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夏斗寅和许克祥在革命后方武装叛乱，间隔时间很短。

    尤其是武汉政府对“马日事变”的处理不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间深深地打进了一根楔子。共产党应该得到的北伐战争红利不断被分割和蚕食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四一二”事变中切走了一大块，剩下的部分虽说与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共有，但“马日事变”将共产党已经到手的红利又蚕食掉一大部分，但凡有血性的人，都不会咽下这口气。

    道不同，不相为谋。

    既然彼此之间已经心生嫌隙、离心离德，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这场政治联姻距离最后的解体，已经为时不远了。

    就在这敏感而微妙的时刻，莫斯科的一封电报，突然使得整个局面波澜骤起。

    这封电报通常被称为“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五月紧急指示”。

    其实，这封电报既不是共产国际发出来的，也不是发给中共中央的。

    这封电报是联共(布)中央（即苏共中央）发给驻中国的三位外国人——鲍罗庭、罗易和柳克斯的，应该叫“联共（布）中央发给驻中国代表的紧急指示”比较恰当。

    发电人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莫洛托夫，电文经过了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意，具体时间是5月30日。收电人鲍罗庭是苏联派驻中国国民政府的顾问，柳克斯是苏联驻中国汉口的总领事，那么罗易是何方神圣呢？

    罗易（也译成鲁易）的身份跟前两者不一样，他不是苏联人，而是来自印度的职业革命家。提起这位罗易总是让人想起上海滩上包着头巾、蓄着大胡子的印度巡捕，罗易本人确实也被中国同志戏称为印度“阿三”。但罗易并非泛泛之辈，他曾经当过共产国际驻墨西哥的代表，还当过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初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4月初刚刚来到武汉。

    罗易一到中国，就曾警告过中共中央，说蒋介石有可能叛变，果然被他言中。

    这一次罗易又对汪精卫作出预测：认定汪精卫必然要和共产党同路。

    这一次罗易却错了。

    美国工程师爱德华·墨菲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如果做某件事同时有好坏两种结果，那么坏的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法则用在罗易身上，完全适用：当他预测某人将变坏的时候，这个人就一定变坏；当他预测某人好的时候，往往他的预测就失败了。

    按照规则，罗易在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电之后，是不能给中共领袖看电报原件的，要经过必要的技术处理，而且只传达文件的大概意思，而不是原文，因为文件的解释权在共产国际代表。

    但对汪精卫，罗易却网开一面，情有独钟。

    6月5日，罗易在武汉约见汪精卫，询问鲍罗庭是否将莫斯科的最新来电拿给汪精卫看过。汪精卫据实回答没有，罗易决定亲自把电报的原件拿给汪精卫看，电文已经进行了粗略的中文翻译。这份文件是根据《第三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而起草的，内容比较冗长，其中对中国革命指导的要点一共有五项，译成中文之后，表述略有差别，大致意思如下：

    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2.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使老头们（指国民党元老）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

    3.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

    4.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

    5.组织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军官。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27年5月18日，地点在莫斯科。

    这次会议既是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重要会议，也是苏共中央两位顶尖高手——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派激烈斗争的会议。两人对中国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由此展开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主张中共放弃武汉国民党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仍然信任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认为汪精卫仍然还是一位“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领导人”，因此主张中共“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

    此时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会议通过的决议调和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共独立领导革命和斯大林不放弃武汉国民政府的意见，决定中共不退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但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这个观点同以前共产国际的观点大相径庭，过去共产国际一直主张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共应该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北伐，因此中共应避免一切左倾主张，避免同国民党统一战线破裂。

    斯大林信任汪精卫，罗易也认为中共如果想夺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汪精卫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应该力争取得汪精卫的信任。

    抢在中共领袖之前给汪精卫看来自莫斯科的秘密电报，恰好说明共产国际与汪精卫不隔心。汪精卫当然明白罗易的意思，内心的感受极为复杂：一方面对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觉得事态严重。中国的国民革命即将到达岔路口，要么走苏维埃的道路，要么走三民主义的道路，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正如一艘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走一个，更无他法。”汪精卫后来在描述当时的心情时，如此比喻道。

    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左派都不傻，这五点只要实施其中之一，国民党就完蛋了。比如改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的条款，说白了就是夺权；而武装农工分子、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共军官，无异于让国民党失去枪杆子。国民党绝不会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更不会放弃赖以生存的枪杆子，也不可能自动放弃辛辛苦苦得来的革命果实。

    争夺由谁掌舵的时候到了。

    汪精卫看罢密电，内心虽然吃惊，但很快镇定下来。他没有当场答复罗易，而是表示“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罗易思忖了一下，觉得汪精卫的慎重也有道理。临别时，汪精卫试探性地提出要把这份电报留下来仔细研究，罗易并没有答应，他解释说电文还没有最后审定，待晚上修改定稿之后再送给汪精卫一份正式的文本。

    罗易抢先将密电送给汪精卫看，究竟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历史悬案。

    ·2·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即使是白痴也能看得出来，等到汪精卫看到罗易提供的密电，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分裂已经是势在必行，再无可以挽回的余地，而罗易却浑然不悟。

    由于汪精卫先看到了密电，就掌握了主动权，这对共产党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汪精卫虽然握有主动权，却没有贸然跟共产党翻脸，主要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本身的力量需要权衡之外，还有两个人的因素必须要考虑进去：一个人是东边南京一带虎视眈眈的蒋介石，另一个人是北边郑州态度不甚明朗的冯玉祥。

    蒋介石态度反共，汪精卫如果分共会受到南京方面的赞同是无疑的。但是如果汪精卫分共失败，势必会失去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冯玉祥以往的态度偏左，武汉分共他如果站在共产党一边，汪精卫分共成功的几率将大大降低。

    汪精卫对冯玉祥的担心不无道理。除了“基督将军”之外，冯玉祥还有“赤色将军”的绰号，他跟苏联的关系走得比较近，得到过苏联的很多好处。人们都知道苏联出钱出枪帮助孙中山在广州的黄埔建立军校，成就了北伐大业，却很少有人知道苏联给钱给枪，在北方重镇张家口开设军校，帮助冯玉祥整军的故事。

    在北方这所军校里担任教官的，很多人都是著名的中共党员，如邓希贤（即邓小平）、刘伯坚等。在此之前，冯玉祥的军队除了士兵体质尚可之外，武器和训练都很差。枪支大多是旧枪，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年，枪筒和枪膛磨损和锈蚀厉害，不仅打不准而且极易出现卡壳等故障。基层军官的战术技能和指挥能力比较差，文化低，很多人就连射击原理都不懂，没有一个人能画出准确的弹道曲线，也搞不清楚枪上的标尺用途，仍然采用落后的步兵散兵线平推战术，不注意利用地形，火力掩护和战术配合几乎没有。

    冯玉祥1926年夏访问苏联的时候，加入了国民党。在承诺改造国民军等一系列条件的基础上，苏方给冯玉祥提供了价值近一千一百万卢布的军用物资，包括一万五千支步枪、九千支手枪和三万颗手榴弹。这些军火运到中国也很不容易，从蒙古的库伦运到宁夏，每十粒子弹平均需要大洋一元的运费。

    冯玉祥的部队称为国民军，比南方国民革命军少了“革命”两字。但这并不表示他的部队缺乏革命热情，国民军中也同样设有政治机构，这是仿照苏联红军而来的。主持政治机构的是苏联东方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刘伯坚。

    回国后，冯玉祥接受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委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武汉方面许诺每月给他一百万元作为军饷，但冯玉祥称他从未按数收到过这些钱。

    冯玉祥虽然左倾，但毕竟还不能等同于共产党，因此他对共产党也防着一手。

    比如对待辖区内的工人运动。在冯玉祥控制的张家口、包头一带，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工矿企业，产业工人也颇有势力。为了不让共产党和国民党插手工人运动，冯玉祥抢先动手，将工人组织起来，挑了一些听话而又有活动能力的积极分子组成工会，受自己控制，每月发给每人二十块钱的津贴，比一般工人的工资几乎高出一倍。

    聪明人遇到山火的时候，往往先顺风点燃自己周围的干草和杂树，烧出一片空地，才能避免山火烧到自己。冯玉祥采取的正是这个策略。如此一来，不管是共产党的北方区委还是国民党的北方组织，都很难在张家口地区立足。

    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对冯玉祥寄予很大希望，曾经试图说服冯玉祥反对蒋介石，遭到冯玉祥的拒绝，他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蒋介石的右派行径，而且是将有关的战报在送给武汉的同时，也送到南京。

    冯玉祥态度不明朗，汪精卫决定前往郑州，最后试探一下冯玉祥的态度。

    6月上旬，汪精卫、徐谦、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于树德等武汉政府要员北上郑州，会见冯玉祥，并召开郑州会议。此时第二次北伐接近尾声，冯玉祥率部从潼关出师东征，协同北伐军取得了河南战役的胜利。冯部仅以伤亡四百多人的代价取得河南重镇开封，控制了京汉铁路线，获得了奉系军阀遗留的大批军火，成了二次北伐军事上的最大受益者。

    郑州会议的主题，本来是商讨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的问题，不久就掉转方向，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汪精卫旁敲侧击，认为现在的工农运动在“许多方面看不下去”，徐谦、孙科、何键等人也纷纷控诉工农运动已经使得两湖地区“有百业俱废的趋势”。冯玉祥除了对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表示不满之外，还直接指责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在两湖提倡起什么阶级斗争来，使工人与厂主打，佃农与地主打，店员与店东打，闹得互相乱打，民众无法生存。”不仅如此，冯玉祥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也颇有微词，认为“损伤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指责共产主义“贻害无穷”。

    为了证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冯玉祥还举了两个实际例子。

    第一个是官兵平等。他说：“在潼关的时候，有共产党人对兵士说：‘我们兵士步行，长官骑马，这可算是平等吗？所以要平等，非打倒一切阶级不可！’后来兵士果然反对长官骑马，军官无法指挥士兵。”

    第二个例子是男女平等。他说：“妇女协会成立后，潼关一带的妇女天天出外开会、搞运动，置儿女和做饭家务于不顾，引起丈夫不满。参加协会的妇女振振有词，说儿女非我一人所生，家庭工作亦应平均分配方算平等。从此家庭不安。”

    看到冯玉祥如此态度，汪精卫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郑州会议上虽然有邓演达、于树德为共产党进行了辩解，但毕竟是少数派。

    会议期间，汪精卫和冯玉祥又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密商，冯玉祥提出“宁汉合作，共同分共”的主张，汪精卫对前者未必感兴趣，但对冯玉祥说出分共的主张表示赞赏，双方达成共识。

    郑州会议被称为“断送大革命的最后一幕”，为国共合作唱响了挽歌。

    ·3·

    就在汪精卫等人动身前往郑州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了紧急会议。

    根据苏联解密的档案记载，陈独秀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位“右倾机会主义者”；相反，他的态度相当左倾。陈独秀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也是他日后成为“托派”的重要原因。长沙“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就主张共产党应该果断地退出国民党，并两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

    “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陈独秀表达着自己的担心。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就像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过是推倒了骨牌的第一块，随后广州的李济深发动了“四一五”事变，下手的狠辣程度并不逊色于蒋介石。紧接着在苏、浙、闽、赣、桂、川等省，也相继发生了国民党反共清党行动，共产党的处境很是不妙，跟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陈独秀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此时中共的处境：中共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等于“在粪缸中洗澡”，只能是越洗越脏；相反，共产党只有退出国民党才能真正独立起来，武装工农、建立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

    陈独秀的意见得到了任弼时的同意。

    周恩来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后，虽然搞工农运动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要大受损失，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将共产党掌握的部分军队拱手相让。

    瞿秋白则明确反对陈独秀的主张，坚持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他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其他人则以沉默答复了陈独秀的提议。

    这时，一位秃顶而又留着八字胡须的外国人说话了，此人就是鲍罗庭。

    “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鲍罗庭的这句话是对陈独秀说的，他用英语发言，再由张太雷译为中文。由于鲍罗庭坐在高高的靠背椅上，个子比出席会议的其他人明显要高一些，给人以居高临下的感觉。鲍罗庭向与会者大致传达了不久前共产国际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有关情况，也就是罗易给汪精卫传看的电报内容。

    陈独秀长叹一声，无可奈何。上有共产国际，下有大多数党内同志的反对，他还能怎么办？从方向上，共产国际的那几条指示无可厚非，但从策略上如何操作？陈独秀早已萌生退意，于是有些疲倦地说道：“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草拟了答复共产国际的电报：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训令方针进行。但中共中央同时又声明，共产国际训令中的各项具体指令不能即时全部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共产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会议的记录中，还有一位神秘的特殊人物，此人的中文名字叫樊克，是共产国际的使者。虽然目前中共党史界还没有明确认定此人的身份，但此人的意见很重要，他也同意这个回复：“只好这样回答。”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发了报告，赞同“五月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申明“用改组的方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此外，“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做起来也非常困难。

    在此期间，从周恩来口中，其他中共领袖也得知了罗易先于中共中央向汪精卫透露共产国际密电的事情，极感失落和愤怒。罗易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解，他认为国民党左派必当与共产党共同生存，否则必为右派消灭，故应该将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给国民党左派知道，以促成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早日决裂。

    鲍罗庭严厉批评了罗易轻率误事。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赋予他的权力很大，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庭同志协商。”

    鲍罗庭随即致电莫斯科，报告了罗易泄密的事；同时向中共中央建议，取消罗易出席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的资格。罗易试图做最后一搏，他建议在汪精卫从郑州返回武汉之机，发动武汉工人罢工请愿，借机推动汪精卫向左转。不料事与愿违，在6月15日武汉街头游行的队伍中，有人打出了“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标语，汪精卫看罢标语，当场流泪切齿，分共的决心更加坚定。

    两天之后，罗易对鲍罗庭的告状进行了反诉。他给莫斯科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发去电报，反告鲍罗庭利用所谓的“泄密事件”对他本人进行政治陷害。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并没有认可罗易的书面解释，而是“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同时决定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以接替他指导中国革命。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罗易被排斥在外，标志着他在中国的政治使命已经完结。

    6月27日，即将返回莫斯科的罗易最后一次见汪精卫。

    他先是埋怨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没有正确理解，然后询问汪精卫是否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如果汪精卫也收到莫斯科同样内容的电报，那么罗易“泄密”的责任或许可以减轻一些。

    汪精卫回答让罗易大失所望：他没有收到莫斯科拍发的任何电报。

    罗易只好收拾铺盖，悻悻地返回莫斯科。不久，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立了“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罗易事件。幸运的是，因为此事涉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罗易并没有因泄密问题受到追究，斯大林只是批评罗易不支持北伐的错误。拖了两年之后，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罗易终于以参加“反对派”为名，被开除出共产国际。

    “罗易事件”是大革命时期最扑朔迷离的事件之一，长期以来，国共双方各执一词。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引起了国共两党共同反感，是没什么争议的。

    ·4·

    郑州会议还没等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冯玉祥就已经抢先表现出分共的态度，充分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不准确的。

    鲍罗庭此前有一个著名的“马吃草”的理论，用来比喻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的微妙关系。他说：“我的马槽还有草，它还要吃我的草，不至于跑掉。”“马槽里的草”无疑是指苏联的援助，包括金钱和武器。蒋介石这匹马吃过这些草，但没有拴得住，跑了。剩下的汪精卫和冯玉祥这两匹马会不会跑呢？

    马的本性是吃草，哪里的水草丰美，马就会跑去哪里。

    因此，鲍罗庭马槽中的几根枯草，未必能拴得住汪精卫和冯玉祥这两匹马。

    最先跳槽的是冯玉祥。

    郑州会议结束不久，冯玉祥就派人去南京与蒋介石秘密联络。随后，冯玉祥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晤。河南战役之后，冯玉祥在中原地区一枝独大，他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兵力远远超过武汉的唐生智。新成立的开封政治分会推举冯玉祥任主席，负责指导陕、甘、豫等省的党务；根据协议，唐生智、张发奎率部退回武汉，河南地盘悉数由冯玉祥接收。

    徐州是苏北重镇，南北向的津浦铁路和东西向的陇海铁路在这里交汇。武汉国民革命军北伐河南的时候，蒋介石从南京分兵三路向苏、皖挺进，于6月初占领徐州，将奉系军阀赶到陇海线以北，控制了陇海线东段，与占据陇海线中段的冯玉祥会师。

    6月20日，冯玉祥、蒋介石在徐州会面，双方签订了八条盟约。

    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二百万元，这个数字是武汉方面的两倍，以换取冯玉祥联合反共。会后，冯、蒋联合通电全国，冯玉祥公开致电武汉政府，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逼迫武汉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设法使鲍(罗庭)归国，武汉与南京国民政府合而为一”。

    冯玉祥的通电给了鲍罗庭当头一棒。此前两周，社会已经风传冯玉祥与蒋介石即将同流合污的消息，共产国际的刊物还出面辟谣，斥责这种说法是“帝国主义的谣言”。现在“谣言”终于成了现实，冯玉祥这匹马不仅要跳槽，而且要掀翻马槽。

    徐州会议结束后，冯玉祥回到郑州，立即将分共的主张付诸行动，要求其下属“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下令将所有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遣送回国，并将所有共产党员从军中清除出去。但冯玉祥也留了一手，并没有像蒋介石和李济深那样大开杀戒，而是采取比较和平的手段，给遣散的共产党人发放了充足的路费，美其名曰“礼送出境”。这也为冯玉祥日后再次与共产党合作，留了一个见面之机。

    既然主人下了逐客令，鲍罗庭也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谢幕的时间终于到了。

    鲍罗庭离开武汉的时候，汪精卫假惺惺地到车站去送行，临别时还不忘提醒鲍罗庭，苏联原来许诺援助的款项还差一部分没有寄来，请他回去后向苏联同志催要。

    汪精卫这匹马还要吃到最后一口草，才肯离去。

    ·5·

    罗易的印度老乡泰戈尔曾经感慨道：“是我们看错了世界，反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冯玉祥和国民党左派的急刹车，固然有其投机和趋利避害的一面，但根本原因还是与共产党志不同，道不合。如同出身赤贫的夏斗寅反对农民运动一样，冯玉祥贫苦出身并不保证他支持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被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喘不过气，有些不知所措，决定自行解散汉口的工人纠察队，交出了枪支以免留给国民党武装挑衅的借口。邓演达也主动辞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表现出主动缓和国共关系的姿态。

    中共中央的软弱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

    7月10日，苏联《真理报》公开发表了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将回国的鲍罗庭公布了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的训令。这个训令早已发布，扣在鲍罗庭手里已经十几天了。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被停职去莫斯科“学习”，理由是过分妥协；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常委会（称“五人小组”），履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原则决议利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兵变，并在相关的省份举行农民暴动，领导即将开始的土地革命。

    7月13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地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当天，共产党在武汉政府中担任民政部长的谭平山和农工部长的苏兆征以强硬姿态辞去政府职务，以表示共产党绝不与武汉政府同流合污，国共关系交恶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汪精卫对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主张进行了重新解读。汪精卫此时讲的不再是“联俄联共”，而是“联俄容共”，容忍不容忍成了核心问题。

    7月15日，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汪精卫决定彻底摊牌，他拿出怀揣四十天之久的秘密武器——罗易给他看的共产国际密电，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们作了展示，并语调沉痛地说：“严重的时期已经到了，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蛋了。”大部分国民党中常委都表明要分共，在召开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会正式清党之前，制止共产党人一切违反国民党政策的言论与行动。

    这就是“七一五事变”。当时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但国共两党正式撕破了脸皮。

    共产党也不甘示弱，在武汉市面广发传单，宣传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也散发《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严厉声讨了汪精卫政权“背叛工农、屠杀民众”的罪行。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申辩说：“我们几时杀过人？”并指责共产党和共青团“毫无道理的造谣”！

    7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统一本党决议案》，主要有三条：一为国民党员即日起声明退出中共，否则停止职务；二为中共不得妨碍国民革命局面，不得以国民党名义进行工作；三为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派。

    同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共党员自动脱离，并禁止共产党的秘密会议。

    昔日革命中心武汉三镇暗流涌动，武昌、汉阳之间俨然成了两个世界。驻防在汉阳的何键发出反共言论，扬言要“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扬言缴他们的械。武昌则革命空气浓厚，驻防在武昌城的张发奎已经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与共产党关系融洽。他的部队中容留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秘书长高语罕是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的郭沫若也是曾经的共产党员。

    驻防汉口的卫戍司令李品仙，则持中立态度。

    此时汪精卫之所以没有大打出手，倒不是因为他生性仁慈。年轻的汪精卫曾经行刺过清政府摄政王载沣，当过一回“人肉炸弹”。汪精卫被捕之后，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表明了必死的决心。如果不是日后当了汉奸，汪精卫的这两句诗几乎成了千古名句。

    在军队中清党的主要障碍，来自张发奎。

    张发奎的基干部队第四军是北伐的主力之一，素有“铁军”之称，其中的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比较强，叶挺的部队就是其中之一。汪精卫若想分共，必先争得张发奎的支持。而张发奎内心并不想这么快就分共。分掉了共产党员，他的部队即使不瓦解，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

    于是汪精卫给张发奎看了罗易的密电，张发奎的态度这才有所松动。

    共产党也在争取张发奎，想利用张发奎与何键、唐生智之间的矛盾。

    唐生智是二次北伐的前敌总指挥，但担任主攻的却是张发奎的部队。河南战役期间，根据曾帮助救治伤员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统计，国民革命军仅伤兵就超过了一万四千人，约占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又以张发奎部的伤亡为多数。

    但张发奎分得的北伐战争红利却少之又少。唐生智掌控的军饷少说也有一两千万，子弹运往前方四五百万发，张发奎部仅得到子弹二十七万发，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张部的饷款也拖欠很多。张发奎率部自河南归来后，对唐生智的不满意几乎达到了要爆发的程度，想回广东老家。

    为了争取张发奎，共产党曾将农民协会的部分枪支送给张发奎，并答应给他种种的帮助。邓演达、高语罕、郭沫若等人也做了张发奎不少工作。张发奎成了国共双方都争取的“香饽饽”，“七一五”事变之后，中共湖南省委还想请中共中央出面，“可否商张发奎辈开一政治训练班，将来派充政治、军事下级干部人才”。

    直到南昌暴动，共产党也没有完全对张发奎失去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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