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卡车还在延安北边的马路上艰难地前行着，车上的五个男孩在叽叽喳喳地讨论着马将军。战争前的几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对日军的侵略抱着姑息纵容的态度，马将军无所畏惧的勇气使他一度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他们渴望见到这位传奇人物的迫切并不亚于我。
五个小伙子各自的性格特征逐渐显露出来。虽然各有各的不同，但是他们的性格都很迷人。有点奇怪的是，他们的负责人并不是年长的那一位。小刘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曾在北平上过几年学。他身材纤瘦且高，性格安静，带着不卑不亢的自尊，他被选作领导人很可能是因为非凡的自我约束能力。在我们相处的五个月的时间里，我从没见他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当我们面临两难选择时，他总会冷静地全方位审视过问题本质后再做出决定，任何牵连到整个团体的行动都要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每天的行程结束时，小刘都会找个时间把他们叫到一起开个会，就每天大家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讨论和自我批评。他们不断寻求方法使自己变得更加沉着镇定，让自己的知识面更加广泛，理解生命更深层的含义。这样的团队领导只有沉着的、极富忍耐力的人才能够担任。
欧阳是这个小团体里最多才多艺的。他今年二十三岁，生在湖南，长在上海，从当演员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演戏的天赋和一副好嗓子。他堪称中国舞台的小灵通，在演戏和写作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能够即兴用假嗓子歌唱中国古典戏曲的选段，或是任何一首流行的战争歌曲。可能是因为他会说英语，我们两个走得比较近。
诗人林山出生在广东，但是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暹罗译注：即现东南亚国家泰国，暹罗为古称。。他是这个团体中年龄最大的，今年二十七岁。他无法像他周围的人一样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遭到大家的调戏。他们会开玩笑说我比他更像个中国人，因为我的普通话比他好得多。林山这时就会看着我的眼睛微微一笑，点头表示他也同意这个看法。多愁善感、经常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中的性格正是一个诗人所需要的。后来当我们在行军中路过一些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时，总会有个声音传来：“林山，这地方真浪漫，你应该给这儿写首诗。”林山总是委婉地反驳道：“老派的诗人才会被这样的景色吸引，现代诗人都上前线寻找灵感。”
记者小金像一个移动的骨头架子，又高又瘦，他质朴的幽默和容易相处的性格总会让我想起美国东海岸的庄园主。虽然他才二十五岁，却已在1931年他的东北老家被日军占领后就投身抗日战争了。他的生活很艰难，但这艰难的生活反而使他的体魄更加强健，意志更加坚定。而他的心却像女人一般柔软，他花了很多时间与农民聊天，尤其是那些饱经沧桑的、满手老茧的年老农民，他们多是经历了艰苦却仍怀有希望的人。小金对于生活中棘手的问题总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当我在深夜努力学习中国汉字时，也总是他陪伴我左右。
汪洋那由内而外的幽默，即使在食物短缺时也能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汪洋今年二十一岁，是团体里最年轻的，来自于浙江，曾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个逍遥自在的摄影师，对于政治还没有任何概念，直到他爱上了一个投身革命的姑娘。他们之间并不是晚出幽会的那种寻常爱情，而是一种让他在一夜之间就成熟起来的真挚而引人入胜的感情。他用完全抛弃过去的生活、奋不顾身地随着心爱的姑娘来到延安上学的方式证明了他的爱。他的自控能力比别人差，这趟旅行正好是他适应环境的过程。汪洋的性格让人讨厌不起来，就算他因为冲动而鲁莽行事了，他的坦诚、明朗的笑容和想要把事情做好的热切愿望也会让人不忍苛责。他会说的唯一一个英语单词就是“漂亮”，不管我指出的是风景，还是一头脊背猪，他的脸上都会露出极有感染力的笑容，然后感叹道“漂亮”。
有这样的一些人陪伴，生活真是永不无聊。
离开延安后，沿途的乡村风景同我们在延安时看到的别无二致：荒无人烟的大山、陡峭的峭壁、难以行走的布满石头的河床。这次，我们坐的卡车上没了可以替我们遮挡灰尘的车顶蓬，没一会儿我们几个看起来就同黄土雕出的泥塑一样了。
第一天夜里我们在尘土笼罩下的李寨清村住宿，五个小伙子为晚饭准备的鸡蛋和面条显示出了他们高超的烹饪能力。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们再次上路，当天傍晚我们抵达了城墙围绕的清涧城。这里山峰上的石头和画卷一般的庙宇开始多了起来。
简·伊万在这里跟我们告了别，前往当地的八路军医院工作。虽然她将会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外国人，可这并没有给她造成任何困扰。走的时候她的脸上还挂着轻松的微笑，挥了挥手宽慰我们。当我们有工作要做、心中怀着使命感时，分别就会是像现在这样。
我们爬上了一座在清涧城以北二十五英里的山峰，周围的壮阔景色尽收眼底，山峰就像是暴风雨时汹涌的大海中的浪涛。靠近村子的时候开始有梨树出现，这种梨树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果实坚硬如石，香甜可口。树、岩石和田野给这里带来了一丝生机。再继续向北走二十五英里，我们来到了一座有城墙保护的城市绥德，绥德的山麓上建有大量的庙宇，正好能够远眺两条河谷交汇的地方，河谷两岸茂盛的树林引来了几个小伙子不停的赞叹。
八路军驻守着这座在黄河以西仅仅三十英里的小城。我们在这儿停留的时间不长，当地的司令员坚持请我们用了餐。继续前行，我们穿过了一座十九孔的新桥，横渡了无定河，向北顺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无定河谷往前走，就来到了八路军另一个部队的指挥部米脂城。
米脂离荒漠南部边缘很近，休整一个晚上后我们又搭车穿过了一片流沙沙丘向五十英里外的榆林行进。漫漫长路中，卡车每经过一个斜坡都会陷入沙子里，有一次我们甚至用了两个小时才将卡车从沙坑里推出来。日落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被沙漠环绕的绿洲城市榆林，从这里向南五英里就是无定河流经长城的地方。
多亏蒋鼎文的推荐信，我们受到了新一军兼二十一军司令邓宝珊将军和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的亲切接待。军官们精心穿戴，军装衣领上别着象征军衔的红金相间的领章，他们陪同我们走到一处老旧的中式庭院，院子里有三间房子和一个院子。受到中央军官如此款待对于这几个小伙子来说还是第一次，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慌乱。
因为我们在这儿是“新人”，要尊重这里的社会习俗，于是欧阳和我在第二天清晨去拜访了邓将军。邓将军五十岁左右，又高又瘦，脑袋刮得像脸一样干净。他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解释了五个跟随着我的男孩儿的来龙去脉。他们如此热情的接待足以证明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并不是空想。
“我们此前从没接待过外国友人，”将军说，“我们很感谢你的到来。”
接着他在桌上铺开了一张地图，向我简略介绍了一下现在的军事局势。
“日军不但占领了进入绥远的铁路，还占领了山西境内的铁路线和长城内环之间的一个战略要塞。这个地区的范围约向南五十英里到一百三十英里。你注意到了吗？黄河从西边流入绥远，在包头东边几英里的地方（榆林以北一百六十英里）改变了流向向南拐道。”他用手指出了山西、陕西两省交界处的河流拐弯处。
“绥远前线的抗战军队有哪些呢？”我问。
“我们的部队叫做北路军，”他说，“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任总司令，我是副总司令，除此之外我还指挥新一军和第二十一军守卫着陕西—绥远边界。除了马占山将军的骑兵部队以外，其他部队都驻守在黄河以东长城以北。马将军则主要负责黄河以西到鄂尔多斯草原一带。”
我问他军队的任务是什么，他说就是要阻止日军继续向西深入，守住陕西这扇通往中国内陆的大门，继续骚扰铁路沿线的日军。
他向我保证会派出一支警卫队将我们护送到东北方向一百七十英里外马将军的司令部。
回到了住处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高双成将军的邀请函，邀请我们出席第二天在他的师部举办的运动会。
第二天，我们如约到达田径场时还早，便四周转了转。田径场实际上是东墙外的一片平地，茂盛的树荫怀抱着一座迷人的小池塘，墨绿色的枝叶同城墙外汹涌的沙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走近田径场入口时，在欧阳的提醒下我看到了大门上中国国旗旁飘扬的美国国旗。虽然我的背包里就有一面随身携带的袖珍国旗，但这是我离开汉口后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国旗。
高将军在大门口迎接了我们。他的个子不高，留着短密的胡子。和蔼可亲地跟我们打过招呼后便带着我们穿过了跑道和一排排穿着背心短裤的运动员，走到场地一边用竹子和稻草临时搭起的观众席，在一张视野良好、可以看到比赛的桌子前坐下。显而易见，第八十六师喜欢按照规矩办事。
高将军虽按照传统的复杂礼仪款待了我，却并不影响他质朴的生活态度。他是个老派的、讲求实际的军人，一生中大半部分时间都在西北地区度过，最近的二十年又与第八十六师一起在榆林执行任务。他对于士兵们就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虽然不认字，但是他懂得起码的人性，拥有能够让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能力。
田径比赛马上开始了。大部分比赛项目在美国也很受欢迎。竞赛在连和营之间展开，充满了竞争性，十分好看。最精彩的一个项目是展现力量与灵活性的“跳马”。“假马”由一根七英尺长、头部四英尺高、尾部两英尺高的圆木做成，圆木上包裹着皮革。比赛时，运动员们需要先全力向“马”奔去，腾入空中，双手拄着马头借力，接着双脚向前摆动穿过拄着马头的双手，最后落入指定的地方。这个项目是团体赛，要求参赛的运动员按一定间隔顺序完成动作，没能在指定地方落地或是没能保持好平衡的都要失分。不管对于参赛者还是观众来说，这项比赛都非常有趣。
“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这样的赛事，”高将军告诉我说，“在边界执勤是件苦差事，所以，当警卫队回来休整时我们尽可能多举办一些运动、戏剧和学校生活来调动他们的大脑和身体的活跃度。”
那天夜里我得到了一个观看业余剧团演出的机会。演出在一个露天剧场举行，士兵们演的是一出老戏，穿戴的也是旧朝代的行头。这场演出引起了欧阳的极大兴趣，第二天我看到他跟剧团的领导讨论这出戏，欧阳提出了建议，同时也接受了对方的新见解。
这里的生活展现出了现今中国另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是军队还是百姓都对政治不怎么关心。由于地处偏远，这里的军官之间、军民之间发展出了深厚的同志情谊，毋庸置疑的是，这是领导人用家长式的管理态度带来的结果。基本上，百姓们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只要军队给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和关心，他们就不遗余力地完成军队交给他们的任务。
无定河在城北几英里的地方流经长城，邓将军坚持让我们去参观这一历史遗迹。参谋长胡将军第二天带我们前去该地。在城墙的南边，砂岩俯瞰着无定河，生长在峭壁下的桉树、垂柳为这景色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峭壁的东侧，明朝曾在此用整面峭壁雕刻出了一座寺庙，对面峭壁上雕刻着的警世名句在三英里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另一处历史遗迹是类似金字塔形建筑的春波台，孤单地屹立在无定河两英里外的长城附近。春波台和金字塔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四边呈梯形，台顶有一座寺庙，寺庙的房檐向上飞起喻意斩妖除魔。明朝的将领们曾经在此集合等待下达对绥远作战的最后命令。站在庙前，巧夺天工的美景尽收眼底。向北望去是一望无际的沙海。东西两侧是一排排两千两百年前秦始皇修建长城时遗留下来的残破瞭望台。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又参观了一个无定河河水流经的小峡谷，河水流经古老的普陀桥后在这里形成了小瀑布。我们被告知，五代（公元907—960年）的众位帝王们就埋葬在这座桥下。
沧海桑田，可是这个地处偏远的中国小镇却没受什么影响。但是以后可能就不同了。在不久的将来，峡谷里的水会被用来发电和灌溉，为陕西北部欠发达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回到榆林后，我们参观了一所独特的工业学校。这座学校的造型很新颖，像梯田一般建在了山坡上，俯瞰着整个小城的东部。这所学校有三百个男女学生正在接受训练，学习如何将羊毛纺成毛线、如何加工皮革制品。这个学校由省政府运作，能够生产质量极好的毛毯、毛衣、手套、地毯和多种多样的皮革制品。
到了考虑何时动身前往马将军司令部的时候了，我们的主人保证会有一支警卫队我们一同前往。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上街散步，偶然遇到了一位已经在西北生活了四十五年的西班牙神父。他不会说英语，于是我只好说起了许久不说的西班牙语。我们两人一同沿街信步走着，他向我说起当地的一些传闻。
“你看到前面那座建筑了吗？”他指着一栋横跨街道的怪异的三层小楼房说，“那是纪念第八十六师上一任自杀的师长的。”为自杀者设立纪念建筑与他的宗教信仰不符，说完后他不禁笑出了声。
一个独腿的人正拿着扫帚在一家马具商店前扫地。令人敬仰的神父指着那个人问我：“你知道他怎么丢掉那条腿的吗？因为他曾越狱了两次，人们锯掉他的腿防止他再逃跑。”
我们走过了一队骆驼商队，我的同伴立刻躲得远远的，“永远别靠近骆驼的后蹄，”他警告我说道，“骆驼们都不好惹，爱乱踢人。”
他让我叫他弗朗西斯科神父。神父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什么兴趣，常年累月的独身生活使他适应了环境。他和几个仆人一起生活在教堂的后院。整个大院都被高高的围墙围了起来，同样被高墙束缚住的还有神父的私人生活。不管是中国还是绥远他都了如指掌，我很希望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他共处。
邓将军的好客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不但分配给我们一支骑兵警卫队，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套来自那所学校生产的毯子、毛衣和皮质的公文包作为礼物。
我们各自从备选马群里挑选出了心仪的一匹当作坐骑。汪洋挑了一匹高度紧张的马，他的脚刚伸进了马镫后马就脱了缰，这个场面把前来为我们送行的人群逗得开怀大笑。汪洋被马甩在了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满脸堆着不好意思的笑容。汪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又试了一次，这次他成功地上了马。在一片告别声中，我们整队沿着长城出发向东北前进。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八十八英里外的绥远边界小镇神木。第一天的行军中，不论步行还是骑马，每走一步都会深深陷入沙中，这严重拖慢了我们的速度。当晚我们在一个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了夜。
翌日我们到达了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位于河谷的分界线将两种地貌清晰地界分开，北边是沙漠，南边是黄土。我们在河谷的一个村子里稍作休息，享用了一顿小米做的早饭。正吃着，院子里传来了一阵骚动。我赶忙向窗外扫了一眼，发现是一队穿着白色麻布孝服的儿童正涌进院子里。带头的是一个成年男性，使劲儿摇着手里的铃铛带着身后的孩子沿屋游行。欧阳告诉我，他们正在驱赶村里一个去世了的男人的魂魄。
第三天，我们到达了藏身于肥沃峡谷里的小镇神木，小镇四周的山顶上有如诗如画般的寺庙点缀着。战前的神木镇曾是地毯纺织业的中心，但是现在日军占领了用运输的铁路，市场被阻断后已经没有绥远的羊毛商旅会来这里了。马将军派来的骑兵在等着继续带领我们走完剩下向北的八十英里后回到司令部。
向北行进时，我们脚下的土壤由黄土变成了岩石和硬土地。我们沿着大部分是山谷的道路向前挪动。第三天的清晨时我们到了挺进军所在的一个无名的小村庄。
警卫队的士兵们都来自于中国的北方省份的满洲人，他们骑马时仿佛达到了人马合一的境界。每个人的左臂上都佩戴着一枚写着“TA”的袖章，下面写着“KD”以及一个编码，以证明袖章的主人是挺进部队骑兵师的一员。
进村后，我们一路上又遇到了很多穿着日军傀儡部队土绿色制服的绥远和东北的士兵。他们看起来并不像俘虏，随后我向卫队指挥官询问起此事。他咧着嘴笑了，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弃暗投明了。”
我们来到了一座原本属于某个县官的大院，马将军的参谋长王庭山（音译）将军在这里接待了我们，这个勤快的人看上去大概有五十岁上下，动作从容不迫。他解释说，马将军的身体不适，明天再来见我们，不过他已经派来了他的私人勤务兵来确保我们在这儿待得舒适。
这个勤务兵的个子小得有些可笑，有五十来岁。我判断，他已经身体力行地照顾这位将军有十来年了。他说话短促，不停地打着手势，不停地解开又系上他的军大衣扣子，又或是摆弄着手里的牛尾马鞭。不用说，他嗑了某种麻醉剂，鉴于他亢奋和低落的情绪总是交替出现，我推断他可能服用了鸦片。精神好时，他会站在院子里伸个懒腰，抻一抻他那五英尺二英寸的身体，拿出一副拿破仑一世的派头来指挥手下的勤务兵把他看不顺眼的家务活重做一遍。接着他踱回我的房间，开始了对军队毫无重点的八卦，又或是他将军的非凡故事。
从他那里我得知了一些消息。马将军今年六十有二，每天都抽一点鸦片——不足以伤害健康的剂量，只是纯粹用来解压。马将军每日日出而作，在不行军的日子里总是早早休息。部队刚刚从一场肃清铁路沿线的敌军的战役中归来。他们穿过了归化以西的铁路，所到之处的铁路线都要破坏掉，接着向北行军五十英里，再向西拐进，到达包头西侧一百英里的五原进行食物的补给。返回时则先向南到达包头。
晚上的时候，我和几个男孩一起在鹅卵石铺成的窄路上散步，正好也体验一下这支部队的精神。这儿的士兵们走路时都带着骑兵式的神气活现，并不特别注意仪表。他们极富幽默感，士气劲头很盛。而那些非满洲籍的士兵大部分来自绥远、察哈尔或是热河，其中热河的又占了大多数。他们迫切希望能早日夺回家园。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将军也怀着同样的野心。在接受将战争同民族兴亡、人民幸福或是创造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思想灌输前，正是这种希望一直在激励着他们去与敌人抗争。他们为夺回自己的家园而战，他们将自己完全交付于在战争中表现出了战斗能力和勇气的值得信任的领导人。日军的暴行已经激发起了他们强烈的杀敌欲望。
第二天一大早参谋长来了。他为我解决了萦绕在我脑子里关于绥远和战争之间关系的困惑和疑问。
表面上看起来，在绥远的二百万人口当中，蒙古人只有十五万，剩下的都是在铁路建成后缓慢迁移过来的汉人，现在多生活在铁路附近及其以南地区。
绥远由若干盟组成，每个盟又划分为若干部落，他们称其为旗，每一旗约有一千至七千人不等。他说，蒙古族是个以放牧牛、绵羊、山羊和马为生的游牧民族。绥远地区有两个主要的盟，北部的是乌兰察布盟，王爷叫云王。黄河以南的是伊克昭盟，王爷叫萨王。
蒙古王爷和中国政府之间历来存在矛盾，如移居到绥远的汉族人将蒙古人从他们肥美的草原上挤走了，日本人利用这一点大肆渲染企图挑拨离间。许多王爷很容易就被日军收买，进而站到了日军的阵营里。其中最有分量的要属张家口现任察哈尔傀儡政府要职的德王。
参谋长认为，拉拢绥远的希望寄存于年轻人身上，他们渴望脱离王爷们封建统治的枷锁，也清醒认识到了日军暗箱操作的危险后果。马将军曾经和这些年轻的蒙古青年一起工作，很多曾经加入了日本傀儡军队的人现在投奔了马将军的部队，大概总数约是四千人。
这可真是个惊人的消息。如果马将军继续吸收傀儡军队的成员，对于中国的抗日事业的贡献将远超战场上的胜利。
同日下午，参谋长带着我们一同去了马将军位于喇嘛寺院里的住处。我们前脚刚踏进院子，一个身着制服（领子上各别着一个长方形的金色标签，上面还叠加着一颗金色的星星）的精瘦的人轻盈地下了台阶，不拘小节却又十分热情地前来欢迎了我们。他就是六年前逼得日军首领不得不向日本天皇伪造他的死讯以安抚皇室情绪的那个人。
马将军在1931年反抗日本侵略满洲里的事迹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皆知的传奇。他身上肩负着保卫满洲里最北部省份的重任，坚决不向侵略者投降。日本人曾以满洲国政府军务大臣的职务贿赂过他，马将军假意接受，走马上任后大肆捞取金钱、军需物资和优质弹药。有一天他佯装外出视察工作，趁机回到了他在北满洲里的部队。随后便又扛起了反抗傀儡政权和其幕后黑手的日本人的大旗，继续着自己未完成的事业，一直坚持抵抗直到被日军追赶退入了苏联的境内。一次战役中，敌人缴获了他的马和马鞍，日军以为（以及希望）马将军已经战死沙场，便向沙皇正式禀告了他的死讯。
马将军引我们进入了一间作为办公室的房间，我们围桌而坐，将军因为强烈的危机意识而只坐在了椅子的边缘位置。他有着活泼开朗的性格，有意识地控制着跟他共事的人，说起话来速度快得就像机关枪，不时展现出他的幽默感。断断续续的幽默的谈话使他如羊皮纸一般的脸上的小皱纹紧缩得像一座迷宫，短短的胡子被修成了一条黑色和灰色的长线，黑色圆眼里燃烧着敏锐和友善的光。
还没等我们开口，他就开门见山地向我们叙述了抗战初期他再次出山的事。他没有用徒有其表的东西掩饰自己，他的自高自大因来源于一种孩子般的品质而并不令人生厌。我能够看出为什么士兵们都很爱戴他，我想是他的衷心耿耿和毫无畏惧。
“日军进攻卢沟桥时，”他说，“我正在天津隐居。在北满满洲里退兵到苏联之后我又回到了那里。当时听到了卢沟桥事件后，我立即向蒋委员长请求上前线。我被派往山西大同，在何柱国将军的一个师中担任骑兵旅的旅长。南京举办的一个会议上，我再次向蒋委员长申请率领一支骑兵连去热河。但是这行不通。8月23日到了大同后我立刻投入工作。当时赵承绶将军同他的晋绥骑兵部队的一部分人马也在大同。但是部队的组织差强人意，他们还没做好准备应付强敌。
“我们阻止了日军继续沿铁路线西进。他们派出了三支满洲里傀儡军队迎战我们。时任绥远国民兵部队指挥的李大超将军和一位蒙古领袖白海峰率兵前来增援。在经过三天的激战后，归化还是陷落了，我们撤军到了铁路线的终点站包头。
“赵承绶将军现在被阎锡山召回了山西。日军集结了一支两千人的机动部队，包头也在10月20日被攻陷。
“后来我们又撤到了包头西边一百英里外的五原重整旗鼓。”
马将军说话时情绪非常激动，言语间还提到了他对其他中国将领的个人看法，不过大部分的看法还是积极肯定的。
“将军，我在你部队里看到的穿着日军制服的人是怎么回事？”我问。
他轻轻地笑了，回答我说：“满洲人和蒙古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并不想为日军卖命，但是对于政治不够了解，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所幸，他们能够相信我，也知道我会为了夺回他们的家园不惜一切。我派出了我的特使去与在日本傀儡军队中的人谈话，告诉他们如果能与其他抗日部队联合起来，我们就能把日本人赶走。
“最先策反日军的是井得泉的部队。他现在指挥我的一个师。我的部队中，这样的兵大概有四千人。他们带来了大部队和精良的弹药。就在今天早些时候，一个叫韩玉春（音译）的蒙古人带着他的四百个同伴向我们投诚，晚饭的时候就能见到他了。一个月前，一个名叫牟新亚（音译）的满洲人带领他的一整个团前来投诚。他现在也指挥着我的一个师。”
接着，马将军告诉我他是如何通过收复托克托（绥远境内黄河边上的城镇）来缓解山西军队在二三月份遭受的压力。他的部队弹药短缺，4月上旬的弹药补给到位之后立即发动了一系列攻至铁路以北的突袭。萨拉齐被拿下，铁路也被破坏掉。向北，他占领了武川；向西，又拿下了包头以西的粮食产地五原。
我听说日军重金悬赏马将军的人头，这是真的吗？
将军哈哈大笑。是的，他们曾经布告天下，悬赏五十万美金来换他的项上人头。如今，日本皇家军事参谋部被这个他们已正式宣布了死讯的“已死之人”搅得心神不宁。官方无法承认这个棘手的斗士的存在，只好依靠重金悬赏的方式来换取马将军的真正死亡。
欧阳陪着我，剩下的四个男孩则去享用晚饭。将军对于他们的工作颇有兴致，让小刘和欧阳帮他在部队组织一个文艺队，再对他们的政治训练给些建议。他们同意了这个提议，于是晚上的时候开了一个专门会议。
蒙古领导人韩春雨在晚饭时候出现了。我喜欢这个年轻的蒙古人，他身上有一种安静腼腆的气质。距离较宽的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充满智慧的光，嘴角也同样显得果敢和坚毅。
我们眼前的菜品稀奇古怪，看着好似有无穷的种类。马将军告诉我们，羊身上共有九十六个部分可以食用，不过他已经嘱咐过厨师，仅仅用精选的那部分进行烹调。烧腰子和精瘦羊肉的味道可口，但是我不敢尝试炖羊眼。
这个季节的苍蝇十分猖獗，两个士兵站在我们旁边呼扇着马尾鬃掸子驱赶餐桌上恼人的苍蝇们。掸子有节奏地上下摆动，让我回想起了印第安和非洲的土著酋长使用的大扇子。
吃完饭后，我们决定去院子散步，顺便消化一下这顿丰盛的晚饭，像中国人似的打着嗝。一位中年农民模样的人穿着邋里邋遢的标有将军军衔的军装走了进来。马将军对他表示了热烈地欢迎。
“来见见我们的英雄，”他冲我喊道，“这位就是邋遢刘。”
刘同志感到不安，站立的姿势也很别扭。将军跟我们说话时，他隔一会儿就换一只脚站着，咧着嘴冲着我们笑，满脸的真诚。
将军告诉我们，他的本名叫刘青山，由于战绩卓越，他的家乡拉台的人们亲切地以家乡的名字叫他，以示对他的尊重。
日军杀进拉台时，刘青山的儿子惨死在了日军的刀下，女儿也被玷污了。刘青山被深深地触动了，决定为他的家庭所受到的屈辱做些什么，而不是忍辱偷生。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留意着每一个可以报仇雪恨的机会。一天夜里，他发现四个日军士兵睡到了他的家里，也没人放哨，他当机立断用一把杀羊的屠刀杀死了他们。复仇大计已成竹在胸。他在亲戚的协助下成立了游击队，队员配备上他缴获来的步枪，让他们去偷袭日军的据点。缴获更多枪支弹药后，他又招募了更多的成员加入。游击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马将军听说了他的事迹后请他加入了挺进部队。现在他指挥着部队里的一个旅。
晚上回到住处后，我回想着两个因素，每一个因素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发挥着潜在的影响。成千上万跟刘青山一样足智多谋的农民遭受了同样的蹂躏与践踏。这是多么大一股潜在的力量啊！更不用提在日统区内的力量！日军的傀儡部队还在不断投奔中国的抗日部队。日本人还有什么手段来阻止这个趋势？我明天还要就这个问题获得更多的信息。
巧的是，年轻的满洲里指战员莫兴亚（音译）第二天要带着他的部队来镇上，我和马将军的会谈结束后他就会奉命同我见面。
莫兴亚是个很有魅力的小伙子，今年二十八岁，性格活泼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聊天话题。
八年前，他从满洲里的辽宁军事学院毕业。1931年9月，日军入侵了他的家乡，彼时他身在北平跟随张学良少帅。后来的两年里，他回到了满洲里加入了游击队。直到外界的补给和经济支援到达前，他们的反抗一直处于无望的境地。因此他改变了他的计划。
他向我保证说，在参加满洲的傀儡军队时他就打定了主意总有一天要投奔中国军队。莫同志当时被派往一所军官训练学校，由于之前的军事经历，他不久就被提拔成一名教官。他在日军严密的监视下过了整整两年，不过好在日本人最后被他的忠诚收服了，他很快获得了晋升，成为了团长。1937年12月，莫兴亚的团被派往绥远前线。
4月26日，他获知马将军正率兵逼近。在就是否要投奔中国军队的问题与他的军官进行过商讨后取得了一致同意。他的团里有十名日本“顾问”，但是一支千人的日军增援部队将在几日内到位。易帜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日军的增援部队到来的那天，他们将日军“顾问”灭口，伏击了前来增援的部队。接着他们躲进了山里，两天后他们联系上了马将军。
这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充满着智慧和爱国情怀。当他讲完这些后，蒙古人韩春雨来了。我很好奇他是否认识张家口傀儡政府领头人德王。
是的，韩春雨认识他，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二人还曾交谈过。
“德王有没有可能投奔中国？”我问。
韩同志并不这样认为。“德王的一生充满了不幸，”他说道，“他同意跟日军合作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公正对待蒙古人，他只是想替他的人民争取点好处。却没成想日军非但没有信守承诺，反而还将德王置于严密的监管下。他告诉我只有三个中国人才能救他：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囚禁了蒋介石），何应钦（现任军政部长）和马占山。”
我听说张学良很受他的满洲旧部下的爱戴，蒙古人和中国人也很敬重他。毋庸置疑，他的名字在北方威震一方。蒋介石没有扣押他反而让他驻留此地，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他的价值。
我此前得知，傅作义将军的部队驻扎在黄河东岸的清水河准备对日发动反击。我非常迫切地想在反击任务开始之前与他见一面。马将军说他会派一支警卫队护送我们前往傅将军的司令部。
从南部出发时，我怀疑蒋介石有可能利用八路军反攻的右侧战线以达到阻断日军突破徐州的目的。我在心里暗暗地希望能够在绥远的战场上亲历一次这样的军事行动。这个行动在战略上是明智的，日军部队为保证不会在徐州战场重蹈台儿庄的覆辙已经被吸干耗尽了。因此，在绥远铁路沿线进攻日军部队是个取胜的绝好机会，无论如何，这将使日军受到严重威胁以至于可能会调兵撤离东线战场。这个局面就是傅将军预想中的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第一次对日反攻。
我们决定明天早上跟莫亚星谈过之后再启程离开。于是大家开始为下一次启程做准备，缝扣子以及洗衣服。
五个男孩的一次私人会议中，他们决定为这里的伤员做点什么。他们询问了我的意见，我说这个主意不错。我们一起准备了一个包着香烟、糖果、花生和坚果的礼包。这个镇子上没什么多余的选择。
医护人员的负责人比了个手势示意我们跟着他进医院。这所医院原本是私人住宅，几经变革后被征用做了医院。伤员们躺在一间死气沉沉的房间里，扇着风赶着苍蝇，大多数伤员都是在前段时间铁路以北的战役中负的伤。
他们的伤口用干净的绷带包扎着，处境比中国其它地区的伤员好上数倍。但是当我们按照顺序去病房问候病人时，外科主治大夫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激动地大声质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任何解释在他面前都不起作用。他气愤地告诉我们，不管怎样，没有他的许可我们不能出现在这里。
这个小插曲是老派的中国人“要面子”的典型示例。如果我们提前告知我们会到访医院，他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准备出来他想要让我们参观的地方。然而正是不加告知地前来，我们才看到了医院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使他丢了“面子”。
当晚我向马将军告了别。翌日早晨正要上路时，将军穿着骑马装进了屋子，后面跟着他的部下。他将会护送我们最初的五公里。
离开镇子时的送行场面令人难忘。跟着马将军一起来的是他的两个师长、一个参谋和一些勤务人员。有些人仍旧穿着日军傀儡部队的制服，戴着尖顶的帽子。将军骑在他那匹栗色宝马上，就像他们二者合二为一了。他是多面的，平时是活泼的，招待我们时是热情的，可是当他骑在马背上时，就变成了威严的司令官。
到了山谷的拐弯处，这位英勇的、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向我们告了别。
我们沿河继续前往位于山西省西北角、长城与黄河汇合之处的河口。傅将军的后勤部队就驻扎在那里，他将会派一支警卫队护送我们去清水河。
距离黄河大约有四十五英里，其间多是山谷。我们走得很快，临近黄河时，地形变得更加崎岖，山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岩石。在爬过一个长坡后，我们来到了山顶附近的一个村庄。穿过一个半月形的大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幅让人啧啧称奇的画面，雄伟的山峦出乎意料地呈现在眼前。
黄河在两英里外郁郁葱葱的树丛之间奔流着，我们的脚下是向南北绵延起伏的山川。午后的阳光将这里的一切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红色的、棕色的、褐色的柔光。我们在山顶上稍作停留，沉醉在这番自然的美景之中。
在如画的美景中我们沿着之字形山路下了山到达了黄河，在那里有条摆渡船等着我们，马匹也跟我们一同上了船。船夫借着水流的助力撑桨向对岸划去。我们到岸之后骑上马向着城墙环绕着的河曲城前进。
我们在河曲城听到了坏消息。不过三十五军参谋长苗玉田将军在城里同我们见面时，我们开始怀疑这则消息的真实性。日军发动了自卫战，三十五军转移到了清水河南部。苗将军告诉我们，撤退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我们想见傅将军的话还要等上一两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待在这里才是明智的。参谋长说起话来闪烁其词，否定了一切我们想上前线的设想。
接下来一个惊喜的消息是，城里还有一位挪威传教士，我被安排好在他处过夜，小伙子们则住在相邻的老乡家里。见到这位名叫彼得·托杰森的传教士之前，我一直很反对和几个小伙子分开住，但是传教士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见过一个外国人，迫切想了解外界的消息。小伙子们对此表示很理解。
在河曲的短暂逗留时间单调乏味，在这里我们很难探听到外面真实的军事局势。参谋长很有礼貌，也尽到了地主之谊，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从不提供可信的消息。他有点老派，回答问题时总是用谦逊的态度回避、拖延，再配以一脸和善的微笑。
这座城在3月时曾被日本人短暂占领过。这个县的县长同样也有点老派保守，他一个劲儿地向我们描述着日军的暴行（他们其实不必添油加醋，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已人尽皆知）以及县里官员的英勇和他们的办事效率。
第三天，我开始对这一切感到深深的不安。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了。我跟小伙子们商量此事时发现，他们也同我一样感到不安，但是他们也有些消息给我。欧阳在这发现了一个民间组织。我对这个组织很陌生，他们跟我解释，这是个爱国青年组织，他们的目标是：（1）促进公务人员的忠诚，（2）改善人民的生活，（3）促进人民的紧密合作以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个组织在全国的成员约有八万人，成员们都宣誓誓为抗日献身。他们静悄悄地工作，寻求可以潜入村、县、省以及国家中一些腐败无能的机构去的点滴机会。组织成员之间能够认出对方的身份，欧阳在这座小镇里辨认出了该组织的六个成员。
当地组织的领导前来看望我，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关于本地局势的真实情况。他是个安静、坦诚的年轻人，外表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
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在河曲东北方向外二十五英里的地方驻军作战，那儿的冲突明显是发生在中国军队之间的。参谋长留在这里为部队撤军做着准备，也许是横渡黄河，也许是南下。
接着我们得知了三月份时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何柱国将军曾率军占领了县城，在日军来之前撤回了黄河西岸。这支军队的纪律差强人意，待遇也不好，于是在他们撤退之前洗劫了整个小镇，虐待百姓。他们造成的伤害与日军的暴行别无二致，连这个县的县长都跑到陕西去了。这位负责人苦笑着说，组织已经指出了他的错误并且密切注意着他的行动，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避免日军的进攻会摧毁一切，县政府已转移到了郊外的山上。他们在那继续料理地区老百姓的各种事务。
此后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我频繁地遇到各类民间组织的成员。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不过他们的为人没有丝毫的不可信任之处。
在这里的第四天，城市的气氛因为恐惧和殚精竭虑变得紧张起来，托杰森传教士准备先将妇女和儿童收容到教堂大院中。几个小伙子和我必须要做出决定了。我们曾希望能够东进穿越绥远，然而这一范围内的游击战组织得不甚让人满意。除此之外，我们也可前往东南防线的岢岚，在那儿我们可以与八路军贺龙的师团取得联系。于是我去找了参谋长。
他不再是一副冷淡的样子，并且承认了在偏关地区有一场战役正在进行。我请求他给傅将军打个电话，说明我希望获准当天跟他一同前往前线的意愿。如果这个法子行不通，那么可否请傅将军派一支警卫队明天出发，将我护送至南行一百英里外岢岚。参谋长给傅将军拨通了电话，傅将军随后授权了警卫队执行这一任务。参谋长迫不及待地想与我们划清界限。
第二天，当我们往驴子身上捆绑行李时，三十五军稀稀拉拉地进了城。日军已经占领了偏关并且正向河曲推进。百姓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我们启程向城南出发时，一些人带着不多的细软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我用了很久才弄清楚河曲事件的后续。日军占领河曲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八路军的一个旅突然从南边出现阻断了日军的交通线。日军只好再次撤回了偏关，挖战壕准备打守卫战。
在河曲最愉快的事情大概就是认识了勇敢正直的彼得·托杰森。从当地百姓口中获知，日军在3月占领河曲时，托杰森将尽可能多的妇女和儿童疏散到了教堂，由他亲自把守大门。日军的军官数次试图引诱他，想要带走几个院里的妇女，但是都被他言辞拒绝了。还有几次有军官威胁他，如果不能顺了他们的意就要强行把妇女们带走，托杰森只是冷静地说：“除非是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日本人只好悻悻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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