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生中最光辉的一天，并不是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而是从悲叹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挑战、勇敢迈向意志的那一天。

    用这句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名言来定位南昌暴动这一天，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

    但是，这样一天到来的却相当不容易，情况瞬息万变。

    7月28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从武汉赶赴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行动。会议作出三条决定：第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从南昌撤回九江；第二，封闭共产党控制的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

    还有一条更致命的消息：张发奎来电，8月1日他要陪同汪精卫、孙科来南昌视察。

    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必须赶在他们来南昌之前动手。

    7月31日上午，前委在贺龙指挥部召开了暴动前最后一次会议。

    南昌《暴动宣言》已经草拟，此刻张国焘正在修改。为了赶在8月1日见报，必须最晚在31日午后就要送去报馆排字印刷。谭平山则认为宣言不用再改，就用原来的宣言也未尝不可，并质疑张国焘想操纵暴动。最后还是周恩来出来圆场，为宣言定了稿。

    张国焘仍不甘心放弃张发奎这张牌，他甚至认为可以留张发奎作为暴动的号召。此外，第二方面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仍然在张发奎的控制之下，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能不考虑。保持与张发奎的友好态度，哪怕是表面上的友好，打电报给张发奎，派人和他办点外交，都可能减少牺牲。

    张国焘的想法未免有些天真。此时此刻包括叶挺在内，在场的恐怕再没有一个人还对张发奎抱有幻想。事情明摆着，张发奎来，势必影响共产党与贺龙达成的默契。贺龙通过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周逸群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若要拉拢张发奎则不必干，若要干则不必拉张发奎。”贺龙不想张发奎掣肘。谭平山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得更直接：“贺龙想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这一点拉拢贺龙，所以我们不好主张与张发奎办外交。”

    恽代英也不同意拉张发奎，他觉得即使牺牲张发奎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这些损失跟即将举行的南昌暴动相比，也属于小节问题。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大敌当前最忌犹豫不决。

    暴动迫在眉睫，首领们已经很少有人能耐着性子听完张国焘的理论。但作为策略，将张发奎列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将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列入革命委员会成员。

    此举纯属“反间计”，意在挑拨汪精卫、唐生智与张发奎的关系。

    暴动开始时间终于最后敲定下来：8月1日凌晨4时发动，由前敌总指挥叶挺起草暴动命令，贺龙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的名义公开发表。

    根据李立三1930年2月的《党史报告》，由于对暴动时间的认识不同，南昌暴动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江西本地人称其为“七三一事件”。

    ·2·

    暴动的各种准备工作，在起草命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7月30日下午4点，贺龙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暴动的消息，明确作战对象就是驻扎在南昌市区朱培德第三军和程潜第六军的部队。朱培德反共态度比较明显，当在解决之列；而程潜态度左倾，似乎不应该被列入解决对象。此举事出有因：贺龙抵达南昌的当天，程潜的第五十三团也尾随到了南昌，似乎有监视之意。贺龙非常生气，决定将其一并解决。

    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尤其是人员外出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以防走漏消息。

    越是怕啥，就越来啥。

    7月31日傍晚，贺龙第一团团长刘达五到第三营做临战检查的时候，发现三营副营长赵福生不在位。刘达五早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宣布，非经团长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营地。赵福生不辞而别必有蹊跷，此人原系滇军旧部，后来才编入贺龙部，在汉口驻扎时就意志消沉，牢骚满腹，曾经私自离队。此时南昌城内的第三军就是滇军部队，赵福生如果跑去告密，后果不堪设想。

    刘达五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报告师长贺锦斋，两人立即赶去军部向贺龙报告。

    于是，前委不得不临时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发动暴动。

    7月31日夜里11点整，贺龙向第二十军下达了暴动的命令。一个小时之后，部队按计划向指定目标进发。

    叶挺的命令要稍迟一些，而且相对模糊。

    7月31日黄昏，叶挺向部队下达了命令：“吃完晚饭，把背包打好待命！”二十四师教导队接到的命令是：“据很可靠的消息，敌人要解决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先发制人！”第七十五团各营接到的命令是：“明天拂晓全副武装打野外！”

    这些命令中，都刻意回避着敏感的两个字：“暴动”。

    周恩来在暴动前，来到叶挺部向战士们作了详细的布置。他告诉战士们，每人都要买一条白毛巾，到了晚上8点以后，大家要把白毛巾围在脖子上。除此之外，每个人在右臂上还要扎一块红布。夜间行动用到的电筒和马灯，都要用红布剪一个红十字贴在玻璃上。

    周恩来还拿出自己贴了红十字的电筒，示范给大家看。这是为了夜间识别敌我而做的简易标志，南昌城内驻军很杂，但都穿同样的国民革命军军服，没有明显的识别很容易被误伤。

    周恩来还特意叮嘱：“今天晚上，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你们随时听号令行动，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白毛巾、右臂扎红布、电筒上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7月31日午夜过后，南昌城内响起零星的枪声，城内敌人有所察觉。

    不久，城内几个重要据点周围，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暴动开始了！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在8月1日拂晓之前，南昌城内的敌人被完全解决。

    城内敌军的士气并不怎么高，因为很多士兵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

    当时最容易导致军心涣散的莫过于拖欠军饷，而军阀部队中最习以为常的就是军官克扣军饷。暴动中被抓获的俘虏中，有位连长在大腿和腰间捆满了钞票，胳膊上还串了一对金手镯，正准备开溜，怎么能指望这样的军官指挥带兵打仗呢？

    南昌城内老百姓处变不惊，他们对夜半枪声并不陌生。年初的时候，朱培德第三军的士兵在南昌城内因年关薪饷没有发足，就曾发生过鼓噪哗变。

    至于那位告密者赵福生的结局不怎么美妙。“文革”中出版的一部有关著作中，简单地交代了一句：“暴动胜利之后，在滇军（第三军）的俘虏群中发现了赵福生，他受到了革命纪律的严厉惩罚。”

    赵福生的告密，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因为滇军两位主力团团长都不在指挥位置。

    ·3·

    滇军的两位团长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被人请去吃饭、打牌了。

    请客的人叫朱德，是滇军的一位老资格，官拜少将军衔。朱德原籍四川，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有资料称，朱德为了报考云南讲武堂改过自己的籍贯，毕业后一直在滇军系统供职。

    朱德加入共产党后，先是被派去在川军杨森部当党代表，属于政工干部。因为在杨森手下不好开展工作，又通过老乡与袍泽的关系把他派到南昌，做滇军第九军教育团的团长。南昌暴动之前，教育团大部分被遣散，剩下约有一个连的兵力。

    朱德既不是南昌暴动的前委委员，也不在拟定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之内。但朱德与前委领导来往密切，他在南昌花园角二号的寓所成了他们落脚的好地方。周恩来、任弼时等人都去过，朱德总是热情招待，亲手做菜，还买了炼奶饼干给客人吃，这可是当时比较时髦的食品。周恩来在南昌系马桩的临时住处，也是朱德让自己的贴身卫士给找的。

    前委给朱德的任务是做滇军的工作。朱德手下虽没多少兵，但在滇军中资格老，影响大。因此，朱德总是有意识地接近滇军实力派将领，一起吃饭、打麻将，起到穿针引线、密通情报的作用。

    驻扎在南昌老贡院的滇军二十三团，团长名叫卢泽民，驻扎在大教场营房的二十四团，团长名叫萧日文。萧日文留着一脸大胡子，外号“萧胡子”；卢泽民则没有什么特殊的体貌特征。

    7月31日，正好是星期天。

    这一天的大清早，朱德叫贴身卫士刘刚擦拭好武器，并交给他一件新奇的东西——形状像驳壳枪一样的武器，名字叫“电刀”。展开之后外形很像步枪刺刀，刀柄内有弹簧，能曲能伸，类似于现在的弹簧刀。朱德告诉他的卫士这把“电刀”的厉害，伤及敌人的皮肤即死。

    刘刚随身携带了这把“电刀”，他感觉到今天可能有大事发生。

    中午，朱德请卢、萧二位团长及两位副团长到嘉宾楼吃饭，这是当时南昌城内有名的饭庄之一，烹调的鱼翅宴远近闻名。朱德提前叫手下定了一桌鱼翅宴，为了活跃气氛，朱德还特地在堂子里找了四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佐酒。卢、萧等四人不疑有诈，欣然前来。

    这顿饭一吃就是两个多小时。朱德酒量有限，暗中嘱咐卫士将自己酒壶中的烈酒换成了白开水，自然是狂饮不醉，四位陪酒的姑娘也格外卖力。酒饭用过之后，几个人还觉得余兴未尽，相约到南昌市大士院三十二号打麻将消遣。

    大士院三十二号乃是南昌著名的烟花柳巷之所，几位客人去的途中，朱德悄悄地去了一趟不远处的圣公会——这里是贺龙的军部，也是暴动的指挥部，前后不过一二十分钟，客人并没有在意。回来的时候，又去了一趟江西省建设厅长李尚庸家，李尚庸与朱德私交甚厚，当时并不在家。朱德将一个装着东西的文件包交给了李夫人，这才来到大士院三十二号的妓院中。

    此时客人在麻将桌上激战正酣，对路上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妓院老鸨也是极力奉承，端出了细致的茶点，派出了头牌姑娘琼花带着几位花枝招展的妓女前来伺候。朱德也加入了战团，并悄悄叮嘱卫士黄昏时候要制止外来一切客人进入这里。如果有人要找客人，只说他们要玩一个通宵，明天早晨才能回去；特别是来找卢、萧二位团长的人，就推说他们已经回去了。

    朱德又打发卢、萧等人的贴身卫士去别的地方找乐子，今天几位团长就留在这里过夜，明天一早再来接人。不用熬夜伺候差事又有钱花，卫士们当然喜笑颜开地接过了钱，告辞去了。朱德又暗嘱刘刚速去叫人，晚上9点之前来务必增加这里的人手，见机行事，移去卢、萧等人防身的武器。

    晚上9时左右，有人悄悄送来了一张小纸条，上边写了四个字“山河统一”，这四个字，就是南昌暴动的口令。

    8月1日的零点过后，在牌桌上鏖战的客人突然被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围住并带走。没有人作更多的解释，客人脸上写满了惊骇与狐疑。两位团长更愿意相信这一切与朱德无关，朱德为人忠厚，绝非出卖朋友的人。而朱德也没有必要正气凛然地向两位团长宣布什么，因为大戏刚刚拉开幕，朱德还有重要的戏要演。

    南昌城内的枪声骤然响了起来，朱德等人离开妓院去了李家取回了公文皮包，但并没有去南昌大旅社或者圣公会——这两处是暴动指挥中枢；也没去军官教育团，而是准备回自己家中。

    这一天是农历的七月初四，天空中并没有多少月光，黑暗中满街都是枪声和口令声，“山河统一”这四个字被各式各样的口音传递着。

    朱德等人来到南昌皇殿侧一带时，突然遇到一排武装的士兵，虽然答对了口令，但他们还是被拦截下来。他们的手电筒没有贴“红十字”，脖子上也没有缠白毛巾，更没有通行证和袖章（地位比较高的人都有），因此三人的枪都被警惕性极高的士兵收缴。

    庆幸的是，巡逻士兵比较谨慎，没有贸然开枪。

    反复交涉是没用的，铁军的巡逻兵只认标志不认人。朱德只好命卫士交出武器，并安慰血气方刚的卫兵：“不要紧，把武器交给他们只是暂时保管。”细心的朱德在交出武器的同时，要求查看一下对方的符号和部队番号、姓名，并登记下了自己枪支的号码、弹药数量和种类，以便日后讨要。巡逻的战士也没有为难朱德，一一作了登记，然后放行。

    朱德的驳壳枪成了“战利品”，被送往暴动指挥部。

    ·4·

    东方的天际已透露曙光，南昌街头的枪声逐渐止息。

    8月1日上午6时许，朱德带着两名卫士离开了花园角二号，步行来到老贡院内。

    这里已经为暴动部队控制，但朱德进入贡院时并没有受到阻拦。

    但很快情况起了变化，守门岗哨态度不久变得强硬起来。朱德的卫士刘刚想到夜里巡逻部队不友好的态度，生怕朱德有什么差池，赶紧跑去系马桩找周恩来。没见到周恩来，却遇到了任弼时。任弼时把自己胳膊上戴的纠察袖章摘了下来交给刘刚，要他用这个袖章联络朱德。袖章果然管用，刘刚不仅进出贡院畅行无阻，而且其他地方也都一路绿灯。

    在贡院内一间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刘刚找到了朱德。屋外有岗哨把守，廊柱上还捆着垂头丧气的两位团副。屋内朱德与卢、萧二位团长都没有捆绑，三人正在说话。

    朱德看见刘刚，马上对他的袖章（指纠察证）发生了兴趣，忙问袖章的来历，刘刚撒了个谎，回答说“是外边拾来的”。朱德笑了笑并未深究，这玩意儿非同小可，哪里能随便捡？

    屋内三个人说了半晌话，水也没得喝，饭也没得吃，想必已经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了。刘刚弄来开水和面包点心交给朱德，三个人吃了，朱德又分了一些水和面包给屋外被绑着的两位副团长。

    吃过饭以后，大家的精神好了许多。朱德把一封信交给刘刚，让他送到圣公会面交贺龙，信封上画了三个粗粗的“+”号，表示十万火急。卢、萧和两位团副也托刘刚去各自的家中报一声平安。

    贺龙看罢朱德的信，在信皮写上了收到时间，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让刘刚交给朱德。返回途中经过卢团长家的时候，团长太太和另外几位青年妇女正在相拥而泣，为自己的丈夫担心。刘刚告诉她们，她们的丈夫都还平安，家眷们这才放心。

    朱德与两位团长谈话以及写给贺龙的信，具体内容都已经无从可考。但暴动当日的黄昏时分，朱德从指挥部领回一纸任命状——任命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又取回了驳壳枪和一箱银元。那是准备开拔用的川资，前委已经决定让朱德打前站。

    8月2日，第九军指挥部临时组成，军长韦杵并没有到职，副军长朱德成了最高指挥员。

    第九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只有几百人作为南下的前哨部队。卢泽民则被委任为九军军部副官处长，随军出发。但他并没有坚持到底，在浒湾转向崇仁途中脱离了部队，再也没有回来。

    第九军的番号并没有维持多久，便被撤编了。

    朱德是以什么形式参加的南昌暴动，历来说法不一。陈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讲话中透露，“起义的时候，甚至把朱德的教导团（应为教育团）都缴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己人。”这说明教育团在暴动之前是被列入“解决”目标的。双方一交火，教育团吹起了“欢迎号”，才明白是自己人。参谋长刘伯承绘制的《参加南昌暴动兵力概要表》中，并没有列入朱德的部队。朱德做滇军的工作，暴动后收编滇军杨如轩部，结果仅收编数十人，应该说并不是很成功。

    朱德的对南昌暴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河坝分兵之后。

    是信念、人品和经验，使老同志朱德成了军队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

    ·5·

    南昌暴动，贺龙和叶挺两部兵力占尽优势，且是突然发作，取胜毫无悬念。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中，还有两支部队没有赶上城内的战斗。等他们到达南昌城的时候，暴动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支是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另一支是第十一军第十师。

    第二十五师有三个团，分别是第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七十三团全团为共产党所控制，团长周士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当过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后任队长）。铁甲车队后来并入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又扩编为七十三和七十五两个团，其中七十三团是叶挺独立团的基干部分。七十五团团长李江不是共产党员，但其下的三个营为共产党所控制。而第七十四团，共产党只控制了一个重机枪连。

    直到暴动的这一天早上，驻马回岭的周士第仍然没有得到一点关于南昌暴动的消息。他的顶头上司——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却要请他去师部一趟。师部在九江以南黄老门车站西端的黄老门村，两者距离十余里，骑马很快就到。

    李汉魂对周士第作了最后的劝说，大意是说总指挥张发奎很欣赏你，并打算重用你，希望你能跟张发奎走。周士第则向李汉魂讲了共产党的种种好处。此时一列火车由南昌方向开到黄老门车站，周士第借故来到车站，得知南昌已经动手，于是连忙快马加鞭奔回团部。

    这时，聂荣臻已代替他到团部主持暴动，决定利用中午睡午觉的时候，以打野外为名将部队拉出驻地，直奔南昌。

    到中午还有些时间，周士第命团部军需官周廷恩去师部军需处，领取全团8月份的军饷。国民革命军通常都在每月月底发下一个月的军饷，暴动时间定在8月1日，恰好不耽误领取军饷。

    军需官领回了钱，并在出发前顺利赶回部队。

    8月1日中午过后，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的三个营、第七十四团重机枪连在马回岭拔营起寨，向南昌开拔。张发奎没有料到二十五师有这么多人投奔了共产党，于是带着卫队营，与师长李汉魂一起从九江乘专列火车向南昌方向赶来，试图劝说部队回去。

    张发奎的专列到达德安火车站之前，终于追上了负责断后的第七十三团。

    聂荣臻和周士第命令士兵对空鸣枪，吓退了张发奎和李汉魂。两人跳车，无功而返。张发奎的卫队营则在德安车站被共产党缴了械。整个缴枪过程并未发生战斗，双方都彼此熟悉。

    不久，张发奎派了一位参谋来到德安，带着他的一封亲笔信，要求把遗留在专列上的望远镜和第二方面军军旗——大红绸布上面缀着金黄色的穗子——归还给他，也得到了满足。

    第十师蔡廷锴加入暴动，纯粹是冲着叶挺的面子。

    蔡、叶私交甚厚，两人对唐生智的东征都不感兴趣，在九江曾经密议一起南下广东。叶挺对蔡廷锴说：“即使我们攻下南京，亦属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确无意义。而且唐生智的革命性比蒋介石相差更远，不如我军回粤休养为高。”蔡廷锴十分赞同叶挺回广东的意见。

    张发奎召集庐山会议，叶挺和贺龙没有去，蔡廷锴去了。会上汪精卫与大家谈了话，进行了一番笼络。蔡廷锴在庐山住了两天后回到九江，按照与叶挺商定的“共同回粤”的计划，他率第十师师部直属队由火车输送前往南昌。

    当火车抵达乐化车站的时候，蔡廷锴遇到了麻烦：驻守在该车站的贺龙所部荷枪实弹，向北方放出了警戒，如临大敌，拦住蔡廷锴不让通过。后来才知道，蔡廷锴的第二十八团在南昌与贺龙的手下发生了摩擦。蔡廷锴的部下抢了贺龙军部的马匹，并杀了贺部一名军官和一名学兵。这件事让贺龙很恼火，依照他的脾气，暴动的时候连蔡廷锴也一并解决掉。

    贺龙约了叶挺，商量如何处置第十师。叶挺认为有把握争取蔡廷锴参加暴动，第十师中有一个团已经被共产党掌握。他劝贺龙忍下来，从暴动大局考虑，前委也认可叶挺对蔡廷锴的处置。

    蔡廷锴被拦在了乐化，亲自交涉，卫兵的答复很干脆：自己是奉命行事，任何军队无叶挺、贺龙的命令不准通过。如果想去南昌，须要有叶挺、贺龙的通知。

    蔡廷锴见此情形，本想返回九江，但转念又一想，自己若不去南昌，已经先到南昌的部队难免群龙无首，再说自己答应叶挺一起回广东，不好失信。于是用车站的电话要通了叶挺，报告了情况。经过叶挺疏通，蔡廷锴终于到了南昌。

    蔡廷锴来到南昌之后，立即修书一封送给贺龙和叶挺处请示工作，措词非常恭顺谦卑。贺龙因暴动顺利心情不错，当即请蔡廷锴到军部面谈，请叶挺来作陪。蔡廷锴除了表示拥护暴动、服从叶贺的指挥之外，尤其对自己手下夺马伤人的事向贺龙再三赔罪，并当场令手下退还马匹。

    叶挺在旁边也替蔡廷锴说合，贺龙答应不再跟蔡廷锴计较。事后才知道，蔡廷锴采取的是虚与委蛇的权宜之计，抢去的马匹也没有如数归还，其中最好的二十匹好马自己留下不退，并寻机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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