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盘棋上，中国是一枚重要棋子。

    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没有必要隐讳。国民党早期接受苏俄的援助，并不比共产党少。

    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信仰与事业，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没有公鸡打鸣，太阳依旧会升起。

    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出资，同样是经费来源的重要部分。

    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对新思想的接受力，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符合这些条件的，既不是单纯的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

    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京城内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元，拉包月的车夫每个月五至八元。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四十四斤）上好面粉，可以买北京前门饭馆名菜“红烧翅根”六份。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乏有钱人。辛亥革命前，中国官僚、军阀、贵族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钱多达两亿元以上，外国银行苦于无法安置，有时不但不给中国储户利息，还要收取储户的保存费。英国银行家曾断言，中国如果搞革命和建设，根本没必要借外债，只要将中国人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用就足够了。

    但钱的用途却不同。即使在民国之后，有钱人多以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为乐。那时开妓院合法，老板和嫖客都不用担心扫黄，逛妓院成了时尚，尤其是到著名的妓院去消费简直成了成功人士的标志。

    北京最有名的妓院“八大胡同”，什么人去的最多？说来有人也许不相信，最多的主顾竟然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是指民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当时北洋政府参众两院的议员每月津贴可达二百元），“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这些人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

    如果不是欠薪，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早期的北京大学有一份名为《消闲录》的小报，专门刊登狎妓、捧角儿的文章，以为风雅。所谓“捧角儿”就是捧演员，相当于现在的“粉丝”，有名的戏曲演员称“角儿”（音juér）。北京城内旗人多，遗老遗少多，多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时尚。昆曲也颇为兴盛。当时如果不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是谁，就如同现在不知道歌坛“四大天王”一样，一定会被人嘲笑为不入流的“土老帽儿”。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北大的学生也并不是现在影视作品中意气风发的俊男靓女，多数是一些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须的举人、秀才之类，暮气沉沉，有些人上学甚至带着仆役，彼此不称同学而称“先生”、“老爷”。

    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校风，蔡元培成立了“进德会”。该会的会员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姨太太；乙种会员除了甲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做政府的官员，也不能做议员；丙种会员要求最为严格，除了要达到甲、乙两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肉。

    李大钊当选为“进德会”纠察员，要求自己达到乙种会员的标准。之所以做不成丙种会员，是因为李大钊的烟瘾很重，戒不了，思考问题、写文章经常是香烟不离手。

    严谨的生活作风，才能使李大钊省下更多的钱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每个月出多少钱用于革命运动呢？最多的时候，他每个月拿出八十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经济困难。

    李大钊为革命活动花钱大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他的住所是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院子里面没种什么花草，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北屋是卧室，南屋是书房，东屋是储藏室，西屋是客厅兼饭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集会就常在这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

    李大钊品德高尚，但毕竟拖家带口，有老婆和五个子女要养活。裹着小脚的李夫人虽然贤惠，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办法，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陈独秀的工资比李大钊多，但却很少过问经费的事。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的交情很不错，李大钊总是称他的字“仲甫先生”，在学生面前从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他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

    ·2·

    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来设在马神庙的“四公主梳妆楼”，最初并不对外开放，只有教授和少数几个与管理人员相熟的学生才能进去看书。

    蔡元培接任校长后，图书馆搬到了沙滩红楼的新校址，占了整个红楼的第一层。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图书馆东南角的两间大房里。此时的北大图书馆不仅面积扩大了，新书、新报刊和接待的读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增加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反映社会问题的书籍和报纸杂志，更是成了一些进步学生和教员研究马克思主义常去的地方。

    如此一来，图书馆原有的人手不够用了，需要增添工作人员。

    1918年的金秋十月，一位身材高挑、面目俊朗的青年来到图书馆，应聘助理员。

    这位青年就是湖南的毛泽东，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来北大图书馆打工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需要有身份的人介绍，俗称殷实铺保。毛泽东的担保人是恋人杨开慧的父亲、北大教授杨昌济，两人有翁婿之谊，知根知底，经杨教授推荐，录用自无问题。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在报纸、新闻阅览室值班，负责夹夹报纸、摆摆杂志，给读者登记之类，活并不重，但工资也不高，每月仅有八元，跟北京拉包月的车夫差不多。在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长沙，当孤儿院的管理员每月也能挣十元，长沙楚怡小学（相当于现在的重点小学）的教师每月也能拿到二十四元的工资。

    毛泽东来北京打工，并不是为了钱。

    古人云“三十而立”，二十五岁的毛泽东算是大龄青年。他九岁才开始启蒙，在韶山的私塾里学会了打珠算，为的是给家里记账。一般贫苦农民家里是用不着学珠算记账的，这证明毛泽东的家境还算富裕。按照他父亲的规划，长子毛泽东的职业已经定位于农村的管账先生，从此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

    素有远大抱负的毛泽东，如何肯做田舍郎了此终生？

    自己未来究竟怎样发展，毛泽东有过多种考虑，如上警察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甚至肥皂制造学校，都列入过计划。他最先尝试的是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准备学习经商之道。不料考中之后，毛泽东仅学了一个月就自动退学了——他不想把时间都花在学习经商上。

    为何没有选择学习商业？毛泽东曾向他的同学张昆弟私下透露过想法：“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可见，毛泽东只是把经济当成了达成理想的手段，他并不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而是放在更高的追求上。

    于是毛泽东又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即后来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考试成绩居然是第一名。精明但短视的父亲拒绝继续供给毛泽东生活费，卡断了儿子的经济来源。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啃老族”，毛泽东决定经济上自立，报考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

    这次也没有什么悬念，毛泽东一考即中，顺利当上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当个教书先生挺好，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收入，还能带出一大帮弟子，桃李满天下，就像当年的孔圣人一样。

    但毛泽东并没有当上老师，而是到北京甘当每月八块钱工资的打工仔，目的是为了探求革命的真理。北大名师云集，后来又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有着很好的人文环境，图书馆有大量的免费书可读，况且又守着李大钊这么一位好老师。

    毛泽东工作的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与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距离很近。阅览室每天只开放上午的半天，下午是管理员拆拣邮件、登记图书的时间。毛泽东总是把写给李大钊的信函亲自送到他办公室内，借这个机会向李大钊讨教，两人共同研究一些共产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李大钊比毛泽东大不了几岁，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色长布袍子，外罩一件黑色马褂，戴一副圆圆的眼镜，面含着微笑诚朴与谦和，耐心地听着毛泽东畅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北方人一般都听不太懂，跟其他人交流有一定的困难。除了李大钊之外，其他人很少有耐心听完毛泽东用湖南口音发表的高见。

    李大钊不仅跟毛泽东相处很好，跟其他学生相处得也非常好，没有什么师道尊严。学生们给他起外号叫“老母鸡”，言其对“雏鸡”（学生）呵护备至。李大钊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外号，并不以为忤。

    李大钊还有一位弟子名叫罗章龙，是毛泽东老乡兼好友。罗章龙在北大预科读的是德文，他向李大钊建议，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战败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进德文版的书籍充实馆藏。德国的古典哲学享誉世界，不仅有黑格尔、康德、尼采，而且有马克思。

    李大钊不懂德文，经常请罗章龙介绍德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况，于是采纳了罗章龙的意见，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大量图书，其中主要是马克思的著作，也有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著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马克思著作，在全国首屈一指，为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3·

    毛泽东虽然没有选择经商作为终生职业，但他并没有排斥经商。

    在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前，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当时社会颇为流行到国外（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勤工俭学，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为甚。勤工俭学需要大笔钱，仅路费一项就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赴日本留学的初期费用大概是四百元，到欧洲的花费还要多些。当时政府也出台了些补助政策，江西赣州就曾给每个去日本留学的人补助三百六十元。但这只限于计划内的公费生，大部分想去留学的革命者与此无缘。

    一些有实力的大户家族也鼓励子弟外出求学，以达到光宗耀祖和朝里有人好做官的目的。家族祠堂里通常都有公田，收入中很大部分是用来资助本族的青年读书求取功名的，一些人也可以通过这种家族式的资助出国留学。

    不论是各省公派还是家族委派，毕竟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出国留学愿望，靠不上政府和家族的有志青年想出国留学，就需要自己想办法了。

    毛泽东决定实施一项筹款计划，帮助湖南的革命者实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1920年夏，已经结束在北京打工生涯的毛泽东来到上海找陈独秀，谈了他的筹款打算。

    陈独秀虽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自己不善理财，手头无甚积蓄，只好介绍毛泽东去找章士钊。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游说相当成功，章士钊不仅自己出钱赞助，而且还找了沪杭一带的社会名流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两万元钱。

    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表现出经商的另一项优秀素质——诚信，他始终记着这笔钱和章士钊的人情。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起，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偿还了这笔钱，每年初二都派秘书拿两千元自己的稿费给章家送去。还完了两万元的本金后，毛泽东仍然每年给章家送两千元作为“利息”，一直到章士钊去世。

    成功筹款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与人合伙租赁下湖南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校传达室和教室办起一家书店，起名为“文化书社”，经营书刊零售业务。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相处的这段经历，不仅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上大有裨益，而且为他第一次下海经商提供了知识和宝贵的人脉。

    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和易礼容负责经营，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在北大图书馆学到的知识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利润是多少？毛泽东都一清二楚。

    文化书社最初资金只有五百元，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

    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必须要符合读者的胃口。书社经营书籍、杂志、日报三个品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街头的报童便可为之，只能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办法。

    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这类出版物在社会矛盾突出、思想激进的湖南长沙果然销路很好，给湖南知识分子耳目一新的感觉。

    书社经营的书籍主要以西方的哲学名著为主，最多时品种达到二百二十一种之多。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毛泽东决定与出版社直接挂钩，成为文化书社稳定供货商的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大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家，毛泽东与他们分别签订了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用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他们出具信用介绍，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如此一来，书社的经营成本和风险都大大减低，流动资金也不用发愁了。

    为了扩大书社的知名度，提高书籍的销售量，文化书社不惜花钱在长沙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上做广告。1920年11月7日和9日，长沙《大公报》连续刊登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示，公布了文化书社所有的书刊目录，重点推荐了《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以及《新青年》杂志等。

    在经营理念上，毛泽东也大胆突破。按照当时的行业规矩，一般不公布营业状况以防被竞争者利用，尤其是财务状况更被视作核心机密。毛泽东却主张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他还亲自撰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详细向各位股东汇报经营情况。

    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也是促进书刊销售的客观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公布了文化书社的畅销书刊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伦理学》、《白话书信》等，杂志销售量前三名分别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

    经营书社一举数得，不仅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能赚取客观的利润，还充当了秘密联络机关作用，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中共“一大”结束之后，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在长沙办文化书社证明了青年毛泽东的经商才能。但经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毛泽东决定物色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经商，自己投身于更为纷纭复杂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看中的，正是在老家务农、外表看上去老实忠厚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离开家乡之后，家中的事情主要由毛泽民料理。

    在共产党成立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同大弟弟毛泽民谈起家庭、国家、个人发展的话题，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之后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咱们的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这种毁家纾难的情怀非一般人可比。毛泽东此举甚得人心，后来湖南军阀何键派人抄毛泽东的老家，掘毛家祖坟，当地乡亲们自发起来保护，以报毛家之恩。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力和判断。在经商理财方面，大弟弟毛泽民的才能并不逊于哥哥毛泽东，尤其是在经营印刷、出版发行方面。

    出道后不久，毛泽民便在商道上大显身手。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的出版发行部门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指望印刷发行党的书刊、文件、传单，实现盈利很困难。毛泽民接手发行部经理之后，决定扭转亏损的局面。

    毛泽民发现，以前的中共中央发行部之所以赚不着钱，是因为印刷和发行量上不去，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当时发行部只负责发行《向导》一种刊物，这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央每月从党费中拨六七十元作为发行费用。这笔钱首先要用于做广告，当时《向导》杂志每月要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三家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投放广告，以扩大影响。起初这些钱还够用，但后来广告费用每月上涨到七十二元，这些经费就连广告费都不敷使用。发行部工作人员每月十几元养家糊口的工资，只能由中央另行开支，其余经费一概自理。

    毛泽民决定扩大发行网点，增加发行品种，摊薄发行成本以扩大利润。不仅要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而且还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设代售处。不仅发行《向导》杂志，而且兼卖《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等报刊和政治类畅销书。

    实行这个计划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投入。毛泽民曾经向陈独秀求援，请他帮忙先垫付一些资金。陈独秀回答很干脆：扩大经营的事情我不反对，但中共中央没钱可垫，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毛泽民没有办法，只好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借贷，答应盈利之后连本带息地归还。好在计划实施顺利，生意很快有了起色，财源滚滚。规模经营初见成效，卖得最好的书是《共产主义A．B．C》，半年之内销售达三万余册，订单滚滚而来供不应求，书尚未发出就收到一千八百多元的预订费。《向导》杂志在国内的销量很快也达到了八万份。

    毛泽民不仅很快连本带利还清了跟别人借的钱，而且还大赚了一笔。

    ·4·

    仅就金钱而言，单凭某个人的经济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每个共产主义者个人也尽可能地在经济上负担一些开支。在北京上学的外省学生节衣缩食，将自己享受的公费助学金拿出一部分来作为活动经费。一些文笔好的学生将自己在报刊上投稿的稿费也捐献出来。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背景下，办教育也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以知识换钱，知识分子可以用己之长，还可以传播革命知识。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以“工读互助团”的名义，开办了一所补习学校，地址就设在北京西城的辟才胡同。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忙于补习学校的事情而抽不开身，于是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北京代表。张国焘在上海，刘仁静即将动身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议，去上海也是顺路，这样可以节省一笔差旅费。刘仁静刚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穷交不上学费，李大钊不仅出具证明请学校准予他缓交，而且在经济上也经常接济他。

    办学赚钱比较有成效的，还有湖南。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经在长沙创办过孤儿院，在经营上也有些独到之处。

    通常孤儿院都是由社会出资，简单维持可以，要想发展必须要解决经费的难题。这也难不住革命者，徐特立想到一个增加收入的方法，在孤儿院内设了孤儿负贩团、军乐队以及制鞋班、织巾班等，实现了工贸一体。

    所谓孤儿负贩团，实际上就是由孤儿组成的流动商贩，“负贩”就是将货物背在身上卖的意思。由孤儿院出面，从慈善人士那里赊些本钱，从工厂批发来（也有自己生产的）廉价肥皂、毛巾、牙粉、牙刷、针、线等日常生活用品，放在用空煤油桶做成的售货箱里，由年龄稍大些的孤儿沿街巷叫卖。煤油桶用很轻的白铁皮做成，两端系一根粗布带，斜背在肩上，非常方便。

    孤儿负贩团销售的商品，价钱比商铺略低，又能送货上门，给长沙市民很大方便。加上人们对孤儿都有同情心，每月能卖出很多货物，收入可观。

    参加孤儿军乐队的孩子年龄还要大一些，孤儿院专门请了老师教他们乐器，演奏一些通俗常用的曲调，专供社会上婚丧嫁娶、祝寿、商店开业、推销货物时租用。租金是由主人家酌情而定，作为捐款交纳给孤儿院。赚到的钱除了正常开销，其余都替孤儿存起来，使他们成人后有一定成家立业的经济基础。孤儿们在孤儿院不仅能学到文化知识和谋生本领，还能攒些积蓄，革命者还能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一举数得。

    湖南共产主义者的经商头脑，还表现在“借壳上市”上，借用有名的“壳资源”为自己办学服务。长沙有一所著名的“船山学社”，有品牌效应，教学设施也比较齐全，湖南省教育厅每月拨给学社四百元经费。“一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何叔衡从上海回到长沙，与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商定，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任指导主任（担负实际领导责任）。自修大学分文科和政治经济两科，采取自己看书思考、共同讨论研究的方法，连聘请教师的开支也省了。

    中共湘区委员会（湖南省委前身）还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专门招收年龄比较大的文盲、由私塾改学新学的学生以及农村学校课业不够升学的人，而且是男女兼收。补习的科目有英文、数学、国文、历史、地理五科。由于市场定位准确，补习学校大受欢迎，第一期就招收了一百二十余名学生，教员由自修大学学员充任，何叔衡、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夏曦等都是办学的骨干。

    可惜好景不长，自修大学和附属补习学校于1923年11月被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勒令取缔，罪名是“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此时两校学生已达二百多名。

    ·5·

    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共中央每月拨给各地方组织一部分活动经费。

    中共中央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其中有一部分是收缴的党费。建党之初，“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党的经费来源以及使用方法；直到次年党的“二大”，党章中才规定了党的经费来源和处理权限。其中明确规定，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通过三个渠道筹集，一是党费，二是党内派捐，三是党外协助；党章还规定，党的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八大”，党的经费来源都是这三个渠道，支配权限也没有多大变化。

    最初的党费交纳标准很高，采取累进制：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相当于百分之二；月收入在五十元以上者，按月薪百分之十上缴。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的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监狱关押党员均免缴党费。

    即使是这样，靠党员交纳党费也没几个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党员人数少，中共“二大”期间，一共才有一百九十五名党员；二是收入低，每月稳定收入高过五十元或六十元的人数并不会很多，况且党章还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民国政府的官员，所有开支均靠党员自觉交纳党费，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靠“党内派捐”和“党外协助”就成了党的经费的主要来源。党内派捐类似于政治捐款，数目并不固定，可多可少；党外协助大部分是指来自共产国际的经济资助，这笔钱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中共中央给各地基层组织下拨的活动经费的情况，并没有完整的资料保存下来。仅知道个别省委的情况，如给中共湖南省委的经费是每月六十元，后来增至一百六十元。这些钱都是通过日本邮局汇给长沙的文化书社，再转交给湖南省委。之所以选择日本邮局，是因为日本邮局信誉较好，速度快，比较安全。

    当然，这些经费只具象征意义，对于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是远远不够的。

    要做事，就要有钱，为了尽快取得足够的财富，党内的理财专家也想了不少办法。

    毛泽东的同门师兄弟熊瑾玎素有党内“财神”之称，他主张组织一些年轻力壮的青年闯关东，到东三省去开垦荒地，办农场积累原始资本。熊瑾玎也是徐特立的弟子，自幼喜欢读《史记·货殖列传》，对商业经营方略很有兴趣，十八岁时就把全部积蓄一百元买了一支叫做“汇济股份煤业公司”的原始股票，指望能从炒股中赚到大钱，再办自己的实业公司，赚到钱后再资助革命。大部分人对熊瑾玎搞实业挣钱的观点表示赞许，但却不同意他闯关东的设想，因为农业投入和产出效益比较差，周期长，见效慢。

    大凡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几乎没有不对办实业赚钱感兴趣的，那里面揭示了资本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利润产生的秘密（被称之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堪称是革命者经济启蒙的教科书。

    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就曾在学生中作过关于剩余价值的讲演，很受大家欢迎。因此革命者在战友关系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重生意伙伴的关系。毛泽东与易礼容的关系即是如此，两人在学生时期就一起罢课游行，又一起办了长沙文化书社，两人还在一起办过实业——在长沙办织布厂。

    易礼容称得上是共产党内的一个经商好手。他自幼聪慧过人，号称过目不忘，父亲曾在湖南浏阳厘金局（即税务机构）当过小职员，他从小耳濡目染，经商方向无师自通。因为在办长沙文化书社时两人合作愉快，毛泽东在办长沙织布厂的时候，仍然是请易礼容出面，自己负责幕后协调。

    易礼容虽然有经商天赋，但他本人既不懂织布，也不懂办厂。

    毛泽东介绍他去湖北武汉，去找一个叫做林育南的人。

    ·6·

    提起湖北黄冈的“林氏三雄”，在中国革命史上可是大大有名。

    黄冈是湖北东部的大县，黄冈有个林家大湾，林氏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林育南就是林氏三雄中的老大。老二名叫林育英，老三名叫林育容，三人是堂兄弟，老二和老三是老大带出来参加革命的。老二还有个名字叫张浩，老三就是林彪，这两个人的故事，后文书自有交代。

    单说老大林育南，他是武汉地区小有名气的青年领袖。他与另一位青年领袖恽代英两人一起，在武汉开办过利群书社，比毛泽东、易礼容办的长沙文化书社还早，名气也不小，荆楚一带的青年才俊如陈潭秋、萧楚女、项英等，都是利群书社的座上宾。毛泽东等人办长沙文化书社就是受了武汉利群书社的影响。

    林育南与恽代英商定，利用“利群书社”的人气和林家的染织技术，在武汉办一个毛巾厂，取名为“利群毛巾厂”。黄冈的林氏家族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有家族织布厂，织出来的布很有特点，销路很不错，在武汉开有布行专卖自己生产的棉布，再开办一家毛巾厂也不是什么难事。

    毛泽东结识林育南之后，早就想把林家的织布技术引进长沙，自己也办一个织布厂，为此在武汉还专门向林育南取过经。按照毛泽东的指点，易礼容到武汉很快找到林育南，提出要在长沙办织布厂的事，林育南慨然相允，立即从林氏织布厂中调出织染技师和熟练工人前去帮忙。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易礼容专门购买了林氏家族的专利产品——铁制林式织布机，租用长沙望麓园一号宁乡师范学校的食堂做厂址办起了织布厂，并请了著名书法家李剑农为织布厂题写了厂名。李剑农曾在武汉做过大学教授，后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不仅书法作品很见功力，还使织布厂有了名人效应。

    长沙织布厂开办之初也赚了一些钱，养活了几十位兼职的革命者——他们一面打工，一面进行革命工作。但是过了不久，随着武汉利群毛巾厂的倒闭，长沙织布厂也被湖南省立第一纱厂挤垮了。

    武汉的利群毛巾厂是被同城市的三友实业社挤垮的。虽然涉嫌不正当商业竞争，但三友实业社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无疑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占了上风。他们生产的毛巾质量不次于利群毛巾，品牌知名度比较高，加之不计成本的压价销售，利群毛巾逐渐滞销，出现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灵，最终倒闭。

    武汉利群毛巾厂和长沙织布厂的倒闭，未必是竞争对手对革命抱有什么成见，主要还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商战上的较量，显示了资本和技术的强大威力。对革命者而言，无法像资本家那样从雇佣工人身上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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