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的“四一二”政变，预示着国共合作即将走到尽头。

    共产党的骨干陈延年（陈独秀长子）、赵世炎等人，连同上海三百余名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被蒋介石杀害，轰轰烈烈的上海工人运动从此陷入低潮。

    武汉政府也颜面尽失，汪精卫等要员被蒋介石通缉，执政资格不被承认，蒋介石在南京另组政府。是可忍，孰不可忍？被人欺负到这个份儿上，如果不立即翻脸，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混？不发兵征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哪怕是做样子给人看。

    事实上，当时有两个方向可供武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选择：要么东征讨伐蒋介石，要么继续北伐中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此武汉政府有些游移不定。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帮助武汉国民政府作出了继续北伐的选择。

    长期活动在北方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牺牲了。他是被主政北京的奉系军阀政府抓去杀害的，与他一起同时被害的还有另外十九名革命者，其中包括国民党在北方组织的领导人在内。

    李大钊堪称是沙场老将，多次涉险却能安之若素，总是能逢凶化吉。

    在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中，李大钊就险些命丧当场。

    在几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北京的学生高举着爱国主义的大旗火烧赵家楼、殴打政府部长，但政府当局似乎心存斯文一脉，并没有向学生开枪，在示威现场也没有杀死一个学生。此后这一条成了游戏规则，一直延续下来：当局对待学生示威者，可以殴打、驱散、逮捕、拘留乃至判刑，但不会要他们的命，至少在示威现场。

    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军阀政府打破了这一规则。

    为了抗议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炮台，北京的革命者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集会，然后从天安门游行到段祺瑞政府所在地请愿。示威者进行了精心的编组，青壮年走在队伍前面，并事先有意识地将旗杆都换成了比较粗大结实的木棍，为的是在游行中自卫。当时北京负责地面治安的巡警通常不配枪，他们用警棍，学生们吃过警棍的亏之后，都学聪明了。

    没想到的是，当局这一次偷偷改变了策略，准备杀一儆百。段政府门前等待学生的，不是预料中的警棍和水龙头，而是段祺瑞卫队的机关枪、刺刀、铁棍和皮靴。随着一片弹雨，示威现场顿时一片狼藉，示威者当场被射杀二十六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二十一人，重伤一百九十九人，伤亡者大多是青年学生。

    作为组织者，李大钊也在现场。他虽然没有被子弹、刺刀和铁棍取了性命，却也险些被溃退的人流踩死，浑身多处受伤。

    这一天被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段祺瑞本人和他的政府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猛烈抨击，事后学生们将段政府告上了法庭，社会各界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段”运动。当时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还写了《纪念刘和珍君》（解放后曾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以纪念此次惨案中殒命的女学生刘和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下，段祺瑞政府轰然倒台，据说段祺瑞本人自感罪孽深重，从此吃斋念佛。

    段祺瑞政府倒台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上台执政。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来绞杀革命，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革命者纷纷撤离。但李大钊没有走，因此才遭到张作霖的毒手。

    ·2·

    李大钊是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兵营被捕的。

    风声很紧，作为中共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李大钊已经预先有了准备，移住到使馆区，那里会比较安全。此前也有人劝过他，碰上没文化的张作霖张大帅，还是要找安全的地方避一避风头为好，被李大钊一笑置之。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李大钊的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出卖他的人名叫李渤海，曾是李大钊的学生和秘书。李渤海在北京西交民巷散发革命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警察署的侦探当场拘捕。严刑拷打之下，李渤海供出了老师和领导李大钊，以及其他革命党人的藏匿之处。奉系政府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先掐灭北方的革命火种。

    一般描述李大钊被捕这段历史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军阀政府不顾国际公约、悍然闯入外国使馆区，强行抓捕。一些文章在描写李大钊被捕的时候，闯入的军警“荷枪实弹”，“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李大钊。这种说法主观意图是好的，揭露了军阀的凶残，烘托了李大钊的英勇，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是不能擅自进入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的，尤其是不能携带武器进入。张作霖大帅虽然是个粗人，但为了抓几个人而公然得罪所有的洋大人，他是没有这个魄力和胆量的。公然搜查外国使馆必将引起各国列强的反对和干涉，如果走漏了风声，没有把握抓到人，或者找不到证据，事情就更不好交差了。

    因此，必要的外交手续一个都不能少。负责抓捕行动的京师警察厅以涉及国际公法为名，不敢擅自做主，请示了当时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也不愿意担此骂名，又把皮球直接踢到了张作霖的脚下。

    此时张作霖已经铁心反共。更兼南方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兵势甚锐，张作霖为求自保，必须先扑灭在北方的国共两党机关，消灭其地下活动，这个风险还是值得一冒的。他指示安国军总部与驻华的美、法公使等洽商，并取得了外国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纳的谅解，同意搜查俄使馆，并在警察厅呈签的公文上签字为凭，取得了法律上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安国军和京师警察厅联合行动，在1927年清明节的这一天出动了军警三百余人，突然闯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等几个要害地区，搜查并抓捕（确切地说是绑架）革命党人。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事端，这些军警一律穿着便衣，并且不带武器。考虑更为周密的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携带灭火器具的消防队人员，主要是怕革命党人放火烧毁文件及房屋，湮灭证据。

    东交民巷俄国使馆房间颇多，地形复杂，如果没有熟悉的人引导，一时间也不会很快找到李大钊，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果然，在奸细的带领下，李大钊猝不及防，很快就被抓住。李大钊身边就有一支小手枪，但他并没有使用。像他这种身份的人，自然不能像街头混混那样徒劳挣扎，因此他态度从容地说：“我就是李守常，也叫李大钊。”

    参加缉捕的消防人员派上了用场。一些秘密文件没有来得及销毁，事后这些文件成了“罪证”，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成《苏联阴谋文证》，大肆炒作。

    就在抓捕李大钊的当天晚上，驻华外国使团领袖欧登纳发表了一份早已经准备好的声明，大意是说“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民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因此，此次使馆区的抓捕行动并未酿成外交事端。

    在狱中，李大钊保持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风范，“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各方对李大钊进行了营救，都没有奏效。有些受过李大钊恩惠的铁路工人甚至打算武装劫狱，不惜以性命相搏，也被李大钊婉言谢绝了——为了救自己的命，搭上别人的命，这不是李大钊的风格。

    4月28日下午1时许，李大钊等被“特别法庭”判处绞刑的二十人，包括同时被捕的国民党北方党部负责人，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执行绞刑。

    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进口的刑具执行绞刑，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刽子手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而正常的绞刑只需二十分钟。至于绞刑为何拖了如此长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延长李大钊临死前的痛苦，以说明刽子手如何残忍。

    也有人认为执行时间的延长很有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失误引起的。绞刑刑具运到中国来的时间并不长，刽子手操作不熟练，执行中很可能发生机械故障。从常理判断，刽子手与李大钊个人之间并无私仇，延长痛苦对刽子手有何好处？况且还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再者说，职业杀人讲究干净利落，拖泥带水只能引起同行的耻笑。

    李大钊殉难时年仅三十九岁。在临刑前，他诅咒了这个社会，并预言黑暗的社会制度必将会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二十二年后，李大钊的诅咒应验了。

    李大钊等人被绞死后，军阀政府假惺惺地表现了“人道主义”关怀，对每一位殉难者都进行了装殓，由政府出资每人给了一口棺材。给别人的棺材价值四十元，唯独对李大钊格外“优待”，他的棺材据说花费了七十元。为了让这些钱花得物超所值，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进行登报宣传，借以体现“政府很关心，家属情绪很稳定”。

    这套“猫哭老鼠假慈悲”的把戏骗不了任何人。卧床哀泣不起的李夫人情绪很不稳定，她决定不用政府提供的棺材。李大钊的生前好友梁漱溟，到现场查看了装殓李大钊遗体的棺材，发觉用的木材很薄，也不是什么结实的木料，也许根本不值七十块钱，于是请示李夫人同意，由生前好友募捐，重新装殓了李大钊。

    李大钊在知识界人缘很好，募捐的钱很快到位。棺材铺掌柜听说要盛殓李大钊的遗体，特意挑选了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以成本价卖给李家，以表示对革命者的敬意。

    ·3·

    有一种死亡叫殉道。

    李大钊殉道后，撇下缠着小脚的夫人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位共产党领袖平生没有留下积蓄，工资收入大部分赞助了他所追求的事业，因此家属的赡养成了大问题。

    除了生前友好的捐款和接济，北京大学发放的抚恤金也成了李家遗属的重要经济来源。

    学校给的抚恤金是有时间和金额限制的，规定期满后抚恤金还发不发？李家的遗属仍住在北平，生活极其贫苦，谁能忍心看着她们孤儿寡母沦落街头？

    就延长对李大钊遗属抚恤金发放的问题，北京大学召开过一次校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延长李大钊遗属抚恤的议案刚一提出，就有人表示反对。反对者抬出了规章制度：北京大学从来无此先例，不好独为李大钊遗属网开一面，要是别的遗属攀比怎么办？反对者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李大钊是政治犯，学校“划清界限”犹恐不及，反而延长了他的抚恤金，会不会被政府理解为对着干呢？

    时任校长的蒋梦麟静静地坐在会议桌旁，听完了反对者的理由，然后轻轻地、一句一顿地说道：“诸位同仁说得也许有道理。但如果本校之中，谁要像守常那样，为了主义而被他们绞死，我们也可以多给一年的抚恤金。”

    蒋梦麟人长得小小的，瘦瘦的，貌不惊人，他本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也未必赞成李大钊的学说，甚至跟李大钊本人也没什么深的交情。但他的这番话却像锤子一样，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良知。

    会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没有人再说话，仿佛大家都在扪心自问。

    议案表决的时候，反对者的手再也没有勇气举起来。

    李大钊的灵柩整整停了六年，最后才被安葬在北平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蒋梦麟为李大钊的公葬和遗属赡养发起了募捐。曾经的北京大学同仁蔡元培、马叙伦、许德珩等以及李大钊的生前友好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为李家捐了款，款额达六百余元。李大钊出殡的时候，送葬队伍越聚越多，以致“车辆拥挤，不能通行”。共产党北方地下组织送来了刻有镰刀斧头的石碑，当时不敢明摆，仿照六朝墓志的办法，将碑埋在了墓内。

    李夫人在丈夫下葬一个月后，因思念成疾，贫病交加去世，安葬在李大钊墓旁，由好朋友刘半农写了墓碑。两次葬事开销以外，捐款还有节余。钱交给北京大学会计课，后又存入北京金城银行，以所得利息供李大钊的孩子们生活。

    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占北平，北京大学南迁，这笔钱不知所踪。

    ·4·

    “不要以为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中国革命！”

    李大钊惨死的消息传到武汉之后，对于刚刚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的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联合在武昌为李大钊举行了近万人的追悼会，张太雷报告了李大钊殉难的经过。

    回想起李大钊的为人，满场的人，包括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内，很多人都遏止不住悲痛的情绪，有人号啕大哭，会场上哭声一片，“申讨奉张军阀，誓不与共戴天”的口号响彻云霄。

    李大钊被捕与被绞死的时间，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的时间大致吻合。于是南北两家著名的左翼报纸——北京《晨报》和汉口《民国日报》几乎同时披露了一个消息，内容大致是“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死以免后患”，以此来证明蒋介石与张作霖是一丘之貉。

    李大钊之死使武汉国民政府下定决心：暂时搁置东征蒋，集中力量继续北伐，消灭共同的敌人奉系军阀张作霖，然后再图东征讨蒋。

    这一次北伐不同于从广州开始的第一次北伐。起点是武汉，目标是黄河流域。

    前线的战事还算顺利，有冯玉祥在西北接应，北伐军一路斩关夺隘，驰骋中州。

    问题出在革命的后院。

    在这一年的5月13日和21日，在相隔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武汉和长沙相继发生了国民革命军夏斗寅部和许克祥部叛变事件。

    夏斗寅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如果以出身而论，夏斗寅是典型的贫下中农，他早年丧父，母亲靠帮别人织麻纺线、缝补浆洗养活了夏斗寅。十三岁时母亲也因病去世，少年夏斗寅生活困窘，背井离乡，只好在武昌当了新兵。

    夏斗寅的发迹颇具传奇色彩，他虽然出身贫家，却生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很快就被提拔成湖北新军的大队副，出任湖北陆军第一师掌旗官。后来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孙中山的“护法战争”中作战英勇，深得上司赏识，被提拔为工兵营营长。

    夏斗寅独立门户是缘于一笔意外的横财。在军阀混战中，夏斗寅兵败逃跑，途中忽见路旁水田有一口大号皮箱半浮半陷于淤泥之中。捞上来打开一看，竟装满了钞票！也是夏斗寅命该发迹，换做一般人，此时早就携带飞来横财回老家买房置地、过安逸生活了。偏偏夏斗寅不甘就此罢休，心想这箱钞票莫非是上天助我？于是雄心陡起，决定重起炉灶，大干一番。

    夏斗寅找了一个三岔路口，将一块红布绑在树枝上作为招兵买马的旗帜，见到路过的散兵游勇便高呼：“跟我走吧，我这里有饭吃！”溃兵们见他军官打扮，相貌不俗，便纷纷聚拢旗下。那时的招兵很简单，只要年轻力壮，吃上一顿饱饭，给上几块钱就行，竟也招了数百人入伙。夏斗寅利用飞来横财作为启动资本，在湘鄂边界聚草屯粮，重新拉起了队伍，后来受了招安，官拜湖北新兵训练总监，后来又加入国民革命军。因其捡了一口皮箱而发家，人送绰号“皮箱将军”。

    夏斗寅反叛武汉，主要是因不满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加之蒋介石许以重金收买，遂趁北伐军主力远在河南之机发动兵变，攻打兵力空虚的武汉。武汉乃革命的心脏，若武汉有失，则北伐前功尽弃。

    为了对付夏斗寅，武汉政府紧急搜罗了一些留守的部队，包括正在武汉中央军校上学的学生，勉强成军交由大将叶挺率领，对抗夏斗寅。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时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几乎成了一种图腾。以军事长官名字命名一个团，这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在第一期的北伐中，叶挺率领独立团为正印先锋，一路斩关夺隘，一个团敢进攻北洋军阀的一个师。尤其是贺胜桥和汀泗桥两场硬仗，直杀得北军吴佩孚主力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为所在的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立下了汗马功劳。

    叶挺的部队还是共产党最早控制的武装力量，之所以有如此强的战斗力是因为率先实行了官兵平等的新型制度。虽然军事指挥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在党内会议上则不分上下级，均可互相批评，少见其他部队长官欺负士兵的情况。

    叶挺训练士兵十分严格，别人是“三操两讲”，他是“四操三讲”，总要比其他部队多一些。每天运动量要在十公里以上，不仅娴熟攻防战术，而且刺杀和队列训练要求也颇为严格，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十几遍。有时一排人、一连人重复一个动作，直到整齐一致为止，以培养共同进退的集体主义。

    叶挺的军队能打仗，倒未必因为武器好。战士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汉阳兵工厂生产的“老套筒”步枪，这种枪是甲午战争那年中国仿造德国1888年式毛瑟枪生产的，因枪管外部有一个套筒，俗称“老套筒”。这还不算是最差的武器，比老套筒更旧的九响毛瑟枪也在使用。当然也有比较新的，如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近年来有的战争题材影视作品，主人公一开口就说汉阳造是破枪，这是不准确的，汉阳造在当时也算是好枪。

    无论新旧武器，叶挺的士兵都要擦得一尘不染。在国民革命军中，叶挺部队武器未必是最先进的，但一定是保养最好、擦得最干净的。叶挺本人也十分注重军人仪表，人也长得精神。他是早期被共产党选送去苏联学习军事的少数高级将领之一，喝过洋墨水。回国之后，打扮跟别的军官也有所不同，别人的大檐帽上有帽圈，叶挺通常都将帽圈取下来，这样更像苏联红军的军帽，这也是识别叶挺的主要特征。

    夏斗寅本来已经打到距离武昌城二十里左右的纸坊，正准备进攻武汉的时候，忽然有一彪人马杀将出来拦住去路，正是叶挺披挂上阵。刚刚被夏斗寅击退的士兵中有人认出了叶挺，高喊：“叶挺师长（叶挺已经因战功被提拔成师长）到了！”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儿”，战士们立即振奋精神转守为攻。有的军官受了伤正准备抬下火线，一听叶挺来了，立即翻身跳下担架，加入冲锋的队伍。

    夏斗寅碰上了叶挺，只好引军撤退，武汉遂转危为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夏斗寅叛乱刚刚被压下去，那边湖南长沙的许克祥又起来闹事，突然带兵袭击了共产党控制的湖南省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杀害百余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释放了所有在押的豪绅，打出了拥护蒋介石的旗号。因为5月21日这一天按照电报“韵目代日”的规则，恰好排在“马日”，所以又名“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使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大受摧残，就连毛泽东苦心经营过的长沙文化书社也被许克祥查封。毛泽东虽然此时已经不在书社，但一直放心不下文化书社，现在全完了。

    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中央立即对许克祥严加惩处。但国民党有意包庇，结果许克祥仅受“从轻记过一次”，摇身一变从三十三团团长升任第二师副师长。许克祥身后有军方做靠山，他的上司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实际上默许了他的行动；掌握军权的唐生智也不主张对许克祥动武，而且还亲自去长沙安抚他。

    国民党左派对许克祥的处理如此轻描淡写，让共产党人深深感到失望，再一次体会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无奈。

    没有军队，便没有一切。

    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独立控制的军队呢？

    每一个饱受摧残的共产党员都盼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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