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欺骗的后果，往往是血腥和暴力。

    1927年的仲夏之夜，麇集在中南地区的各方势力都面临着抉择，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生存，还是毁灭？

    7月23日，正当国民党中央发布《统一本党决议案》，决定将昔日盟友共产党扫地出门的时候，前来接替罗易的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又译成“罗米纳兹”）及其助手纽曼（也有称其为内门、诺曼、诺依曼的），万里迢迢来到武汉。

    罗明纳兹到达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中共中央“五人常委”的紧急会议，落实布哈林的指示，批判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对于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中共的五位领袖没有一个明确表示同意的。大家太了解陈独秀的脾气了，这位倔强的前掌舵人不会接受批评，几天前传来的噩耗对他的打击太大了——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被蒋介石乱刃分尸。老年丧子之痛对陈独秀的打击，超过了他失去中共的领袖地位。现在批判陈独秀，确实有落井下石之嫌。

    年轻气盛的罗明纳兹并不理会大家的沉默，声称“如果你们不召集，国际代表就直接召集”。

    会议最终还是开了，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研究了初步成型的暴动构想——既然要和国民党分手，总不能就这样悄无声息。

    自从武汉发生夏斗寅叛变事件之后，蔡和森、李立三向政治局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准备以暴制暴，用这种方式给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画上一个鲜红的句号。周恩来、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也酝酿过暴动的问题，但暴动如何搞，大家都不很清楚，好在有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作为参考。

    至少在7月20日的时候，暴动的大致时间、地点、动用的军事力量已经基本敲定。五人常委将暴动地点选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浔路上，届时武汉总同盟举行工人大罢工，以响应共产党的军事暴动。

    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纷纷前往九江，筹划暴动。为了增加成功的把握，中共中央还决定增派一些暴动专家前往九江，其中包括一名苏联顾问，据说此人对城市暴动有着丰富经验。

    九江南开陆道，途通五岭，北守长江，来商纳贾，史称七省通衢，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未来暴动所依仗的两支骨干力量——叶挺的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也将进驻九江地区。北伐结束之后，按照计划下一部是东征讨蒋，叶挺的第十一军集中在德安一线，贺龙的第二十军随后跟进，张发奎的二方面军总部设在九江，准备沿长江两岸向南京方向发动进攻。

    在暴动时间的选择上，脾气火暴的李立三主张立即动手。他是五人常委中第一个到达九江的，部队中的共产党骨干已经知道了暴动的消息，李立三担心迟则生变。

    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明确反对马上暴动，理由是暴动准备工作仍未妥当，何时动手必须等中共中央的命令。前敌军委化名“钱第筠”（“前敌军”的谐音），是给前敌委员会打前站的，聂荣臻的顶头上司是前委书记周恩来，他还没有到达九江，暴动自然不能轻易发动。

    听了聂荣臻的话，李立三便有些不悦，言谈之中指责聂荣臻是“奴隶主义”、“胆小鬼”。其他中央委员也附和李立三的意见，主张事急从权，不必非要等待中共中央的命令。

    聂荣臻对“胆小鬼”可以不在意，但“奴隶主义”这顶帽子却无论如何不肯戴的。他不能不表态：“临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否则不能自由行动。”

    李立三马上抓到把柄，因为在九江有好几位中共中央委员，这些人观点与自己相近，于是要聂荣臻服从中央委员。谁知聂荣臻并不买账，他反问道：“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其他人毕竟不是专负其责。李立三虽然指挥过安源大罢工，但周恩来指挥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李立三还是要买周恩来的账。

    看来只有周恩来才能决定暴动的时间了，大家都盼他早日到来。

    ·2·

    聂荣臻说“必须有中央命令”，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中共中央可能规定暴动的具体时间，也有可能将暴动的决策权交给前委自己决定。事实上，中共中央正是采取了后一种方式。

    7月23日的武汉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已经从秘密渠道得悉了九江的分歧。

    在南浔路一带暴动，得到了罗明纳兹的赞成。关于暴动具体时间，中共中央使用了“准备于必要时”六个字，由前委自己去便宜行事。关于暴动后的去向问题，中共中央倾向于暴动后的部队由赣东入粤，与广东东江的农民运动相结合，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再次北伐。

    作为前委书记，周恩来是必须去暴动现场指挥的。

    周恩来是第二位赶到九江的中共中央五人常委，但他并没有过多停留，就动身赶去南昌，只留下聂荣臻等少数几人作为接应。

    离开九江前，周恩来叮嘱聂荣臻一定设法把共产党员占很大比例的第二十五师也拉到南昌参加暴动，并负责接应以后赶到九江参加暴动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

    说起来也可怜，暴动的前敌军委既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话可用，通常要靠人工传递消息。周恩来与聂荣臻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从南昌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先把二十五师的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

    按照预定的计划，参加暴动的军队于7月28日以前集中南昌。

    九江是武汉通往南昌的必经之途，叶挺、贺龙要去南昌，必先过九江。

    贺龙是来到九江之后，才得知了共产党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而此时的他连中共党员都不是。按照原定计划，贺龙是不应该这么早就知道南昌暴动的。

    是谁这么早就向贺龙通报消息的呢？

    此人正是前不久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委员和农民部长的谭平山。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也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共“三大”至“五大”的中央委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

    贺龙刚刚到达九江，谭平山便给贺龙引见了九江市的工农代表。代表们向贺龙控诉了国民党新军阀如何压迫工农运动，希望贺龙主持正义。贺龙果然表达了对工农运动的支持态度，加之贺龙部早有周逸群等共产党在工作，谭平山决定将南昌暴动的事提前告之贺龙。

    谭平山的这一举动不仅越俎代庖，而且是一种冒险行为。策反贺龙并非谭平山的职责，贺龙如果翻脸，不仅南昌暴动将胎死腹中，九江的共产党要员顷刻之间就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但谭平山的冒险成功了，贺龙很爽快地表示拥护暴动，而且态度坚决。

    关于贺龙的传说很多，其中流传最多、影响最广的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

    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向来都是由政府统购统销，属于垄断行业，利润很高，因此走私食盐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流行的行当。干这一行需要胆大心细，年轻的贺龙就是贩私盐大军中的一员，他曾经带领一帮道上的兄弟用菜刀砍了盐税局，夺了里边的钱和枪，并以此拉起了队伍。

    这个故事说明了贺龙的两个特点：一是出身不正规，没有靠山；二是力量弱小，容易被吃掉。后来他虽然被收编，却始终被当成另类受到排挤。直到1926年，贺龙都被纳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了，还有人惦记着把他吃掉，幸亏贺龙警惕性高才躲过一劫。

    而贺龙的上司就没这么幸运了——曾经担任北伐军左翼总指挥的袁祖铭和第九军军长彭汉章都是被唐生智设计捕杀的，这给贺龙又一次敲响了警钟。贺龙不仅失去了建制，而且政府连续六个月都没有下拨军饷，士兵吃饭的钱都成了问题。武汉政府答应补发给他半年的军饷，但实际上只发了半个月就没有了下文。

    欠饷是诱发兵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足够的军饷，贺龙几乎为手下兵变所害。

    那是第二次北伐之前，贺龙的部队集结在汉口正准备坐火车进入河南，但士兵因没有领到军饷而拒绝登车，有些下级军官威胁士兵：“师长如果再不发军饷，咱们就不上火车。若是哪个上火车，就向他开火！”

    贺龙亲自赶来平息“闹饷”事件，把全团士兵集合训话，当场下令处决带头闹事的军官。不料却引起了士兵的骚乱，队伍中突然有人向贺龙开枪射击，把贺龙训话时所站的桌子腿都打断了，贺龙的帽子也被打飞。贺龙跑到附近第八军的驻地才得以脱身，他手下第一团第四连连长拉走全连人马。后来还是贺龙作出让步，设法筹措了几十箱银元，给每位士兵发了两块银元，这才平息了闹饷事件。

    第二次北伐胜利之后，贺龙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编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序列。从河南开封返回武汉途中，贺龙的部队险些遭了蒋介石埋伏，因此贺龙深恨蒋介石。回到武昌后，贺龙在军部召开军官秘密会议，明确表态要打倒蒋介石。此时第二十军号称有五个团，每个团有兵力都在两千人以上，加上直属队，兵力不下一万八千人。

    贺龙实力的急剧扩大，离不开共产党的援助，为他补充兵员和武器。贺龙曾感慨地说：“我带兵多年，从无哪个给我补充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有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群众愿意到我这里来。”

    共产党派周逸群去做贺龙的工作。根据周逸群的报告，贺龙的部下还没拿定主意是否跟共产党走，所幸的是他的部下江湖气十分浓厚，“莫不视贺龙为神人”，贺龙本人的态度决定第二十军的走向。

    谭平山为了表示对贺龙的信任，索性将铺盖卷也搬到贺龙的军部。恽代英、吴明等也都住在贺龙的军部，表示亲密无间。

    非共产党员贺龙，对待暴动的态度甚至比共产党还积极。

    丛林生活的法则告诉他，要想不被仇家搞掉，就要先把仇家搞掉。若干年后，贺龙在江西八一南昌纪念馆曾经透露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早在1927年6月下旬，他从河南回武汉的时候就打算与叶挺联手发动兵变，搞掉汪精卫。当时有两个机会：一是利用召开北伐阵亡将士追悼会的时候，二是利用二方面军新军长就职典礼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共中央还没有下决心与汪精卫最后决裂，这个计划最后才没有实施。

    因此，当谭平山告诉贺龙即将暴动的消息，贺龙不仅没有感到惊奇，反倒有些兴奋。

    就在这当口，二方面军指挥部来了一个通知，总指挥张发奎请贺龙和叶挺一起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顺便做短期避暑休养。就在两人犹豫去还是不去的时候（周逸群给中共中央报告中说“贺、叶又不敢去”），又一个消息传来，使他们下定了抗命不遵的决心。

    前来传递消息的是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高、廖两人都是共产党员，而叶剑英此时还未加入共产党，却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廖、高、叶三人从庐山悄悄溜到九江，与叶挺、贺龙在四军军部附近的甘棠湖烟水亭碰头。

    在漂泊到湖心的小划子（小船）上，叶剑英说出自己的担忧：贺龙、叶挺如果上庐山开会，恐怕凶多吉少，有可能被张发奎诱捕。此外，九江也不是久留之地，周围有国民党三个军的兵力集结，一旦情况突变，叶贺所部将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之中。

    经叶剑英这么一说，贺龙和叶挺决定不仅不上庐山，而且部队也不到德安集中，而是乘火车迅速向南昌方向集中。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

    7月26日，叶挺、贺龙的部队先后抵达南昌。

    纸，眼看就包不住火了。

    ·3·

    7月26日，下午4时许。

    武汉素有华中的火炉之称，酷暑肆虐。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瞿秋白、罗迈（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汗流浃背。除了天气的原因，紧张的形势也使人透不过气来。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罗明纳兹、樊克、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以及少共国际的代表也都出席了会议，首先由加伦将军作关于在南浔路暴动的报告。

    加伦曾做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苏联名字叫布留赫尔，他参与了暴动计划制订。

    中共中央十分想拉张发奎加入暴动，共产国际更是希望张发奎加入。加伦报告了他去争取张发奎的情况，建议采用中国古代兵法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策，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相机返回广东：“今日会到张发奎，和他讨论军事，他已赞成第十一军集中南昌，第四军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然后回粤。张发奎如能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共产党，在此两条件之下——其他条件如汪精卫、李济深等的态度可暂时不管——就可与张发奎共同回广东。”

    张发奎同意回广东，这是暴动的一个有利条件。加伦接下来的报告却令人沮丧：“但回广东之后，共产党与张发奎之间的分化，将是不可避免的！”加伦将末尾这句话重复了两遍，以示强调。“假如我们在南昌与张发奎分化，做得好，可得八千兵；做得不好，只有五千兵。在江西遇到朱培德、钱大钧部队的阻拦，暴动军队恐怕很难到达广东。”

    加伦将军的这番话，让会场的气氛有些凝重。

    沉默了一会儿，加伦又说：“若与张发奎共同回粤，对我们来说有两利：一是我们的总兵力可达到三万人，比较容易打破朱培德、钱大钧的沿途拦阻；二是我们既然推迟与张发奎之间的分化，将来可以更多地分化张发奎的一部分势力。”

    说到此，加伦摇了摇头，仿佛自己也不相信张发奎能被争取过来：“如果张发奎不能同意上述两个条件，那我们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来。”

    会场上仍然是一片沉寂。与会者大都紧皱眉头，思考着加伦报告的分量：在争取张发奎并无把握的情况下，暴动究竟干还是不干？

    见在座的中国人都不说话，罗明纳兹开了腔：“已经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共产国际既不会为这次暴动提供金钱上的支持，也不会允许国际的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这次暴动。”

    听到这番话，恰如一瓢冷水兜头浇了下来。

    没有钱，怎么打仗？罗明纳兹也知道没有钱的巨大难处，但他不能不把话交代清楚：“共产国际的来电还说，如果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至于张发奎军中的同志，可以尽行退出，帮助农民搞农运工作。”

    在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

    这可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行又遇顶头风”。张发奎争取不到，暴动需要的大宗经费没有着落，不许顾问参加，未来的暴动还能有几分成功的把握？

    难就难在共产国际并没有明令禁止暴动，只是提出停止暴动的条件。按照字面的解释，在“暴动毫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可谁又敢说“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当初“四一二”事变的时候，上海工人纠察队与蒋介石的军队发生对峙，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令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指示上海工人纠察队于必要时，可将枪支藏起，保全实力以图再举。结果共产党没有武装抵抗，陈独秀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

    暴动究竟有没有胜利的希望，由谁来判断，又是根据什么判断呢？南浔路暴动已经如箭在弦，周恩来、李立三等大批中央领导已经到达指挥位置，此时若停止暴动，不仅对贺龙是个极大的打击，而且在张发奎军中的共产党力量也必将在随后的清党中损失殆尽，这可是共产党所剩不多的本钱。

    中共年轻的领袖们左右为难。看来只有把加伦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直接通知前线的周恩来等人，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好了。

    可是，派谁去九江和南昌传达最新指示呢？

    大家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张国焘。

    ·4·

    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五人常委之一。他不仅资格老，而且能言善辩，组织能力强，这是公认的。再者说张国焘老家在江西，熟悉本地情况，不派他去，又是谁去合适呢？

    张国焘早已明白了大家的意思，但他十分不情愿去充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于是抢先发言，推荐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王一飞前去，并夸赞王一飞定能完成这项使命，而张国焘自己则找了一个理由：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即将召开扩大会议（即筹划中的“八七会议”），自己最好还是不离开中央。

    在座的十有八九都能听出来张国焘是推托之词，因为王一飞此时并不在武汉。罗明纳兹对张国焘的推三阻四明显表示出不悦，他反问道：“今晚就必须动身起程前往九江和南昌，现在到哪里去找到一飞同志呢？”

    罗明纳兹语气严厉，带着责难，就连樊克等人都不敢表示意见了。

    瞿秋白和罗迈也对张国焘说：“还是你去一趟吧！你的责任不单是送信，还要去看看情形，参与决定呢！”

    张国焘见事已至此，再也无法推脱，这才答应下来。会议结束的时间已经不早了，从武汉开往九江的最后一班客船是晚上8时，张国焘必须在此之前赶去码头，否则将误了大事。

    此时的武汉，局势仍然不明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离开武汉的时候基本平安，并没有遭到国民党方面的留难。

    7月27日凌晨，在交通员的严密保护下，张国焘乘坐的轮船顺流而下，抵达九江。

    吃罢早饭，张国焘秘密会见了留在九江等他的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五人。此时周恩来、李立三已经去了南昌，部署即将到来的暴动。张国焘将前一天中央常委会议的情形大致向五个人介绍了一下，重点讲了加伦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电报的精神。

    “所以，我此次来的任务就是看看这里的情形，与你们讨论这回在浔发动的事件。”张国焘的语气中透露着游移不定。

    听罢张国焘的话，在场的五人均感失望。本来指望张国焘前来鼓劲，现在却变成了讨论是否发动暴动，心理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夏曦嘟着嘴没有吭声，贺昌、高语罕、廖乾吾三人都大摇其头，表示暴动再无讨论的余地。瘦高个子、剃着和尚头的恽代英直率地说：“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已经决定了！”恽代英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半旧蓝布长褂，袖子又细又长，颇似一个游学先生。他平日里说话诙谐，但关键时刻不让步。

    张国焘有些不悦，追问了一句：“为什么不可以讨论？”

    恽代英说道：“早知道你对暴动存有疑虑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等你来呢？”

    张国焘抬出了中共中央：“这是中央派我来的意思，而且告诉你们国际来电的消息。”

    恽代英小声嘀咕道：“现在事已至此，还靠他中央不中央、国际不国际的！”

    张国焘没有在九江多停留，他要赶赴南昌会合周恩来和李立三。

    7月29日傍晚，心事重重的张国焘与恽代英一起，坐上从九江开往南昌的火车。

    次日凌晨，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与刚刚到达南昌的张国焘汇合，最后敲定南昌暴动问题。中共中央的五人常委中，已经有三位到了南昌，看来这头一炮一定要打响。

    会上，张国焘照例先介绍了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形，然后询问南昌暴动的情形究竟如何。李立三望着张国焘有些倨傲的面孔，发出一阵冷笑：“哈哈！什么都预备好了，哪里还需要讨论！”

    张国焘知道李立三的炮筒子脾气，并没有理会他，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叶挺。

    叶挺在军队中威信很高，暴动的军事力量以他和贺龙为主，他的意见举足轻重。

    叶挺早已嗅出会场浓浓的火药味，不禁有些踌躇，权衡再三说道：“分化能推迟一点也好。”这句话倒是出自他的内心，叶挺与张发奎都是一路从广东打出来的，张发奎是他的老上级，骤然翻脸感情上很难说得过去，先与张发奎一起回广东，然后再分手把握大一些。

    见叶挺如此说，张国焘心里更是打鼓。他顺着叶挺的话说道：“国际代表的意见，说我们的军事如果无十分的把握，便可将我们的同志退出军队，去组织工农群众。”

    眼看着南昌暴动即将被取消，前委书记周恩来再也坐不住了。他态度明确、语气坚定地说：“还是干！”张国焘仍然犹豫：“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形。不过，国际电讯说，要有点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加伦的意思，看可否推迟点。到广州之后再暴动，或者也是一个选择。”

    张国焘的这番话可以往两个方面去理解，往好的一面说是对暴动负责；但对充满期待和怨怼的其他人来说，就是妥协和动摇。此外，大家也不满张国焘那种钦差大臣式的口吻，仿佛他才有权最后决定是否暴动。

    周恩来再也忍不住了，他不能容忍前委书记的权威受到如此挑战，当即气愤地大声喊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与中央当初派我来的意思不符。我辞职不干了，即刻回汉口去，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必出席了！”

    按照计划，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就要召开一个更大范围的“特别委员会”会议，方方面面人物都要参加。如果停止暴动，下面的会确实没必要开下去了。

    会场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脾气暴躁的谭平山甚至大声骂起“混蛋”来。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策反贺龙暴动，如果此时急刹车，跟贺龙那边无法交代。

    谭平山不仅对张国焘不满，而且对叶挺的不坚定态度表示不满，他不客气地批评叶挺：“假使这次我们军中的同志还不能够干，那就以前一切军事工作，都不能算作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这句话也比较重，实际上是质疑叶挺是否是为共产党工作。

    叶挺在党内的资格和地位都不如谭平山，被谭平山一顿抢白便不再说话。在对待张发奎的态度上，他与贺龙截然不同。叶挺倾向拉张发奎，而贺龙则并不希望张发奎加入，贺龙与张发奎之间并没有那么深的渊源。贺龙曾经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谭平山倾向于贺龙的观点，他认为既然已经策动贺龙暴动，张发奎参与不参与暴动并不很重要。相反，如果硬拉张发奎入伙，也许会挫伤贺龙的积极性。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位置，对贺龙吸引力不可小觑。

    张国焘见平时很少生气的周恩来动了怒，忙出来打圆场：“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这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然后又对大家说：“恩来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既然大家的事情比较忙，你们派一个同志将这里的情形告诉我，等我看看你们预备的宣言。”

    在座的人中，不知是谁又反问了一句：“为什么你要看宣言？究竟你是赞成干，还是要停止我们干？”张国焘作为五人常委之一，一路上接二连三地受到顶撞，早已经憋了一肚子的火。他大声申辩道：“假使我知道了情形，应当干，为什么不赞成干？我过马回岭的时候，已经告诉士第同志要如何干法，这是代英知道的！”

    身旁的恽代英点点头。确实，他们到达九江和南昌之间的马回岭时停了四小时。利用这段时间，张国焘和恽代英见到了第二十五师的周士第，确定了暴动的实际办法。恽代英替张国焘说了一句公道话：“国焘倒是一样地告诉他们准备暴动。”

    既然张国焘表态支持暴动，会场的气氛才和缓下来。

    随后又讨论了暴动的具体问题，如机构的名称是否叫“革命委员会”或“革命政府委员会”、出席特别委员会的人选、对贺龙的态度等。

    散会后，李立三留下来，向张国焘详细介绍了暴动的准备情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