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意上的失败，反而使职业革命家们清醒过来。即使办教育、办书店、办实业都取得成功，那也无非是商人本色，革命家们如果只是沉醉于经商的那些蝇头小利，那便是迷失了革命的本性。共产主义者志存高远，肩负的神圣使命绝不是区区几枚铜钱所能代替的，它要使整个中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得到彻底解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政党必定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

    中共“一大”纲领规定，党“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此时虽然还没有诞生革命军队，也不具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实力，但共产党必须援助工人阶级（“七大”的党章中，又将共产党定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要言必信，行必果。

    历史很快就为新成立的共产党提供了一次践行诺言的机会。湖南的党组织组织了长沙的泥木工人大罢工，目标是提高工人的工钱，改善生活条件。此前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湘区区委曾经组织过长沙织造工人的罢工活动，要求资方按照前一年的工价折合银洋发放工资，但这次罢工并没有达到目的。

    所谓“泥木工”就是现在的建筑工人，包括砌墙的泥瓦匠和做门窗的木工。泥木工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甲工和搬砖和泥的乙工两种。从罢工提出的工资要求来看，甲工每天三角四分，乙工每天二角六分。如此算来即使天天工作不休息，收入较高的甲工每月平均月工资也就十元左右，可见当时泥木工的工资确实是比较低的，以男性为主的建筑行业收入还不如汉口和青岛的纺织女工：当时汉口纱厂有技术的女工月工资三十多元，一般女工也能挣到十四元；青岛纺织女工最高月工资是二十二元，平均可以拿到十三元。泥木工人与铁路和煤矿工人更是没法相比：京汉铁路的小工每月收入九元到十二元，初级工匠为二十多元，高级技师为四五十元。开滦煤矿每月工资二十七元，干杂活的小工月工资也可以达到九元。

    当时的物价水平又怎样呢？

    以上海和武汉为例：吃的方面，二号粳米和普通面粉批发价是每斤七分钱，猪肉每斤二角八分，鸡蛋每个三分，豆油每斤约两角，食盐每斤四分，白糖每斤九分。用的方面，棉花每斤五角左右，细布每尺一角，照明用的煤油每斤六分，肥皂每块五分。贵金属每两黄金约三十八元左右，那时用的是每斤十六两的秤，每两约三十一克，每克约一元二角三分。

    以这个物价水平衡量，长沙泥木工人一天的工资刚够买一斤猪肉，每月工资可以买一百三十斤米面。折合成黄金，每月约能购买八克左右的黄金。以现在的物价水平，猪肉二十元一斤，大米和面粉两元钱一斤，约合现在的三百至六百元；折合成黄金的话可能高一些，以金价二百五十元一克计算，约合两千多元。

    工人们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养家糊口。普通一家三口每月需要粮食一百斤左右，就需花掉七元钱。还要穿衣服买菜，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用品，如果再加上看病买药，基本上不够花的，更不用说让子女受教育了。可见，即使长沙泥木工人的工资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仍然只是达到温饱水平而已。

    长沙《大公报》上很快发表了泥木工人的《罢工宣言》，道出了工人的苦衷：“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经受这样摧残。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是应当享有的。”

    这个《宣言》就是毛泽东模仿工人的口气写的，其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实实在在诉说工人的苦难，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其他工人团体也纷纷表示对长沙泥木工人的支持。

    为了给当局制造更大的压力，长沙四千多名泥木工人冒着大雨，去长沙县公署请愿。谈判一直到午夜仍然僵持不下，政府方面被工人谈判首席代表易礼容诘问得无言以对，县长偷偷打电话请示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要求派人杀掉易礼容：“今晚不杀易礼容，罢工就不能驱散。”

    赵恒惕怕激起更大的变故，指示长沙县作出适当让步，继续谈判。易礼容身份暴露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马担任首席谈判代表，到湖南省政务厅谈判。经过三个小时据理力争，政务厅同意由工人具一纸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原因，送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大笔一挥，一篇《呈省长文》很快写就，呈送省长赵恒惕，同时派人送到长沙《大公报》报馆准备发表。

    赵恒惕迫于压力，只得照准。罢工取得了胜利，共产党有胆有识，甘冒风险为工人的利益冲在前面的举动，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

    ·2·

    按照现在的观点，泥木工人应该属于房地产业的范畴。相比较而言，当时的房地产业还不发达，无论产业规模、工人阶级力量还是市场影响力，都比不上以煤炭行业为代表的能源板块。

    共产党又将目光转向工人阶级更加集中的安源路矿。

    安源早在唐朝就被发现煤的储存、煤炭的产量极为丰富。近代的洋务运动中，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汉冶萍公司诞生，成了既有煤矿和冶炼厂，又有铁路的综合性大型企业。安源的煤矿成了公司的一部分，这里采用西方的采掘方法，有工人一万余人，仅在矿井内的采煤工人便有六千余人，每日可出煤两千余吨，炼焦炭七八百吨。

    不要小看黑不溜秋的煤，它有个俗称叫做“乌金”。安源煤矿的煤和焦炭除了供应本矿及株萍、粤汉铁路机车作为动力煤之外，其余都运往汉阳和大冶，供应两处的钢铁厂作为炼钢的原料。过去两处炼钢需要的焦炭均是靠进口，向欧洲的德国、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购买，本来价钱就不低，加上远途转运价格更是昂贵。这样，本地安源的煤和焦炭便成了抢手货，自然能卖上好价钱。

    但安源工人的收入却并不高。煤矿工人被称为“炭古佬”，干的是阴间的活，拿的是阳间的钱，不仅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地位更低，当时井下工人每人每天工资是二角三分，而且不是直接发到工人手里，矿局交由包工头代发。按照当时行业的潜规则，包工头照例七扣八扣、层层盘剥，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一角多点，包工头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贫富差距极大。

    除了由包工头代发工资外，煤矿中还有两条潜规则盘剥工人：一条是“吃点”，另一条是“卖空”。

    “吃点”就是吃空额，比如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个人的工资，却只雇佣二十人，其余十人的工资就成了工头的囊中之物。“吃点”表面上看是在欺骗矿局，实际上吃亏的却是工人，矿局要的是三十个人的产量，这二十个工人就要完成三十个人的工作量，劳动强度大增，工作时间延长，通常每天都要劳动十二小时以上。

    “卖空”就是虚报产量，克扣矿井的材料费，买通检验人员以次充好。这条潜规则最终吃亏的仍然是工人，尤其是克扣材料费往往会使采掘的危险性加大，导致事故频出，工人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因工死伤时有发生。

    煤矿工人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工作，挣这么点钱而且伤亡迭出，自然不满。也有人尝试过反抗，但由于没有组织，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往往遭到资本家和包工头的镇压。包工头与矿局职员、安源的帮会彼此之间都有勾结，无组织的工人就成了弱势群体。“文革”期间的“八大样板戏”中，有一出京剧叫《杜鹃山》，其中女党代表柯湘出场唱了一段《家住安源》的唱词介绍身世，“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度岁月不知冬夏与春秋”就是安源矿工悲惨境遇的真实概括和形象写照。

    矿工工资低，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对现实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归结于命不好。矿区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工人们像一盘散沙，喝酒赌博、打架成风，有的自叹命苦，烧香拜佛，浑然不知自己的贫困是由于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安源矿工的悲惨境遇很快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通过旗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开始与安源建立通信关系，邮寄宣传品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但因为工人多是文盲根本不识字而收效甚微。

    工人要想争得权益，必须要有觉悟；要想有觉悟，必须有文化；要想有文化，就必须识字；要想识字，就必须先有学校。顺着这条逻辑思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于1921年底派了得力干将到安源实地考察，其中最有名的两人是毛泽东和李隆郅。他们的结论是首先帮助工人办一所学校，进行启蒙，一步一步地来。

    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共产党最不缺的就是老师。

    补习学校的首席教师是李隆郅。因为名字笔画太多，工人们不好认也不好写，就把名字改成了李立三，从此本名李隆郅除了偶尔出现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上之外，很少有人记起，反倒是李立三这个名字在工人中如日中天。

    共产党帮助安源工人办文化补习学校，本意是启发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压迫，争取自己的利益，按理说应该受到工人和家属的欢迎。奇怪的是，不仅工人和家属欢迎，办校初期安源煤矿的资本家对此也表示了接纳的态度。矿局也看到，矿工进了学校之后变得文明了，工人们赌钱、喝酒、打架现象明显减少，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正应了那句话：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减少一座监狱。

    共产党以补习学校的名义代表工人出面说话，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有个工会组织。但直接成立工会必然为资本家和包工头所不容，于是共产党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的方法，先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来，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势力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本想着办工人俱乐部应该比补习学校更受欢迎，不料事与愿违，应者寥寥。李立三私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毛病出在俱乐部提出的口号上。当时办俱乐部的口号有八个字，叫做“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工人们对此并不买账，他们之间联络感情更喜欢在酒馆里进行，根本用不着去什么俱乐部。此外，下窑挖煤的工人之间似乎也没有多少知识可以用来彼此交换。

    既然高雅的行不通，就来通俗实惠的，要让工人看得见、摸得着。

    于是，俱乐部改变策略，将“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的八字口号换成了“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的十四字口诀，这一改立竿见影，果然吸引了工人和家属的关注。

    于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雷厉风行地办起来了。

    ·3·

    安源的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

    消费合作社的地址就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刚成立的时候本钱不过百元，比普通的杂货铺多不了多少。原始股本由补习学校和工人共同凑集，工人可以任意入股，几个铜板不嫌少，几块光洋不嫌多。

    经营什么商品赚钱呢？合作社最初的经营方针是以布匹为主，搭配少量日常生活用品。工人下井采煤最费衣服，布匹的销路应该不会错。既然办合作社的目的是通过实惠的商品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进行政治启蒙，至于赚不赚钱却并没有放在经营者的心上。加之经商的经验不足，初期的合作社没有统一的营业计划，甚至没有统一的账簿，经营混乱，资金出现了周转不灵的情况，开办仅数月总经理就三易其人。

    真正使合作社在经营上有起色的，还要归功于毛泽民。1922年下半年，毛泽民来到安源担任工人俱乐部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上任伊始，为了把合作社从不景气中解脱出来，毛泽民决定增加经营品种，从日杂用品、小百货到油盐酱醋米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还兼卖进步书刊、识字课本，尤其是从长沙、汉口等大城市购回时尚商品，提高竞争力。同时规范经营，建立起正规的店规、簿记，定期向股东报告经营情况，让入股的工人尝到当股东、当家做主人的滋味。

    为了扩充资本金，就要重新募股；要想扩大股东的规模，就必须给股东更大的经济收益，人们才愿意入股。毛泽民决定给股东们更大的实惠，规定股东从合作社中购买商品不仅比在其他商店便宜，而且也要比普通人购买的便宜，相当于股东可以享受到安源地区的商品最低价。

    又可以分红，又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东西，有这样的好处谁不愿意当股东？于是工人纷纷入股，不仅合作社的本钱越来越大，加入俱乐部的工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合作社的采买人员也是股东，进货的时候格外卖力，腿勤嘴勤，货比三家。廉价灵活的销售策略也发挥了作用，合作社的货不仅价格比其他商店便宜，顾客还可以拿本地土特产换货，再把这些土特产拿到城市去卖，来回不走空，两头赚钱。

    合作社生意越做越火，安源的商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安源市消费的主体是路矿工人，工人都成了股东到合作社消费，直接影响到其他商店的经营。安源周边地区约有一千五百家商店，有米店、钱庄、杂货铺等等，商业繁荣，规模稍大的商户便联合起来与合作社抗衡，这些人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经验丰富，出手极为凶悍，企图一招就把合作社置于死地。

    商人们开始囤积了大量资金，秘密派人抢购、套购合作社的廉价商品。他们打算将合作社的货物吸纳干净直至无生意可做之后，再将吸纳的货物加价倒卖，这就叫做“因风吹火、借力打力”。起初合作社的经销人员不知是计，甚至还为货物销售顺畅而高兴。但是，从近乎疯狂的销售量和一张张貌似顾客、似曾相识的面孔上，很快就察觉出不正常。

    怎么办？卖还是不卖？

    卖虽然能获些小利，但商品断档之后短时间供货不及，货物价格自然会被对手抬高，他们不仅能坐享其成赚到大钱，而且更增加与合作社打价格战的资本。不卖似乎又没什么道理，有东西不卖不仅会影响合作社的声誉，而且会给对方找到闹事的借口。

    见此情景，毛泽民苦想对策。货物该卖还是要卖，但不能这么卖。怎么卖合适呢？毛泽民胸有成竹，如此这般吩咐下去，店员门依计而行。

    第二天，每位前来购货的工人及其家属，手中都多了一张小牌牌，这是店员们连夜赶制并发放下去的购货卡，合作社凭牌供应现货（这也是共产党最早实行的定量票证供应，开计划经济的先河），限制无卡大宗供应，对手派来套购的人立刻傻了眼。

    合作社货物卖出的速度立刻减缓下来，毛泽民又命人加快采购速度，加大采购数量，星夜运回安源以更低价格抛售。这样，商战对手既无法将合作社的商品买空，已经套购的商品又积压在手里，大蚀其本，欲哭无泪，只得败下阵来。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合作社稳稳地站住了脚，自此无人敢再叫板，商业对手对外表木讷的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刮目相看。安源工人从商战中得到的实惠，这是光靠撒传单、耍嘴皮子所无法企及的。事后，毛泽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已深深地印在工人们的脑筋中了。”

    确实如此。安源工人从当合作社股东这件事上，初步尝到了当主人的滋味。工人们又不是受虐狂，能挺起胸膛当家做主，谁还愿意再当牛做马？

    ·4·

    安源的一场商战，合作社旗开得胜，凸显了革命者的经商才能。

    但这只是牛刀小试，志存高远的革命者在打赢商战之后，将要挑战更为强大的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汉冶萍公司，号称当时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

    安源路矿当局有个错觉，以为工人俱乐部就是一个普通的娱乐场所，或者说是一个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因此就像当初欢迎办工人补习学校一样，对工人俱乐部也采取了较为合作的态度。他们肤浅地认为，所谓“俱乐”的意思不过就是大家凑在一起找乐子。安源市面上不乏赌场、妓院、鸦片馆等公共“俱乐”场所，相比之下，工人俱乐部的娱乐内容不涉及黄、赌、毒，或许更健康。

    不久，这些受过西方文化系统熏陶的人就发现自己错了，不是一般的错，而是大错特错，并且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

    有关俱乐部最初的警讯是从远在湖北的汉阳铁厂传过来的。1922年7月，也就是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两个月之后，汉阳铁厂的工人闹起了罢工，原因之一就是厂方解散工人俱乐部。

    汉阳铁厂的罢工以资方的妥协而告终，这使得路矿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安源工人俱乐部。由共产党掌控的俱乐部并不只是一般的消遣娱乐场所，工人们绝对不会因为关闭一个赌场、妓院或烟馆而罢工，那些地方只能是给人们以感官刺激的“小乐”，而工人俱乐部带给工人的是“大乐”，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说，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激发了工人们对幸福的渴求，略显简单的股份制让他们初步体会到了做人的基本权利。李立三老师经常给大家讲“剩余价值”，工人们明白自己并非是天生受穷的命，也不是老板养活了工人——那是不折不扣的鬼话——恰恰相反，是工人的血汗养肥了资本家、工头、官吏等各式各样的吸血鬼。

    此外，廉价而又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使安源煤矿工人直接感觉到挣的钱太少，而且用于消费和休息的时间也太少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怎样才能改变现状？每个有头脑的工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满情绪在安源悄悄酝酿和传播。路矿当局似乎也察觉到这种不满，不得不派常务副矿长舒楚生到工人俱乐部视察工作，以示对工人生活的关心；同时放出风去，要给俱乐部补充津贴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优厚的条件意在笼络、收买和安抚俱乐部。

    但出乎当局意料的是，意想之中贫困户拉着矿主的手，感激涕零地说出一大套话的情况并未出现。相反，舒副矿长代表组织的访贫问苦，却变成了示弱的表现，给工人的印象是资本家自觉理亏，如果没做亏心事，平素高高在上的副矿长为什么对身份卑微的“炭古佬”如此谦卑？如果工人俱乐部不是代表如此众多的工人，矿方怎么会去讨好俱乐部？

    路矿当局刚一出手，就在舆论战中输了一招。

    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决定打蛇随棍上，不再给当局出手的机会。他理直气壮地代表工人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是发放清付积欠工人的工资，态度强硬地声言，如果矿方不同意就发动罢工。矿方认为俱乐部开出的价码太高，实在不能答应条件。李立三于是将矿方的答复广为宣传，果然激起了矿工们更大的不满。

    俱乐部决定将罢工的威胁付诸行动。为了赢得这场罢工，中共湘区党委秘密派遣两大高手前来助阵：一位是曾经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并先期来安源考察过的毛泽东委员；另一位是在上海劳动组合书记处担任要职的政治新秀刘少奇，他们到安源与李立三一同推敲了罢工的总体计划和每一个细节。之后毛泽东返回湘区党委汇报，刘少奇则专门留在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罢工。

    要想罢工取胜，最大的顾虑就是人心不齐。此时工人俱乐部正式登记在册的会员有七百余人，不及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人能否发挥骨干作用？如果罢工人数达不到相对多数，那么倒霉的将是参加罢工的工人，他们轻则会被矿方开除，重则蹲监狱，工人俱乐部从此在安源再无立身之地，共产党在安源的付出将付诸东流。

    罢工之后，矿区和市区的社会秩序问题也让人担忧。罢工期间工人拿不到工资，生活无着落，会不会发生打砸抢烧的群体恶性事件？如果发生这类问题，当局武力镇压就有了充足的口实，罢工就会失去社会舆论的同情。

    这两点都取决于工人的态度。于是俱乐部邀集各方工人代表紧急磋商，讲清利害关系，工人代表摩拳擦掌，爽快答应服从俱乐部的号令，保证约束自己所部齐心协力参加罢工，其间保证工友们的举止更加文明，为了防止有害群之马乘机捣乱，所有工人都待在自己的工棚之内，无俱乐部的号令不外出。

    维持局面少不了安源当地帮会势力的协助，如果他们趁机闹事，账都要算在罢工头上。安源素有“小上海”之称，帮会组织比较多，力量最强就属洪帮，安源市内的大赌场、妓院、鸦片烟馆基本上都受洪帮控制。

    李立三决定亲自出马，约请当地最有势力的洪帮首领一聚。

    按照江湖规矩，李立三带上礼物与洪帮首领见面。对方对李立三老师也是久闻大名，知道他是位文化人，又是俱乐部主任，手下兄弟数百人，所以也不敢小觑。双方交代了几句场面上的话之后，李立三直奔主题，言明矿上的工人兄弟实在活不下去了，要讨口饭吃，罢工实非得已，还请贵帮多加担待。

    洪帮首领早已从徒弟口中听到工人要罢工的风声，又见李立三亲自相求，给足了洪帮面子，忙询问俱乐部方面有何吩咐。李立三不慌不忙竖起三根手指说道：“罢工期间，请贵帮弟兄受累，第一要关闭鸦片馆，第二街上的赌场要收起来，第三要保证市面上不发生抢劫案件。”

    关闭鸦片馆和赌场，势必会直接影响洪帮财路。洪帮虽不情愿，但江湖道中交的是朋友、讲的是义气，这个忙自然要帮。于是洪帮首领连拍三下胸脯，答应了三项条件，只盼着工人罢工早日结束。

    有了帮会的支持，还要取得安源市民的同情。俱乐部事先准备好了言辞恳切的《罢工宣言》，准备张贴到安源市内的繁华地带，说明此次罢工完全出于工人自动，并非由人唆使，实在是工人受压迫太重而迫不得已，工人的条件计有十七项，请众位父老乡亲明察，并不是漫天要价。

    确实，工人的十七项条件绝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宣言》申明此次罢工“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如休假，工人要求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工作制。所谓大礼拜工作制，就是每周五天工作制，小礼拜工作制就是每周六天工作制。工人们为什么情愿少休息一天、多干一天活呢？并不是工人多么热爱自己的工作，皆因矿方实行日工资制，干一天拿一天的工钱。

    再如工人因生病、婚丧等请假，路矿当局须给工人照发工资；每年工作满十二月，须发给夹薪（即多发一个月的工资）；工人因公死亡，矿方须给以“天字号”棺木（材质比较好的棺材）安葬，并发给家属三年工资的抚恤金；工人因公伤失去工作能力的，矿方须照管终身，并按月发给工钱。

    以前拖欠工人的工资一律补发；工人罢工期间，工资也应照发；矿井内的工人须提高工资五成；改良工人的居住环境，每班工作八小时；工人每天工资不足四角者，须增加一角。

    为了更好保障工人的权益，《宣言》明确要求允许将工人俱乐部改为工会，矿方须拨款一万元建工会办公场所，每月路矿两局各津贴两百元为工会经费。开除工人须经俱乐部（工会）同意，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这些要求非常具体，几乎关系到每一个工人的切身利益，自然得到工人们的拥护。为了取得谈判的主动，俱乐部的条件开得高了些，给矿方足够还价的空间，这也是谈判的重要策略之一。

    俱乐部还专门给管辖安源的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呈具文书，说明罢工原委，同时将十七条意见递送路矿当局，并发出通牒：“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5·

    不出所料，矿方果然对俱乐部狮子大开口式的条件置之不理，罢工顺理成章。

    9月14日清晨，安源煤矿内所有的汽笛同时拉响，罢工开始。

    要想让所有安源矿工自愿参加罢工，那也是不现实的，总有一些胆小怕事和见利忘义之辈。俱乐部早有预案，在工人居住区贴上了罢工宣言和“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标语，并派出“工人监察队”监督执行。监察队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头戴柳条编织的安全帽，胳膊戴着统一的袖标，手持钢钎、镐把，把守着各个要点，拦截偷偷上班的工人。

    工人监察队算得上是共产党控制的第一支准武装，除了没有枪支，组织指挥与一般军队无异。不仅在矿区，安源街市上也有工人监察队负责维持秩序。

    路矿当局算过一笔账，与其答应罢工工人的条件，不如花钱收买工贼付出的成本要小得多，关键是不能惯工人动不动就罢工的毛病。安源煤矿的总监工名叫王鸿卿，他身边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工头，王鸿卿把他们找来，要他们找人顶工。这些工头们平日在工人面前作威作福惯了，自从工人有了俱乐部给撑腰之后，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因此也极力想破坏罢工。

    但是，整个安源也就那么大，急切之间哪里去找那么多人来？只有找自己的亲戚朋友，但这些人肯不肯吃这份苦，肯不肯去得罪俱乐部就不知道了。老奸巨猾的王鸿卿看着工头们束手无策的样子，只好把话挑明：并不是让这些人真的去下窑挖煤，只是做做样子，工钱照开，这是跟俱乐部玩心理战的把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好不容易凑了一部分人来到井口，工人监察队早就守住那里劝说他们不要下井。一些人听从劝阻而返，一些人不听劝阻强行下井，工人监察队并未强行阻拦。王鸿卿暗喜，以为计谋得逞。谁知好戏在后面，李立三随即下令工人监察队，只许下井不许出井，并从外边封闭了井口。结果被工头收买强行下井的人一整天都被困在潮湿阴冷的矿井内，又冷又饿，叫苦不迭。一天之后，这些人表示悔过才被放出，训诫劝导一番令其回家。

    自此，整个矿区再没有一个工人敢自行上工。

    收买工贼失败，矿方又想出一个办法，请赣西镇守使公署派军队来，强行逼迫工人复工。军队自然不能白派，矿方出价给每位士兵每天给大洋两元，赣西镇守使于是派来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进驻安源煤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实行戒严，随后占领了俱乐部以及煤矿的主要工作岗位，在路口安置了机关枪，威吓工人。

    这一招也未奏效，俱乐部早做好了被查封的准备，提前疏散了工作人员，转移了文件。罢工总指挥李立三转移到秘密地点，俱乐部内仅留刘少奇作为全权代表应付一切。同时工人监察队收缩防线，在工人食宿区设岗把守。士兵们虽然占据了俱乐部，并没有对罢工造成实质性影响，仍然没人上班，矿方一筹莫展。

    不久，数千罢工工人冒死冲入被军队占领的俱乐部，与士兵发生冲突。士兵们没有接到命令不敢开枪，只好虚晃一枪让出俱乐部，同情工人的士兵边退边嚷：“我们都是矿方两块钱一天请来的，都是别的地方的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

    矿方空花了许多冤枉钱，请来的军队并不管用，又想出了“擒贼先擒王”的计策，悬赏大洋六百元买李立三的人头，并秘密派暗探寻机下手刺杀李立三。不料消息走漏，工友们自发地簇拥在李立三周围保护他，并放出狠话：如果李老师有个三长两短，不仅矿方的总监工王鸿卿要血债血偿，路矿局的全体职员也全都不能活着离开安源煤矿。

    李立三也明确表态，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誓死不离安源。

    双方陷入胶着状态。安源是个小城市，矿区离城区不过十余里，万余工人罢工，秩序能否维持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矿工成分复杂，也有一些流氓无产者混迹其中，如果没有纪律约束，后果不堪设想。连日的罢工已经引起安源市内商家的恐慌，怕遭到抢劫，天还没黑就纷纷闭市，以至晚上八九点后，街上空无一人。

    但市民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工人阶级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在安源罢工中充分得以体现，超过任何一个帮派，令人刮目相看。工人监察队上街巡逻，各工作处的工人监守员严密把守。俱乐部命令之严甚至超过了戒严的军令，在安源矿区持有戒严司令部颁发的特别徽章都不管用，唯有俱乐部开的路条方可通行。

    社会秩序之好，犯罪率降低，就连安源戒严司令李鸿程旅长也自叹弗如，自己的手下也未必能这样令行禁止，由此转而同情工人，声明工人只要不妨碍社会秩序，军队也决不干涉工人的行动。

    ·6·

    由于安源罢工事先经过周密策划、严密组织，路矿当局不得不被牵着鼻子走。

    按照事先的谋划，安源煤矿并不是所有的岗位同时罢工，保留了两个特殊的地方每天照常开工，由工人监察队严格控制。

    这两个地方，一处是八方井锅炉房，另一处是电机处。

    锅炉房的蒸汽是供给电机房发电所用，矿井内的打水机（抽水机）和打风机（通风机）都离不开电，抽水机只要停工一小时，采掘坑道就可能完全被地下水淹没，采掘机械设备泡汤；如果通风机停止送风，井内的有毒气体瓦斯很快就会聚积起来，超过安全浓度极容易发生爆炸，巷道如果被炸毁，即使工人再想复工，短期内也是不可能了。

    此外，电机房内的两架发电机除供给矿区的电车动力外，还担负着全矿矿工食宿处的饮水供给，以及安源全市电灯的供电。如果发电机停止工作，不仅煤矿万余工人无水可饮，安源全市立即就会陷入黑暗，不仅罢工工人无法坚持下去，安源市民的生活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俱乐部决定保留这两处正常运转，为谈判留下余地。这在兵法上叫做“围三缺一”，也叫“穷寇勿迫”，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凡事不可做得太绝。工人罢工目的是要提高待遇，而不是把政府和资本家逼得无路可走，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一招极为高明。随着罢工时间的延续，俱乐部不久就放出风去，说锅炉房的煤就快烧没了，如果井下再不出煤，锅炉将不得不停火，发电机就会停转，全矿机器就会瘫痪，矿井难免被水淹没，所有产业便难以保住，安源市内的居民生活也不能幸免地受到影响。

    时间越拖越对路矿当局不利。罢工工人虽然领不到工资，但合作社事先已经准备了经费和物资，加上其他地方的工人捐款捐物支援，短时间内没有太大后顾之忧。已经有消息传出，由于安源的煤供应不上，汉冶萍总公司下属的炼焦和钢铁生产都受到很大影响，总公司已经给安源煤矿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妥善解决罢工问题，恢复生产。

    路矿当局实在撑不下去了，首先示弱，委托当地商会居中调停，让俱乐部“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刘少奇代表工人严正回答：“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做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矿方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出面，给李立三发了请帖，由路矿代表同他直接谈判，并承诺保障李立三的人身安全。

    李立三见时机成熟，便从秘密躲藏的地点如约前往。

    只见谈判桌上早已摆满了丰盛的酒菜，旁边的桌子堆起了一捆捆用红纸包裹的银洋。李立三见此情景冷笑一声，当即提出要想谈判，就要把俱乐部代表工人提出的十七条放在桌子上来，而不是这些酒菜和银元。

    矿方只好撤去银元和酒菜，拿出条款直接进行谈判。矿方提出三项要求，一是保护直井锅炉房打风机和发电机，二是保护锅炉房正常运转，三是维护地方秩序。做到这三条并不困难，锅炉房和电机房一直都在正常运转，地方秩序也没发生任何问题，因此李立三爽快答应，同时重申十七条工人的权益，宣称“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并要发出第二次罢工宣言。

    双方又经过了几轮磋商，最后刘少奇代表俱乐部与路矿当局达成了十三条协议：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对照达成协议的这十三条，与原来的十七条相比，工人明显作出了让步。平心而论，原来开出的条件有虚高的成分，在策略上是用来讨价还价的，作出让步也是情理之中，签订这十三条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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