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需要的只是一位具有稳妥军事背景的最高指挥官，声望要足以取得蒙古人、满洲人等及所有下属的尊重，并且愿意合作。第二种可行方案是，请来一位有威信的司令官，再加上一位在战略战术方面颇有造诣的参谋长。
离开河曲后，我们的警卫队沿着黄河的东岸向南前进。我们先去南部五十五英里外的保德，再向东五十英里最终到达几座山外的岢岚。
警卫队是三十五军本色的代言人。士兵们都是好小伙，不过都没什么钱，上级还指望他们能在乡下找到些食物供应。老百姓们把粮食都藏了起来，不过在压力之下，老百姓们也会给他们一些小米。百姓们十分鄙视这样的行为，十分不合作。
晚上，我们在村子里落脚，我听说这附近地区有养鸡场，便询问了一个村民能否帮我搞到一只。他拒绝了我，说这个地方很穷，根本不会有什么鸡。我猜想这可能是钱的问题，于是在他手里塞了几个硬币。他的脸上瞬间闪过一丝窃喜，随后又恢复了原本有些垂头丧气的情绪。他蹑手蹑脚地往外走，嘴里还嘀嘀咕咕地说只能给我们找找看。半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从衣服底下拽出一只鸡来。
我们在第二天到了保德。城市已被一分为二。旧城区建在东面峡谷中靠南的峭壁上，新城在靠近黄河的峡谷中。在靠近邻省陕西的河岸外一英里处有着另一座城市——府谷。这里有一条从绥远到山西省首府太原的必经之路，来自绥远的商队都会途径此处进入中原，因此府谷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保德曾经被日军侵占了两次，第二次日军烧毁了峭壁上的旧城以及一部分的新城。关于这件事，我从一位来自挪威的传教士乔治·林沃尔德那儿打听到了更为详细的信息。
不论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一个传教士，林沃尔德无疑都是杰出的。他同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住在这里，他的四个孩子里三个是女儿，分别八岁、六岁、四岁，还有一个小男婴。同河曲的托杰森传教士一样，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没见过任何一个外国人。
我谢绝了林沃尔德邀请我留宿他家的好意，解释说我不想离开那五个男孩儿。“但是，”他惊喊道，“我们也希望他们来这儿过夜，我们的房间十分充裕。”我感到了他的诚意，很欣喜，因为此前我曾遇到不愿留宿中国人的传教士，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传播福音而不是造福他人。
我们在热情好客的传教士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一晚。这个家庭如同在这个偏远落后的国家中一个微缩的挪威。这个城市的中国人在他家里进进出出，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林沃尔德也因此在这片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除了教堂之外，他还创建了一所工业培训学校。学校里配备了十一台织布机，学生们正在学习织绷带。林沃尔德说，他们的十六支棉纱库存告急。于是在我到达一座配备了军用电台的城市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在汉口的美国驻华大使拍了一封电报询问红十字会是否能帮忙。
伤员们转送进城时，林沃尔德组织了一家临时医院照看这些南方的伤员们。我抵达时医院仍在运转。
他向我讲述了保德被日军占领的情况。日军3月初第一次来这时在老城留下了一支十九人的小分队，不过几个星期之后就被中国另一支横渡黄河后前来支援的特遣小分队消灭了。第二支日军纵队从东边进攻后再次占领了这里，日军司令下令烧毁这座城为之前被消灭的十九人小分队报仇。林沃尔德多次恳求他不要采取如此过激的手段，但是日军司令不为所动，于是林沃尔德只好请求他放过教堂所在的地区。日军司令说，如果林沃尔德愿意签署一个声明，证明日本皇军的特遣队司令仁慈地接受了传教士提出的饶恕他个人财产的请求，那么他就同意这样做。林沃尔德在签字之前为确保日本皇军会履行他们的诺言而拖延再三。就在拖延之际，他的一个中国传教士朋友前来通知他，说教堂隔壁的房子已经着火了。他告诉我，那个司令官当时十分尴尬。
第二天早上，林沃尔德陪着我们一起上路走了五英里，然后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说：“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说完就转身独自回城，回到他的家庭和他的使命中去了。这是一位英勇的基督徒和一位毫不畏惧的妻子。前一天晚上她说的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也很乐意在这儿，但是——”她高声地说，“我真想跟一位外国妇女聊一会儿天儿。”
我们一路唱到了岢岚。小伙子们适应了这种一直在路上的生活方式后精神状态不错。欧阳起了个头，有些人跟着哼着，不一会儿大家都唱了起来，他们的步伐也随着歌声节拍的变化而变化，很激动人心。
在黄河沿岸令人沮丧的经历后，岢岚的气氛就像一剂精神上的补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幸福和亲切。
岢岚是山西西北部的一个动员中心，总动员会的成员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以及山西政府的各级官员。这可能是我在中国见过的不同政治立场的代表通力合作的最好范例。每个人都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迫切地希望能将中国从外国强权的统治下解救出来。领导人已经知晓了自我约束和通力合作的价值，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没有一个人享受着特殊待遇，他们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信赖，奉为行为准则的伦理学说也被人民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这使他们的内心崇安了成就感和满足感
眼前的这个时期，最有话语权的是总动员委员会的主席——国民党党员续范亭将军。这是一位品格高尚、正直热情、精力充沛、体贴入微又谦逊的人。续将军得到了行政区中管辖着几个县的长官杨集贤的全力支持，杨先生也是个有着家长做派的人。
岢岚的经历再次说明了领导之间合作的重要性，相比起来，意识形态反而没那么重要。在发展公正、愉快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强调自我约束的意义。
一个在倾盆大雨中举办的集体大会掀起了我们在这儿停留的高潮。我同意在会上发言。我们到会场时已经有两三千的群众围在一起唱着《牺牲的时刻已经到来》。
现在我才认识到，中国人评判演讲优劣的标准就是持续时间的长短。在我演讲的一个小时中，时而被一个青年高声大喊的口号打断，似乎是要活跃一下现场的氛似的。临近尾声时，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被邀请上前领唱一首歌。他昂首挺胸地站了出来，宣布了歌名，架起了双臂，数着“一、二”，随后大家跟着他的指挥一起唱了起来。
雨没有停的意思。虽然天气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可人们还是在这儿逗留了一个半小时观看一场爱国话剧表演。对于个人的舒适程度毫不在意的人是能够忍受苦难的。
诗人林山的脚一直不太好，于是决定接受邀请留在此地，为总动员会工作。
小伙们和我商定哈，从山西到河北的最优路线就是穿越我曾在冬天拜访过的五台地区。不过，显然八路军是日军后方战线唯一有组织的游击力量。为了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先要去贺龙位于三十五英里外的司令部。我们只用一天就走到了。
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对贺龙的印象不深，这次到访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我发现，在看似强硬的外表下，他有着一颗亲切和善的内心。
自从上次会面后，他的师部一直致力于切断敌军在大同和太原之间的交通运输线，伏击沿线的守军，以及骚扰企图侵入内地的敌军。他的一个旅已经向东北防线推进了一百七十英里，打入了敌占区的核心部位，现在正在察哈尔省战斗。
贺龙如今消瘦的身形就是他承受重压的有力证明。他的体重减轻了，看起来也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不过他没有失去乐观主义精神，也没有失去对自己战略战术和道德伦理的信心。
贺龙按老规矩安排了一支警卫队护送我们沿同蒲铁路进入五台地区。几天时间里，我们一直着向东北方向我曾在二月份时走过的那条路前进。最后到达九十英里外的铁路旁的一个小村庄。那将有一辆货运火车于6月23日夜里通过铁路线。
我们在山西新一骑兵队的司令部过了夜，顺便接受了赵承绶将军的邀请去参观他的训练学校。上一次来时，我曾参观过他的部分部队，士兵们职业的军人外表和坚定的态度远胜于普通的省级部队，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彼时我因为时间关系没能当面赞赏他的成就，事后特地寄了一张明信片表达我的赞赏之情。显然，他还记得这一切。
赵将军的外表无法让人联想到威武的骑兵指挥官。他的体重约有二百磅到二百三十磅之间。跟多数的大块头一样，他的性情和蔼亲切，我十分喜欢他坦诚和开明的思想。
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战争初期，他的部队因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和相应的思想教育而导致了绥远的惨败。撤军到山西后，他碰到了贺龙，从贺龙那里领悟到了游击战的精髓。在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里，他率领部队接受了紧凑的课程训练，所有的课程都旨在加强士兵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同时还接受了被八路军广泛接受的伦理理论。经过了一系列的专业训练之后，部队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士兵们从除了津贴和酬金之外什么都不关心的士兵，变成了具有灵魂和民族意识的军人。
我视察了军官的训练学校和团、旅的训练中心。军官和士兵机敏自尊、积极向上，充满了合作意识。就是这些如今改头换面的人，在六个月前还是一支军官嚣张跋扈，士兵无精打采、脸上挂着一副奴才相的松散部队。
而现在，这支军队参与抗日行动时采用智谋和策略，积极认真地与日军周旋。
我们沿着铁路向附近的集合地点继续前进，在赶超了一支支驼队后终于快到目的地。每二十五或是三十匹骆驼为一组，也将跟我们一起穿越战线。
整整一天——在一位八十八岁老农妇家里度过的不同寻常的一天——我们都在集合地点等着前来汇合的其他队伍。一踏进她的小院子，就能看到满院的花儿开得正盛，这院子的主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美好、热爱生活的人。一位披着披肩的矮小的老人家听到动静后出来迎接了我们。她的双手瘦削纤弱，双脚从孩提时代就裹了起来，面庞像圣母一样的安详。虽然她之前从没见过外国人，不过还是友好地接待了我，让我产生了已经与她相识已久的错觉。她很喜欢说话，也喜欢坐在她的炕上，尤其喜欢坐在炕上看着窗外那些她钟爱的花花草草，喋喋不休地跟我们说着她的孩子们、孙子们、重孙子们，当然了，还有她的花儿们。
我们还有点时间，汪洋和我在村子里到处搜寻着食物，以改善我们平时只有小米的饮食。这儿的老百姓很穷，屋子阴暗肮脏，街道凌乱。河流下游有两个磨坊，河里的水流推动着水平放置的水车。我们在镇上的一个地方找到了几个鸡蛋，在另一个地方又找到了一些面粉，还在一个小菜园找到了一些芹菜。我们欢欣鼓舞地回到老妇家，把我们的战利品给了小秦、小刘和欧阳，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一顿大餐。
那天晚上我们沿着峡谷向下前进三英里到了纵队等待命令通过战线的地方。我们几乎没费什么时间就来到了纵队驮队的后面。经过驼队时我数了数这些牲畜，大约有三百五十头。
队伍前面是即将护送我们的一个营，他们昨天刚刚到达五台地区。士兵们身着五台游击队的绿色棉质制服。指挥官是个名叫李鹤飞（音译）的瘦弱少年，我曾在第一次视察各地时见过他。他像与失散多年的兄弟相认般迎接了我。虽然他只有二十二岁，却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战士了，他的才干和智慧足以支持他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将会在嵉县和原平之间穿越封锁线。铁路以西地区的游击队毛队长已经派出了一支小分队袭击两个镇上的日本守军，以避免我们在路上遭到他们的阻挠。
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也开始行动了。像以往穿越封锁线时一样，我们的纵队分成前锋、大部队和后卫，驼队在大部队的尾部。
因为我步行的关系，使得李指挥官有些担忧。没一会儿，他让人给我送来了一头小骡子。脚蹬的高度是按照腿部长度只有我的腿一半的人设置的，吊带是由生皮匝成的，结扎得很紧。纵队行进中时，黑夜给我调整吊带长度造成了困难，于是我决定骑上它，让自己的处境不那么糟糕。我的一条腿还在地上，另一条腿刚蹬上马鞍时，这头活泼的骡子突然开始了一连串的上蹿下跳，把我甩在了满是灰土的马路上——这让几个小伙子十分开心，每个人都被我溅上了一身土。我想，还是步行最安全。
我们临近了滹沱河，河流水量比冬季时小了一半。远远不断传来低沉的炮声，估计是日军在应付游击队的伏击，因为后者是没有大炮的。除此之外，静谧的夜里只剩下牲口的蹄声。在午夜时分，我们两英里长的纵队全部安全穿过了封锁线。两个小时后，我们安全抵达了河谷东岸的一个村子。这是我穿越过的战线中最容易的一次。
早上，我们爬上了五台县境内的一片高原，穿过了长满茂盛的梨树的山谷，在那儿只消一便士便能买四五个梨子。之后，我们到达了中国北部盛产高品质桃子的崞县。
路上经过五台西部地区指战员赵尔路的司令部时，我们暂留了一夜。他曾在2月份为我安排过一次战线穿越，这次仍是由他负责。赵指战员今年二十六岁，山西人，是这个地区最活跃的游击队领导之一。
他说起了4月14日领导的一次针对五台县旧城内驻守日军的袭击，当时他们带着梯子，在日军察觉前爬上了城墙。发动袭击时，他们占领了敌军的司令部，缴获了八百枚手榴弹、一万发步枪子弹。游击队仅仅伤亡二十人，而日军损失了一名指挥官，伤亡九十六人。
他告诉我，这里的食物充足，有包括小米、高粱和猪肉在内的几种选择。
赵同志派遣了另外一支警卫队护送我们到东北方向八十英里的晋察冀临时政府所在地五台山中心。这段路并不难走。
这个远离日军烦扰的地区的生活十分平静，人民安居乐业，精神饱满。每个村庄的学校都正常上课，人民也实际参与到了政府的工作当中。乡村的官员都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县里的官员们也是如此。食物替代了现金作为税收上缴到临时政府。军队不再直接从百姓手里索取食物，而是由各个军队接管粮库，粮食和补给直接由县政府送到军需仓库，人民用这样的方式减免税收。这种方式消除了曾经军民矛盾的根源。
我们没有按照2月份我来时的路穿越蜿蜒迂回的山谷，而是在一座冬季时封锁的高山上抄了小道。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攀登更多的山，但是迷人的风景和在原始地区冒险的感觉补偿了攀登时耗费的体力。快到第三天晚上时，我们下了一段贫瘠的山坡后来到一片令人耳目一新、长满了绿松林的河谷。再往前走一点我们就到了古色古香的政府所在地庙宇村。
军队的司令聂荣臻和省政府主席宋劭文、军队及各个民间团体的代表迎接了我们。我们现在是老朋友了，这个接待让我有一种回了家的感觉。
为我们准备的落脚处是一座红色的佛教寺院，寺院被松林环绕，显得庄严肃穆。那天的剩余时间我们用来休息，消除旅程中的劳累，洗掉身上的污垢，整理衣物和行李。
晚上时聂荣臻来到我的房间聊天。他的脸上也写满了这几个月的艰辛，本就消瘦的脸现在更加瘦了，眼睛也充满着悲伤的神采。为人民生活负责的重任的确会使人有这种感觉。
然而，他比我1月份在阜平见到他时更加自信了。这段日子里他又取得了很多成就。日军虽在占领阜平后一把火将那里烧了个精光，但是企图继续进攻五台高原的计划却失败了。临时政府的控制力扩大到了河北省的中部地区，远征军实际上也已占领了日军势力最为牢固的北平北部和东部地区。
增强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力量，在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以增进人民的福利上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与世隔绝的地区已经变成了新思想的试验田。一些看起来会有建树的想法在这里有了进行试验的机会。如果可行，就会被正式推行，如果不行，就会被放弃从头开始做其他的思想试验。虽然聂荣臻一直否认这是他的成就，但是他的思想、精神和动力正是这个政策的核心。
代表政府是现行政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政策试行的七个月中，人民对于政府的职能有了充足的认识，已经有能力选举村县官员，甚至还选出了代表去参加1月份在阜平举办的大会，此次大会推选出了一个九人制的委员会来管理这片地区。他们的教育继续通过设立在村子里的学校进行，不久就会有选举能够管辖十至十五个县的地区官员的权力了。
“经济制度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聂同志？”我问。
“自从你来过之后，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改进。我们发展了生产和消费的合作生产关系，取消了私人企业的经营限制，发展出了第一批个体商户。被服厂和兵工厂由政府统一管理运营，也按合作社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通过因地制宜的政策协调了农业发展，生产出的过剩产品可供人民之间相互交换，以便整个地区的人们可以享受到各个地方的产品。为了鼓励人民开垦荒地，我们在四条铁路线之间留出了一万亩的地方供他们耕作。接着我们通过全面禁止种植鸦片、限制每个县只能用耕作土地的十分之一种植棉花的政策进一步增加粮食作物的耕种面积。这里原来种植的棉花大部分都向日本出口。
聂同志提到的鸦片激起了我的兴趣。“你的意思是，吸食鸦片在这儿是禁止的吗？”我问。
“对于五十岁以下的人是禁止的，”他回答，“一开始，我们要求所有人都不得吸食。但是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多年的吸食已经上了瘾，突然戒吸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我们也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来救治他们。政府从生产商手里接过了鸦片的供应，鸦片对五十岁以上的瘾君子进行限量供应，但是一旦发现卖给五十岁以下的吸食者就严惩不贷。”
上次来时，省政府主席宋劭文曾经向我介绍过建立政府银行的计划。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有些异想天开。在聂荣臻和我谈过话的第二天早上，宋劭文来询问我是否想去参观银行。说起这件丰功伟绩的时候，他的脸上满是自豪的笑容。马被牵来，我们骑上后沿着河谷向下走了三英里来到一座庙宇，银行就设在那里。
这是家现代化的银行，有出纳、金库，和可以印刷用的便携式打印机。
“日本人正在全力囤积三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他说，“日本人想用这些纸币换取外币。他们攻占北平时缴获了河北省银行的印刷模具后自己印起了纸币。日军也建立了联合储蓄银行，使用清朝时期还带有孔子像的旧模具印制纸币，然后再用这些伪造的纸币以一比一点五的汇率换取中国目前流通的货币。人民对此感到很迷惑，逐渐地上了日本人的当。为了使这种混乱的局面恢复正常，我们决定建立一家银行并且发行只在我们的政府管辖区域内有效的纸币。”
宋主席向我展示了几张他们的纸币。这些纸币的面额有五圆（中国货币的一种，比同等面值的美元币值略低）、一圆、二角和一角。按照中国的习俗，每张纸币的票面金额用中英文分别印在两面。纸币的颜色有棕、蓝或是粉色。印刷时选用的是厚重纸张，每张都刻印着“晋察冀银行”字样。
“我们的模具是在天津做的，”他继续说道，脸上还挂着神秘的微笑，“印刷机当然也是来自于日军。”
“你们如何将纸币投放入流通系统？”我问。
“我们按照一比一的汇率同中央政府银行兑换纸币，然后将兑换回来的纸币存进我们的金库。”
这是个权宜之计，而且奏效了。在那之后，我旅行至东部，带了一些这家银行的纸币，我发现不论哪里都能顺利使用这些纸币。
宋主席让我看了一些“救世”债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发行，性质与自由债券类似）。面额有五、十和五十美元，持有百分之六的利息。从这场冲突的终结之日算起。
“如果你能兑现我的美国旅行支票的话，我一定会买一些债券的。”我告诉他。
宋主席看着聂荣臻的眼神有些新鲜，后者点了点头。宋主席说：“当然可以了，我们还没处理过外汇，但是没有理由不让你做我们的第一个顾客。”
我把债券带到了汉口后在当地成了稀世珍宝。当我把它们拿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时，她想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她总是有源源不断的主意——利用货币兑换时产生的汇率差挣点外快帮助那些伤员。
“把纸币给我，”她说，“我会把它们寄回美国，有人能把这些债券兑换成美国的流通货币。我们再把换回来的钱当做药物救助的专项基金。”
听了她的话之后，我将手中的债券悉数递给了她。
关于这个年轻的政府我还有很多东西想要了解。比如说，它的财政状况如何？军队的防御体系如何？如何促进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合作？
一两天之后，聂荣臻、宋劭文和人民运动的领导人彭真一起到旅馆就这些问题同我进行了谈话。
“政府的收入来源有五个。”聂荣臻开始说道，“第一，是土地税；其次，年收入超过一百圆的人群要纳税；再次，是进出口税。税务办公室就设在这个地区的入口处。根据具体货物种类的不同，税率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香烟和酒的税率高一些。最后，我们会从救世债券中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土地税比战前低百分之二十五。我们掌权以来七个月的总收入约是三百四十万圆，支出三百万圆，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军费。”
“政府的主要花费是什么？”我询问道。
宋主席回答说：“大概有这么四个方面吧：军队的维护费用、士兵的补贴和政府机关的行政费用、教育，还有给被服厂、兵工厂的贷款。”
接着他解释说补贴只是名义上的，他自己一个月只拿八十块钱，县长是十二块。税收也是按照阶梯纳税法进行纳税，视纳税人个人的财力状况。“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
我们谈话时，小鬼送来了一些梨子，然后站在我们一旁听我们聊天。这里的同志情谊让人感到欢愉。一位勤务兵给聂荣臻拿了一份当天的日报，日报是一张四开的油印报，刊登的内容不但有当地的新闻，还有向汉口推进的日军的最新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从八路军司令部每日广播的无线电新闻中搜集来的。
我继续问道：“人民运动有什么新进展吗？”
这问题问到了彭真的头上，他回答说：“我们的防御力量和政府的力量，全部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我们正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使人民的政治觉悟早日觉醒。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个救赎室（一种社交中心），与部队中每个连队设立的救赎室性质相同。人们聚集在那里阅读、唱歌和排练戏剧。我们面临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清除乡镇中的贪污官员，道德伦理方面的思想宣传是需要时间的。在过去一段时期贪污极其盛行，甚至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也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这些案件之前由地区人民法院受理，如果罪名成立，金额超过五百美元的要枪毙；少于五百美元的要监禁。
“各个地区部队的司令官有义务在各方面帮助农民。军队被派去帮助他们播种、收割，政府负责提供新鲜种子，我们也会派育种专家指导他们耕种。
“人民用他们的合作回报了军队的援助。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们切断了铁路，割断和收集了敌军的电话线，搜集情报，防止间谍的进入，俘虏敌军掉队的零星士兵，还为我们行军中的部队提供住宿。”
聂荣臻此时插了一句。“我还没告诉过你，”他说，“我们现在拥有中央采买局，专门负责从敌占区购买我们需要但是没有能力制造的物品，比如说无线电设备。我们按照原价提供给我们的合作社。彭同志还有一点没有告诉你，目前敌占区内的村民也在与我们合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没有生活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的人也给我们送来了他们应纳的税。”
接着聂荣臻告诉了我一些在过去五个月中发生的战斗。对于善于快闪战斗的游击队来说这都是老生常谈的故事了——闪电般突袭日军的纵队，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最后以同样的神速回撤，伏击铁路沿线，偷袭路过的汽车运输队，袭击敌军的侧线和后卫。每天都有地方在战斗。
他说，五台地区的这支部队现在在训练从当地招募来的新兵。我在冬天时见过的徐海东的部队已经向南进军，而村里民间自发组织的自卫队被当做正规军在接受训练，平日里还要外出执行任务。这个自卫团由司令部的一个局领导着。聂荣臻没有向我透露现在他麾下的部队有多少士兵，在我估计有将近十万。整个区域被划分成了若干个防御区，每个区的指战员负责该区的防御和反击侵入边界或界内的日军。
“我在这儿的任务，”聂荣臻总结道，“就是在人民中间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即便有一天他们不幸处于日军的控制下时还能够心存一丝希望，还能够继续同日本的殖民统治抗争。再者，我还有攻击敌后的任务。”
看起来他的两个任务执行得都比较成功。
他们三人起身离去时，我请他们再留一下。“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聂同志。你们是怎么做到与地主阶层建立这么成功的合作呢？”
他们笑了，聂荣臻回答我说：“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优势可言。地主们惧怕日军的胜利会夺走他们的一切。当然了，归根结底他们也是中国人，跟我们一样有种族和民族意识。我们向他们解释了合作的基础和价值，指出如果他们愿意减租减息的话，还可以跟农民进行更好的合作。事实上，农民协会都催促自己的成员们一次性还清了愿意这样做的地主的欠款。
入睡前我认真思考着这些天以来我的所见所闻。这里大概有一千至一千五百万人口进行着一项庞大的合作生活的试验，而唯一的动力则来源于对殖民统治者的恐惧。他们在这种富有同情心和公正公平的关系中相处得越久，这种关系的价值和优势就越明显。可能终有一天日本不再是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一朵乌云，新的生活模式依靠惯性继续推动人们的生活时，这里就会发展成为乌托邦的中心。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想法。
我曾经在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和理查德·布朗医生在延安的窑洞住过一夜，他们先我几日到达，在离这儿二十英里的一家医院工作。聂荣臻通知了他们我的到来。翌日，布朗医生登门来访，而白求恩医生因为要处理一例情况危急的截肢病人而推后了行程。
理查德·布朗医生是一位具有社会意识，医术高超并强烈希望将病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医生。关于五台地区正在推行社会试验的消息传到了正在归德译注：今河南商邱。出诊的布朗医生的耳朵里，他立即要求休假并且自愿为八路军提供他的专业服务。他没有顾虑自身的舒适和安逸，借着对中文和中国国情的了解，他在这支被孤立的军队中为上千的伤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他抵达的那天，聂荣臻提议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去五台著名的寺庙——华北地区佛教徒的朝圣之地观光游览一番。作为旅途中的另一个诱惑，他保证我们在半途中还可以去五台军事学院参观。
我们一行人在马背上驰骋了十五英里。这个小团体里有聂荣臻、宋劭文、布朗医生、四个小伙子还有几个参谋。那是6月末的一天，阳光普照，我们沐浴着明媚的日光骑马走过了被松林覆盖的山谷，似乎暂时远离了战争、死亡和破坏。
没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拐弯处，从这望去，不远处就是军校站成两排的学生们，他们的队伍延伸到了我们目之所及的最远处。聂荣臻和我下了马，在司令官孙毅的陪同下一起检阅了队伍。
这里大概有七百个学生，大部分是从山西河北两省各个大学来的，也有小部分是地方部队派来的。他们将在这里接受为期四个月的学习。我们顺着这支都身穿着蓝色制服、手持步枪和全副武装行头的队伍前慢慢地走过，学生们强健的身躯、脸上显露出的机敏和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要拿出两个小时用来爬山，使他们的身体像钉子一样强壮。
检阅完队伍后，我们目送学生们变成三列纵队回到营房，他们歌唱进行曲时嘹亮的声音响彻了山谷。像他们一样的青年正是中国的希望：热情、忠诚、自律，除此之外还受到了合作精神的影响，他们都甘愿通过自我牺牲带领人们走向光明。
到达山顶的寺庙之前我们又歇息了一次，参观了当地制造的手榴弹和步枪。手榴弹是杀伤型的，看样子是中国军队的标准配备，同德国或是捷克斯洛伐克产的手榴弹具有同样的杀伤力。自动步枪与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同属重量型。本地的金属质量不太好，比用优质钢还要费料。步枪的有效射程是一百五十米，这对在山区战斗的游击队来说已经足够了。
进了山谷的寺庙，感觉就像进入了童话中的仙境。带有东方韵味的建筑镶嵌在山峰两旁的山坡上，朱红色的墙面和屋顶上黄、绿色相间的瓦片使眼前的景象少了几分乏味。这里不光只有佛教寺庙，还有西藏的喇嘛庙。
我们走近这个像巢居一样的山谷时，一些民间团体开始整队。聂荣臻显然已经提前通知了寺院的主持和和尚我们要到访的消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接待我们。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体会到了浓重的异国情调。我们参观了一个又一个的寺庙，直到我的脑袋无法记住具体的数字。我们参观的每一座庙里都有穿着绿色、褐色和黄色长袍的乐师，在曲调哀伤的伴奏下迈着有节奏的步子，面对主持或和尚演奏奇形怪状的像风笛一样的乐器。他们为我们准备了茶和甜食，还有一顿正餐。一天中我们一共吃了六顿饭，真希望这些食物能够分摊到我五个月的旅程中。
我们攀上了有一百零八级台阶的菩萨顶庙，在山顶上受到了喇嘛阿旺亦喜的欢迎。喇嘛穿着一件鲜亮的橙色长袍，外面套着丝绸的刺绣橙色短上衣，戴着一顶圆形的喇嘛帽，手里握着一串光滑、圆润的木质念珠，迎接我们时还不停拨弄着。他是西藏人，个子不高，额头很平整，古铜色的皮肤是他最显著的特征。
他不说汉语，最近才刚从拉萨来到这。他挥手示意让我们跟着他去接待室。我们围坐在了一张圆桌周围，穿着褐色长袍和绿色上衣的仆人们送进来了一些食物。
我们的谈话建立在复杂的交替翻译上。欧阳把我说的话翻译成汉语，大喇嘛的一个会讲汉语和蒙语的近身侍卫中把我说的话翻译给另一个会说藏语的人，再由他把内容翻译成大喇嘛说的西藏土语。再接着，大喇嘛的回应按照相反的顺序最后由欧阳翻译给我听。观察翻译者的面目表情和各种语言的发音及语调很有意思。汉语是这四种语言中最优美动听的。
我们说了很多客套话，只有大喇嘛说了一些有意义的内容。“西藏和蒙古，”他说道，“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和蒙古人必须要同汉人团结一致，反抗日本人的侵略。”
事实上，在五台的喇嘛已经以各村自卫组织为模板组织了“蒙古和西藏自卫组织”，甚至佛教徒也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救亡团体，虽然他们信仰的宗教不提倡他们参加杀戮。
我们起身告辞后下了山，在罗睺寺稍作停留时参观了那里一个巨大的露天人造荷花。在和尚的吩咐下，荷花中央立刻出现了一尊受人敬仰的观音。这个机关由地板下的一个装置运转，它的效果是戏剧化的，无疑，这深深触动了佛教徒。
我们到达活佛位于镇海寺的家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于是我们在活佛家过了夜。根据接待我们的主持说，当时活佛并不在那。
活佛已经周游了世界，想必他是位有文化和艺术品味的人。他如宫殿般的家里摆放的艺术品不仅来自中国内地和绥远，还有欧洲画廊的油画作品。室内的装修颇具东西方的风格。花园的花铺满了门前的阶梯，庙后有一个荷花池，大朵粉色和淡紫色的荷花仿佛还有些羞涩，不愿见人。
活佛也是个立足于生活的人。房子里安装了暖气——在方圆几百英里的范围里，这可能是唯一拥有这种现代化设备的居所。
聂荣臻和宋劭文笑我们对这里的奢华表示出的惊讶。我们抵达这里之前，他们没有透露一点关于这里的信息，我们的反应让他们两个像小孩儿一样开心。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铺满了优质席子的炕上，盖着绒被和开司米的被单。外面轻柔的风轻轻拂过松树林。那一刻，我仿佛身处一个和平的世界中。
第二天我们启程返回，在一个关押着十三名日本俘虏的小村庄稍作停留。村民们微笑着告诉我们，这些日本“客人”正在学习。我们在一个朝阳的小院子看到这几个日本俘虏时，他们正坐在桌子后面的小板凳上。一个中国士兵站正在院子一头的黑板前用日语跟他们说话。村民们说，他们正在讲的是合作社会的基本理论。日军俘虏做着笔记，显得很感兴趣。大家看起来都很健康，吃得不错，精神状态也很好。俘虏中有两个军官，剩下的都是士兵，没有卫兵。显然他们没有处于严格的监视下。
我们回了驻地后，白求恩医生仍在司令部。医生人高马大，头发和胡子已经花白，看起来很疲劳。他因在战地首创了输血疗法名声大噪。我曾经听说他脾气暴躁，如果传言是真的，大概也是因为他十足的精力和做事的欲望。我印象中的他，是一位拥有着勇气和信念的人。
白求恩医生随身携带的大量药物已经见底，他非常担心是否还能得到补给。他给了我一个清单，随后我将它转交给了汉口的国际红十字会。
“我的使命生来如此，”他告诉我，“这个地区大概两万伤员分别被安置在七家医院中。我打算去每家医院看一看，给他们提供尽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然后组织一家随军的战地医院，在主要的军事行动中提供服务。”
诺尔曼·白求恩忠诚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十八个月之后，因为缺乏他曾经急需的抗生药品而葬身于此地。
聂荣臻同我讨论了小伙们和我即将进入河北的路线。只剩下欧阳、小刘和汪洋继续陪着我了，小金决定留在五台仅有的两家报社中的一家工作。
去东边的路有几条备选，最短的一条路线要经过阜平，我们最后决定就走这条路了。现在看起来我们当初从一个游击区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移动到另一个游击区的选择是明智的，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观察各个游击队的活动。
这次又有一个骑兵警卫队护送我们，七月的第一天我们驾马东驰。离开这样一个氛围友好的地方让人心生不快。这些人为了新中国——或是西方，正在开创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人群在河边向我们挥手告别，政府的官员培训学校外也有一大群人。地方政府的司令部里，聂荣臻和宋劭文也纷纷来同我们握手告别。当我写到这里时，当时的场面距现在已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们如今仍在五台山为中国守卫着那块战略要地，政治上探索着民主体制，而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则努力更上一层楼。
快到中午时，我们抵达了穿越长城之路的顶峰，我们小憩一会儿好欣赏脚下的群山和平原。山的东侧急转直下一两千英尺后是一片混乱的山丘，山丘的东侧又继续降低进入了河北平原。日本人没能成功入侵这天然屏障真是一点也不意外。这条通道如此狭窄，山间小路如此陡峭，一支小分队都能够把他们打得无路可退。
我们牵着牲口，顺着崎岖蜿蜒的小路下了山，向两千年前孔夫子和他的学生们去过的河北和山东方向走去。那时的他说过一句颇具哲理的话：“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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