力训练干部，试图让他们成为生活简朴、行事公平、全心全意帮助人民解决问题的干部以达到人们的要求。我们相信，更好的生活来源于民主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们实行自治。我们感觉，经济生活应该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共产主义并不是我们此刻要实现的目标，这要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发展才能达到。在实现共产主义前，必定要经历一段全盛的民主时期，再之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他在他的旧烟斗里塞进了一种细长枯干的本地烟叶，我在心中默记下，以后有机会要给他寄一个新的烟斗和一些美国产的烟叶。
“中国，”他继续说，“就像一个一加仑的罐子，但是以日本的能力最多只能往里灌半品脱的水。当日军的部队向一地进攻，我们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当他们追赶我们时，我们再转移回来。日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全中国，而且只要我们的百姓坚定了反抗到底的决心，他们就无法采用政治手段进行控制。”
他又补充说，日军在中国的进攻没有明确的优先目标。“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跟战争初期时不一样的是，他们现在连增援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日本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的部队对百姓的态度过于恶劣。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下作作风激怒了我们的百姓，促使了他们联合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我问道，“就是共产党制定的战后阶段的计划。”
毛泽东的眼睛没有焦点，不知望向哪里，似乎想要穿过眼前的层层薄雾看到未来。他缓缓地回答说：“我们希望能够保持现在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寻求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执政的政府。我们相信，政府应该拥有银行、矿山和交通行业的经营权，经济上要发展生产者—消费者的合作社，当然了，我们也鼓励私企。最终，我们也希望能同愿意进行对等合作的国家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国际关系。”
这些观点并不过分。银行、矿山和交通运输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地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了。即使在美国，也有许多人认为合作社才是劳资矛盾的解决方案。至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取得平等地位的问题，在这次战争之前就已经在美国的政坛引起了一定关注。
我回想起了我曾听到过的关于国际联盟医院的一些流言蜚语，于是我问了问他的看法。
他笑了笑：“我们欢迎这类组织，也欢迎那些前来帮助我们的外国人。但是这些外国人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来了不久之后就开始对我们颐指气使。他们必须要记住的一点是：这里是中国，我们渴望他们提出建议，但是要不要做，要怎么做，还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很敬佩那个医院，这些外国医生想要给病人提供一些我们自己的医院负担不起的治疗，这就意味着病人接受的治疗将会产生不平等，这个问题一定要好好研究。我们会解决此事，斟酌之后我们会给出答案的。”
毛泽东在说话时不时地站起来，抽着烟斗或是叼支香烟在屋里踱步。他的动作，即使是用手从嘴里抽出烟斗时的动作也十分优雅。
话题转向了欧洲的形势，我小心地提到如果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话，英国将参战的预测。
“不，”他斩钉截铁地说，“英国绝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如果德军侵入西南方，英国才会出战，他们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劳师动众的。”
翌年十一月的慕尼黑，毛泽东的推测得到了证实。
他又将话题转移回了日本的问题上。“包围的形式多种多样，”他沉思了一下，“日军将我们围困在五台地区，我们双方都采用了阵地突出的战术，就像孙连仲在台儿庄用的那种。但是我们还有其它战术。比如说，日军现在驻扎在太原府，”他把一个杯子推了出来代表日本，在这个杯子四周又摆放了四个杯子代表中国军队的位置，“太原的东北方向是聂荣臻部队的地盘，西北是贺龙，林彪在西南，朱德在东南。”他顽皮地咧着嘴笑了，“日军在我们警卫队的猛攻下，连山西都出不去。”
接着他补充道：“正如山西是华北地区战术中的关键一样，五台地区对于山西来说也是一个关键点。只要我们把持住五台地区，日军就没法控制山西。”
他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总结道：“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联合美国和苏联围困住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合作。”
当我离开毛泽东处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擦亮了。我会在北上之前再来见他一次，因为他许诺过要详细询问我提议的旅程。谦虚、和善、孤独的天才，这是他留给我的总体印象，在这如墨的黑夜里，他仍在为他的人民能够过上和平公正的生活而奋斗着。
我之前听说了两个在延安居住的外国共产党人。一位是德国人里德，另一位据说是位名叫马海德的美籍医生。
里德大约四十岁，中等身材，脸刮得很干净，戴着厚厚的眼镜，有时会发脾气。他的过往充满神秘色彩，但是很明显，深厚的军事背景无需多问，而且据说因为他的共产主义倾向，里德在自己的家乡受到了排挤后不得不逃往了此地。1933年时他进入了江西省的苏维埃地区，成了红军的一名军事顾问，跟着红军一起经历了长征，现在在这里的军事学院指导教学。
简·伊万把我介绍给了他，他立刻就气急败坏地说我是个间谍。我向他保证我不是，并且向他证明了在我走之后山西的军队并没有遭到任何的破坏。
我们最终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渊博的军事知识储备让我们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他还有一个私人的精品图书馆。美军的少校哈利·B·毕晓普写的一本关于野战炮兵的书被他仔细地收藏着，上面布满了不全是赞赏的注释。
“如果美军的炮兵采取了这本书上的作战方法，恐怕战况就会陷入不妙的境地。”他满脸阴云地说。
我告诉他，这本书上的研究结果并不代表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战略和手段。
他过着独居生活，每天求知若渴般地阅读大量书籍，连日常锻炼也仅仅局限于在山谷里溜溜他的蒙古小矮马。
里德旁边的窑洞里住的是做医药方面工作的马海德医生。马医生对自己的过去同样闭口不谈。我也不想打听他们二位的私事。
马医生的个子不高，深色的皮肤，洋溢着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欢快热心的处事方式和出色的语言天赋让他在军队小有名气。
在山西时就曾有人热情地问起过我：“你认识马海德吗？他的中文说得跟我们一样好。”
一个黄昏，我在村子里遇到了马医生并邀请他跟我共进晚餐。他接受后跟我一同前往一家以八宝饭闻名的饭馆。一路上几乎每走一步都有学生或是小店员跟他热情地打招呼，他对每个人都回道：“跟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我被他的慷慨逗笑了，因为他知道我手头不缺钱。
我们到了饭馆时，就像进了童话故事里一样，十几个年轻的男男女女在我们周围无拘无束地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欢乐中。
那的确很有趣。每个人都点了想要的菜，吃完了或起身离开，又或是围坐在一起互相讲着过去的经历，毫无拘束，无忧无虑。
有一天，王同志问我是否愿意去见洛甫。我非常想去。我此前听说过党委书记的办事风格，他并不常见外国人。
我们走出了窑洞，洛甫独自住在离这里三英里远的北部小镇上。他的房间里洒满了清晨的阳光，四周堆满了德文、俄文、英文和中文的书籍。在这堆书间，我发现了一位个子不高、长相讨喜欢人，他三四十岁的样子，鼻梁上的一副眼镜更是提醒我们他的学者身份。
他用一种既谦逊又热情的方式欢迎了我。在随意讨论了一些话题之后，最终他把话锋转到了国共两党关系上，他表示可以通过拟定一个方案来让两党在战后继续合作。他感到，这个世界的和平只有侵略被阻止后才有希望。他再三地强调，中国正在为东亚的民主进程而战。
谈话快结束时，他用英语跟我说了几句话，虽然说的有些磕绊，但是我能看出他是懂英语的。事实上，1920年时他曾前往美国西北的一所大学短暂学习过一年半的时间。
洛甫对于拍照有着深深的抵触情绪。我给其他的几位领导人都拍摄了单人照片，但是因为他的坚持，我最终也没有拍成。
回到了旅馆，我看到有五个年轻人在等着我。他们带着毛泽东的便条来，表达了希望可以陪同我一起上路的意愿。一想到要对这五个年轻人的安全负责，我就感到有些头疼——他们的随军经验几乎为零。但是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我跟他们建议可否只带两个或三个上路。但是他们表示不行，他们是一个整体，全去或是全不去，不能被拆散。
他们的长相很俊，都是二十一岁到二十七岁的年纪。欧阳是个编剧，小刘是写小说的，小金是个记者，林山是个诗人，同时也是这五个人当中最年轻的，汪洋是个摄影师。他们中的有些人在为纪念故于1936年的杰出的自由作家鲁迅先生而设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接受过教育。我喜欢他们的精神、他们蓬勃的朝气和誓为祖国做奉献的决心。他们的目标是沿途收集一些在以后用的上的材料，每个人都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去鼓舞人们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越想就越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鼓励。除此之外，能跟这样一群出色的年轻人同行，我的旅程也将会很愉快，他们教给我的关于目前中国进步运动的近况也有很多。
“好的，”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他们欣喜若狂。我们兴奋地猜想着到了绥远之后可以走的路线，得出结论后，我们去了一家餐馆点了八宝饭来庆祝此行。
欧阳曾经在上海上过学，英语说得很流利。
“刘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他说，“但是此趟旅程我们要跟随您，希望您能纠正我们的错误。”
这样的态度使我回想起了八路军。欧阳估计着毛泽东会派一辆卡车送我们去榆林，这样会节省大概一百五十英里的步行路程，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
第二天我再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确定将会派一辆卡车给我们。大雨把路冲毁了，目前正在修，大概两天就能够修好。
那天下午肖劲光来看望了我。肖同志是八路军后方负责保卫黄河防线的指挥官。
这是个身高体健的充满活力的大块头，因为腿长总是跟不上身体的节奏，导致了他走路时总有点前倾。他在莫斯科的红军学院待过几年，被人们看作是一位很有决断力的人。
他说，黄河对于任何一支想要从山西入侵到陕西的军队来说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更何况黄河西岸还有好几支劲旅守卫。迄今为止，日军还没有一支部队能够渡河。即便是他们成功渡了河，陕西黄土高原的崎岖地形适于进行游击战，这种战术只有用压倒性的兵力才能抵御得住。肖同志对此充满信心。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再次检查了我的装备，把一些非必要的东西捡了出来。在山西时用的睡袋现在给我造成了一些困扰，尤其是在驮行李的牲畜穿过山中峡谷的窄路时常常引起不便。于是我把宿营用的行李减少到只有两床被子（绥远的气温依然很冷），我把它们卷进了油布防潮。换洗的衣物和多余的鞋子，还有我的几本书放在了登山包里。第三个包里放着我的洗脸盆、茶壶和碗。我打算自己随身背着一个帆布包，用来装我的摄像器材（冲洗和未冲洗过的胶卷）、笔记、日记和地图。我必需要确认这些有可能使我的美国上司陷入两难境地的东西不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只要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中国人，听从他们的安排，我被俘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最后，我在腰间那条特制的腰带上别了一个茶杯、照相机套、指南针和军刀。筷子则放在了衬衣的口袋里。
明显区别于冬天旅行时我穿的皮大衣，现在我身上是卡其布的衬衫和裤子，头上戴着一顶遮阳帽。我最爱的仍是那双合成鞋跟的系带高筒靴，他们穿起来非常舒适，在走石子路时也比皮跟能更好地保护我的脚，而且经久耐穿。为了能够偶尔替换，我还带了一双宽头鞋和一副绑腿。
在冬季的旅行时，我只带了四本书：陪伴我多年的埃莫森的《论文》，两本英国的三便士图书：《地理概述》和《法律基本知识》，还有一本1937年9月出版的《读者》的复印本。在汉口时我又买了三套作品集。
在山西时，八路军给人民灌输的学说同基督教义的相似之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准备此趟旅程时，我特意挑选了一本袖珍版本的《新约》，打算系统阅读一遍四卷福音，好好将其与八路军中盛行的学说做个比较。除此之外，我还带上了《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和《名诗一百零一首》。
5月15日，我们在旅馆大厅集合，把不多的行李装到了卡车上。一大群学生出来为这五个学生送行。简·伊万正要前往去榆林路上的清涧医院，也将与我们同行一段路。一队士兵会护送我们这些人。
热情热切的学生们看起来是这个地方精神的象征——就是那给这个古老的文化遗产中注入了新鲜血液的精神。不久他们就将踏上征途，面临险峻的道德上的考验，并将自己奉献给祖国。而这些道德上的原则则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也许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自我牺牲。
“走吧，”卡车司机喊道。我们在这个熟悉的短语的催促下爬上了卡车。马达发动了，学生们最后大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口号声，我们又一次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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